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制

王思想家 | 百年中国一直有新闻自由

百年中国一直有新闻自由  ——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设立20周年      2013年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设立20周年,联合国2日举行特别活动纪念,号召国际社会行动起来,保护世界各国新闻工作者的安全。     自然就要想到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有人说中国从未有过新闻自由。我认为这话不对。事实是:从晚清到现在,中国一直是有新闻自由的。仅仅是有时候多、有时候少的区别。     环球时报说现在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这个我不好评论。反正我知道,从新闻自由的角度来说,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时期。我们来比较一下:       1,晚清的新闻自由     晚清允许私人办报。中国人在境内办的第一份民间报纸出现在1873年,一个叫艾小梅的人在汉口创办了《昭文新报》。 民间大量办报是在戊戌变法时期,一共办了大约100多份报纸,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或改革派的报纸。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报纸被查封,但没过几年,进入20世纪,中国又掀起了一个民间办报的高潮,从1901年到1908年,全国各地创办的各类报刊达302种。1906年,仅上海就有66家报刊,出版刊物达239种。     报纸不必理会主旋律。当时毕竟是皇权专制,不可能实行民主制度下的彻底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那时候的政府也没有去控制媒体,强迫全国媒体统一发出一个声音,重要新闻统一用皇家通讯社的通稿,或者只报道正面消息不准报道负面消息;更没有要求媒体必须去赞颂朝廷伟大光荣正确,去高歌君主专制有理的主旋律。     1904年11月,在慈禧70大寿期间,有个叫林白水的记者写了一幅对联刊登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全国报纸竟然争相转载。     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系统全面地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和要求。公开谴责政府,主张报纸的作用就是要监督政府。     天津的《大公报》,北京的《京话日报》,长沙的《湘学报》等,都公然大胆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民权思想,提倡民权平等。大量报道负面新闻,反映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贪官污吏都极为害怕。     《苏报》公开号召推翻政府,终于惹怒了当局,《苏报》被封,章太炎和邹容也分别被判处3年和2年徒刑案,成为轰动新闻界的大案。由于《苏报》是在上海的租界里办的,案子是在租界里审判的,清政府性杀人也没办法。感谢租界。(资料来自 http://laoxuetu.blog.sohu.com/102144276.html#comment )   2,民国初期的言论自由     武昌起义后,半年的时间里,全国的报纸就从100多家增到了500多家。还相继成立了20多家通讯社。     那时候的报纸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些地方主政的军政府的临时法律也明确规定保障公民的各项自由,包括言论、新闻、出版、集会自由等,并且是说了就实行的。这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新闻自由最好的时期,被称作“报界之黄金时代”。     这个黄金时代被袁世凯当皇帝的进程终结了。任何搞专制统治的人都害怕、甚至可以说最害怕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袁世凯想恢复帝制,自然要扼杀言论自由。全国500家报刊只剩下了139家。新闻史上把这一段历史称作“癸丑报灾”。     但袁世凯还是够狠。他颁布了《报纸条例》《出版法》等法律,规定办报要先缴纳(最高)350元保证金,报刊发行前要送警察局备案,并规定“淆乱政体,妨害治安,败坏风俗”等内容不准登载。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是太宽松了——交点保证金就可以办报纸;发行报刊要送交备案而不是送审,更不是必须执行宣传纪律;对言论自由限制的规定是“淆乱政体,妨害治安”不行,虽然是弹性的可以任意解释的条款,但比媒体必须按照当局统一指令高唱主旋律要强得多。但这些规定在民国初年的国人看来,已经是相当地黑暗了,他们期望值真高。    袁世凯对许多报纸采取的是用金钱收买的策略。或给报纸资助、津贴,或给报人润笔费、车马费,或请记者编辑吃大盘子。经常收买不动,例如《国光新闻》,当时就猛烈抨击袁世凯的政府,影响很大。袁世凯派手下拿10万元支票到报社贿赂,报社拒之不受。     当时袁世凯想称帝,但报纸上可以登载反对帝制的文章,可以公开与中央意图对着干。特别是上海的舆论界,大都不支持恢复帝制。袁世凯先是派人携带巨额资金与各个报社谈,想用金钱换取报界对自己的支持,但是遭到了拒绝。    袁世凯并没有把报纸变成执政集团的机关报,报纸依然是民办。袁世凯创办御用报刊,也是差遣人走民办的路子。当时的《亚细亚报》是最重要的御用报纸,就是民办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尽管袁世凯本质上是独裁专制的,但他还是顾忌影响的,没有魄力大刀阔斧地把所有的报纸统统没收,改造成权力的喉舌,牢牢占领舆论阵地,制造千篇一律的舆论。(资料来自 http://laoxuetu.blog.sohu.com/102328072.html )    3,北洋军阀时期的言论自由     袁世凯死后才一个月,段祺瑞就废止了袁氏颁布的限制公民权力的诸多法令,包括《报纸条例》,彻底开放了报禁。政府允许被袁世凯查禁的所有报纸复刊。“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以后视情况再说。”这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掌门人段祺瑞总理在研究开放报禁的国务会议上的拍板表态。     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张宗昌给北洋军阀执政时期留下了摧残新闻自由的大污点和恶名。他们1926年杀入北京时,杀害了两个著名的报人,一个是《京报》社长邵飘萍,另一个是《社会日报》的主笔林白水。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是共产党酝酿和创办的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活动家都是在那个时期由办报纸走向政治舞台的。     这段时期,总体上来说要比袁世凯时期好得多,比以后的国民党时期也好得多,比国民党以后更是好得多。段祺瑞功不可没。     1924年5月7日,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集会,被军警打伤了几十人,《世界晚报》当天晚上就头版头条报道,严厉谴责政府,问责部长,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当时有人甚至可以在报纸上直截了当地指责军阀统治“名为共和,实为专制”。报纸公开与政府作对。    1926年3月18日,共产党人组织北京学生到执政府门前示威,政府卫队开枪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随后,《京报》《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京报副刊》等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启超、朱自清、闻一多等文化名流也著文谴责北洋政府,最终导致内阁总辞职。     如果段祺瑞将言论自由完全禁锢了,要求所有的媒体都必须按照军阀政府的部署发声,新闻工作者也必须由军阀们信得过的在政治上与其保持一致的人担当,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发生,文化领域里的巨匠也不会产生。(资料来自 http://laoxuetu.blog.sohu.com/102489884.html )     4,国民党时期的言论自由      1927年蒋介石执政后,《大公报》发表了《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蒋介石之人生观》等文章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并发表《党祸》一文。 此前,在国共两党刚开始北伐时,《大公报》就发表社评反对,认为北伐是苏俄为了自身的利益挑动中国人内斗,对“国民党自信以武力革命统一中国”表示担忧。《大公报》还对国民党在苏俄的指导下“仿俄式而练党军”表示极端不满,尖锐地指出:“国军私有,民治沦亡。”军队属于党,人民还怎么可能治理国家呢?      《申报》,在国民党执政后“猖狂”向党进攻,说“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它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已成为革命罪人。” 它还“猖狂”地反对领袖,严厉批评蒋委员长,公开反对蒋的剿匪政策。     抗战后,《世界日报》公然向国共两党提出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    鲁迅在国民党时期发表了大量具有战斗精神的硬骨头文章。    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员如瞿秋白、郭沫若、周扬、矛盾、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等都可以公开在国统区发表作品。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     国民党虽然实行了新闻审查制度,不过,检查得不是很严。1945年8月7日,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拒检运动”,就是各家报纸联合行动,不送检就出报,国民党也不在意自己的权威和面子,居然在10月1日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     当然,国民党对于它认为严重出格的媒体也是要耍淫威的,有时限令停刊1天,有时限令停刊3天。对于它认为太过分的,则不惜使用暗杀手段。比如前面提到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就是被暗杀的。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查封了共产党报纸,还杀害了共产党的报人羊枣。上海的61位新闻记者居然敢于公开提出联合抗议,各报予以登载。     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言论自由非常黑暗的时期,但不是最黑暗的时期。(资料来自 http://laoxuetu.blog.sohu.com/102665385.html#comment )    5,1949年以后的新闻自由      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此得出结论,当时新闻自由。邓亚萍女士说“人民日报60年没说过假话”。    6,今天的新闻自由      有人说今天没有新闻自由,这完全是污蔑。虽然政府不许私人办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但那不等于没有新闻自由。报纸和杂志现在还有几个人看?开放报禁还有意义吗?电台也就开车的时候听。电视则是退休老人的专属。      媒体的影响力,几乎完全是网络说了算。写博客需要政府批准吗?不需要。开微博虽然需要实名制,可也是允许开的呀。至于个别网站删贴封号,那是网站愚蠢的自杀行为,不能说没有新闻自由。      我们在网上抨击贪污腐败,曝光三公消费,怒斥国企垄断,随手拍公车,揭露马三家劳教黑幕,批判红十字会发国难财……这不都是新闻自由吗?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天赋人权,是一个国家避免人祸的重要手段,是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前提。中国正在复兴,甚至有人都说是大国崛起了,怎么可能没有言论自由呢?大家千万要认清形势,对我们的政府和国家充满信心。   链接: 《公权力干涉言论:法院是唯一合法地点》          《面对网络挑战,央视急了》            《谁那么仇恨“网上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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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广 | 盘点20个最雷人和最靠谱的两会提案议案

2013年全国两会即将闭幕,在全球媒体目光齐聚新一届中央领导层之余,5000余位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连日来也持续成为网民热议焦点。哪些提案议案引发网民的质疑?哪些引发了网友的共鸣?荷兰在线记者盘点10个最雷人和10个最靠谱的提案议案建议,并摘取了部分网友的点评,让我们一起来倒数吧! 最雷人的提案议案 【第十位】李柳:将牡丹定为国花系民心所向 人大代表、河南洛阳市市长李柳建议将牡丹定为国花,称国花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未确定国花,人大会议若能将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国花确定下来,实为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网友点评:利字当头,若牡丹定为国花,你洛阳旅游就赚大钱了。这些吃饱了撑的代表委员,不是建议“国服”就是“国花”,不干正事,能提点有关民生的实质性的提案么? 【第九位】朱列玉:国庆等四个节假日免费乘坐火车 人大代表、广东律师朱列玉建议公众在国庆、春节、清明和劳动节四个节假日免费乘坐火车,目前收费公路已实现了节假日免费通行,但买不起车的群众,却享受不到这一政策带来的好处。 网友点评:这是在人为制造又一个“春运”,是不切实际也不具可行性的“惠民牌”,哗众取宠,异想天开,自己忽悠自己。 【第八位】李丽丽:考生凭分数排位回户籍地参加高考 人大代表、金山中学校长李丽丽建议让异地高考生凭高考成绩回户籍地参加排位,异地高考所设置的门槛需要有一个合适的高度,太高难以满足异地高考的需求,太低会造成大量外来人口涌入。 网友点评:北京的官二代多,不可能让外地人去竞争,更不敢全国统一试题平等录取,教育部肯定要保护北京的特权,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北京。 【第七位】陈光标:初中以下文化水平不能生孩子 高调慈善“旁听生”陈光标称,计划生育政策应该修改,没有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不应该生孩子,读过高中的可以生一胎,高中以上学历的生育应该放开。 网友点评:山窝也能飞出金凤凰,贫穷是你们领导的责任。没钱读书的难道还要被剥夺成为人父人母的权利?每人都享有生育权! 【第六位】周森:每个人的工资,必须要有一笔钱做慈善 人大代表、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周森建议慈善立法,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拿出一部分工资做慈善,就像纳税一样,一个慈善立法可以把慈善事业中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点评:郭美美卢美美事件后,这些慈善组织老大们想钱是不是想疯了?慈善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而不是勒索的基础上啊! 【第五位】穆麟茹等:一平米房卖1000万也是合理的 政协委员、北京兆泰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穆麟茹称,房地产是市场选择,只要双方合意,一平方米卖100万、1000万也是合理的,这个政府就不该干预。同为政协委员的香港祥祺集团董事长陈红天表示,过去五六年各种手段都没有把房地产压下去,说明房地产没有泡沫。 网友点评:妓女出卖肉体是自愿,政府不该干预;生孩子是夫妻双方愿意,政府也不该干预。各种手段都没把腐败打下去,说明没有腐败了;各种手段都没治理好空气污染,说明空气没有污染了。 【第四位】朱列玉:应将贪污10万判10年改为1年 人大代表、广东律师朱列玉建议将刑法中关于个人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改为个人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并每5年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标准做相应的调整。 网友点评:人大代表不代表人民,变相为贪官辩护。以前强奸一次算犯罪,如以此代表逻辑推理,现在至少需连续强奸三次才算强奸? 【第三位】陈竺:解决奶粉问题不需要太长时间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被问及香港奶粉限购政策时说,奶粉问题不需要花太长时间就能解决,奶制品企业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企业需加强诚信,政府监管会加强。3月2日,政协发言人吕新华称,中国内地奶粉99%符合质量标准。 网友点评:三鹿奶粉事件都过去5年了,5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可是除了当初那些被问责官员接连复出之外,奶粉问题不是照样没有解决?不需花太长时间是什么意思?100年么? 【第二位】王毅:老百姓不能总想着新鲜空气却不纳税 中科院科技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王毅称,环境保护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你可以选择赚钱但呼吸肮脏的空气。他建议开征环保税,因企业的税负很重,可以提价将一部分税负转移给消费者,老百姓不能总想着呼吸新鲜空气却不付出代价。 网友点评:各地官员追求经济增长数字,忽视环保,纵容污染。现在要老百姓掏腰包为环境污染埋单,无耻至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才能土地无荒,桑柘日繁。 【第一位】申纪兰:只有中国才能拿养老金 上网应先批准 中国唯一一位连任12届的人大代表申纪兰说,共产党是最好的,能得到养老保险金,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申纪兰称自己不上网,但认为网络应有人管,不是谁想弄就能弄,“这个网,你谁想上就能上?还是要组织批准呢?” 网友点评:申奶奶你OUT了,养老金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独有,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是这项制度的开山鼻祖。我们不怪你雷语频出,要怪就怪是谁将这位从不投否决票的老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向政治前台,为她提供说“雷语”的机会? 最靠谱的提案议案 【第十位】马旭、俞金尧:逐步放开二胎生育政策 人大代表、国家人口计生委科技所所长马旭和政协委员、社科院研究员俞金尧均建议,考虑到中国出现低生育水平,各地应逐步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不能将一胎生育的政策与计划生育国策等同起来。 网友点评:放开二胎,才能让老百姓享受天伦之乐,避免独生子女弊端;放开二胎,才能避免出现陕西福建孕妇被强制引产的悲剧,才能抚慰百万“失独”家庭之痛。 【第九位】陈云英:国家如果连儿童都保护不了 那就是国耻 人大代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云英建议尽快立法颁布残疾人教育条例,儿童属于特殊人群,需要社会更多的帮助、扶持和保障。贵州垃圾筒闷死五个小孩不应该发生,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己的儿童都保护不了,那就是国耻。除此之外,歌手韩红建议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和儿童福利法,律师韩德云建议制定完善虐待儿童罪立法。 网友点评:从福建广西的砍杀儿童案,到贵州五儿童闷死垃圾筒,再到长春婴儿被掐死埋在雪中,我那酸酸的心情,无法形容。我们每天都是国耻日,那句让领导先走,那废墟下抓着铅笔的小手,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 【第八位】朱张金:明知有害还加食品添加剂的人都是王八蛋! 人大代表、海宁华丰村书记朱张金带300件有毒物品赴京参会,他称这些明知有害还加毒品添加剂的人是谋财害命,都是王八蛋,以前那些短斤缺两的奸商和他们比起来,简直就是好人!出了问题免职简单,如何更好监管才是难点。 网友点评:这才是做了功课的好代表,300多件有毒食品仅众多品种中的冰山一角,在食品添加有毒化学添加剂或者是违禁食品添加剂等于慢性毒杀他人应该列入死刑还要抄家。我宁愿回到穷的时候,我宁愿回到没饭吃的时候。 【第七位】吴青:同性恋跟异性恋没区别,我赞成同性婚姻 人大代表、广东律师吴青表示,同性恋本身没有错,只不过是一种选择,而且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其他人不应指责什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同性恋通过在家或邀请好友等一些仪式办婚礼,但可惜的是他们的婚姻并不被法律认可,同性恋跟异性恋没有区别,我完全赞成同性婚姻。 网友点评:作为人大代表,本来应有这样的胆识。几千万同性恋者不能与相爱的人合法结婚,在就医、继承、收养、人身权等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为吴青代表鼓掌! 【第六位】九三学社:用技术手段监控官员财产 九三学社中央建议设置公职人员管理名单,依托手机和后台系统技术等方式监控官员财产、评价政府绩效。这个名单要导入银行、房地产、车辆等财产登记机关的信息系统,由该系统定期报送财产清单,自动提示财产的异动信息。 网友点评:技术问题虽然关键,但并非根本问题,说到底是既得利益群体在阻碍官员财产公开。人们只会忠于自身利益的直接源泉,而技术是不能改变上层结构的,不过有技术手段总比没有好吧? 【第五位】潘碧灵:把保障公民环境权写入宪法 政协委员、湖南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呼吁,将建设生态文明和保障公民环境权益写入宪法,并修改已严重不适应现状的《环境保护法》等,刚化法律约束,加大对企业违法责任的追究,确保每年生态环保投入增幅高于财政支出增速。 网友点评:只要雾天我就干咳不止,要持续一月左右,无药可治,我该怎么办,我该找谁去赔偿?这些本来就是我们该有的权利,如今却变成一种奢求,OH霾GOD! 【第四位】邸瑛琪: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政协委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院长邸瑛琪建议彻底废除劳教,劳教已实施56年,各式各样的劳教恶性事件让劳教制度在运用中的随意性暴露无遗,剥夺了被劳教者的辩护权和上诉权,导致了公权力的无限膨胀及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网友点评:唐慧、任建宇、彭洪、赵梅福,这些一个个名字告诉我们,劳教制度已彻底沦为维稳工具,应马上将劳教恶法驱逐出历史舞台! 【第三位】赵冬苓:把征税权收回人大 人大代表、山东编剧赵冬苓表示,征税权本属全国人大,1985年起授权给国务院后至今已近30年,是时候收回了,这将推进中国税收制度透明化,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要交这个税,还该让百姓知道政府是如何使用了这个税收的钱。 网友点评:有你这样的代表,乃纳税人的福气。衷心的感谢你赵冬苓代表,你虽然不是我选的,但和我心目中的代表是一样的。目前迫切的是人大要改革,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意机构,否则问题乐观不到哪里去。 【第二位】施杰:保障公民言论自由 打击“五毛党” 政协委员、四川律师施杰指出,网络实名制在便利互联网管理者控制管理的同时,也易引发社会公众对钳制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担心。网络是公民来之不易的发出声音的平台,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更应注意制约公权力的滥用。另外,要严厉打击恶意控制、引导、左右网络民意的不法行径,包括民间俗称的“水军”、“五毛党”等。 网友点评:这种委员如果占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多数时,政协才能变得名副其实。 【第一位】葛剑雄:离任国家领导人待遇不能延及子孙 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建议制定离任国家领导人礼遇条例,既要防止某些个人享受超标准的待遇,也要保证他们的合法待遇,“该优待就优待,但应该明码标价,现在离任的国家领导人一两百个,他们所享受的待遇,不能延及他们的子孙。纳税人的钱不能就这么花。即使每年待遇要一个亿,配备20个警卫,只要符合规定也可以,但你不能扩大。” 网友点评:这或是2013年两会最大胆的议案,总有极个别代表在“畅所欲言”,打一块钱的赌,这个委员明年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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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当今世界: 用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来控制中国人的思想

法国《解放报》驻北京记者飞利浦 格兰日罗在该报当日的媒体专版上刊登文章,介绍中国政府是使用什么手段对中国社交网络的“反政府”言论进行监控过滤和删除的。阅读此文可以了解中国政府如何动用中国人创造的大笔财富资金,用于监控社交网络和民众思想,也就能够进一步理解“无国界记者”组织将中国等五国列为“互联网之敌”的提法。 法国《解放报》驻北京记者飞利浦 格兰日罗的文章一开头就建议读者:试着在相当于法国推特的中国社交网络上发表一则所谓的“反政府”意见,结果很可能是这条意见在几分钟后就在网络上消失了。像新浪微博这样拥有3亿人的社交网络,每分钟都要发表7万条帖子,中国的网络监控者们如何能够这么快地删除网民帖子呢?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莱斯大学的研究者试图找到对此问题的答案。格兰日罗介绍了今年3月公布的这一研究结果:在被认为不适合发表而被删除的帖子中,有90%是在一天之内被删的,其中的30%是在上网30分钟后被删的,而5 %的被删帖子是在上网8分钟后就被删的。按照这样的速度来估算,新浪微博就需要4200人来全天做这项删贴的工作。 格兰日罗文章继续写道:使用这么多人来删贴,这是必须要做的。新浪微博的不愿署名的人士向记者表示:中国政府根据网站出现反政府帖子的数量,按一定比例进行罚款。新浪微博就是这样受到中宣部的管制。上述美国大学的研究还发现:每天晚上19点时,网上管制的力度似乎放缓,因为这时正是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时间。同一研究还发现:如果没有对“关键词”的删除,中国政府难以进行有效的网络控制。由于一些“关键词”被管制,一些反政府的意见帖子根本无法上网,这就减少了删帖的工作量。 格兰日罗介绍:由于不愿接受对“关键词”的删除,谷歌两年前选择退出中国。但谷歌仅仅是难得的特例,大多数网络公司被迫接受与中国政府进行软性合作,Skype就是如此。Skype公司专门为中国设计出 Tom-Skype版本,表面上看起来它与Skype原版一样,实际上,Tom-Skype配备有能让中国警察监视网民间对话的功能,也有删除“关键词”的功能。2006年,Skype公司向“人权观察”组织承认:这是为满足中国政府要求而设置的功能。 以上为您介绍的是法国《解放报》驻北京记者飞利浦 格兰日罗的文章。中国网络审查和言论监管还在空前强化,微博实名制从5个试点城市扩展到全国范围,同时覆盖博客、论坛等;用户发布信息网站被保留半年,并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查询提供技术支持。 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13年全球网络自由度报告指出:在全球180位在网络捍卫公民权利而被监禁的人士中,有中国的30名记者和69名网民,是全球最多的。中国当局控制着全球最大的数据王国,中国境内所有人以及企业需要上网都只能通过国家控制的公司实现。中国的“防火长城”从2003年开始构建庞大监控体系,监视中国互联网用户对境外网站的访问。“防火长城”还将那些中国当局不希望其国民看到的境外网站内容屏蔽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之外。 中国人对于侵吞国家财产的贪官们愈益不能忍受,如果到了不再容忍将自己创造的财富提供给“国家”,用来钳制自己思想言论的那一天,中国的改变才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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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流氓的体制进化

杜君立:流氓的体制进化 进入专题 : 城管 恶制    ● 杜君立 ( 进入专栏 )        在三八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这一组新闻照片在网络上流传——            3月6日,《南都周刊》记者黎湛均在广州街头拍摄到这样一组照片:一位带着两岁左右孩子的母亲在摆摊时,遭遇城管执法,执法人员当着两岁孩子的面,掐着孩子母亲的脖子,并强行给她上铐。女孩儿吓得大哭。母亲被带上警车前,她蹲下和惊恐万状痛哭的女儿拥抱告别,她的手由于被反铐而无法抱自己的孩子——有手却不能抱自己的孩子……   此前一天,即3月5日晚,苏州市泰元农贸市场附近,上百名头戴白色钢盔的城管队员扫荡街头摊贩,一女性商贩被围殴,以致伤重昏迷,另有多人被打伤。现场大批市民群情义愤,近千人围攻城管人员。大批防暴警察赶到现场,掩护城管人员离开,伤者被救护车接走。一辆警车被人推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早已陷入一场漫长的“游击”战争。       一 平民的灾难       两年半之前——2010年10月20日,对于印度全国城市街头上千万艰苦谋生的小摊贩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印度最高法院正式作出裁决,禁止政府基于各种行政决策,剥夺街头小贩诚实经营的权利。判决说,同行人的自由行路权一样,街头摊贩的谋生权利同样需要保障,“政府需要保障两者间的平衡……而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通过合理的规范,才能使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权利达成平衡。”   判决认为,的确存在着一些妨碍小贩基本权利的行政规划和政策,但即便如此,小贩们诚实经营的自由和尊严也不可剥夺。“不能因为路边摊贩贫穷、无组织,就让他们应享有的这些基本权利处于混乱状态,也不能用不断变化的行政规划来决定他们的基本权利。”   最高法院的判决还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实施相关法律,保护路边摊贩。“到2011年6月30日,必须通过一部法律,规范路边摊贩以及他们的基本权利。”印度一名宪法法官称,街头叫卖是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   同年同月同日,不同的国度——10月20日,中国公民王良刚和妻子在郑州市区摆出流动煎饼摊时,十几名中国“城管帮”从3辆执法车上下来,二话不说,就将他们正卖的“鸡蛋灌饼”掀翻在地,还对他们夫妇进行追打,造成二人口鼻流血,牙齿尽落,多处受伤。路过民众路见不平,将3辆“行政执法车”全部掀翻。“我知道街头摆摊占道经营不对,但这不是没办法么。”躺在急诊室病床上的王良刚回忆起自己和妻子被“城管帮”追打的一幕,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我是个因公伤残的退伍军人,每个月就靠这个煎饼摊养家糊口。”   2008年4月23日晚,南京迈皋桥城管科组织执法人员清理占道经营,参加行动的执法队员和协管员有30多名。晚8:50分许,他们来到华电路一家炭烤生蚝店。就在城管人员让店主将摆在店门口的桌子和玻璃柜搬进店内时,正在这里吃夜宵的市民郑毅和王骐称赞城管“你们真牛”。结果立刻招来一顿暴打,王骐和郑毅还被拖到执法车上,直接带到迈皋桥街道大院。从被拉上车直到街道大院里,殴打始终没有停止。2008年5月28日,张家口市帝达广场附近一女商贩因与城管发生争执,女商贩及其赶来的丈夫被十几名城管殴打近十分钟,两人身上多处受伤,后被送往医院治疗。这是半个月来该市发生的第二起城管打人事件。   2008年1月7日,天门市城市管理执法局50名执法人员因填埋垃圾与村民发生冲突,路过的魏文华用手机录像,遭群殴致死。此次惨案引发当地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到市政府和主要街道声援魏文华家属,要求伸张正义。   四年之前,警察张磊用5发子弹枪杀两位无辜公民,从而使贵州安顺声名大起,此案至今悬而未决。2011年7月26日,贵州安顺再次抢去了温州的荣光,公民“毛老九”(邓启国)不幸遭遇中国城管,一个卑微的生命很快就变成一具悲惨的尸体,据说是被3名城管扼住喉管后窒息而死。遇害的“毛老九”是一个残疾人,至今未能成家,大约四五十岁,依靠卖水果艰难求生。从现场的图片看到,他的上衣有四五个窟窿,裤子用一条旧红布系着。他身上的衣服通常都是别人送的。他的邻居说:“经常饿着肚子。有时候吃点水果,或者找别人要点水喝。好心人见到他,会给他买几个馒头吃吃。”   可怜的“毛老九”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害,愤怒的公众砸毁中国城管的执法车,接下来就是大批武装到牙齿的特警和武警赶来镇压,并全面启用高压辣椒水枪和各种暴力、封锁、宣传等强力机器。这种事件每天都在这个和谐国上演,演到人们泪流尽血流尽,演到人们一次次找不到底线。   ……   2009年5月16日,沈阳公民夏俊峰在街上卖水果时遭遇中国城管,被围殴的夏俊峰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死2名城管,法院二审判处夏俊峰死刑,迟迟到来的终审裁定正牵动着无数中国人的良心……在此之前,类似的崔英杰被判处死缓。2006年8月11日,由于维持生计的三轮车被海淀城管队员没收,23岁的公民崔英杰刺死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2010年8月30日,公民侯钦志在马路市场遭遇南通城管,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刺死一名城管,被判处死缓。从这些案例来看,公民抗暴依然遭到官方的严厉打击和制裁,维权的代价非常高昂。      二 权力与暴力      以前,“城管”这个词常常与“打人”连在一起,如今已经发展到“杀人”。由此可见这种中国特色的职业已经从打手向刽子手转型。过去10年来,这种“合法”的暴力和杀戮在中国的城市已经越来越司空见惯,几乎没有谁一年不遇见上几次。城管从李志强光荣成“烈士”开始,这个不幸的职业在臭名昭著之外,稍微增添了一丁点风险。因此中国城管也用纳税人的钱增添了大量的暴力技术装备。在对民众实现菜刀实名制的背景下,团伙作案的中国城管无疑具有极大的成功率和安全性,实在不行还有特警武警官军冲锋枪坦克轰炸机等大部队支援,应当说是一支战无不胜的王者之师。   从中国法律上来说,任何人不得对他人施加暴力,否则就构成人身侵犯,触犯法律。所以一般情况下,“普通老百姓”都不敢动辄就逮住谁棒揍一顿,哪怕对小偷、对贪官、对网友们恨得咬牙的“范跑跑”。但中国官方的发言人姜瑜曾经无限傲慢地说:“不要拿法律做挡箭牌。”披着国徽的“中国城管”是体制的象征,因为他们就有了打人执照。   每次城管打人引发社会事件,结果往往是打人的城管“调走”了事。城市是市民的城市,归全体市民所有。市民挨城管的打与业主挨小区保安的打是一个道理。匹夫无罪的孙志刚被活活打死了,收容制度和暂住审查被灰溜溜地取消。城管制度本身就充满非法的倾向,我们面对这个邪恶的暴力威胁,不知还要牺牲多少个孙志刚才有可能解脱。   亚历山大说过,在剑的世界,法律是没用的。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权力社会,权力是暴力的化身,意味着无情和冷酷,因此权力必须受到严厉制约。在中国,这种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的权力不仅导致专制和腐败,更导致暴力泛滥。被剥夺掉权利的无权力者往往成为暴力的施虐对象。美国著名思想家艾因•兰德对国家的暴力化和流氓化有过这样的描述:   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对社会的支配来源于官僚机构的任意决断。   法律是一种保障权利、制约权力的东西,从来只受无权力者欢迎,而必然遭到权力者的抵制。不幸的是,法律不仅是权力者制定的、裁度的,更是权力者执行的。对他们来说,合法的暴力必然遭到滥用,非法的暴力必然不受制裁。最终形成行政对法律篡夺和僭越。虽然警察群体也在退化堕落,如果说警察是法律的产物,那么城管完全就是权力的产物。对警察你还可以自称“公民”,对城管你只是一个“像屁一样”的“老百姓”。如果中国还有希望,将城管的工作交给稍稍更具有专业素养的警察,这是中国城管的必然归宿。城管大队、执法大队这种“武工队”,如同郑州当年大打出手丑态百出的“馒头办”一样,是中国权力“寄生委”自我增生繁殖的畸形怪胎。      三 流氓经济史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的社会极其敌人》中说:“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洞穴时代的遗迹之一,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所谓“行政执法”的城管制度跟劳教制度一样,完全是权力的产物,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暴力和奴性。   中国城管的历史可以远溯到帝国时代,他们说白了就是流氓的变种和体制化。流氓是一种古老的掠食职业。对流氓来说,他们就是没有任何文化出处和文明背景的人间败类,他们对于他人和社会不会产生任何责任感和罪恶感,这是他们的最典型特征。流氓痞子的历史和中国皇权专制一样悠久,他们是一群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他们横行于繁荣市井,欺软怕硬,恃强凌弱,投机钻营,活得意气风发分外滋润。破落的贵族韩信也不得不忍受他们的胯下之辱,外号“无毛大虫”的牛二即是他们的楷模。刘邦、曹操、朱元璋、蒋介石、张作霖等人物也都出身于这种货色。   流氓群体自古就是社会最不稳定分子。他们小则滋事,如郑关西蒋门神;大则成风起浪,如晁盖宋江,成王败寇。有市井的地方就有流氓。流氓也分为在官流氓和在野流氓。流氓发展进化的结果使一部分流氓在放弃一定的自由之后进入体制,成为体制化流氓。而这种流氓相对来说更有依仗,也更加明目张胆。白居易的《卖炭翁》中描述这种体制流氓:“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有明一代,专制皇权为了获得更加不受约束的权力,不仅取消了宰相制度,还组建了凌驾于一切权力、道德和法律之上的锦衣卫和东厂西厂。这种将权力暴力化的路数成为以后中国权力的榜样。在老舍的著名话剧《茶馆》中,每个人都对里面的宋恩子吴祥子印象深刻,他们堪称“人渣”的中国代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年日本统治时期声名赫赫的武工队就是传统市井流氓的一个重要历史身份。这些腰胯短枪、黑衣礼帽,骑着单车神出鬼没的民兵武装早已经成为“汉奸”的标准形象,张口闭口“太君说了”如何如何(类似现在打手们说“领导指示”或“上级规定”)。虽然没有坦克和摩托车,但也算实现了机动化,当时的自行车比今天的皮卡更招摇更奢侈。他们成为日本维持占领区社会稳定的马前卒和主要力量。“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这些汉奸恰恰总是最为“识时务”和“政治正确”的一批人。   文革之惨烈与市井流氓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1983年严打虽然失之过于残酷,但政府对流氓群体的忌惮和焦虑可见一斑。全国各地成立各种名目的“社会治安指挥部”、“防暴大队”、“综合治理办公室”等等,将许多社会渣滓纳入体制管理。随着警察体制的改革与完善,那些根不红苗不正的执法人员只得脱下警服,随即又换上另外一套制服。狼披上羊皮还是要吃肉的,流氓从古代到现代都是以剪径绑架敲诈勒索一类掠夺为主要谋生方式,但他们基本以社会最底层最弱小的民众为猎食对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叭儿狗:“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唤。叭儿狗往往比狗主人更严厉。”   在2000年前后,以收容的名义进行绑架敲诈成为他们的主流掠夺方式,“暂住证”与武工队时期的“良民证”一样,成为他们敲诈的主要借口,他们比武工队更狠的地方是常常没收的暂住证,然后以“无证”绑架你,由你的家人花钱来赎取。家人交赎金之前,很多人被卖到黑砖窑或砂场、工地,也有不少人被活活打死,不幸的孙志刚因此而留名史册。因为敲诈汽车车主一则有风险,二则冲击了警察的利益,所以流氓们只好将底层失业者作为猎物。相对门店属于警察和防疫等利益集团的势力范围,本小利薄的流动小商贩就成为城管的主要猎物,这些穷人既没有钱也没有社会地位,更没有组织依靠,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弱小最孤单的人,作为猎物是最理想的。   在这流氓群体体制化的过程中,在中国实行了30年的民兵体制遭到悄无声息的瓦解,民间自发武装被彻底消弭。随着官方控制的保安公司发展壮大,他们和城管武装成为中国仅存的民兵力量,但都被官方严密控制,成为官方权力的暴力后盾,法律因此被完全架空,权力可以任意“执法”,并拥有解释权。法律和法院在这一系列社会灾难中完全阙如,(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杜君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管 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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