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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各种组织在开罗迅速出现，”行动团结”是对它们的组织水平最合适的描述。（ 注意：本文并非新闻，而是1月的新闻分析。） 原文： It’s Egypt’s young who are leading the protests 作者：Ahdaf Soueif 发表：2011年1月2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埃及开罗广场的人们。图片为”译者”志愿编辑所加】 耐心是一种美德――也许在埃及大众价值观念中它至高无上的美德，但是耐心也是有限度的。而现在，终于，似乎我们的忍耐也到了极限。现在领导我们的是埃及的年轻人，这很合适。他们已经受够了失业，质量不断下降的教育、腐败、警察暴力和政治无能带来的痛苦。 现在很清楚了，是他们通过脸书，在虚拟和现实中举行封闭会议，以此组织起了周二的抗议。来谈谈草根吧！”他们”是在过去五年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多个群体。关于他们何时，如何联合起来一直是个疑问。他们在周二通过行动告诉了我们答案；受到突尼斯运动的启发，这些群体相互融合，与无数的埃及的男女老少团结在一起。 从南部的Assiut，到西奈半岛的Zuwayyid，再到亚历山大，苏伊士和其它埃及境内的城市，他们组织起各种抗议活动。在开罗，他们选择了三个聚集地点：Shubra，Matariyya和阿拉伯联盟大街。这些是很有策略的选择：它们临近人口稠密区，主干道沿线延伸出许多小街道。年轻的活动家们在这些地区附近开始游行，不断聚集人群，等他们到达，比如说阿拉伯联盟大街，游行队伍就达到了20,000人。 中央安全部队方寸大乱；他们设立起警戒线，但是人们径直冲破了它。他们举起防暴盾牌和警棍，但是年轻人举起手，高喊”Silmiyyah（和平）！Silmiyyah（和平）！”朝他们走去。 周二晚上，在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埃及重新找到了，并庆祝它所拥有的多种色彩。活动人士在人群中占很小的一部分，但那些在解放广场的就是人民。 来自各个社会阶级，各种背景的年轻人一起游行，歌唱。德高望重的老人拿着食物和毯子四处走动。在大街上，穿着牛仔裤，抽着香烟的妇女同她们戴着面纱的姐妹们坐在一起。参加过1970年代学生运动的老同志们数十年后重新会合。年轻人到处收拾垃圾。呆在家里的人给附近的餐馆打电话，为示威者们订餐。听不到任何有关某个宗教或教派的口号。这里团结的氛围很容易就能感觉到。这些描述听起来很浪漫，不过事实确实如此，之前和现在都这样。 接着，在凌晨一点，中央安全部队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不到五分钟，40多罐催泪瓦斯被扔进了人群中。人群没有散开，特种部队用警棍，高压水枪，最后使用橡皮子弹向人群攻击。数百人被抓起来，扔进警用卡车，带到警察局和拘留中心。私家汽车跟着警用卡车以知道他们把人带到了哪里。 法律援助组织和人道组织设立的电话也开始响起来。随时待命的律师直奔拘留中心。政府开始屏蔽紧急电话，干扰互联网，阻断通讯。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有时候，感觉埃及好像被外国占领了一样。今天，开罗市区处于封锁之中。很明显，法律界和媒体界最让当局担忧，这毫不意外。拉美西斯大街上，二十辆运兵车一字排开，律师团，法官俱乐部和记者团深陷安全部队的包围。 大约100名示威者带着横幅，站在记者团外的台阶上。一个带着麦克风的的年轻妇女向士兵们喊话：”放松点！放松点！我们不是敌人！” 26号开始的起义的策略是迅速聚集起来但在受到攻击后很快便消散的宛如昙花一现的示威。他们的目的是让安全部队保持警觉，不能休息――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周五的祈祷结束后的时间是最佳的抗议时间，每个人都在等待着这一时刻。 各种组织在开罗迅速出现，”行动团结”是对它们的组织水平最合适的描述。在首都开罗周围的各种中心里，年轻的活动人士们正在分配电话，记录伤亡情况，设立临时的诊所。 在西沙姆 穆巴拉克（跟总统无关）法律中心，那里的人已经有48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他们已经记录了自1月25日以来8人被杀，24人受伤，800多人逮捕的情况。他们把热线电话公布在网站上，但是那些网站现在都被屏蔽了，很少有电话打进来。但是各种消息仍不断地传到这里：政府在苏伊士逮捕了一位90岁的老人。这位老人说1956年抵抗运动的一位领袖。现在，他又开始抗议了。 阿达芙 苏埃夫是一名畅销书作家，著有《爱情地图》和许多其它著作。她在开罗和伦敦居住。 相关阅读： 外交事务：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真的来临了吗？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核心提示：当人们保持非暴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将会获得更加广阔发展空间。埃及是这一事实的完美例证。妇女，儿童和老人都是埃及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暴力会降低一场运 动可以动员的人数。暴力也会导致同敌人的最强项对抗，而非暴力的方法则会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一个统一，周密计划并遵守纪律的团体会占据 上风。 原文： The dynamics of nonviolent power: Egypt, Tunisia and beyond 作者：Carrie O’Neil, PON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谈判研究中心） 发表：2011年4月2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是什么让以民众为基础的非暴力行动更有效？哪些技巧和战略选择可以让这些行动避免失败，获得成功？突尼斯和埃及的草根民众起义会传遍整个地区吗？4月20日，在谈判研究中心（PON）资助的一次介绍会上，非暴力国际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哈代・梅里曼提出了这些问题。 以最近在埃及发生的事件作为例子，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了解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运作的分析框架。 自信对非暴力行动十分重要。2010-11年在突尼斯的非暴力抵抗的成功给了埃及和其它国家的人这样一种感觉：非暴力的方法也许在他们那里也适用。为什么这种方法能够起作用？如何起作用？汉娜 阿伦特给出了她的洞见：”权力在革命面前分崩离析，这一瞬间揭示了民众对法律，统治者和统治机构的顺从，只不过是表面的支持和赞同而已。” 非暴力行动正是以这个洞见为基础，推动了抗争。要明白，大众的支持和赞成从各种政策和机构的战略退出，可以产生变革的力量。如果普通人在系统地寻找办法，使用自己的优势来集中攻击政权的弱点，并在关键点上进行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们可以扭转社会的权力平衡。 当群众的满意度开始流失，政权也许会提出妥协，并同时进行镇压，就像穆巴拉克总统在埃及和本・阿里总统在突尼斯所做的一样。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政权的妥协也许会增加反对派的自信，并导致进一步的抵抗。比如，1955-56年在美国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就是民权运动的一次心理胜利，鼓舞运动在其它城市的继续展开。在埃及和突尼斯，当局的妥协也增加了反对派的动员能力。同时事实证明，镇压不仅 不能结束抵抗，甚至因为它巨大的代价而伤及政权自身。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维稳的成本不断攀升，当局就处在了一个需要让步的位置。 当政权的支持基础受到持续的非暴力抵抗活动的不断侵蚀，它所能做的选择也在不断减少。政权的支持者之间――比如那些从政权的经济上受益的人同那些绑定在政权的政治机构的人――会开始出现裂痕。在埃及的例子中，旅游业向政治人物施压，要求一切恢复正常――即使这意味着要向反对派妥协――这样它的生意就不会受到损害。通常认为步调一致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开始产生分歧，因为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受到了压力。在埃及，安全部队的低级军官同高级军官之间出现了分歧，而后者能够从现状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梅里曼认为，诸如此类的分裂，会让政权最忠实的支持者开始怀疑独裁者统治的持续性。尽管他们不会去支持反对派，但是他们会同独裁者保持距离，以确保在独裁者垮台的时候，他们可以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在这一时期，独裁者支持者的大规模叛变，和独裁者内部圈子之间不断扩大的距离，会有效地强迫独裁者接受抗议运动的要求。即使政权要求镇压，安全部队也不会去执行这个命令。 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一过程的成功和失败呢？一些专家说，外部的结构因素是运动的成功基础。这些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空间大小，收入分配水平，压迫者使用暴力的意愿，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中产阶级的出现，国家的文化特点和它的地缘政治环境。 梅里曼认为，非暴力运动的结果受到上述这些结构因素的影响，但是有时候，得到反对派掌控的因素――即反对派的技巧和机构――对运动的最终结果有更大的影响。这些以技巧――机构为基础的因素包括，形成一个统一的愿景，参与战略策划，挑选合适的运动和战术，进行战术创新和决定行动次序，选择特别的可实现的目标，创造有效沟通，以及建立联盟。通过研究人们忠于现状的原因，非暴力运动可以形成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并动摇这种忠诚。 梅里曼分享了由他的同事彼得・艾克曼博士最早提出的战略三原则：统一，计划和非暴力纪律。这些都是运动能否成功的交叉指示器。他说，如果你想快速地判断一场运动的前景，你应该问自己，”运动是统一的吗？有没有计划，它能在总体上保持非暴力吗？” 统一有三要素： 统一的目标：运动的目标和手段是统一的吗？ 统一的组织：运动的领导者，中层组织者和当地的活动人士是统一的吗？ 统一的人：这场运动能够建立起同盟，把社会上的各种组织联合在一起吗？ 运动是否听取了他们想动员的人的意见？他们是否有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思想来吸引人们的参与？ 埃 及的反对派明白，他们的力量是他们动员不同支持者的能力。尽管有一些运动的组织者不是工人阶级，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演讲里强调工人阶级的痛苦，并在工人社区里建立组织。他们集合共有符号、国家主义和文化，创建了新的集体认同。组织者们广泛地团结妇女和持不同宗教观点的人民，提出诸如”穆斯林，基督徒，我们都是埃及人”的口号。他们还在创建了统一的埃及身份，以吸纳穆巴拉克政权的支持者的忠诚，通过比如这样的口号：”警察和人民站在一起。埃及万岁！”。在 起义之前，穆巴拉克政权是国家的同义词，如果你批评穆巴拉克，那么你就在批评埃及。抗议行动在语辞上重新收回了埃及的身份，他们高喊：”我们都是埃及。” 另 一个对非暴力运动成功做出贡献的因素，是埃及过去的非暴力运动历史。过去的行动让埃及社会有了一个成熟的非暴力行动环境。尽管还有大量关于埃及反对派战略 策划的本质还不为人所知，但是梅里曼相信，过去的非暴力行动留下来的最佳做法和失败都在运动中得到了相当的反映。例如，2004-05年在埃及的 Kefaya（”够了”）运动转变了整个国家对政权的公开批评的心理底线。而2008年的四六运动把城市的年轻人和劳工群体团结了起来。这些和其它过去的 非暴力动员行动都是2011年1月25日成功起义的铺垫。 在战术水平上看，有证据表明，埃及的反对派进行了周密的计划。比如，运动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让人们亲自去解放广场。穆巴拉克试图让防暴警察在人数上超过示威 者。运动组织者利用开罗无数的巷道来规划抗议路线，并在秘密的地点进行组织，以确保比警察领先一步。他们还编制出一份名为《如何聪明抗议》的26页的小 册子，为动员那些从未参加过非暴力行动的人做准备。这本小册子包含了一系列关于行动的内容：示威者如何行动的简单介绍，着装指导，甚至还有如何处理与防暴警察对抗的说明。 组织者了解自身的实力，也知道号召每天都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将会拖垮运动自身。在其他一些的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中，大规模的抗议在数周后就失败了。所以埃及的运动领导者很小心地开展他们的动员活动，并把活动重点安排在周二和周五。在面对谈判压力的时候――很多埃及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因此想过回正常的生活――抗议者们正确地估计到，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动员活动的时间，比政府能够抵抗的时间要长。同样了不起的是，他们创造了一块政治空间，使人们可以创建一个内部的自我 组织，并把它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比如，反对派在解放广场设立了检查点，人们在那里接受搜身以防止携带武器，他们定期清理广场，并设置防御路障以减 少暴力。 梅里曼强调，这场运动能够建立一个有组织的非暴力行动文化，这一点确实非常了不起。如果反对派对穆巴拉克的安全部队使用大量的暴力，那么穆巴拉克的军队将会仍然保持对政权的忠诚，并参与大规模的非暴力行动――就像发生在利比亚的事情一样。 当人们保持非暴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将会获得更加广阔发展空间。埃及是这一事实的完美例证。妇女，儿童和老人都是埃及起义的重要参与者。暴力会降低一场运动可以动员的人数。暴力也会导致同敌人的最强项对抗，而非暴力的方法则会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一个统一，周密计划并遵守纪律的团体会占据上风。 哈代・梅里曼是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ICNC）的高级研究员。他撰写有关非暴力冲突的书，并作相关的演讲。他的受众不仅有学者，还有活动人士，组织者，以及其它的实践者。 他曾合著，或者参与了下列著作：《推动非暴力斗争：20世纪的实践和21世纪的发展》，2005年，吉恩 夏普；《民众圣战：中东地区的非暴力斗争，民主化，和政府管理》，2010年，玛丽娅 斯蒂芬（编辑）；和《CANVAS 核心大纲：有效非暴力斗争指导》，2007年。哈代也是超级行动计划的顾问团成员。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核心提示：“我们只是想试着让世界相信，实现变革的唯一正确途径是非暴力的，且有策略的抗争。”每一场起义都在本土成长，但非暴力的原则可以被传授，还有那些躲避催泪弹和网络审查的技巧。 原文： Exporting Nonviolent Revolution, From Eastern Europe To The Middle East 时间：2011年2月21日 作者：Courtney Brooks, Milos Teodorovic 本文由“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图：在推翻米洛舍维奇的过程中，Otpor（抵抗）组织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幽默的形式嘲讽当局以赢得公众的支持。译注：图中女孩手拿的标语是模仿Facebook上加好友时弹出的问题，上写：如果你认识阿拉伯独裁者穆巴拉克，可以送一个私人消息给他吗？】 斯尔贾・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有一个梦想：有这样一个地方，在这儿政治变革是通过非暴力斗争实现的。 他最初是一位民主活动人士，在他的祖国塞尔维亚组建了Otpor（抵抗）组织。而正是这个组织领导了十年前推翻独裁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抗议运动。 随后，波波维奇开始输出自己的非暴力战术，帮助训练来自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活动人士，而这些活动人士后来领导了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 而现在，波波维奇开始部署他的新组织，Canvas。这次，他走得更远——向最近推翻了埃及和突尼斯专制政权的民主活动人士提供帮助。 波波维奇说，“我们只是想试着让世界相信，实现变革的唯一正确途径是非暴力的，且有策略的抗争。” “我认为，这些天我们在整个中东地区抗议中看到的那些世俗化（译注①）的年轻人是这一地区的新面孔。我愿意相信，他们足够强大，也足够聪明，能打败极端主义，包括伊斯兰极端主义。” 类似Canvas等组织的工作和不断涌现的社交网站，如脸书和推特，还有正在出现的一代网络青年（他们也越来越不受影响）结合起来，创造出的完美风暴，威胁到了从欧洲到北非，再到中东的独裁政权。 传授非暴力 波波维奇说，Canvas成立于2003年，已经培训过来自37国家，包括津巴布韦、北韩、白俄罗斯和伊朗的异见人士。关于他的组织是否培训过例如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的这些现在正在举行抗议，试图推翻专制政府的活动人士，他说除非活动人士们自己说出来，他自己不能透露这个信息。 波波维奇的思想体系，同时也是Canvas的思想体系，受到了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基恩・夏普等人的思想影响。美国人基恩・夏普写了几本关于非暴力斗争的书，包括著名的《从独裁到民主》。（见 此篇 ） 2009年夏末，Canvas和其它几个非政府组织合作，把约20名埃及活动人士带到了贝尔格莱德，进行了关于促进埃及变革的为期一周的战术培训。这当中的一些人有后来成立领导最近反政府抗议的四六运动的创始人。 佩塔尔・米利塞维奇（Petar Milicevic）是非政府组织欧洲没有选择的创立者，他也帮助进行了培训。他说，他和埃及人谈论组织运动和激发年轻人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来实现这两个目标。 “在抗议的过程中，我每天都和在埃及的朋友联系。他们在此期间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米利塞维奇说。 “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其它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也筹集了一些救援资金，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他们说】我们只想让世界都知道，这是我们埃及公民的革命，不是其它什么伊斯兰革命或者政变。” 笑对监牢 在推翻米洛舍维奇的过程中，Otpor使用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幽默的形式嘲讽当局以赢得公众的支持。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他们把一个有米洛舍维奇画像的油桶滚下街道，旁边的人轮流用棒球棒敲击油桶。活动人士们经常受到逮捕和殴打，但是据报道，他们很少在监狱里过夜。 【图：示威不是请客吃饭】 但是在培训那些来自诸如埃及、伊朗和白俄罗斯的异见者的时候，Canvas也认识到，自己正在培训的这些活动人士将来可能会因他们的抗议活动而被关进监牢。 格鲁吉亚人妮妮（Nini Gogoberidze）参加了2003年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她现在是Canvas的一名培训师，主要同伊朗的异见人士合作。她说，每种抗争都不相同，各个政权对付异见者时使用暴力的程度也不同，而这正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 “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我怀疑是安全部队，甚至是武装部队发起了街道上最初的流血冲突。但是我很确信，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在伊朗或者任何其它暴力的政权，”妮妮说。“使用暴力的程度差异将各个国家的斗争区分开来。” 她认为培训就象“头脑风暴”，活动人士以他们自己的创造力来发展对抗其政府镇压的办法。 “没有人比当地人更清楚如何发起动员，你明白我的意思。而这也是非暴力斗争的主要思想，”她说。你不能输出斗争，我不会【派】10个人，塞尔维亚人、格鲁吉亚人、或者乌克兰人去其它国家制造一场革命。革命完全是一件由本土催生和在本土成长的事。“ ‘斗争必须在本土成长’ 2007年，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的主席杰克・杜瓦尔（Jack DuVall）也在埃及举办了一场为期一周的关于非暴力抗争的教育研讨会。他强调说，外国机构不能去“培训”如何在某个特定国家对抗镇压——而应该提供一个非暴力对抗的模板。 【图：2000年3月，Otpor的成员站在一个由报纸做成的笼子里，抗议塞尔维亚政府对独立媒体的压制。】 “外人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向那些想参加民众抵抗的某个国家的人提供行动建议，”杜瓦尔说。“能讲授的只是这种斗争形式的概念和普遍实质；但是最终还是要那个国家的人自己去实践。而那些人都是担着风险的。” 83岁的基恩・夏普，被称作非暴力抵抗战略界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  译注②）。他认为埃及人的革命“非常勇敢。”他说，他很高兴自己的作品对埃及人有用，但是所有的荣誉应属于埃及人自己。 “如果人们不再害怕，那么独裁者就有大麻烦了。而且他们也做到了，把非暴力的原则保持在一个了不起的水平——不是完美的，但是是一个了不起的水平——甚至是在他们遭受攻击的时候。”基恩・夏普说（点此查看访谈全文）。 “有些人总是说，也许人们对使用暴力更有兴趣，但是埃及人却一直在说，和平，和平，和平。而这一切在示威的规模超过一百万的人的时候仍能被保持住，这实在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不幸的原因各不相同 通过口耳相传和社交媒体，Canvas的讲义中北非和中东地区广泛流传。 巴尔的摩县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Zeynep Tufekci说， 团结起来的消息和实用的知识——从如何处理催泪瓦斯到如何逃避网络审查——在突尼斯，埃及和其它处于政治动乱中的国家之间流传。 “这真是一场非常完整的运动，即使这些起义都非常有民族性，也非常有组织，”Tufekci说。“他们不仅受到外界的启发；也因他们自己的痛苦而受到激励，但是关于革命的技术方面的考则则受到了其它地方的启发。” 格鲁吉亚的活动人士Gogoberidze说，她所培训的伊朗人没有一个来自像绿色运动这样的正式的活动人士组织。她说，她教授过家庭主妇，学生，还有记者，告诉他们如何参与非暴力斗争。 我问她，Canvas是怎么同这些人联系的，她的回答很简单，“是他们找到了我们。” 欧洲自由电台/解放电台巴尔干事务处的斯洛博丹 科斯蒂奇（Slobodan Kostic）和艾娜 斯特瓦诺维奇（Ena Stevanovic），还有欧洲自由电台/解放电台格鲁吉亚事务处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译注① 这里的世俗化是“宗教化”的反意，为防中文中的语义外延差异引起误会，特此说明。 译注②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1年－1831年），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曾著《战争论》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