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

薄熙来案大审在即，旅美中国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在洛杉矶表示，从过去中共当局公审同党高层的前例分析，中共中央起诉薄熙来并非路线斗争，而是权力恶斗，估计公诉薄熙 来案不可能是公正的审判。 公审薄熙来是中共改革开放至今党内高层落马最具指标性的案例，当外界热议公审薄熙来将为中南海政情造成何等程度的动荡？ 党中央倾力遮掩党内分裂是否因此更显公开？ 旅美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据眼下已知的各方信息估计，这场公审不可能是所谓“公正审判”。 宋永毅说：“ 尤其是由于党内政治斗争而引发的审判都有些共同点，第一，这不是公正审判，并未给予被审判者有自由余地为自己辩护。虽然设有辩护律师，但是把话 讲穿了，这个律师都是由党、由政府指派，不能自由为被审判者辩护，律师敢说’习近平曾在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时来过重庆，对重庆所有事情都表支持， 若要审判薄熙来，也要把习近平拉下来审判…’这样的话吗？我想没有律师敢说，因此最根本问题就是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 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先后引爆一年多以来， 许多评论文章都以“路线之争”为薄熙来和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定调。 但宋永毅以“权力恶斗”概念取代路线之争等说法。 宋永毅表示：“薄熙来和习近平之间的斗争在本质上是权力斗争，并非路线斗争。所谓路线斗争应该是一方走毛的路线，另一方是废毛反毛的路线，而我们在习近平或 以前胡锦涛时期都没有看到反毛路线，只不过薄熙来咄咄逼人，影响了中央所谓的团结，也影响了政权稳定，这么一来，薄熙来一定成了异端，也一定要被他们抛弃， 根本问题就在权力斗争。” 中共当局以贪污、 受贿和滥权三罪名起诉薄熙来，宋永毅认为，当局回避任何与政治罪名有关之指控，恰已暴露当今领导高层和薄熙来矛盾之深，以及急于解决此案以巩固 政权的意图。 宋永毅指出：“他们不敢把薄熙来唱红打黑当成一条罪状，因为当局自己不想把毛泽东这一神主牌子放掉，又怎可以把薄熙来唱红打黑视为罪状？薄熙来学毛泽东 ，而且比毛泽东更坏，我觉得他做的事情是罪有应得，但是，对薄熙来的审判是不是公正？在目前情况之下，对比1980年审判四人帮，再到今天将审判薄熙来，基本 上不可能是公正审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导

目前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任职，中国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把薄熙来被免职一案视为 “红卫兵内斗”的闹剧。宋永毅根据薄熙来在文革期间策动“红海洋”等事件，和近几年在重庆高调唱红打黑，展现出多年未变的政治性格，最终把自己推向倒台之境。 图片：宋永毅在洛接受本台访问,指薄熙来犯中共”抢班夺权”之大忌.(记者萧融拍摄) 旅美中国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在洛杉矶接受本台访问，引述马克思说过的话，视薄熙来遭免职事件为中共党内一场闹剧。 宋永毅表示：“广义来说，现在中共在位政治局委员都是红卫兵，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大学红卫兵’，薄熙来和习近平那批人是‘中学红卫兵’，李克强是红小兵，所以，现在中共是由红卫兵掌权。我把薄熙来的悲剧定位成红卫兵内斗，用马克思说的话即是‘革命事件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时，常常是悲剧;当悲剧第二次被模仿和重复时，常常是闹剧，在薄熙来身上，这闹剧成份非常清楚。”最近几年，薄熙来在重庆高调唱红，强力打黑，宋永毅说，薄熙来旗帜鲜明的极左路线可追溯到文革期间，他还是一名高中红卫兵当时的诸多作为。 宋永毅指出：“文革初期有一批高干子女创立了红卫兵，他们当时有两个‘杀手锏’，其中之一是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打江山，我们要坐江山’，换言之，这些高干子女想要掌权。当年薄熙来在北京四中积极参加红卫兵活动，高唱所谓 ‘毛泽东主义’和造反精神，这就是唱红。当时有所谓‘红海洋’，他们上街张贴毛泽东像，戴起红袖章，把北京城搞得像红色海洋一样，这就是薄熙来等人搞出来的事。” 宋永毅再以薄熙来与同学之间真实发生的故事，突显薄熙来数十年来政治性格并无改变。宋永毅说：“我认识一个薄熙来的同学，这人后来毕业自美国耶鲁大学，这位同学出身并非资产阶级，而是出身党员干部家庭。当年他俩是同校学习，也是薄熙来提倡‘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之时。薄熙来曾经当众打了这位同学两耳光，指他是‘狗崽子’，可是，薄熙来明明知道他出身是好的，为何又要打他骂他呢?那是因为薄熙来要建立一个专政的红色恐怖，就像后来在重庆打黑一样，当年薄熙来打人两耳光，不是为了‘打黑’，而是‘黑打’，他明知这位同学不是黑五类子女。 今日在重庆也是一样，他在那里不是打黑，是黑打!我为薄熙来感到悲哀，他几十年来没有进步。” 当外界普遍认为薄熙来被免职，是为他的极左作风，但宋永毅有不同见解。宋永毅表示：“我并不认为薄熙来的‘左’是导致倒台最主要因素，他之所以倒台和1966年12月老红卫兵倒台一样，就是挟持中央抢班夺权。当年老红卫兵以为已得到毛泽东支持，就想借着唱红打黑挟持中央，结果把毛泽东惹火了，不再用中学红卫兵，把他们全数打成反革命。 ” 宋永毅分析，薄熙来高捧毛思想并大声唱红，令熟悉文革历史，已知他父亲薄一波与毛泽东宿有积怨的一代人深感矛盾和讽刺。此外，薄熙来对权位的意图高调外显，都是走到今日境地主要原因。 宋永毅说：“首先，薄熙来近年在重庆表现出文革时期的行动模式，是对第一次悲剧性革命事件闹剧性的重复。第二，他的问题不在于 ‘左’，而是自以为自己的革命干劲可以挟持他其实撼动不了的中央，这一点和老红卫兵当年犯了相同错误，自以为可以挟持毛泽东。最后一个问题即是红卫兵内斗，薄熙来野心之大，想成为‘薄泽东’，想要一人专政，甚至想把习近平搞掉，最后被搞掉的人当然是自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乡贤谭合成这本《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记录了被中国、当然更被屠杀发生地湖南省当局刻意掩埋的一段历史。在我这个曾经目睹类似惨案发生的人心中，这不只是历史，而是经历了一场地狱之旅，这场地狱之旅永久性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文革”中被屠杀的人有多少？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8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美国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在其著作China’s Bloody Century （《中国血色百年》，1991年）中估算，“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死亡人数共计为210万人左右。专研“文革”的学者宋永毅曾写过一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比对了各种说法，最后仍然无法得出确数——这让人再次想起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名言：“中国是记者的天堂 ，统计学家的地狱”，信然。 在难以计数的“文革”死难人数中，我的乡梓之地湖南省在“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应该相当惊人。而且这些死亡人数中，有一个群体大规模地死于所谓“群众专政”，事实上处在社会底层的贫下中农，凭借毛泽东给予的“革命同盟军”地位，对中共政府划定的“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实施大规模屠杀。湖南省境内这一屠杀浪潮，从1967年一直延续至1968年，在相对落后地区均有发生，至今已经确认的已经有道县、邵阳县与溆浦地区等地。 为什么这三地的屠杀能够确认？那是因为有三位身份及处境完全不同的作者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他们是：谭合成、林启山（陆芒）与苏阳。我本人年幼时曾亲历邵阳县“黑杀风”，一直希望有纪录湖南“文革”大屠杀的研究问世，因此，这三篇作品当中，林、苏两位作者的文章都经我推荐、编辑并发表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上。 谭合成先生有关道县大屠杀的文章在海外流布很广。我早在90年代中期就在香港的《开放》杂志上读到相关连载，其时作者署名“章成”。我当时就为作者那种为历史负责的精神所感动。因为有关“文革”的研究，在中国思想最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也只打开了一条门缝，此后更是被列为学术文化禁区，不容触碰。在湖南省内，1967-1968年发生的大屠杀，地方当局一直讳莫如深。我记得当年邵阳市有人在地处市中心的邮电局墙上贴出大字报要求追查邵阳县“黑杀风”的元凶，结果是当局不去追查凶手，反而将贴大字报的人投入监狱。可以想见，为了将道县“文革”屠杀真相揭橥于世，谭合成数至道县，采访许多亲历者，并得到了当年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他的书即依据这些“板上钉钉”的历史资料写成。若非本着历史良知，怀有尊重生命的大爱，很难冒政治风险，孜孜于这种不知何时才能够见天日的挖掘历史的写作。 林启山先生（笔名陆芒），是湖南省邵阳市一位退休老干部。他曾亲历1968年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在1974年4月还参加湖南邵阳地区、邵阳县联合调查团的调查工作。根据其保存的《调查材料纪实》，他在晚年写成了初稿，并将其收于回忆录《老虎坪纪事》，张贴于国内天涯网上。当年邵阳县“黑杀风”猖獗之时，我还年幼，但却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地处下资江下游，万人空巷去看沿江漂流下来的尸体的“盛况”，以及当时邵阳市被这股百里之外刮来的“黑杀风”搅得惊恐不安的日子。90年代中期，我曾写过一篇“为了数千被遗忘的冤魂”，以笔名“沈默”发表于香港《当代》杂志上。因此，当我看到陆芒先生的文章，如获至宝，立即与其联系，征求其同意后，将这一章改写并编成“文革时期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事件始末”，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第3期上。 苏阳先生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是其英文著作《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组成部分。苏阳先生曾在中国湖南、广东、广西三省的地方志中披沙沥金，选取了若干个样本研究。如果说前两者都是叙事式，其价值在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苏阳的研究则在于学术领域。该书对屠杀时间（即为何发生于那段时间）、屠杀地点的政治地理特征、屠杀发生的原因都做了探索性的分析。对于海内外“文革”研究中“非正常死亡”这一重要课题，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具有界碑性的意义。 中国“文革”的大屠杀，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种族屠杀，因为屠戮者与被屠戮者都是同一民族；也不是战争结束后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屠杀，因为这些被杀害者无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早就处于被统治阶级与其他社会成员凌虐的凄惨境地。他们之所以被杀害，其根源就在于当时主宰中国的神灵毛泽东对“敌人”的定义。坚持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在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为中国找出的“敌人”之多前所未有。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所谓“敌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政府的的军、政 、警、宪、特等21种人及其家属。这些人当时在中国至少达一亿左右，接近当时七亿人口的七分之一。这种发生于非战争年代的大规模迫害直至屠杀，至今为止在国际社会只有红色高棉可以相比。 在世的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受到了国际法庭的审判，其深重罪孽也被全人类以各种形式在反思与批判。但波尔布特的老师——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所制造的巨大罪孽，不仅在中国本土未被认真清算，在国际社会也未能形成公开谴责。在中国政府的百般阻挠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6年3月改组，现称人权理事会）虽经多次尝试，至今还未能通过谴责中国“文革”的决议。 红色高棉“ S-21集中营”的死囚档案库，让世界看到了红色高棉的确切罪证。 中国当局曾多次下令销毁“文革”档案，中国今后就算等来了民主化实现的时刻，也很难对“文革”这一国家罪错有完整的档案纪录。但有了上述三位作者留下的三份文献，算是为死于湖南1967-1968年间集体屠杀的中国人树立了几块文字纪念碑。尽管这些作品至今都未能在中国境内正式出版。但我相信，它们总有回到其其精神故乡中国的那一天。 谭合成写下《血的神话》，意在对“文革”屠杀事件进行良心的拷问，其目的不仅是要让健忘的中国人记住这一段极为可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希望国人通过反省而提升文明程度。现阶段，中国已经沦为一个暴力蔓延的国度，政府过度迷恋政治暴力，民间屈服于政治暴力并盲目崇拜其他种类的各种暴力。追根溯源，缘于中国从未认真反思过自己亲手制造的种种反人类罪行，如同谭合成在书中所说：“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对中国“文革”这段历史的挖掘和反思，远非几本著作就能了结。但可以肯定的是，谭合成等人的著作，已经为“文革”大屠杀的研究铺上了后人绕不过去的奠基石。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键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