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作者： 郭宇宽  |  评论(2)  | 标签: 什么人会得癌症 斯人斯疾——哀悼高华 蔡定剑老师 郭宇宽 高华老师的去世，一直是我心里很沉重的负担，我甚至都没能在他弥留之际去看望他。还有这之前蔡定剑老师的去世，也让我一直不能释怀。这两位老师与我相知相识多年，都与我有很好的交情，是我亦师亦友的前辈，而我却没能在他们最后的时光亲自去看望。并不是古人讲的“多病故人疏”，或许是我自己有心理阴影，因为我大学里最好的同学和兄弟就是因为癌症去世的，最近一个远房亲戚又很年轻得了癌症，或许是我觉得一个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许需要一个人独自去面对。甚至我觉得，如果我在他们最后的时候到现场去的话，我甚至都不知道要跟他们说什么好，因为我觉得以这两位老师的性格，恐怕不会希望展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成为别人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像孔子去看他也许也是得了当年的医学知识还诊断不出是什么癌的学生，也是难过的不得了但不知道说什么好，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两位老师虽已故去，不知道用词语表达好，但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停止怀念与两位老师相交相识的时光。 前些日子我与一位体制内地位非常高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说他最近观察到身边有很多四五十岁的男性朋友都得了癌症，学界政界都有。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诱发癌症的病因有很多，饮食、辐射之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但据他的观察，有两种人不会得癌症，一种是头脑特别单纯的好人，像倪萍、邓亚萍这样的人，心地非常善良，有点像傻大姐一样的感觉。这些人心情极度阳光，好像对社会上的邪恶完全无视，或是看到了却没有感知的能力。第二种是那种坏透了的人，坏到底了，也不会得癌症。 他这样说完以后，我说我可以再加上第三种人，就是他不见得有多坏，而是有一种天然的本能，使他能够在内心说服自己他所做的事情全都是理直气壮的。比如像孔庆东，作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却整天说些不靠谱的话，一点都不负责任。这些人从来不跟人进行公开辩论，实际上是屏蔽了所有外界对自己的指责以及自身内在逻辑的不自洽，永远活在粉丝们的簇拥中。这些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足够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让自己认为自己做的事是正当的。这些人也不会得癌症。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得癌症呢？以这位前辈的观察，得癌症的都是一些不得不“入世”但又内心充满挣扎的人，也就是良知未泯却又处处碰壁的人。他这么一说，我就立刻想到了高华老师和蔡定剑老师。 曾经有人对我说，你觉得蔡定剑会不会是一个有政府背景的人呢？我说绝对不会。许多人都是从蔡定剑老师的文章著作中了解他，而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却使我对蔡老师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亲近。 有一次我与蔡老师做完一期节目一起飞回北京。下了飞机以后，我们在北京机场排队等出租车。在排队的过程中，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从栏杆下钻过去插队。我忍不住批评他说，哥们儿你也太不讲规矩了，大家都在排队等车，你怎么好意思插队呢？蔡老师看到后也过去批评他，而周围的人都沉默不语，装没看见。这个青年人受到我们的批评后，面子上也好像挂不住，但就是不认错，反而把脑袋掉向另一边，装作听不见，继续赖着不走。蔡老师本来想让他认个错也就过去了，结果这个青年人的态度刺激了蔡老师，于是蔡老师就凑到他前面去，指着他的鼻子批评他。结果这个年青年人又把脸掉向另一边，还是不理不睬的态度。这一下蔡老师更生气了，气得身子都发抖了。我看到蔡老师情绪这么激动，就过去拦住他打圆场，说这人这么没教养，咱就别理他了。我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 结果坐上出租车之后，我发现蔡老师真是气得不轻，到了车上之后手还在发抖，而且一直跟我讲说中国搞不好就是因为这种人太多了，一点都不守规矩，脸皮还这么厚。从机场出来的半个多小时里，蔡老师的情绪一直都没有平复。 之后我回想起这件事来，才理解了蔡老师的痛苦与无奈。蔡老师将一生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宪政上。宪政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地讲，就是社会上无论有权力的人还是没权力的人都要讲规矩，都要守契约。蔡老师面对一个插队的人，既生气又感到无能为力，规则在中国真是一分钱都不值。可想而知，当蔡老师进行更宏大的中国宪政的研究时，一方面对中国宪政之路孜孜以求，而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中国残酷的现实。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对蔡老师是一种何等的煎熬！ 刚去世的高华老师是我的南京老乡。他在南京的住宅是南京大学分给他的，与我外公外婆在龙江阳光广场的住宅只隔了一栋楼。我每次回南京，都要到他家去拜访一下。高华老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文革史，在其经典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他要把事情讲清楚的愿力。高老师不止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告诉我，现在有些人完全罔顾事实，令他非常气愤。比如中国59年到61年的大饥荒饿死许多人，这是国际范围内所有研究历史的人都应该有基本共识的一个历史事实，而有些人竟然睁眼说瞎话，对这个事实进行歪曲，反而将严谨的历史研究成为诽谤造谣。有一次高华老师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叫秋石客的人。我说我听说过此人，但基本不怎么关注。高华老师非常认真地说，这个人的言论实在是太恶毒了，心理非常阴暗。于是我后来看了一下这个人的言论，发现的确是不靠谱，将一些枝节问题拿来意图颠倒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后来很多次，高华老师都跟我提起这个人，言语中多有气愤之意。 对我来说，秋石客这些不靠谱的言论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高华老师这样严谨的历史学者来说，不会伤他一根汗毛，就会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伤害。如果一个人就可以让高华老师产生这么大的情绪上的波澜，可想而知，每当他看到乌有之乡上有人像歌里唱的那样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或者否定大饥荒的存在，或者赞颂毛主席就是伟大的时候，他的内心该是多么苦闷。 我并非说这种精神的苦闷一定导致癌症，但在我看来，文革中有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莫名其妙地得了癌症，这背后一定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从计算机专业的角度来讲，癌症就是一个人的运转程序进入了死循环，死机了，因此身体机能全部紊乱了。所以我非常能理解彭德怀将军为什么会得癌症，因为他明明是对的，然而却跟周围所有人都讲不通，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和受阻，完全可能将一个人逼入“死机”的状态，他不得癌症才怪呢。 而对于高华、蔡定剑这样执着而敏感的学者，当他们这种求真的、固执的、坚持的精神，与这个社会整体的氛围进行碰撞的时候，不仅要以强者的姿态独自承受内心所受的创伤，更要承受这些碰撞所带来的长期的紧张和压抑。这种撕裂的甚至是拧巴的生活状态，给两位老师造成了多大的折磨！ 一个学者的治学历程，就像佛教讲的那样要“信解行证”，而最后的圆满在于“证得”，就像我们小时候做数学题一样，一定要把结果证明出来，才能印证我们内心所坚持的东西，也就是佛家所讲“断烦恼，证菩提”。而从我的角度来看，高华老师和蔡定剑老师对他们一生所求，有自己的“信”，“解”，“行”，但独独没有“证得”。而这种痛苦和煎熬乃至曲高和寡处的困惑和迷惘，也许是造成他们得癌症一个重要原因。 蔡定剑老师和高华老师的去世，很长时间都像是压在我心里的巨石，让我觉得这仿佛是一种悲剧宿命。好像在中国探寻这些会给人以暗物质般压力的学问时，所有的的知识分子都注定要承担许多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 对此我想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大家都要保重自己。

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 ) ，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事实上，北大虽然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但同时也是中华数千年“太学”传统的延续。在蔡元培任校长以前，北大成为科举的替代品，甚至成为仕途捷径。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时代以来，科学氛围浓厚。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而北大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乃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民主”、“科学”也成为与北大密切相关的词汇。这样的历史经过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爱国传统，北大师生也不断的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并付诸实践。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北大教授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财产作为政治目标的社团。 蔡元培时代之后，北大进入胡适时代，包括蒋梦麟和傅斯年在内，这一时期的北大依然延续了其精英精神和贵族气质。在民国时代，读书上大学基本只是富人的专利。民国 38 年，当年那个图书馆管理员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包括北大都成为这个社团的财产。毛万岁所做的不仅仅是更换了北大的招牌。在某种意义上，马寅初时代的北大依然是对胡适时代的延续，这种延续其实只是一种苟延残喘。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官方褫夺北大校长之职。马寅初不仅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也苦苦坚持着北大的尊严：“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如果说林昭是北大的圣女，那么聂元梓则是北大女巫。北大的沦落并不是从聂元梓开始，但聂元梓代表了北大的沦落。这个狂热的社团分子创建了“新北大公社”，北大再一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场浩劫中，包括饶毓泰、翦伯赞在内的数十个著名教授自杀身亡。北大从此成为一种不祥的传说。很多年后，孔庆东在他的博客上对网民说：“只有中国到了今天这个真正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才重新意识到文革的伟大”；“文革是人民的正义起义，要收拾但没收拾利索的，就是你这种王八蛋！”他似乎忘了当年“砸烂孔家店”中，孔子被掘坟暴尸。这个“孔子 73 代孙”果然是大义灭亲了。 劫后余生的北大在王柴时代达到又一次辉煌，当时的校长丁石孙多少保留了北大的传统遗风。在 22 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中，北大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这些青年精英中，北大人构成了浩浩荡荡主体力量，而孔庆东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北大精神的死灰复燃使其最终遭到官方严厉的打压，理想主义色彩渐渐散去。此后几年入学的新生必须接受一年严格的军训。在军人训练下，此后的北大学生已经明显不同。在丁石孙被罢免后，此后的几任校长均来自社团成员，吴树青、陈佳洱、许智宏，直到如今的周其凤。曾经北大越来越变成社团的“党校”。除过中关村时代的吴树青有经济学背景，以后 3 届校长均是较少思想人文基础的理工类技术专家型官僚；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 北大很早就以“三角地”闻名，三角地布告栏位于学校的大讲堂南侧，一直是“民间资讯发布中心”，也是几十年来历次中共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如今，作为言论中心的现实中的“三角地” | 已经早已不复存在，并为北大未名 BBS 上的相应版面所取代，即使在 BBS 上的言论自由受到相当的控制。事实上，在出国潮席卷之下， TOEFL 和 GRE 早已成为北大学生的“必修”，关心政治已变得非常罕见；或者说，那只是社团成员的事情，因为他们需要经常“学习政治”。这就是李敖所说的：“北大变孬了”！ 2009 年季羡林之死象征着北大又走过了季羡林时代。这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社团，在他的耄耋之年获得令人咋舌的荣誉。温家宝出了实情，“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 ” 这些飞来的荣誉就连季羡林自己都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事实上，这种对北大的隆重礼遇泄漏了官方严重的文化焦虑，因为作为思想国的传统北大已经没有了。 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李敖就对这个“国学大师”颇不以为然。“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季羡林成为一个犬儒时代的新模范。 极为讽刺的是，季羡林最终在一片有关虐待和财产的纷争中死去；虽然哀荣无限，但无法掩饰权力下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可怜与卑微。 张维迎试图以经济学理论推动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结果被北大社团罢免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职。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钻狗洞理论”：“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钻狗洞理论”的悖谬之处在于：所谓“狗洞”，顾名思义就是为狗量身打造的。如果人能从狗洞里钻过去，人就得成狗 —— 否则就不叫“狗洞”，叫大门了——人要变成狗当然也没什么，但你要指望它再说人话就不对了。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如果他是个人，他不愿意当狗，他压根儿就从狗洞里钻不过去。 在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学”其实一直属于禁忌。自称“精神上有洁癖”的郑也夫始终没有加入社团，他是北大，也是中国不多的几个良心社会学家之一。在北大，郑也夫完全是一个边缘化和被边缘化的学者，他对“现在的社会包括学生越来越向钱看”只能空叹无奈。 2010 年，他指导博士生冯军旗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这部长达 25 万字的社会切片真实而残酷地反映了中国地方政治生态已经严重走向家族化和社团化。这次成功的田野调查成为近年来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楷模，特别是在抄袭成风、官样文章泛滥的当下。博士毕业后，冯军旗并没有留在北大，而是骑着一辆二手永久自行车去社科院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也许，冯军旗给北大学生的后来者开了一个好头。良心社会学家之一的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刘宁军曾说， “只要自由主义还停留在北大这样的大学围墙内，它就不会有重大的作为”。自由主义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潮，却不能兑现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因为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主义。 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学习和引进是从自由主义的半途中开始的。除严复等少数人外，都是自由主义课程的“插班生”，而不是从自由主义的根本处 ── 以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斯密、柏克、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阿克顿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的。即使是严复也是怀着“先天下后个人、先强国后富民”的中式士大夫的使命感，而且对自由主义抱持着工具主义的态度。胡适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多半是来自杜威。杜威是一个实用自由主义者，而非古典自由主义者。而像张君劢、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渊源多半是来自英国的拉斯基，这位先生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从半途起步的，思想根基就难免肤浅，因而难经风浪。比如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们无法在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之间作出区分，他们轻视光荣革命，青睐法国革命，先是以卢梭的思想为自由主义的正宗，后又以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为楷模，因而极易受到各种伪自由主义的诱惑。那些被哈耶克视为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被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看作是通向自由社会的坦途。 这种基本辨析力的缺乏就已经征兆了后来中国自由主义者命运的结局。 由于上述的缺陷，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的忽略。在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谱系中，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未曾获得与之重要性相称的一席之地。自由主义者们通常对经济问题缄口不语，要么是“均富”、“计划”、“第三条道路”等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常谈。连胡适这样的大牌自由主义者在谈到经济模式时，也曾对苏俄的计划模式赞赏不已。 40 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民社派，高扬“均富”和“混合经济”的旗帜，称颂被哈耶克斥责为通向奴役之路的东西。 对比之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如洛克、斯密、柏克等人）一开始就是从经济角度（财产权与经济自由）切入自由主义的。洛克的自由主义政府学说就是建立在以保护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等基本人权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这一命题之上的。同样， 20 世纪有重大成就的自由主义者（米瑟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无不以其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托。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自由市场经济、不愿意研究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受“君子不言利”的遗训的影响；二是一些自由主义大家认为经济问题肤浅，学问含金量低，不值得一谈；三是自由市场经济有缺陷、不是完美无缺；四是经济问题不如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那么重要、那么紧迫。况且 20 世纪曾是左与右的极权主义疯长的世纪，这也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更加无法摆脱极权主义的诱惑。而声称能彻底超越貌似满目疮痍的自由市场的那类极权主义思想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就更有诱惑力。这样的自由主义更多地亲近于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在根基处的松软。 从自由主义脉络上的半路出家，导致自由主义传统的半途而废。自由主义及其拥护者们一旦失去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内核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依托，其下场和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与现实社会基本脱节，从未真正属于过中国的普通民众。 在北大 100 年诞辰时，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那时北大中文系党员学生马楠对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 几年之后，马楠选择了她想过的生活：移民去了美国。在孔庆东时代，北大每年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 (GRE 和 TOFEL) 的一代”。据《高教年鉴》说， 2005 年北大是获得美国院校博士学位最多的本科生生源院校榜首。 在权力体制下，北大越来越成为贵族精英的子弟学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正义。在安徽， 15079 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 287 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 1950 年代的 70% 降至如今的 1% 。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中国公民日渐失去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社会上升管道。 虽然北大在思想重新和学术领域乏善可呈，但却升官有道、生财有道。据南方周末 2007 年报道，“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 57 人”。其中毕业于北大 77 级历史系的薄熙来更是其中最具权势的一个，因此唱红的重庆与孔庆东的北大之间发生怎样热烈的互动都不意外。 在清华之后，北大正在成为权力与资本同流合污的另一源头。在 1999 年至 2010 年之间，北大校友中诞生了 79 位亿万富豪，连续三年高居内地高校首位。在 2011 年 4 月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上，中国首富李彦宏 199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其他北大富豪还包括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以及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等。李彦宏甚至出资 1000 万元设立北大回报基金。 毕业于北大梵文专业的钱文忠以在电视上讲解《三字经》和《弟子规》闻名，并迅速混成浑身名牌的炫富高手；据说他收藏的 LV 就有几百只。这种“北大富豪” ” 语境之下，阿忆也高调“哭穷”，原来北大教授月薪“只有” 4786 元；而他来北大之前，“每个月的收入比 5 万还要多”，他“每个月都是赔钱为北大工作”。还有一个北大教授将一个小他 26 岁的中学生诱骗上床，并发展为情人；当这个女孩向其所要 30 万元青春费时，北大教授协助警察将这个可怜的“敲诈犯”抓捕。北大还拒绝公开这个教授或者说“禽兽”是谁。 据说很多年以前，前门大栅栏有一个卖冰棍的，每天大骂：“要不是爷爷我在这儿卖冰棍，丫的全北京人都得他妈的渴死！”孔庆东的逻辑与智商和这个卖冰棍的一样。这个“叫兽”也跟一只鸡类似，一只公鸡常常以为，只要它不打鸣，那么天就不会亮。 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作家塞缪尔 · 约翰逊有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流氓往往是权力的伴生物，如果说权力是粪便，那么流氓就是屁。在一个权力控制一切的时代，流氓往往会大成气候，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和榜样，将审美改写为审丑。流氓消解了一切正经与严肃，从而抹杀了人的神性。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就是犬儒，大众的流氓就是市侩。 孔庆东的专业是研究青楼文学和通俗文学，或者说他研究的对象是妓女、嫖客和流氓，然而不幸的是，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者孔庆东最终竟陷入这种粗鄙的“反文化”中而不能自拔，嫖客话语与流氓话语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其言说方式。在去政治化体制下，孔庆东的没落传达出的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犬儒化与人渣化。在一个民族集体罪恶从未得到反思和清算的背景下，人们在掩盖和遗忘中不知不觉又踏入从前的覆辙；物质与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提升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思想。无论孔庆东穿和服还是用苹果，他的脑袋其实还停留在 40 年前的毛时代，好比一个“五官可爱”的智障者，即使他看起来如何高大魁梧，但他的智商只停留在 3 岁的儿童阶段；如同孔庆东的笔名“醉婴”：本来就是没有智力的婴儿，还醉了。对一个智力低下的儿童来说，成人世界里的一切东西必然会被一概地斥之为丑陋和邪恶；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杀”这个，就是“操”那个。特别是当他学会了骂人之后，他就不再会说话；因为骂人已经成为他唯一的说话方式。 如果说孔子是丧家犬的话，那么孔庆东则是一条疯狗，不管是装疯假疯还是真疯。很多年前，余杰与孔庆东互相吹捧，余杰写了《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其中写道：“‘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不要忘了，当你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正像中国官吏们一边口头上反腐败，一边行为上腐败；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妻女送到美国，孔庆东以典型的人格分裂展现了当下中国的实用主义。 孔庆东几乎每天都在骂美国，但他却以受到美国大使接见为荣；他恶毒地骂乔布斯，但他却用的是苹果手机；他骂日本骂韩国骂汉奸，却偏偏喜欢穿和服；他总是对朝鲜和金正日赞不绝口，却津津乐道朝鲜的美女和美食。…… 现在的北大变了。现在的北大的领导早已没有了老校长蔡元培、马寅初等老前辈的风骨。北大自己早已做出决定，北大的“右派”全都打错了，全都改正了，那就是说，北大的反右运动不是什么“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搞错了。既然搞错了，理应给予赔礼道歉，补发应得的工资，为此王书瑶、王国乡等同学多次到北大上访、写信，可是北大的领导不仅不敢接见，连个书面的答复都不敢，连个屁都不敢放。现在的北大有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教授”已完全变成的权贵集团的帮忙和帮闲，失掉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更可气的是像孔庆东这样满口脏话的痞子，居然成了北大的“教授”和旗帜。每一位还具有起码的良知的北大学子，都不能不为现在的北大感到耻辱。现任的北大校长们，不感到羞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