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陽光時務 | 陳希我 被逼眾生相:庸人

他是台灣人,前一陣取道香港從廣州入境大陸,在廣州路遇「南周」抗議,也前去發表了演講。和我們見到時,說起這事,他在我們眼裏簡直是英雄。 但他說那其實不算是演講,不過是路見不平,說了幾句。在街上遇到欺負人,誰都會上前制止吧?遇到老人跌倒了,誰都會上去扶一把吧?但在我們這裏,還真不是誰都會,相反,誰都不會。 我們又為他擔心,他的演講是否被警察拍照?他說有。那危險了,有證據了!但他說:「我又沒有違法!」我們說,你一個台灣人還知道大陸的法?他說知道,還硏究過大陸的《憲法》。我們中有人就懷疑他是學政治出身,甚至是搞政治的。但我知道,他是生意人。有人又說:他一個台灣人,大陸也不能拿他怎樣。但他卻是在大陸經商的。 他一個生意人,竟然關心政治。在大陸,許多知識分子都不關心政治。此次「南周事件」,許多我想像應該發聲的知識分子居然很沉默。他們平時批評體制,批評官員腐敗,批評司法不公,批評莫言不言,但此次卻不言了。後來跟一個人交流,說是因為此次事件是直指宣傳部門,這是決定他們生死的衙門,還是不要自撞槍口為妙。回想當年我書被禁,除了個別作家,幾乎不發言。作家可以承受經濟壓力,但不能承受被禁止發表作品,將心比心,也應理解。就是媒體,起初報道,後來當地宣傳部門一下封口令,當地媒體就再也無法跟蹤事件進展了。異地媒體也受到了壓力,無法再報道。共產黨是搞宣傳起家的,所以最懂得宣傳的利害。 但知識分子本來就以政治為生命,為言論而死,就如聖徒殉道,死了,也死得其所。商人卻未必,在商言商,唯利是圖,可以不摻和政治。但是他卻去摻和。他說他摻和的不是政治,是生存。就好像選舉投票,不是政治而是生存。這種意識已經滲入了他的骨髓,他的反應已經成了本能反應。他說他談不上勇敢,只是「吱」一聲。腳被踩了,總會「吱」一聲。別人的腳被踩了,你看到了,也會要「吱」一聲吧?這是基本常識。 在平時跟他接觸中,我發現他常能說出讓我們吃驚的觀點。比如他問宣傳部可是國務院的一個部門?如果不是,卻又行政,豈非非法?比如我們總說中國富强了,他就會舉出許多基本問題。關於上世紀 80年代的改革,我們雖然也說執政者所以改革,是為了繼續執政,不改革就得被掀下台。但他說,執政者改革的目的還為了「把猪養肥了好宰」。想想還真是,民眾創造的改革成果,民眾自己雖然得到一些,絕大多數被國家權貴剝奪走了。那些對自己的生活沾沾自喜的人,用他的話說是「被人賣了還替人點錢」。還有,遇到貪官事件,大家都在痛駡貪官貪污了國家的錢,他說:什麽拿國家的錢?國家哪裏有錢?國家的錢就是民眾的錢,你們是納稅人!當年在日本,每到涉金政客被揭,日本人異口同聲說這是拿了我的錢,我也受了教育。但是回來這麽多年,這意識又弱化了,聽着「貪污國家的錢」這樣的話,時常也沒反感。我們已經被遮蔽,已經「久入魚肆不聞其臭」,已經無法聽從本能的反應了。我們驚訝他的深刻,其實他只不過作出了一個人的本能反應。我們崇敬他的睿智,其實他不過說出了基本常識。我們說他勇敢,其實是我們自己太猥瑣。他其實並不是英雄,也不是思想者,他其實並不傑出,他只不過是會本能地發出「吱」的聲音。 「南周事件」據說取得了勝利。他卻覺得那不是勝利:真相必須查明,責任者必須處理,審查制度必須廢除,甚至,當局必須從此實行「憲政」。我們都笑他太理想化了,還是「外來和尚」。中國大陸的問題很複雜的,我們說。但是在笑他時,我們是否想到自己已經習慣於妥協,把理想打折扣?一次打折扣,就次次打折扣;一打再打,最後打到沒有理想,把自己賤賣了;打到跟買家一個心思了,「共識」就達成了吧?那已經離「常識」太遠了。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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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夏明 新聞人唯有抗爭才有自由

《南方周末》新年社論遭篡改、媒體人的新聞道德遭強姦,再次提醒所有媒體人士,中國沒有《新聞法》。當一個國家的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信誓旦旦地說,「在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中國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也充分發揮了新聞媒體和公民的輿論監督作用」時,身穿制服的警察們正拿着相機和攝像槍拍攝南方報社大厦門前的聲援者。如此南「槍」北調,也只會發生在世界第一荒誕大國裏。 面對如此現實,公民和媒體不能只期盼政權恩賜「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南周事件和過去 25年來兩次媒體的「春天」都是由抗爭得來的。上世紀 80年代末,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北京《經濟學周報》和《新觀察》通過「打擦邊球」戰術,不斷拓寬新聞自由的空間。1989年北京之春,全國媒體,包括中央級媒體《人民日報》、新華社等開始大膽地講真話,編輯和記者們甚至走上街頭遊行,宣稱從此拒絕講謊言。2008年全國媒體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群體崛起,頂着禁令掀起了「媒體大地震」,把「及時、公開、透明」的新聞標準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 儘管新聞界經歷的「89之春」和「08震撼」最後都被黨國的「倒春寒」肅殺,但都留下了實踐新聞自由的寶貴經驗。具體說來有如下幾點: 第一,有意外突發事件,就有新聞;有大事件,就有大新聞。新聞界儘管有主體意識和部門利益,但媒體畢竟還是一個聯繫社會各界、各個層面和各個事件的中介。新聞從業人員搶新聞的「伊德」(本我,id)似的本能衝動要衝破外界的壓抑,必須要有大事件發生。 1989年幾千名學生絕食和 2008年汶川地震,使新聞界集體無意識地像發狂的野馬,掙脫了「黨的喉舌」的繮繩;重心傾斜從「黨的路線」滑向「群眾路線」;從弘揚主旋律、歌頌「偉光正」位移到唱多旋律、為民眾發聲。 突發事件總是不可避免,大事件也可以製造,所以,新聞自由的勃現和新聞管制底線的突破就會有機會。關鍵是人們要準備好利用突發事件,下决心製造大事件。 第二,黨國新聞控制體系的官僚運作總是比突發事件要慢一拍,時間差就是自由之窗。由於官場上人人自保、相互推諉,任何一點危機都會牽扯進上級領導,都需等上級領導拍板。而黨國「九龍治水」的决策機制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政治現實都讓統一、快速的决策變得不可能。 媒體若能打好時間差,推動透明和自由,就可能掀起更大的民變。1989年全國民主風潮的出現和 2008年公民社會的崛起都與媒體的貢獻分不開。 第三,當突發事件還只是針對具體部門或地方層級時,黨國中央總是慣於玩「聖上英明、奴才混蛋」的雙簧,把下級部門或領導人當「保險絲」燃燒掉。這時就有新聞自由、媒體監督的空間。在四川震區我就觀察到,地方媒體早早守規矩,中央媒體卻能更有力地監督地方政府和揭露地方政屙。只有當中央統一令下之後,中央媒體才會鳴鑼收兵。在當今中國,如果一個地方的民變持續時間愈久,媒體的運作空間就會愈多,引發燎原之火的可能性就愈大。 第四,與其空盼,不如實踐;行動總是勝於言論。做事就是行使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儘管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被竄改了,但媒體人的抗議行動發出了更强大的聲音、傳遞了更尖銳的訊息。重要的是要有艾未未體現出的精神:騎着馬兒動起來! 第五,法律的重要性遠遠不及民俗鄉輿;如果公民意識提升,大家自破心獄,即便沒有《新聞法》、《記者法》,人民也會自由。在烏鎮,人民自由了。在南方報社門口,所有聲援者自由了。年輕人敢於在警察們相機前擺 Pose之時,他們就已自由。所有旁觀者也獲得了爭自由、捍人權的勇氣。 自由不是賜予的。自由就在心裏,自由就在嘴上,自由就在腳下,自由就在街頭!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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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夏佑至 異地高考:弱者間的內戰

15歲的占海特生於廣東珠海,10年前,她隨父親占全喜來到上海。2012年,占海特從上海的初中畢業,卻沒能和其他同學一起升入當地的高中就讀,而被卡在戶籍上——在戶籍登記表上,占海特是江西九江人——儘管她從來沒有在那裏生活過。根據政策,占海特只能報考上海的職業中學,3年後參加上海高職院校的錄取考試。希望到普通高中就讀並參加高考的占海特,因此失學在家。 改革開放 30多年後,中國人在最基本的權利——如遷徙權和受教育權——領域,仍然面臨着重重障礙。 教育平權 30多年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導致數以億計中國人的戶籍與常住地分離,其中絕大多數是從中西部農村流入東部沿海地區的農民工。對經濟學家來說,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紅利」,也即大量年輕的勞動人口從農業進入工業部門。為了改善生活,兩代外來務工人員忍受低工資和不完善的勞動保護制度。他們是「中國製造」的製造者,也是中國之於世界其他地區的「比較優勢」 所在。但 30多年後,中國的 GDP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但在官方孜孜於追求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時,外來務工人員卻發現自己瀕臨夢醒時分:他們建設了城市,卻沒能成為城市的一分子,如今子女也無望改變這個現實。 「平等」一詞在中國《教育法》中出現過 4次,如第九條規定,「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財產狀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又如第 36條規定,「受教育者在入學、升學、就業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權利。」但這些法律條文猶如華麗的幕布,遮蔽了現實這醜陋的後台。在由戶籍制度造成的實際上的權利等級制下,受教育權受限不過是其表現之一罷了。 為爭取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權,外來務工人員的抗議已經持續多年,並在 2012年變得尤為激烈。在這一壓力下,中國教育部於 2012年 9月下發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在 2012年 12月 31日之前出台辦法,明確隨遷子女參加中考和高考的政策。 在北京、上海這兩個中國最大的城市裏,此通知激起了擁有本地戶口居民的强烈反對。他們擔心,自己的 子女在中考和高考時要面對更多新增考生帶來的激烈競爭。擔心帶來了對立情緒。在政策遲遲未能出台的情况下,2012年 12月 8日,占海特隨父親占全喜前往上海市政府所在的人民廣場地區,和其他非戶籍家庭一起參加「親子活動」,並展示寫有「權利公平、規則公平」字樣的標語。上海警方隨後以占全喜涉嫌「妨礙公務」為由,將其拘留了 5天。 12月 31日,除青海、西藏和海南,其他 28個省份都公布了各自的異地高考政策。教育資源最多、外來人口最多、從而最受關注的北京、上海和廣東 3地中,只有廣東承諾了解决異地中高考問題的時間表。北京和上海重複了現行政策,沒有任何突破。 占海特的希望落空了。 戶籍制度 10年前,媒體和法律人士因「孫志剛事件」而引爆的要求取消戶籍制度的努力,如同碰上了一堵無形的大牆。10年後,占全喜父女和幾億中國人要求平等權利的努力,再次在戶籍制度前受挫。而且,建立在戶籍制度上的權利等級制不但沒有消除,反而發展出更精細的形態,居住證制度就是一例。 以上海為例,隨遷子女的受教育權限已演變成居住證制度的一部分。居住證分ABC 3 類,並由此形成一個由戶籍和不同類型居住證構成的權利等級。對隨遷子女來說,他們的受教育權取决於父母持有的證件類型。持A 證的居民子女可在上海參加中考和高考,持C 證居民的子女則被排出在此權利之外(B 證針對外籍人士)。 上海有1000 多萬外來人口,官方數據顯示,其中三分之一在上海定居5 年以上,另外三分之一準備在上海定居。復旦大學一項調查則說,近45% 的外來人口家庭是携子女在滬定居,且他們絕大多數都持C 證。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陳映芳表示,各地城市目前普遍用「戶口」及「居住證」來分門別類地吸納一部分外來人口,同時排斥其他人群。這類制度的本質,其實是把國際移民的標準和手段用於國內。只有你擁有符合當地需要的學歷、專業,或和本地居民結婚,才可能獲得戶口或居住證。否則,即使你在城市裏生活了一輩子,也無法享受某些福利和公共服務。 儘管缺乏學歷、沒有特殊技能,外來人口對城市生活來說仍不可或缺。2010 年11 月15 日,上海一棟高樓發生火災,造成58 人死亡,死者除了以中老年人為主的本地居民,還包括多位外地保姆。對一個60 歲以上人口佔戶籍人口四分之一的城市來說,大量外來人口填補了勞動力的巨大缺口。而由於人口老化,上海的養老金入不敷出,從2011 年開始,300多萬持C 證的外來人口繳納的養老保險,被用於支付本地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大大縮小了養老金收支缺口,他們卻因「不符合當地產業需要」這類理由申領不到A 證,致使子女無法在上海參加中高考,豈不荒謬? 當然,這絕非上海特有的做法。戶籍制度是中國社會管理體制的支柱之一,歧視和不公平也因此深入中國生活的方方面面。 陳映芳認為,戶籍制度已突破了現代國家的道義底線。近60 年來的城鄉分割政策,已養成盤根錯節的利益結構。對城市政府來說,這一體制為城市輸送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卻不需要提供相應的福利和公共服務。同樣,在這一體制下,農業用地不能用於工業和房地產開發,本地農民因而失去了分享城市化利益的最大的渠道,為土地財政提供了可能。地方政府也因此毫無戶籍制度改革的動力。 資源之爭 但在外來人口增加的過程中,本地居民看到的通常是資源競爭變得激烈的一面。教育領域的腐敗、財政支出不透明的現實,加劇了戶籍人口的抵抗情緒。 媒體多次報道過北京的「條子生」和「共建生」現象。前者指官員寫條子給學校負責人,指令其招收不符合條件的學生。愈是好學校,校長收到的條子愈多。「共建生」則是指公共機構、事業單位或國有企業,以「共建」的名義,向著名中小學輸送資源,換取本單位職工子女免試入學。 「條子生」和「共建生」擠佔大量重點學校的學額,讓剩餘學額的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反對異地中高考的家長往往雖有北京戶口,卻沒有「關係」。對他們來說,「關係」的力量無法抗拒,為了儘量减輕競爭,戶籍制度成了最後一道防線。 有些戶籍居民還擔心,異地中高考會帶來額外的財政負擔,影響其他民生支出。在上海,有人用「課桌還是床位」來形容這一局面:課桌意味增加教育投入,床位指財政應優先投向緊缺的養老床位。這個選擇題反映了普遍的恐慌:增加常住人口的教育投入,就會减少戶籍居民的養老投入。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恐慌是財政不透明的必然結果。財政首先要在政府自身開支、政府投資和社會福利之間做切割。如果壓縮前兩項,社會福利就能得到更多投入——教育和養老資源不但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反而會同時增加。所以,養老床位不够,首先應該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財政透明,壓縮政府開支,减少不合理的政府投資和腐敗行為造成的浪費,以增加社會福利投入。當人們糾結於「課桌還是床位」,等於認定了政府的行為是不可改變的。這是中國國情扭曲公共討論的最佳例證——放棄對政府責任的質問,轉而向更弱者開刀。 這種擔憂也反映了地方對中央的不滿:中央政府要求改革,卻要由地方財政承擔全部改革成本。中國大陸的義務教育經費幾乎完全由地方政府承擔,而中央政府對教育的資助,不超過教育總投入的20%,而且主要花在資助重點大學和重點高中上。 一直有學者呼籲開放大學辦學權。這包括兩方面:鼓勵社會團體和私人辦學,以及大學——不管公立私立——自治。通過大學之間的競爭,愈來愈多的社會資源進入高等教育,政府就可以把資源更多地投放到義務教育上。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由於教育腐敗、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以及財政不透明,爭取公共資源的競爭變成弱者之間的內戰。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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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徐友漁 毛澤東爭取群眾的策略

(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二,系列之一《重慶模式和文革陰魂》請見本刊第 38期) 重慶事件提醒人們,文化大革命並非一場早已被忘卻的噩夢,而是近在眼前的現實危險,不是板上釘釘被宣判的一場浩劫,而是被相當多的人當成「人民的盛大節日」,藉以實現社會公正的政治手段。文化大革命並不像官方描繪的那樣,是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的錯誤施展陰謀而展開;也不像一些簡單地反對文革的人以為的那樣,單純是人們上當受騙。我們必須正視這一事實:文革得到了億萬人擁護,而且他們真心誠意、狂熱地參加到這場政治運動中。要理解當前為什麽許多人呼喚文革,就需要理解當初是什麽原因使得人們投身文革。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持續多年,億萬人積極投入,必定有其社會基礎、輿論基礎、群眾心理基礎。簡單地說,搞文革有以下基本條件。 一,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和絕對權力。這使得他能够將個人意志强加於全黨和全國,强行發動文革;這使得他的話成為「最高指示」,代替了憲法和法律,他說哪個人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哪個人就罪該萬死;他說哪個組織、哪個人是「反動的」,他們就永世不得翻身。這種地位,和他所領導的黨的性質有關,和林彪大搞個人崇拜有關。 二、政治掛帥、革命第一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既是教育灌輸的內容,又是評價個人表現的標準。據此,不積極投入政治運動是自甘落後、自毀前程。按慣例,在一場運動結束時要對每個人做政治鑒定,人們的積極性和表現要記錄入檔案,並在以後命運前途的關鍵時刻發揮作用。所以,日後的總書記胡錦濤文革中是「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414總部」文工團(當時叫「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成員,而總理溫家寶是「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戰團」的普通一兵。 三、階級鬥爭的理論和「防修(正主義)反修」的宣傳。這使得人們以為中國社會存在許多階級敵人,妄圖變中國為外國的殖民地,使中國人民受欺壓、受奴役,而階級敵人已經在各級政權找到了代理人,這些竊據領導職位的傢伙妄圖使中國的發展道路從社會主義變為資本主義。 需要指出,單純用政治運動傳統和意識形態氛圍還不足以充分解釋億萬群眾緊跟毛澤東投身文革,解釋他們的激情理想和决心鬥志。人們的鬥爭必定與某種切身利益相關,這裏的秘密是:文革前的中國社會是不公正、不平等的,而毛以極高明的手法讓人們相信,他是群眾利益的代表,他發動文革是要追求公正和平等。毛在文革初期大佈迷局,使得他的政敵與群眾發生尖銳衝突(儘管那些黨官僚完全是按慣例行事),他再以受壓制群眾的解放者的身分出現。文革中「造反」群眾的衝天幹勁和誓死决心不僅來源於他們在「主義」上對毛的服膺,更來源於他們認為毛代表了正義、平等,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從而代表了自己的利益。 在文革之前,由於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慘遭失敗,毛澤東被迫把管理日常黨務的權力交給劉少奇,他逐漸感到大權旁落,下决心打倒劉。他以猛烈批評現存制度的方式攻擊劉,大談現實中的弊病,在 1965年初甚至說出這樣尖銳的話:「官僚主義者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教育是毛批評的重點之一,他說:「現在課程就是多,害死人」,「現在的考試方法是對敵人的方法,而不是對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襲擊,出偏題,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我不贊成,要完全改變。」可以想見,文革剛發動時毛的這些話廣泛流傳,是多麽大快人心,勞動人民和學生們是多麽有理由歡呼「毛主席說出了我們的心裏話!」其實,像毛這樣極高明的統治者(以及像薄熙來這樣的野心家)是多麽善於說出群眾的心裏話啊。 不難理解,毛這種為民請命的姿態會得到很多人擁戴(怪不得「烏有之鄉」網站能聚集如此眾多的毛分子),但對於了解歷史真相的人來說,事情卻不是這麽簡單。這裏不能詳述,僅指出兩點。 第一,如果現實確存在嚴重弊病,那麽始作俑者是毛。他是大權在握的最高領導,不能把責任全部推給劉少奇。早在1953 年,他就嚴厲指示:「凡用這樣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需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總所周知,中國最大的社會不公正是劃分城鎮居民和農民的戶籍制度,對農民的最大盤剝是工農業產品剪刀差,這些政策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制定的,而發動導致3 千多萬人餓死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其罪魁禍首正是毛澤東本人。 第二,毛澤東指出教育方面的弊端,固然有部分屬實,但他的解决辦法卻荒唐可笑。在關於教育的同一講話中,毛說:「考試可以交頭接耳,冒名頂替,我不會,你寫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正是根據這種精神,文革中出現白卷先生張鐵生强行上大學、管大學和改造大學的「模範事例」,成了中國教育史上永遠的笑話。 文革中,毛澤東施展策略手段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 發動文革,出於毛的個人意志,但他把第一線的工作交給劉少奇,讓他引火燒身。1966 年6 月初,劉少奇、鄧小平兩人專程飛到毛休養的地方杭州,向他彙報情况,並請他回京主持工作。毛表示暫不回京,委托劉、鄧處理運動中的問題。劉、鄧主持中央會議,决定向已燒起文革烈火的大、中學派工作組。按照中共「集體領導」原則,毛並無權力否定這個决定。此外,派工作組是中共領導政治運動的一貫方法,土改和四清運動也派過工作組。而且,前不久毛還批准派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會後,劉將决定電告仍在杭州的毛,他也沒有表示不贊成。 毛通過密報知道工作組在學校和少數造反學生尖銳對立。7 月18 日一回北京,他馬上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說「誰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到了8 月5 日,他親自出馬攻擊劉少奇,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指責劉「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完全可以設想,如果劉不派工作組,毛就會指責他「放棄黨的領導」,「聽任牛鬼蛇神翻天」。 毛作出了一系列姿態爭取群眾,他把路線分歧的焦點說成是對待群眾的態度問題,把自己和劉少奇的區別說成是保護還是鎮壓群眾。這種扮演解放者的努力在10 月初毛派下達的一個中央文件中達到了高峰,文件宣布:「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個人寫出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整人者向被整者賠禮道歉,整人的利器——檔案材料被銷毀或交還本人。難怪得到「解放」的群眾會含着熱淚發誓,要死心塌地跟隨毛主席把文革進行到底。 只有到毛澤東目的達成後把追隨他的學生趕下政治舞台,只有當毛派派去學校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比以前的工作組更厲害地鎮壓學生時,人們才看清楚毛在文革初期實行的「群眾路線」不過是爭取人心的表演而已。正如西蒙·勒斯(Simon Leys)在其《主席的新衣:毛與文化革命》一書中所說的:「毛動員和利用紅衛兵的方式和慈禧操縱義和團的方式極其相似。他把群眾普遍的不滿用於針對他的敵人,而這不滿是因他自己的統治產生的,這種不滿本是針對他自己……毛本人建立起來的官僚制度長期以來一直是青年不滿和感到沮喪的原因,他們隨時都要爆發。毛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指控他的私敵為造成這制度的根源(而實際上他才是始作俑者),然後把廣泛的憤慨引向他們,把他們搞掉⋯⋯紅衛兵最後意識到上了當,但這已為時太晚。」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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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謝曉陽 歧視與冷血動物殺手

去年一齣電視劇《天與地》,帶給城市人有關「The City is Dying」的反思。這個Dying,自然不是指 GDP的 Dying意味,而是指「人心」的冷漠無情,歧視別的生命,冷待自己的生命。 這些日子,在香港的動物世界裏,風聲鶴唳,血漬斑斑。從順天村的阿 Miu被數名青少年像皮球一樣踢,內臟創裂致死,到觀塘碼頭近乎一整個貓家族屍橫岸邊,再到元朗和梅窩的毒死狗事件,還有小貓被困籠子日晒雨淋缺糧缺水而死……而更可悲的是,這些兇徒既沒有特別的犯案紀錄,又不是警方檔案中的「危險人物」,依情況來看,犯案的更不像同一個殺手。這可悲所揭示的是:犯案的普遍性。兇徒,就在你我身邊! 兇徒為何難以辨認?有人說:這是風氣,全世界的人都變得愈來愈冷漠了。不,這不僅僅是「社會的錯」,它同時是獨裁官僚的問題! 連環虐殺案後,香港被諷稱「虐殺之都」,連續兩個禮拜,都有保護動物團體站出來,要求特區政府成立一支直屬於警隊的「動物警察」,然而,警務署長曾偉雄卻辯稱,香港警力不足,沒有條件成立動物警察。一臉獨裁官僚,浮現不遮掩。 獨裁,是控訴香港警察一意孤行,目中無人,也帶歧視。大家應該清晰記得,元旦當夜,長毛(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孤身被數百警力圍困,後來以「非法集會」之名拘捕,被諷稱「一個人的集會」。既然能調動數百警力圍捕長毛,為什麼不能成立一支只需數十人的「動物警察」隊呢?說起來也不複雜,不就是對動物生命的不尊重,並同時憂政權朝不保夕。獨裁者,當然是時刻戰兢發抖的。 獨裁者漠視民意,道德保守。大概兩年前,台灣中研院院士錢永祥和梁文道出席了中文大學一場講座,名為「動物倫理,道德進步」。人類的道德觀,如果不思進步,那麼,我們的文明,也就淪為「偽文明」。正如數十年前,香港吃狗肉貓肉並不違法,但到了 50年代,禁止宰屠及吃用狗貓法例出台。當然,法例背景與當時瘋狗症虐肆,殖民政府關注衛生問題有關。然而,走到今天,相信大多數香港人都不會視狗肉煲貓肉火鍋為理所當然。正如當有人質疑,「為什麼以前可以吃狗肉,今天不能?」我們便可以反駁:「你嫲嫲的媽媽都要包小腳,為什麼現在你們不包呢?」因為人們發現,這是對女性不人道的封建思想。道德觀,當然是應該要進步的,就像我們已經走進其中一段文明年代,這段年代不能再容忍動物被虐待被歧視了。 在人類的文明歷程中,我們不斷地在敲責歧視,爭取平權,但成功了嗎? 19世紀,美洲大陸人民為種族而戰,到了 20世紀,儘管黑人在部分地區大致獲得公民權,即言論集會投票權等,但部分地區的少數族裔,依然生活在歧視當中;女權運動,也在 20世紀四處綻放,但要真正落實「男女平等」,還遠呢!最近在印度發生的輪姦案已是血證。還都不必談富人對窮人的歧視,年輕人對老年人的歧視。當然,誰想得到,在香港連爭取「同志平權」立法進行公眾諮詢,都被保守的政界及宗教界人士拒諸門外,為什麼? 十多年前,道德哲學家 PeterSinger在《動物解放》中提出「物種歧視」的說法,他的前提是,兩個世紀以來,打破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運動,都已見成績,但最困難的是打破「物種歧視」,即人類對「非人類動物(他認為人類也是一種動物)」的歧視。這種歧視,依然深邃。 Peter Singer講對了一半,沒錯,動物不懂人類語言,所以牠們的權益抗爭,尤其困難。儘管牠們在受虐及被殺前,表情已經告訴一切。然而,即便種族、性別平權運動中的受害者能高聲吶喊,但又有多少人真正聽到這些聲音? 我們距離真正的種族和性別平等的目標,依然遙遠。為什麼呢?因為在消除歧視的道路上,我們從來沒有完全成功過,即或偶爾成功,歧視還是像心魔一樣,神出鬼沒。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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