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

全国人大的困境素描 作者：秦前红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7 10:16:46 阅读量：2215次 　　一年一度的三月，俨然已成中国政治的春天，“二会召开”是这个春天中最耀眼的花。正所谓;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但春花春景并不全然带来美丽与愉悦,有时却须得: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期许一寸愁。 　　在有序政治发展的思路统领下,国人享有的政治参与空间委实逼仄,于是对三月里的春天故事有了太多的浪漫主义憧憬。媒体每逢其时,也卯足了力气,使出浑身解数来满足国人的想象.但一次一次大幕褪去,国人只是抱憾而归,惆怅难已。 　　上述遗憾与惆怅均生成于全国人大当下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困境在本篇短文中难以条分缕析,可大致勾勒如下： 　　成本高昂 　　西式民主的金钱支撑性曾为我们素所诟病,但却是可计算和可检测的,也是可预期的,但中式民主的诸多成本却是隐形的、间接的甚至是不可计量和预期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除了几千名人大代表及工作人员的食宿、通行费用外，还有正常的交通管制、社会维稳、兼职代表停工损失、食品特供等费用。为了保证如此庞大数量代表吃到丰富可口的食品而安排的食品特供，是可以想象的靡费不少。敏感的时刻自然会牵动敏感的神经，每年两会召开时刻自然也是信访案件高发时刻，一年一度的拉锯拔河在此刻异常激烈。据国内公开媒体报道，去年北京市为了保证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动员六十多万人力走上街头。今年两会尚未召开之时，临近北京的河北省省委公开提出，为了防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派出一万多人的工作组深入基层，以消除不利两会的隐患。围绕两会产生的不正常开支是来自地方的达官贵人为公为私，搭乘两会的便车之礼，支付的巨额送礼、请吃、公关宣传费用以及为其服务的三大班子（维稳、宣传、秘书）费用。 　　行政主导 　　全国人大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干部大会”、“老板大会”。据有人统计，全国人大近三千名代表中来自真正基层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很多官员甚至垄断多个层级人大的代表席位。其中尤为典型是一级地方党政主官通常担任三级人大组织代表，成为民间戏称的“特命全权代表”。举例说，一个省会所在市的书记、市长既是市代表、又是省代表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其中书记通常既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又是省人大会议代表团团长，形成特殊的话语垄断权。人大代表的产生也充满浓烈的行政主导味道，行政安排、行政操控的痕迹尤为明显，难能有真正自由、开放的提名、选举过程。 　　会议形式僵化 　　民主即开会，全国人大功能的实现主要仰赖于会议形式开展。全国人大主要有主席团会议、全体大会、代表团会议、小组会议几种形式。每次会议的主要基调都定位于“成功、胜利、圆满”，而宪法组织所定位的“决定、监督”等其实已悄然退居其次。会议的程序基本上由主席团会议所主导，而主席团会议程序则由常务主席会议所决定。全体大会一般是听取“一府两院”等工作报告，表决重大事项，代表并无发言表达意愿的机会。全国人大每次会议审议事项涉及立法、预算、人事任免以及两院、政府事务，会期短、事项繁复，很多代表并不具备审议的能力和素质。另一方面，会议的形式也易使代表没有发言审议的机会。代表发言的平台主要是代表团会议、小组会议。这两种会议形式通常按行政区域划分来组成，只有解放军代表团是按功能界别组成，针对上述现象有学者戏称是地方各省市，到北京找场子异地开会。由于代表团组成的行政化、地域化趋向，导致代表团内发言一般按照规定动作进行，罕见自选动作。在代表越来越行政化、荣誉化、利益化的情形下，代表们基于种种考量，越来越丧失勇气在自己“领导”面前去表达真知灼见，这也是人大会议越开越和谐，越开越沉闷的重要原因之一。偶尔有个别代表特立独行，表达了不同声音，但此种声音也可能代表团团长领导的简报工作小组给过滤掉。 　　功能萎缩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的宪政定位，但权力能力不等于行为能力。全国人大自身的身段臃肿造成行动不便，而宪法解释、违宪审查制度的沉睡不醒，使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地盘被蚕食。“五不三要”（常委会领导人关于人大定位的解读）更使得她四顾茫然，彷徨无计。每年全国人大开会之际，全国人大代表都要大晒自己的提案或建议案，涉及之广几至“乱花渐欲迷人眼”地步。但检视其内容，有相当比例的提案都侵犯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空间，更有部分雷人提案令人不禁捧腹喷饭。宪法、组织法、立法法本来有全国人大与常委会不同的职权划分功能定位，但在实践中却早已是欲剪还乱。在法律制定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诸多本应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同样性质的法律却由不同的主体通过，例如《合同法》、《物权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侵权责任法》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政处罚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企业所得税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个人所得税法》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法律修改方面，按照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只能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但现实中这一修改界限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屡屡冲撞。举例而言，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了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过三次修改。1986年由常委会对两法所进行的修改补充条文分别占36%和44%，1995年对两法的再次修改条文分别占30%和42%。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婚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已明显超出了常委会的应有权限。在修改幅度上，《民族区域自治法》原有67个条文，共计修改了43个条文，占64%；对《婚姻法》的修改范围则更广，该法原有37个条文，共计修改了39个条文，占原有条文的106%。在人事任免方面，人大常委会本来依照宪法组织法对“一府两院人员”只能“零敲碎打”，但在实践中却是经常批量通过。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例，国家共设立28个部委，全国人大决定的部长、主任共有28人，但在五年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任免19人次，涉及的部委共有15个，超过了大会所决定数量的一半以上。海峡对岸曾走过了“虚国大，实立法会”的政治旅途，在兹念兹，不仅让人心有戚戚。 　　代表力孱弱 　　当下奉行的下级人大选举上级人大代表的方式， 导致层级越髙的人大，离选民越远，代表性也越孱弱。在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全国人大有着决定人民最重要权利、福祉的权力，但人民却对产生、去留、履职毫无实质影响权，人大代表的官僚化、贵族化、明星化，也使全国人大代表与人民的关联度渐行渐远，此种状况既违背民主的要义，又削弱了代表的公信力。

汪洋谈乌坎 薄熙来论共富 作者： 来源：南方日报 重庆日报 来源日期：2012-3-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7 5:42:03 阅读量：0次     薄熙来说，国际上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收入差距。1979年我国是0.317，1999年越过了0.4的警戒线，2010年则达到了0.469，超过了不少国家的水平。汪洋说，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村民组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 汪洋妙语回应媒体敏感问题：关键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2012年03月06日 来源：《南方日报》） 　　 汪洋妙语回应媒体敏感问题：关键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新闻 　　在广东团开放日现场，国内外媒体对发生在广东的乌坎村事件高度关注。 　　英国路透社、日本朝日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英国BBC都向汪洋发问：乌坎事件圆满处理有没有什么经验？为什么允许乌坎村进行民主选举？会不会担心这种影响扩散到其他地方？ 　　汪洋笑着反问：“我先采访一下你们，为什么对乌坎事件这么有兴趣？” 　　凤凰卫视记者回答，乌坎事件的处理对于目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汪洋说，关于乌坎事件，刚才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认为在民主选举上开了先河，凤凰卫视记者则讲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我实事求是地讲，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和《选举办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那就是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汪洋接着说，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今年下半年广东将召开全省性会议，把从乌坎这个点上取得的经验、吸取的教训用于加强全省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路透社记者问汪洋：您近日在谈改革问题时明确提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准确地说这些利益集团有哪些？怎么来打击？ 　　汪洋回答，我记不得我的原话是不是如你刚才这样表达的，但我说过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之争，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在广东充分发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也产生了新的利益格局和不同的利益取向。朱小丹省长刚才讲到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时提到的政府内部维护部门审批权力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表现。所以，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影响，党委和政府要首先从自己身上开刀，从自身的改革做起，并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影响。“只要各级党委、政府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就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特派记者/胡键 谢思佳） 薄熙来：促进分配公平，推动共同富裕 （2012年03月06日 来源：《重庆日报》） 　　5日，重庆代表团召开全团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总理的报告既总结了成绩，又分析了问题，令人深受启发。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继续推进重庆科学发展。 　　薄熙来说，总理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去年工作，谈成绩准确精当，对问题也不避讳，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好报告。报告对民生改善极为关注，强调下一步要着力惠民生，“坚持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讲到当前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时，报告多处提到收入分配和缩小差距问题，令人印象深刻。总理说：“收入分配等方面问题还很突出，群众反映强烈”；要“加快构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大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还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些话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是报告的一大重点，也是亮点。 　　薄熙来说，大家都知道，国际上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收入差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9年我国是0.317，1999年越过了0.4的警戒线,2010年则达到了0.469，超过了不少国家的水平。报告提出要对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居民采取不同的政策，以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充分反映了民心民意，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解决好这一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问题的坚强决心。 　　薄熙来说，收入分配问题至关重要，对经济社会的多个方面影响不小。一是影响多数人的生活和心理。如果基尼系数过高，势必影响多数群众的生活质量。二是影响社会消费。如果财富分配不均衡，富人虽然有钱，但人口数量少，消费总量有限；多数百姓想买却缺钱，这就会遏制社会消费，也会影响经济发展。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现在投资、出口这“两驾马车”已绷足了劲儿，今后发展能否持续，推动消费，启动内需至关重要。有了内需，市场也会随之活跃，吸引四面八方的客商来投资兴业；反之，市场萎缩，经济就会相应受到影响。三是影响社会发展。生产力三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动力，是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所在。如果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大家都有盼头，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起来了，发展自然大有前途。四是影响社会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稳定，而分配公平，多数人能安居乐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性条件。 　　薄熙来说，收入分配问题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矛盾。我们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又要切实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既要鼓励竞争，又要重视改善中低收入群众的生活。这关系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总理在报告中特别提到，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静下心来想一想，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看这个“核心价值”既是理想和信念，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发展道路。坚持民生导向的共富之路，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素。小平同志曾强调，“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要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民生改善，在促进共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薄熙来说，多少年来，重庆坚持民生导向的共富之路，不仅没有影响发展，多项经济指标还位居全国前列。去年，我市GDP在2007年的基础上增长了2.7倍，年均增幅15.7%；一般预算收入4年间增加了1000亿，年均增幅35.4%；城乡居民收入也大幅增长，说明我们的发展不仅有速度，也有效益。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坚持对外开放，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11亿美元，去年当年引进106亿美元，增长了9.6倍。重庆还“走出去”，连续两年对外协议投资50多亿美元。实践证明，共同富裕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在走“回头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影响经济活力。相反，实践已经证明，促进分配公平与优质、快速的发展可以兼得，而且相辅相成。共同富裕这条路不仅走得通，而且会越走越宽。（记者 肖竹） 吴邦国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2012年03月06日07:1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安徽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吴邦国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５日下午来到他所在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代表们围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体经济、统筹城乡发展等争相发言，吴邦国认真倾听，不时插话同大家讨论。 　　在仔细听取张宝顺、吴存荣、王亚非等代表发言后，吴邦国发了言，表示完全赞同政府工作报告，并对安徽省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过去的一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顽强拼搏的结果。今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全年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工作的整体部署上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吴邦国在发言中着重强调了三点： 　　一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要把中央关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决策部署真正落实到具体措施上、体现在实际工作中，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把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推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需拉动；着力加快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步伐，引导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强化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推动经济增长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 　　二要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要着眼于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努力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入研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把国有企业做优做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机构，加快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完善促进民间投资体制。 　　三要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要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关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加大大别山区扶贫工作力度，重点加强对困难群众的帮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妥善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新华社北京３月５日电  ）

近日，北京发课文化公司分别向包括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人大法工委等在内的7个政府部门递交《关于“国税发【2004】15号”文合法性审查的补充意见》，认为该条文不具合法性。 (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6日，被中国当局指中国知名艺术家艾未未实际控制的北京发课文化公司，分别向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国 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办公厅、北京地税局等7个政府部门递交《关于”国税发【2004】15号”文合法性审查的补充意见》，指出该文不具备合法性的理由，认为其违反上位法既国务院出台的《行政处罚办法》，如根据《行政处罚办法》，税务机关不得设定行政处罚等；发课公司向七个部门提出应当全文废止”国税发【2004】15号”文。正值两会，很多网民认为艾未未递交的文件堪比两会提案，力挺他向权力部门发起法律挑战。 2011年4月3日上午8时，艾未未在首都国际机场出境前被警方带走，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正在接受公安机关的依法调查，中国当局也查抄了北京发课公司的电脑与财务资料等；81天后的6月22日中国当局以”取保候审”之名将其释放。2011年11月1日北京地税第二稽查局作出决定，艾未未所在的发课公司需缴纳过去10年偷税、滞纳金和罚金1522万元，15天内执行。2011年11月16日，发课公司将845万元的担保金汇入北京地税务局代保管资金账户中，完了纳税担保手续，获得了行政复议权和行政诉讼权。 2012年1月13日发课公司就北京地税局第二稽查局的税务处理决定向北京地税局递交《复议申请书》，要求依法撤销对处罚决定。1月18日，地税局正式受理了该申请。 “这不仅仅是为了个案” 北京发课文化公司的代理税务师杜延林向德国之声介绍北京地税局的行政级别是低于国务院的，其对发课文化公司罚款的理由和执行，与《行政处罚法》相抵触：”从法律上来说，国税出台的规定，不能否定国务院条例中的条款，我们对它的合法性就提出质疑。” 他表示发课公司之所以就具体条文较真，是因为在当前的中国，权力部门经常以各种行政法规之名侵入到私人领域，公民应该有勇气维护自己的基本法律权力：”不仅仅是对艾未未自己税案有意义，对税务局适用法律提出质疑，这涉及到他们行政的合法性，这不仅仅是个案，是有利于法制建设的。任何公民对官方适用法律不合理的地方，这些意见对官方进一步完善他的法规是有好处的。” “抛却政治因素，以法律应对法律” 整个艾未未被抓事件及税案，曾被外界普遍认为是艾未未近年对公权力挑战后遭受的政治打压， 对此，杜延林认为，官方政治打压也好、以查处经济案件为名也好，发课公司在税案后的每一步，是在”以法律应对法律，”而非以”法律应对政治” “艾未未这个案件有很多颠倒和倒错，开始抓艾未未是政治事件，但这个政治事件官方并不明确的说，而是在最后说成是税案、一个法律事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要依据法律去应对，这里面有双方都心照不宣的事情，都知道是政治事件，但都在用法律去说话和应对，我们暂且抛开政治，我们就谈法律，看看在这个过程，谁更遵守法律谁更违背法律？” 杜延林因为代理艾未未税案，在2012年春节前夕多次被警方约谈，其创办的税务事务所也遭北京地税多次不合理稽查。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