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楼事件

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之后，由卢晖临、郭于华、潘毅三位学者牵头，两岸三地20所高校60多名师生组成联合调研组，对富士康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研，目前已经写出了报告，将在下月初发布。我看到了报告的部分内容，也和潘毅见面做了交流，感触良多，因此做一个预告，建议媒体关注。 同时，重贴当时写的两篇文章，权当是提前写的读后感。前一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标题为《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我想说的是在当下的社会情状中，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的深渊，群体性地变成心理病患者，都在非人性的处境中痛苦挣扎。后一篇发表在《新闻晨报》，我说的重点是富士康采用极权主义的办法来解决极权主义造成的问题。这在师生们的调查中得到了可怕的证实。 除了自杀，还有尖叫和梦魇 长平 我曾经采访过珠三角的一些中小工厂的打工者，跟他们的普遍遭遇相比，富士康这种“正规”企业，不仅不能算是“血汗工厂”，而且是令人心向往之的好去处。在媒体将“血汗工厂”这个标签贴在它身上之后，富士康可以说是因祸得福——这几年来，我在很多场合都听到人们替它喊冤。 我被反复地告知，这家企业遵纪守法，规范管理，薪酬较好而且不拖欠。更重要的是，它的巨型厂区有很多人性化的设施，比如篮球场、网球场、俱乐部、露天电影等等。这就是身处一个不好的社会环境中的好处：一些正常的状态，几乎就要让人感激涕零了。 这种包容和赞扬压制了人们对这类企业中非人性化因素的观察和批评。今年以来，半年时间不到，已经有十个打工者在这里跳楼。我们至少应该想想，在这个较好甚至非常好的工厂里，都有那么多人处在生死边缘，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富士康固然比很多中小工厂做得要好——据我所知也不尽然——但是它和那些工厂有很多不可比较的地方。毕竟，它的一举一动，都关涉到动辄几十万人的利益。而且它作为一个资本巨鳄，拥有超大的市场权力，同时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也拥有很大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对它投以更多甚至更严厉的关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有心理学专家对媒体说，跟全国平均自杀率相比，富士康的跳楼发生率不算高，甚至还有些偏低。这种貌似学术的观点，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首先，发表这些意见的专家是受富士康公司的邀请，前往调查研究，出谋划策。“拿人手软吃人口软”，言行须格外谨慎，才能取信于人。在还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就匆匆发表意见，不像是专家所为，倒像抢媒体公关的饭碗。其次，全国平均自杀率也太笼统，意义不大。按人口平均也许如此，按地理面积呢？按年龄分布呢？按收入划分呢？ 大众媒体可能更关心自杀者，但是作为心理学家以及企业和社会管理者，更应该关心在这背后更广泛的问题。大多数心理疾病患者，都没有以自杀来了结生命，但是很多人每天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痛苦生活。是怎样的企业文化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活？作为一个国家公民，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如何能够活得有尊严？ 香港社会学者潘毅女士在《中国女工》一书中，深入地剖析了这些打工者的精神痛苦和灵魂挣扎。她并没有选择自杀事件来研究，作为重点分析的例子是一个女工的尖叫和梦魇。由个体的痛苦出发，她勾勒出一幅底层政治中的抗争图景。那么我们在为“十连跳”而感慨的同时，也要关心在那个巨无霸的工厂里，还有多少尖叫和梦魇？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是新生代民工心理健康问题；但不仅如此，也是劳资关系问题；也不仅如此，借用潘毅的研究来说，这是由国家、资本和父权制共同构建的社会状态。比如，富士康的保安可以暴力惩罚员工，几乎取代了警察对社会治安的执行权力，这就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了。又比如，在美国有女工起诉沃尔马性别歧视，而且把个体官司打成了集体诉讼，也就是160万名女工同时索赔，上个月联邦上诉法院裁定集体诉讼成立，这在中国富士康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还有，中国的户籍制度，从法律上承认并帮助了资本对中国劳动力的临时性使用。更不用说，打工阶层的公民权利被广泛地忽略之后，他们在工厂里只有一个单调的身份，遇到问题时几乎看不到身后的社会，也就没有机会把目光越过工厂的围墙看得更远。 这些社会情状使得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的深渊，群体性地变成心理病患者。至于是否如同潘毅及其他学者分析的那样，这种孤独也将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反抗阶层，以及这种包括尖叫和自杀在内的反抗方式的社会效果，也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观察。 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 长平 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让人们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产生质疑。那种认为悲剧与企业文化无关的辩解，已经成为一种不好意思重复的谎言。如今富士康忙着查补阙漏，政府、学界和相关企业也介入调查。假如富士康及全社会不对这种管理模式有足够多的反思，做得再多也对那些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打工者没有帮助。 单就企业管理来说，资本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专制的。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而趋，只要挣钱容易，哪种模式它都有可能去选择。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多种多样，既有平等亲和式的，也有等级森严式的。你完全可以说，就其本质来说，资本是冷血而专制的。在前现代的资本丛林社会，确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现代社会的幸运在于，资本只是社会权力的一种。无论它怎样专制，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它将受到别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尽管资本的权力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政治权力大过资本的权力，这是一种文明的共识。比如，一个资本家可以用金钱去影响政客，但是他/她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必须投谁的票。此外，工作之外的自由思想、时间处置和个人隐私，都是员工的政治权利，资本不能去干预，甚至不能去收买。这就是《劳动法》要限制加班时间的原因。 人们说，只有在中国大陆，富士康才能做成“世界代工之王”。这并不是指员工人数，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作为一个纳税大户，它早已经超越了资本的权力，而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国家有劳动法，但是富士康仍然可以设计以加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管理制度；深圳有警察，但是要进入富士康工厂处理治安问题并不容易，工厂的保安基本上可以代劳；员工跳楼之后，心理专家会说自杀率还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水平，政府官员则首先责怪媒体报道。 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说富士康没有过错，都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富士康及同类企业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权力运作的参与者，压制工人权利的合谋者和操作者。它从这个社会权力运作中，占了极大的便宜。有些制度并非因它而起，比如造成城乡二元分割从而产生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户籍制度，但是它从中渔利。正因为如此，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才可以造成对工人精神世界的压制，让他们动辄走入死胡同。 如今富士康积极行动，又是从五台山请道士做法事，又是从清华大学请心理专家，还要挂起150万张防跳网。这些举措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除了该做什么之外，最重要的是，富士康应该思考不该做什么——交出超出资本权力之外的权力，解除对员工的精神控制。平心而论，这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的控制欲，而社会应该用更大的权力来限制它。但是，政府在资本面前的“亲商”姿态是公开的，一时难以改变。资本自身又是这种权力扭曲的合谋者和得利者，主动把社会的还给社会也是一种道义，而且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员工的精神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危机。 抽象地说，宜疏不宜堵是谁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放到具体问题中，富士康则很难跳出现状。员工的心理病因，主要来自企业的极端家长制控制。但是，家长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采取的是控制一切的办法，包括自以为对员工有利的举措。此时此刻，无为而无不为，让员工还原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许是对富士康最好的忠告。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长平的最新更新： 长平：我愿意把我的恐惧说出来 / 2010-09-02 14:42 / 评论数( 8 )

如果一个公司接二连三的有人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自杀，这个公司是不是最邪恶的血汗工厂？如果一个社会接二连三的有人到校园疯狂杀害无辜小孩，这个社会是不是已经烂到不可救药？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在最正常的公司和社会里，也会出现如此的可怕现象。而中国正在变成这种社会。 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公司，多名员工仿佛着了魔一般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自杀。整个事件迅速成为轰动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甚至开始计数，随时准备迎接下一个。这个逼死这么多人的公司到底邪恶到什么程度？ 我说的不是富士康，而是法国电信。从2008年初开始，这个10万员工的公司在18个月内有26人自杀，而相比之下深圳富士康35万人中的13个自杀者还算少的。公司肯定难辞其咎，但工作条件不能完全解释自杀现象。富士康和法国电信都不是两国工作条件最差的企业，有无数差得多的公司，甚至山西黑砖窑，都没有连续自杀的事情。 正如参与会诊富士康的心理学家们指出的那样，这种连环自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传染病，后来的人是因为受到前面自杀者的影响而自杀。模仿自杀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被称之为“维特效应”，因为早在1774年歌德就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描写过这样的故事。比“维特效应”更坏的是“模仿者效应（copycat effect）”，模仿犯罪。美国多起校园枪击案，以及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内出现的多起幼儿园杀人案，正是典型的模仿犯罪。 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并不简单。如果自杀者因为不堪重负已经感到活不下去了，公司前人的自杀只是“提醒”了他；如果杀人者已经决心犯罪，前面的杀人者只是教会他去幼儿园杀人这个特定的犯罪方法，那么自杀和杀人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不一定这么集中，方法不一定这么一致而已。而事实并非如此。 2005年10月，两个无辜的法国少年为躲避警察的错误追捕，在巴黎市郊触电身亡。当晚数百名青少年上街抗议，并最终引发骚乱。人们开始焚烧汽车和打砸商店，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骚乱迅速传播到法国其它城市，两周之内竟有3000人被捕。一开始，骚乱的参与者是两个无辜者死亡而抗议，但事情发展的结果是，用纽约时报采访的其中一个十五岁少年的话说， “烧汽车很好玩”。那些打砸抢烧者已经不再介意为什么要上街抗议，他们只是为了参与而参与。 人是善于模仿的动物，因为相对于自己分析各种因素再决策而言，直接模仿别人是一条思维捷径。但骚乱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被别人的行为提醒后为了自身原因采取行动，而是为了模仿而模仿。 这个理论甚至有物理学上的解释和社会统计的证据。把一块磁性物质放在单一方向的磁场中，这块物质中的粒子自旋将会发生磁化，顺着磁场方向排列。我们可以把这些粒子的自旋看成一个个小磁铁。现在我们慢慢旋转外加磁场，直到与原来相反的方向，那么这些小磁铁也会改变方向。 关键在于，如果这些小磁铁的转向完全是出于对外加磁场转向的反应，那么它们的集体转向也应该是逐渐而缓慢的。但实验表明这些小磁铁的转向是突然的，非常之快，如同雪崩一般。这是因为小磁铁并非只对外加磁场反应，它们同时受到临近的小磁铁的影响 — 相邻的几个小磁铁转向之后会带动它们附近的小磁场也转向。考虑到这种模仿效应，物理学家可以用一个精确的数学公式来描写磁性物质整体转向的过程。 2005年，两个法国科学家考察了德国和葡萄牙的生育率变化曲线，以及手机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普及曲线， 发现这些曲线满足描写磁场翻转导致磁性物质内粒子自旋转向的数学公式 。本来，早期的手机价格很贵而性能又差，等到手机慢慢变得物美价廉，使用手机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果每个人只是出于性价比的考虑而购买手机，那么手机的普及应该是逐渐的。但统计表明，手机的流行是突然的。唯一的解释是人在决定是否购买手机和生几个孩子这样的问题上也有“为了模仿而模仿”的因素。这种模仿效应普遍存在，比如剧场里的掌声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也满足同样的数学曲线。 为了模仿而模仿，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它让原本无关的人参与到事件之中，导致事态以爆炸的速度迅速扩大。 好在灾难性的模仿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 Mark Granovetter 曾经提出一个理论，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参与骚乱的“阈值”。有些人可能只要看到街上有人抗议就会迅速加入进去并把抗议变成骚乱，而有些人则需要有很多人参与了他才会参与。假设街上站着100个人，它们参加骚乱的阈值分别从0到99。比如其中阈值是3的人只要看到街上有3个人骚乱他就会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第一个人动手，那么阈值为1的第二个人看到有人动手了，他也会动手；于是阈值是2的人也会动手，…，最终所有人都会动手。整个骚乱过程是雪崩效应。 但这个雪崩其实是不可靠的：只要我们把初期的几个人拿掉任意一个，那么骚乱反应链条就会早早断裂，而避免大规模事件！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起因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有些事件会越来越大，而有些则会不了了之。一个大规模事件的走向很可能跟这个事件的起因没有关系。统计表明美国的一些经济条件非常相似的城市的犯罪率却差别巨大，这其实就是因为模仿效应的偶然性质。同样的条件下，有些城市一开始对犯罪抓的比较好，导致模仿者未能跟进。 凡夫畏果，菩萨畏因，但维稳的关键既不是最开始的起因也不是事态扩大以后的结果，而是事件初期有没有人模仿。美国在911之后很长时间内对航空旅行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模仿的恐怖袭击。 通讯手段越先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容易，模仿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国正在进入这一阶段。就算中国像法国一样民主自由，我们像法国那样两个少年的死亡导致全国骚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也许任何政府都不应该控制媒体，但媒体的确是维稳的重要手段。奥地利禁止报道地铁自杀事件以后，地铁自杀事件立即减少75%。美国过去20年来校园枪击案此起彼伏，但在911事件之后的一年半内媒体把注意力全面转向反恐，结果只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而且没有死人。 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00年发布 一个报告 ，援引多个统计研究表明，自杀故事的报道越详尽，其引发的后续自杀事件就越多，名人自杀和电视报道的效果更强烈。尽管 也有研究认为媒体曝光率与后续自杀者数量的相关性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强 ，但这些研究承认自己的分析方法存在局限。著名学者 Loren Coleman 在  The Copycat Effect 一书中强烈批评媒体对校园枪击案这种犯罪报道的喜爱，认为正是媒体报道加剧了模仿犯罪。 作为一个喜欢新闻自由的人，我非常希望能有这么一种效应，就是全面的媒体曝光反而能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事件的真实情况从而减少模仿者，然而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支持这个假设的研究结果。所有材料都或多或少地指出媒体应该自律。有些国家已经提出一些报道规范，比如挪威甚至禁止媒体报道自杀事件。 在通讯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完全禁止媒体报道自杀和犯罪事件不太可能，但把报道规范化则是可能的。 几个奥地利科学家在2009年有一篇论文 发现，媒体的自杀报道存在严重偏见。那些先杀人再自杀的事件被过度报道，而因为自身的精神原因自杀的事件则被过少报道。事实是绝大多数自杀者有心理疾病。也许是出于人死为大的潜意识，最近富士康事件中几乎没有媒体谈论自杀者本人的精神原因和情绪波动，大家一致指责富士康公司，好像在这种公司工作就应该自杀一样。而在美国的校园枪击案的报道中，很多媒体或多或少地喜欢把先杀人再自杀的凶手描写成无辜的邻家男孩，夸大他生活的不幸却淡化其本人的精神疾病，这种描写无疑会进一步助长模仿行为。 模仿自杀，模仿杀人案，这些事情在几年之前的中国可能闻所未闻，其实早已是发达国家的常见现象。现在轮到中国了。长治久安的上策当然是创造条件让人从一开始就不会自杀或者犯罪 —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得维稳 — 而维稳不关心有没有第一个，只关心有没有第二个。

据悉富士康准备在河南鹤壁市兴建大型工厂，企业规模达30万人，目前正在河南大批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