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

美国《华尔街日报》二月二十三日借这事件将回归后的香港奚落一番，以「英国治下的香港比较好」为题撰文，引述《远东经济评论》前主编戴维斯的评论指出，英国人在港殖民时代虽然没有民主，但建立了相对清廉及能干的公务员团队，如今的港府却效忠于另一个高度贪污滥权的一党专政政权，没有民主，领导不清廉、不问责，挖苦特区政府领袖远不如港英时代。 前民政事务局局长蓝鸿震说：「过去港督与怡和、汇丰等英资老板见面吃饭，是天公地道的事，谁会过问？不要说一般市民，即使官员们也很难知道港督跟谁吃饭，跟谁见面！」「殖民时期谁会挑战港督？」但是，「现在环境改变了，社会更透明了，防止贿赂条例也修改了，一切当然要依法办事，曾荫权对于社会的质疑应该作出详细回应，但媒体不断提出问题，不也是证明社会言论更自由了？」 前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民认为，特区政府一直在进步，唯「过分向大资本家倾斜」始终是最大缺陷。这次曾荫权「富豪门」事件遭引爆，正是社会对于地产霸权不满的反映。吴康民说：「香港各行各业都很艰难，只有地产业一枝独秀，一般人都找不到一个安乐窝，地产霸权在广大群众中引起的不满不断上升，这种情况下，还给群众一点政商勾结的印象，当然愤怒了，我们养你们官员，你们就跟霸权的地产商勾结欺负我们，所以这次曾荫权与富商坐船坐飞机，群众情绪难免会反弹，高官特首应该避嫌的。」 亚洲週刊总编邱立本说，香港的政治变革和媒体的制衡，也微妙影响中国大陆。有关香港特首贪腐疑云的信息，都受到大陆网民的高度关注。两地的比较，肯定会对中国政治带来深远的影响。邱立本说，其实最具操作性的是阳光法案。即使没有法治，即使没有民主选举，但只要硬性规定官员的财产必须放到阳光下，全部透明化，就会触动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改革。香港的官员要将个人的资产公开，也是对人民的一个交代，避免财产和收入不成比例的现象。但中国大陆官员的个人的资产公开却可以不公开，也使民众不断拷问﹕为什麽？这当然就因为政治权力缺乏制衡的机制，当权派不喜欢自己的荷包见到阳光。中国大陆官员宁愿云淡风轻，让阳光远离自己的财产，掩盖见不得人的权钱交换。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特约记者史英强发自香港

核心提示：根据胡润富豪榜报告，中国人大70名最富的代表，去年财产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与之相比，美国国会535名议员、总统及其阁员、9名最高大法官的总财产为75亿美元。”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这在很多地方有所表现。” 原文： China’s Billionaire Lawmakers Make U.S. Peers Look Like Paupers 作者：Michael Forsythe 发表：2012年2月27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2011年3月5日，周六，参加全国人大的代表们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听总理温家宝的发言。摄影：Nelson 彭博社】 中国的立法机关中最富有的70名成员去年新增的财富超过了美国国会、总统、内阁和9名最高法院法官共535名成员的总资产。 根据追踪中国财富的胡润报告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个人资产净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相比之下，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及白宫的660名最高官员在同一时期的个人资产净值仅增加了75亿美元。 人大代表的收入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010年中国人均年收入仅2425美元，人均收入水平低于白俄罗斯，不足美国人均年收入水平37527美元的1/15。将于今年上任的中国新一代政府领导人将面临着由贪污腐败、非法征地等造成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均引发的社会不满对政府的考验。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Thornton China Center）高级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说，”在中国，政治和财富的联姻达到如此程度是异乎寻常的，这毫无疑问是社会对财富分配不平等让不满蔓延的生动体现。” 最有权势 在一周半之后，全国人大的年度会议即将召开，从法律上说，这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此立法机构有近3000名代表，通常也被称为是”橡皮图章”，有一些代表是中国最有权势的政客和老板，在他们所在的省份权倾一时，并可以对制定诸如是否征收全国性的房产税之类的草案施加影响。 李侃如说：”全国人大准确的说不是所谓的权力中心，但是肯定能让你深深地嵌入到政治体系中。” 总部在上海的《胡润百富》杂志的目标读者是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它利用上市企业公告等公开信息编制中国年度富豪榜，然后再和人大代表的名单进行对比复核。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是其中的两位。根据胡润报告，宗庆后的家庭财产高达680亿元，位列中国富豪榜第二位；吴亚军是总部在北京的龙湖地产的主席，她的家庭资产达到420亿元。 【图：杭州娃哈哈集团的饮料大王宗庆后是中国第二富豪，家族财产达680亿元，是中国人大的一名代表。摄影：Nelson 彭博社】 江泽民的推动 早在10多年前，前主席江泽民曾积级推动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这些富有的民营企业家跟党领导们（后者也是人大代表）有日常联络的途径了。 人大代表中第三大富豪是汽车零部件制造大亨鲁冠球，本月14日，他和习近平一起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副总统拜登和财政部长盖特纳。 【图：汽车零部件大亨，万向钱潮的主席鲁冠球是中国第三大富豪，也是中国人大的一名代表，本月，他和习近平一起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副总统拜登和财政部长盖特纳。摄影：Lucas Schifres 彭博社】 位于伊利诺伊，埃文斯顿的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中国政治和金融的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是研究中国政治和金融的一名教授，他在一封邮件中说：”由于中国法律体制不完善以及出于保护个人财产的动机，中国的富人有非常强烈的进入体制内的意愿。成为人大代表意味着富人的商业及政治对手没那么容易使他们入狱或者剥夺他们的财产。” 最富的女人 吴亚军是中国最富的女人，她的发言人说，她不接受媒体访问。鲁冠球的发言人则说鲁无法安排访问。哇哈哈的发言人单齐宁在电话采访中说，宗庆后不会对全国人大的构成发表任何看法因为这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事。 许多全国人大的富豪们，包括吴亚军，都是房地产公司的高管。房地产是引起抗议并造成城市居民和农民们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的行业。 在南中国广东的一个渔村乌坎，因为房地产开发商掠夺土地，12月份的时候爆发了数场抗议，导致中共的当地领导人被驱逐。温家宝总理誓言要打击这种掠夺土地行为并努力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人们，包括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没有公布他们自己及其家属的个人财务状况。 中国的私营企业的高管们，比如宗庆后和鲁冠球是在过去30年，增长率平均为10.1%的情况下积累起自己的财富。同期，美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2.7%。 脱贫 普通中国人也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获益，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自从引进了市场经济政策，中国已经让13亿人口中的3亿脱离了贫困。 在2010年底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是9.8%。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人均GDP自从2000以来已经翻了一番还多。 立法机构中的贫富差距也形成统计上可资比较的样本。中国的人大代表当中，最富裕的60位（占人大代表总数的2%）人大代表的平均个人财富高达14.4亿美元。美国的国会议员当中，最富裕的11位（占议员总数的2%）国会议员的平均个人财富为3.23亿美元。 美国的数据来自于总部在华盛顿的互动政治研究中心的网站上的可下载数据库。美国的数据还有一些偏大，因为数据库里包括了已经退休和在2010年退职的国会议员们，以及他们的继任人。 艾莎的财富 最近，美国的股票市场表现好于中国，国会议员们的财富的增长的速度也大于中国的人大代表们。从2009-2010，国会中最富有的2%的平均财富上升了22%。2010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了12.8%。 2011年胡润榜上最富有的2%的人大代表的财富上升了13%，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在2010年上涨了14.3%，在2011年则跌了21.7%。2011年的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20%，深圳成份指数下跌了33%。 根据互动政治研究中心的数据，美国国会中最富有的是众议员艾莎（Darrell Issa），他是加州的一名共和党人，2010年时的财富达到峰值，为$7.009亿美元。如果他是一名中国的”人大代表”的话，其财富只能排到第40位。在按照购买力调整之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是美国的六分之一。 “关系融洽” 议员们和美国高层官员们的财务披露表列出了他们的个人财产处于哪一等级，如在$1001-15000，还是$1,000,001- 5,000,000这一登记，彭博社用美国的信息披露中最高的等级与中国人大做了对比。 胡润报告的主席和总研究员胡润（Rupert Hoogewerf）说，他估计其公司每发现一位中国亿万富豪，就会漏掉另外一位，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大和美国的国会相比的话，财富差距还要更大。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研究亚洲语言的教授布鲁斯·雅各布斯（Bruce Jacobs）说：”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这在很多地方有所表现。” 相关阅读： 党代表谁？从”三个革命阶级”到”三个代表” 北京的Michael Forsythe撰写本文，Peter Hirschberg负责本文编辑。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全世界的超级富豪们现在正关注自己所在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竞选大戏。 2012年2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顺应“巴菲特规则”，提议向年收入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人，施行至少30%的税率，取代之前15%的收益所得税率。 “巴菲特规则”又叫“巴菲特税”，源于巴菲特呼吁政府向富人增税。2011年他在《纽约时报》发文，标题赫然为《停止宠爱富豪们》，这位首富级的老头在文章中透露，他缴税的税率是17.4%，比他秘书甚至公司其他雇员的税率都要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投资所得在美国享有税收优惠，像巴菲特这种典型的玩转“钱生钱”游戏者，税率自然要比实业家或普通工薪阶层低得多。 巴菲特是奥巴马忠实的支持者，当年曾为其竞选总统筹款。在和另一位参选人麦凯恩的一场辩论中，奥巴马声称考虑请巴菲特做财政部长，并直陈“要确保新财长懂得：光是帮助那些金字塔顶的人 （指富豪群体等） 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帮助中产阶级。”后来巴菲特没有当财长，富人群体利益也没有受到打压，相反享受到了一些减税政策。一直到现在，奥巴马参选下一届总统即争取连任时，才变得雷厉风行、表里如一。2011年12月，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说，“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那一小撮人，十年间收入平均增加了2.5倍，年收入达到120万美元，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却下降了6%，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议题，也是中产阶级的存亡时刻。” 再来看俄罗斯。2012年3月初就要进行总统大选，向来骁勇的普京的竞选对手中有张新面孔——身家180亿美元的俄罗斯第三大富豪普罗霍罗夫。这位“钻石王老五”的加入，使人想起当年向普京政权发出挑战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他现在还蹲在监狱呢。值得关注的是，普京竞选纲领的关键词是“社会公平”“改善民生”，普罗霍罗夫则称，如果自己当选了总统，将捐出自己的绝大部分财富，并将向富人开征“过度消费税”，他以他自己的情况举例称，如果人均住房面积100平方米是合理的，他家里5口人需要500平方米，而他的房子有2000平方米，超出部分就需要纳税。 接下来看香港。2月20日，唐英年正式参选香港特首。唐的提名者中包括李嘉诚、郭炳江、李兆基等香港富豪。历史上，亚洲富豪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割裂感相对严重一些，他们与当权者的关系也更为紧密。不过，唐英年在参选宣言中明确宣称将致力于实现“繁荣共享”，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等深层次矛盾。做过财政司长的他显然对中产阶级之痛 （港人戏称为“中惨阶级”） 了如指掌。 最后来看不久前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两个参选人当中，蔡英文在不同场合提到最多的词汇之一便是“中产阶级”，她说，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如果持续萎缩甚至消失，社会稳定就是海市蜃楼。她提出向富人增税、向中产阶级和穷人减税，以使台湾税负趋向合理。马英九也表达了类似征收“富人税”的理念，却招致了微词——因为此前他曾表示“富人缴税已经够多了”。 郭台铭是马英九的拥护者，也常成为大陆各地官员的座上宾。在马英九成功连任后，郭台铭说“政治为经济服务”；如果说这句话可解读为郭台铭希望台湾当局及两岸形势对自己更有利的话，2012年2月初，包括他，还有张荣发、尹衍梁和戴胜益等台湾超级富豪宣布捐款共3000亿新台币 （约640亿元人民币） 的“豪捐”行为，则可以解读为他们在有意驳斥民进党“国民党代表大富豪利益，民进党代表普通百姓利益”之戏谑之语。而早在2008年前郭台铭曾宣布将捐出自己九成的财产做公益，戴胜益也于2011年宣布将捐出所持公司股票的八成。 郭台铭们学习的是比尔·盖茨。一样是四年前，盖茨将绝大部分财富捐给了慈善事业，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和巴菲特一起号召全世界的富豪们一起“裸捐”。这种效应也“蔓延”到了别的方面，2011年，美国二百多位超级富豪向奥巴马联名提议，希望政府增加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者的税率——这在十年前是小概率事件。 超级富豪与参选人或当权者形成“拯救中产阶级”之罕见共识，并不是美国、俄罗斯、香港和台湾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出现这种现象。没有哪个政府不希望博取工商界巨头支持的同时能够获得庞大数量的普通工薪阶层之信任。关键是，更多的富豪主动要求自己的利益“受损”或“让渡”确系难能可贵。他们或许正意识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内外形势都不太乐观的情形下，与政府出台向低层人士及中产阶级减税等激励措施相比，富人积极通过多缴税或捐赠等形式“反哺”社会，对整体的拉动——至少是信心拉动的效应——要更出色，因为它缓解了社会各阶层正在发生的割裂。 另一方面，在“共融”真正成为一种可能的社会里，富人阶层的产业和利益也才会更持久。退一步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被逼出来的“新商业文明”或者说“新财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