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

唐开宏 |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承认的,但文革中曾经发生多起大屠杀,这却是许多人不知道,也是可以空洞地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的官方史学不愿面­对的。 宋永毅君主编的《文革大屠杀》一书将中国当代史中最残暴惨烈、令人不忍卒读,同时又被掩盖的一页展现在读者面前,就宋君而言,这是对中国史学和历史本身的­一大贡献,对大陆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重新审视民族的罪孽和良知的契机。     在并非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一国之内在十年之间发生多起大屠杀,这是民族的耻辱;而国民对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视无睹,这是另一重耻辱;对这耻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辩解,则是再一重耻辱。     中国人的心灵似乎不适宜在善与恶的绝对性和对立之中作沉思和反省,我们宁愿苟安于当下的日常生活而不愿正视过去的苦难,当需要弄请事实、明辨是非、追究责任时,­我们惯于以“不堪回首”相搪塞。尽管如此,掩埋历史的罪责不应该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寻找,因为人们的淡忘不仅出于心理上不能承重,而且是受到压制、威胁,感到­恐惧。在中国,说出真相是再困难不过、再危险不过的事。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官方不是也对文革作全面否定吗?”是的,官方曾经有过这样的表态,但那只是在“否定M同志的晚期左倾错误路线”同时又要“坚持和捍卫作­为革命的集体智慧的M思想”的前提下的一种表态。不错,大陆也批判过文革,但从来没有涉及到最根本的问题即人权——人的生命权、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个人尊严­、个人财产权,这些权利在文革中被践踏无遗。   文革中发生大屠杀,并非偶然事件,并非文革造成天下大乱局面的失控产物。杀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文革中残忍地杀人、满门抄斩、大批地屠杀,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和心理上的支撑,没有物质条件,没有制度的保证,是决不可能的。     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成了民族的意识形态,其特征之一就是漠视生命。M多次说——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大会上­说——核战争并不可怕,全世界二十几亿人,死掉一半,埋葬资本主义,剩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有什么不好?M把文革说成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大革命,而他领导的上一次­革命,以三千万人的生命换来一个新政权,这一次他又准备以多少万条生命贯彻他的意志、实现他的目标呢?我们不知道M的具体打算,但毫无疑义,他对成千上万地死人­毫不惧怕,就像他对几年前因为他忽发奇想而导致几千万人饿死而不为所动一样。相应地,受他蛊惑的文革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也不会在鲜血和尸体之前却步。     我在自己的文革研究着作中有以下文字:   1968年5月,陕西省某县发生第一次大武斗,一派红卫兵组织用步枪和迫击炮打败对立派,对方死50来人。战斗结束,当胜利者看到遍地死尸时,吓得心惊胆战,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本派一个成年人提醒因开杀戒而手脚无措的学生:“打得好!必然要打,M主席刚有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学生们一听,立即从惊惶不安变得理­直气壮,原来自己打死人属于打国民党!于是开庆功会,颁奖受奖。我的被采访者告诉我,心理上越过了这一关,以后做什么事就无所顾忌了。     M对于文革中大批杀人不仅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且命令军队“武装支持左派”,文革中许多地方发生军队向群众开枪事件,就是在“武装支左”的指示和口号下­进行的。与此同时,M还命令军队发枪给一派组织,使其得以放手对另一派实施武装攻击,也迫使这一派从别的部队或兵工厂搞到枪支弹药,以杀人对杀人。对此,M轻松地、甚至兴高采烈地称之为“全面内战”。   文革中的大屠杀是描述文革、研究文革和评价文革回避不了的话题。当这方面的史实披露出来之后,一切对文革的辩解和美化都站不住脚了。     有人说,文革是M为了实现其平等理想而作的社会实验,这个实验失败了,但M的出发点应该肯定,文革精神将永放光芒。凭什么应该相信M有如此高尚的理想?年轻­的左派引证M的语录,引证文革中《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及文章。但是美妙动人的言辞能够遮盖尸骨和鲜血?难道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可以根据当权者的自我­标榜和宣传?果如此,希特勒的辩才和鼓动力比M不知要强多少。退一步说,如果实现一种社会理想带来的是大屠杀,这种理想的价值何在?如果有人愿意为这种残忍­的理想捐躯,那是他自己的事,如果想让成千上万的人当牺牲品,那就未免太异想天开了。     有人说,批判和否定文革不过是站在政治和文化精英的立场上发言,文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但遭到冲击的多半是当年养尊处优的官僚和待遇不错的知识分子,老百姓并不­是受害者。     但看过本书之后就可以明白,在文革中遭到屠杀和其他形式虐待的,首先是文革前生活悲惨、地位低下的人,即被划为异己分子的各类人,以及他们的子女,而屠杀者、施­虐者除了军队,就是政治上可靠的民兵、各种红人、积极分子,特别是掌权者的子女。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人自己就是片面的历史知识的受害者,他们不知道文革中的大­屠杀和类似的事情,不知道杀人者,施虐者和被杀者、受虐者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所阅读的只是文革后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回忆与控诉,他们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些东西,这是不错的,他们错在把这些东西当成了文革的全部。     有个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他没有经历过文革,在美国读书和任教,在文革发动三十周年祭日发表文章说:“今天,我们应把M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我希望他认真读读《文革大屠杀》这本书,想想文革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发­生的一切,再考虑自己还能不能坚持希望“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无知或一相情愿使人天真,天真有时显得可爱,但天真到为浩劫辩护,挖空心思寻找其中的“合理因­素”,就不知其用心何在了。        本文来源《凯迪网络》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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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宋永毅评薄案大审在即 指当局不可能公正审判

薄熙来案大审在即,旅美中国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在洛杉矶表示,从过去中共当局公审同党高层的前例分析,中共中央起诉薄熙来并非路线斗争,而是权力恶斗,估计公诉薄熙 来案不可能是公正的审判。 公审薄熙来是中共改革开放至今党内高层落马最具指标性的案例,当外界热议公审薄熙来将为中南海政情造成何等程度的动荡? 党中央倾力遮掩党内分裂是否因此更显公开? 旅美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据眼下已知的各方信息估计,这场公审不可能是所谓“公正审判”。 宋永毅说:“ 尤其是由于党内政治斗争而引发的审判都有些共同点,第一,这不是公正审判,并未给予被审判者有自由余地为自己辩护。虽然设有辩护律师,但是把话 讲穿了,这个律师都是由党、由政府指派,不能自由为被审判者辩护,律师敢说’习近平曾在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时来过重庆,对重庆所有事情都表支持, 若要审判薄熙来,也要把习近平拉下来审判…’这样的话吗?我想没有律师敢说,因此最根本问题就是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 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先后引爆一年多以来, 许多评论文章都以“路线之争”为薄熙来和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定调。 但宋永毅以“权力恶斗”概念取代路线之争等说法。 宋永毅表示:“薄熙来和习近平之间的斗争在本质上是权力斗争,并非路线斗争。所谓路线斗争应该是一方走毛的路线,另一方是废毛反毛的路线,而我们在习近平或 以前胡锦涛时期都没有看到反毛路线,只不过薄熙来咄咄逼人,影响了中央所谓的团结,也影响了政权稳定,这么一来,薄熙来一定成了异端,也一定要被他们抛弃, 根本问题就在权力斗争。” 中共当局以贪污、 受贿和滥权三罪名起诉薄熙来,宋永毅认为,当局回避任何与政治罪名有关之指控,恰已暴露当今领导高层和薄熙来矛盾之深,以及急于解决此案以巩固 政权的意图。 宋永毅指出:“他们不敢把薄熙来唱红打黑当成一条罪状,因为当局自己不想把毛泽东这一神主牌子放掉,又怎可以把薄熙来唱红打黑视为罪状?薄熙来学毛泽东 ,而且比毛泽东更坏,我觉得他做的事情是罪有应得,但是,对薄熙来的审判是不是公正?在目前情况之下,对比1980年审判四人帮,再到今天将审判薄熙来,基本 上不可能是公正审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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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宋永毅评薄案即红卫兵内斗 抢班夺权不成终倒台(图)

目前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任职,中国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把薄熙来被免职一案视为 “红卫兵内斗”的闹剧。宋永毅根据薄熙来在文革期间策动“红海洋”等事件,和近几年在重庆高调唱红打黑,展现出多年未变的政治性格,最终把自己推向倒台之境。 图片:宋永毅在洛接受本台访问,指薄熙来犯中共”抢班夺权”之大忌.(记者萧融拍摄) 旅美中国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在洛杉矶接受本台访问,引述马克思说过的话,视薄熙来遭免职事件为中共党内一场闹剧。 宋永毅表示:“广义来说,现在中共在位政治局委员都是红卫兵,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大学红卫兵’,薄熙来和习近平那批人是‘中学红卫兵’,李克强是红小兵,所以,现在中共是由红卫兵掌权。我把薄熙来的悲剧定位成红卫兵内斗,用马克思说的话即是‘革命事件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时,常常是悲剧;当悲剧第二次被模仿和重复时,常常是闹剧,在薄熙来身上,这闹剧成份非常清楚。”最近几年,薄熙来在重庆高调唱红,强力打黑,宋永毅说,薄熙来旗帜鲜明的极左路线可追溯到文革期间,他还是一名高中红卫兵当时的诸多作为。 宋永毅指出:“文革初期有一批高干子女创立了红卫兵,他们当时有两个‘杀手锏’,其中之一是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打江山,我们要坐江山’,换言之,这些高干子女想要掌权。当年薄熙来在北京四中积极参加红卫兵活动,高唱所谓 ‘毛泽东主义’和造反精神,这就是唱红。当时有所谓‘红海洋’,他们上街张贴毛泽东像,戴起红袖章,把北京城搞得像红色海洋一样,这就是薄熙来等人搞出来的事。” 宋永毅再以薄熙来与同学之间真实发生的故事,突显薄熙来数十年来政治性格并无改变。宋永毅说:“我认识一个薄熙来的同学,这人后来毕业自美国耶鲁大学,这位同学出身并非资产阶级,而是出身党员干部家庭。当年他俩是同校学习,也是薄熙来提倡‘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之时。薄熙来曾经当众打了这位同学两耳光,指他是‘狗崽子’,可是,薄熙来明明知道他出身是好的,为何又要打他骂他呢?那是因为薄熙来要建立一个专政的红色恐怖,就像后来在重庆打黑一样,当年薄熙来打人两耳光,不是为了‘打黑’,而是‘黑打’,他明知这位同学不是黑五类子女。 今日在重庆也是一样,他在那里不是打黑,是黑打!我为薄熙来感到悲哀,他几十年来没有进步。” 当外界普遍认为薄熙来被免职,是为他的极左作风,但宋永毅有不同见解。宋永毅表示:“我并不认为薄熙来的‘左’是导致倒台最主要因素,他之所以倒台和1966年12月老红卫兵倒台一样,就是挟持中央抢班夺权。当年老红卫兵以为已得到毛泽东支持,就想借着唱红打黑挟持中央,结果把毛泽东惹火了,不再用中学红卫兵,把他们全数打成反革命。 ” 宋永毅分析,薄熙来高捧毛思想并大声唱红,令熟悉文革历史,已知他父亲薄一波与毛泽东宿有积怨的一代人深感矛盾和讽刺。此外,薄熙来对权位的意图高调外显,都是走到今日境地主要原因。 宋永毅说:“首先,薄熙来近年在重庆表现出文革时期的行动模式,是对第一次悲剧性革命事件闹剧性的重复。第二,他的问题不在于 ‘左’,而是自以为自己的革命干劲可以挟持他其实撼动不了的中央,这一点和老红卫兵当年犯了相同错误,自以为可以挟持毛泽东。最后一个问题即是红卫兵内斗,薄熙来野心之大,想成为‘薄泽东’,想要一人专政,甚至想把习近平搞掉,最后被搞掉的人当然是自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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