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

作者: 杨支柱    标签： 高考改革 2012-03-03 08:45 星期六 晴 　　 　　杨支柱 　　 　　据2011年10月24日法制晚报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等十五名学者及社会人士，联名致信国务院，呼吁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户籍限制。呼吁的主要内容记者概括为三条，第一，要求教育部将高考报名条件由考生的户籍所在地改为学籍所在地；第二，督促教育部尽快研究制定统一的高考方案，在近年内实现全国统一高考；第三，要求教育部研究制定平等的招生方案，促使部属高校不断降低本省市考生的录取指标比例，最终完全取消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 　　随迁考生不能在学籍地参加高考而只能回户籍地参加高考显然是为了防止“高考移民”，而“高考移民”则是高招录取名额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分配不平等的产物。但是这样一来，虽然基本杜绝了利用高招名额分配不平等谋取特权的“高考移民”，却使得大量未成年的孩子不得不离开父母回户籍地读高中，以便参加那里的高考。参加高考的权利和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权利对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迫使未成年孩子为了能参加高考而不得不离开父母的政策是残忍的。 　　张千帆教授等在呼吁信中说一旦统一高考试题“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将自动消失”，似乎暗示随迁子女在学籍地参加考试后仍然只能按户籍地的标准录取。这跟第三点建议“不断降低本省市考生的录取指标比例，最终完全取消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在高考名额分配省际不平等的背景下统一高考不足以防止“高考移民”。 　　未成年孩子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权利确实更古老、更重要，但是“近年内实现全国统一高考”，再“不断降低本省市考生的录取指标比例”，“最终完全取消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真的有必要将高招平等录取权的实现推迟到如此不确定的未来吗？在非户籍地工作的父母和他们的随迁子女能忍受这个遥遥无期的过渡期吗？须知他们感受到的不平等不仅仅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招生名额分配的不平等，而且是高中同班同学之间在录取上的巨大不平等，这样的歧视是铭心刻骨的。 　　为什么是促使“部属高校不断降低本省市考生的录取指标比例”，而不是所有的公立高校？张千帆教授等显然考虑到了办学的经费来源问题，地方财政支持的学校需要平等对待本地考生，国家财政支持的学校需要平等地对待全国的考生。但问题是高校的经费来源真的那么黑白分明吗？地方院校有不少专项经费来自中央财政；部属院校的经费来自地方的比例就更高，而且校园或教职工家属区的土地无一例外地来自地方无偿划拨。这种经费来源的模糊性会使得张千帆教授等提出的改革方案陷入长期的扯皮中。 　　统一高考的主张还跟近年来呼声甚高的高校自主招生主张相冲突。譬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就在微博上说，“多年来，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声音不断，但始终没有多大进展，主要在于我国的高考一直未能在打破集中录取上做文章，这导致高等教育本质上还是实行计划体制。为此，需要跳出传统的制度框架。以自主招生改革推进取消高考户籍限制，这既符合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高考改革的方向，也才能真正将公平平等的受教育权、考试权落到实处。” 　　就算最终实现了所有部属院校按总人口或18－22岁年龄组人口比例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分配名额，就能按学籍地标准录取而不用担心“高考移民”了吗？未必。由于省属院校分布的不平衡和各地基础教育的不平衡，肯定会有“高考移民”到北京、上海等地考市属院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部属院校。因此随迁子女按户籍地标准录取仍然可能作为防止“高考移民”的措施坚持下来，随迁子女与同班同学之间录取上的巨大不公平仍将继续存在。 　　“高考移民”和高招的户籍歧视都是按地域分配招生名额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按地域分配招生名额不公的产物。只有彻底废除按地域分配名额，代之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彻底消除招生歧视。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不仅仅是总分面前人人平等，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完全可以加入合理的特定科目最低分数标准乃至品行、身体等方面的最低录取标准。无论是全国统一高考，还是各高校自行命题，都可以实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了降低漏题的概率和提高出题的效率，我个人认为至少有必要对语文、数学实行全国统一高考。 　　几年前我和我的学生任星辉讨论过高招平等问题，那时我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尚有疑虑，认为这样做会对来自新疆、西藏的学生不利，会加剧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在看来这个顾虑是错误的。给落后地区按其人口比例或学生人数比例保留名额，除了破坏公平竞争、滋生“高考移民”和拉大高校新生学习差距从而增加高校教师授课困难之外，对落后地区的教育和经济发展也有害无益。从落后地区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的去向可以看出，落后地区上大学的孩子越多，意味着智力资源外流越严重。为了保障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又决不能剥夺落后地区大学毕业生自由选择工作地点的权利。 　　或许有人会说，不给落后地区保留一定数量的高考招生名额对落后地区的考生个人不公平，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尽管基础教育的省际差异是事实，但是得到保留名额实惠的主要是落后地区的社会上层。落后地区考生被一本高校录取的基本上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这些城市的基础教育水平虽然不及北京、上海乃至岳阳、九江市区，但是却比湖南、江西、贵州、四川大部分农村地区强得多。乌鲁木齐、克拉马依、拉萨都早就有幼儿园了，中部和西南农村地区有吗？乌鲁木齐、克拉马依、拉萨小学老师的普通话也远比湖南、江西农村地区的小学老师标准。就像全国范围内的名额分配以照顾落后地区的名义为北京、上海户籍的学生谋取特权一样，所谓照顾落后地区弱势考生其实也只是按省界分配名额的借口，其动机恐怕是给落后地区上层社会谋取免于平等竞争的特权，其效果是维护落后地区上流社会的家庭利益。 　　我赞成中央财政加大对落后地区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但是盖房子要从打地基开始，发展落后地区的教育也要从幼儿园、中小学开始。只有提高落后地区幼儿园、中小学的基础设施质量和师资水平，才能为当地建设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促进共同富裕。而当基础教育的水平提高后，当地考生在高考上的总体劣势自然也就逐步缩小直至消亡。 　　少数民族照顾政策也有类似的问题。我大女儿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幼儿园有许多少数民族幼儿，我看那些少数民族幼儿跟汉族高知家庭的幼儿相比各方面能力都毫不逊色，在能歌善舞方面反而比汉族孩子强。这些孩子跟我们湖南农村的汉族孩子相比，其享受的基础教育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反而被国家政策认定为弱者从而需要特殊照顾！而真正弱势的山沟里的少数民族考生，因为太弱了，就是有照顾政策他们也无缘被惠及。跟按省分配名额相比，照顾少数民族的高招政策问题更大，因为它的根据实际上是血统论，骨子里认为少数民族孩子智商比汉族孩子低。少数民族照顾政策侮辱了少数民族所有的人，同时却为少数民族权贵谋取特权。 　　其他的照顾政策也大多有问题，例如优秀学生干部加分强化官本位，优秀运动员报考物理系降低几十分录取是牛头不对马嘴。由于照顾政策太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凡破坏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做法，不管是显性的加分还是隐性的划分名额，我认为都应该受到平等原则的严格审查。 　　 　　 新快报2011年12月10日摘发 　　

2012年02月28日 18:06:05 　　——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之三   　　关于拙作《以平等的道德身份》，鲁稚女士发表评论：“平等这个观念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个奢侈品，只是听说，而从未真正拥有过”。她说得对。   　　然而，我们过去没有拥有的东西，现在就不能拥有吗？能够与他人平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被视作与他人一样平等的人，不正是我们的理想吗？   　　令人扼腕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们从平等自由的理想出发，最终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理想没有扼杀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而是终结在自己手中。这是为什么？这是今天在谈论平等、谈论民主自由的人们，不得不深思的。我们是否能够从过去的教训中走出来，能否摆脱一些根深蒂固的旧习，对于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考验。   　　比如，如果你希望别人能够听取你的批评意见，那么你是否准备好了想要虚心地听取别人对于你的批评？如果你认为自己有质疑的权利，那么反过来在遇见旁人对你本人进行质疑时，是否能够做到坦然和冷静，能够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对方是否也有同样的权利，以及其中是否也有一些道理？   　　难道能够因为你不喜欢与自己的看法相差如此之大，就认为这些人是来找茬的、故意向自己发出挑衅的？难道能因为旁人没有站到你这一边（本来以为会站到自己这一边的），就认为有人对自己存有敌意，就感到非常失望，心想这个世界上最好没有这些声音？将不同方向上的批评意见污名化、妖魔化，这样做，你是不是站到自己所反对的立场上去了？   　　事情的转变往往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出于人的意料之外，尤其是出于他对与自己的估计之外。   　　就像我们上次举例说，这次有关韩寒的讨论中，支持韩寒与质疑他的人们，都有互相指责对方是“五毛”的说法，认为这个说法是一个杀手锏，戴上这顶帽子，对方就可以闭嘴了。韩寒本人也在博文中抱怨，因为所表达的某些观点，他本人被视为“五毛”。这一点我十分同情他。包括是否继续谈论韩寒这个话题，也被怀疑成出自某个阴谋，是有人要将注意力吸引到这个地方，而转移了对于其他事情的关注，这使得韩寒有了额外的罪名。   　　类似的表现在网络上太多。有各种各样污名化的称呼，想来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需要单独提出来，特别引起注意。虽然许多人仅仅是脱口而出，但在客观上，帮助制造了一种猜疑、猜忌的气氛，造成了对于无辜人们的捏造、攻击。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促进人们互相之间真正的理解和对话，相反，只能毒化我们身处其中的环境，加深人们互相之间的隔膜隔阂。   　　显然不是你赞同民主，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就会自动在你身上站立起来，在我们社会中建立起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民主更是一种学习和实践。而学习需要课堂，需要练习，需要做大量功课。那么，为何不将我们在网络上正在进行的一些讨论，看作是我们自己的民主教室呢？我们在其中自我教育，互相砥砺，从而拥有一些新的经验。假如能在虚拟的条件下习得某些重要的东西，在实践中我们便能少付出一些代价。   　　我尝试着想要提出建议的是，是否可以尽量少用、慎用“五毛”这种说法。当然不排除有极少数人带着任务上网，但这起码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实际上难以区分谁是五毛、谁不是五毛。我们能够看见的，仅仅是一个人所说的，是他愿意让人们读到的这些句子，是他摆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陈述。只有看得见的东西，才构成我们判断的依据，而不是想象或者猜测。   　　当某个人带着言辞来到我们中间，他愿意采取言谈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那么，就需要将他当作前来讲道理的，是准备以理服人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理应受到平等的对待。一个人的动机是深藏不露的，为我们肉眼看不见。因此，衡量和判断某些言论，只能根据实际上能够看见的；我们所下的结论，只能在看得见的东西面前止步，而不能越出这个界限。超出了这个界限，就变得没有意义。不排除有可能，我们本身的动机，也要比我们自己认可的复杂得多。   　　其中还牵涉到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我们面前的世界，充满了种种矛盾、分歧和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而解决冲突的方式，概括起来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力量，另一种是非强制的力量。强制性的力量即暴力，它发生在无法处在同一空间的人们之间，其间有人遇到了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而非强制性的力量则运用于能够共存于同一空间的人们，政治所提倡的协商和包容的途径便是。   　　政治开始于暴力结束的地方。政治的主要方式是言辞。作报告、发表演讲、调查和讨论、决策及其发布，所采取的形式都是语言交流。面对分歧和冲突，政治的途径是协商和劝说，就像我们从国际新闻里经常听到的，“希望采取政治的途径解决问题”，指的是将战争的途径排除在外。因此，言及“政治”，则意味着言及“商量”、“商谈”、“协商”这样一些东西，意味着运用说服和互相听取的方式，让不同利益、不同背景人们之间的分歧得以整合。   　　尤其是在政治活动比较饱满、充分的地方，没有人觉得，需要依赖暴力这种强制性手段，才能解决人们之间的分歧差异。运用暴力的地方，则没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也驱除了暴力，让暴力归于失效。人们愿意放下武器前来商谈有什么不好？因此，在言辞面前，在运用言辞这种和平途径方面，应该得到同等尊重和一视同仁。每个人不管其身份如何，应该受到平等对待。   　　当一个人在公共讨论中，说出某句话、提出某个观点或某个方案，都可以被视为前来与旁人商量的，是想要征得人们的同意或批评的。即使他不是这么去想，但实际效果依然如此。事到如今，没有人说话不被质疑，没有人发表意见，而不可能不遇见批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熟悉的经验。   　　因此，当我们遇见人们的言辞时，首先要将其看作是一个“政治的途径”，是发出一个引发讨论的邀请。除了这个途径之外，他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别的途径，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现。那么，我们就需要以政治平等的眼光来看待他，而不是因为他表达了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观点，就觉得有理由歧视他，将他归类为别有用心的“敌人”。   　　哪怕他表达了与官方相接近的观点。我们所需要的批评，不仅是来自朋友之间，也应该包括来自官方的声音。难不成除了重复别人已经犯过和正在犯下的错误，我们就不能有别的可能选择吗？如果别人不能做到心平气和，你是可以心平气和的，做个示范给他看。别人恐惧，你可以尝试不恐惧。   　　但是有一种言辞，需要挑出来区别对待，那就是威胁性的言辞。我在《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先生的微博上读到这么一段：“重要的是制定遭遇这种戏剧性的清晰原则，提高全社会对这些原则的共识和信任，最大限度降低其他解释和猜疑的入侵力量。这样就会在有很多具体不确定性的时候，建立起社会总的确定感。这样的确定感对中国非常重要。”   　　胡先生愿意在微博上公开发表意见，可以理解为愿意与公众一起商量公共事务，愿意接受来自不同面向人们的评判。他呼吁更加透明公开的“清晰原则”，呼吁提高全社会中“共识和信任”，这些我都是赞同的。但是这段话中，他又将“不同解释和猜疑”直接视为“入侵力量”，小小的一个短语，释放了对于公众质疑及不同解释的极度不信任，看起来是意欲引向敌我矛盾的方向。这样去做的效果，只有影响了公共发言中本来的正常气氛，帮助制造我们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猜疑猜忌，加深对立对抗，扩大人们相互之间的差异隔阂，这实际上也与他自己的本意相反吧，这在公共发言中应尽力避免。   　　  上一篇： 以平等的道德身份 下一篇： 君子无戏言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2月13日 22:23:07 　　——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之二   　　只有进入他理解自己的视角，你才能获得一个与他本人相持平的视角。只有像对待他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你才能做到对这个人平等。去理解他所站立的那个立场，尊重他的选择，认为他的眼光和选择，是根据他认为“好的”的标准来衡量的，因而他所采取的立场，选择的结果，一样拥有道德含义，而不是不拥有道德含义。你是道德主体，他也是。你是道德的承担者，他也一样。你有起码的认知能力与道德判断能力，他也有。（提要）   　　我就在想，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有其顽固性，也有其尖锐性，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引进敌我矛盾的概念，弄得剑拔弩张、刀光剑影的？仅仅是因为立场不同，所属“阵营”不同，就一定要把对方看成是妖魔，想出千奇百怪的骂人话，曲里拐弯的或针针见血的，各种各样的“问候”，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朋友建议我去凯迪网看看。我见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但很快也见到了这样两句话：1.“大家看到了吧，顶方舟子的，全是五毛，可见他是什么东西了”；2.“起码在猫眼，挺韩的多数是五毛，你指望这群玩意儿写出什么像样的文章来？”这两句话意思相反，但表面上看是如此雷同，涉嫌互相“抄袭”。   　　有人说某些做法让人想到了文革。我不同意，不是什么都可以扯到文革上头去。孔庆东对于香港人的侮辱性言辞（“狗”），你可以说这是文革遗毒；那么有香港人同样侮辱性的回击（“蝗虫”），怎么可以用文革来解释呢？   　　能想到的一个解释是：不同意见的分歧，之所以上升到敌我矛盾，其间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转变，那就是“歧视”出现了，并被悄悄带了进来。   　　为什么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如果我是高的，那么你就低了，低我一等，或者低我几等，就是“下三滥”；为什么你不与我保持一致？那你就是故意来与我捣乱的，故意来向我挑衅、伤我自尊心的。可见你是个坏人；为什么我已经给出了我的理由，你为什么不好好看，还要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那么你不是智力问题就是道德问题，归根结底，你站在“屎”一边，是“邪恶的”。   　　“想不通他怎么想的。”这是“匪夷所思”；“什么人才这么想啊？”这是“非我族类”。接着——飞跃式地（突然受到了某个启发），想到了某个人也许“不是人”：“这真不是人干的，是畜生”，是“兽性”发作，是“披着人皮的狼”。   　　事情的性质由此发生改变。不同立场的差异和冲突，演变成了一场“驱魔”运动，一场“大扫除”或者“消灭四害”之类的活动。双方都感到了同样的危机：“有害虫在我们中间”、“有瘟疫正四处蔓延”……。   　　“反感—歧视—消灭（从眼前消失）”，一步步就是这么过来的。实际上这种情形远非最近有关韩方讨论中才出现，而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有着更加久远的传统。许多巨大的冲突，也是同样的逻辑。那么，歧视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人们肯定不希望别人歧视自己，但是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去歧视别人呢？   　　我上篇专栏文章里提到了某些外在的差异（年龄、地区、性别、成就大小），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拒绝别人平等加入讨论的理由，这就意味着，不能从某些外部条件（自然条件）来看待一个人。而恰当的做法正好相反：要从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理解来看待人。即从当事人理解自己的角度，这是一个内在视角。比如，他认为是正当的理由，或许就是正当的，至少对他本人来说是正当的；他认为是正确的做法，或许就是正确的，至少对他本人是正确的；这个人自己认为是应该的事情，或许就是应该的，至少对这个人本身是应该的。   　　只有进入他理解自己的视角，你才能获得一个与他本人相持平的视角。只有像对待他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你才能做到对这个人平等。他不认为自己是野兽，你也不能扣他一顶妖怪的帽子。   　　这并不等于说，你一定要了解他的全部想法，一定要同意他，而是意味着——去理解他所站立的那个立场，尊重他的选择，认为他的眼光和选择，是根据他认为“好的”的标准来衡量的。无论如何，他是追寻（他的）善、朝向（他的）理想的，因而他所采取的立场，选择的结果，一样拥有道德含义，而不是不拥有道德含义。你是道德主体，他也是。你是道德的承担者，他也一样。你有起码的认知能力与道德判断能力，他也有。   　　起码在讨论中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以平等的道德身份进入。愿意前来发表自己意见的人，是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他有伦理考量，而不是没有；他有是非善恶的判断，而不是完全缺乏。尽管他的观点不同于你，但他的道德判断未必没有你认真，他的伦理担当未必比你要少。当人家是追求伦理追求道德的，你却说人家是没有道德、丧尽天良的，你的态度就不够平等了。你否定人家的唯一理由，不过就是他的意见跟你不一样。   　　比如说那些支持韩寒的人们，他们就认为韩寒是好的，是值得信任的，在许多方面可以做出表率，他们是从自己认为理想生活的标准来看问题，而不是从践踏理想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他们看来，否定韩寒，也是否定了他们心中的理想，否定了他们的价值和向往。他们的这个判断是否恰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你不能笼统地说人家都是五毛，是受命前来，是别有用心的。细细想想，你自己也不会相信的。   　　对于质疑韩寒的人们及支持这种质疑的人来说也一样。彭晓芸坚持认为这是一个“社会诚信”的问题，如果你对于她是平等的，你便需要听听她发自内心对于社会诚信的呼吁，这个是她的道德立场和道德理想，怎么能够反过来说她是没有道德的、是“邪恶”的，甚至一看她微博上的头像，就说是“一脸妖气”呢？她与你拥有一样的道德感、道德冲动，不是仅仅你有而别人没有。至于韩寒的做法是否涉及了社会诚信的问题，需要许多论证，要靠事实来说明问题。有人质疑，也是从他们自己的道德感出发，而不是丧失道德的体现。   　　只有将对方视为道德身份平等的人，才能够保证不会出现将对方视作“妖魔”，视作“不是人”。道德身份的平等，保证了讨论中的分歧仅仅是人类成员之间的分歧，而不是“人类”和“畜类”之间的分歧。   　　拿方舟子来说，即使法庭最终判他犯下了诽谤罪，那么也是一个“人”犯下了诽谤罪，而不是一头“屎壳郎”（路金波语）犯下了诽谤罪。即使他的这个罪名应该被处死，那么也是作为一个“人”的方舟子去受死，而不是“一条疯狗”、一个男巫去上绞刑架。   　　这就是孔庆东骂香港人为“狗”，令人不能容忍的原因。这个说法是地地道道的歧视，因歧视而随意侮辱。歧视在前，侮辱在后。同样，“蝗虫”的说法也是。一个社会对歧视性的侮辱，应该有所限制，甚至严加限制。这与言论自由并不矛盾。说话中听不中听是一回事，明显的歧视侮辱是另一回事。   　　在这个意义上，回忆文化大革命或其他一些残忍时期的做法，才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不同意见、不同出身而将人活活折磨致死？为什么能够做到割掉喉管将人送上刑场，什么人才下得了这样的手？那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种定论，认定这些受害者，不拥有人类的特性，属于“非人”。取消他们作为人类成员的身份，是取消他们作为道德的主体。   　　当然，在理论上肯定人的道德身份，肯定人的道德主体，并不排除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主体性高一些，有此人主体性低一些；有些人在道德上更为直觉一些，更加负责任一些，而有些人则比较不负责任一些。这些区别需要另文撰述。但起码需要立出一条界限，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不能构成诋毁这个人的理由，不能取消他的道德身份，继而将他视作“不是人”。   　　（其中“道德平等”的视角，详见钱永祥先生《道德平等与待遇平等：试探平等概念的二元结构》一文，特此感谢。该文链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6862 ）   　　  上一篇： 以平等的身份准入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