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核心提示：中国从这场冲突中得到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提示”：一个地方大国如果比其对手更愿意承担代价和战争危险，充分利用其”主场优势”，获得数量适当的某种特殊武器，就能够战胜一个较强大的外部大国。 原文： China’s Falkland Islands Lesson 发表：2012年2月21日 作者：James R. Holmes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我们即将迎来福克兰群岛战争（1982年4月至6月）30周年。在这场战争中，英军从阿根廷入侵者手中夺回了英国远在南大西洋的岛屿。 英国前陆军参谋长迈克尔·杰克逊前不久声称，如果阿根廷再次侵占福克兰群岛，英国的国防预算削减将令英国海军”不可能”夺回这些岛屿。英国皇家海军去年让”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退役，使得海军在麻烦重重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服役前没有通过海上投射固定翼空中力量的能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大概会在这个10年结束之际投入使用。伦敦还把这个国家全部的”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存货及其发动机和零部件卖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从而使得英国海军在F-35联合攻击机服役(也是在这个10年结束的时候)之前没有可以投射的空中力量。 和自然一样，权力政治总是占领真空。在英国重新夺回福克兰群岛的能力下降之际，布宜诺斯艾利斯却虎视耽耽地盯着这些岛屿，这或许不是巧合。经济上陷于停滞的阿根廷迫切希望能够利用福克兰群岛附近海水中和海床上发现的自然资源。近年来的一系列石油发现——最近的发现是福克兰群岛以北80海里处的”海狮”油田——引起关于南大西洋的”黑金淘金热”之说。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指责伦敦耗尽”阿根廷的自然资源”， 誓言要”夺回(这些岛屿)”。与此同时，英国萎缩的远征能力使得英国南大西洋部队司令比尔·奥尔德里奇不那么有底气，他坚持说，英国军队是否能够收复福克兰群岛，这无关大局，因为英国不会失去这些岛屿。奥尔德里奇声明，”我不认为我们会把福克兰群岛拱手让给谁，而将我们置于不得不收复群岛的位置。” 也许希望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策略。 最近的骚动在阿根廷和英国岛屿之外引起人们的注意。我敢说，中国的战略家们正密切关注南大西洋的局势。这些人在做自己的功课。他们密切审视1982年的冲突，发现双方都有值得称赞和批评的地方，还有许多教训可以汲取。几年前，我的同事莱尔·戈尔茨坦读到他们关于福克兰群岛的评论，撰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他们的发现。北京把这一战役视作当代战略指导原则的源泉，只有这样才讲得通。看一下地图：一个西方海上大国打一场简短的战争来夺回一个较弱的地区大国侵占的它视为主权领土的岛屿。地理因素驱使一个区域外大国越过数千海里发动军事行动，而那个当地大国享有邻近战区、人力和资源丰厚、熟悉周围环境等优势。 听起来耳熟吗？ 在战略、战术和部队结构方面，北京方面可以从英国当时和现在的经历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莱尔的文章值得彻头彻尾地进行阅读，但是下面是中国从这场冲突中得到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提示”： 一个地方大国如果比其对手更愿意承担代价和战争危险， 充分利用其”主场优势”，获得数量适当的某种特殊武器， 就能够战胜一个较强大的外部大国。 例如，中国评论员强调了阿根廷”超级军旗”号攻击机利用反舰巡航导弹造成极大的破坏。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教交火和损害控制课时，每个新班级都从收看关于福克兰群岛的影片开始。我最喜欢的那部分是，被击沉的驱逐舰”谢菲尔德”号的舰长回忆道，当他听到爆炸声时，他还以为”情况不是很糟糕”，但结果却看到这艘驱逐舰的一个炮架在离舰只很高的上空飞舞。抛开幽默因素不谈，”谢菲尔德”号的覆灭证明，掠海导弹可以避开现代化的舰载防空系统，造成致命伤害。这是否激励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压制舰队防御系统的”饱和攻击”作为其反舰战术的前题还不得而知。更可能的是，这种遭遇再次证实了技术人员以前就偏爱将巡航导弹作为战争工具的做法。一些中国观察人士认为，如果阿根廷飞行员多点”飞鱼”导弹，冲突的结果就大不相同了。 还有水下战。两国海军都把潜艇作为攻击武器而有效使用;双方都在找到和击毁敌方潜艇方面表现差劲。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眨眼功夫就击沉了阿根廷巡航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从而使得阿根廷的水上舰队在战争剩下时间里安全地待在射程以外的地方。英军方面，反潜艇水手无法可靠地分辨是声纳还是磁开关，因此他们”用大炮来分辨目标”。可以说，他们把反潜艇弹药投射到远方貌似阿根廷船只的标志物上面。这种愚笨的做法具有不合常理的战略效应：它实际上在冷战期间紧张局势愈演愈烈之际耗竭了皇家海军的反潜艇武器的战争库存。教训是：即使对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军来说，反潜艇战都很艰难。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中国海上力量的岸基武器如何汲取这种经验教训，用于未来的冲突呢？精明能干的指挥官或许会袭击远离亚洲海岸向西航行的美国海军补给舰，在它们漫长的旅途中削弱它们。在英军特遣队抵达战区之前，阿根廷错过了若干能使英军日子不好过的机会。中国是否会重蹈覆辙令人质疑。例如，袭击向美国航母或者两栖作战部队运送供给的后勤舰只将是干扰台湾或者其他热点地区沿岸的救援行动的便捷方式。这些动作迟缓的补给舰数量不多，船上仅装有象征性的防御武器装备，并且通常在没有护卫舰护送的情况下航行。它们很容易就会成为中国潜艇的囊中之物，更不用说中国火箭专家设想的那种多方位巡航导弹袭击了。如果没有油船、冷藏船和弹药舰，整支舰队就会不堪一击。 简而言之，当美国战略家们考虑如何突破中国的”反介入”防御时，他们倒不如试试调查下”红军”专家如何评论福克兰群岛，彼时和此时。 James Holmes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战略系副教授，共同编辑了即将由乔治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第二次核战时代的战略》。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无论对习近平今后在主席职位上做出什么预测，我们需要谨记于心的一点是：习近平是在集体领导结构中的一员。所以无论他过去的经历对他的行为能起到多少影响，他必须要受到集体领导制的限制。 原文： What Xi Jinping’s Past Means 作者：Eve Cary 发表：2012年2月24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编辑配图：习仲勋的一家，从左至右是习远平、习仲勋、习近平、齐心】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因最近刚结束出访美国之旅而占了大量的新闻报道的篇幅。但更让媒体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个人经历：习近评曾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下放到中国中部的一个农村里待了7年，干的是农活。《华尔街日报》曾描述为”他住在像斯巴达人居住过的窑洞里面”，”习早年的艰苦经历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同时，《洛杉矶时代周刊》在一篇命名为《从另一角度研究中国政坛新星习近平》中还对习在年轻时期的艰苦条件详细描述为：”炕上只有一张很薄的棉被，只有一个木桶当做厕所，晚餐基本只有小米粥和粗粮”。 文章里面有还有很多类似的话，此文从描述他年轻时候生活开始，一直到他如何在通往掌权的道路上崛起，他的个人困苦生活可能会使他更平易近人，并且了解中国的农民阶层的需要。《纽约时报》发表何频（Ho Pin）则走得更远，他说：”习过去经历的艰难困苦更有可能使他倡导普通群众的利益。” 但是这里还有一些观点值得一提。其一，习近平从出生之后起大部分的童年时间都是一名”太子党”——他是习仲勋的儿子，而习仲勋是位列毛泽东之后的革命家、副总理，直到他在政治运动中被整肃。这意味着在习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曾享有特权。 其次，领导人的背景也许不能算是其政策路线的明确的方向标。有过西方留学经历的领导人也并不意味着他就会更加”亲近西方”或更加”崇尚自由”。同理，在本届的胡锦涛主席2003年掌权之前，他的背景显示他来自于中央党校（他允许在那儿公开讨论政治改革）在一次讲话中支持法治——这似乎表明他是个会推进社会经济公平，甚至会推进政治改革的领导人，但是这些都没发生。 再次，习的背景经历于其他中国领导相比也没有什么明显不同——毛泽东以前也是农民，但他的很多政策（特别是”大跃进”）对农村可是非常糟糕。 习近平的过去可能有令人诗意地沉思的一面，但这不表示他以后的行为就完全建筑在遥远的过去之上。在农村的经历会让他更支持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原则这种假设不怎么可靠，实际上，观察他最近几年的行为更可靠一些，他曾是上海，浙江，福建等地领导，这些地方倾向于市场经济。 上海市曾是新的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其中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人民币。浙江市因为关注中小企业发展而闻名，在浙江，习近平简化了新公司注册的程序，扩大了民营企业获取借贷的能力，提高了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扶持了当地的汽车制造商”吉利”。并且习在私底下还是美国前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的好朋友。 基于他最近的所为，可以大胆的的猜想，习会是一个支持市场自由化的领导人。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仍在转动，但有要想保持引擎运转不休，一些重大的问题必须得到纠正。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从出口导向型、资源消耗型经济转化为消费主导型、创新为主型经济，部分是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在不久的未来减少中国的劳动力。为了更有效的整合融入国际市场，必须放松资本监管，同时为了减轻国内市场效率低下的问题，必须取消国营企业的各种特权，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国营企业盘踞掌控的行业。 无论对习近平今后在主席职位上做出什么预测，我们需要谨记于心的一点是，布鲁金斯学者李成在最近的访谈中提及到：”今天的中国是集体制领导，习只是众多平级人物中名列第一的而已。”这意味着在他的治下，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要受到更多的牵制，要达成妥协。不管他的过去经历对于他以后的行为有多少影响，他的行为总是会受到中国集体领导结构的限制。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查看和” 习近平访美 “相关的更多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2011年底，针对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热潮，香港上百名孕妇上街游行。2012年2月1日，香港一家报纸出现一则题为“香港人，忍够了”的大幅广告，表达反对内地孕妇赴港的立场，并暗讽中国大陆的内地人为“蝗虫”，要求当局阻止内地人“入侵”。 这一问题的出现，与中国大陆中产阶级希望融入并享有香港的福利与政治、护照等权益直接相关，但也触发了香港人的敏感神经。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强世功，最近在接受“财新网”专访时，就建议，通过特区法院确立新的司法判例来有效解决“赴港生子”问题。他认为，这是将是三方共赢的局面，既捍卫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威，也彰显了香港特区法治精神，更让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摆脱目前困局。 强世功是北京大学的年轻的法理学教授，2004至2008年，他曾赴港，担任中联办研究部和法律部调研人员，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系列思考文章，此后，相关文章结集成书出版。他探析中国目前政治架构下，香港与大陆人心的融合和冲突，治理、宪政与法律的互动关系。 强世功认为，香港对“双非”（父母均非香港永久居民的孩子因在港出生自动享有香港户籍）问题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内地人占用了香港的社会经济资源。这个问题时可以在统计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做出计算。 事实上，内地赴港生子大多数都是中产阶层以上的家庭，他们基本上选择在香港的私立医院生子，这就需要交付很高的费用。这其实也是香港政府提倡的，特区政府要发展香港的服务业，其中旅游、医疗服务和教育被看作是几个重要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双非”和“自由行”一样，在鼓励和刺激医疗服务和旅游业的发展。当然，有少数人去公立医院，由于公立医院需要复杂的手续，往往排队几个月、甚至几年，个别的内地生子就选择利用急症，这样被香港的媒体报道之后，形成了很不好的印象。 当然，香港人对“双非”的反对不仅是医疗问题，更主要的在于这些儿童出生之后就变成了香港永久性居民，他们可以享受香港的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等。 但就整个问题，强世功认为，双非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 首先，香港人口结构已经不合理，前些年特区政府提倡每个家庭生三个小孩，如果从特区政府人口政策的角度看，内地中产阶层以上高收入、高素质的人群在香港生子，是不是可以有效地解决香港的人口问题呢？ 其次，既然这些小孩已经是香港永久性居民，那么他们本来就应该享受平等的社会福利，因此，反对这部分香港永久性居民占用香港社会资源是不是构成歧视呢？ 由此，这个问题就转成了法律问题，即内地人赴港出生的小孩是否应当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就此事的隐含的香港的社会心理来看，强世功认为，反对“双非”，其实，与香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的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文化优越感有关。 强世功说，“双非”问题早已存在，但真正引起香港社会的普遍关注，还是在2005年之后，尤其是2007年后。这是一方面是因为此前“双非”数量很少，而且当时香港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并不在乎多进来几个人，因此当时香港社会的反弹并不那么强烈。 但最近几年，香港经济一直不太景气，贫富分化也比较严重，整个社会长期陷入无休止的政治争论，这就导致整个香港的社会心态比较脆弱，很敏感。与此同时，内地人纷纷进入香港进行高档消费，购置楼宇、购买奢侈品、甚至购买奶粉等等。这种现实状况与之前香港对大陆的文化优越性心理构成了反差。 强世功认为，在香港的选举政治背景下，很容易鼓动民粹主义情绪，形成一种“排外”心理，从而加剧了香港人与内地人的紧张关系。 但一位香港朋友就认为，“就个人经验！我小学来港，就会面对新移民的歧视啊, 并不是因为经济差了,才特别看不起大陆人；只不过现在的大陆人令香港感到被吞噬了,这种危机感,才集体爆发。” 此前，在香港关于双非的法律地位的争议中，出现过几次波折。 1999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吴嘉玲案的进行释法，明确“双非”子女不属于香港永久性居民，并明确指出这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但2000年，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按照基本法的表面文字，确认“双非”子女属于香港永久性居民。 目前香港社会主要提出了四种解决方案来面对“双非”的法律困境。 第一方案是要求人大来修改基本法。他认为，“这个方案不现实”；第二方案就是要求人大再次释法。但在他看来。人大常委会已经就这个解释过了，再次释法并不严肃。 第三方案是行政解决，就是香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内地孕妇入境，打击中介公司，禁止内地孕妇在公立医院就诊。但是这样做，会有成本，投入会很大，效果很难说。而且内地孕妇在私立医院生子照样可以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 强世功建议，通过特区法院确立新的司法判例来有效解决“赴港生子”问题。 在普通法中，遵循先例固然是一个原则，但推翻以往的判决，创设新的先例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因此，在“双非”问题上，香港的终审法院完全可以推翻庄丰源案，创设新的判例。他认为“这给了香港法治一个机会，也是给了香港社会一个机会。” 强世功说，“法院和法官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们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司法回应社会的需要乃是法院的基本责任，也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1年12月16日刊 　　 　　作者：田波澜 　　 　　原题为：“胡适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思想家” 　　 　　2011年12月17日是胡适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海内外的学术界、传媒界都有一些纪念性活动。 　　 　　专访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余英时 　　 　　2011年12月17日是胡适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海内外的学术界、传媒界都有一些纪念性活动。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中国思想史研究权威余英时先生，在胡适诞辰100周年（1991年）时，曾撰文《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纪念这位五四先贤和20世纪中国杰出的知识领袖。 　　 　　在胡适诞辰120周年来临之际，余英时先生以八十高龄，欣然接受本报越洋书面访谈，畅论胡适的生平、思想、学术与人格，以及对胡适的研究进展，特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胡适研究进展 　　 　　东方早报：非常感谢余先生在胡适诞辰120周年之际，接受本报专访。你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权威，同时也对近代的历史人物颇有独到之研究，比如对胡适和顾颉刚等学人的研究，曾经出版过《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等著作，1991年胡适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你曾特别撰文《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来纪念这位历史人物，并在该文中预言胡适将在海内外的华人知识界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据你的了解，在这刚刚过去的20年，胡适研究的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哪些？是否可以说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 　　 　　余英时：我常常阅览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研究通讯》，知道有关胡适的研究，每年都有不少专书和论文，数量远超我的想象。我感觉，以二十世纪早年中国知识界领袖而言，胡适在今天大陆所受到的注意，也许当在前两三名之内。但说到“突破性进展”，则不好答复。我并不以研究近、现代史为专业，更不是“胡学专家”，所以并未能对上述大量的专书和论文，一一阅读。以海外来说，你们提到的周质平、江勇振两先生仍然是胡适研究的领航人。周先生和陈毓贤女士用英文合著的《一个实验主义者的自由精神》（“APragmatistandHisFreeSpirit”，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印，二○○九年）是一部侧重写胡适情感生活的新著，国内读者也许很少有机会读到。今年一月台北联经出版了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一八九一-一九一七》。这部书共分三部，第二、第三部尚在撰写中，规模很大，研究也极尽精详之能事。第一部便长至七百页，大概在六十万字以上。所以全书三册恐将不下两百万言。这可以说是胡适研究中学术性极高的一部大著作。像江先生这样一位严肃的专业史学家竟肯花上八年、十年的工夫，全力为胡适写详细传记，可见胡适在一般史学家的眼中仍不失为最重要的专题研究对象之一。由此再进一步推断，则可知胡适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确远在其他同辈学人之上。 　　 　　回到你们的问题，我要强调近三十年以来，胡适研究一直在进行中，从未停止过。不过我们不能期待所谓“突破性进展”，因为你们所谓“突破性”相当于“科学革命”式的大变化，这是不现实的。今天胡适研究已进入库恩（ThomasKuhn）所谓“常态的”科学研究的状态，在具体的、局部的问题上随时都有新的“突破”，但“胡适研究”作为一个整体领域而言，由于没有大批新材料、新事实的出现，新“典范”（“Paradigm”）不可能出现。 　　 　　“回向胡适” 　　 　　东方早报：今年既是鲁迅诞辰130周年，也是胡适诞辰120周年，国内外的知识界和传媒都有一些纪念性的活动和报道，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鲁迅和胡适在他们的心智生命成长中似乎都不像对他们的上几代人那么重要了，相当多的青年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胡适，而对于鲁迅，因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学教科书大量选取鲁迅作品）也持一种反感的态度，有人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历史现象，余先生怎么看待这种代际之间的“失忆与遗忘”现象？ 　　 　　余英时：你们说，对于八○后、九○后年轻一代，鲁迅和胡适都已在若存若亡之间，有些青年甚至没有听见过胡适其人。你们又说，关于这一现象，有人以为是自然的，但你们最后又提出了代际之间“失忆与遗忘”的问题。 　　 　　我的看法也认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了。让我先引清代赵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一首诗作为答案，这首诗过去是人人都能背诵的，我希望今天在大陆仍是如此。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试想李白、杜甫流传几百年后都会失去“新鲜感”，何况他人的作品？但赵翼所谓“各领风骚数百年”是指变动缓慢的传统文化环境而言，在三日一小变、五日一大变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学人的吸引力若能在身后维持“数十年”，便已难得之至了。 　　 　　胡适死在一九六二，到今年恰是五十年，他的思想依然在大陆受到如此高度的注意，以致《东方早报》还感到在他一百二十岁生日这一天，应该为他出纪念专刊，这就充分说明他的思想还有旺盛的生命力。若和同时代的知识领袖相比，包括影响巨大的梁启超在内，胡适绝不能算是被“遗忘”之人。至于欣赏他还是批评他，却全不相干。批评或指斥也是记忆的表现。一九五○年代初大陆对胡适展开全国性的全面“批判”，今天从思想史角度看，正是对他最高的礼敬。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捧胡适，只是讲客观的历史。我的结论是：他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如果有人说他的“学问简陋”、“思想浅薄”，我也不想为他辩护。但是有一个客观事实是否认不了的：正是这种“简陋的学问”、“浅薄的思想”，才使他成为至今仍受注视的人物。 　　 　　我相信你们说的，今天大陆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大概很少直接读胡适的作品了。不仅胡适，“五四”时代其他声名显赫的作家也逃不了同一命运，甚至鲁迅也不例外。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书和文中所涉及的具体对象——人、事或问题——早已过去了，今天的年轻读者读起来自然会感到相当隔膜。不过胡适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和中心观念则仍然是今天青年人所能理解的（这种情形当然也适用于其他学人或作家）。所以胡适在今天的影响是间接的，即通过后人关于胡适思想的研究和阐发。胡适研究之所以重要便在这里。 　　 　　通观胡适一生而论，他发挥最大的影响是从提倡白话文开始，一般称之为文学革命。他到北大以后通过讲堂和报刊（如《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等），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这是他光芒万丈的时期。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个人影响而论，胡适都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左”倾思潮在一九二○年代以后急起直追，一时之间确有逐渐压倒胡适的趋向。但胡适的思想还是在当时不少“左”倾青年的心中留下了种子，几十年后竟有“春风吹又生”的奇迹出现。我先后所读到的王元化、李慎之、舒芜几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显透出“回向胡适”的消息。 　　 　　为普世价值护航 　　 　　东方早报：1958年，年近古稀的胡适从美国纽约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作为提倡自由、民主、容忍等基本价值的五四知识人，他似乎遭受来自当局、新儒家和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三重压力。比如晚年胡适的助手胡颂平整理出版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披露的胡适对徐复观等人的坦率批评，就让习惯了“温文尔雅”的胡适形象的大陆读者感到“吃惊”，他晚年在台湾的真实处境怎样？对台湾的自由民主运动有着怎样的影响？ 　　 　　余英时：至于胡适晚年在台湾的影响，就我所知，则只能说是间接性的。他以《自由中国》发行人的身份，终成为台湾自由主义者的护法。《自由中国》是国民党教育部出钱支持的，时在一九四九年初，胡适还在上海。当时国民党危机感极大，非常需要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因此决定办这样一个刊物。《自由中国》的“宗旨”便是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赴美船上写成的。初到台湾的时候，国民党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继续需要与自由主义者合作，也更不能失去胡适的精神支持。因此党中虽有人对《自由中国》的言论不满，也只好勉强容忍下去。一九五八年之前，胡适长住纽约，为《自由中国》写的文章也很少，不能说有多大的影响。《自由中国》最得力的人有两位，第一是雷震，该刊的实际负责人，第二是殷海光，一位最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思想上发生的作用最大。一九五八年以后，胡适回台任“中研院”院长，他仍满怀热情提倡民主、自由、人权、容忍等等普世价值，然而他左右没有志同道合者能帮他的忙，只是一个人高高在上，相当孤立。《自由中国》当然得到他的保护，此外也有不少本省人和自由主义者（包括雷震）想借重胡适威望，组织反对党。这便一天天引起蒋介石的警惕和敌视了。终于在一九六○年九月，趁胡适访美之际，逮捕了雷震等人，《自由中国》自然也随着停刊了。 　　 　　胡适在台湾自始至终都在为现代普世价值的传播作护航，也在为成立反对党而大声疾呼。他在这两方面所发挥的功能具有关键性，否则无论是自由主义思想或民主运动，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都不大可能取得公开而又合法的活动空间。胡适扮演这一护法角色，是十分尽力而且从未退缩过。他的日记和蒋介石的日记互相对照，即可得到真相。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指出：胡适最后在台湾的四五年日子很不好过，受到各方面的重大压力。在政治上，国民党对他的“围剿”从未放松过；在文化上，新儒家（如徐复观）对他则极尽辱骂之能事；即使在自由主义阵营中，激进派如殷海光也认为他过于软弱，不肯与蒋介石公开破裂，闹个天翻地覆。（事实上，即等于要他领导来推倒国民党政权。）你们说，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看到胡适“对徐复观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感到“吃惊”，可见你们对胡适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不知道。事实上，胡适只不过说了一句：“徐复观的文章，我真看不下去了。”这样的反应是很有节制的。胡适是人，自然同样有喜怒哀乐，似乎不必“吃惊”。 　　 　　胡适与古今中西之争 　　 　　东方早报：胡适一直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启蒙之父，他对传统的批判在20世纪中国一直有着强劲的回响，同时代的一些知识人（包括杜亚泉、吴宓等）认为胡适将中国传统理解成“小脚、太监、八股”等等，是在丑化中国的文明传统，知识群体之间一直存在剧烈的争论。将近100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更加强调儒家传统的正面价值，国学热、经典热、孔子学院等也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价胡适对传统的重估态度？ 　　 　　余英时：在这一部分，你们提出了两大问题：一、胡适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二、胡适对西方哲学的态度。这两大问题早已引起了无数的争论，这里实在无法深谈。现在我只把我个人的看法简单说出来，不再作论辩。首先，胡适并未将中国的传统等同于“小脚、太监、八股”等等，这是反对他的人硬加给他的罪状。他在原文（《信心与反省》三篇）中举此数事来代表中国文化的阴暗面，是为了驳斥那些自大狂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以“固有文化太丰富了”为借口而抗拒现代化的改革。通观他一生的中、英文论著，可知他对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都抱有极大的崇敬之心。尤其是他晚年（一九六○）在美国所发表的一篇著名英文讲词《中国传统及其未来》（“ChineseTraditionandFuture”），最能代表他对中国传统的整体论断。在这篇讲词中，他不但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充分接触与融合之后依然能保存它原有的根柢，而且还断言：“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传统”是永远不会为任何专制势力所摧毁。换句话说，在胡适眼中，中国文化并不是笼统一片，他尊重其正流——“人文与理性的传统”，但坚决反对其逆流——“小脚、太监、八股”之类的负面成分。 　　 　　东方早报：近些年大陆学者刘小枫、甘阳等组织了很多对西方经典的翻译和重译，他们提出要“重新阅读西方”，要在西方学术思想的源流里理解西方，并批评晚清以降的严复、胡适等人在面对西方经典时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态度，导致对西方的误读和误解，而这种误解又影响了中国思想的创造，这种观念影响了时下很多的知识青年。当年《学衡》派的梅光迪、吴宓等对胡适、陈独秀等西化派也有类似的批评。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评估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欧洲近代启蒙思想的引介？ 　　 　　余英时：胡适受过严格的西方哲学和哲学史的训练，但他并不盲目信奉任何一家一派的哲学，包括杜威在内。他遵从的是杜威的思想方法，而不是杜威基于美国背景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特别的哲学内涵。关于这一点，我早已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作了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因此今天批评他“误读”、“误解”西方经典云云，恐怕都是因为对他的哲学训练缺乏了解所致。现在我要引罗素评胡适《先秦名学史》中的两句话来答复这种指责。罗素说：“他（指胡适）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教授没有分别。”（引在我的《从看胡适的一生》一文中）我想罗素的判断也许更为可靠。 　　 　　总结地说，胡适无论是推动文学革命、研究哲学史、批判社会（如“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或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都得力于他在美国7年训练中所获得的现代思想方法，特别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这些新方法已化为他的基本能力的一部分，因而无论运用在哪一方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蔡元培在一九二二年左右到纽约和中国留学生谈话，特别鼓励他们在美国首先应该学得“点石成金”的那个手指头，也就是“方法”。冯友兰在报告了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说：“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见《三松堂自序》）冯在哲学上是和胡不相合的，因此这一评价具有高度的客观性。我想将这一评价加以推广，认为胡在各方面的“启蒙”作用都应该归功于这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 　　 　　东方早报：胡适在1923年6月4日的《努力周报》曾发表一篇《政论家与政党》的文章，提出知识分子应该写作监督政府的超然于党派化和意识形态之上的政论，他的一生从早年的《新青年》到后来的《新月》、《独立评论》等，一直到晚年的《自由中国》，一直是公共舆论的核心人物，也是自由、民主和宪政等基本价值的矢志不渝的守护者和传播者。有人认为胡适最大的贡献既不是学术，也不是政治，而是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在大陆高校新闻专业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材中，提到胡适的地方非常之少。在你看来，是什么因素导致胡适在新闻史上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了？ 　　 　　余英时：讲到胡适和政治的关系，我想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概在一九八○年代初，大陆社科院院长胡绳领队到美国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会后访问了耶鲁大学，由我代表校方接待他们。在宴席上，胡绳说：“我们对胡适，政治上反对他，但在学术上还是尊敬他的。”我忍不住笑着对他说，这和海外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都认为胡适的学术研究早已被后来的人超过了，因为后浪推前浪，这是无可避免的。但胡适的政治主张因为自“五四”以来在中国根本未曾落实过，因此还是新鲜的，并没有发生“过了时”的问题。我的原话当然比较委婉，但意思是很清楚的。胡绳先生很有风度，并未露出半点不快的样子，以下便转变话题了。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今天大陆已有不少知识人也接受了当时我所谓“海外的看法”。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的实现，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这一基本方向即使在今天的大陆也还完全适用，一点也用不着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从“五四”时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湾领导《自由中国》，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自由主义的友人，如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等等，在三十年代《独立评论》时期都一度发生了动摇，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等“建国”成功以后再建立民主也还不迟。在这一争论中，胡适一步也不肯退让，他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即使是“开明专制”——最后一定弄到强大的政府不受监督和制裁的地步。你们说，有人认为胡适的最大贡献在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这话是有道理的。但他之开拓公共舆论的空间也就是对于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实践。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便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所以我不认为舆论空间的创造可以和政治分开来。至于大陆新闻史教材中不给胡适地位，这不是他的问题。 　　 　　东方早报：1990年代以来，大陆的学术界和民间思想界写作、出版了很多有关胡适的著作。胡适的日记、书信等不断出版、重印，可以说胡适对当代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也有人注意到，胡适的影响似乎仅仅局限在知识界之内，大陆的维权、社会运动、有限抗争行动等基本的思想资源是一些翻译过来的社会理论等著作，甚至有人指出，胡适不太关切平等和社会公正等议题，而偏向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等议题，在你看来，这是不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中国社会，胡适与大众维权运动越来越远的原因？ 　　 　　余英时：你们说，胡适的影响仅仅限于知识界之内，而今天大陆维权、社会运动、有限抗争等，其思想资源来自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也与胡适不大相干。我想这里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误解，时代在改变，新问题层出不穷，胡适的著作中自然不可能为今天大陆的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胡适在政治上和在学术思想上一样，他的最主要作用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今天维权等等活动显然和当年胡适所“开”的“风气”有很大的关系。“五四”时代“德先生”的记忆一直若隐若现地保留在知识人的潜意识中，因此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终于全面复活了。这段历史你们都很清楚，不必多说了。今天维权的思想和行动也不是忽然从空而降，正是由八十年代追求普世价值演变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一“五四”的远源，今天的知识人未必会忽然想到要向西方著作中寻找相关的思想资源。胡适开风气之功即隐藏在“五四”遗产之内，至于人们是否还记得他的贡献，那已是毫不重要的事了。胡适深信“社会不朽”而绝不重视“个人不朽”，所以这一点根本不成问题。 　　 　　作为人格典范的胡适形象 　　 　　东方早报：蒋介石日记公开以后，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一度成为一些学者有研究兴趣的议题，有大陆学者通过对晚年蒋介石日记的阅读发现蒋在日记里对胡适颇多谩骂之词，甚至指斥胡适是只会伸手要钱的“无耻之文人”，并据此认为蒋介石尊重知识分子完全是“作秀”，但是在公共场合，蒋介石对胡适却非常礼遇和敬重，胡适去世后他也赠送了一副褒奖的对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请简单谈谈你心目中的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 　　 　　余英时：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向度（“dimension”）。他最强调个人的人格尊严，有时称之为“健全的个人主义”。这一意识其实有西方与中国两个来源，恰好合在一起了。西方之源是民主自由社会中的公民意识：一个现代公民在政治权威面前决不会自觉低对方一等而卑躬屈膝。相反的，他和对方是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批评就批评。中国之源则是“士”的自重与自尊：孟子便大大发挥了这一意识，所以他说：贤士“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他又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胡适受孟子的影响很大。他在西方宣扬儒学，特别称孟子为“民主哲学家”，决非偶然。他在蒋介石面前一直是侃侃而谈，毫无退缩之状。最著名的一次是一九五八年胡适就“中研院”院长之位，蒋来致辞，恭维他因为崇高道德以致在大陆上受到批判。胡答词，开头便用“总统错了”四字，并解释他受批判是由于提倡科学方法云云。这四个字等于当面打了蒋一个耳光，使蒋下不了台。蒋虽极怒，却不便当众发作。但从此以后蒋再也没有进过“中研院”的大门。不过此事也可见蒋有相当修养，至少还有尊重知识领袖的雅量。 　　 　　东方早报：就你对胡适的长期阅读和研究经验而言，你认为到了21世纪的今天，如果说大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要继承胡适的精神遗产，他的哪些方面的品质、观念与人格是最值得今天的我们重视并传承的？ 　　 　　余英时：只能说一两句话结束。我觉得胡对今天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人最能发生积极影响的地方，便在他能不向政治权威低头。我要引胡适下面一段话赠与年轻一代的知识人：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注：余英时，祖籍安徽潜山，1930年生于天津。1956至1961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士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思想》、《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著作数十种。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本次专访得到《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李宗陶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唐小兵的协助，特此致谢！） 　　

核心提示：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从战事活跃区域撤离中国公民的活动，就像2011年春季发生的事情那样；如果中国私人方面有紧急安全需要，而北京又不愿意处理的话，中国私人方面就会通知中国民营承包商来帮忙，那时民营与官方的界线就模糊了。 原文： Enter China’s Security Firms 发表：2012年2月21日 作者：Andrew Erickson、Gabe Collins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编者按：随着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军队，中国民营保安公司看到机会。但是有很多难题在等待他们。） 一个安保真空正在海外中国工人周遭形成。前不久，29名中国工人在苏丹被绑架（还有一名工人在劫持过程中中弹身亡），另外有25名工人在埃及被绑架，这两起事件激起了中国国内强烈的反应。其结果，北京打算提升领事服务，加强对在海外工作和旅行的中国公民的保护。在公司方面，非官方的分析人士敦促各公司在员工出国前加强对他们的培训。然而，中国现在至少有84.7万中国籍工人在海外，有1.6万家公司分散在世界各地，其中有些公司位于战事活跃地带，比如苏丹、伊拉克和阿富汗，要保障重要工程和工人的安全，光靠扩充领事力量恐怕是不够的。 正是考虑到这种日益扩大的危险，新生的中国私民营保安公司才看到了商业机遇。山东华威保安集团似乎成为中国众多保安公司的领军者，该公司迄今主要的业务集中在强劲的国内保镖和防护服务市场。华威提供国内服务，但2010年10月在北京开设了一家”海外服务中心”。该公司在中心开业声明中直白地谈到美军撤离伊拉克，可能造成安保真空，这是该公司决定瞄准伊拉克市场的关键原因。 中国投资人迅速增加他们在伊拉克的存在。例如，中石油正在帮助开发石油项目，这些项目将令其在苏丹的旗舰项目黯然失色；而中国建筑公司将会在重建和改善伊拉克民生和能源相关基础设施方面扮演主要角色；这些基础设施被年年战乱摧毁，无人理会。 山东华威公司等新兴中国保安公司还很可能瞄准阿富汗市场。美国政府最新的地质勘察结果显示，阿富汗可能蕴藏大量矿产，锂、铜、钴、铁矿石和其他矿产的储备可能价值高达1万亿美元。中国的矿业和建筑公司很可能追随国企中国冶金的步伐，大举进军阿富汗，中国冶金正在开发艾纳克巨大的铜矿。 艾纳克铜矿受益于邻近美国陆军第10山地师营地，但是随着华盛顿力求在2014年前撤出驻阿美军，中国矿产公司将自力更生保安全。越来越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中国公司和工人将被迫适应一个没有大量美军部队为其保驾护航的环境；高安全风险随之而来，叛乱袭击，盗贼以及其他物理威胁，这些风险将驱使他们寻找新的武装保安提供商 —— 这正是山东华威及其同侪寻求的商业机会。 填补空白 2004年，一位宁波商人开办了一家保镖公司，试水在中国建立一个着眼海外的民营保安公司，他从中国特种部队和武警招兵买马。与之相反，中国华威公司大规模集中进入伊拉克安保市场。在网站上，公司称它招聘退休特警、军人和武警。华威特别提到，其雇员曾经在伊拉克服役，曾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武警。 据我们所知，除了华威公司外，还没有一家中国保安公司公开声称打算为中国海外企业提供保护。但是，如果山东华威公司在伊拉克开展业务成功的话，很可能会有更多中国公司瞄准海外市场，尤其是现在国内民营保安市场越来越拥挤。 但是，全球民营保安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那么中国公司为什么愿意考虑雇用像山东华威这样的中国公司，而不雇用”风险控制”、G4S或者其他知名的国际性保安公司呢? 一个答案是，中国拥有一种久经考验和实实在在的优势，那就是价格。中国的消息人士说，中国私人保安的人均价位在3000到6000元人民币（约合476到952美元）之间。所以，一支12人的中国保安分遣队每天的成本在190到381美元之间。这与阿富汗本地私人保安的价钱相当，但比许多西方保安公司开出的价码要低得多。即使将来对中国有经验的特种队员的需求增加，他们的工资上涨，中国公司可能还是会拥有成本优势。 身手也是因素。就能力而言，山东华威目前算不上”有中国特色的黑水公司”，但这个公司的员工几乎无疑都是身手不凡的特工。为多数中国保安公司海外分公司工作的保安很可能是从曾经在雪豹反恐力量等精英警察队伍和军队中服役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基本保护技能水平很可能远远超过伊拉克和阿富汗当地的保安能力，接近西方保安公司的水平。在中国海外民营安保公司任职的人员不会有在西方公司诸如Academi（前黑水/Xe）职员那样的战斗经验，但是他们执行的任务类型也不一样，比方说，他们不会像黑水公司在伊拉克那样，执行进攻性任务。 可靠性是山东华威这样的公司在中国公司眼中的另一个卖点。驻在国当地力量在保护中国海外工程工人方面的记录不是特别好。据我们统计，自2004年以来，至少有43名中国公民在海外暴力攻击中丧生，包括象苏丹这样的国家，当地军队应该保护外国工人。至于未来的危险工作地点，阿富汗当地保安的名声尤其差劲。2009年10月，塔利班武装分子轻而易举地就打败了阿富汗警察，在喀布尔的联合国招待所打死11人，包括5名联合国工作人员。由于当地保安不可靠，容易受到当地复杂的部落政治影响，雇佣母国值得信赖的保安服务可能更有吸引力。此外，由于语言文化相通，公司的经理很可能感到安心，因为这将大大减轻沟通的难度，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 战略意义 在未来海外涉及中国公民的危机中，中国武装承包商似乎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他们为武装保护中国公司和工人提供了一项新的选择；在动乱地区，无需部署军人到海外保护中国工人和经济资产，那样外交风险更高。 在最近的苏丹人质危机中，《华尔街日报》报道，一队中国民营武装安保人员加入了苏丹军队的解救行动。这篇文章和报道此次事件的中国媒体没有指明这些安保人员自何而来，但是很可能他们同样来自前安全部队人员，与山东华威公司雇佣的人员类型相同，甚至可能就是来自华威公司。中国消息来源称，苏丹军方告诉新闻媒体，中国武装承包商参与行动，但是似乎北京希望将此事淡出公众视野。 中国民营武装保安公司的兴起具有很多战略意义。首先，如果工程所在地局势不稳，需要私人武装保安的话，那么保安公司就有相当大的概率与当地敌对势力之间发生交火。另外，考虑到这些人的警察和军人背景，承包商很可能用军人的眼光来看问题和行事，多半还会配备类似的武器。那么有一种可能性就很现实了，比如在苏丹这样的地方，当貌似军人的私人承包商与对方交火时，对方很可能搞不清他的身份，误以为是中国政府军队的真正军人。如果当地人有亲戚在中国人训练地附近被一名貌似军人的保安开枪打死，那么当地人就很可能指责北京，从而令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额外遭到暴力威胁。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一家中国民营保安公司遭遇”费卢杰事件”，许多员工在战场被打死，就像黑水公司2004年在伊拉克遭遇的情况那样，中国政府会作何反应。在远离祖国、充满敌意的地方，很多事情都可能出岔子，即便是一支身手不凡、准备充分的队伍。如果苏丹、伊拉克或阿富汗的叛乱分子伏击中国的私人保安得逞的话，北京会准备采取惩罚性措施吗?如果中国承包商在伊拉克或阿富汗等地遭到攻击，而美国特种部队在这里作战的话，北京愿意请求美军帮助营救吗? 从中国雇佣民营保安的公司必须管理其与当地军队和以前雇来保护中国工人和资产的保安公司之间的摩擦。这些公司最终可能会为安保双重买单——一次付给不满的地方指挥官，另一次付给真正提供安保服务的中国民营保安公司。由于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一样，被认为越来越有钱，这种情况可能会恶化。北京始终依赖支付赎金以解救人质，而后者，不受《反海外腐败法》的限制，广泛被认为参与贿赂，这正是许多不稳定地区的真实写照。 此外，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从战事活跃区域撤离中国公民的活动，就像2011年春季发生的事情那样；如果中国私人方面有紧急安全需要，而北京又不愿意处理的话，中国私人方面就会通知中国民营承包商来帮忙，那时民营与官方的界线就模糊了。 另一个问题是海外民营中国安保人员适用的法律规则。中国是《 蒙特勒公约》的签字国，该公约制定了民营军队 和保安公司的规则和最佳实践。但是，这份公约并不具法律约束力。一个可能的方案是，中国人大在2011年通过了旨在防止中国公司海外贿赂行为的法律，人大可能在此基础上，制定法律规范，约束在中国境外运营的民营安保公司的行为。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民营保安承包商在海外参与活动还会构成重大的法律和外交挑战，即便中国政府制定了法律来约束这些公司的行为。例如，我们强烈认为，如果一个承包商在苏丹或伊拉克犯罪的话，中国的反应很可能是悄无声息地迅速把人送回国内走法律程序，而不是让其承受当地司法系统不公正待遇的风险。这几乎肯定会证实外界的看法，即当事国政府软弱可欺，牺牲当地人对公正的渴望，允许中国人享有治外法权。 最后，冒险进入危险地区的小商人和企业家可能仍然雇不起民营保安服务公司。这样一来，对中国居心叵测或者企图置本国政府于困境的当地组织可能把目光锁定那些在由前武警部队武警保卫的公司大院之外的那些中国民间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将不可能努力解决双重问题，一个是中国民营保安公司在该地区运作带来的外交问题，另一个是以前存在的老问题，单个民间商人无法跟踪，也无法有效保护，但是他们的命运会引发全国关注，而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此进行回应。 Andrew Erickson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系副教授。Gabe Collin是洞察中国的合伙人，前商品投资分析家，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军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