孔庆东

法广 | 思潮与政见: 关闭网络评论于法于理何据?

实际上,此段时间内,中国政治怪异、网络异动,绝非谣言可以概括。网上“六四事件”、“赵紫阳”等词汇一度解禁有据可查;中国左派网站及人员对薄熙来处理有不同声音,如孔庆东表示解除薄熙来职务是反革命政变等也证据确凿。而同时,所谓网上谣言,更多的是由于中共对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处理的信息不明的而引发的猜测、分析和评论。 民众知情权 深究这类言论,众多的是以薄熙来事件为观察点,分析中国社会发展与政权走向,观察中共高层权斗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而非所谓谣言。在中共黑箱作业的大框架下,薄熙来以“唱红打黑”为口号,推行新式借贷福利政策打造所谓“重庆模式”,显然同中共主流政纲存在区别。薄熙来在中共党内是否有支持者?他的重庆模式是应该由于他的解职而被放弃,还是仍然有着可资借鉴之处?此段时间,不仅身为中国政治局常委之一的周永康成为传言中心人物,中国军队高层领导也不同寻常地集体亮相,发出明确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信息。是何原因使得中国政坛如此诡异?为什么在此时中国军队需要发出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声音?中共内部权力争斗真地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吗?对上述所有这些问题,不仅中国民众,世界舆论都应该具有知情权。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的政局是否稳定,不仅影响到中国人本身的切身利益,也关乎世界大局的发展。然而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公布任何可以消除外界及中国国内民众疑虑的信息,也没有如中国官方舆论所期待的提供更多表达诉求的渠道,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抓捕网上谣言者,关闭网站,禁闭评论。这种以封锁传播渠道来铲除谣言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甚至官方评论也呼吁须从提供表达渠道来疏解谣言。如《光明日报》即表示,打击网络谣言,应该从更深远的角度着眼,提供更多表达诉求的途径,为网上焦躁情绪提供现实出口。” 管制表达重中之重 没有有说服力的辟谣,谣言很可能就是真实。信息没有正常的流通的渠道,谣言就会取而代之。钳制言论,封锁网络、扼杀表达自由是专制的惯例,中国政府对此驾轻就熟。以堵塞舆论渠道来遏制谣言,也可算是旧瓶新酒。中国历次路线斗争均采取黑箱作业处理,社会大众事先并不知情,事后会通过政治学习之类思想改造运动统一认识。虽然本质上由国家暴力机器强制服从,但形式上仍然有一套意识形态理念可以自圆其说。 今天的中国官方舆论以利益作为诱惑,意识形态已无立足之地。三十多年的社会演变,中国民智已开,思想禁锢已无可能,于是管制表达渠道成为重中之重。网络尤其是微博系统开通之后,一个鲜活的公民社会跃然网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微博的迅速发展,网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据称仅仅新浪微博已有注册用户3亿人以上。面对这一巨大的数字,中国的网友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然而,实际情况是,一有风吹草动,无论人数多么庞大,网络开通或者关闭予取予夺;关闭评论也好,禁止转发也罢,弹指挥间随心所欲。谣言故不应该鼓励,关闭网络于法于理何据? 2010年新疆事发,区域网关闭近一年,也许,新疆无非是边陲一隅。然而,这一次则是在中央天朝,对数亿网民的牛刀小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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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乌有之乡”分崩

“乌有之乡”组织年轻人编排话剧。——本报记者 宋阳标 摄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巫秋君 李活妙 发自北京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 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 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 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 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 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 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 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 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 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 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 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 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 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 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 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 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 (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相关日志 2012/04/01 —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03/28 — 《求是》资深媒体人士解密:司马南、孔庆东等为何力挺薄熙来 2012/03/24 — 王思想: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2012/03/24 — 重庆与新左派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推广重庆模式”课题上化了100万? 2012/03/23 — 李乾:自由派的忧虑与极左派的密谋–一个老红卫兵眼里的左派右派 2012/03/19 — “乌有之乡”网站之前世今生 2012/03/18 — 红色文化:制造者最后让自己无路可走 2012/03/16 — 传左派号召“重庆白万市民散步活动,声援薄西熙来书记” 2012/03/16 — 司马南被封杀 讲座取消节目查封 2012/03/16 — 明报:薄熙来去职 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无法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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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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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海伍德死前透露其失宠于薄熙来妻子

华尔街日报31日刊登题为“Inside Elite Chinese Circle, Brit Came to Fear for His Life”的文章,详细披露了海伍德之死和薄熙来的关系。以下是摘要翻译,如有出入,以英文原文为准:   在敏感时期死于中国的英国人海伍德曾告诉朋友,他失宠于中共领导人薄熙来的妻子后,对自己的安全担心。海伍德属于薄熙来内部小圈子的成员。   海伍德在11月死亡之前几个月对和谷开来的关系恶化表示担忧,谷开来相信家庭小圈子中的某人背叛了他们。   有人引述海伍德的话, 谷开来复杂处理薄家的商业事务,变得越来越怪异,甚至要求海伍德和中国的妻子离婚,并发誓效忠薄家。   王立军在美领馆披露,他曾告诉薄熙来,他相信海伍德是被毒死的。这个谈话引发了薄熙来的倒台。王立军还透露海伍德卷入了和薄熙来妻子的商业纠纷。   海伍德去年11月在重庆酒店死亡,警方没做尸检就火化了,死亡原因是“饮酒过量”,但熟悉海伍德的朋友称海伍德不喝酒。有人称,他中国的妻子和2个孩子仍在中国,应该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力。   更奇怪的是,海伍德在英国的家人最近宣称,海伍德死于心脏病。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海伍德的家人没提出要调查死因,但英国政府却坚持调查?   由前英国情报人员成立的Hakluyt & Co.公司的发言人称,海伍德为该公司做兼职工作。   海伍德的数名朋友称他是薄家的“中间人”,从大连时就开始建立关系。有人称海伍德通过他中国的妻子建立了关系,也有人说是海伍德自己建立的这个关系。   海伍德和薄家的关系因为安排薄瓜瓜到哈罗大学读书而更密切,据信海伍德也毕业于此校,但哈罗大学拒绝对此评论。   海伍德对朋友透露,自从谷开来面临腐败的调查,她变得越来越多疑。谷开来要求小圈子的人和他们的配偶离婚,并发誓效忠薄家。海伍德的朋友们不清楚他为什么没断绝和薄家的联系并离开中国,有人称,海伍德很想恢复和薄熙来的有利可图的一个安排。 相关日志 2012/03/31 — 赵本山资产曝光:身家十亿 产业三十亿 2012/03/31 — 消息称大连实德遭中纪委调查 董事长徐明被控制 2012/03/30 — 传薄瓜瓜仍在哈佛正常上课 2012/03/29 — 王立军案的新变数 2012/03/28 — 译者:外媒关于薄熙来家族的追踪报道和评论 2012/03/28 — BBC:英媒深挖薄熙来家同英籍友人的关系 2012/03/27 — 薄瓜瓜英籍管家曾为英情报公司工作 2012/03/26 — 路透社深度报道:薄熙来下台细节 大戏尚未结束! 2012/03/26 — 港媒:孔庆东被拘5天自爆因收100万 薄花钱窃听政敌 2012/03/26 — 法广记者曹国星:重庆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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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他们和司马南孔庆东

   本报记者 梁为、宋阳标、徐伟 发自北京、广州    时代周报第174期   约访司马南很难,从联系到做成,历时4个月。   孔庆东更难,他几乎从不接受采访。   杨帆则爽快地答应了。   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平邦一听说是南方的媒体,当即予以拒绝,就像之前的方舟子。   对于南方的媒体,他们似乎都有着一份天然的警惕。他们担心,那些“颂扬市场经济的自由派媒体”会假采访之名,歪曲己见,行打击之实。尤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派论战激烈”的情况下,尤其在中国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经常被舆论用来比拟20年前邓小平南巡所处的历史节点。   但正如司马南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所说,“我与‘南方’很多人在观念、政见上有分歧,但不应由此妨碍两者间的交流,你们也可以出现在我所主持的节目上。“    “我左右都不逢源”   2月6日,王立军闯美领馆一个月后,温家宝在“两会”答记者问中说,“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而后,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紧接着,“乌有之乡”“西奴网”等网站暂停运营,进行“后台维护”。   此时,国内互联网上响起一片调侃之声,“没有了他们的声音,还真不习惯”,“我们是不是也该为他们争取言论自由?”   对此,对方未像此前那样给予激烈回应,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静默。   悲哀之余,他们觉得不为时人所理解。   2011年4月,司马南与孔庆东一同出现在一个视频节目中。在他们面前的桌面上,摆着一本由司马南撰写的由经济科技出版社刚出版不久的《民主胡同40条》。民主,正是这一期节目中他们所要谈论的中心话题。   正如每个人所料到的那样,他们批判美国式民主,认为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某一种民主模式,中国必须找到适合于自身的民主模式……”   在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中,司马南说:“中国社会如此之复杂,用幼儿园大班好人坏人的‘二分法’来格式化思想界现状,你不觉得失之于肤浅、简单、片面吗?我这个人啊,右眼看我左,左眼看我右,我左右都不逢源。”    司马南与孔庆东   1989年之后,《中国商报》主任记者司马南开始“对政治哲学产生了兴趣,经常通宵达旦地阅读,思考,写作”。此前,这位东北汉子在哈尔滨商业大学毕业后,曾任国家商业部教育司公务员,浙江工商大学语文教师。这时,33岁的“记者司马南”尚未发表什么政治言论。   而在这之前的10多年中,他学会了“特异功能”“气功”。他心想,既然我是假的,谁是真的?他开始用他学会的那些“技术”去打假。   于是,从1990-2006年,他利用各种报告会,主持科普节目,现身说法,剑指“神功”。1998年,在终南山上,他被“神医”胡万林及其手下毒打并非法拘禁;次年,在河南商丘再次遭胡万林党羽围殴,但“最后终于把胡万林押上了审讯台”。正是如此,经国内几十家媒体所报道后,司马南被赠予“打假斗士”称号。当时的《南方周末》也对他进行跟踪报道,刊文《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并连载他《神功内幕》一书。   司马南遂成为名噪一时的“打假斗士”,与《南方周末》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此时,他未来的朋友孔庆东,则在北大师从钱理群攻读硕士学位。   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孔庆东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可“我看不起只会埋头学习的书呆子,但是要比读书考试这件事,我还真是天下无敌。和第二名的分差,不叫距离,叫天堑”,体育也是满分,“俯卧撑能做100个”。   1989年,孔庆东成为“研究生院自治会主席”,并因此受牵连,被剥夺了继续读博士的资格,“下放”到首都师大附中任语文教师。   在首都师大附中,高中生许知远成了他的学生。许知远被这位“不循规蹈矩,才气非凡”的孔老师所吸引。   3年后,孔庆东重回北大,攻读博士。而许知远也在1995年考上北大,师生情得以再续。在今天,许知远回忆说,“从中文系所在的静园四院走到学五食堂那一路,傍晚的时候,学生下课,路上都是人。我跟他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感觉像在追随什么东西”。   在他眼里,这个时候的孔庆东,有着非凡的魅力。   但是,许知远与孔庆东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许知远无法接受“孔庆东思想逐渐左倾,并支持文革”。   关于对“文革”的态度,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作为一个发达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正面的东西。后来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得知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文革是全盘否定的,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文革中的那些坏事,应该用理性的学术态度去研究,找到其产生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后再次发生。”   博士毕业后,孔庆东留北大任教。    在他们的言论阵地上   2003年下半年,范景刚与韩德强等人筹划成立乌有之乡网站,并经营乌有之乡实体书店。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参与了“乌有之乡”成立后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自称为“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初将网站定性“在民主法制轨道上的”。   “乌有之乡”从2006年后开始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其后便与“四月青年网”等红色网站言论阵地。   在今天,由司马南与孔庆东所撰写的言论文章与视频,大多都能在这些网站上找到。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司马南开始撰写文章批评《南方周末》。第一篇文章为《冷看 裸体冲锋》。   关于此文,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我在2008年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一夜未眠,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   “2008年,《南方周末》发表了若干篇评论,谈到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向普世价值看齐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也要看齐普世价值,它把汶川地震救灾行为说成是践行普世价值,说成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兑现关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于是,我写了致《南方周末》的公开信,我写了抗震救灾不涉及到普世价值,我写了几十篇针对普世价值这样一个学术问题的探讨的文章,我也发表了《叩问普世价值》这样的演讲。”   从此,“打假斗士”司马南涉足政治评论领域,并逐渐成为“某派思想阵地的领军人物”。   关于毛泽东思想,关于朝鲜模式,他“开始有计划地撰写文章”,并将其汇集成《民主胡同40条》。   对于“普世价值”,司马南认为,无论东方、西方,都没有一种价值主张能”普世”,而中国,应该争取普世价值的定义权、解释权。   而此时正在研究武侠、鲁迅与老舍的孔庆东,开始出现在CCTV百家讲坛上,笑谈金庸与武侠;还写起了博客,自称孔和尚。   此后的“北大醉侠”频频接受媒体访问,发表各种言论。   他抛出“记者害国论”,言现在的媒体“歪曲报道现在铺天盖地”“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   关于此,他对时代周报说:“媒体要生存、要赚钱、甚至要一定程度上讨好权贵,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底线在哪里?20年以前,记者是一个光荣的称呼,是正义的化身。今天的记者是什么形象?每一位新闻工作者,认真地想一想吧。”   他赞颂“朝鲜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政权”。并在2010年9月与“乌有之乡”张宏良等人亲往访问朝鲜,他们瞻仰朝中友谊塔、吃石锅拌饭、唱卡拉OK,参观金日成综合大学。   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回应社会热点话题。他评点药家鑫“就是长着一副杀人犯的面孔,中国很多人不对他人生命安全尊重,只考虑个人权益”;还有,他评点“梨花教母案”,他批评郭敬明抄袭门,均有言辞犀利的批评。    打韩寒是为打公知   2012年2月20日,司马南与方舟子并肩出现在湖北卫视一套脱口秀节目《中国范儿》中。这期的主角是方舟子,而讨论的事件则是“方舟子打假韩寒代笔门”。   当节目进行到第4分钟时,司马南忽然说:“我周围总有人跟我嘀咕,你的朋友方舟子太偏执,韩寒这件事值得那么较劲吗?我就跟他们说,方舟子哪是跟韩寒这个小孩在较劲呀,方舟子是和韩寒身后那帮大人,那帮公知们过不去,因为那帮人把一个小孩包装成了一个神话的男主角,所以方舟子不过是说了句实话。”   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司马南说:“韩寒又扮演成了意见领袖,他用尖端刻薄的语言来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调侃,在网上引来了一片支持声,再后来,韩寒成为美国《时代周刊》排名第二的世界一百个重要人物之一,这个事情已经搞笑到了不能再搞笑的地步了。方舟子出来后,韩寒背后扮演枪手的人会感到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还是那些包装韩寒、参与制造韩寒神话、并凭借着这点参与和制造分享韩寒在互联网时代光环的那样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如此,让人隐约看到一条逻辑链。   打韩寒,是为了打公知。而方舟子说,这么多年来,你们看韩寒出现在南方报系刊物封面的次数有多少次?正是南方报系参与了制造韩寒这个神话,给他套上光环。   对于被称之为“天下之公器”的媒体,司马南说:“我批判那些总是把社会问题指向根本制度的媒体,那些试图撬动底下最后一块积木的人。”   对于“三骂”,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说:“我其实并没有在电话上骂那个记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平时哪里骂过人?那个记者后来也证实了。我是放下电话后,在微博上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其实就是一篇第一人称的‘微小说’,目的就是看看媒体和社会如何反应。结果不出所料,中国媒体的毫无理性暴露无遗。”   3月28日,曹林华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孔庆东的确在电话中骂了他,但只骂了孔在微博上所描述的“三妈”排比句中的第一句。    司马南们的2012   2011年与2012年之交,台湾“大选”之际,曾经和孔庆东亦师亦友的一知名作家离开中国,并在网上发布一封《与孔庆东绝交书》。在这封绝交书中,这名作家详述说他与孔相识、相交到交恶的经过,并以刻薄的语气讥讽了孔的出身。   而司马南,在2012年1月20日晚在华盛顿国际机场,被滚梯与悬墙间未设任何防护的夹角突然卡住头颈,受伤入院。这一则消息在微博上传出后,遭到了疯狂的转发与评论。它既成了某些人春节期间的“娱乐节目”,也成了某种阴谋论肇始,有人说,身为反美斗士,为什么司马南去美国过春节,为什么司马南把孩子送去美国念书,司马南是不是用了某地赞助款送小孩去美国念书?   对这些质疑,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说:“首先是我的小孩在不在美国读书,这涉及到我个人的隐私问题,我从来不谈我自己的孩子在哪里,我从来不谈我的家人现在具体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因为我有权利不讲。原因是我过去得罪了一些江湖上的骗子,多次遭到他们威胁、报复;现在我的罪了一些政治上的敌人,他们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理论上无法驳倒司马南,就危害司马南的家人,这是非常卑劣的行径,我不会给他们提供口实,所以司马南到底有没有小孩、有几个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哪里读书,这样的信息我不作任何回应。”   这些,便是司马南、孔庆东和他的朋友们在刚刚开局的2012年的遭遇。在中国网络社会中,关于他们的新闻,甚至带上全民娱乐性质。    三月的北京   三月底的北京街头,有的人已经穿上了单衣,有的人还穿着羽绒服,大家互相穿过,平静而从容。时局之变幻,犹如三月底的天气,因每人的身体素质和感知能力,对自己所穿之衣,都有自己的判断。   司马南的书房在北京二环边南锣鼓巷。书房进门有一面足有两米直径的大鼓,颇有衙门的气势,每有客人到时,他都会敲一通“咚咚”的鼓声。   在采访中,司马南谈到自己的生活,说他正在筹拍一部纪录片,正在写一本关于六祖慧能的书,说他在北京的书房有很多书,欢迎大家去做客。   而孔庆东则在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邮件中说:“光明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灵魂。正如贝多芬聋了,也能听见最雄壮的交响乐一样。风雨如磐的时刻,曙光,已经熹微在东方了。”   文辞优美的回答,与他在公众面前所展示的形象有强烈反差。我们希望,这些并非幻象。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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