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共识网 | 崔卫平:维稳年代的政治

是政治的就不是维稳的,是维稳的就不是政治的   将来的人们会用什么来称呼我们这个年代?“维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维稳年代”会变得如同“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一样,用来标明某个历史时期。   维稳着眼于当下。因此,对于我们民族来说,从来没有像这个年代,丧失了任何对于前景的期待。不论是“平等”、“自由”、“不受支配”这些现代展望,还是“耕者有其田”这样古老朴素的愿望,都变得无从谈起。没有未来,便缺少了信心。   维稳着眼于效果。只要达到维稳的目标,哪怕不惜一切。于是,在维稳所“不惜”和“不屑”的对象中,受到伤害最深的是我们民族的价值观,是能够将我们民族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利益总是分化的,分化的利益组成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但是通过认同某些价值观,依据某些共同的价值观,人们互相之间可以找到辨认,找到联合。   维稳着眼于少数人。他们人数的数量,在我们民族当中,也许是一个可以省略的百分比。然而他们像某个“神圣家族”,可以不顾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和意志,拒绝社会进步的要求,乃至锁住我们民族朝向明天的脚步。2010年关于“政改”的话题不了了之,谈论政改甚至遭到强力压制,结果堵塞了这个体制所能够释放的进步空间,切断了与社会对话的最后纽带。   维稳最终诉诸于暴力,从而结束了从前那段“意识形态的历史”。无论如何,“意识形态”还是希望通过一套言辞,编织一些华丽外衣,哪怕与实际不符,但其中多少还有一些说服人的意思。维稳年代,意识形态的面具滑落在地。   暴力是从结束言辞的地方开始的。政治的方式主要是言辞,是不同背景、不同利益的人们之间的互相商谈,是通过对话、协商,让种种分歧得到呈现和整合。衡量一个好的政治秩序的标准,看它是否能够给不同利益诉求提供释放的渠道,尤其是给那些因不同原因在不同时期受到压抑的人们提供空间。因此,运用暴力来维稳的年代,则是一个取消政治的年代,是排除任何政治途径的年代,是将政治丢弃到垃圾箱里的年代。   我用过一个权力“内卷化”的说法。在广大社会面前,它向内卷缩萎缩,而不是向外延伸延展。维稳则是它的集中体现。一切朝向自身内部,一切集中在自身内部,一切归纳为自身内部。不打算面向社会,面向公众,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要求。   这就产生了清华大学学者分析报告中所指出的“越维越不稳”的现实。所谓“不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视为社会仍然显示出蓬蓬勃勃的景象,社会各界仍然通过自己不同的方式,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自身的利益诉求。人们每天不管是打开报纸,还是坐在电脑面前,都会感到一个海洋般涌动的社会,无限的潮汐和能量,各个不同的起点、出发点,五光十色的喧响,包括持续的、毫不客气的批评。   需要有人想一想——这个世界的根基以及权力的根基,不可能在某个深宫之内,在某个“神圣家族”的手上,那是一个颠倒了的幻觉,是一个头足倒置的世界观。恰恰相反,根基在于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意志,每个人的利益要求,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要求,而不是少数人的要求,平等地对待所有社会成员,而不是给少数人以特权待遇,提供这样的背景和秩序,才是今天名副其实的政治行为。   因此,“政治维稳”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有维稳就没有政治,维稳年代就是一个没有政治的年代。因为维稳取消了政治,所以应该取消维稳。   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说“人性”与“个人”是八十年代的关键词,“经济”和“市场”九十年代之后的关键词,那么,从现在开始,“政治”与“社会”将重新回到人们当中来,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和中心。那将是每一个人“同意的政治”,是建立人与人之间互相连结和共同分享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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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 花儿都到哪里去了

2011年11月01日 23:15:53   一     如果出演《蓝天使》女主角的是莱妮·瑞芬斯塔尔,而不是玛琳·黛德丽,那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况?至少,在成为摄影棚里的女明星之后,瑞芬斯塔尔不会走上导演之路,纳粹德国不会拥有一位女性代言人。对于黛德丽来说,她是否能够走出柏林,成为一位国际明星,这还真难说。当然,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尽管瑞芬斯塔尔对自己信心十足,但是那位来自奥地利的好莱坞导演约瑟夫?冯?斯坦伯格早已经心里有数,他对黛德丽“情有独钟”,只是过于自恋的瑞芬斯坦尔没有发现这一点。     对于斯坦伯格来说,起用黛德丽不能不说是一桩冒险。原因不在于黛德丽籍籍无名,恰恰相反,她在当时的柏林颇有些名气。她19岁便在夜总会当歌女和舞女,漂亮、讨人喜欢。21岁嫁给了电影制片人鲁迪?萨博,一年后有了他们的女儿,她也由此走上银幕。至1929年,她已经参加过17部电影的拍摄,并演出了许多舞台剧,几乎人人认识她,但没有人想到她会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斯坦伯格一眼看出黛德丽的潜质,他要寻找的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 “不存在的人”。许多年后导演的儿子,在有关黛德丽的纪录片《玛琳?黛德丽——讲述她自己的故事》中,这样形容父亲的选择——黛德丽:她“不刻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冷漠然而无私。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无在乎。”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黛德丽早年演出经验。夜总会是一个恣意放纵的场所,不管是歌词还是舞蹈动作中充满了暗示。能够做到既挑逗又拒绝,既引诱又阻止,从而全身而退,需要有点本事,要能够在世界与自身之间建起一道看不见的墙。     这也正好是梦幻气质,像坐在云端中,可望而不可及。给你带来某些想象,但并不是为了让你得到。这是“明星”与“邻家小妹”的区别。后者本分瓷实,诚挚真切,使出全身解数,为的是让人们信任她,相信她所说的和她本人是“真的”。结果是,别人没有上当,她自己先掉进泥沼。明星不然。明星立于不败之地,她就是要造成“她者的世界”。黛德丽的眼睛始终半开半合,嘴角发出嘲讽,她知道自己在那里: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     《蓝天使》(1930)令黛德丽一鸣惊人。这是一部闹哄哄的喜剧,她在其中扮演一个巡游艺术团女歌手,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在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演出。这位叫做洛拉的歌手来自底层,她不需要像资产阶级小姐那样,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仅仅露出冰山一角。这部影片中的黛德丽是公开的,白花花的大腿、胸部和肩膀,一览无余。她将左腿搭在右腿上,身体斜靠、媚眼向上的坐姿,令许多后来者争相模仿。她还有一副久经历练的好嗓子。影片中的这首《我从头到脚为爱而生》一时风靡全球。     很难想象,80年前,一位年轻女性仅凭自身的力量,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对于女性的成见,摆脱“性感尤物”的设定框架。但是,黛德丽属于那种将计就计型的人。如果她无法摆脱你布置的方向,但却不一定按照你所指定的份额去做,她做得比也许这还要多,她的主动性和颠覆性由此显现出来。她的神态如此从容,对周围环境如此不屑,她一边卖弄风情一边表现得如此冷漠;一边满足观众的饥渴的欲望,一边却公开嘲笑它;与其说她是一个挑逗者,不如说她是一个挑衅者。     导演本人的说法是:“她是一个具有奋斗精神的女人。有着惊人的美貌,良好的领悟力,敏捷的反应能力。她的反应真实自然。她经常给我一种不仅是我想要的形象,而且比我要的更好。她真是一块宝物”。当她超越了导演的要求,她也超越了观众,尤其是超越了她自身。她是一个不断超越的、成为对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谜的女人。     这本《希特勒的女明星——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提供了如何理解这类“妖女”形象的另一种解读。1938年,也就是戈倍尔禁掉《蓝天使》的这一年,纳粹女性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国家社会主义女性瞭望》,其中将两组女人的照片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一组被称之为“颓废的”、“被扭曲的”和“不自然”的,“浅薄轻佻地供人娱乐的对象”,就像黛德丽《蓝天使》中所扮演的。另一组则是身穿针织运动服或是农民打扮的女孩子,有的在锻炼身体,有的跳着民族舞蹈。喜欢做登山运动的瑞芬斯塔尔是后一种美学的代表,至少在希特勒眼中是这样。这类“健康的”女性通往民族繁衍之路。     在我们的耳朵听起来比较陌生的是,在纳粹表述中,前者那种个人享乐主义的美学,没有被描述为“美国文化的代表”,而是被说成了“一种鲜明的犹太风格”、“来自犹太人的污染” 。在他们看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好莱坞的“罪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被犹太人所控制”。     说来惭愧,第一次听说黛德丽这个名字,竟是在翻译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的著作时。当这位来自东方的“六?八”年人与那位大名鼎鼎的法国“六?八”年人丹尼尔?科恩?邦迪,谈到那个时期对于南越的不同理解时,米奇尼克说:“如果要在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选择一个,我宁愿选择黛德丽”。这么一个文不对题的回答,让我马上找来黛德丽的电影来看。     二     在《蓝天使》首映式的当晚,黛德丽搭乘船只去美国。在船上从电报中得知,影片因为她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去好莱坞是因为导演斯坦伯格的邀请。并且在同年年底(1930年),这二位拿出了另一部影片《摩洛哥》。这部影片反响极大,获四项奥斯卡提名,包括最佳女主角。影片中对于灯光的处理更是为人称道。     在《摩洛哥》中,斯坦伯格对黛德丽进行重新包装。为了适应好莱坞的要求,原本微胖的黛德丽体重减掉十五公斤,强化突出了她面颊的凹陷和脸色的苍白,并通过改变头发的颜色,使她的鼻子看起来更加修长。在这些改变中最具有颠覆性的,是让黛德丽一身男装打扮,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开创。她是好莱坞女演员中第一个穿着长裤走到观众面前的。     她仍然扮演一个歌女,与她从前的真实身份差不多。这回她爱上了一个落魄士兵,战争的气氛令人的内心变得绝望颓丧,对方是一个心猿意马的人。影片中黛德丽的著名出场,每每被人们提起。身材高大的她身着黑色燕尾服,戴一顶黑色丝质礼帽,手指中夹一根细长的烟,旁若无人地来到酒吧里的一群士兵中间。在慢悠悠地抽完一支烟之后,才又亮出她的歌喉。除了美貌,她的歌声仿佛是上帝一件附加赠送的礼物,低沉性感,直往人心中去。     令人惊讶的举动还在于,唱完歌之后,她居然从一位女宾头上摘下了一朵花,放在手心里掂掂,随后迅疾地吻了那女人一下。这个细节过于大胆,也过于暧昧。这个举动将黛德丽再次送往云霄。一旦她开始她超越角色、超越导演和观众,她肯定不会就此而止步,而是要向更加深邃神秘生命荒原之处进军。她朝向自身内部挖掘探索,也在向不可知的内在宇宙进发和探测。她的某些潜能被唤醒了,她身上沉睡的潜能获得了完整的和完美的形式。     很可能,男女的性别之门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彼此之间关得死死的,尤其是人的内在精神气质,那些美的气质。果断中包含的力量,凌厉中包含的速度,承纳中包含的重量,这些都非男性所独有。就人的美德而言,更加难以区分哪些是男性的、哪些是女性的。男人和女人一样可能是慷慨无畏的,一样可能是理性节制的。一个人如果不是被世俗的框架限制住,不是恐惧地躲在既定角色里面,是能够同时体验到了自己身上双性之美的。黛德丽有一句话形容她自己:“我内心中是位绅士”。谓之“绅士”,也不能男性专属。体面大度的女性大有人在。     而妖娆妩媚,也并绝非仅仅女性所能展示,闭花羞月也是一种男性之美,比如张国荣所体现的。女性能够在妖娆中兼备挺拔慷慨,她的女性气质并不因此而减少,反而更加突出了。在这个意义上,将黛德丽形容为“中性”是非常不合适的。双性不是中性,中性容易与“无性”混淆。双性是指同时拥有两种性别之美,让它们同时发挥,而不是丧失它们任何一方,更不是让它们互相抵消。也有说黛德丽“让男人欣赏她的女性气质,让女人欣赏她的男性气质”,这也不确切。为什么男人不能同时欣赏这个人的女性和男性气质,而女人不能同时欣赏她的男性和女性气质?     这部《摩洛哥》让她成为好莱坞最为耀眼的明星,其声望与葛丽泰?嘉宝嘉宝平分秋色。她与斯坦伯格成了派拉蒙的吸金宝典,嘉宝则效力于米高梅。黛德丽与这位来自瑞典的大明星有过一段交叉在于,她一度与法国影星吉恩?盖宾恋爱,租了房子住在嘉宝隔壁。一对情人之间整天缠绵嬉戏打闹,令嘉宝非常困惑。她不得不经常在傍晚时分站在垃圾桶旁,隔着围墙带着好奇的眼光,去看看这两人到底是咋回事。     《上海快车》(1932)中黛德丽被称为“上海莉莉”,十里洋场著名的交际花。这回她出场的时候像一只“火鸡”,大衣的领子与袖子上镶着黑色的动物羽毛,面纱下面是那深凹的眼睛,两片永远带着讥讽的薄嘴唇,明显抬起的下巴释放着不屑和不逊。当她在北平乱糟糟的火车站出现,她宽大、凌厉的肩膀和迅疾的转身,更加能说明问题:她不是乱世中漂浮的一根羽毛,而是能够搅动某些格局之人。     那时候没有“动车”和“高铁”之说,这部由北京开往上海的“快车”(非实景),刚出站不久就停了下来。车上的人们互相之间说:“你现在在中国,这里的时间和生命都是没有保障的。”言过其实了。此时他们遇到的只是一件小小的障碍:一只母牛挡在了火车头的前面。好容易将它赶走之后,一群母鸡又涌了上来。这可以看做是对于当时中国的偏见。影片里的中国人开口说的都是广东话,对今天的许多中国人会以为他们在讲外语。     黛德丽在火车上遇到了曾经心仪的男人,但是他们来不及在火车上重温旧情,一个被政府通缉的土匪头子将火车拦了下来。七折腾八折腾,土匪要用火钳烫毁男友的一只眼睛,黛德丽挺身而出,为保男友她宁愿牺牲自己。在妖艳、华丽外表之下,她拥有一颗慷慨仗义之心(可以将此归结为“男人之心”吗?不。)影片中的角色,完全符合黛德丽的本色。大团圆结局时,克里夫?布洛克饰演的男友问道:“我可以以孔夫子的名义吻你吗?”     这期间黛德丽拍摄的影片多与异国情调有关,也多与军队有关。那部《风流女皇》中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一个外来的王后之所以得到了皇位,是因为得到了军队的支持。这个期间她不可能想到,自己后来的生活与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人说黛德丽的浪漫史是一部电影名人录,这个太夸张了。尽管她有着许多男朋友,包括我们曾经提到的约翰?韦恩,也有一些女朋友。而听上去最为感人至深的,是她与海明威之间一段精神恋爱。通过邮件互通情愫,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可见这个女人有足够的分寸。     三     年轻的瑞芬斯坦尔身边始终没有一位稳定的异性朋友,而黛德丽却有丈夫鲁迪。后来他们夫妻关系虽然不存在,但婚姻关系长寿,长达53年,直到鲁迪1976年去世。鲁迪是她的终身朋友。黛德丽1930年离开德国时,希特勒还没有上台。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是由鲁迪的信件来转述。鲁迪告诉她德国的情况非常坏,再三请她不要考虑回国。一度黛德丽在法国的寓所,成了流亡的德国犹太人的避难地。人们蜂拥而来,在那里得到住处、食物,有可能的话,黛德丽还介绍他们到美国工作。后来,她在美国的住所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从1936年开始,纳粹德国明确希望黛德丽回国,答应让她当德国电影皇冠上的宝石,并在报纸上清除不利于黛德丽的批评。她告诉别人,她的祖国有一个“大白痴”(指希特勒),她不能回。1937年她在法国时,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及柏林一位剧院经理来到巴黎,想要把黛德丽带回德国。她用了一个调侃的理由:“希特勒受不了《蓝天使》中的吊袜腰带,但我却离不开它”。这期间正是她在好莱坞的事业下坡时期,这位女性拒绝了名与利的诱惑。她有着普通人最为正当的道德直觉,良知与正义感。瑞芬斯坦尔在输给她一次之后,永远地输给了她。     她的法国情人盖宾受不了偏安美国,报名参加了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力量”。这让黛德丽感到“嫉妒”,若干年之后她的女儿说。她只恨自己不能穿上军装去战斗。她不愿意称自己是德国人,而是任何一个希特勒所占领国家的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她终于等来了她的机会——参加了好莱坞劳军团,去欧洲前线,去盖宾去的地方演出。她四处为士兵们歌唱,在敞篷卡车上冻坏了手与脚,因为德国兵更喜欢射击封闭的卡车。她的足迹遍及非洲、西西里、意大利、罗马、英国、格陵兰岛、法国。她对自己“上尉”的军衔感到不满意,认为应该是一名“将军”,这样万一俘虏的时候待遇会好得多。     她受到了士兵疯狂的欢迎,他们给她送各种各样的小礼物,一时她拥有许多小手枪。有她在,人们就觉得今夜敌人不会轰炸。当她做劳军演出时,她脱下了男装,而是女性十足的长裙。听她唱歌,士兵们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个人”,而不是战斗机器中的一员。其实她心里更希望直接拿枪战斗,而不是到处说:“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与你们在一起。”她加入了美国国籍,这同时让她感到痛苦,“内心里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柏林人”。有人评价道:她的做法“对世界有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不仅是希特勒和戈倍尔的德国,还有被放逐者和反法西斯的德国”。     她歌唱的才能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她军用电台里唱“莉莉?玛莲”。围绕这首歌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歌词作者汉斯?莱普是名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军队被送往俄国。军号已吹响,他不得不与心爱的姑娘告别,他在诗歌中写下了他的绵长思念。德国导演法斯宾德(1945——1982)有一部同名电影,以1939年最初唱这首歌的德国酒吧歌手拉拉?安德森为原型。令人最深刻的细节是当男主角被关押时,纳粹折磨他的方式是在小房间里不断地播送这首歌。80年代本人第一次观看这部影片时,一下子就记住了这首歌的旋律。     先是德国士兵将这首歌带到了贝尔格莱德和北非。驻扎北非的蒙哥马利的英军第8军(“沙漠之鼠”)的士兵们也听到了这首歌,他们虽然不明白歌词,但是为它的优美哀伤的旋律深深吸引。1943年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重创德军,戈培尔下令禁止播放《莉莉?玛莲》。但是它已经无可救药地传播开来,后来又有了英语歌词。黛德丽的演唱令这首歌重新大放异彩。她用德语唱、用英语唱,这部关于黛德丽的纪录片中,提到了黛德丽还用中文唱过。用英语她几乎将这首歌唱成了进行曲,战壕两边的士兵同时竖起了耳朵。     她最喜欢唱的还有这首《花儿都到哪里去了》:“花儿都到哪里去了?年轻的女孩摘走了。年轻的女孩哪里去了?她们给男人娶去了。男人们都到哪去了?他们当兵打仗去了。士兵们都到哪儿去了?他们埋在坟墓里了。坟墓都到哪里去了?都被花儿覆盖了。花儿都到哪里去了?……”     黛德丽随前线美军第一批进入了废墟中的德国,那是她的家乡。她借军用电话给母亲打电话,因为仍处战争时期,母女之间不能用德语,只能用英语交流。她在庆祝胜利的飞机场游行上看到凯旋的法国坦克师,见到了她的盖宾,随后又失去了他。战后她有很长时间不能适应日常生活,与那些战后老兵一样。从美国开始,许多国家将各种自由、解放的勋章颁发给她。她也因此遭到了某些德国人的憎恨,以她命名街道会引发争议。六十年代她在以色列演出,这个新国家的建国者到特拉维夫港口迎接她,并对她说,在这里不能唱一首德语歌。她说“哦,我当然不能唱一首德语歌,我要唱九首。” 演出时她问台下的观众,“我能唱德语歌吗?”全场掌声雷动,人们又在掩面哭泣,其中许多犹太人是与她一样漂泊多年的德国儿女。1992年黛德丽去世,她的遗体被送回柏林安葬。       上一篇: 回到自己最初的起点——给冉云飞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55)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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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 回到自己最初的起点——给冉云飞

2011年10月24日 16:31:10        ——读哈维尔的《狱中书简》     该文曾分两部分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现恢复原貌,献给我受罪的兄弟冉云飞。      迫降     1979年5月29日,哈维尔在布拉格一位朋友的公寓里被捕。这天凌晨五点钟,警察便开始行动,同时被捕的共十五人。这回警方针对的是“保护受不公正审判者委员会”(VONS),这是一个松散的观察小组,一年前由朋友们自发组成。它的主要工作是“监督那些因为表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指控或被投进监狱的人们,或者那些警察和法庭滥用权力的受害者的案件的审理”。他们将这些案例搜集起来,打印成报告,送给官方和公之于众。及至被捕,小组成员一共提交了155份这样的报告。(哈维尔《给奥尔嘉》英译本序言)。     再次落到警察手中,哈维尔甚至觉得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上回被捕是在78年1月,这之后警察对他采取“软禁和陪护”政策,他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在哈维尔夫妇的乡间居所,警察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监视哨所,并弄坏他的小汽车。什么时候再度抓他进去,就像一柄悬在空中的剑。“我的飞翔不可能有别的归宿。”     这年他43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后悔。他觉得自己有充分的行事理由。他不去想自己的“案子”,因为那没有什么好想的。他也不担心面临严刑拷打之类,已经几进几出了,他对监狱的情况比较了解,觉得自己有一些把握。但是任何一个新的环境,总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格局,一些新的因素,包括自己本身——不同环境或者处于人生不同的时期,都会产生不同的自我。他称自己是“社会动物”,而与世隔绝,会对人的心情、智力和活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哈维尔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这就像是一次飞行中的“迫降”。刚刚进去时,他满脑子还是这个世界的种种信息,用他的话来说是“物质”方面的。在他给妻子奥尔嘉最初的几封信中,提到需要果汁粉、柠檬、乳酪片、雪茄、速溶可可,想到乡间居所的暖气、檐槽、草地、水塘与狗,他希望妻子能够掌学会开车,掌握有关“电力、管道、留声机、录音机、打字机”等一切家用技术。他亲自动手为妻子做了“三个小饰物”,它们带点“监狱气息”。他信中还提醒妻子如果看到“质地优良的深棕色灯芯绒料子”,请买上一些,他希望回来之后能够用它做一身衣服。他说到“朋友们欠他许多钱”。第二封信中又说,“要回这些钱不现实”,还不如要回朋友们借他的那些书,有些是非常珍贵的。     这个人不愿意脱离这个世界,他要尽量抓住一切可能的信息。他有过一个离开此地的机会,有人对他说,美国的百老汇请他去做一年的文学顾问,被他拒绝了。这件事情据说是从捷克出去的大导演福尔曼(《飞越疯人院》的导演)操办的,这让哈维尔非常生气。有一件事情还是有所改善,那就是他刚进去两个月时,他的父亲去世,在警察的陪同下,他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妻子奥尔嘉尽可能给他寄各种美味食品,想方设法调配口味。她买来各种各样的鱼,把它们分成一层一层放到洋葱里。她特地学会了摄影,不断地给他寄家庭成员的照片,照片中每个人的衣服、背景和摆设都要多样化。每次探监,她都尽可能穿上鲜艳的衣服,化好妆,哈维尔喜欢这样。难能可贵的还有哈维尔的弟弟伊万,伊万在寄往监狱的信中,抄送了自己的哲学论文,还抄录了海德格尔的演讲,一些捷克诗和英文诗,以及一个叫做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的生物图解提纲《植物的灵魂——动物的灵魂——人的灵魂》。亲人们希望给他营造一种气氛,那就是——他与外界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     他被允许每周写一封信,用标准信纸只能写上四页。除此而外,他被禁止拥有纸、笔和其他笔记本。写信不能有草稿,也不能涂涂改改。在它们到达奥尔嘉手中之前,每封都经过严格审查。信的内容被规定只能写家务琐事,但是哈维尔渐渐地尝试摆脱限制,逐渐扩展到“个人的同一性”、“人的认同感”、“责任”或“存在的根”,这让狱方感到有点不好办,他们会没收其中一两封“思想性”过强的信,同时也不得不适应这种不知所云的晦涩文体。他的典狱长咆哮道:“所有这些‘精神秩序’和‘存在的秩序”的废话,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儿?你们必须操心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监狱的秩序。”这位典狱长是一个希特勒的崇拜者,认为自己最风光的日子是在五十年代,即哈维尔称之为“建设工地上的歌声掩盖了行刑室里拷打的喊叫声”的年代。     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认为这些信件无从评价,因为它们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写的。此言大谬。与当时许多西方左派作家不同,这位伯尔及君特?格拉斯始终坚决支持捷克和波兰人们反对极权主义的民主运动,但是他们太缺乏在那种情况下的实际经验了。当然这些信件必须通过检察官的眼睛,但是这不等于说它们的价值因此而受到削弱。最有可能,当一个人从他的环境中被抽离出来,他也就有可能最深入地返回自身,清点自己的财富,盘查自己生命的墙角,发掘自己最深刻的行为动机。2009年三月我与徐友渔等一行三人,在布拉格见到哈维尔时,这位传奇人物预先给我们准备好的两本书中,其中之一就是这本给奥尔嘉的《狱中书简》。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我一定要专门谈谈这本书的原因。     当一个人进入某种格局,他的思想、念头便会围绕着这个格局而进行;他在格局中越陷越深,他便越是无暇顾及自身——他是怎么进入这个格局的?那个最初的动力是什么?他为什么走上了一条看上去毫无希望的道路?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在别人看来他们都差不多,但是其中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取决于他们各自抱着什么样的理由,依照什么样的理据。理由的不同,决定了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他的行事方式为何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行为的理由甚至比他的行动还要重要。有了这个理由,他才如此这般去决定、去选择,才在这个基石之上建立起他自己的大厦。而这个理由,不会仅仅是反对的理由,他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     写作这些信件时,哈维尔同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较长时间内他是一个电焊工。身体恶化时,也会在监狱的洗衣房,干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儿。后来在一个废金属仓库,将电线和电缆绳上的绝缘材料剥下来。他始终彬彬有礼的外表,使得监狱的看守开始觉得他好欺负,但是结果往往相反,他们渐渐发现这位举止文雅的人完全不轻易就范。     他很快意识到,“重新塑造自我是首先的任务”。 “仇恨向来不是我的行动的准则或出发点。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在某个地方得到记载     哈维尔形容在监狱中的处境“如同缺了一条腿”,而他必须适应这种情况,与之相伴、相处,而不是去设想从前两条腿俱在时的生活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当现实世界远去时,哈维尔开始沉浸到自己的思考中去。一年之后,他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一旦你到了这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就不得不问这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     他发现这个问题只能从自身当中去寻找。“我越想越明白,最终决定性的回答不能从外在因素上找,因为外在因素依赖每天的信息,但没有任何一个信息能对这个问题给我一个答案。最后,我只能在自身中找到一个答案。” 所谓“外在因素”,包括他人的因素,他人的错误,他人的罪行。在哈维尔看来,这些都不能构成他行为最根本的那个理由。他的理由必须是自身的,而不是嫁接在这个世界的某些人身上。他不能从任何别人那里取得一个现成的生命意义,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独自承担起自身生命的重负,而不是推卸给任何人。     这当然可以看做一个存在主义者的立场。存在主义的“向死而生”包含这样的提示——假如一个人只能自己去死,自己去面对死亡,那么他也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生命的起点,携带自身的意义而不是别人赋予的意义。就像现在坐牢,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这是自身行为的结果,需要仅仅由个人来承担和作出解释。在牢房这种极端处境中,将他打回了“一个人”的原形,而实际上这是人的日常(正常)状态,人们通常忘记这一点。     但是这远远不是意味着回到一个封闭内卷式的个人,不是成为自私冷漠的个体。恰恰相反,这样的个人,正是为了准备最大限度地朝向这个世界敞开,朝向     这个世界“更高的”维度。换句话说,成为这样独立而锐利的个人,仅仅是抵达一个起点,而远不是终点。那么一个孤独的人是如何存在的?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度离开这个世界,是为了更加深入地返回到它。     在一次奥尔嘉的探视之后,他不断回味妻子所说的,“当你每天与朋友谈起我,就仿佛我仍然在场似的”。他试图在四页纸的信中解释这个问题。“与其他生灵不一样,人具有把不能直接看见或感知的事物,呈现在自己面前的这种能力。比如假设我现在闭上眼睛,便能看到赫拉德策尼(乡间居所)、布拉格的街车、挂着巴马肉排的烤肉店和一杯白葡萄酒。同样,我们也能够将一位不在面前的人出现在脑海当中。”     与街车或葡萄酒这些静止的现象不同,这位出现在脑海中的人,我们还可能设想他可能做什么事情,可能对某些事情有什么看法,仿佛他仍然与我们一道似的。“我们将他作为我们自身当下和未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做我们自身的潜能,来知晓他和经验他。我们‘知晓’他、猜测他;最重要的,我们总是与他建立新的联系。我们在行动的时候顾及到他,仿佛他仍然与我们在一起,知道所有的事情。”即当我们更新我们自己的经验的时候,我们也在更新与这个不在场的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事实上从来没有中断过。甚至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我们也可能对他的性格有着生动的体验;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甚至若干世纪的人,人们也可能会对他产生鲜明的印象。     当然,所有这些表述背后有着全部现象学的支持。问题在于哈维尔如何将它们融入自己的血肉,并加上了自己的理解、想象力和洞察力,加进了自己的处境和行为理由,它们也完全符合我们的经验。哈维尔不在场时,他的妻子和朋友们为他留下了空位,仿佛他在场,他们站在哈维尔的“身后”,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这样“身后的”人们,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的子孙后人,他们或者理解和支持我们,或批评我们的行为。反过来,我们每个人也可能成为另外一些人的“身后”,尤其是那些历史人物的身后,评判他们的业绩,他们的功过,他们不仅是作为个人而且是对于民族的贡献如何。     这个身在狱中的人这样写道:“人的存在不仅停留在他的肉体存在的篱笆之内,并显然也超出了其他人对他的肉体存在的经验之中。”人的这种可能性大于他的实际存在。一个人的“实际存在”有可能被“打断”,但是他的可能性的存在,却是绵延不绝的。像是经过一阵“助跑”,哈维尔思绪突然开始飞翔起来:“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这不仅体现在‘当事人’进入另一个空间,他被囚禁甚至每个人都将他遗忘时,他不会停止他的存在,甚至他死后也不会停止;而且连同最后一个知晓他的、像他一样存在过的并将他遗忘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存在都不会被停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一个曾经存在过的这个人,从“存在的历史”中抹去,他会永远存在于那里。     从牢房这个角度,哈维尔试图解释我们每个人存在的真谛:“人的存在并不仅仅是发生过的事情,他还是一种‘世界的影像’、‘世界存在的一个方面’,‘对于世界的一个挑战’。在我看来,他必然成为存在之网上的一个特殊的结节。他不仅仅是某个分离的个人,封闭和局限在他自身之内;相反——再度重申——他是整个世界。他是不断照亮整个世界的光束,是不断折射这个世界的水晶,是所有存在的力量的轨迹不断汇集的焦点。我想说的是,人的存在不仅是一个特殊的事实或素材,而且是一种福音,指向那个绝对的存在,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世界之谜和表明其中的意义问题。”     胡塞尔“视野”(horizon)这个概念在哈维尔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人的“视野”是他所看到的世界,也是他的地平线,同时这个“视野(地平线)是不断开放的、无限延伸的。之所以是开放的,因为总有未被感知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目前拥有的地平线,总是有限的。哈维尔所拥有的牢房这个“地平线”,妻子奥尔嘉拥有与朋友在一起的这个“地平线”,那位典狱长拥有牢房的钥匙这个“地平线”,它们都是个别的,因而是受限制的,哈维尔又将之称之为“相对的”。而这种“相对性”的性质,并不是说其中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相对的,不是说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相对性。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每个“相对性”处于与“绝对”的关系之间,是绝对造成了它们各自的相对性而不是其他。因而哈维尔又发明了“抽象的地平线”“永恒的地平线”、“绝对的地平线”、“地平线的地平线”,来进一步说明居于每件事“之后”和“之上”的那个维度。     “作为一个相对物,我们真正的对立面——那使得我们体验到我们相对性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抽象的地平线,它居于每一件事情的背后,又超出每一件事情之上,它为所有的事情提供一个框架、一种尺度和一个背景,它使得每件事物得以确立,找到它们的边界。同时,这种抽象化的和超验的地平线又是十分具体的,——它作为一个始终在场的限制性因素,事实上是最为驱动我们的一个维度,通过所有我们在相对世界的具体经验,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体验到它吗?”     被哈维尔称之为“抽象”、“绝对地平线”的东西,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或者“天”。它们揭示出存在于我们身后的和个人之上的力量。任何正在做的事情,都会有人在看,都在某个地方被审判,被记录下来,而这种记载为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也是为我们易逝的肉身所不能抵达的。但是正如遥远的地平线一样,它们形成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框架和视野,给这个世界提供参照和尺度,赋予这个世界中事物以意义及性质,并无时不刻在守护这个世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地平线,没有这样一种约束,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套表述,连哈维尔自己都感到有些不习惯。他对妻子说,“你看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怎么会变得相信人的灵魂不死。”也只有处在监狱那种极端处境之下,一个人才有可能释放他内心最为深处的冲动和激情,不会觉得这徒然惹得别人耻笑。“甚至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感到——如果我不生活在与我的地平线、与希望和意义之源之间这种持久而多重的紧张关系当中,我将不能成为我自己,不能成为一个人类成员。”同时哈维尔不愿意将这种体验,与那种崇拜神灵的感情混淆一谈。“我拒绝将事情简单化”。他说。     “我的上帝(如果我被迫要谈到他,这是我十分不情愿的)——必定显得十分抽象、十分模糊,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更重要的,我与他的关系是如此困难和难以确定。)” “他有时候是我的良心,有时候是我的希望,有时候是我的我的自由,有时候是世界之谜。”让人想起波兰导演在他的影片中(《十诫》的第二诫《进退两难》),通过人物之口说出来的“我有一个够自己用的上帝”。对哈维尔适用的,未必对其他人也同样适用:“在某种意义上,我的上帝其特色在于,他是一位等待的大师,他这样做经常令我烦恼不安。” 他的上帝并没有给他提供一劳永逸的真理,反而始终让他始终处于探索及其带来的不安当中。     虚无主义这个东西,虽然是时代的总体气氛,但是与之作斗争,却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功课。人必须为自己找到自己生命的根源和出发点。这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未完)     一个人的秘密是他责任感的秘密     这些信件必须全部接受审查,他不能确定它们是否抵达奥尔嘉手中。因此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复,比如这样的句子“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看来,这种重复正好可以看出他思想的重心所在。哈维尔称它们像是一个“无尽的螺旋”,从一个中心出发,不断地延展和上升。表达如此复杂的思想,他需要有一些准备。他试图打草稿,当他在洗衣房工作时,他将草稿藏在一大堆脏被单里,它们上面布满了“未出生的孩子们”的痕迹(男犯精液的痕迹)。这个地方干活轻松一些,但是告密者对哈维尔并不放松。     它们不仅是奥尔嘉的财富,也属于他们全体朋友。从一开始,他们夫妇就心照不宣,从狱中寄出的信会在朋友们之间传阅。为了能够通过检查,他会将句子弄得特别复杂和晦涩,遇到一些敏感词比如“政权”,他会使用诸如“非我在社会上的明显的中心”这类“胡话”来对付。他也用不着考虑奥尔嘉是否能够理解它们。他有一位十分理解他和包容他的妻子。他这样谈到她:“我们俩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我是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奥尔嘉则出身于劳动阶层,很有主见,很冷静,不那么多愁善感,同时她也能唠唠叨叨,令人讨厌。”“在奥尔加身上,我找到了所需要的:她能够对我变化不定的思想做出反应,对我放荡不羁的想法提出冷静批评,为我的公开活动给以背后的支持。在我的生活中,我事事都得问她(那些爱开玩笑的人说,甚至要是我犯会伤害她的罪也要经过她的同意,连感情上的离心力给我带来的问题也要请她解决。”(《哈维尔自传》,东方出版社1992)     奥尔嘉探监时,尽量给他带去外面世界的讯息。他的剧本在国外得到上演,这会让他很高兴,同时也会写上一段如何理解某个剧本的提示。60年代初,哈维尔在布拉格的小剧场(栏杆剧院)工作,这个剧场上演了贾里的《乌布国王》、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内斯库的独幕剧,根据卡夫卡的《审判》改编的剧本,以及哈维尔自己的剧本《花园宴会》(1963)、《通知书》(1965)、《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     哈维尔后来谈到小剧场运动 ,认为虽然上演的是一些实验戏剧——他本人的剧作深受荒诞派戏剧的影响,重在探讨人是什么、如何确认人的身份、人的语言如何与其主体相脱离这样一些抽象主题,但是“这丝毫没有贬低这些小剧院的社会意义” 。让人们从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摆脱那些封闭死寂的概念,是一剂催化剂,催促人们去发现自己空洞无聊,催促人们去认识自己存在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觉得需要出发,寻找自己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在他看来,没有比荒诞派戏剧,更能够体现处于20世纪人们的精神危机。现代人在上帝隐匿之后,同时“失去了对于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与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于意义的感知。”这给个人所带来的问题是:人的性格分崩离析,裂解成碎片。人们不感到从自己内部的某个中心出发,不再感到在自己身上贯穿始终的力量,不再感到什么东西能够将自己集合起来,而是这儿洒一点,那儿丢一点。甚至不再感到与他人的深刻联系。一切都处于漂移状态。无可不无可,同时却感到“非如此不可”的绝大压力。     哈维尔当然是他所处社会的激烈批判者,但是这种批判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起点,那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思考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我书里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是这个主题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的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更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 。     他的“生活在真实中”提法,如今已经广为人知,但这其实首先是一个针对自身的要求——某个虚假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得以运行,是靠着每个人虚假的面孔虚假的言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自身便成了这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望不到边的纽带上的一个环节。因此,某种“变革”应该首先发生在人的内部。或者说,假如人们不能改动这个制度,起码可以改动一下自身——不仅是私下里,而且在公开场合,也能够公开发表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真实看法。如果是那样,这个人起码做到了表里一致。而因为这个人理顺了与自己的关系,他不再继续是一个巨大谎言灾难中的一个局部的小灾难,从而也打破了这个秩序的游戏规则。哈维尔的一系列关键表述——“良知”、“尊严”,都应该放到“人与自身”关系这个视野中来理解。汉娜?阿伦特也曾经分析过,在某种极端情境下,一个人能够持续地与自身对话,这便使得他有可能免于一场外部大崩溃中的自身崩溃。     他将自身同一性居于他思考问题的中心,那么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即什么东西会居于这个同一性的中心呢?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哈维尔的答案是:“责任感。”责任感是“同一性”的基础,为解决自身同一性的问题提供钥匙。通过责任感——承担起对于某些事情的责任,一个人获得了他的自我认同:表明他是什么样的人,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存在,能够将自己各方面凝聚起来,而不再漂浮不定。哈维尔的这个思路,与写作《鼠疫》的加缪(1913)十分接近。当然,其中更是有着捷克哲学家扬?帕托切克(1909——1979)的回响。     责任感与自身同一性的关系在于,它“是自身同一性的基础、根源和重心所在,是它的结构原理或中轴,提供确定自我同一性的水准和尺度的 ‘理念’责任感是将左右东西凝固在一起的水泥砂浆,当这个东西脱落,自身同一性也开始不可避免地破碎和崩溃。”     但是责任感本身是什么?哈维尔继续发挥道——它不应该仅仅是对于某些具体事务的责任,不仅仅是体现在某些社会联系、教育或文化传统方面的联系,乃至自我保存的本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前面提到的“相对性”的东西,有时候是互相依赖的那种东西。哈维尔试图表达的责任感,是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全部独立的力量,它不是因为自身匮乏而不得不寻求一个依托,因为感到自身没有意义而寻找一个意义。而是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你自己的意义首先应该在你的手中,而不依赖任何别人乃至任外部事业。     “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只有这样,一方面,一个人才能够得到确定,并把意义注入他对于世界的依赖上;另一方面,他才能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人,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用自己的双脚立于天地之间。我想说,这种责任感对于一个人就像一把刀子。我们用它在总体存在中刻画出无与伦比的自我形象;它也是一支笔,我们用它来书写存在的历史中每一个新诞生生命的记录。”这是一个彻底的存在主义立场,如果我们理解存在主义是一种朝向更广阔领域的开放,而不是封闭的话。     打个比方来说。假如你坐牢了,你进去之后需要意识到,那是你自己行为的结果,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你需要独立承担起这种结果,而不要怨天尤人,甚至不要指望别人来救你,不要将你的处境交给别人去承担,好像别人对你的坐牢拥有一种义务,起码不要把这种指望当做你坐牢的前提。别人如何行事那是别人的事情,不管别人做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你都不能抱怨别人。你需要独立承担起你的处境,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你。如此立于天地之间的独立个人,他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别人为他负责。他独自一人将自己扛起来,而不始终期待他人,不管是他人的援助还是他人的失误。     这不是说,当一个人坐牢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时候,我们作为旁人可以坐视不管。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不要遗忘一个朋友,不要放弃一个与我们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如果他身陷不自由,我们需要想法设法让他感到他不是孤独的,他不是一个人。尽管他个人没有要求我们,而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自己做人的要求承担起自己的地平线。我们的根基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他那里。就像他的根基不在我们这里一样。     “真正的坚定不移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立场”。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哈维尔能够从容应付朋友圈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即使在狱中,也能够不断听到各种消极的信息。当形势对自己不利时,人们感到情绪低落,动不动与他人吵架,喝得太多,仅仅关心自己,弄不属于自己的钱,以及移居国外。他并不为此而感到沮丧。     “一个人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直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83年初,他已经进去三年零九个月。坐牢没有让他变得意志消沉,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一个人的秘密是责任感的秘密。”哈维尔说。     一个人不能从反对(反抗)中寻求生活的意义,相反,他是事先拥有了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拥有了自己的地平线,他才去从事反对(反抗)。他不能觉得生活很无聊,而去从事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事情,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寻求刺激,不是为了个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是为了他所认定的生活的意义,他的责任感。     他称自己并不是哲学家,也没有构建一种哲学体系的雄心,他甚至反感那些现成的概念,认为它们将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固化在里头,令世界丧失了她的神秘感,也丧失了偶然性。然而同时他又称自己如此热爱秩序,那种能够与神秘并存的秩序,它提示着神秘的存在。“没有某种秩序,神秘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神秘和奇迹如若不偏离一个特定的秩序,又怎能表明它们自己,从而能够洞察‘更高的结构’所代表的未知领域、提供令人不安的深刻见解呢?”      自我分析的大师     那些狱吏们终于失去了耐心。那位典狱长(如今他在何方?)对哈维尔提出,他应该多谈谈他自己,而不是继续写这些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像是在思想犯罪的边缘。     哈维尔对这个要求作出了适度的讥讽。他绕着弯说,他不喜欢谈论自己这件事情,不喜欢“当众脱衣”的行为(指每封信都要经受严格的审查)。这就是他为什么放弃写诗而从事戏剧写作的原因。在戏剧中,他可以通过别人的嘴巴说话。他还说,当他试图回忆是否在什么场合下谈过自己,发现那都是在温柔女士的陪伴之下喝多了的时候,或者是在她们的耳边吐露秘密地时候——“反正是一些你不会批准的事情”。他对奥尔嘉说。没准他写到这儿非常得意,因为他知道这些信件要被奥尔嘉念给朋友们听,可以想见朋友们听到这句话时,哄堂大笑的情形。这会让他感到自己仍然在场。     当然哈维尔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所从事和所坚持的意味着什么。但是这并没有给他造成一种悲情、苦情的感觉。他知道如何适当地“削弱”自己,弱化自身,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新的圣坛或者祭坛。尽管存在着这方面巨大的诱惑,而他的警惕心则更为敏锐强大。他不要把自己弄成居于别人之上,尤其是不要弄成居于自己之上,对自己的认知超过自己的实际状态。那同样是一种夸大其词和虚张声势,这是他对于旧意识形态反感的起点。与自身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矮一些,这就需要一定的幽默和适度嘲讽的精神——不去嘲笑遥远的地平线,但是可以嘲笑自己这个人。所谓真实,应该包括这个人自己的真实在内。所谓生活在真实中,也包括生活在自己身上的真实当中。虚骄的做法并不能够为人们找到新的起点。     尽管有点为难(谈论自己),但是他不愿意放弃每周一封信的机会,它起码是精神俯卧撑。能够将自己的始终处于不定的精神状态描绘出来,未必没有意义。实际上一个作家,当他观察外部世界,其实是从观察自身开始。如果说他拥有丰富的人性知识,其中有一大半是关于他本人的人性知识。“情绪反复易变,抑郁与高兴交替出现。一些不愉快的琐事,捉摸不定的感觉,担忧或危险”,这是哈维尔最常提到自己的句子。还有类似“有点失常、有点魂不守舍、有点粗心、有点局促不安”。就这么一个人,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据海森堡的研究,因为成为观察对象,物理世界粒子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便会出现改变”,意及当我们观察自己时,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将自身加以变动。     他决心为自己列出一张“清单”。先是身体状况,后是精神状况。身体状况主要有三种:一、觉得正常,什么毛病也没有。二、有点小病或者略有不适。三、感觉不适,又查不出什么确切的毛病。这种状况最不好,因为它引起了情绪上的不稳定和跌落,乃至“觉得一切都觉得古怪,我简直不是我自己了”。关于精神状况,他一口气给自己报出了十五种心情——“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笔者冒昧地揣测,这种做法很像是某种滑稽模仿,故意运用那种官僚主义的体例及语调,看上去符合规范像是给狱吏们的一件礼物,其实却在暗中发出诡异的笑声。     也许这点小把戏被狱方戳穿了,他们不允许他将八种坏心情编号、按照顺序写出来,这些狱吏们的心思真的很难猜透。在他接连写了三个之后,就开始跳着写。“第八”在“第四”之前,“第六”却不知去向。阅读这些描绘,你不能不认为哈维尔是一个自我观察的大师,一个人对于自己知冷知热,他才能够对世界与他人知热知冷。他能够恰当地反观自身,找出自身不大不小的比例,他也能够恰当地看待世界,找出眼前每一件事物的恰当比例。从他对自身的观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出几分自己的影子。     第一种坏心情是“忧郁”。但是哈维尔的忧郁,并不是自怜自爱的那种,而是在体验到美好事物之后,又不能近距离抓住它的哀伤。“这是一种为美好的事物而喜悦、同时又为它如此遥远而悲哀的奇特的混合。”第二种坏心情是“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这是一种对于将要到来的事物感到不确定的那种感受,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因此而感到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想象种种灾难。包括在公共场合感到怯场。尽管他的行为从外表看不出来。第三种坏心情是“沉默和冷淡”,像是披上了一层盔甲,对于外部事物采取漠然的态度。他同时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以免被凌乱庞杂的事情所淹没。     他分析最坏的心情,要数“陷入绝对的和完全的自我怀疑状态。”(第八)他会一下子觉得自己所写的那些戏剧一文不值,它们的全部缺点甚至被他自己排列出来展览。他厌恶自己动不动就感到发窘、不知所措,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双下巴、眼袋等等。但是与他人不同的是,他能够接受自己的这种糟糕的一事无成的感觉:“我虚心地接受了自己毫无价值的感觉,我把这当做命运的安排”。他也认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能够自我怀疑,尤其是那些希望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们,总是先怀疑他们所做所为的价值。这也是一种自我批判。问题是这种怀疑不能“走火入魔”。     他如此这般解剖自己,有时候让人觉得他已经“脱离”了自己,他所谈论的是另外一个人。他想起谈起自己小时候的家庭,那是一个算得上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给他留下的却是一些不愉快的印象。那种将他与周围人分割开来的优越感,反而让他觉得自己“矮人一等”,成为人们眼中的异己。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也许不信任他,在背后嘲笑他。凭什么他要比别人拥有得更多?这让他觉得不快,是他日后对于社会不平等及特权深感不满的来源。他不无幽默地讲了这么一件小事:因为被喂养得太好,哈维尔小时候是个小胖猪,不能爬树不能翻筋斗也不能跨过一条小沟。一度时期,他的同学们热门消遣就在于前来拍他的胖大腿。     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所有负面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谈论这些负面的东西,其实也是对于一路高歌的主流精神的某种对抗,其中包含了一种反抗在内,但是哈维尔并没有停留在这些情绪当中,并没有陷入一种自我瘫痪、自我陷溺,像一些冒牌的艺术家那样。人是矛盾的存在。尤其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潜力,看到了自己的“存在本身”,体验到了自己更为深刻的生命或本能。与环境相隔离的这种疏异的感觉,也是日后促使他参与到人群中去、恢复自己在人群中位置的决心所在。     “说来也怪,我在某些程度上是绝对的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坚韧顽强、目标明确,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我是不可摧毁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会多么坚持自己的看法,这经常使得你烦恼,尤其是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固执己见的时候)。的确,许多事情我并不十分感兴趣,做起来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大可不必理睬它们。但是我一旦铁了心,或者对某件事情来了劲,我真能把自己整个搭上去,不惜一切代价,一条道路走到黑。我不喜欢做事有头无尾,不喜欢半信半疑或可进可退,不能容忍混乱不定。”     一些能够分享哈维尔身上那些淘气幽默、分享他的焦虑烦恼荒诞感的人们,未必能够分享他身上这种坚持的、坚定不移的特质。而这一面才更加能够说明这个人。一个人的心情是一回事,但是他的行动是另一回事。能够说明这个人的,不是他的心情他的感受,而是他的行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行动,那些不可抹杀的东西。心情是飘忽的,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行为却不能来回摇摆,变幻不定。顺便地说,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倾向主观的年代,人们越来越看重一时一地的小心情,以此来判断自己,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     哈维尔承认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过许多奇特转折,甚至他从一个剧作家变成一个投身民主事业的人,这在他最初也没有想到,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能够连贯起来的,从中可以找出一个明显的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比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世事变化,命运沉浮,他没有因此而变得面目全非,而是始终保持某种连贯,用他的术语来说,便是“人的一致性和绵延性。”他在牢里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认为“有两点与我有关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第一,在所有哪些曲折和转折背后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清晰的、贯穿始终的东西;第二,即使我有时候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无论什么原因,我也总是能够设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回到自己最初应该站立的地方”。     从他自身的一致性出发,就事情对于他而言的意义(而不是对于其他人而言的意义)来说,如何理解他在狱中的这件事情呢?他的答案是:“我并未作出‘牺牲’,也不是在开玩笑,我不是好惹事的人,不是在与命运开玩笑,也不指望会有某种明确的结果。我仅仅是在并非我所创造的条件下捍卫我的个性,以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么去做,力图做一个有责任心、有尊严的人。”     “人的尊严是不能用‘非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的,这只能用‘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因此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捍卫他的尊严。这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一个恒常的决定,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存在的习惯’。正如每个人每天都有不去做逆来顺受的可怜虫的机会一样,他每天也有成为这种可怜虫的危险。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我处在这种地步,无论我愿意不愿意,为了捍卫我的尊严,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我如何度过在这儿的时间,即使在这里,准确地说就在这里,我也仍旧是我自己,我决不放弃自己的任何东西。”     哈维尔并不是一个身体十分强壮的人。在狱中,他经常感冒、嗓子疼、喉咙发紧。1983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突然发起了高烧,监狱看守看到情况不妙,赶紧把他送到监狱医院。这个地方审查制度略微宽松一些,他得以给奥尔加写信通报病情。很快对于他的再次声援在世界各地响起。某天晚上他正要睡觉时,一名医生和女官员来到他的房间,向他宣布撤销对他的判决,这意味着他比他的原来的刑期提前将近10个月。已经换了睡衣上床,哈维尔提出能不能在狱中再住一个晚上。对方说不可以,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公民了。他当晚被转送至地方医院。当听到医生们称呼他“哈维尔先生”,他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意识到自己终于自由了。     2011年1月       上一篇: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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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自己最初的起点——给冉云飞(二)

作者: 崔卫平  |  评论(4)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接上页) 一个人的秘密是他责任感的秘密 这些信件必须全部接受审查,他不能确定它们是否抵达奥尔嘉手中。因此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复,比如这样的句子“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看来,这种重复正好可以看出他思想的重心所在。哈维尔称它们像是一个“无尽的螺旋”,从一个中心出发,不断地延展和上升。表达如此复杂的思想,他需要有一些准备。他试图打草稿,当他在洗衣房工作时,他将草稿藏在一大堆脏被单里,它们上面布满了“未出生的孩子们”的痕迹(男犯精液的痕迹)。这个地方干活轻松一些,但是告密者对哈维尔并不放松。 它们不仅是奥尔嘉的财富,也属于他们全体朋友。从一开始,他们夫妇就心照不宣,从狱中寄出的信会在朋友们之间传阅。为了能够通过检查,他会将句子弄得特别复杂和晦涩,遇到一些敏感词比如“政权”,他会使用诸如“非我在社会上的明显的中心”这类“胡话”来对付。他也用不着考虑奥尔嘉是否能够理解它们。他有一位十分理解他和包容他的妻子。他这样谈到她:“我们俩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我是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奥尔嘉则出身于劳动阶层,很有主见,很冷静,不那么多愁善感,同时她也能唠唠叨叨,令人讨厌。”“在奥尔加身上,我找到了所需要的:她能够对我变化不定的思想做出反应,对我放荡不羁的想法提出冷静批评,为我的公开活动给以背后的支持。在我的生活中,我事事都得问她(那些爱开玩笑的人说,甚至要是我犯会伤害她的罪也要经过她的同意,连感情上的离心力给我带来的问题也要请她解决。”(《哈维尔自传》,东方出版社1992) 奥尔嘉探监时,尽量给他带去外面世界的讯息。他的剧本在国外得到上演,这会让他很高兴,同时也会写上一段如何理解某个剧本的提示。60年代初,哈维尔在布拉格的小剧场(栏杆剧院)工作,这个剧场上演了贾里的《乌布国王》、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内斯库的独幕剧,根据卡夫卡的《审判》改编的剧本,以及哈维尔自己的剧本《花园宴会》(1963)、《通知书》(1965)、《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 哈维尔后来谈到小剧场运动 ,认为虽然上演的是一些实验戏剧——他本人的剧作深受荒诞派戏剧的影响,重在探讨人是什么、如何确认人的身份、人的语言如何与其主体相脱离这样一些抽象主题,但是“这丝毫没有贬低这些小剧院的社会意义” 。让人们从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摆脱那些封闭死寂的概念,是一剂催化剂,催促人们去发现自己空洞无聊,催促人们去认识自己存在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觉得需要出发,寻找自己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在他看来,没有比荒诞派戏剧,更能够体现处于20世纪人们的精神危机。现代人在上帝隐匿之后,同时“失去了对于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与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于意义的感知。”这给个人所带来的问题是:人的性格分崩离析,裂解成碎片。人们不感到从自己内部的某个中心出发,不再感到在自己身上贯穿始终的力量,不再感到什么东西能够将自己集合起来,而是这儿洒一点,那儿丢一点。甚至不再感到与他人的深刻联系。一切都处于漂移状态。无可不无可,同时却感到“非如此不可”的绝大压力。 哈维尔当然是他所处社会的激烈批判者,但是这种批判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起点,那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思考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我书里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是这个主题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的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更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 。 他的“生活在真实中”提法,如今已经广为人知,但这其实首先是一个针对自身的要求——某个虚假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得以运行,是靠着每个人虚假的面孔虚假的言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自身便成了这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望不到边的纽带上的一个环节。因此,某种“变革”应该首先发生在人的内部。或者说,假如人们不能改动这个制度,起码可以改动一下自身——不仅是私下里,而且在公开场合,也能够公开发表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真实看法。如果是那样,这个人起码做到了表里一致。而因为这个人理顺了与自己的关系,他不再继续是一个巨大谎言灾难中的一个局部的小灾难,从而也打破了这个秩序的游戏规则。哈维尔的一系列关键表述——“良知”、“尊严”,都应该放到“人与自身”关系这个视野中来理解。汉娜•阿伦特也曾经分析过,在某种极端情境下,一个人能够持续地与自身对话,这便使得他有可能免于一场外部大崩溃中的自身崩溃。 他将自身同一性居于他思考问题的中心,那么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即什么东西会居于这个同一性的中心呢?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哈维尔的答案是:“责任感。”责任感是“同一性”的基础,为解决自身同一性的问题提供钥匙。通过责任感——承担起对于某些事情的责任,一个人获得了他的自我认同:表明他是什么样的人,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存在,能够将自己各方面凝聚起来,而不再漂浮不定。哈维尔的这个思路,与写作《鼠疫》的加缪(1913)十分接近。当然,其中更是有着捷克哲学家扬•帕托切克(1909——1979)的回响。 责任感与自身同一性的关系在于,它“是自身同一性的基础、根源和重心所在,是它的结构原理或中轴,提供确定自我同一性的水准和尺度的 ‘理念’责任感是将左右东西凝固在一起的水泥砂浆,当这个东西脱落,自身同一性也开始不可避免地破碎和崩溃。” 但是责任感本身是什么?哈维尔继续发挥道——它不应该仅仅是对于某些具体事务的责任,不仅仅是体现在某些社会联系、教育或文化传统方面的联系,乃至自我保存的本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前面提到的“相对性”的东西,有时候是互相依赖的那种东西。哈维尔试图表达的责任感,是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全部独立的力量,它不是因为自身匮乏而不得不寻求一个依托,因为感到自身没有意义而寻找一个意义。而是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你自己的意义首先应该在你的手中,而不依赖任何别人乃至任外部事业。 “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只有这样,一方面,一个人才能够得到确定,并把意义注入他对于世界的依赖上;另一方面,他才能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人,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用自己的双脚立于天地之间。我想说,这种责任感对于一个人就像一把刀子。我们用它在总体存在中刻画出无与伦比的自我形象;它也是一支笔,我们用它来书写存在的历史中每一个新诞生生命的记录。”这是一个彻底的存在主义立场,如果我们理解存在主义是一种朝向更广阔领域的开放,而不是封闭的话。 打个比方来说。假如你坐牢了,你进去之后需要意识到,那是你自己行为的结果,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你需要独立承担起这种结果,而不要怨天尤人,甚至不要指望别人来救你,不要将你的处境交给别人去承担,好像别人对你的坐牢拥有一种义务,起码不要把这种指望当做你坐牢的前提。别人如何行事那是别人的事情,不管别人做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你都不能抱怨别人。你需要独立承担起你的处境,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你。如此立于天地之间的独立个人,他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别人为他负责。他独自一人将自己扛起来,而不始终期待他人,不管是他人的援助还是他人的失误。 这不是说,当一个人坐牢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时候,我们作为旁人可以坐视不管。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不要遗忘一个朋友,不要放弃一个与我们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如果他身陷不自由,我们需要想法设法让他感到他不是孤独的,他不是一个人。尽管他个人没有要求我们,而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自己做人的要求承担起自己的地平线。我们的根基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他那里。就像他的根基不在我们这里一样。 “真正的坚定不移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立场”。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哈维尔能够从容应付朋友圈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即使在狱中,也能够不断听到各种消极的信息。当形势对自己不利时,人们感到情绪低落,动不动与他人吵架,喝得太多,仅仅关心自己,弄不属于自己的钱,以及移居国外。他并不为此而感到沮丧。 “一个人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直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83年初,他已经进去三年零九个月。坐牢没有让他变得意志消沉,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一个人的秘密是责任感的秘密。”哈维尔说。 一个人不能从反对(反抗)中寻求生活的意义,相反,他是事先拥有了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拥有了自己的地平线,他才去从事反对(反抗)。他不能觉得生活很无聊,而去从事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事情,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寻求刺激,不是为了个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是为了他所认定的生活的意义,他的责任感。 他称自己并不是哲学家,也没有构建一种哲学体系的雄心,他甚至反感那些现成的概念,认为它们将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固化在里头,令世界丧失了她的神秘感,也丧失了偶然性。然而同时他又称自己如此热爱秩序,那种能够与神秘并存的秩序,它提示着神秘的存在。“没有某种秩序,神秘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神秘和奇迹如若不偏离一个特定的秩序,又怎能表明它们自己,从而能够洞察‘更高的结构’所代表的未知领域、提供令人不安的深刻见解呢?” (接下页) 自我分析的大师 那些狱吏们终于失去了耐心。那位典狱长(如今他在何方?)对哈维尔提出,他应该多谈谈他自己,而不是继续写这些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像是在思想犯罪的边缘。 哈维尔对这个要求作出了适度的讥讽。他绕着弯说,他不喜欢谈论自己这件事情,不喜欢“当众脱衣”的行为(指每封信都要经受严格的审查)。这就是他为什么放弃写诗而从事戏剧写作的原因。在戏剧中,他可以通过别人的嘴巴说话。他还说,当他试图回忆是否在什么场合下谈过自己,发现那都是在温柔女士的陪伴之下喝多了的时候,或者是在她们的耳边吐露秘密地时候——“反正是一些你不会批准的事情”。他对奥尔嘉说。没准他写到这儿非常得意,因为他知道这些信件要被奥尔嘉念给朋友们听,可以想见朋友们听到这句话时,哄堂大笑的情形。这会让他感到自己仍然在场。 当然哈维尔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所从事和所坚持的意味着什么。但是这并没有给他造成一种悲情、苦情的感觉。他知道如何适当地“削弱”自己,弱化自身,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新的圣坛或者祭坛。尽管存在着这方面巨大的诱惑,而他的警惕心则更为敏锐强大。他不要把自己弄成居于别人之上,尤其是不要弄成居于自己之上,对自己的认知超过自己的实际状态。那同样是一种夸大其词和虚张声势,这是他对于旧意识形态反感的起点。与自身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矮一些,这就需要一定的幽默和适度嘲讽的精神——不去嘲笑遥远的地平线,但是可以嘲笑自己这个人。所谓真实,应该包括这个人自己的真实在内。所谓生活在真实中,也包括生活在自己身上的真实当中。虚骄的做法并不能够为人们找到新的起点。 尽管有点为难(谈论自己),但是他不愿意放弃每周一封信的机会,它起码是精神俯卧撑。能够将自己的始终处于不定的精神状态描绘出来,未必没有意义。实际上一个作家,当他观察外部世界,其实是从观察自身开始。如果说他拥有丰富的人性知识,其中有一大半是关于他本人的人性知识。“情绪反复易变,抑郁与高兴交替出现。一些不愉快的琐事,捉摸不定的感觉,担忧或危险”,这是哈维尔最常提到自己的句子。还有类似“有点失常、有点魂不守舍、有点粗心、有点局促不安”。就这么一个人,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据海森堡的研究,因为成为观察对象,物理世界粒子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便会出现改变”,意及当我们观察自己时,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将自身加以变动。 他决心为自己列出一张“清单”。先是身体状况,后是精神状况。身体状况主要有三种:一、觉得正常,什么毛病也没有。二、有点小病或者略有不适。三、感觉不适,又查不出什么确切的毛病。这种状况最不好,因为它引起了情绪上的不稳定和跌落,乃至“觉得一切都觉得古怪,我简直不是我自己了”。关于精神状况,他一口气给自己报出了十五种心情——“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笔者冒昧地揣测,这种做法很像是某种滑稽模仿,故意运用那种官僚主义的体例及语调,看上去符合规范像是给狱吏们的一件礼物,其实却在暗中发出诡异的笑声。 也许这点小把戏被狱方戳穿了,他们不允许他将八种坏心情编号、按照顺序写出来,这些狱吏们的心思真的很难猜透。在他接连写了三个之后,就开始跳着写。“第八”在“第四”之前,“第六”却不知去向。阅读这些描绘,你不能不认为哈维尔是一个自我观察的大师,一个人对于自己知冷知热,他才能够对世界与他人知热知冷。他能够恰当地反观自身,找出自身不大不小的比例,他也能够恰当地看待世界,找出眼前每一件事物的恰当比例。从他对自身的观察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出几分自己的影子。 第一种坏心情是“忧郁”。但是哈维尔的忧郁,并不是自怜自爱的那种,而是在体验到美好事物之后,又不能近距离抓住它的哀伤。“这是一种为美好的事物而喜悦、同时又为它如此遥远而悲哀的奇特的混合。”第二种坏心情是“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这是一种对于将要到来的事物感到不确定的那种感受,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因此而感到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想象种种灾难。包括在公共场合感到怯场。尽管他的行为从外表看不出来。第三种坏心情是“沉默和冷淡”,像是披上了一层盔甲,对于外部事物采取漠然的态度。他同时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以免被凌乱庞杂的事情所淹没。 他分析最坏的心情,要数“陷入绝对的和完全的自我怀疑状态。”(第八)他会一下子觉得自己所写的那些戏剧一文不值,它们的全部缺点甚至被他自己排列出来展览。他厌恶自己动不动就感到发窘、不知所措,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双下巴、眼袋等等。但是与他人不同的是,他能够接受自己的这种糟糕的一事无成的感觉:“我虚心地接受了自己毫无价值的感觉,我把这当做命运的安排”。他也认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能够自我怀疑,尤其是那些希望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们,总是先怀疑他们所做所为的价值。这也是一种自我批判。问题是这种怀疑不能“走火入魔”。 他如此这般解剖自己,有时候让人觉得他已经“脱离”了自己,他所谈论的是另外一个人。他想起谈起自己小时候的家庭,那是一个算得上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给他留下的却是一些不愉快的印象。那种将他与周围人分割开来的优越感,反而让他觉得自己“矮人一等”,成为人们眼中的异己。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也许不信任他,在背后嘲笑他。凭什么他要比别人拥有得更多?这让他觉得不快,是他日后对于社会不平等及特权深感不满的来源。他不无幽默地讲了这么一件小事:因为被喂养得太好,哈维尔小时候是个小胖猪,不能爬树不能翻筋斗也不能跨过一条小沟。一度时期,他的同学们热门消遣就在于前来拍他的胖大腿。 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所有负面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谈论这些负面的东西,其实也是对于一路高歌的主流精神的某种对抗,其中包含了一种反抗在内,但是哈维尔并没有停留在这些情绪当中,并没有陷入一种自我瘫痪、自我陷溺,像一些冒牌的艺术家那样。人是矛盾的存在。尤其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潜力,看到了自己的“存在本身”,体验到了自己更为深刻的生命或本能。与环境相隔离的这种疏异的感觉,也是日后促使他参与到人群中去、恢复自己在人群中位置的决心所在。 “说来也怪,我在某些程度上是绝对的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坚韧顽强、目标明确,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我是不可摧毁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会多么坚持自己的看法,这经常使得你烦恼,尤其是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固执己见的时候)。的确,许多事情我并不十分感兴趣,做起来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大可不必理睬它们。但是我一旦铁了心,或者对某件事情来了劲,我真能把自己整个搭上去,不惜一切代价,一条道路走到黑。我不喜欢做事有头无尾,不喜欢半信半疑或可进可退,不能容忍混乱不定。” 一些能够分享哈维尔身上那些淘气幽默、分享他的焦虑烦恼荒诞感的人们,未必能够分享他身上这种坚持的、坚定不移的特质。而这一面才更加能够说明这个人。一个人的心情是一回事,但是他的行动是另一回事。能够说明这个人的,不是他的心情他的感受,而是他的行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行动,那些不可抹杀的东西。心情是飘忽的,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行为却不能来回摇摆,变幻不定。顺便地说,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倾向主观的年代,人们越来越看重一时一地的小心情,以此来判断自己,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 哈维尔承认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过许多奇特转折,甚至他从一个剧作家变成一个投身民主事业的人,这在他最初也没有想到,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能够连贯起来的,从中可以找出一个明显的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比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成功了。不管世事变化,命运沉浮,他没有因此而变得面目全非,而是始终保持某种连贯,用他的术语来说,便是“人的一致性和绵延性。”他在牢里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认为“有两点与我有关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第一,在所有哪些曲折和转折背后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清晰的、贯穿始终的东西;第二,即使我有时候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无论什么原因,我也总是能够设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回到自己最初应该站立的地方”。 从他自身的一致性出发,就事情对于他而言的意义(而不是对于其他人而言的意义)来说,如何理解他在狱中的这件事情呢?他的答案是:“我并未作出‘牺牲’,也不是在开玩笑,我不是好惹事的人,不是在与命运开玩笑,也不指望会有某种明确的结果。我仅仅是在并非我所创造的条件下捍卫我的个性,以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么去做,力图做一个有责任心、有尊严的人。” “人的尊严是不能用‘非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的,这只能用‘我’获得的自由来衡量。因此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捍卫他的尊严。这不是一时的决定,而是一个恒常的决定,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存在的习惯’。正如每个人每天都有不去做逆来顺受的可怜虫的机会一样,他每天也有成为这种可怜虫的危险。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我处在这种地步,无论我愿意不愿意,为了捍卫我的尊严,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我如何度过在这儿的时间,即使在这里,准确地说就在这里,我也仍旧是我自己,我决不放弃自己的任何东西。” 哈维尔并不是一个身体十分强壮的人。在狱中,他经常感冒、嗓子疼、喉咙发紧。1983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突然发起了高烧,监狱看守看到情况不妙,赶紧把他送到监狱医院。这个地方审查制度略微宽松一些,他得以给奥尔加写信通报病情。很快对于他的再次声援在世界各地响起。某天晚上他正要睡觉时,一名医生和女官员来到他的房间,向他宣布撤销对他的判决,这意味着他比他的原来的刑期提前将近10个月。已经换了睡衣上床,哈维尔提出能不能在狱中再住一个晚上。对方说不可以,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公民了。他当晚被转送至地方医院。当听到医生们称呼他“哈维尔先生”,他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意识到自己终于自由了。 2011年1月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崔卫平的最新更新: 回到自己最初的起点——给冉云飞 / 2011-10-22 08:56 / 评论数( 4 )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下) / 2011-09-06 21:34 / 评论数( 7 )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上) / 2011-09-06 21:30 / 评论数( 7 ) 爱这个世界——2010年林昭纪念奖获奖感言 / 2011-08-02 16:09 / 评论数( 7 ) 前希特勒时期社会心理 / 2011-07-17 11:10 / 评论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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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 思想即处理自身黑暗(上)

作者: 《思想》  |  评论(0)  | 标签: 崔卫平 , 文革 , 传统 , 共产党 文/崔卫平 1999年3月,我在一份叫做《文论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以什么名义?〉,针对余杰不久前发表的文章〈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中对于哈维尔和昆德拉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批评,提出了「哈维尔为什么要批判极权主义」、「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我从事社会政治表述的一个起点,在这之前我主要写作诗歌与小说评论。 强调「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批判、要反抗,而不是简单地去批判和反抗,其中包含了一个延展性的视野,即对于我们从小所处革命传统的反思,是希望不要再重复前人所走过的弯路,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某种既定的思维方式,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顽固。即使在那样「极左」的历史结束之后,它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尤其是同样会存在于新一代批判和反抗的人们身上。 这个反思性的立场,开始于1980年代。更准确地说,来自1970年代末期。我是文革结束后考入大学的第一届77级学生,1978年春天进校。我们能够上大学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结果,在这之前中国大学十年没有正常招生。我本人在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去农村插队三年,在江苏沿海的射阳县种棉花。 上大学最初几年,始终沉浸在一种思想解放的热烈气氛当中。1978年3月我们进校没几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大学,重新肯定了科学的权威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是重新肯定了理性而不是迷信在民族生活中的位置。接着胡耀邦先生主持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将一大批人从各种各样的污名状态中解救出来,他们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罪名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同时,大量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从各个角落里走出来。 我与同学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王蒙、张贤亮等那批右派作家的归来之作,我的古汉语老师在教授先秦诸子百家的同时,不时插进安徽大饥荒饿死人的议论,好像那是一些必不可少的插曲。南京大学南园的报纸栏里,一连多日陈列着张志新烈士的美丽照片,她被塑造成坚持真理的新英雄,一种思想英雄。 1978年我22岁,正是思想成型的时期。每天与周围人们一道经历新的发现、新的真相、新的话题,经历「开禁」所带来的希望以及新的失望,就像从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中走出,抬头感受到了刺目的阳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诗人王小妮(当时是吉林大学学生)在一首叫做〈我感到了阳光〉的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能代表包当时许多年轻人的心情: 我从长长的走廊走下去…… ——啊,迎面是刺眼的窗子两边是反光的墙壁阳光, 我 我和阳光站在一起! ——啊,阳光原来是这样强烈暖的人凝住脚步,亮的人憋住了呼吸。 全宇宙的阳光都在这里聚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只有我, 靠着阳光站了十秒钟十秒, 有时会长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终于,我冲下楼梯, 推开门, 奔走在春天的阳光里。 经历过那个年代,有两件东西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第一,真相是埋藏在地下的,真理并不流行,相反,它们需要有人坚持,这种坚持有时候需要顶着很大的压力,现实的未必就是合理的。第二,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一段非常弯曲的道路,尤其是在思想上,很多从前被奉为圭臬的,只是一些十分荒谬的东西,它们或许已经深深进入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血液,需要不断反思才能加以清除。 我在一种混乱、晦涩的传统中成长起来。 196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气很热,祖母带着我们在树荫下吃饭。饭菜上桌时,飘来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烧焦了,闻着这种不祥的味道很难下咽。循着味道找过去,原来是有人将当地淮剧团五颜六色的演出服抬到大街上点起火来烧,那些色彩鲜艳的袍子、裙子、腰带,被伸着长长的火苗渐渐吞没。不时有一两个毛绒绣球滚到脚边,沾满了脏土。而那些美丽的头饰和绣鞋曾经寄托了我幼年时许多梦想。我母亲爱看戏,于是我们孩子有许多机会跟着她进剧场观看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装戏,虽然并不懂什么意思。 从「破四旧」开始,这是我头脑中有关文革记忆最初的镜头。我所居住的是当地政府的机关院子,院子里有一个漂亮姐姐参加了这次燃烧的行动。她原先经常穿一件黑色灯芯绒上衣,扎两个小辫,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她有个妹妹叫小毛,与我年龄相仿,我们都叫她「小毛的姐姐」,应该是初三或者高一的学生。很快,她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走路的样子劲头十足。她也是全院子第一个去北京天安门,接受伟大舵手接见的人。 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部纪录片里,有位当年北京101中学学生、现在美国某大学教书的杨瑞教授,她这样谈到当年的情况:此前作为小孩子,说话没有人在意,但是成为伟大领袖指引的革命小将之后,在家里的地位突然提高了,父母开始对你刮目相看,自己也觉得神气起来了(大意)。杨瑞所说的,与我们院子里「小毛的姐姐」情况十分吻合。此前这个姐姐在院子里众多孩子中并不突出,但是很快她成了全院子人瞩目的「明星」。与我们住得更近的还有一位哥哥,我们知道他在学校成绩不好,但是成了学校红卫兵领袖之后,也是突然神气起来了,有人有一些事情需要求他。 当时我的眼里,这些哥哥姐姐们,就像是一群「天兵天将」。他们突然从天而降,来到人们中间,彷佛在某个神秘的时刻,接受了某些神秘的指令,并拥有一些神秘的特殊使命。他们还掌握着一些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中有一些特殊的规则和逻辑,这些逻辑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它灭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诸如此类。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有点像我们课本中的孙悟空和哪咤,在天庭中翻滚打斗,俯瞰人间一切。当然远非「俯瞰」,而且是「怒目」和「蔑视」。 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是,被他们称之为「敌情」的,就在我们身边的角落,「敌人」原来都是一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是同学或者自己的父母,还有一些陌生的难以理解的专用名词,比如「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听人说,大前门香烟的包装纸里面,藏着一条「蒋介石万岁」的标语,长我一岁的哥哥带着我,在昏暗的路灯下试图找出它来,心里紧张得不得了——想要发现一桩秘密,又怕自己若是真的看到了怎么办。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大街上。五颜六色的大标语,那上面将人的名字倒过来写,再划上叉叉;沿街的大字报栏上面,还会有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比如我们院子里的某位叔叔有几任妻子之类;有将这些走资派的头像放到一起,冠之以「狗头集」,我的小伙伴喊我去看「你的爸爸在上面呢」,我赶去之后很快发现:「你的爸爸也在上头」,我们一同羞愧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街上搭台演出,台下人山人海的,白天和晚上都在演出,那些歌舞所表达的感情不仅是愤怒,还有一种悲愤、悲怆、被遗弃的感情在内,比如那首著名的歌「远飞的大雁」,听上去是红卫兵本身被围困了,他们正处于无助当中,非常Kitch。 夜晚人们突然涌上街头,因为要庆祝新下达的毛主席指示。所有的喇叭都在大声播送,一遍一遍,还有记录速度的播报,很慢,很庄严,就像是天庭里传来的声音,那种时候就会觉得作为一个人不仅渺小,而且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播出,在纪录片中充当解说的女红卫兵的音量尖锐、急促,声调要多高有多高,几乎是声嘶力竭,表达一种不要命的忠诚与牺牲。 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种东西的诱惑。虽然不能理解那些大字报的内容,自己也没有赶得上写一张大字报,但是我学会了当时流行的几乎所有革命歌曲,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红歌」。这些东西强而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尤其是那种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的口吻和气势,流进了我们的血液。后来我们都清晰地记得80年代初听台湾歌手邓丽君的那种震撼,原来还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可以唱啊,尤其是可以唱得不一样啊。 当然生活中也有一些裂缝。我们半夜起床大街上排在长长的队尾,不只是购买毛主席像章,还要购买紧缺的煤炭。实际上,当父母在「监管室」里,家里的保姆、祖母被驱逐,我们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白天买菜做饭,晚上熄灭煤炉关好门窗,秋天给父母送棉衣等。我们是日常生活的承担者。有一年多的时间,13岁的哥哥带着我过日子,家中没有大人,我们所在的地方,被父母称之为「家」。 我母亲(1925年生)年轻的时候,也见过「天兵天将」,那是真正的、带枪的「天兵天将」。她当时16岁,比我在文革中大一些。 1941年1月发生了著名的「皖南事变」,本来联合抗日的国民党,对安徽南部共产党的军队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扣押了军长叶挺,军队的其他主要将领被杀害,随后这支军队残存的余部来到了江苏苏北。这年的夏天,重整之后的新四军军部来到了我母亲所在的村庄,新军长陈毅也住在这里。新四军是共产党在长江沿岸的抗日部队,如同总部在延安的北方的八路军。 「一个叫停翅港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名字」,随军部同行的电台女记者戈扬在日记里写道。她本人正好住在我母亲的家里。在日记中她记载了入住我母亲家的情况:堂屋里住着一对四十几岁的中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外婆了,他们的脸上显出不欢迎的表情,但是从门背后闪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两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她也不说话,拿起笤帚就开始扫地,意思是说「我把地扫好了,你可以来铺草打地铺了。」 这位新四军的女记者比我母亲大十岁,她是我母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为了打掩护,这位女记者也称呼我的外公外婆为「爸爸、妈妈」。新四军在这里进行抗日动员,发动群众依赖文艺演出,我母亲加入为其中的一员,她背着二胡在附近四乡八邻奔走。她还是村里的妇救会长,布置做军鞋、送军粮等。前几年我回家过年她回忆说,当时她的父母对说她:「你现在跟共产党走,国民党回来你要被杀头的」。在一次胜仗之后,我母亲在乡间万人大会上作为抗日积极分子代表发言,她至今记得「场面盛大」。 在这篇有关我母亲的日记的结尾,戈扬特地写道,后来这个女孩「也出来了」,她指的是我母亲最终离开家乡出来干革命了。戈扬是共产党报界凤毛麟角的女强人之一,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之后在北京主编一个叫做《新观察》的刊物,提倡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初春天她所举办的改革派会议被看作是「八九动乱」的根源之一,因此在64岁高龄流亡,后来病逝于美国。在那部叫做《天安门》纪录片的开头,她回忆道:战争期间,革命者能够住在老百姓家,得到老百姓的保护,但是后来进城了,老百姓却无法住进他们家了(大意)。1980年代初我从南京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一度因没有住房而住进作家协会一家杂志社的办公室,与她在同一栋楼上,我经常去看望她。 至少在当时,共产党的部队是受到当地群众欢迎的,是能够在人民当中生根的。我父亲的家乡很快也来了新四军。父亲的家庭是地主,按说算是「剥削阶级」,但是父亲他们弟兄四个连同我姑母全都参加了共产党。应该是1972年春天,父亲作为下放干部重新调回城里工作,临别时与家里三个稍大的孩子做了一次谈话。他认真地向我们谈了当年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对于一个地主的儿子来说,这是经过观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时国民党十分腐败,贪图自己的利益,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而共产党的新四军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尽量少打搅老百姓,人来了先打扫庭院,临走时收好睡觉用的门板。父亲用「看不惯」来形容他心中对于国民党的态度,这是他的个人用语。其中的「老百姓」是他的工作术语,这放在稍后谈。 父亲的家庭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这个阶层处于皇帝与普通人民之间,实际上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道德担当者。族谱里记载着比如我祖父如何办起了村里的第一所小学等。他们虽然是秩序爱好者,但是信奉儒家「君轻民贵」的思想,由于距离底层百姓比较近,因此他们的同情和立场放在了普通人民一边。1922年出生的父亲,是受过20世纪初新文化影响的一代,父亲的父亲早逝,但是他的两个叔叔在北京学法律,一个叔叔学数学,他们假期从京城带回来国民政府的律法小册子以及鲁迅、朱自清的著作。父亲本人还是一个科学爱好者。 祖母说,父亲曾经带着弟妹,爬到自家的房屋上,看看有没有藏起来的「浮财」(金银首饰之类),需要交出来。他们对自家财产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眼前不远,这需要他们放弃个人的一切。这种自我牺牲的想法应该在儒家的思想里也能够找到源头:「士弘毅而道远」。父亲性格温和,偶尔也会突然严厉起来。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思想》的最新更新: 思想即处理自身黑暗(下) / 2011-10-22 09:37 / 评论数( 0 ) 思考正义的三种近路:桑德尔谈正义 / 2011-08-08 23:29 / 评论数( 16 ) 凝视巴西(下) / 2011-08-05 23:09 / 评论数( 0 ) 凝视巴西(上) / 2011-08-05 23:05 / 评论数( 0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下) / 2011-07-28 10:08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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