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

宋鲁郑：重庆风云考验中国政治模式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薄熙来    ● 宋鲁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政治、军事、航空、核大国。此时又恰逢全球经济危机把“华盛顿共识”拉下神坛，光环尽失。于是一时间，中国模式亮丽登上舞台，被世人热烈追捧。应该说，中国做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超大型国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衰落而又重新复兴的纪录，怎样美誉都不为过。严肃和公正的学者也都承认，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和中国六十多年来政治体制的变革密不可分。简单说来，中国以集体领导、任期制告别了前三十年的一人核心和终身制，从而实现了政局稳定和权力的制度化传承。可以说，没有这个政治层面的演进，就不会有中国奇迹。2012年，中国再度进入“新老更替”时分，被认为是建国后出生的一代领导人即将走向前台。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匪夷所思、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中国模式投下了阴影。这就是震动全球的王立军事件。     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昔日的打黑英雄王立军究竟为了什么私自进入美国领事馆，也没有人知道他在美国领事馆究竟做了什么—-两个知情者：一向被西方批评不透明的中国和一向自诩十分透明的美国均联手保持沉默(白宫面对媒体和国会反对党议员的质询，就是尊口免开)。但人人都知道“事情很离奇，后果很严重。”     王立军，做为中共副部级干部、而且是声名享于海内外的打黑英雄，竟然私自进入他国驻外机构—-而且是一向被认为对中国颇不友好的美国，把党内争端曝于外人，甚至还有求助美国之嫌。此种行为，不仅党纪难容，就是中国“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也难国人以接受。这由不得世人会想，中共现行体制难道已经失去解决内部分歧的能力?或者这种政治水平的官员竟然能够提升到如此高位，难道中共的干部培养、任用机制也不再有效?     3月15日，随着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王立军事件迅速升级，数年来赢得无数掌声和民心的重庆模式宣告终结(历史定位尚待时间)。至此王立军事件引发的冲击波终于直达中国模式的核心：政治制度。     薄熙来的去职，打破了中共党内的派系平衡。众所周知，中共建政以来，向来追求代表全体人民。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固然是对新时期社会发展现实的反映，但根本上讲，也是中共传统的延续。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各阶层也有了极大的分化，相对应的，左中右在中共党内均有代表。如以李锐为代表的党内自由派和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左派。正是由于社会上各个群体都能在党内找到代言人，其利益诉求都有相应的表达空间，才保证了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的转型期的总体稳定，也确保任何一个群体都不会走向极端。另外，左右对峙和相互制衡，也令主张稳定和发展的中间派(即改革派)左右逢源。然而，王立军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打破了这种平衡。目前中共的主流派面临双重的压力：一是左派的强烈不满和反弹。二是右派借机施压，试图进行他们所希望的改革。左派不管怎样讲，本质上最多只是反对政策而不会反对这个体制，而右派则是政策和体制都反对，他们才是中国稳定大局的真正隐患。但由于左派刚刚受到重创，主流派失去了一个对右派制衡的力量，假设对右派强硬以对，又有可能同时成为左右反对的目标。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建平衡。     薄熙来的去职，还标志着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全力打造的权力交接制度化的努力和成果受到了挑战。应该承认的是，中共建政以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真正实现了制度化的权力正常交接。这种制度化，带来了社会稳定的预期，将可能的政治风险担忧降到最低。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之际显示了其强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但薄熙来，这位中共党内出镜率最高、海内外最引人注目、能力确实出众的地方大员和政治局委员的突然去职，表明中共目前的权力交接体制仍有相当完善的空间。假设薄熙来这样的官员无法通过党内正常途径得到上升渠道，他必然会寻找其他突破口。这种尝试的分寸稍有差池，就会酿成震动全国的政治事件，从而损害甚至动摇世人对这种体制的信心，这种信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来投资者来讲，是最重要的大环境。薄熙来的命运也同样表明中共今天的体制还需要更大的包容度和柔韧性。     薄熙来及其创立的重庆模式对中共有双重积极意义。一是在弱势群体重建道德高地。二是展现中共体制的生命力。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黑社会沉渣复起、教育、住房和医疗市场化改革都引发百姓强烈不满。虽然中共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和有效的应对措施难符百姓期望。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后，以过人的政治敏锐、勇气(家庭背景有关)和能力，从中共的传统中寻找意识形态资源，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民生，倡导共同富裕和“分蛋糕论”，打造风生水起的重庆模式，使他也使中共在低层弱势群体层面上重建了道德高地。所以也有理论家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在他主政的这几年，重庆成为西部吸引外资的第1名、年均GDP增长超过10%，经济增速连续三年居全国前三，2011年跃居全国第一、工业产值连翻四倍，2011年达到1万2千多亿元、预算支出连续4年保持50%以上用于民生。在有争议的打黑之后，群众安全感指数2010年达到95.89%，成为全国最安全的地区之一。可以说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给中共的执政增添了更多的合法性、增强了民众的向心力。     相对而言，薄熙来在中共党内颇有些特立独行，也被海外认为最具西方色彩的政治人物。他的不同于中共传统的执政风格以及取得的成效，反而展现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大党的活力和多样，令人不由感到中共体制的旺盛生命力。所以尽管他过于张扬的风格和颇有民粹色彩的做为有违中共传统，高层对之仍是默许和支持。但受王立军事件影响，薄熙来失去了重庆的舞台，他所创立的重庆模式迅速褪色。但受到损伤的不仅仅是薄熙来和重庆模式，还有中共本身。包括他为中共撑起的道德高地和体现的体制活力。     重庆风云发生于互联网时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考验了现行体制对信息时代的适应性。自从2003年非典以来，特别是2008年的“西藏三一四”事件之后，中共对突发事件的公开和透明度大幅提高，在迅速满足民众知情权、掌握事件话语权的同时，也展现了其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但这一次，可能是由于王立军事件几十年未有，或者过于重大和复杂，难以迅速做出判断，致使信息的公布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一时间海内外谣言四起，更有反华势力借机大做文章。中共此次不仅对王立军事件本身反应过缓，对出现的谣言更没有及时的反击，以致竟然出现几十辆军车包围美国领事馆的荒唐传闻。     薄熙来事件对中共现行体制的另一个影响可能是潜在的，发生在未来的。由于他的成就和去职，使他完成了从一个领导者到左派殉道者的转换。左派也由此有了自己的精神领袖(相对而言，右派仍然是四分五裂)。以他的性格，未必就此沉默。假如时机来临，他可能会寻求东山再起。这也是为什么海外有人将他比做当年被苏共清理出去的叶利钦。假设如此，薄熙来就走向自己的反面。     不过薄熙来事件也不全是负面影响。首先，将促使中共更大力度的关注民生议题，采取更有力度的措施回应民意。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薄熙来事件对中共在道德合法性和民意流失的损害。否则，民意将会产生更强烈的反弹。事实上，重庆模式能够迅速崛起和被百姓认可，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密不可分，否则仅凭一人之力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实是时代需要重庆模式，时事造英雄。其次则促使中共进行更大力度的体制性改革。如果一个政党无法吸纳内部的精英，怎么能够更广泛的吸纳体制外的精英呢?另外，重庆风云也意外的令自由派有了反思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机会。正如西方媒体所报道的，薄熙来在美国肯定胜选。薄熙来得到下层民众如此高度的支持，对自由派的民主理想显然是一个考验。     最后，还要讲几句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值得肯定，但未必应该全国照搬。真理都是有边界的。超过这个边界可能就走向谬误。比如重庆卫视可以如同英国的BBC一样不播广告，但CCTV却未必可以。薄熙来做为重庆的第一领导者自然可以全力浑洒，但到了中央就未必可行。简单说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很多，适合重庆的模式未必适合其他地区。重庆模式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得到百姓认可的解决办法，这不仅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更为不认同重庆模式的其他模式造成了必须行动的压力。     重庆模式争议最大的是打黑的方式。确实，如果从纯粹的理论上讲，王立军铁腕式打黑自然有可议之处，但是放到现实中却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重庆打黑之前，黑社会竟然敢于公然袭击武警，负责治安的最高行政官员竟然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也就只有个人色彩的铁腕才能治黑。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其可议之处远胜于今天的重庆打黑，但在哪个时代，却也是必须的，可能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当然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有着漫长的人治历史，其影响无所不在。就是自由派，在这次重庆风云中，也一样原形尽显。王立军被宣布免职时，北京律师和宪法专家吴革指出，中共中央直接任免地方行政长官的做法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王立军是重庆市副市长，副市长的任免在人大闭会期间应由(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 (中共)中央只能处理他的党的职务问题，不能处理他的行政职位。所以程序搞错了，应该说中央建议免去他的职务，然后说正在按程序办理。”     然而，一向把法治放到嘴边的自由派群体包括法学专家贺卫方—-他曾公开炮打重庆模式是践踏司法的文革，却保持沉默。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说，他对中央免去王立军副市长职务的方式没有太大质疑，认为这符合党内外很多人的愿望。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讲，“重庆打黑的方式没有太大质疑，因为重庆打黑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呢?当然自2007年重庆模式横空出世以来，自由派并不是第一次违背人民的愿望。在重庆打黑之前，听不到他们为民众发声，而当重庆向黑社会开刀全面打黑之际，他们却为一名律师的命运积极奔走，并借此事件否定重庆模式。显然，在他们眼里，低层百姓受到黑社会的威胁并不重要，但社会地位远高于普通百姓的一名律师的命运却珍贵无比。     不过，不管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有多少问题，都无法改变这是近两百年最适合中国的模式。这不仅从六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验证，而且放眼全球进行对比，也同样如此。美国的制度已经历两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但几十年来仍然无法避免重大的宪政危机。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全球转播之下，肯尼迪总统众目睽睽之下被暗杀，被抓获的嫌疑犯又在警察重重保护之下，在电视镜头前被枪杀。随后相关人员离奇死亡的高达上百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任总统的尼克松竟然违反游戏规则，派特工窃听竞争对手的总部。事件发生后又百般阻挠调查，拒不配合司法，直至最后酿成辞职这一美国历史上空前的宪政事件。相对而言，王立军事件甚至文革时的林彪事件，都远远无法和上述事件相比。何以美国如此重大的危机都不会令人否定它的制度，中国就会被如此兴师动众呢?     正如危机向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有效力量(当然这句话对于今天的西方似乎已经不太适用，经济危机四年多了，西方可做出多少改变?)，今天的重庆风云也将令中国未来的道路走的更稳健，崛起的更加迅速和平衡，这不仅仅是海内外中国人的良好愿望，也是历史的必然。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5536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薄熙来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791.html    

胡锦涛主席在2012年第一期《求是》杂志上刊文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　　 他说：“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他说：“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　　...

民智觉醒：  信息传播知权、群体事件维权、良法得立固权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4916  / 焚云日 2012-03-29 09:03   民智的觉醒真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心连着心，手拉着手，众志成城呀！贫富差距越大，中下层社会的人数比例就越多，就越是趋向于团结、反抗、呐喊。对于权贵来说：上策是缩减贫富差距，让利于民，得长治久安；下策是镇压群体事件，扭曲、掩盖、封锁、篡改真相，得一时安定。 1、 信息传播知权 信息时代，让真相与谣言共舞，真相又何尝不是另类的谣言呢？单条信息的量越少，就传播得越快，也就越容易因为信息不全而产生扭曲、遮掩。传播快速和信息完全，二者是对立统一的。我们需要确定一种机制，让信息透明、公开、完全、纠错，任何公民都有对公众事件的知情权，而不是被欺骗、愚弄、伤害。 通过传播谣言，公民可以表达崇拜或者厌恶。前者形成马太效应，让被崇拜者的光辉照射四方，却也容易因承受不住这神化而黯然失色，如毛泽东的身高。后者则可以制衡强势方和欺凌弱势方，是柄双刃剑呀！我们，所需要做的，也就是“实事求是”这四字，用铁证如山、减少对抗、互相理解、化解矛盾来消除谣言，还事实一个真相。 2、 群体事件维权 群体事件是好事，它让公民团体可以自发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发泄自己的不满，而不是压抑下的大爆发。中国公民是没有实际上的集社权的，有的只是非法集会，所以才容易出现群体事件来集中爆发不满和表达意见。 依据共和国宪法，土地归全国人民所有，但实际上，共和国政府拥有强征土地、强拆房屋的公权力，土地是归政府所有的。这种名义所有和实际所有的不符，往往造就矛盾，为中国社会的不稳定火上浇油呀！在英国，土地名义上是归女王所有，但实际上是归公民所有，这值得我们借鉴一二。 3、 良法得立固权 在中国，充满着轮回的宿命。公民维权，从个案开始，也从个案结束，无尽的轮回，让人身心俱疲，大失所望，愤怒不已。而在西方诸国，公民维权，从个案开始，到立法结束，一切都在积累当中树立规矩，这值得我们学习一二。 在中国，缺少良善的法律以及对应的法律氛围，使得法律堕于一纸空文，成为零和游戏，谁信谁先死。对规则的向往和自身权益的保护，又让我们渴望良善的法律、道德、文化，这形成了一股压力，要么在时不时的疏导中消散，要么在压制、积累中爆发，前者是政治改革，后者是改朝换代。 http://fenyunri.blog.163.com/blog/static/181537322201212911264593/

重庆，一声叹息 作者：弘毅斋主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4-3 本站发布时间：2012-4-3 8:49:29 阅读量：4066次 　　最近，西南的人事变动宛然已成为中国政坛最强劲的冲击波，国际侧目，国人惊叹。二月份以来，重庆、北京的这部政治大戏就出人意外地突然登场。回首薄熙来的工作履历，其早年情状只有偶尔见之报章的一鳞半爪。从其主政一县之始，就已颇令人瞩目。有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部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新星》里的男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他，究竟真是与否，只有这部作品的作者知道。 　　薄熙来拥有几乎令人嫉妒的、不可复制的一切：红色高干家庭的出身，完美的高等教育经历，俊朗的外形，幸福的家庭，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完整的工作履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优势。而他，却三千宠爱集于一身，独自拥有这一切的一切。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人家却要将人生的成功、辉煌打造到极致。 　　2007年，薄以政治局委员之尊到重去庆主政一方。乍到西南，以他一惯的雷厉风行、重锤铁腕，在这个有着深厚袍哥文化背景境的山城掀起了一阵阵旋风，吸引了国内外无数眼球，在学界、民间、官方等引来众目睽睽、理论分析、忧心忡忡、欢呼高歌。“唱红打黑”、“五个重庆”、关注民生等等新举措层出不穷。在有的论者眼里，重庆“唱红打黑”行动变成了运动，“打黑”变成了“黑打”，消弭贫富差距变成了掠夺民财，以致于引发了观察家们害怕文革回潮的担忧，作为清醒的观众，担心社会转型变成了社会陷阱。大概在2011年中，薄熙来大也意识到了原来的种种做为，是否太过，也采取了一些纠偏的措施，采取了“大下访”“结穷亲”“四同”等措施，以及在市委全会上通过的什么“民生十条”“ 民主法制十三条”等等举措。所有这些，可以说是中共所一贯强调的群众路线，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法制措施，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难以实现真正的善治，难保不会人亡政息。另外，不尊重经济规律，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权力经济的影子随处可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重庆卫视的行政干预。在重庆市一宣布重庆卫视全面改版为红色频道，不播出任何商业广告，就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疑问与好奇，人们担心这种运作模式能否持续下去。就在去年，重庆市的党政高层都还信心满满、言之凿凿地论证这种运作模式的可行性，并标榜这也是和国际接轨，在全国建立起第一个真正的公共频道。尽管不久之后，有媒体暴露出重庆卫视的收视率大幅下滑，广告部门裁员减薪的消息，但有关方面仍然不为所动。结果是，在中央宣布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换将的当天，重庆卫视又播出了商业广告。 　　做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一名政治家，渴望建功立业、成就大业，渴望出人头地、事业辉煌，渴望不朽的功业，这是人的最高需求，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有尊重自然规律，采取正当的手段，通过正当的途径，做出了业绩，真正赢得百姓的爱戴，组织的认可，能够达于事业的顶峰，这确乎是非常完满的结局。然而，我们却遗憾地看到他却企图通过另一种手段谋求上位。在重庆的种种作为不能不让人担心，是否是为满足个人的政治野心，而故意制造种种噱头;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真的有为民之心。 　　事实证明，薄熙来的这种高压专政手段下取得的贫富差距缩小、社会治安好转、表面铁板一块的局面是极其脆弱的。外部，在政界、高层也有不同意见，学界尤其是法学界质疑不断，民间更是群议汹汹。内部，作为他主要助手的王立军，毫无征兆地被调整工作，不再兼任公安局长，并出其不意地擅自到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滞留一天，情节严重，后果恶劣，惊动三方武警、公安、国保对峙。最终在今年的两会后被中央出其不意地拿下，黯然离开重庆。虽然各方博弈并未到此结束，但基本可以断定，重庆任职基本上就是他走到头的金光大道。 　　薄熙来之所以如此结局，可以说是必然的。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聪明绝顶的人为何落得如此结局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局限性。他的局限性在于：一是没有现代政治理念。作为当代的政治领导人，通过他的施政作为感觉他还是传统政治思维。主要是人治，特别是强人政治，而不是法治。强调铁腕，没有发扬民主。二是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规律。作为政治人物，要要准确地把握历史规律，遵循历史规律，站在时代潮头，引领时代前进。他却想开历史倒车，妄想用文革那一套，再建立起专制统治;三是个人政治野心太重。不能、也不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从骨子里蔑视群众，把群众视为群氓，视为欺骗愚弄的对象，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对人民群众毫无敬畏之心，当然，公务员群体里的基层干部也在此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把自己的儿子从中学起就送到国外读书，却鼓励穷人的孩子实行新的“上山下乡”。如果他真的象网上所披露的那样，非法聚敛了巨额财富，那就更加不可原谅。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薄熙来之所以如此，和他的出身和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 　　薄熙来做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于开国元勋的红色家庭，也可以说是衔着权力的金钥匙出生的。其出生成长之时正是开国元勋们打下江山，分享革命胜利果实的时侯，在特权的环境下长大，结受了启蒙、和中小学教育。在世界观、价值观正要成型的少年时期，又赶上文革，他先是红卫兵造反，后是上山下乡。在文革结束后，他非常幸运地进入到高等院校学习，这是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他所受的高等教育中，西方的现代民主法制的东西介绍的还很少，即使有的话也非常敏感，受到打压。所以，综观他的整个成长历程，可以说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没有接受过西方的一些现代民主法制理念。耳濡目染，潜意识里有着不小的特权思想。文革结束后，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文革的反思还不彻底，使他失去了最后一个接触民主法制教育的机会。在工作中，由于有着红色家庭背景，他一直都顺风顺水。估计在他的一路升迁中，不需要他对上级点头哈腰、奴颜婢膝;不需要行贿送礼、程门立雪;不需要像平民子弟那样小小心翼翼、唯命是从。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他从来都是风头甚健，较少顾忌。当大连市长时，全国的老百姓知道大连书记的很少，不知道大连市长的不多，当省长时也是如此。频频上镜，曝光率很高，迥异于党内一贯的行事风格。从他的一贯言行来看，他绝非一个有现代民主思想的政治家，相反，却是一脑门的封建思想、帝王观念、文革遗风。在他那里法制可以罔顾，程序可以省略，人民可以忽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万物皆为他所用，严重的个人中心主义者。以他的地位、作为本来他是很有希望能在十八大入常的人选之一，可是看样子，他的目的绝非做到常委满足，只有做到皇帝才是他的目的。于是乎，他迫不及待，他贪心不足，他耍阴谋跪计，要搞政变、暗杀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完全违背历史潮流的，是不得人心，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使他一时得逞，也绝不会长久。现在估计他连翻盘的机会也没有了。 　　其实，薄熙来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作为一名现代政治家，他完全可以在民主法制的框架下向自己的目标奋进。在下，可一开放县市区的党政领导直选、按照宪政的要求改革县级以下人大。在中间的层面上，在不同国家宪法和法律相违背的情况下可以扎扎实实地在自己辖区范围内制定一些民主法制的地方性立法。对上，可以结合辖区内的民主法制实践向中央提出一些民主法制的改革措施。若能如此，合民心，顺民意，诚谋国之忠臣也。如果那样，即使一时有点挫折，也能有机会东山再起，因为这代表着浩浩荡荡的历史发展潮流，代表这历史发展方向。 　　想到这里，只能对薄熙来发出一声叹息!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