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陽光時務 | 羅世宏 致敬社會良心伊能靜

有想法並且勇於表達的女人,最美。近日為《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而在微博上仗義執言的台灣藝人伊能靜,以直白和坦誠的語言,一字一句表達她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支持,贏得了廣大網友的感謝和讚譽。 但伊能靜也為此付出預料之中的代價。她通過微博證實自己「被喝茶」,本月原訂在中國大陸各地舉行的新書發表簽名會已因「安全考量」而取消,伊能靜 1月 13日晚間通過微博表示:「年前將無任何開放性活動」。 不過對於伊能靜因聲援南周而被大陸安全單位約談,台灣的陸委會只在 1月 11日發表了一份有氣無力的聲明,呼籲大陸方面尊重言論自由。雖然有人投書媒體表明「伊能靜勝馬英九」,讚揚伊比馬更能堅持言論自由等普世價值,但台灣媒體整體對伊能靜發揮的公民角色和道德勇氣關注不足,遠遠比不上過往對伊能靜緋聞的報道熱度。 但伊能靜在微博聲援南方周末、明諷《環球時報》「狗仗人勢」,得到大陸廣大知識分子和網民的認同與讚賞。中國大陸網絡漫畫家「變態辣椒」也特別畫了一張頸部流淌一道血痕的伊能靜頭像,公開向伊能靜致敬,同時引用了伊能靜此前被删除的一條微博:「你的暴怒,讓我懂得自己正確。你的掩飾,讓我相信自己正直。你的瘋狂,讓我看見自己清醒。你的殺戮,讓我知道自己活着。」 除了來自各方的讚譽,並且在幾天之內粉絲數激增約 30萬,達到 671萬粉絲外,伊能靜也面對了來自不明身分人士的惡毒批評。有人質疑她的身世,有人嘲諷她賺大陸的錢卻批評大陸,有人說她挺南周是為了「打書」,更有人直接用「戲子」等語對她進行人身攻擊。 1月 13日,伊能靜在微博上平靜而尊嚴地回應了那些辱駡她是「戲子」的攻訐:「她又換上了美衣裳,做回他們說的戲子。對她來說亂世買筆,盛世買胭脂水粉。那些說她戲子的,她優雅笑之。因為她知道,嘲笑她的,無論盛世、亂世,買賣的都是靈魂。」 無論如何,伊能靜的表現是個異數。台灣藝人在大陸人氣更高的大有其人,例如小 S、蔡康永等人,但他們大多謹守藝人「本分」,低調生財,絕少對中國大陸的公共事務表態。大陸藝人雖有少數通過微博對公共事務表態,但大多間接而隱晦,尺度拿捏的「剛剛好」。等而下之的,則有像成龍這種藝人,總是想方設法對着大陸官方意識形態討好獻媚,而且沒有伊能靜這種檔次的文筆和涵養。 其實,伊能靜很早就展露了她的公民角色和社會良心。她很早就挺身支持「寧願裸體」的「反皮草運動」,幾年前在接受《南都週刊》訪問時,她更曾以精確的語言表明自己的公民社會意識。 《南都週刊》這麽問伊能靜,「以後遇到公共事件你會選擇性地啓動驅動模式嗎?」伊能靜答覆道:「我不會選擇事情。當良心受到驅動,聽到不公的事情,我還是會堅持繼續,而且必須如此。」就是這種「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讓她能够贏得真正的尊敬。 網絡上有人為此贊揚女性為自由付出的堅持,甚至把她拿來和歷史上為言論思想自由付出生命代價的女性前輩(例如林昭、張志新)相提並論。這或許誇張了些,也可能不是伊能靜的自我角色定位。在我看來,伊能靜沒有這麽偉大,也不想這麽偉大,她只是一個藝人。 但令人尊敬的是她不只是一個藝人,因為她從未忘記自己首先是一個公民的角色。從這幾年她對反皮草運動及公共事件的關注和參與,一直到令人義憤填膺的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伊能靜始終沒有讓藝人身分壓倒公民身分。 在此,我向伊能靜致敬,為了她曾扮演社會(不管在大陸或在台灣)需要的社會良心,而且她把這個角色扮演得很好。我們不會忘記她是侯孝賢電影《好男好女》裏的蔣碧玉,呼應時代的召喚,既可以柔弱也可以剛强,戲裏戲外都精彩萬分的女子。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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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張曉舟 梅西,或馬拉多納

梅西(港譯:美斯)將成為足球史乃至體育運動史一個新的里程碑,他將患上金球密集恐懼症,因為金球獎有可能被他一直蟬聯壟斷下去。 梅西和 C羅(港譯 C.朗拿度),就像兩個卡通頑童,在進行殺人遊戲競技。半島電視台近日播出了一個他倆互相短信相邀决戰的宣傳片。無論巴薩和皇馬如何劍拔弩張,這對璧人有如溫室裏——由億萬黃金鑄造的溫室——的薔薇和水仙。 進球機器,金錢機器,一對資產階級聖嬰,似乎寄託了歐洲資產階級新人類的終極夢想。他們在電視上觀賞梅西和 C羅,在遊戲機上模仿梅西和 C羅,宅男們無需再改變世界,只需手握鼠標,進球,刷卡。 但應該用來與梅西比的,似乎該是馬拉多納(港譯馬勒當拿)。 假如說馬拉多納是大地與河流雜交的私生子,那麽梅西就是一個足球工業的試管嬰兒;假如說馬拉多納是一個胡天胡地的混世魔王,那麽梅西就是一個騰雲駕霧的絕世精靈。馬拉多納屬於天邊外,而梅西把天空變成他的玻璃房子。對馬拉多納來說,生活是一場戰鬥,而對梅西來說,生活是一場遊戲;對馬拉多納來說,對手是他要攻陷的敵人,而對梅西來說,對手只是他要搭的積木。 馬拉多納把足球變成了生活,而梅西把生活變成了足球;馬拉多納是肉感的,是加法,而梅西是骨感的,是减法;馬拉多納把足球的外延無限擴大,變成一個戰場,而梅西把足球不斷提煉濃縮,變成我們的臥室,我們的電視和電腦上,一件可以每週無限複製的影像藝術作品。 除非把馬拉多納請出來,下一届金球獎頒獎禮才能有趣一些。可惜他跟布拉特(港譯白禮達)勢不兩立。 那麽大家就只好硏究梅西的西裝。是的,梅西這次參加金球獎頒獎禮時穿的這件繁星點點天花亂墜密集恐懼的西裝,簡直成了今春潮流指標。梅西和當年馬拉多納撞衫,看起來不像是巧合,而是蓄謀的王位接班。但除了西裝,請注意有趣的差別:梅西打了蝴蝶結,穿的是白襯衫,因此西裝再炫,整體多少顯得節制平衡,而馬拉多納沒打蝴蝶結——假如他打蝴蝶結,會像一個酒店大堂的伺者——更恐怖的是,這哥們連襯衫也是點點密集恐懼風格,跟西裝一個操性! 只有馬拉多納能這麽穿,敢這麽穿,這樣的衣服搭配只有在他身上才成立。那是一個經典的馬戲團小丑的風格——假如臉上也塗滿點點就更妙了。馬拉多納是馬戲團小丑,而梅西是寵物,馬拉多納會率領馬戲團的動物出逃,而梅西只是靦腆地微笑着,我見猶憐地望着我們,等待我們一顆接一顆地把糖果塞給他。 金球獎漸漸成了梅西一個人的糖果店。 幾個月前,大導演庫斯圖里卡(Emir Kusturica)在上海接受採訪時談到他拍過的馬拉多納:「也許梅西是和他最相像的人,但梅西不是一個領導者,即使他在某些隊裏是一個非常天才的足球運動員,但馬拉多納卻可以在所有地方都所向披靡。他像是拿破侖,打敗任何阻擋在他前面的敵人。如果他出生在羅馬帝國,他也是一樣的。他不僅是個踢足球的人,也能够組建一個幫助他馳騁的團隊。」 我不認為馬拉多納能組建一個幫助他馳騁的團隊,但他能創造一個能幫助你馳騁想像力,投射激情與夢想的空間。梅西只是在球場內稱王,而馬拉多納還在球場外稱霸。梅西的西裝讓人如墜星空不可自拔,而馬拉多納早已天人合一,早已夢回古羅馬帝國,或者說,早就魂飛魄散,悠遊天外。 馬拉多納依舊是一個和這個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他依舊以美國為敵,與國際足聯為敵,骨子裏依舊是一個無產階級戰士兼爛仔。當馬拉多納滿不在乎地大噴格瓦拉牌大雪茄,梅西看起來就像一根電子香煙。梅西帶領我們直奔歐洲小資安樂窩,而在馬拉多納看來,這世界依舊是一個狗窩,生命不止,狂吠不已。 然而遲早會有品牌砸出大錢,讓馬拉多納和梅西一起拍廣告。這是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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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趙楚 重燃共和革命的火炬

101年前,西元 1912年元日,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臨時大總統,他的誓詞為:「傾覆滿清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謹以此誓於國民。」亞洲首個民主共和國於焉誕生,而中國 2000年之帝王專制遂成歷史。未幾,迨南北議和成立,孫向袁世凱移交臨時大總統權力,其間,共和國臨時立法機構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立法》,此為現代中國共和民主憲政之肇始。今日回顧這些石破天驚的歷史瞬間猶有特別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抨擊現實中國種種不公不義的社會現象時,最常見的反批評就是:面對中國當代內外危機,抨擊者建設性的意見為何?解决問題的答案和出路為何?這一詰難本身只是老生常談,因為釐定合理的政策,解决社會問題,正是執政者的歷史道義和現實職責。但這一提問的確也包含正面的價值,直白來說,當代中國的政治反對者在對現實公權保持猛烈抨擊的同時,理應正面闡述自身的政治與政策理念。正因為這種思考,辛亥的共和民主革命歷史才值得再三回味。 隨着中國交接班體制的出現,現實的冷酷發展已打破了人民對新團隊的熱烈幻想,而這一格外冷酷的現實又更顯示出從理論上闡明變革路徑的必要性。就最近思想動態來說,對這種出路思考的最有代表性意見莫如關於《憲法》和憲政的討論。前不久,北京大學張千帆教授曾發起落實現行《憲法》,啓動體制變革的倡議,但在令人眼花繚亂的熱點潮流中,似乎曇花一現,並未引起像樣的反響。而更令人對這種公車上書似的憲政籲求看淡的是,《炎黃春秋》和《南方週末》新年發刊詞,因為牽涉憲政籲求,實際上已受到毫不遲疑地整肅。儘管這些整肅給執政黨帶來了國際範圍的負面影響,極大地降低了本來就處於水平線以下的執政公信,但當道還是選擇了冒天下之大不韙。 從以上簡單事情來看,簡單地說「《憲法》或憲政是社會最大改革共識」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層面,都有不同違拗之處。這是關心中國現實和未來的人們不得不痛苦地予以注意的。 就理論來說,《憲法》文本的訂定遠不能構成憲政的必要條件,憲政,即全社會在理性和合理契約之下的法治生活,尚需一切不同於中國古代社會的民情條件,那就是孫氏誓詞中所揭櫫的以人民權利和利益為依歸、而非以抽象的天道或神意為表述的公共生活空間。而這正是今日以公民社會著稱的人民共和。辛亥革命最偉大的意義也在於此:它一改數千年中國打天下坐天下、改朝換代的游戲規則,第一次把民權的現代原則置於社會政治和權力運行基礎之上。這真正點燃了中國傳統文明史革命性的火炬。 如果我們不從政治文明、甚至整個社會變革的根本轉變和轉型意義上來談憲政,那麼,我們就很難理解現代中國歷史上的諸多成敗興替。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最高民族任務乃是將古代形態的亞洲帝制和專制社會轉型為現代化的社會,這既是民族生存的需要,也是民族發展的需要。內部的革命,外侮的抵禦,均不能離開這一主線。然而,現代民族並非單純基於文化認同就能實現,何况中國自古即非單一民族國家,而是融合諸多民族的複合民族國家。因此,要實現現代民族再興,則必須張揚個體意識與權利,這是民權主義與民族主義互為表裏的原因。有民權,能新民,然後有新民,才能構成對民族國家的新認同,才能獲致民族獨立與自由,從而有安全的環境來實現發展,發展民族事業,參與世界文明,讓中國人過上無愧於文明先進國家人民的生活,這是民生主義的終極目標。這一切邏輯都以對帝王專制的政治革命為前提。 辛亥革命主要採取了共和革命的形式,從而開啓了中國現代史取之不竭的思想寶庫。同盟會革命黨與諮議局工商士紳保守主義的改革者達成了合作,而激越的南方臨時革命政府亦能與北洋軍政商當局達成妥協,最後,改革者和滿清朝廷也能以有條件的協商為形式達成妥協,五族共和,南北共和,新舊階級共和,中央與地方劃分出基本的權界,從而在一個禍患環伺的惡劣環境裏勉强保全了統一國家的如縷命脈。這其中除了有人所共知的慷慨烈血,更有值得今日中國不甘於國家和民族沉淪的人們記取的真正教訓:隱忍、退讓、妥協和以國家民族命運為念的天下大公之心。 在實踐層面上,尚未發育成熟的民權意識必得借新的共和而得以維護。因此,共和必借助憲政和民主展現自身的歷史姿態,而基於民權- 自由的共和、民主和憲政均須在政治的最高倫理方面貫徹民治精神。袁世凱帝制自為時代,力量超乎全國,但滇軍及西南軍人以數萬之眾,一隅之力,執干戈而衛共和,振臂一呼,强敵立致土崩瓦解,此可見共和精神在民國元年後深入人心之深,作成威力之大。 國共勢力的崛起有賴於北伐,而北伐之源流在護國與護法,此皆因維護與重建共和之力量而起。國共之合作淪於破裂,雖有具體的各種歷史情境,但就根本而言,乃在於自俄國輸入之布爾什維克主義作為一種紅色的全球主義思潮,與實行國民革命和民族革命為目標之國民黨宗旨南轅北轍。此點在1927 年以後南京國民政府訓政時期的諸綱領中,已有明確證明。所以,如果人們需要一個最簡明的線索來解讀中國現代史的諸大運動,則共和之成敗不失為最合適的觀察視角。自1912 年起,至1949 年大陸的紅色建政,推動其間人民和社會各階級前仆後繼的最大動力,無過於維護共和,進而實現民主、憲政和確保人民自由,以建成符合現代政治原理的新國家的彌漫熱情。此點即使到今天依然如此。 以下訖至抗戰建國,戰後開政治協商會議,乃至國民黨的單方面行憲,整個過程無疑都是出於回應社會在艱難困苦時代的殷切期待:通過重燃共和,以推進憲政和法治。1949 年的新國家在法源上來自政治協商,這是其標榜與辛亥共和革命法理連接之舉,此舉也在當時建立了新政權的歷史和政治正當性話語。但事實上,證諸後來發展,它雖有人民共和之名,卻根本拋棄了民元共和的基本國體和政體,成了斯大林階級專政和領袖專政的中國變體,並進一步與中國固有的帝王專制精神結合。假如我們把袁世凱稱帝和北洋亂政稱為第一共和的終結,而1949 國共大陸戰爭的定局,特別是1958 年「社會主義」的建成,也可視為自廣州到武漢到南京的第二共和之終結。而1978 年以來的中國社會改革和政治變革訴求,簡單說,則是中國人民承繼民元共和革命道統,重建第三共和的歷史努力。 上述簡單的回顧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結論:如果撇開共和的原則,片面地談現行《憲法》的落實,是不可能帶來真正共識的。因為,就根本原則而言,憲政奠基於共和,而憲政的第一個堅實環節乃是制憲。現行《憲法》作為專政的產物,其基本原則、法理和法意都與現代憲政的精神格格不入。它本身半個多世紀以來毫無作用的歷史本身就表明了它的性質和功能:它只是自上而下完全無法與倫理運作的專政權力的一個輔助工具而已,而就根本而言,猶如水火冰炭之不能混淆,專政與憲政是不可能熔於一爐的,向此中求共識,則不僅共識不能存,連自身的原則也會被其腐蝕。 當代社會要應對內外危機的挑戰必須行憲政,而求憲政之路則必須重建共和。共和是專制的直接對詞,有反對的政治,各種社會共同體利益的自我表達,並在理性的指導下進行交換和交流,乃至博弈,這是共和的基本精神。尤其是今日資訊的傳播和交流如此迅猛,人們借助網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所有人的問題都以某種方式聯繫起來,指向一個共同的而不是分別的國家政治層次的總解决。因此,包括執政黨的有心變革人士在內,接續中國現代史上的共和革命火炬,使這個古老而又新興的國家成為名副其實的共和國,才應該成為真正的第一社會共識。在共和革命火炬燭照之下,人們應當記取的不證自明的真理是:這個國家再不是任何自封的英明神武權力壟斷者的私產,人民,無論團體還是個體,均有對國家公共事務不可剝奪的干預之權,人民更有採取合適的行動創製自我管理制度的權力,這個國家,如欲在世界民族之林長久站立,則理性、人道和符合人類自由的公共生活必得付諸實行。無共和,無憲政,也無共識。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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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徐友漁 重慶模式和文革陰魂

重慶事件的意義和嚴重性,不在於它超過 007間諜片的情節,而在於所謂重慶模式代表的路線和政策。在檢討重慶模式的方向性含義時,看到它與文化大革命的聯繫和相似性,很有啓發。 重慶模式和文化大革命有關係,把這一點挑明的是總理溫家寶。他在2012年「兩會」結束之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中,把重慶模式和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並告誡說,要警惕文革在中國重演。 重要的是人們確實認為重慶模式就像文化大革命。不論是在重慶模式紅極一時還是在這個神話破產後,中國的知識界和老百姓分成壁壘分明的兩派,一邊擁護薄熙來,擁護重慶模式,也堅决擁護文化大革命,呼喚文化革命應該在中國再來一次;另一邊則反對薄熙來,譴責重慶模式,特別呼籲要警惕文革,防止文革在中國捲土重來。 重慶模式當然不會完全重複文革,不過有以下三個重要特點,是二者一致或相似的: 首先,文化大革命和重慶模式最突出的共同特點是,踐踏法治。 文革中,現行的憲法、法律完全失效,被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取代;亂抓、亂捕、亂判是家常便飯;公安、檢察院、法院的監督與制衡功能蕩然無存;專案組林立,逼供刑訊成了常規。在重慶,薄熙來、王立軍的話是絕對不可違抗的命令;文革結束後中央立誓永遠廢除的專案組堂而皇之復活,刑訊逼供花樣翻新、層出不窮。 文革中最具有諷刺意味的事件之一是,當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批鬥時,他拿出憲法,說自己是國家主席,憲法保護他的人身權利,但得到的回答是一片嘲笑。而重慶炮製的李莊案則說明,法律成了兒戲,法院成了搞笑的場所。 第二個特點是意識形態狂熱。重慶的「唱紅」和文化大革命搞「紅海洋」等「革命化措施」是一回事。有人說,「唱紅」是人們藝術和文化的喜好,但在重慶,不是個人喜歡唱就唱,不喜歡唱就不唱,而是有組織地唱,電視台、電台整天播放,經常組織大型演唱會和比賽,據說有的演唱會參加人數高達 10多萬,整個唱紅歌運動捲入的人數高達千萬。這已經不是人們對於某類歌曲的個人喜愛, 而是政府動用公權力强行發起和推動的運動。 強推紅色意識形態和破壞法治有密切聯繫。公然侵犯、踐踏法治,需要一種非常氛圍,需要把現存的秩序、規矩打破,需要一種革命的氣氛,替天行道的氣氛,說現在正在行正義,其他的都可以不顧,這就要靠「唱紅」等等,使掌權者可以為所欲為,把所做的事情說成是代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與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體正義是一致的。 重慶模式和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個共同點是,它們都得到了相當多的人擁護。不能因為薄熙來垮台了就以為重慶模式是狗屎堆,不論從網上還是別的地方都可以知道,他得到了許多人的擁護,和文革得到了廣大中國老百姓的擁護一樣,哪怕在他垮台以後仍是這樣。毛與薄成功地得到民眾支持的共同原因是,他們僞裝成是群眾利益的維護者和代表,他們把平等、共富、社會公正的旗子抓在自己手中。 古今中外,在統治者和掌權者中有一些這樣的人,他們本身是不公正制度的締造者、維護者、既得利益者,但他們不像一般貴族、官僚那樣只是教條地為現存制度辯護,在權力鬥爭需要的時候,他們敢於利用社會矛盾和民眾的不滿情緒,搖身一變,成為平民的代言人。 文革前夕,毛澤東批評官僚說,「這些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文革初期,他指責按慣例向大學派工作組的劉少奇,說「只有反動派,只有北洋軍閥才鎮壓學生!」薄熙來自己以前在大連工作時搞的一套就是以權謀私,利用和支持黑社會,但他到重慶之後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他的前任,他自己在製造極大的不公正,卻打出公正、平等的旗號,他的所謂「富民」工程和「親民」口號使他成為一顆耀眼的政治新星。 社會本身存在嚴重的不公正、不平等,存在官民衝突(以前叫幹(部)群(眾)矛盾)以及貧富差距,這些就是群眾支持文化大革命和重慶模式的社會土壤。在上世紀 70年代末和80年代,沒有多少人公開表示支持文革,那時人們對於文革的苦難記憶猶新,而當時中國似乎正在走一條與文革相反的道路,就是建立民主和法制,追求現代化的道路。改革開放政策燃起了人民的希望和信心。到了90年代,中國進入了複雜、艱難、痛苦的社會轉型期。曾經反對過改革,以為改革會動搖自己地位的官僚們突然發現,其實改革對他們很有利,給他們提供了以權力換取金錢的機會,於是他們轉而支持改革,把改革納入自我利益的軌道。貪污腐敗愈來愈嚴重,貧富分化愈來愈明顯,社會不公正愈來愈矚目驚心,社會衝突愈來愈加劇和頻繁。90年代的局面與 80年代大為不同,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麽樣的改革」,誰為改革的成本付出代價,誰從改革中受益。正是在這種情况下,薄熙來破門而出,重慶模式破土而生,在中國儼然成為一面旗幟,一塊紅色根據地。 文革的成功發動和重慶模式大行其道與中國人缺乏憲政民主與法治觀念有關。1949年以來,中國人就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上世紀 60年代的中國人根本想不到這一點,而當時也完全沒條件以民主與法治的方式解決貪腐與社會不公的問題,毛澤東以前被塑造成「大救星」,文革再次充當「大救星」。他「解放群眾」,群眾為他賣命,掃除政敵。對於走過那個年代的許多中國人來說,他們唯一參與政治的親身經驗就是文化大革命。根據這樣的經驗,既然現行的反對貪污腐敗和實現社會公平的方法不見成效,那唯一解决問題的方法就是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在絕望的人們的心目中,文革的苦難消失了,鎮壓不存在了,毛澤東時代變成了平等、追求理想的時代,人們道德高尚、大公無私,官員廉潔奉公。在下崗工人和弱勢群體的抗議集會和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和文革的口號。反貪腐、反官僚、反特權、反既得利益,相同的口號把兩個不同的時代聯繫起來。 令人痛心和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在重慶模式的考驗面前交出的答卷是不及格的。如果說文革中出了「梁效」和余秋雨等還可以用時代蒙昧和政治高壓來辯解,那麽,在 21世紀還爭先恐後地趕去重慶朝聖或獻策 ,那算什麼呢?那些給王立軍頒發教授和博士生導師證書的大學,又算什麼呢?時至今日,還有學者替重慶模式評功擺好,說重慶畢竟在一段時間裏治安良好,比較突出地提出了「共富」的口號。其實,現在有愈來愈多的材料揭露重慶在這方面造假的問題。我們可以設想,如果重慶在這方面真有一定成績,那麽很多人政治認識不過關的事實會更明顯地表現出來。 社會治安和福利當然是可取的評判標準,但是,我們知道,在希特勒統治的法西斯德國,在俾斯麥治下的德意志帝國,在二戰前軍國主義的日本,這些方面也做得相當不錯,甚至超過了民主憲政國家,但是最後的災難有多大,這是有目共睹的。可以這麽說,整治賣淫嫖娼這種醜惡社會現象最有成效的,是專制、極權、神權國家。在評判重慶模式時,除了被造假所欺騙,中國許多知識分子暴露的問題是缺乏法治觀念,他們對於踐踏法治的惡行不敏感。其實,就算重慶的治安和共富真假難辨,李莊案的天大笑話是很容易辨清的,何況還有江平、賀衛方、童之偉等學者的揭露與批判。不管怎麽說,如果一個人,一個地方的政策是踐踏法治、草菅人命,製造錯案、冤案,任意殺人,視民眾的生命如草芥,那無論如何不能贊成和支持。最可靠的,處於首位的評判標準應該是法治和人權。這是評價文化大革命和重慶模式的應有標準。其他標準當然也很重要,但它們只有在不破壞法治和侵犯人權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 舉目看神州,貪腐特權日趨加劇,社會不公無法矯治,毛澤東、薄熙來陰魂不散,民眾沒有表達自己意願的管道,文革「反官僚、反特權」的「大民主」愈發有吸引力,防止文革和重慶模式再次出現的唯一良方,是憲政民主的理念和實踐,是真正實行政治改革。 ——文革反思之一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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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邵建 政府不是新聞自由的保姆

2013年開始,「憲政」一詞成了朝野共同使用的一個關鍵字。無論媒體還是體制都在試圖使用法律語言說話,甚至法不離口。比如,關於言論自由,我們常聽到這樣一種說法:「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最近外交部一位發言人在新聞發布會上就使用了這一表述。「咸與憲政」固然大好,但憲政既是一種制度安排,也是和這一安排相適應的一套概念和價值。除了詞彙本身,詞彙後面還潛伏着一套邏輯系統。如果不注意內在邏輯的自洽,看起來法不離口,但可能恰恰和法相悖。 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這難道不是政府的責任嗎?這不是一個好政府的作為嗎?「依法保護」,不正體現了政府自覺的法治意識嗎?的確,這句話字面上的意思確實如此;但憲政邏輯卻並非如此。 新聞自由(亦即言論自由)的確需要保護,問題是靠誰保護。政府嗎?這裏的政府主要是指它的行政分支,那就找錯了對象。在任何一個政治文明的國家,對新聞自由的保護,毫無例外是靠憲法。就我國而言,如果要尋求對新聞自由的保護,我們就會搬出憲法第 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需要說明的是,這裏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價值中性的、無條件的,亦即憲法沒有規定什麽樣的言論可以擁有自由,什麽樣的出版不可以擁有自由。因此,我們必須這樣解讀憲法第 35條:一切言論、一切出版都應該是自由的。故此,憲法第 35條便成為新聞自由的保障。 在憲法之外,政府是否可以依法保護新聞自由呢?如果這裏依然是指政府的行政分支,那麽,回答很直接,這樣的表述找不到法律依據。 依法首先要依憲法,政府行政照準憲法為合憲,反之則為違憲。憲政就是憲法政治,它對權力的要求是「法無授權即禁止」。比如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分支國務院,到底有哪些職權?這一點在憲法第 89條,也就是有關「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的 18項條款中列得清清楚楚。閱讀這些條款,我們找不到政府有保護新聞自由這一項職權。換句話說,憲法並沒有賦予政府保護新聞自由的權力。回到以上那句話,當政府聲稱「依法保護」時,難處就在於從憲法層面看,它委實無法可依。退一步,即使憲法中沒有可以執行的法條,政府的保護如果是出於善意,是否可以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權力不可逾越法律而為善,它只能做授權的事。未經授權而為之,用憲政語言來說,就是違憲。 為什麼憲法沒有授予政府保護言論自由的權力,是疏忽呢,還是有意為之?設想一下,一個社會,誰最有能力侵害新聞自由,是你我他嗎,不是,我們沒有這個力量。能有這個力量做到而且經常想這麼做的不是別的,就是權力,就是政府。如果以美國為例,它雖然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但在這個國家中,如果能够干涉新聞自由的,依然是政府。1798年,美國國會曾出台一部「反煽動叛亂法案」,其中規定新聞言論不得對國會、總統進行惡意的、虛假的、誹謗性的攻擊。這是對公民言論自由的嚴重侵犯,因為惡意、誹謗之類的解釋權在政府,它完全可以把對政府的批評言論視為惡意與誹謗。何况惡意屬於主觀形態,判斷者如何判斷人家的主觀是善是惡呢,除了武斷。因此,這部法案是典型的違憲,它違反了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該條開宗明義,不准許國會就言論自由制定任何禁止性的法律。但,憲法在上,這種反憲法的法律居然能出台;可見無論在哪裏,權力,不管是立法權力還是行政權力,都具有侵害言論自由的內傾。 我們應當慎言「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政府自己尤其不宜如此表白,這句話本身就不合憲。新聞自由與政府無關。邏輯上,如果政府有可以保護新聞自由的權力,它也就可以不保護。所以,憲法不會授予其保護權。相反,憲法對新聞自由的保護,恰恰就是防範政府。因此,憲政國家,從不把政府當作新聞自由的保姆,而是防止它干涉新聞自由。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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