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2013年 3月 15日，是台灣另類/獨立媒體史上值得紀念與慶賀的日子。在台灣民主發展重要關鍵的 1980年代，記錄台灣社會運動發展與民主轉型的「綠色小組影像資料庫」正式啓用，這些紀錄台灣解嚴初期的重要社會運動影像，在塵封近 20年後，終於重現江湖。 「綠色小組」成立於 1986年 10月，當時台灣還未解嚴，媒體亦未開放。人民對社會的理解，除非是親身參與，否則只能透過黨國控制的兩大報及三家無線電視台，以及少數不斷被政府打壓、查封的「黨外雜誌」。 王智章是「綠色小組」的主要發起者。當年，他邀請李三沖、林信誼、傅島一起創辦了這個台灣解嚴前唯一有組織的反對派電子媒體，不僅給黨國體制及所控制的媒體帶來不少壓力，也開啓人民新的視野。 1986年 12月，當時的海外流亡人士許信良意圖闖關回台，大批群眾前往中正機場迎接。不過，政府卻派出大批憲警，出動坦克、直升機，鋪天蓋地阻擋前往機場的路，雙方僵持近 10小時，爆發激烈衝突，群眾最後遭到鎮壓驅散。國家粗爆鎮壓行動一一紀錄在「綠色小組」的攝影機中，很短時間快速傳播到台灣各地，引發社會極大震憾！ 「綠色小組」紀錄的不只是「政治運動」，也關注弱勢聲音。從早期自立救濟模式的社區抗爭，到環保、學生、農民、勞工及原住民運動。透過影音的紀錄與流通，不僅解構政治權力的神話，終結強人歷史的專斷論述，擔負起教育組織群眾的功能，更紀錄當下重要的公民行動。 將紀錄時間長達 10年，總計3000小時的珍貴影像數碼化並不是容易的事。在台南藝術大學井迎瑞教授及眾多朋友的努力下，歷經 15年，雖然一度因經費不足、影片格式轉換而停擺，終於大功告成，如今可以透過網絡觀看，了解台灣重要歷史。計劃主持人井迎瑞也在「綠色小組社會運動紀錄片」的網站明白指出這項工程的意義：「綠色小組」在解嚴前後的台灣歷史舞台上出現，不僅見證了台灣整個民主化的過程，它所實踐的獨立媒體精神價值也成為台灣媒體民主化的重要推動力量。今天要回顧 80年代那個轉型中的台灣，這是一批不可或缺的資料，又由於 3000捲錄影帶數量龐大而且完整，今天台灣在歷史書寫時斷然無法忽視它們的存在。 的確，公民行動的歷史豈能忘記！ 這幾年在大學開設的「另類媒體」課堂上，為了讓學生了解台灣另類媒體與民主運動的發展，我會播放過去社會運動的紀錄影片。曾有同學看後感動且震驚地說：「原來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不像課本說的那麽『簡單』， 那樣『自然而然』，原來是這麽多人的努力和犧牲才有今天的成果。」 這些影像不只對「後來」的人有啓發，對當時的我更是重要的啓蒙。 我是個在黨國體制教育成長的乖小孩，對於社會的認識大多來自於學校及當年被黨國控制的主流媒體。1988年台灣爆發戰後最大規模的農民請願行動「5·20」事件，警民發生激烈衝突。當時的主流媒體不斷醜化農民是暴民，並且預藏器具破壞公共設施、攻擊警察。然而，當時我卻在「綠色小組」拍攝的錄影帶中，看見「暴警」挑釁群眾，並用警棍毆打手無寸鐵的老農、老婦與學生。這些與主流媒體完全相反的影像，讓我大為震憾：這難道不是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發生的同一件事嗎？為什麽我看到的竟是截然不同的畫面？自此，我開始對政治、媒體產生許多疑惑，甚至開始試着從不同的角度理解世界。 即使到今天，主流媒體及學校仍漠視批判性的公民行動。然而，獨立/另類媒體卻是重要的社會紀錄與歷史資產，不僅衝撞當下的政治體制與思想價值，也讓後人有多樣的視角看待歷史。就好比「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理事長王智章所强調的：「街頭上的悲憤、吶喊，淚水或歡笑雖然早已隨風飄逝，但現在這些紀錄畫面終將被呈現，讓人們得以穿越歷史的牆從中學習與警惕」。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在日本，一些男性同胞總想「操」日本女人。也難怪，獨自在日本，老婆或女友在國內，身邊也沒法找到伴侶。在外國，中國男人是不得女性同胞青睞的，女性同胞一旦「鯉魚跳龍門」，就活絡了，可以找外國男人。所以中國男人只能去妓院「操」日本女人。去日本的中國男人應該算是幸運的，去西方的，往往更加困頓。我即將出版的長篇小說裏的一個人物到了西方，深感搞不定人高馬大的西方女人，只能在夢中惡毒地把她們翻來翻去，精疲力竭。 為什麼「操」日本女人？敢情是日本女人搞得定。有句話「吃中國菜，娶日本女人」，這裏講的是日本女人的溫柔，溫柔就搞得定，但同時，這搞得定的又恰是日本女人。中國人對「日本婆」是感覺複雜的，就好像對「小日本」感覺複雜一樣。日本強大，但又曾經是我的兒子；日本人是強盜，但他們的女人又可「操」。 不要指責我念頭下作，「操」日本女人的意念確實搬不上枱面，也沒有人願意承認，雖然中國早有「國駡」。但有一種相似的意淫，卻是堂而皇之搬在枱面上，在眾目睽睽之下上演的。這些年，抗日影視劇充斥着中國大陸螢幕，創作者絞盡腦汁要榨出殺、奴、虐的兇惡來。比如有部電視劇叫《箭在弦上》，創作者讓兩個反派被幾支弓箭釘在樹上射死。「就是想告訴大家，日本人就是變態的豺狼，必須趕走。」編劇說。我倒不知道是誰變態，誰是豺狼了。 據報道，2012年9月「釣魚島事件」升級時，橫店影視製作有限公司根據所拍電視劇的畫面，連夜製作了一段視頻，名為《美女射鬼子！射，射，射！》。視頻中女主角手持弓箭，在 1分 27秒內射殺了 34個持槍鬼子。美女射鬼子，真是煞有意味，不是鬼子射美女，也不是美女找鬼子射，跟我在日本見到的情形恰恰相反。 那個《箭在弦上》的編劇還標新立異，讓「冷兵器對抗熱兵器」：「我們就是要塑造英雄，觀眾需要英雄，弓箭並非完全不能戰勝槍械。」他還計劃繼續推出「冷兵器對抗熱兵器」的電視劇，例如大刀、紅纓槍等。另一部叫《抗日奇俠》的電視劇，也是讓中國人以「鷹爪功」、「綉花針」、「綿沙掌」、「金鐘罩」和「鐵砂掌」戰勝了日本鬼子，而讓意淫達到巔峰的是，主人公居然能够徒手就將一名日軍撕成兩半。 實際上，中國從來就沒有戰勝過日本。所謂「二戰」的勝利者，勳章應該掛在美蘇胸上。共產政權的建立更是得益於日本入侵。對日本，包括毛時代的其他外交，其實只是嘴上硬，行動上軟。至於近年來 GDP超過日本，誰都知道真相如何。即便講軍力，咄咄逼人的中國軍隊真就有戰鬥力？但共產黨是搞宣傳起家的，知道意識形態的重要，而對於民眾，也需要意淫。 一如男人無能，就折磨女人，中國人意淫殺日本人也往往特別殘忍，比當年日本人殺中國人有過之而無不及。長期的內亂外患，讓中國人的靈魂深處充滿了殘暴意念，到了 20世紀，這種殘暴集歷史之大成了。只有殘暴，才覺得自己强大；因為殘暴，如同注入「偉哥」，某局部也果真亢奮起來了，巍然翹立於世界。 但也別低估了這種意淫，精神的力量有時候也會轉化成實質的力量，暴君就往往極度强調精神的作用。從精神到物質，有時候也並非不可能，只需要體制支持，就是集權。毛時代可以製造原子彈，當今中國更有全球第二的 GDP，於是，暴力就更有了實質的支撑，於是就更聽不得逆耳之聲了。只允許我對你說「不」，不允許你對我說「不」，全然不知普世的道理。這樣的如同野獸衝進世界的中國，怎能不讓世界不安？一個暴力的國家，如何讓人家跟你對話？中日問題，首先是中國自身問題。中國必須是個可對話的中國，要做到這一點，中國首先必須是正常的國家。 從在影視上殺人，到實質上殺人，從在床上佔有別國女人，到實質上佔有別國領土，差之千里，但也僅一步之遠。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對於習近平時代，有些海外人士始終有過高預期——不管是「平反六四」還是「去毛化」——殊不知毛也好鄧也好，仍然是習這一代的思想和權力資源所在，怎麽反，如何去？廉政不等於憲政，四菜一湯不上酒也不是真改革。與其等着習近平「去毛」，還不如聽彭麗媛唱紅。 從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語言風格，足以得出初步印象甚至初步結論。比如習近平稱「共產黨要容得下尖銳批評」時居然又引用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話出自宋代蘇洵，但更要命的是——毛澤東吹響反右號角前夕，也是用這句話引蛇出洞的。習近平作為革命世襲徒子徒孫，毛式語言自然張嘴就來。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個中國革命史經典成語，當然和「言論自由」判然有別。 習近平一句「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腳知道」，大概可以用來定義自己的時代，以此來捍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這樣的俗諺風格似乎直逼鄧小平的「不管黑猫白貓，抓得到老鼠就是好貓」。但如此模棱兩可的比喻，到底意味着改革還是倒退，恐怕只有習近平的腳知道。那麽我們也只好跟着學習用腳來思考。 在政治語言裏，比喻最重要的效果還是準確。相比毛鄧，習近平雖有沿襲但退化明顯，最要命的就是含混乃至滑稽，比如他說：「官商交往要相敬如賓，不要勾肩搭背。」貌似生動，但借男女關係比喻官商關係，既粗俗又滑稽，能指和所指完全脫節。相敬如賓往往用來指夫妻關係，把如今的官商比喻為夫妻，倒也意外地一語道破了官僚資本主義的本質。習總的語言和思維能力，看來亟需秘書來加强。 繼「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腳知道」之後，習近平又還說了句「打鐵還需自身硬」，李克强跟着喊了一句「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不管如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總比「真抓實幹」來得生動多了，可惜媒體社論引用李克强金句的時候，還是習慣性地加上一句「真抓實幹」——尤其是由一位美女播音員念出如此粗俗的黨八股成語，實在太不人道。 習李新政，從語言風格看依舊是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是在黨八股中加進一點毛澤東所謂「反對黨八股」的語言，以黨八股顯示權力的威嚴，又用「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腳知道」和「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之類俗語來「接地氣」，以示親民，以示權力來自於勞動人民。這種語言套路，依舊是中共的傳統。 相比之下，論語言風格，如果說江澤民堪稱英語小學老師，溫家寶則够得上古文中學老師。政改未遂的他用孔子這句「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謝幕，可以說在中共黨史上，溫家寶的另類貢獻是從毛澤東手裏拯救了一把孔子，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去毛化」。 大陸歌手左小祖咒 1999年寫過一首禁歌叫《的》，堪稱江澤民時代的挽歌。此歌精准地擊中江時代命門：經濟上的貧富懸殊——「你交給我的致富方法可不行」；民族宗教政策的失敗——「他們也不喜歡漢族人」；維穩高壓統治——「這個城市的一個富婆會把我抓回來。她的名字叫江大媽，滿嘴口臭，我無法忍受了。」他又給江澤民的十五大報告譜曲，叫作《方法》，讓會唱貓王會彈夏威夷吉他的澤叔昂然進入搖滾史。2005年左小祖咒又寫了首《尊敬》，唱到「掌權者不哭泣怎麽贏得人民」。而隨後溫家寶果然哭起來了，不但贏得人民，而且一舉贏得影帝稱號。 誰能把習近平李克强唱進中國搖滾史？「打鐵還需自身硬」聽上去像是硬搖滾死忠宣言，而「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則大有 Hip Hop說唱風采。至於鞋子合不合腳，侯德健是知道的，能請他出來和彭麗媛一起唱一首《新鞋子舊鞋子》嗎？當年鄧穎超可是很喜歡程琳唱這首歌的： 「新鞋子還沒縫好以前，先別忙着把舊鞋子脫，舊鞋子還沒穿破以前，先別忙着把新鞋穿上。老先生老太太都這麽說呀，從前的生活就是這麽過。舊鞋子穿過了留它幹嘛 ?還不如光着腳凉快得多。小弟弟小妹妹都這麽說呀，老先生老太太他們太囉嗦。」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那些作為薄熙來、王立軍前驅的先鋒大將們，深信還會有大有作為的空間。在他們眼裏，當代中國本就是一個流氓的天下，至於這種流氓化對社會的危害，對中國民族在當代普世文明潮流中發展與自立的惡果，這是他們在所不計的。 中國近代史可謂內憂外患，而激勵一代代青年奮起圖強的動力之一，是對中國民族文化價值與歷史的信念，並冀望以更宏大的時代和世界眼光創造新文化，締造新文明，從而振興國族。因此，在近現代史的活躍人物身上，以及當時的政治與社會行為領域，即使如聲明不堪的軍閥、政客及「反動分子」一類人，多少總能看到一些舊文明熏陶的痕跡，一些令人意外的舉止個性。這是近年所謂「民國範兒」流行的歷史原因。究其原因，當代生活的粗鄙、野蠻和暴戾實在達於極點，在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目之下，真正洶湧澎湃、盛囂塵上的，其實是一股社會的全面流氓化和重新蒙昧化的巨浪。 自網絡興起以來，中國公眾針對社會熱點問題和牽涉重大公共利益的議題和話題進行網絡大辯論。這種被籠統地稱為「左」、「右」意見交鋒，十餘年來，已經從虛擬空間的戰爭蔓延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變成了真實的社會對立和鬥爭運動。 所謂「右派」堅持近代以來國家、 社會轉型以及自由、民主、共和民權的信念，並且在內外政策領域均主張對權力建構全新的體制監督系統，不承認來自蘇俄「一聲炮響」的意識形態教條。所謂「左派」則與此完全相反，他們運用的理論與話語庫純粹來自文革極左路線，在內外政策以及辯論策略領域都採取了照抄文革造反派的戰略和戰術。 在上述「左」、「右」戰爭中，人們看到，所謂「左派」除了理論上的蒼白和強詞奪理，而且他們規模巨大的水軍組織日常進行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在各種網站，對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言論者進行以語言暴力、人身攻擊為主、不堪入目謾駡為基本內容的壓制作戰。文革和紅色政治興盛時期的各種流氓化話語策略與語言武器都一一復活：「漢奸」、「特務」帽子滿天飛，西奴的虛擬絞刑架，針對對方家人及生活的肆無忌憚的誹謗和侮辱，這些攻擊甚至發展到直接的人身安全威脅的程度。這成了 21世紀互聯網時代一個令人尷尬的奇觀，也表明着我們所說的社會流氓化的進程。 令人深思的是，當局對「左派」們表面打着紅色旗號，實際上對他們的歷史形象和道義資源明顯損毀的現象態度卻極其曖昧。去年圍繞釣魚島而起的反日示威運動，變成了以紀念毛澤東9月9日誕辰日為邏輯起點的極左社會運動，打砸搶行為公然登場，而警方在情報天網的護駕下，卻束手坐視。 這一出「9 ·15」的全國性大騷亂，無論就其政治綱領，還是社會後果而言，都絲毫不亞於當年納粹的「啤酒館政變」，乃新世紀中國的極左秘密政治派別，赤裸裸展示全國力量和進行野蠻示例的舉動。但整個事件期間，不僅當局態度曖昧，事後的查究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就像對待文革的態度一樣，籠統模糊地否定，卻對其實質性的危害諱莫如深，也不許社會對之進行深入的討論。從這一案例中，人們或許可以看到中國當代社會流氓化和蒙昧化的真正根源：權力體系的理論基礎和行為模式本身就包含着反文明的基本特徵。 社會和網絡上的語言暴力只是公權本身濫施暴力的一個後果而已。更觸目驚心的還是在現實生活層面，特別是在各級、各系統公權的施行方式之中。回顧這些年來最印象深刻的社會事件，無論土地房屋拆遷，環境公共示威集會，還是單個個體的意見表達，稍有公共示威表達，必然警棍與瓦斯齊飛，鮮血與哀嚎並起。長期的維穩政治既赤裸裸地摧毀執政黨最起碼的道義地基，也最有效地形成公權自上而下的行為風氣。在這樣的暴 力治理之下，如何可能有和諧、揖讓與彬彬有禮的社會風氣？ 公權的流氓化，除了無信義和殘暴，還有更直接的證據。人們經常可以看到，強力執法事件造成罪行的主角往往是「萬能的臨時工」，也就是公權部門在法定編制和職權崗位之外擅自聘用的社會人員。這些人往往心狠手辣，毫無顧忌，是各種亞社會、黑社會組織與公權的結合橋樑。何況現今的權力體系從未服膺過法律至上的法治信念，其基本理論和最高政黨綱領均毫不隱晦地宣示：公權是暴力機器。更有令人哭笑不得的網絡曝光案例，堂堂政府竟然暗中僱傭服刑中的犯人充當網絡水軍！問題是，一個以歷史正義和社會公正守護者自詡的政權，如此借助社會犯罪之手以實現自身的政策目標，以對普通人民財產和生命的酷烈剝奪為不經意之事，那麼，其自身要維持體制內基本的政治倫理和體面，如何可能？ 所以，人們看到了當代中國政治最可怕的一面，兩會代表公然在億萬目光下胡說八道，身居負責高位的領導者無視自己幾年前的政策承諾，當眾撒謊，而各級機關衙門的官員兇暴甚於帝制時代的胥吏，可各種王立軍式的大大小小酷吏、打手走狗，雖其智識與道德均遠低於平均水準，卻反而能一帆風順，升官發財。因為只有這些納粹人皮軍醫式的人物才能不顧基本人性、尊嚴、理智和常識，乃至最起碼的天理人情，在上級命令下對手無寸鐵的同胞砍瓜切菜。後世的歷史學家或許會非常困惑於這種罕見的權力現象：執政當局正在鼓勵和推動以加速自我毀滅的方式削弱本來基礎薄弱的權力。 問題關鍵是，要理解當代中國權力體系的流氓化特徵，必須深入權力的歷史加以考察。實際上，稍具紅色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在現行權力體制建立的過程中，當代的大規模血腥暴力治理可謂基本模式。而作為社會動員超級武器的「階級鬥爭」、「翻身」的政策則為政治暴力賦予了史無前例的粗鄙、殘忍和反文明時代特色。無論早期的「打土豪、分田地」，還是後來的「土改」和「鎮反」，實際的進程與事後建構的美化敘事都有天壤之別。而今日在政治上被執政黨自身所嚴肅決議否定的「文革」，不僅無關文化，反而恰恰是三千年來中國歷史上從所未有規模、廣度和烈度的文化摧殘，幾使整個民族兩代新舊文化人身殉故國。慢慢地，從權力至上到權力值錢，暴烈發家，公權的暴力和殘暴彌漫到社會和個人的頭腦中。而社會從此也陷入至今尚蒙其害的無禮、無文、無品、無信仰、無信賴和無根本意義的境地。 從上述現實和歷史的簡單敘事 中，人們不難理解網絡興起以來的新文革憂思。那些在大街上打人的教授（編者按：指北京航空航太大學教授韓德強）是有人聘任的，而「出口成髒」的北大教授（編者按：孔慶東），乃至與薄熙來王立軍等狼狽為奸的人們，之所以事後毫無顧忌，反而更高調顯示存在，不過是因為他們本身是權力的化身，是那些投資和暗中操縱這些網絡納粹領袖的人們的工具。幕後人因為時代變了，行頭也變，因此不方便出來對眼下的「黑幫狗崽子」們破口大駡，使用雞鳴狗盜似的小動作，而那些血口噴人的新極左教授、名流們無外乎是在替背後如薄王一類人罵人而已。 如此，薄王雖然垮台了，但類似薄王的操縱者、贊助人和幕後的政治流氓依然大把，那些為薄王前驅的先鋒大將們深信還會大有作為空間。在他們眼裏，當代中國本就是一個流氓的天下，至於這種流氓化對社會的危害，對中國民族在當代普世文明潮流中發展與自立產生什麽惡果，這是他們在所不計的。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就總體思想傾向而言，經歷過文革的這一代人是向右轉了，因為文革暴露了以前所憧憬的關於「革命事業」、「革命鬥爭」、「社會主義」的種種問題。他們最突出、最普遍的特點是有獨立意識和批判意識。 （編者按：本文系徐友漁「反思文革」系列之八，系列一至四請見本刊第38-41期，五至七見 43-45期） 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之一，是造就了一大批經歷過政治鬥爭的暴風驟雨，以及運動反覆曲折磨練的年輕人。他們對於中國社會，對於各階層人民的狀況，對於現有體制的弊端和不可觸動之處有深切了解；他們之中的知識分子不像上一代人那樣從學校到學校、機關、硏究單位，而是對社會、工廠、農村有親身了解；他們不像上一代人，大多只與同自己學歷、職業、地位相同或相近的人打交道，而在文革中，在下鄉的日子與自己的戰友、同學形成了密切的聯繫，以後雖然前途各異，職業、地位不同，但相互間的聯繫仍然較為密切；他們經歷坎坷，能吃苦耐勞、意志堅強，只要有可能就要達到自己的目的。 相對於其他人群，文革在學生身上打下的烙印較深。因為在文革期間，他們沒有生計和職業問題的約束，思考的空間大得多。同樣經歷文革的學生中，文革之後對社會產生影響更大的是中學生，這不僅因為他們人數要多得多，而且因為當大學生步入生活的正軌之後，中學生仍然處於掙扎和探索的狀態。 當局在運動後期搞秋後算帳，對大學生的追查和處理比中學生嚴厲，這使大多數大學生對政治感到畏懼，自願或被迫遠離政治，許多人發誓一輩子再不過問政治了。從運動後期開始，大學校園內戀愛成風，在分配前後，大學生們紛紛張羅婚事，而中學生則完全不是這樣。大學生在分配後領取工資（在當時中國社會中相比而言還算相當可觀），進入國家幹部行列，而中學生則上山下鄉，這迫使他們正視中國社會的苦難，思索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雖然大學生中也有許多人下到農場，或分配到基層，但大、中學生在經濟地位上的巨大差別，使得他們對社會的感受有所不同。另外，大學生有自己的專業，雖然許多人只念了一、兩年書，但他們在文革後已另有奔頭。他們力爭找到適合自己專業的工作，希望通過進修和自學完成專業訓練，其中的佼佼者還想在科學技術上有所作為。這些說起來不算庸俗的打算，把大學生的興趣從政治和社會問題方面轉移開了。而中學生談不上專業，他們之中聰明、有上進心的人大多把興趣放在便於自修的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只有極少數人自學數理化和外語。 由於文革前所受的政治教育和經歷的政治審查少於大學生，由於經歷更坎坷，了解社會更深，中學生後來對現存體制的批判強於大學生。他們之中後來學文科的更多，當教師的比例相當大，成為作家、畫家、詩人、導演、社會科學硏究者的人也很多，所以對社會的影響是很大的。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 1977年恢復高考後上大學的那部分人。70年代末和 80年代初解放思想、批判文革、引入西方新思潮的環境和氛圍使他們和以前的大學生大不相同。他們的知識結構，對中國社會和世界形勢的了解、對原有意識形態的態度，使他們成為中國社會轉變時期的一代新人。 就總體思想傾向而言，經歷過文革的這一代人是向右轉了。因為文革暴露了以前人們所憧憬的關於「革命事業」、「革命鬥爭」以及「社會主義」的種種問題。最突出、最普遍的特點是有獨立意識和批判意識。北京一個中學生（文革後是中級官員和作家）說：「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全國十億人就只有一個腦袋，也就是說，只有毛澤東一個人能夠思維，其他的人只有服從。其結果是，毛澤東想對了，則全國的事都對；毛澤東想錯了，則全國的事都錯。文革後，每個人都發現原來自己肩上也長了一個腦袋，也可以自己動腦筋想問題，不能夠以別人的思維代替自己的思維。」 文革前，人們的依順心理還表現在，每一個單位的人都盲目地服從或者敬畏領導，他們和領導的關係幾乎成了人身依附關係。文革後，這一切都改變了。首先，人們再也不像文革前那樣，把反對一個小小的支部書記或工作組長當成「反黨反社會主義」。更何況，人們在文革中見到了無數事例，知道即使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也並非真正的罪人，沒有什麼了不起。在文革中，人們看到，不論哪一級領導，不論領導人地位多高，聲望多大，並無神聖性可言，並不天然代表真理。人們對領導的神秘感和敬畏感消失了，在文革中經歷了大風大浪，增強了自信。 一位曾當過市革委（革命委員會）常委的學生說：「以前當學生時，覺得黨委辦公室裏的活動和會議很複雜、很神聖，自己當了官，而且是很大的官之後，才發現這些事很簡單。以前覺得領導凜然不可侵犯，文革後才發現他們也會點頭哈腰，你有權力時他們也會討好你。」另一個前紅衛兵則說：「我在文革中和省委書記平起平坐，現在對領導也不買賬。」 在獨立意識、自我意識大大增強的同時，這一代人拋棄了文革前盛行的道德至上主義，看清了那是一種虛偽的、奴化的道德說教。文革中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說明，當那些道貌岸然的領導要求人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時候，他們卻在過着享受特權的、腐化的生活，並竭盡全力為子女安排高人一等的前程。他們認為，應該理直氣壯地維護和爭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只有傻瓜才會繼續相信，可以指望來自黨、國家、領導的無微不至的關懷。 也許是上當受騙的感覺過於強烈，也許是轉向做得過了頭，代替虛偽的道德主義的，是道德的相對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人們往往把任何道德的勸告都當成是虛偽的，把對於生活意義的追求視為幼稚可笑的。正如石文安（Anne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