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1月19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此同时，台湾学者对胡锦涛此次访美会不会对美台关系造成什么影响？也密切关注。 这次胡锦涛的访问是美方定位为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届时，美方将搬出全套外交礼仪和典礼来欢迎胡锦涛，其中包括隆重的欢迎仪式、鸣放礼炮、会谈会见、以及国宴等。这同时也是自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继墨西哥和印度之后，接待的第三次国事访问。 针对美方这么隆重的对待，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林文程教授表示： “我昨天晚上刚从北京回来，我也和中国大陆的学者对此事进行了交谈。大家一直同意，美中两国领导人对此都非常关注，也都需要这一次的访问成功，以提升他们各自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度。” *对台军售问题* 至于美中之间最敏感的议题之一 — 对台军售问题，会不会因为胡锦涛这次访美而有所改变？林文程教授的看法是： “对台军售问题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只是在中共的角度，它一定会提出抗议，而且也一定会触及这个问题。我想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不会完全让步，但我相信在必要时，他们也会对中国的姿态和要求加以考量，而做出一点让步。” 但是，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金荣勇的看法是： “我相信对美台关系来讲，可能不会因为胡锦涛去访问美国，而使得美台关系有所降温，说不定反而会使得美台关系有所加温，因为要面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 至于奥巴马总统会不会在胡锦涛主席访问之际，向胡锦涛提出民主和人权的问题？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林文程表示： “在民主跟人权这一方面，还是希望美国继续向中国提出这一方面问题，给中国施加压力，我想这对东亚和平和世界和平都有好处。” *既竞争又合作* 除此以外，金荣勇教授认为，美中关系近来似乎缓和，但其实是进入一个新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金荣勇教授说： “美中关系已经和缓下来是不容否认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面对美国在东亚一连串军力展示过程中，中国也毫不退让地展示出它的国防科技新成果，这也会使美中关系似乎进入一个新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上。” 金荣勇教授表示，按照目前发展态势，美中两国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容易改变。 “当中国崛起的时候，可能还不光是现阶段，可能在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二、三十年，都可以看到双方之间在战略上竞争的态势，这种大局面不太容易改变。” 奥巴马总统表示，胡锦涛主席此次访美时机很好，意义重大，美方将与中方加紧工作，认真筹备，以确保这次访问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日前在华盛顿筹备胡锦涛访美事宜的中国外长杨洁篪则表示，胡锦涛主席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新时期的美中关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 垄断 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这就形成 中国模式 下的两极分化。 …

感叹啊，要是读大学时就能读懂这样的文章，我的人生也许就完全不一样了。 ============================= 一个大学教授在美国的生活 作者：何毓琦 【作者简介】 何毓琦（1934年–），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长期从事系统控制科学及工程应用研究，在最优控制、微分对策、团队论、离散事件动态系统和智能系统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动态系统现代控制理论的创导者之一。 生于上海，1949年（15岁）前往香港并在香港完成高中教育。1950年，被麻省理工录取（16岁），并在1953年（19岁）拿到电子工程学位，1955年拿到电子工程硕士学位。在Bendix Aviation工作三年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并于1961年拿到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然后留校任教。1965年成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2001年受聘清华讲座教授。 【正文】 一、自我介绍 今年（2007年）四月初，科学网请我来开博客。我的中文不好，虽然能听能看，写起来可要差多了，拼音也不会，没有学过简体字, 也不熟悉中文的文字处理软件，所以主要用英文来写。但是，我了解不是每个读者都是科学家或英文通，所以我现在再用中文自我介绍一番，申明我的背景、立场、写博客的宗旨。 我十五岁就离开祖国，成人教育（高三、本科、研究院） 都在国外念。但是小时侯，我也念过四书及古文观止，所以看、讲、听还可以，不过中文写作能力与英语一比，就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我差不多每年回中国一次，目睹中国这二十八年的大进步。我想我对于中国的认识同一些西方的中国专家不同，可能更深刻一些。其次，我又亲历所谓的”美国的半世纪”（1950-2000），可以有一种不同于中国人对美的看法。再次，我容易讲一些你们不便讲的话，外来和尚的经容易听一点。最後，我四十多年的科研经验写下来可能对年轻学者有些帮助，让他们可以少走弯路。 这是我写博客的几个初衷。 我还要说明一下我写博客的底线。我说的都是内心实话，我也不预备谈政治。我欢迎反馈，但是我不会同你抬杠和争论，一般情况下我没有时间对每个反馈一一回复。 我的博客已经写了一个多月，学了到些什么？好像二种文章受欢迎： 1. 美国生活感悟。美国有一个出名的广播员Alistair Cooke，他是美籍英国人。从 1946年开始到2004年死前二个月，他每周广播15分钟”美国来信”（Letter From America），受全世界听众欢迎。我想模仿他的作风，当然文章不能同他比较，但是志於上者得于中，至少内容希望引起读者兴趣。 2. 学术教育心得。这是我每年来华和写网文的主要贡献，帮助下一代。我愿意继续写这一类的文章。 最後，我要坦白承认我开始写博客时的一个错误。我说我一个月最多写一次博客，但是受到众网友的支持与欢迎，自己的虚荣心上升，一个月写了十几篇，同时每天花很多时间在网上。这对于我的中文程度大有帮助，同时又增加了许多对中国的新认识。 二、哈佛 VS 麻省理工 我成年后的整个生活，几乎都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度过的。 我从麻省理工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从1961年起一直在哈佛任教。这两所学校相距不到两英里，学生们可以互相选课，在一所学校学习获得另一学校的学分。在科学技术领域，两所学校开办了很多联合学位方向，研究人员也经常合作。然而，两校在教育理念和教育传统方面有诸多差异，很值得对比研究。 麻省理工的规模要大得多，学生人数和课程也多得多，他们努力确保其毕业生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均水平。从麻省理工毕业的人，肯定拥有某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能够独力学习新知识。麻省理工的每门课业都相当繁重，大小考试不断。学生必须在这些考试测验中表现优异才能获得这门课的高分。 我记得1955年离开麻省理工投身企业界的时候，我对电子学和伺服系统的最新进展知道得很多，可以立即着手研究这些领域的前沿问题。然而我的第一任老板也是个麻省理工博士，他派我去学习电子计算机，当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对计算机一无所知，但是在麻省理工的训练使我完全能够自学。因此我后来在数字和电子控制方面取得了三项专利，还写出了我在这方面的第一篇论文。实际上，1958年我决定重返校园的时候，那家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来将我的发明产业化。 相反，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就更自由化一些。尽管哈佛学生要读的书也很多，考试测验却很少。常见的情况是，一门课的成绩完全由一篇期末论文或者一次期末考试来决定，甚至连博士资格考试也主要依靠一次三个小时的口头答辩，而不是像麻省理工那样既要通过复杂的书面考试又要通过答辩。（各系有权规定本系的资格考试细节，我这里讲的是总的情况。）简而言之，麻省理工的教学目标是确保每个学生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而哈佛采取了一种更”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某个学生有点小聪明又不太刻苦，只要选那些容易的课程，再找几个不那么严厉的导师，也能获得博士学位，还有大把自由活动的时间供自己随心所欲地支配。 因为我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又在麻省理工求学多年，我刚到哈佛的时候很不习惯，觉得他们的做法太古怪了，我经常奇怪某个学生怎么连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懂，有时候我甚至质疑某个学生凭什么得到哈佛的博士学位。但是天长日久，我开始改变看法，我开始发现这两种精英培养理念、教育思路都有其可取之处和必要之处。麻省理工是批量生产，所以必须保证向社会输出大批合格的毕业生，对学业的种种规定和严格的考试有助于确保其”产品”的质量。相比之下，哈佛的科学技术学科的规模要小得多，所以目标也不一样。（哈佛的整个应用科学和工程学院只有麻省理工电子工程系三分之一那么大。）哈佛的教育理念更加开放自由，它不打算同麻省理工竞争，也不打算覆盖所有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它鼓励学生广泛涉猎其它领域，到其它系去选课，比方说经济系和哲学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希望它的学生享有独立探索的自由，而不是投机取巧。大致说来，麻省理工设下了较高的产品平均质量标准，而且质量水平比较均匀，而哈佛也设下了较高的平均标准，但是毕业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有的则远远低于平均水平。这一点可以从哈佛与麻省理工的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和孕育的高科技公司的数量对比上得到部分验证—-尽管两所学校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但是哈佛孕育了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麻省理工孕育了更多的高科技公司。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证明其中一所学校的教育理念比另一所的更优越。这两者都为伟大的国家所需要，而且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好的教育理念，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教育学生，从而使学生掌握独立学习的能力，掌握提出问题而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都是私立学校，因此他们不受政府的教育政策的限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对象上拥有独立自主权。早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常常抱怨中国教育和研究体制的条条框框太多，而且重数量不重质量。但是最近我开始意识到在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麻省理工的方法更有效，规章制度不严，就会天下大乱。当这个国家逐渐成熟，开始与世界接轨，向世界一流看齐的时候，将麻省理工与哈佛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就很有必要了，当然这也要看各个学校的性质、规模和目标。 三、我是如何获得我的终身职业的 1959年至1960年，我开始在哈佛学习，目标是做一篇有关控制和系统理论的博士论文。哈佛其实基本上没有这个领域的专家。我之所以选择了哈佛做研究生，是受了一本名叫《计算机控制工程》的小册子的诱惑，这本小册子正是由大名鼎鼎的Howard Aiken领导下的哈佛计算机实验室撰写的。（注：Howard Aiken通常被认为是电子计算机之父，1944至1955年之间他建造了Mark系列计算机。但是他关于计算机控制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到50年代后期的时候，他差不多快要退休了，不怎么搞研究了，但是仍然声名显赫。） 我很快发现，哈佛在控制领域做得并不出色，这个领域的一位年轻教授因为没有拿到终身职位，正准备离开哈佛，而另外一位是讲师，刚刚毕业不久，跟哈佛的合同是一年一签，开设一门反馈控制课程。所以基本上没人能指导我。 绝望中，我开始拼命读当时发表的控制领域文献，碰巧看到一篇R.

中国一些专家学者主张废除劳教制度，但也有法学教授认为，这种制度应改革而不应废除。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最近发表文章说，中国的劳教体制应加以改进，而不应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