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

　　「特别提要」：2011年10月10日，中央汇金公司悍然入市中國证券市场宣布，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农、中、建四行股票。在中國股市持续低迷达五年之久，中國股市由最高6124.04点到达2300点左右之际，中國最大的国有主权基金开始出手了，此举引发国际、国内市场超乎寻常的浮想联翩、更广泛的丰富联想。但购入中國国有、全球最大第一中國工商银行（据最新美国《财富》报告，中國工商银行为全球最大业界银行）及四大国有银行资本境况下，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实在令全球资本匪夷所思、浮想联翩……难道通过购买几家公司股票就能够中國“救市”？中國汇金入市中國四大国有银行，是中國乃至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个超级重大信号。有著名国际学者更一针见血、尖端的指出：素有“不差钱”著称的中國国家国有系，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钱堆在那里是要当然贬值、霉变的。中國这四家国有银行绝非一般的商业银行，都是富可敌国的超级银行，都有着“定海神针”“可下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特色”神奇功能。据中國改革开放30多年估计，这四家国有银行在中國金融、货币市场占有80%之巨的庞大、铺天盖地的资本进出市场容量。 　　增持银行股“强心”市场信心，增加中國政策的想象力 　　中共第一黨报《人民日报》11日发表《汇金增持四家银行股票不能简单视为“救市”》文章，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典型写照，也是中國国家主权基金救市的核心目的。中國“国有”素有“不差钱”之称的中國大市场，这四大国有银行几乎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原来，中國国庆长假后首个交易日，沪深股市延续节前的调整大势，大多数股票均出现下跌。然而，在一片下跌的声啸的浪潮之中，唯中國国有大银行板块的表现却颇有意外，10日当天，中國工、农、中、建四大银行股价均逆势飘扬。——这就是中國主权基金、汇金公司入市四大国有银行股的必然结果。 　　股市收盘之后，一个消息在市场中迅速引起广泛影响：中央汇金公司表示，为支持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发展，稳定国有商业银行股价，中央汇金公司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农、中、建四行股票，并从即日起开始有关市场操作。中國银行、中國建设银行、中國工商银行及中國农业银行10日晚分别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当日增持中國银行A股350.97万股，增持建设银行A股738.44万股，增持工商银行A股1458.4万股，增持农业银行A股3906.83万股。 　　增持后，汇金公司持有中國银行A股1885.57亿股，占中國银行总股本的67.55%；持有建设银行股份1427.53亿股，其中A股1.62亿股，H股1425.9亿股，占建设银行已发行总股份的57.09%；持有工商银行A股1236.56亿股，占工商银行总股本的35.43%；持有农业银行股份1300.39亿股，占农业银行总股本的40.04%.公告还宣称，汇金公司将在未来一段时间（估计是涵盖2012全年），将继续增持上述四家银行股份。——这是中國股市6124.04最高点高位下滑至2300点左右的重大、开天巨大的动作。 　　作者为王兰的文章11日一大早对中金入市四大银行评论说：“制度性设置进入门槛，制度性制造存贷差，业辉煌靠的是这两个”制度性“。失衡的规模、管制下的利润、复杂的治理结构等形成了中國银行业的隐患，有的或许是痈疽之疾，有的则是心腹之患，当警觉”。也就是说：在美元、欧元深陷最大危机的2012年之际，这四大国有银行在汇金这棵大树下，依然可以逆风飞扬、我行我素、一览世界风光？ 　　市场能量天下无双，未必凯旋还要走着瞧 　　历史经验为证：作为中國资本市场上“国家队”的先锋，中央汇金公司的举动历来受到关注。2008年9月18日，汇金宣布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次日上证综指上涨9.45%，两市千余只股票涨停。2009年10月9日，工、中、建三行接到汇金公司通知，汇金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增持三行A股股份，当天上证综指大盘上涨4.76%.此次汇金的再次增持，是否能重现以往的效果？ 　　汇金出手绝非中國资本市场的塌陷或灾难预报，虽然目前还不清楚汇金增持四大行股票的细节，但对于股市二级市场来说，其积极效应不言而喻。2011年股市又是一个“灾害年”、走势疲弱，尤其是7月以来，市场出现连续不断的下跌，市场信心受到严重、前所未有挫伤。汇金在这一时机增持，能够在稳定市场情绪、增强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作用。此外，汇金的增持也会激发市场对后续政策的无限想象力，也有利于市场的转暖，但后市最后第四季度、及2012年的美欧怎样肯定是无法向上那个。 　　市场反应强烈：汇金公司增持四大国有银行股票，说明现在的二级市场股票，尤其是银行股已经具备较好的投资价值。但这种垄断寡头的深入，将加速中國金融、货币生态环境的板结与恶化，由中國温州当前的危机会否演变成与美欧资本、工业、制度的冲突，尚需时间来加以实践和印证。中國汇金作为四大行的控股的大股东，其举措也往往被认为蕴含政策导向。汇金增持的消息公布后，对于仍在交易的香港股市已形成刺激效应。中國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H股在当天收盘前均出现快速上涨，恒生指数尾盘也由跌转涨。 　　增持就是市场单一“救市”，股市升起还有待观察 　　从7月中旬开始，A股市场一直在一个不断探底的下降通道中，目前的上证指数距离2010年7月形成的2319点低点只有一步之遥。汇金增持能否扭转这一趋势？宏观汇金公司，几乎是在中國股市近来的相对低凹位增持中國最大国有银行股，本身就是“国有”独霸一方的一种投资行为，其目的“救市”，否则此时入市干什么？中國古今战略战术，以“此时不战再待何时”为分水岭，汇金入市更有深远的意义——最最关键的是外部环境，此轮美元欧元危机到触及底部了吗？ 　　从目前A股市场的情况看，存在一些风云变幻的重大因素。经过连续下跌后，股市的“泡沫”得到进一步压缩，目前的市盈率水平与2005年、2008年的底点相差无几，但整体估值水平处于历史最低位。长假期间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稳中有升，环比回升0.3个百分点，这是连续第二个月小幅回升，表明宏观经济仍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但中國股市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是中國资本、财富近五年根本大环境的使然，中國汇金援手中國四大国有银行、头疼治头脚痛医脚，能给中國资本股市回天之力？值得历史来深刻反思。 　　中國资本市场将在何处见底？与其猜疑股指运行的点位，不如静下心来分析影响市场源头的关键性因素。中國股市要见底，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是引发市场的游戏规则调整的原因有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如货币政策、市场供求关系、房地产调控、国际市场的动荡等；其次是有没有外力来“对冲”各种不利因素，包括美欧资本市场的表现和进出，中國汇金增持就是这样一种外力，但其力度还有待观察；最后，是中國股票的估值水平是不是足够、真的见底？虽然现在A股的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但全流通后市场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不能与过去作简单对比，而且市场的结构差异明显，一些小盘股的估值仍然不低。综合这些因素看，投资者对下跌趋势能否终结还应持谨慎态度。 　　汇金入市不是不变，还是中國策略待变？ 　　10月10日收盘之后，一则中央汇金公司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农、中、建四行股票的消息无疑给中國股市带来了不小的提振作用。A股已走出估值底，汇金入市是否意味着政策底也开始形成呢？和讯信息研发部首席分析师夏立军认为，结合以往历次汇金入市后的股市表现，确实可以下这样的一个判断。大盘在连续下跌的过程中汇金开始增持四大商业银行，预示整个蓝筹股的投资体系已经处于比较高的安全投资边际之中，即使后期市场有所回调的话，市场整体的投资风险也不会很大。 　　自所以人类矛盾永远，资本也逃不掉这种规则。中國股市低迷了太久，结合目前各项经济和市场指标来看，都已经接近市场和政策的双底；因为从估值水平，从政策取向，从CPI将要下来，从银行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相比的话，已经非常接近了，现在不管是政策底还是市场底，都比较接近了；随着中國CPI的回落，已经紧缩了超过大半年的货币政策是否会转向，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2011年剩下的最后一个季度，美欧金融货币已经做出了明确表示；中國货币政策可能从紧缩的这么一个阶段转为观察期，应该是这么来看，观察下一时段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 　　因受欧美债务危机三年来的长期影响，中國也不可能长期一花独放，国内外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加，在此背景下，强调前瞻性将有利于宏观政策科学制定，为下一步调控留有空间。 受货币信贷政策趋紧等因素影响，当前部分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上升，沿海一些地区的企业出现了融资难、融资贵和资金链紧张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经营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增长。对此，下半年以来央行货币信贷的紧缩力度趋缓，不但加息步伐放缓，更是在公开市场连续10周对外投放资金，体现出货币政策的前瞻与灵活。当前，中國货币调控正进入到“两难”的最大十字路口：一方面物价总水平仍处60年来难治高位，稳定物价的基础还不牢固，货币调控力度不能骤然放松；另一方面，随着美元贬值、欧元危机外部环境的恶化，中國经济增长将面临增速下滑之忧，政策又不宜过于紧缩。货币调控犹如行走在平衡木上，如何在松紧间求新的平衡，考验着中國与美欧三大经济体调控部门的空前的智慧合作。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國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体制依然是中國高度集中的黨领导下的所谓投资集团。资本货币垄断，与黨政垄断有一样的异曲同工。一如20年前苏联的黨政、货币金融垄断，没有任何市场经济环境和机制、大自然规则的建树和法制的游戏规则，连同苏联一样霎那就被断送、终结。当今中國的货币、银行业基本上依然是一黨操控下的行政资本资源性垄断（中共黨的领导机构，建立在所有的国有企业、私有大企业集团、大集体企业之中），基本上是中共操控下的中央汇金、中國投资操控下运行，那么中國银行业的未来与“法制国家”的金融、银行业有必然体制的当然冲突，于是黨指令下的银行业锈蚀黑洞、不良投资、官员腐败黑洞等将长期存在并腐烂着金融、货币业，这是当今中共国家体制的世纪难解之结。 　　〖特别链接〗：中央汇金公司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16日，当时注册资金为3724.65亿元人民币，后无数次增资扩股，有外电报道其可调动控制的国有资本近万亿美元之巨，是由中國国家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其重要股东职责由国务院行使，代表中國国家依法行使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东等重点金融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中央汇金公司不开展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不干预其控股的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2007年9月29日中國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当年注册资本金为2000亿美元，来源于中國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筹集的15500亿元人民币，是全球最大主权基金之一）成立后，中央汇金公司变为后者的全资子公司。但无论是中國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还是中央汇金公司，都已扩股数次，都是美欧“市场经济”环境下不能、不敢“见阳光”、全球绝对超级最大的国有资本公司，不敢随便进出“法制国家”健全的欧洲、美国资本市场，却常常神出鬼没于非洲资本市场、以及亚洲资本市场。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作者: 巩胜利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1-0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主权基金救市国有银行的“天机”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经济随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银行何以如此脆弱？ (1) 钱都花到哪去了？ (1) 许霆案轻判是司法还是民意的胜利 (5) 许霆案背后的银行形象 (15) 警惕理财产品和基金中的陷阱 (3) 政府、银行、房地产开发商的三角恋爱是如何谈成的？ (8) 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 (38) 开始了——空前绝后的经济宰杀 (38) 令强者更霸道，令弱者更倒霉 (7) 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 (10) 中国银行业：死结能不能解开？ (0)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银行问题 (0) 中国政府绑架了银行 (0) 中国应走出低利率时代 (0) 中国信用卡的美丽谎言 (0) 中国也是次贷危机的输家 (9) 不能以公共利益压制私人利益 (0)

　　——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三周年祭 　　金融海啸就是专业“瞄准”货币而来的；战胜金融海啸的唯一法宝，就是采取正确无误的货币策略：“金融海啸”成功的法则就是，对货币的格杀勿论——“你死我活、我死你活”。自2008年9月15日、是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的日子，到2011年9月15日整整三年。从美元、欧元、人民币对策的国家战略来看，在这三年中却各有不同，未来是检验各国货币策略实施的关键时期。但美元、欧元至今深深陷入比2008年9月更严峻的经济、金融、货币的危机。 在这三年中，人们发现在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中，全球使用人口最多的三大货币（分别超过10数亿人口，全球使用总人口超过40亿人口）——美元、欧元、人民币，有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国略表现形式，其中甘苦、得失、驾驭的胜负更是智、愚跃然在三大货币之林：美元，从金融海啸至今，没有发生任何利率变化，一直停留在0.25%的基准利率上未动过；欧元，先是金融海啸前在1.50%基准利率上，然后是先后调整两次落在1.00%最低利率，现在又重新调回升到1.50%基准利率，近三年调整利率差在0.50%之间；而人民币则最不同，从存款准备金到基本利率等，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年中至少有20多次调整，难怪中國经济是全球大国中波动最大的国家，由此而带来的经济、社会、财富、人民生活等都是巨大、波动也最大。货币，是一个国家的稳定之根源，是人们生存、生活的根本，货币利率调整越频繁生活的波折就越大，引起的社会波动就越更大。 　　中國金融工具应用的“三率”（指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汇率）使用太过于泛滥成灾，几乎没有一个法制大国是这样频繁变动的；作为一个国家的金融货币利率，对宏观经济的调整功能其实非常有限；而货币“利率”的绝对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生活、财富稳超胜券的根源所在。 　　而美元在全球金融海啸后近三年时间（指2008年9月15日至2011年9月15日），美联储将其基准利率自2008年12月17日起由0.75%调整为0.25%，将联邦基金利率自1.0％下调至0.0-0.25％区间；欧元近三年基准利率为1.00%—1.50%之间，其近三年其间也只有0.50%的差动；而人民币近三年来，从基准利率、到存款准备金等据不完全统计总数有20多次的变动巨大、升降、从天上到地下的剧烈动荡。这是我们从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中所看到的美元、欧元、人民币比较后得出一番于世不同新锐论著。 　　货币利率的国家大略，是一个国家长期繁荣、持续稳定的根源所在。 　　从最近三年来（2008年9月15日——2011年9月15日）美元、欧元、人民币对比利率的实例可以看出（见表一、表二）并证实：三种主要货币中，中國货币是加减息最频繁、升降息最多、变化最无常地一种货币了。在2011年7月7日中國这一次加息的第二天，中國央行掌门人周小川在2011年7月8日“全球金融秩序改革论坛”上表示，CPI是年化数据，所谓见顶是指同比而言，意味着价格纠偏需要一段时间。周氏话音刚落，中國6月份CPI更是达到三年来创纪录的6.4%新高。就此而言，这让中國央行掌握货币、利率策略杠杆格外力不从心，甚至根本无奈。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和社会，货币、利率只是一种非常有限的使用工具，根本还要看这些国家中央政府整体的“游戏规则”的建树与市场经济管理水平，而中國这种只有十多年、“中國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整体管理水平，还处于驾驭“市场经济”的最初级阶段。从国内来讲，中國最最缺乏的是国家整体市场调节的能力和宏观引导而不是直接参加的动作，往往用黨和政府行政手段来加以扼杀、抹去经济、企业、公司的过去，这是中國市场与欧美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市场最显著、明显的完全不同点的策略手法。 　　从国与国际之间来讲，“中國式”“中國制造”走在了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之外的另一条路上，其最大利益获得者就是中國政府自己（一、中國外汇储备年年增长就是当然的例证；二、中央政府应该是一个公正、公平当然的裁判员，却没有“公正”的“裁判”中國市场），现在却令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國政府只能是望市场经济而兴叹。再比如，中國加入WTO十多年来，与WTO的游戏规则还每每多有碰撞、矛盾，让众WTO成员国家去遵从、适应中國国家的“游戏规则”这显然非常不现实，那么中國与它国的贸易冲突就要长期延续下去，中方却非要将WTO的官司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打下去，拿着鸡蛋去碰WTO的石头；中國银行业依然没有脱离政府主导的整体环境 ……于是，中國要建立与全球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市场经济地位”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一直强调“特色中國”市场经济的一帜独树，全球的“法制国家”——市场经济体系又怎样去建立而不冲突，进而国与国之间融通、和谐、来实现全球贸易、贸易制度及贸易裁判的建立和共赢？ 　　按着中國央行行长周小川解释中國货币的“中医药”理论来讲，一个国家的货币利息就像一个生命心脏的脉搏跳动一样，倘若一个心脏超速或加速跳动，就难免影响到它的五脏六腑。利率也是这样，是国家货币的脉搏，利率过快、过频运作波动，由这个国家组成的“五脏六腑”就当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异常，短期内还没什么大不了的，若是长期加速、超频、高速运行，那么人体就会出现“五脏六腑”失衡等“三高”现象——“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中的任何一项发展都可以致残、致命，若是“三高”三联发那么将无情的夺取人的性命。利率也是如此，美元、欧元利率可以稳定坚如磐石，而人民币利率为什么变动那么快、那么频繁呢？这是中國过去、这三年经济整体“不稳定”的重要成因之一。 　　倘若一个生命脉搏跳动紊乱、得了心脏病，再不及时治疗，那么它的岁月也许就剩下不多了…… 　　没错，中國是与其它国家货币、汇率之比面临着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对人民币升息压力，中國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与它国毫无任何干系，是中國自己决策的结果。但这种频繁、太多、众多的动态变动，使中國货币利率波动、利率实施都达到中國社会难以应付的尖峰，进而使中國社会自然生成不必要上下大幅波动，也是中國社会与美欧以及所有“法制国家”的货币、贸易顺差形成新一轮重要不同、与众国家另向的重大差异。现在，美联储、美元决定将基准利率0.25%延长到2013年中期，这使中國货币更艰难、难于出手。 　　至今，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满三年整，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美国和欧盟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债务危机。而这次债务危机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出现的一场新危机。当年美国雷曼兄弟银行倒闭后，美国政府为了拯救银行牺牲了纳税人的利益。现在国家债务飙升，成为新危机的又一大病灶——金融危机、实体危机、美元纸币危机正在蔓延……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 （《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作者: 巩胜利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1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美欧中货币决策谁更烂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经济随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这个世界还需国际警察 (1) 购买美国国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1) 谁来拯救中国3760亿美元财富？ (26) 论当前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 (0) 记念王伟君 (1) 西方国家害怕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吗？ (1) 装疯卖傻，趁势邀利 — 评美国军方的又一反华军事冒险行动 (0) 落后的涵义——中美翻得起脸吗？ (0) 胡奥会，中美冲突格局没有改变 (0) 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解谜 (0) 美国航母的黄海军演 (2) 美国舆论的变化与中国进步的矛盾 (0) 美国的社会扶贫体系远不如中国做得好 (1) 美国排华法案１３０年祭 (1) 美国崛起之路对中国的启示 (0) 美国如何掩盖轰炸我驻南大使馆真相？ (0) 美国失奢，焉知非福？ (2) 美国伟哥与中国的早泄 (0) 美国为什么胆敢轰炸我驻南大使馆？ (4) 美国为什么担心中国人不存钱？ (1) 美国不干涉中国人权了，我们自己干涉吧！ (0) 美中进入乱爱期？ (0) 由中美发展史看中美关系 (0) 浅析知识精英喜欢“反美”的原因 (1) 李肇星、霍尔姆斯纸上交锋 (0) 探讨真理还是探讨动机 (0) 我怎么看最近中美两国的经济对策 (0) 廿一世纪中美关系的选择 (0) 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0) 小布什的思维悖论与世界性灾难 (5) 奥巴马的杀手锏 (0) 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是什么？ (1) 奥巴马执政百日的变与不变 (1) 奥巴马同志可以晋升“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了 (0) 台湾可能成为中美军事冲突的牺牲品 (3) 反击“特保”致中国劳命伤财 (0) 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4) 北京学当超级大国 (0) 保守的中国人与张扬的美国人以及随题二三思 (0) 你所不知道的中美关系 (2)

巩胜利：温州危机风暴乍起 进入专题 ： 高利贷 民间借贷    ● 巩胜利       行业“排头兵”中国企业“先进”代表的温州企业为何接连倒下？（见2011年9月28日新华社题为《温州民间借贷引发企业债务危机现场见闻》的报道）。10月初，人们惊奇的发现：当温州企业家跳楼、逃跑，企业倒闭这些敏感词汇频频刺激眼球的时候，素有中国“经济风向标”之称的温州，在此次“民间借贷风波”中倒下的企业不仅仅是产能落后的中小企业，也有曾经风光无限的行业关系到人们吃饭、穿衣等的“排头兵”企业，其中一些企业直至“出事”前还在正常运行生产。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明星企业”“先进企业”接二连三的轰然倒下？在中国“国庆”举国长假的一派国泰民安与温州企业海啸之中，“温州经济”该何去何从？除了温州企业难以继续之外，作为中国资本最早进入欧洲的温州企业又该何去何从？           中国“风向标”的衰局？          有中国媒体报道：９月29日在中国、浙江省温州市的正德利鞋业总部看到，相较于周围鞋厂的明亮灯光，正德利的几幢大楼已是一片灰暗，仓库、车间和操场上的成品鞋和半成品鞋都已经被贴了封条。几个保安坐在大门前的小板凳上，偶尔还可以看见几个工人进出。见到正德利鞋业员工余樟生的时候，他正忙着打电话为自己找“下家”。“昨天生产线还在转，转眼就人去楼空了。我们等到明天拿了工资，也要另找出路去了。”     温州正德利鞋业已有10余年历史，旗下包括正德利、青春秀、柏芝公主、美人鱼四个知名品牌，共有四个厂区，占地面积上万平方米，约有950名工人，其董事长沈奎正９月27日在家中跳楼身亡，引发温州企业这轮经济危机的巅峰。据正德利鞋业旗下的左右鞋业营销部常务副总经理孙玉华说：“我们４个品牌不但品牌效应好、客户固定、生产正常、订单充足，即使在董事长去世以后我们的管理层和工人都想把企业撑下去。直到昨天生产还在继续，但是银行把资金冻结了，我们没法付款给供应商，今天生产被迫停止了”。正德利鞋厂，是当前中国温州企业这轮经济危机怪圈的一个无法避过魔影。     经了解，截至目前，温州市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其中９月份就发生26起。９月22日以来，温州市发生３起因债务危机后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事件，造成２死１伤的惊世恶果。与正德利鞋业一样，在最近老板出逃或者跳楼的一批温州企业中，一部分企业在老板出事前生产正常、运营有序，其中不少还是行业的“排头兵”甚至是温州的“明星企业”。     浙江信泰集团是温州瓯海区的重点骨干企业和纳税大户，企业拥有国内眼镜行业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2010年产高值达2.7亿元，是温州眼镜行业里的“龙头老大”。９月22日，该集团董事长胡福林逃跑。有媒体记者９月29日专程赶到位于温州瓯海区中央大道的信泰集团采访。占地120亩的这家企业，短短一周时间，已经人去楼空，渺无人烟。数十名公安民警和协警牢牢把守住了厂大门，严禁任何外来人员进入厂区。而在同样因为老板出逃而被迫停产的温州综艺鞋业一楼办公大厅，人们看到，这个企业墙上挂满了“明星企业”“中国鞋都重点企业”“全国质量信得过企业”“先进企业”等多种荣誉奖牌，而此时却显得格外刺眼。           压垮民企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提起老板沈奎正老板的死亡，在正德利鞋业工作多年的孙玉华禁不住泪眼婆娑：“老板为人好，对员工也好，要不是高利贷步步紧逼，他不会走上这条路的。”温州事发，与当地金融环境无不有根源关系。据统计了解，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上半年累计发生民间借贷485.5亿元，民间借贷成为当前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第一主流渠道。当地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持续上扬，月息高达３—５分，个别甚至达６分至１毛。民间借贷的疯狂从2011年上半年纠纷就高达7000多起也可见一斑。而国有四大银行，只是参与企业流通，根本没有任何输血、造血的任何功能，而地方银行更是近在咫尺、却爱莫能助，甚至山高皇帝更远。     综艺鞋业皮革供应商、君远贸易公司老板金亨擘说：“现在高利贷利滚利，年利息高达60％，但是企业利润也就是３％到５％，别说把制造业逼进了死胡同，即使是高利润的房地产行业也扛不住啊。”据在温州当地知名论坛“703804”看到，有网民这样评价现在的温州经济现象：“高利贷毒害下的温州经济就像一个靠喝自己鲜血解渴的病人”。但为何温州这么多企业还是选择了“饮鸩止渴”的古训？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掌门人周德文说：“民间借贷有着生存的客观环境，超过半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足够支持，只能被迫向民间借贷，刺激了民间借贷的发展，使其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据知，温州民间借贷有着超过30多年的历史，其资本大亨多在欧洲腹地，有着温州本地背景，确实堂堂正正是有着意大利、德国、法国身份的中国人。     一些温州中小企业主告诉媒体记者，在宏观调控、流动性收紧的大背景下，银行为了保持利润上涨提高企业贷款利率，并出现扣留部分贷款作为“存款”转贷给其他企业的现象，延长了还与贷之间的间隔，甚至“还而不贷”，导致企业与银行之间的链接断裂被迫利用高利贷过渡并再次陷入“抽刀断水”的危机。     “银行宁可把钱借给一直在亏损的央企也不借给我们，企业老板又不是傻子，如果银行能贷到款，谁愿意去找高利贷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皮革厂老板说。周德文说，现在部分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就是去年产业空心化延续到现在的集中爆发，而产业空心化具体表现为大量资本逃离实业，大量企业外迁。同时也与温州企业“老旧模式”密切相关。温州大量企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落后，一直延续传统的薄利多销观念。温州仅仅是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处于产业链最低端，缺乏增长后劲。     当地资本货币的环境是这样严峻，而外部对企业自身而言，部分“排头兵”企业的消亡也与企业决策者把生产战线拉得太长有关。2010年温州市金融办对324家企业的调查显示，2008年被调查企业进行主营业务以外的投资有119家，2009年增加到138家，2010年一季度达到163家。2008年以后，信泰集团“转型升级”，将大量的流动资金投向了光伏产业；而正德利鞋业集团也将流动资金大笔投向土地和房产购置上。在中国“国有”从企业到银行等产业都垄断一统天下的大背景下，温州私有企业却拔地而起约30年，怎么不在美元金融海啸、欧元主权债务危机的双重夹击之下遭遇重创？现在是欧洲的温州资本收紧货币的重要关头。           温州力量真能抵御这次危机？          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也让其上、中、下游企业备受根源困扰。“鞋厂老板一跑让我们怎么办？我们也要发工资、要向我们的原料供应商拿货，现在温州企业信誉受到重创，拿货只能用现金，不但钱拿不回来，生意还越来越难做了。”温州新盈鞋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长康说。     周德文表示，这不仅是温州部分企业的问题，如果不加以制止，将会愈演愈烈并快速蔓延。“政府和银行在这个紧要关头必须出手相救，同时企业自己也要有信心，因为温州企业的基本面还是好的，绝大部分企业仍然在正常运行。大家都要相信温州有力量抵御这次风险”。但中国的银行是“政府的银行”。不管是中央的四大国有银行，还是地方国有银行，总之都是“政府的银行”，这就让中国特例的温州企业无法享受到政府的大餐，换句话说，就是温州企业倒闭，与政府根源无关！政府只在其中取税、费，生与死不是地方政府所力所能及能及的。     据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执行会长谢榕芳说，应对此次危机，首先需要银行支持：一是降低利率，二是不要抽资。他强调，银行要改变观念，救企业，也是救银行自己。但温州及整个中国几乎短缺民间银行、资本的良性循环的整体力量，更何况温州的这种“中国资本主义”发祥地。     “只考虑利率增高一点，到时候连本钱都没有了，呆坏账不更高吗？”周德文说，民间借贷有客观存在的必要，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民间借贷只能疏导而不是封堵。“如果把民间借贷一棍子打死，会加速剩余中小企业的死亡。中国应该尽快促使民间借贷合法化，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小型的银行和贷款公司，同时控制合理利率。当然对恶意催债应该严厉打击”。市场经济的金融、货币本是两条走路，而今60多年至今的中国金融、货币的另一条“腿”，却一直无法长出，温州企业却瘸腿长到今天，怎么不心、血俱伤？     成立于1993年的信泰集团是温州最大的眼镜生产商之一。2010年其眼镜业务销售收入为2.7亿元。胡福林自小继承家族眼镜生意，是当地最早的眼镜商人，创了这份不菲的家业。而今，在温州政府和商会的协调下，温州多家眼镜企业将联合并购重组信泰集团，负债20多亿元“走佬”美国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将回国谈判被重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胡福林仅欠债、月利息高达2000多万元。2008年底，胡福林开始大举进入光伏新能源产业。有资深人士分析认为，投资失利是温州企业产生资金链断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包括投资房地产和太阳能。投资失利后银行不愿再贷款给企业，企业只能转向民间高利贷，然后旧洞未填，又增新伤疤。      “胡福林回来是要处理企业并购重组的事。”据接近收购方的消息人士称，目前大约有三四家温州的大型眼镜企业愿意联合并购信泰集团，很多事项已谈妥，但还没有形成正式的书面协议。“都是行业协会的，大家也不愿意看他这个样子。”上述消息人士表示，胡福林出走的原因是银行追债，现在政府愿意出面协调银行不要逼债，同意分期偿还贷款，基本上问题解决了，所以大家才愿意并购信泰。“若不是政府协调，谁能帮他还得起银行的钱啊？”胡福林跑路的消息引发公众对温州企业资金链的关注。据悉，温州政府日前采取多项措施解决中小企业债务危机问题，包括要求银行业机构不抽资、不压贷等。     据知，面对当前严峻的金融形势，温州市委、市政府建立了综合协调机制和专项工作小组，部署强化措施，多措并举。充分运用行政、金融、法律等手段，迅速开展风险排查活动；出台政策措施，加大资金保障、企业帮扶、司法调解、风险预警、倒闭企业善后处置等工作力度；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和恶意欠薪等违法行为；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加强诚信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但今日的温州经济危机现象，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特别是企业环境的建树和游戏规则，温州正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缩影。           民企上演“移民潮”，326家企业亏损          9月28日，温州嘉甸鞋业有限公司老板去向不明。留在身后的，是断裂的资金链，债台高筑的高利贷，银行上升的坏账，和集体讨薪的工人们。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其微博）认为，随着年底还贷高峰期的逼近，温州还会出现大规模的信贷违约现象。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企业公共危机，温州政府采取了紧急应对。温州市出入境管理局加强了空港等口岸管理。该局一位人士向媒体证实，2011年以来共有20多名温州人被澳门警方遣返，但具体案由“不便透露”。     9月27日，温州市政府成立“规范民间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包括温州市纪委、法院、金融办、银监会等14个部门。各县市(区)随之成立相应的工作组。29日，相关媒体获得的一份该领导小组文件明示，近期将全面排查民间借贷，按照“内紧外松，属地管理”的原则分类处置。“我们将重点盯防问题企业，避免‘跑路’‘走佬’现象进一步扩大化”。当地一位官员明确无误的对媒体说。     “走佬”，是温州老板们给温州政府出了一道世纪难题。9月21日，在温州各县(市、区)党政一把手参加的会议上，传出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欠债20亿元出逃的消息。当天下午，数百警察和特警进驻该集团。据温州瓯海经济开发区党委副书记谢成敏介绍，他们成立了财务调查组、维稳组、接待组，主要负责接待信泰供应商和债权人，登记债务，结算员工工资，预防有人哄抢公司财产等。     “高利贷”已严重威胁温州实体产业发展，但没有温州的高利贷就没有温州企业的原始动力。据瓯海区对105家中小企业抽样调查，在企业初始资金来源中，有15家企业完全靠自有资金，占14.3%；其余90家企业均涉及民间借贷，其中有32家完全通过高利贷融资，占30.5%。温州经信委主任余中平透露，温州企业融资成本持续上升。1-7月全市规上工业利息支出40.4亿元，同比增长47.8%。在经信委监测的855家重点企业中，有76.7%的资金面很紧与偏紧，有81.5%的流动资金紧缺，有58.6%的企业因客户资金周转困难导致拖欠货款。而规上企业利润增幅逐月回落，326家亏损企业的亏损程度比年初上升了27.1个百分点。     另据温州市金融办对35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今年一季度末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三者比例为56：28：16，银行贷款比上年同期下降2个百分点，比2011年初下降4个百分点，而同期民间借贷占比分别提高6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与银行贷款形成此消彼涨的局面。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处于阶段性新高位，月度综合利率分别为23.01%、24.14%、24.81%、24.43%、24.6%、24.38%、24.47%、25.09%、25.44%。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统计，温州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一是反映国有商业银行的不作为；而是反映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业的空前无奈，怎样让超过60、70%以上的中国公民也享受到“国有”金融的红利？超过80%以上、占近过80%以上绝大多数中国市场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能为绝大多数国民服务，这是怎样的体制和未来的能量？     据最近国际知名的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显示，温州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高达8000亿元到100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一些本地企业开始破产，估计今年有10%-15%的未偿贷款将会变成坏账。“政府该出手时就要出手。”9月25日，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要求各县(市、区)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门工作组，在企业帮扶、民企融资协调、打击黑恶势力和倒闭企业善后处置等方面，加强工作力度，出台政策措施。     9月26日，温州公安局、温州检察院和温州中院联合通告称，将严厉打击暴力讨债、恶意欠薪或哄抢企业财物等犯罪行为。据龙湾区法院最新统计，9月份已有190起高利贷案件、近3亿元标的额，而去年全年该院查处高利贷立案标的总额也只有3.6亿元。           无奈的温州老板“出境”          “走佬”风潮也引起了各界对浙商移民现象的强烈关注。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李建华在其微博上发布信息称，“浙江有关部门统计：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实际上有一半以上的浙商已经不是浙江人”！但浙江省出入境管理局办公室、浙江省外事办出国管理处处长阮黎斌等均否认此说法。     浙江施强出国服务有限公司高管王慧说，她去年共接待250多位办理投资移民的客户，而今年前4个月就超过这个数量。“这些企业注册资本基本都在5000万以上，其中拥有资产十亿以上的约占30%，但部分‘隐富’企业家没被计算进去”。     据浙江新通出入境公司等保守统计，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按投资移民400万元的起步计算，最近10年有600亿浙江民资出境。“温州老板好多都变成了‘外国人’，但他们的生意没移走。”周德文举例说，30年来有43万温州人成为新华侨。而秘鲁温州工商总会会长曹国荣、德国温州同乡会荣誉会长冯定献、美国温州商会会长陈永坤等知名侨领，都有一半的时间居住在温州，继续做投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日温州市出入境管理局加强了空港等口岸管理。该局一位人士向本报证实，今年以来共有20多名温州人被澳门警方遣返，但具体案由“不便透露”。“胡福林这样的民企老板卷走巨额社会资金，而由地方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收拾残局，这对温州所有人是不公平的。”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秘书长蔡骅认为，政府有关部门依法适用限制出境、罚款、拘留等手段，对有拖欠工资、民间借贷纠纷的老板采取措施。           中共能逆转资本断链吗？          温州民间高利贷借贷引发的民企倒闭浪潮已引起中共中央的关注。据中国传媒报道，总理温家宝于10月4日上午率领大批财经高官，南下温州救火，与企业家座谈，指示当地政府想尽一切办法稳定经济及金融局面。有专家分析认为，当局可能推出银行缓追债、防止老板外逃等措施，但温州资本主义模式与中共“国有”化的分峙、矛盾环境将长期难以解决。     还剩下6个多月时间、看守政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是一个只有齐天“信心”壮志、激情、最不懂“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建树的一任总理（中国通胀、房地产高企、股市资本市场败落等都与这位逆“市场经济”而动的温家宝总理领导执政而至关重要；中国铁道部的贪、乱，不得不被这位执政八年时间的总理执政理念所证实）。4日上午，他率领财政部长谢旭人、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大批财金最高官员，及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夏宝龙等，由绍兴转赴温州考察，与当地中小企业家座谈。与会企业家代表纷纷向温总诉苦，讲述融资及经营等方面的困难，中国金融、货币与温州私有资本接轨还很难实现，这是中国金融环境的长期短缺。     报道引述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企业家们的发言，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加大金融体制改革，为中小企业增加融资渠道，包括发行债券等，同时又希望中央的宏调政策可以适度放宽，并制定针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措施。周德文表示，企业家也呼吁政府能为中小企业减税，以减轻经营负担，并加大金融机构的对内开放，允许民间资金建立金融机构等。温总理在会上认真地听取发言，并做笔记。至于温总如何回应，他表示“不便透露”。          报道指温家宝又听取温州市政府的汇报。网民“温州草根新闻”发微博称，温家宝提出了五点建议和一个要求，要求“浙江省政府支持温州市政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把温州市的经济、金融局面稳定住”。温州经济学者马津龙分析，相信温总视察后当局会推出一些拯救中小企业的措施，首先是银行对困难企业及担保企业“不停贷”、“不逼债”；当局还将采取有力措施防止老板外逃，“留住老板才能解决问题”。温州市日前已要求借贷双方将贷款利率锁定在银行基准利率四倍以内。     据最新中国媒体报道，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而来自温州官方的文件也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六分之一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民营企业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这些钱当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0%（440亿元）。其结论是，“民间借贷已成为楼市后的首选投资替代品”。据中国高层“国情”反馈，浙江省政府高层已责成该省发改委等24个部门组成的“经济监测预警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及时预警经济运行可能遇到的风险和问题，并向省政府提出经济趋势判断和应对政策措施的建议，但这在中国浙江这场举世无双的经济危机中只是刚刚拉开的帷幕、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防不胜防的一个“举措”，因为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资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逆转——“资金链”怎样不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还有重要源头的资本运行一脉，中国温州的经济模式、成长过程，与中共大力倡导、实践的“国有”公然冲突。今日中国，哪有资本供给“中国资本主义”的温州模式？难道温州危机，除了是这种党政体制必然的衰败之外、还是中国经济“特色危机”大环境断裂的一个前兆、一个前夜不成？     若再深入历史性探究，中国温州今天出现这样的冲突与衰败，是中国、中共党倡导的“国有”模式与美欧法制国家制度的一种对垒，也是未来中国模式与欧美法制国家模式的永远冲突的一种先兆。除了中国60年来的“人治秉性”与法治国家的法制精神、实践的根源冲突外，国家与国家体制怎样释怀，这需要新机制——游戏规则的重新建树。    进入专题： 高利贷 民间借贷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083.html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3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4 10:58:17 刘明：从国际金融危机看泡沫经济 标签： 金融危机 泡沫经济 美国债务危机 ● 刘明        泡沫经济的发展早已经超出了国别经济的范畴，全球泡沫经济使得泡沫经济学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需要更宏大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眼光。在泡沫经济的不断演进中，“主权债务”和“国家破产”成为新世纪最为抢眼的经济学热词。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经济活力需要市场开放，政策目标需要市场控制。这种平衡对于市场的动态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与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但可能都是存在缺陷和局限的。仅仅从公共债务规模无法判断美国或美元是否已经确实形成了巨大的泡沫，或者这个泡沫是否即将破裂。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再加上美元自身的发行方式，使得它与普通国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但欧洲和转型经济体等国家却出现远为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发酵，一年之内即已演化为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但是，超级泡沫的积聚和破裂往往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中与多层级、一系列的次级泡沫产生或隐或显的逻辑关联。这些或大或小的危机为我们研究和理解泡沫经济提供了经典的案例。           一、泡沫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破产”          泡沫经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也是时间和地域上相对的概念，局部性与系统性掺杂其间。从商品泡沫经济、行业泡沫经济，到系统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直至全球性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展现出多样式、多成因、多效应的复杂生态。     泡沫经济可能源自特定经济活动。美国就出现过并购泡沫。兼并、收购本是经济活动的常态。通过数度大规模并购，美国培植出汽车、钢铁、电子、石油、计算机、网络、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大大提高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但是，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联合并购掩盖了企业自身的问题，从70年代末开始，不少超大型联合企业走上了分拆之路。并购浪潮的结束伴随着股市的暴跌。80年代，一些所谓的“企业狙击手”出现，其并购的目的就是再度全部或分拆出售，方式则包括所谓的杠杆收购，动机常常是追求短期暴利。短期的股价上涨制造了巨大收益，但由于大量资金游离在生产领域之外，从事着高风险的“击鼓传花游戏”，并购的最终结果往往是财务困难和再度破产重组，经济和社会损失惨重。     泡沫经济也可能源自国家发展模式和国际资本流动。20世纪60年代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通过举借外债发展经济。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失去偿债能力，打破了“国家不会破产”的神话。继墨西哥之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也相继宣布终止或推迟偿还外债。在1982—1983年这场震撼世界的拉美债务危机中，近40个发展中国家要求重新安排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提供援助，各债权银行额外提供融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拉美国家则实施紧缩政策，导致投资萎缩，失业攀升，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迄今为止，拉美大部分国家因国际债务危机而丧失了发展的基础，他们曾经有过的“债务繁荣”再也未能出现。     泡沫经济还可能产生于僵硬和扭曲的货币和汇率政策。1990年，英国决定加入西欧国家创立的欧洲汇率体系（ERM），维持1英镑兑2．95马克的汇率水平。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后，索罗斯等投资者认为一些欧洲货币如英镑、意大利里拉等被高估。由于经济长期不景气，英国试图降低利率，以刺激出口，提振本国经济。受限于欧洲汇率体系关于汇率浮动的规定，英国请求德国央行同时降低马克的利率，以免削弱英镑。但是德国央行拒绝了英国降息的请求。1992年9月15日，所谓的“黑色星期三”，索罗斯等投机者大规模攻击英镑、里拉等“疲软货币”，英镑与里拉一起双双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     泡沫经济常常发端于某些特定产业。由于房地产业大多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与国民生活与财富积累息息相关，再加上它所涉及的上游和下游产业众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较高，包括作为一国经济核心的金融和保险行业，因而往往成为这样的“高危产业”。经验表明，房地产泡沫是极常见的经济泡沫。日本金融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尝试自由化，推动房地产投资者的融资条件进一步宽松，并出现了我们在此后的房地产泡沫中反复看到的商业模式：连续降低利率，滥用杠杆作用，金融机构大面积违规，不动产抵押贷款膨胀，各类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房地产业，政府监管形同虚设，土地和税收政策推波助澜，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地产不灭”的神话为投资者广为接受，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价格飞涨，号称“卖掉东京就能买下美国”，股市、楼市双双飙升，等等。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此后开始漫长的经济衰退。如同拉美国家一样，日本也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同样迄今未能走出阴影。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起因同样源自房地产泡沫——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和相关“金融创新”为核心内容的房地产兴盛。当然，美国的泡沫经济有其形成的内在必然性和自身的发展轨迹。事实上，房地产泡沫的背后是一个在相当长时期内不断积聚的超级泡沫。早在房地产泡沫产生以前，一系列其他各类经济泡沫就已经相继产生了。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美国仍然存在超级泡沫继续膨胀的可能。     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泡沫经济的发展早已经超出了国别经济的范畴，全球泡沫经济使得泡沫经济学进入了更广阔的领域，需要更宏大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眼光。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泡沫经济的不断演进中，“主权债务”和“国家破产”成为新世纪最为抢眼的经济学热词。在本轮金融危机演化的过程中，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迪拜宣布其最大国企“迪拜世界”590亿美元债务延迟偿付，冰岛金融业危机则导致该国“国家破产”。此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形势的发展形成了一轮迄今仍在发酵的“欧债危机”。泡沫经济正以人们越来越难以预料的方向和方式向前延伸。           二、泡沫经济的可知性与不可知性          在研究泡沫经济的时候，应特别注意其绝对性与相对性、可知性与不可知性以及泡沫经济标志的模糊性与可感知性的对立统一；在进行形势判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把握其两面性、多面性、复杂性、不确定性。     不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继续寻找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答案。“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于劳动者有效需求的过剩。导致危机的最深刻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这就要求我们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现实中去求得泡沫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动因。这样的基本经济现实也是泡沫经济能够为人们认识和把握的基础。由此，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集中在“经济基本面”这样的概念上。小到一个经济实体，大到国别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都存在这样的经济基本面，它也是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但是，决定经济形势走向的是无数的市场行为主体；经济基本面只有一个，市场行为主体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和认识却并非必然地趋同。市场行为主体自身的利益需求、价值和信仰、先入为主的见解、教育程度、处境和环境、综合素质等等均有区别，他们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对于信息的选择、分析、反应也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市场行为主体的决策和反应的多样性和易变性。他们对所处经济环境的“正确”认识和“错误”认识，他们对市场未来的各种不同预期，以及他们由此产生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都将影响经济走势。泡沫经济的全球化使上述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全球层面上市场参与者和市场信息的海量增加，市场参与者互动和市场信息传递的加速甚至全球化、即时性，使市场，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具有易变性。     另一方面，市场并不仅仅被动地反映经济基本面，同时也对经济基本面产生能动作用，甚至可能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并由此成为经济基本面本身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方向，市场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可区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例如，目前全球粮食价格飙升，它可能导致粮食供给增加，从而平抑粮食价格，这是市场价格正向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的基本模型。但是，粮食价格飙升也可能导致粮食供应商惜售，或者区外市场参与者因为粮食价格继续上涨的预期购入粮食，从而使粮食价格进一步飙升，引发世界粮食危机，这是市场价格负向改变初始条件下的经济基本面的基本模型。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改变，价格都可能出现拐点，并对经济基本面形成新的改变，或者叫改变的反转。如果在某一拐点，出现急剧的、大规模的改变，我们事后会说，在拐点之前形成了经济泡沫。在引入做空机制后，从数学绝对值的概念上说，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改变，都可能形成经济泡沫。     超出经济领域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甚至包括偶然事件，在特定的环境下也可以导致大势的方向性改变甚至反转，但也更加不可预测。例如苏联解体、“9.11”事件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甚至颠覆了传统市场模式，它既可能使所谓的有效市场理论更有效，理性市场行为更理性，又不断侵蚀地缘和文化的障碍，加快沟通的速度，提供爆炸性增长的信息，改变着传统市场的功能，影响着包括政府等市场监管者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决策和行为，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因而进一步增加。     当然，由于前文所述基本经济现实或经济基本面的存在，在如何判断泡沫的形成和发展方面也并非完全无规律可寻。按照索罗斯的说法，经济泡沫一般经历（1）发端期；（2）加速期；（3）被成功的检验中断又进一步强化；（4）黄昏期；（5）逆转点或颠峰；（6）加速下跌；（7）形成金融危机。 不过，索罗斯也承认，要准确预测每个阶段的长度和力量是不可能的，尽管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     趋势判断的难度实际上也对进行成功的趋势判断提出了更精致、更复杂的要求。设计模型越包容，占有信息越充分，囊括变量越完备，计算和处理能力越强大，趋势判断越动态，相应的结果就越能与形势的演进相一致。这种理论假定更适用于趋势判断者不是市场行为主体的情形。例如，假定趋势判断者，包括他所从事的研究以及他的研究结论都与研究对象绝缘。但事实上，趋势判断者大都同时也是市场行为主体；此时，则影响、操纵、控制能力越强大，趋势判断的结果就越能与形势的演进相一致。例如政府或者具有相当程度市场垄断能力的特大经济组织、基金会等等，与普通投资者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操纵、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假定存在的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里，特殊市场行为主体实际上都试图去主导、控制，或至少具有这样的冲动。在极端的情况下，政府等特殊市场行为主体的目的更多地就是控制，例如军事当局对控制能力范围内的特定区域实施战时经济管制，则经济形势的演变大概就“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了。在这种环境下，形势“失控”或者“非理性泡沫”固然不至于出现，但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最可宝贵的活力与创新精神恐怕也就离你远去了。     总的来说，我们面对着一个悖论，因而需要把握一个平衡：经济活力需要市场开放，政策目标需要市场控制，或叫市场“引导”。这种平衡对于市场的动态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要问国际金融危机给予市场行为主体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恐怕就是对于自己的形势判断尽可能多地再给一次怀疑、再进行一次检验。不断假设、不断怀疑、不断检验，在经济环境的不断演变中动态把握，可能是所有市场行为主体获取目标收益的最佳方法。这包括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市场行为主体——政府，只不过政府的目标收益被设定为公共政策目标。           三、政府与泡沫经济          膨胀——破裂的循环是泡沫经济演进的基本模型。政府或其他外部力量的干预在这个意义上被引入，他们被寄望能打破这一循环，推动经济趋于均衡。     人们寄望于政府干预的基本假定是：无论市场信息如何充分，也无论市场参与者如何“理性”，市场都有形成泡沫的内在动力和倾向。市场参与者认识到泡沫的形成，既可能促使他因为避险而远离泡沫，也可能促使他因为逐利而进入泡沫并助推泡沫的进一步形成。所以市场难以做到自行趋于均衡；即使最终趋于均衡，也是以制造经济危机的爆炸性方式实现的。由此，市场监管被引入，我们需要市场监管者进行反向操作，以避免泡沫的进一步扩大。当仁不让地，政府应当承担这样的监管责任。     但是，从这个基本假定出发，政府干预的困境也恰恰在这里：如果其他市场参与者不能准确判断市场何时形成了泡沫，或者何时泡沫将会破裂，政府是否就一定具有足够的信息和判断能力做出正确的决策？市场监管者同样远非具有绝对的充分信息，他们在与市场参与者的不断互动中做出决策，而市场参与者的初始决策以及对于其他市场参与者决策的反应，包括对于市场监管者决策的再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至少不可准确预测。市场参与者做出决策的背景也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理性预期理论常常在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行为面前不知所措。     这就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市场监管者获取市场信息存在一个决策——等待——反馈——评估的过程。在危机情势之中，就算市场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市场监管者甚至也无法等待这一过程的完成，即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被迫迅速地做出决策。监管者在一定意义上也只是市场参与者之一，甚至在特定情形下被其他市场参与者强行逼迫为“被动反应者”，只不过“权重”过于特殊。     市场监管者的决策既可能引导市场趋于均衡，也可能进一步扭曲市场。如果市场监管者远非“独立的第三方”，则情形将更为复杂。例如，政府可能有目的地制造泡沫，或者别无选择，形成泡沫是其不得不接受的代价。这样的假定在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包括美国政府至今持续推进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得到了验证。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曾表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的监管失误。” 其实，这样的判断只是看到了美国泡沫经济形成与发展的表象，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     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推动泡沫的形成，政府干预阻止泡沫的形成。事实上，这是一个典型的“似是而非式”的理论假说。“市场机制可能有缺陷，但政治程序更是如此”。 市场和政府均可推动形成泡沫经济，也都可能是泡沫经济的出口和解决手段。美国政府及其支持的“两房”在“次贷”泡沫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远不是监管者缺乏监管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制造泡沫。     所谓“有意识”，最根本的是指美国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后急需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避免陷入衰退。其结果是美国的政府干预阻断了市场机制，助推形成新的更大的泡沫。“房利美”和“房地美”本来就是由美国政府出资创建的，其主要业务是购买抵押贷款并证券化，然后在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取资金并提供给购房者作为新的贷款。美国政府对银行业的补贴、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使得美国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随着“两房”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违约增加，相应的金融机构遭受巨额亏损，“次贷”危机终于爆发，并演化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更深层次看，在资本主义政治现实中，连美联储和白宫都可能为国际资本家所操控，则市场更可能被恶意扭曲。     对应于政府干预与泡沫经济关系在经验世界中的演进，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的理论互动也在延伸。在传统资本主义阶段，或者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亚当•斯密那支“看不见的手”成为广为追捧的教条，被认为实际操纵着我们的一切经济活动。大萧条之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又将政府等同于社会正义和明智，将政府干预视为摆脱危机的法宝。三四十年后，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治国方略重新将市场捧为效率和理性的化身，以致获得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样的“美誉”。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导国际经济机构的推动下，自由资本主义甚至被作为“普世”的价值，不仅在转型经济体中广为实验，而且试图在全球予以推广，并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教条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是，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却批判说，“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共识根本不存在，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答案，它既不是成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其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实践上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这一思潮；特别是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更促使人们全面地重新审视国家发展模式、经济体制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自由资本主义遭遇普遍的质疑。     无论“左转”还是“右转”，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恐怕都难以再度回到某一个原点，或者退回到某个从前的时代。各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时的大规模救助、庞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以及随后相继采取的退出政策，勾勒出一个政府、市场以及各市场行为主体互动演进的新型模式。     事实上，市场与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但可能都是存在缺陷和局限的，更遑论“万能”和“绝对正确”。今天，很少有人再度相信单一的充分市场或者单一的全能政府就是“灵丹妙药”。市场与政府将进行日益频繁、强度日益加大的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认识外部经济环境，建立假定，对假定进行证实或证伪，并随着经济形势的演进建立新的假定，重新证实或证伪。“过程论”将成为认识外部经济环境的核心理念。与此同时，包括政府在内的市场行为主体，对于自身的行为也不断地进一步自我反省、自我认知、自我评估、自我校正，并构成整个经济形势持续演进的要素。     更广泛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主体也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力，他们“都超出了政府管治的范围，因而有了比government的内涵更为宽泛的governance的概念，用以包含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当然更不用说经济和市场活动。 国家和世界正在加速进入多元化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需要，也的确正在发生系统性、全局性的大变革，它为想象能力、变革能力、创新能力、领导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四、“特里芬难题”批判与美国债务危机          讨论政府与泡沫经济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理论问题，它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美国经济是否正在形成更大的超级泡沫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常常更为重视研究“非理性”行为如何制造泡沫，研究政府干预如何避免泡沫。但上述讨论说明，政府行为同样可以制造泡沫。对于这一点，即使不是故意被忽略，也至少是研究远远滞后。这一现象导致另一派学者认为，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政府干预缺失，而是市场远不够自由，是政府干预过度。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推动复苏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正在催生更大的超级泡沫。美国金融机构事实上正在通过政府补贴走出困境。量化宽松政策的目标在短期内是避免银行体系的崩溃，在中长期内是刺激增长。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将新旧银行业务剥离，通过向金融机构注入资金，使新的银行业务重归正常，引导资金进入有价值的投资领域，特别是私人部门。这正是设计量化宽松政策机制的目标所在。但是，美国的传统产业已经过于成熟，有效需求不足，而新的革命性变革，以及具备担当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是否能够及时出现，我们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而如果没有这一肯定的回答，由于量化宽松政策使短期利率几乎为零，那么大量低利率资金投放市场的结果，可能最终并不是流向有价值的投资领域，而是被迫回流美国政府债券。银行完全可能利用这一机会低成本借贷，然后投资政府债券牟利。美国政府债券因此将处于不可持续的危险境地，新一轮的超级泡沫由此可能出现、积聚。这也是部分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持悲观态度的原因。     政府债务原本是非经常性的财政收入，但在如今各国政府的实践中，它实际上“经常性”了。政府可支配资金的增加固然是好事，但债务迟早要偿还。“欧债危机”以及此前的历次主权债务危机早已经打破了“国家不会破产”的神话。现在，轮到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美国接受这样的检验了。     2011年1月6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致函参议院称，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很快会达到国会设定的上限14万亿美元，接近GDP的规模。他提醒国会要及早行动提高美国公共债务的上限，以避免引起支付困难和市场混乱。 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美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2008财年的40%攀升至2011财年的近70%。 欧元区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中，希腊和爱尔兰的债务与GDP之比高于美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则低于这个数字。有经济学家说，这还不是美国的真实债务。例如，目前美国50个州中的47个州政府和许多市政府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财政危机，按华尔街分析师的说法是“美国百座城市面临破产”。此外还有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还有诸如“两房”债券、美国各大财团的债务等等所有显性、隐性债务。他们说，“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看做一个公司，那么国家也有一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果真如此，则美国早已经资不抵债、破产清算了。     但是，美国毕竟没有破产，而且真正认为有此风险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并不多。奥秘究竟在哪里？奥秘就在于国家毕竟不能简单地看做一个公司，尤其是美国。     理论上，由于美元在国际结算、国际储备中的特殊地位，美元的需求是全球性的，因而美元的发行量对应的就是需要以美元来“反映”和“反应”的经济总量。如果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持续复苏，这种持有美元或者美元资产的需求也可能随之走强。在特定情势下，比如战争、政治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等等，由于美元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尤其是唯一的超级军事霸权所“担保”，因而其避险的功能和优势还可能凸显。反之，当投资者重新表现出风险偏好，大宗商品和证券价格可能上扬，美元可能走低。     不管成因分析如何，目前的事实是：世界各国大量拥有美元或者美元资产，拥有对美国的债权，美国则对所有这些国家负债。这是现代杨白劳与黄世仁关系模式的全球版本。但是如果你认为杨白劳可以让黄世仁破产，至少在目前是不现实的。美国和各“债权国”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欠债还钱的问题，而且具有各国至少在迄今为止的时间段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美元这种“全球金融服务”的特性的问题。往“合理”的方向说，美国是在收取“世界中央银行”的铸币税，至少是管理费。往“恐怖”的方向说，美国是在滥用国际货币发行的特权，谋一己之私利，说美元绑架了世界也不为过。如果债务真的到了要清算的地步，清算的对象也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所有使用美元的广义上的“美元经济体”。郎咸平甚至认为“两败俱伤只是痴人呓语”。     在美国国内，债务至少在一个侧面上是个记账问题。美国国会提高美国公共债务的上限，实际上就是美国国会批准美国财政部多发行债券，美联储则在收讫后发行同样多的美元，这是美元发行的方式。如果我们指令国家的中央银行直接发行货币，而并不记为财政部的债务，其结果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国内经济总量会不断上升，美元的需求和相应的发行量将不断扩大，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也会不断上升，而且永远会上升。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是一个货币供应规模的问题，不是通常的“借债”和“还债”的问题。这个“债”是永远还不清的。     5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部分地解释了上述原理。他的基本论点是，“美元被其他国家作为储备资产积累起来，以作为调节国际收支波动的手段，这要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为前提，只有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储备资产不断减少，才有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美元。然而美国国际收支的恶化，储备资产的减少又会动摇美元币值的稳定，最终影响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 这里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内在矛盾被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罗伯特•特里芬在考虑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必然性时，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来看待，因而得出了合乎经济现实的结论。     但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在这里同时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错误：使用标准的双重性。当他考虑美元币值稳定性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把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来看待，而用普通的国家与国家间贸易的模式来论证贸易差额与币值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能完整解释——如果还不能说是故意掩盖的话——美元币值变动的趋势及其国际、国内的复杂表现。按照特里芬的第一种标准，美国贸易逆差的必然性既然是全球对于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需求导致的，其相当的一部分也至少在理论上是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之用而游离于美国与各国双边贸易以及美国国内经济之外的。例外的情形只有一个极端的假定：世界各国，至少是各主要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持有者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偿付和实物兑现。那无异于推翻美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地位的“世界革命”或“超级世界大战”，美国维护自身全球统治地位的应对也必然是同样极端的。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罗伯特•特里芬的理论错误反而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因为这一原理“自然地”推导出：美元长期贬值趋势是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必然结果，美国由此所获取的利益是它作为“世界中央银行”收取铸币税的合理收益。这样的结论掩盖了美国国内经济政策，比如目前推动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美元加速贬值的核心作用，掩盖了美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对于世界各国财富的有目的的掠夺。即使在事实上，美元发行规模的扩大也并不必然地等于美元的恶性贬值，前提在于它与其所对应的广义上的“美元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是否相当。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平衡，但并不是不可能的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获取了相应的权利之后，是否存在法制或者哪怕是道义上的约束，使它同时承担起如同各国中央银行那样的责任，去试图维持这样的平衡。     结论是：美国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确已经存在积聚新一轮超级泡沫的基础，并已经开始出现若干类似病例通常出现的症状；但是，仅仅从公共债务规模无法判断美国或美元是否已经确实形成了巨大的泡沫，或者这个泡沫是否即将破裂。“至于负债，它本身从来都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不创造福利、价值和利润的负债。美国在19世纪同样有过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但那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19世纪后半期美国还超过英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原因就在于这些负债投资到了大量创造价值和利润的、有效率的部门，这些价值和利润不仅足以偿付债务，而且可以用于新的经济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再加上美元自身的发行方式，使得它与普通国家更加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但欧洲和转型经济体等震中边缘国家却出现远为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这样的基本分析方法是我们判断下一次危机在哪里，危机将如何演进，以及我们采取何种对策的逻辑出发点。          （原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 作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副巡视员 刘明）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金融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8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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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2011年7月5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向成员方散发了美国、欧盟、墨西哥诉中國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的专家组报告，称中國限制原材料出口不符合中方加入WTO时的承诺和WTO有关规则，而WTO也极有可能判定中國限制主要原材料出口的做法违规。这是继WTO对中國轮胎出口裁判不满后、美国和欧盟已就中國对铝钒土、金属硅和焦炭等多种原材料、稀土等使用出口“限制”向WTO提交申诉，WTO于2011年2月16日初步裁定中國败诉提出上诉。轮胎特保、稀土等案都是诉诸WTO，且是连续屡战屡败，都已是经过三旬以上的连续败诉，中國对待败诉一般都采取是“焦土”对抗策略，一律不予承认，还将WTO的众官司连续不断、一直接着打下去…… 　　去WTO接连不断、一直打接连不断的打硬打官司，这不是理性、大国的范例，更不是一个以理服人的大国楷模，相反有“蛮民、刁蛮”的外观。7月15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梅新育文章，主张《中國入世不平等条款该修改了》，这是一个超前但意义非凡的划时代建议，但修改《中國入世议定书》的国际规则，不是中國一国、单方面能做到的事，要怎样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而顺利办成修改“大事”呢？这是中國需要用“大智慧”、体验国际关系“真功夫”等合力来办成的国际大事。在当今国际社会，不管是联合国、还是WTO、更是G20等国际组织，中國与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只有一票，然而用“这一票”去撬动国际组织，赢得国际“大家庭”的支持，这需要实实在在的“人脉”“话语权”的国际关系，中國需要这方面的有效建树，逐步去赢得国际“大家庭”的谅解和那更多的国际场合三分之二以上“大家”意愿…… 　　（Ⅰ）、 　　以稀土案为例，这一争端早于2009年夏就已开始，当时欧盟、美国与墨西哥先后将中國的原材料出口限制政策告上WTO，三方所列举的原材料涉及铝土、焦炭、萤石、镁、锰、硅铁、硅化碳、黄磷和锌9种。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针对上述9种产品的诉讼不过只是投石问路而已，美、欧（还有日本）的真正目标其实意在稀土。WTO开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先例，一旦日后关于稀土的裁定也得以成立，那么按照其所涉及的影响面，这将是中國加入世贸组织整10年以来遭受的最大挫败。 　　中國显然不会轻易接受WTO给自己送来的这份十周岁贺礼。7月6日，就在WTO裁定中國原料出口限制违规的第二天，中國商务部就此做出回应，称中國政府近年来对部分高污染、高能耗、消耗资源性产品加强了管理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虽然对国内外的使用者有一定影响，但其符合WTO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据悉，中方目前正在评估专家组的裁决报告，并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准备本案的后续再上诉工作。 　　不过，中國国家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同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國将依据WTO规则，继续完善稀土出口政策。看得出来，面对不利的态势，中國或许将不得不寻找更为温和的寻替代办法。中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稀土战争”由来已久，主要原因在于后者不满中國近年来逐年减少稀土出口，这一争端自2010年下半年起骤然升温。2010年9月上旬恰逢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而日本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进口国，且其进口几乎全部来自中國（日本是世界第二位的稀土消耗国，进口了全球近20%的稀土），许多西方媒体一时间纷纷炒作“中國试图以控制稀土出口来实现政治目的”。2010年10月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呼吁美国及其盟友减少对中國稀土生产的依赖，还称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可能是全球法制国家、市场经济地位高官就此问题发表的最为直率的言论，同时也把围绕稀土的争端推上了高潮。为了消除整个世界的担忧和误解，在过去近一年时间里，中國从溫家寶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到国务院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多次地表达过中國不会禁止或限制稀土出口的意思，中國方面还再三希望各国不要把稀土贸易问题政治化。但到了国策和执行，中國又面临“官本位”等层层的非国家策略的“权力”管束。 　　那么稀土究竟为何如此牵动人心呢？因为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稀土是对镧、钆等17种特殊金属元素的统称，它们或具有强大的磁力，或能够提升金属的耐高温能力。这些元素广泛使用于所有工业领域、尤其是对当前非常热门的新能源和其他高科技产品至关重要。因此有人说，如果没有稀土，现代经济的大部分就会停止运转。 　　中國目前几乎垄断整个世界的全部稀土供应——供应了全球95%以上的稀土产量，当然自己也消耗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稀土。因此，鄧小平曾经在20年前说过这样的话：“中东有石油，中國有稀土。”据说，这句口号被雕刻在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商——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墙壁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名为“稀土”，它其实并不稀少，世界各地到处都蕴藏着丰富的稀土矿产，中國的稀土储量只占全世界总储量不及40%.因此，其他国家的稀土与其说是太过稀少，不如说是因为开采成本太高而难以或不愿意生产。 　　中國的稀土策略为什么遭到这么多国家的一致反对？中國为什么不去逐个、逐次地化解这些国家的长期矛盾？这样怎么不“孤立”国家与国家间的大国关系？甚至在国际环境中被长期“孤掌难鸣”、怎样成为“共鸣”？ 　　撇开西方人对中國“政治动机”的无稽揣测，近年来中國政府限制稀土出口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量：首先，稀土的开采和加工会造成大气、地表水、土壤等各方面的严重的环境污染；第二，过去10多年来国际市场稀土供大于求，中國厂商毫无定价主导权，价格一路走低，出现了所谓“金子卖白菜价”的局面；第三，由于中國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稀土消耗过，按照现有生产速度，有报道称，中國的中、重类稀土储备只能维持15-20年，最终可能自己都需要进口；第四，中國还希望鼓励国外稀土用户企业把企业和生产设施搬迁到中國境内，而不是向境外出售廉价的原料，这对于内蒙古等稀土大省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税收乃至促进整个中國制造业升级等都是异常重要的推动。 　　（Ⅱ）、 　　应该说，上述诉求无一不是合情合理的，因此近年来中國对国内稀土的开采和贸易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单就此意义上说，WTO对中國的裁决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义务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为别国造福，这也就是中國上下对上述裁决感到特别委屈的原因。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中國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正当利益，却采取了不少非常错误的手段。有观点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才是陷自己于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的症结所在。自2008年起，中國对稀土的管理主要采取的是下述政策——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颁发出口许可证，且配额逐年下降；二是对大批所谓“散、乱、小”的矿山实行关停重组，试图将全国的稀土生产整合为北方和南方两大开采商和加工商的联合体，并成立被称为稀土版“中钢协”的拥有巨大行政权力的中國稀土行业协会。目前，北方的整合已经完成，基本全部集中到内蒙古包钢稀土公司那里；南方的情况相对比较复杂，五矿等正在积极筹划整合大业；三是，与此紧密相关，建立所谓稀土储备制度，并划定首批11个国家规划矿区，由政府设定行业准入条件和批准开采者；第四，提高稀土产品出口关税和稀土资源税。且不说这些政策中有一些“中國特色”——如出口配额和提高关税——很可能与WTO规定相冲突，即便不考虑外部因素，仅就促进行业和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一目标而论，这些政策也大多是弊多利少的。 　　例如，出口配额的限制和减少，一方面推动了国际市场稀土价格的飞涨（这是欧美国家不满的根源），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的产能并未随之下降，造成内外差价更加悬殊。其最终结果是两个：一是出口配额本身价格的大涨；根据国家规定，出口许可证的转让和买卖是非法的，但事实上这个市场不但一直存在，而且最近一年来日益抢手。据报道，一吨稀土的出口许可证的市面价，已经从几年前的几千元涨到了半年前的20-30万元，眼下又进一步涨到40-50万元，这几乎使得出口许可证的身价已超过稀土矿产本身！二是极大地刺激了稀土走私。权威人士估计，仅2010年，中國走私出境的稀土可能已超过3万吨！这是中國国家要自正、才能正人的根源。 　　上述政策的更大的害处还在于，人们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出，它们归根结底都是通过行政力量将原本已经具有市场化雏形（虽然可能比较乱）的中國稀土的开采、加工和出口垄断于少数几家大型国有企业（甚至是央企）手中。这很像10多年前的所谓“石油产业整合”。但多年来的经历已经告诉中國，国有行政垄断企业的存在，已是中國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之一。而且，退一步说，指望它们去保护环境、实现技术进步也根本是幻想。这是因为，说到底它们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生产者，就像其他行政垄断央企——最典型的是基建施工企业——一样，真正“干活”的人是它们的转包企业，也就是说，还是那些散、乱、小的民营企业，国有垄断企业不过是一些由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包括准入证、许可证等等许多民营企业不可能逾越的坚固壁垒）供养着的“食利者”而已！ 　　（Ⅲ）、 　　真正能够维护国家利益的正确的稀土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引导，提高稀土在中國的生产成本，这样，市场之力就会自发地减少其供应和出口。而所谓提高成本，就是要对稀土生产制定门槛和要求更高的环保要求和地方环境污染补偿（如排污费用等），同时大力提高企业职工的安全和待遇标准。长期以来，中國的稀土之所以卖得那么便宜，就是因为生产它产生的外部成本（如环境污染）由全社会共同承担了（当然这是中國自己的根源问题），只要中國把这部分外部成本适当地折算成经济成本由企业独自承担，何愁稀土不卖出黄金价？而现在中國不从这个根源上去着手解决问题，反而试图把这部分的外部成本集中起来，转化为少数垄断国企坐享利润，岂不是缘木求鱼？ 　　7月14日中國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中國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的新论《中國入世不平等条款该修改了》一文，此文一出引起中國上下引起震撼：其中有编者按、并作者核心观点认为：《中國入世议定书》的若干条款早已为人所诟病，因为这些条款准许其他世贸组织成员方在中國入世后15年内不承认中國市场经济地位，12年内可对中國特定产品实施过渡性保障机制，令不少中國企业在国际贸易摩擦中颇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感。 　　另外，15年过度，很快就会过去，为此而大动干戈、修改中國第一广泛国际地位的《中國入世议定书》，需要权衡把握全球国际经济风云、中國当前的驾驭能力等等国际力量才是。 　　７月17日，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日前最终裁定，中國在与欧盟关于紧固件的贸易争端中胜诉。同一天，新华社发表评论称《中國入世十年来起诉欧盟第一案：用世贸规则维权》。中國官方明示：此案是中國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起诉欧盟的第一案，显示了中國积极利用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维护权益的决心与能力，表明中國正以日益成熟的姿态融入和促进世界贸易。 　　主张彻底修改《中國入世议定书》的国际规则，谈何易？可能是中國建国62年从来没有的“天事”。这是一个重大国际“游戏规则”改变的一个重大问题了，要改变《中國入世议定书》，首先、是这个《议定书》成员签署的大多数国家同意，或最少要取得半数以上成员国同意、支持才能够进行；如果不能取得大多数签署成员国的同意，那么讲中國来修改、改变《中國入世议定书》，则完全是对牛弹琴，既是喊100年也等于零的事，这是改变国际游戏规则的一个先决条件；（二）、是要权衡、衡量改变这个游戏规则国际场合的“可能性”。参加《中國入世议定书》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有124个政府和欧洲共同体的签署代表；相反，其它国家也毁约要求重新签署怎么办？能这样来玩国际“游戏规则”吗？（三）、WTO（世界贸易组织）本已面临着是继续前行、还是就此止步的生死存亡的考验，WTO至今20多年没有取得一项国际共识大游戏规则进展，还怎样继续走下去？——这是做为中國“大国”要考虑的在国际事务中、有关中國与国与国家的重大问题，而不是中國国内单一的中國自己内政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近10多年以来，WTO已经陷入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僵局，没有通过任何一项贸易规则升级，没有达成任何贸易游戏规则发展。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本应对世界自由贸易继续发挥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是现在情况如何呢？从目前的国际贸易大局势来看，世界还不能没有WTO，不能没有世界贸易组织，即便没有“多哈回合”，全球化仍会进一步发展，只是冲突更多，解决机制更难，各国各自为阵，各国贸易还能诉诸WTO机制解决吗？现在，21世纪之后的全球各国，还需要一个全球性贸易解决的游戏规则和机制吗？ 　　如果中國依然坚持1970、1980、1990年代的国际关系，那么依然会陷入中國前30年国际社会中“孤掌难鸣”的境地，一如长期与朝鲜走在了全球各国相向的另一极端；再如今天发生在利比亚问题上，中國也基本回归国际主流社会。长期与国际社会悖论，难免会树立起一个“大国”取得“话语权”在国际场合的主流趋向。 　　21世纪的中國与世界，已经不是1970、1980、1990年代那个可有可无、无举轻重的一个国家了。于是，中國的国际实践与动作也决不能象1970、1980、1990年代之前那样呆板而僵死。21世纪的中國国际关系，需要融进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动力和一个大国责任，需要考虑与全球各国经济、国与国的主流大方向；特别是这个13亿人口的国度，还要知道考虑它国、大多数国家的感受与这个大国的国际关系；在当今国际社会，不管是联合国、还是WTO、更是G20等国际组织，中國与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只有唯一的一票，然而用“这一票”去撬动国际组织，赢得国际“大家庭”的支持，这需要实实在在的“人脉”“话语权”的国际关系，中國需要这方面的有效建树，逐步去赢得国际“大家庭”的谅解和那更多的国际场合三分之二以上“大家”意愿……（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作者: 巩胜利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1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修改《中国入世议定书》凭中国智慧还不够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经济随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ＧＤＰ是“泡沫黑手” (1) ２０００年中国经济９大问题 (0) 走出“顺差至上”的认识误区 (0) 致力于现在 (0) 美国连续加息打击中国经济 (0) 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 (0) 究竟是谁仍可承受如今的“温和通胀” (5) 科学发展与官场经济 (6) 硬道理和软道理 (0) 由“血浆经济”看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0) 最可怕的局面：贫穷被世袭 (0) 新经济冲击中国 (0) 效率与公平的逻辑关系 (0) 政府为何那么看重ＧＤＰ (1) 扩大就业首先应该扩展思路 (1) 我对安徽省庐江发展的一点思考 (2)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 (4) 悖逆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 (1) 废除唯ＧＤＰ论，重塑国人信仰 (0) 土地股份制——沉没前的最后一块木板 (1) 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 (4) 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 (13) 先加息后升值 (13) 信用危机：中国经济发展的败血症 (0) 你还看好中国经济吗 (3) 伟人经济、战争思维和经济肿瘤 (0) 从追求ＧＤＰ转变为追求ＨＤ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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