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

意识形态与军队属于国家中央政治之单集，若地方有意识形态与军队势必演化成分裂割据。但从在2011年12月23日召开的“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我却发现“此地无银三百两”。据萧功秦先生在此次研讨会上透露：重庆公安局曾以官方名义隆重接待《乌有之乡》，在电子屏幕上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再就是2011年上半年上海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的研讨会，这个大型研讨会把一大批文革左派请来了，张宏良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在博客中是这样强调自己在会上重要性的：“我被安排在主席台就座，后来我因故没有上去，安排我靠前发言，另外让另一个左派XXX做总结性的发言……在这个会上还专门邀请了毛主席生前就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指戚本禹等人）在前排就座。”《乌有之乡》是左的重要大本营，上面一些丧心病狂攻击改革开放、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之言论，完全是左的意识形态那一套，早就超出了言论自由的底线，张宏良则是其中的著名极左人士，上述做法自然是向社会上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重庆是左派的政治后台。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为什么上面就没有任何人去追究？若加分析只有几种可能：或是中央高层中确有左的思想回潮；或是中央高层中有人想利用左的思潮平衡、抑制右的思潮；或是中央高层已达不成共识而无人敢问及不了了之。早在1998年，曾经任职《人民日报》的马立诚先生出版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中，就曾披露过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左右思想交锋，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只是未曾料到的是经历10多年之后，左右之争既未见消停，亦未见结论，反而是愈演愈烈之势。 　　现在重庆的“唱红”使得一些左派把重庆看作是自己信仰的化身，重庆在他们眼里简直成了圣地“延安”。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其实重庆并没有那么多左的色彩，是一些左的人士误读了重庆，把重庆所没有的东西附丽到重庆身上去了。但对此在政治上我们切不可书生意气，评判“唱红”不能仅凭主观想象上的一些良好愿望或动机，而不看其客观上的许多负面效应，如重庆动用了一些左的意识形态（毛泽东迷信或崇拜），使人们谈到重庆时无不忧心忡忡，总觉得重庆搞的那套是要搞文革复辟，有学者甚至公开说如果薄熙来上台，中国将会是一场文革式的大灾难。应不可否认重庆的“唱红”已形成相当声势，各地争相效仿，以致波及京城，对以改革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大有“喧宾夺主”之态。我们的改革事业远未成功，我认为“唱红”社会上从来就没有人禁止，也用不着去刻意组织、提倡，让其本末倒置的道德说教“喧宾夺主”以利益机制为导向的改革核心主流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上，所谓的“重庆模式”与毛泽东一些左的错误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是中国当代政治绕不开的一座高山，但也不可畏难而迷信。怎样对待和逾越这座高山有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及方法：一种是左的态度及方法，另一种是右的态度及方法，其最恶劣或最幼稚的代表是“乌有之乡网”和“博客中国网”的“张三”、“李四”们；第三种则是不左不右的正确态度及方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是其一脉相承的坚持者。我们党内于对待毛泽东问题上，持左的或右的态度及方法之人从来就大有人在，而最近似乎有“左的态度及方法”有所抬头之兆象，中央对此应引起重视，再次重提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左与右都不好，这是常识。毛泽东成功的时候都是既反左又反右的，而他失误的时候则正是偏离了这一正确方向。可毛泽东究竟是一代伟人，与“四人帮”及“乌有之乡”们不可同日而语，在他失误之时仍能保持一份难得的冷静与清醒，从而为邓小平日后的中国“改革”留下了宝贵的政治空间。 　　我对重庆一直非常关注，首先我认为，重庆在中国未来道路的探讨中首先打破了原来那种铁板一块的大一统局面，确实起到了一种先锋作用，客观上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未必不是好事。关键是要注意到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二重性，中央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与军队，以避免地方及军队分裂割据；并因势利导，在无缘形成意识形态和军队背景且数以千计的县（市）地方、大中型企业、大中专院校……实行自由、民主、法治三位一体的自治，既可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行政、企业、事业三大领域因此充满活力，更从根本上改善政治治理，遏制腐败与剥削，建立起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公平正义政治机制，解开“毛泽东情结”，走出“毛泽东陷阱”，将国家引入到一个长远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纵观眼下中国之政治局势，左、右两派政治力量都正在想扭转或扭曲“改革”，但皆受到当局者的打压，利益诉求主要还停留在思想言论上，具体实际的政治行动能力尚十分有限。而当局者也被认知所误导，至今仍在过于保守的“政治改革”决策中一意孤行，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剥削，越来越失去民心与激怒“左、右人心”，制度交易费用已难以承受及不能真正完全压服左、右两派，中国政治未来确实有向左或右这两种可能。今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决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拳拳之心唯盼中央不要掉以轻心而有所重视。军队与意识形态相类似，望同样引起注意。

在中共最高层排名第三的总理温家宝，新年伊始遭遇到新的批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元月期发表了主席胡锦涛要求抵御西方文化的讲话，同时，也发表了谈中国社会道德的署名文章，含蓄批评了温家宝关于“道德滑坡”的观点。 *党刊《求是》暗批温家宝？* 中共政治局常委温家宝可谓流年不利。这位接替朱熔基担任国家总理的天津人，新年伊始，就遭到了其前身是《红旗》杂志的党刊《求是》的不点名批评。 该月刊发表署名秋石的文章–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用毛泽东的辨证法观点，驳斥了温家宝去年提出的“道德滑坡论”。 文章说，“考察道德现象，离不开具体的价值观立场，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文章列举种种理论、观点、现象和事实，努力证明“我们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 文章也承认中国的社会道德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尽管该文章也分析了出现这些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文章并没有具体提到近几年来出现的毒奶粉、地沟油等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和讨论的涉及公共安全和影响的社会重大事件。 在海外媒体上，秋石的这篇元旦文章，被解读为“暗批温家宝评价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立场有问题”。中国近年来还出现了瘦肉精、染色馒头事件，还不时有老人倒地无人扶、街头行凶无人救、孩子被车碾压多人路过视而不见等社会新闻见诸报端和网络，人们惊呼：中国人的道德哪里去了？！ *温家宝批中国道德滑坡* 温家宝(去年四月)曾表示，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中共面向知识分子的机关报《光明日报》曾于去年两度发表社评，批评温家宝的“道德滑坡”论。 团中央办的《中国青年报》也援引专家的话说，官德败坏导致道德环境恶化。而这种情况， “足以威胁中共的执政地位。” *毛派批温家宝到湖南不去毛故居* 撇开道德问题不谈，温家宝的一些观点和行动，也不断遭到某些网民特别是毛派网站《乌有之乡》的抨击。 新年第一天，温家宝到湖南视察，《湖南日报》4日报道，温家宝2003年当总理至今，已经八次到湖南“调研”。乌有之乡注意到，但“从未到过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 海外的多维新闻网报道，中共政治局其他八个常委中，胡锦涛、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都在任上到过韶山毛泽东故居，吴邦国、周永康也曾在政治局委员任上去过。 乌有之乡网民发现了温家宝“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劣迹”。在网上说：湖南日报的记者“没有写X先生去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毛主席的故居韶山，还是的确X先生忘了去了，或者是忙得无法去了？湘潭离韶山只有几十里吧。谁知道，请告诉我。” *温家宝近年十多次提政改* 这些年来，温家宝多次在国内外场合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多维新闻网说，“其政治立场倾向西方普世价值。”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2010年10月发表“郑青原”文章，暗批温家宝“背离正确政治方向，”“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去年春天，温家宝曾邀请香港政界人士吴康民单独见面。温家宝说，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这两股势力阻挠改革，影响人民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 2011年4月，人民日报再发中纪委文章，要求“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在涉及基本理论、路线、纲领、经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不容许说三道四，我行我素。” *多维：温家宝退休前最后一搏* 到2013年，温家宝在总理任上已满8年，开两会时估计将退休。他这些年来多次呼吁政治改革。温家宝说过：“停滞和倒退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多维新闻说，这最后一年多里，温家宝“动作频频，尤其在政府行政部门力推政务改革，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又剑指‘三公经费’。试图一改此前‘空喊’政治体制改革的形象。”报道说，温家宝以此在做“最后一搏”。 *温家宝母校谈政治运动影响家人* 去年10月25日，温家宝曾回母校天津南开中学。温家宝生于1942年，小学，中学，大学教育是在毛泽东时代完成的。他说：“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大饥荒年代)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 香港的政论刊物开放最近一期报道说，温家宝的祖父温士瀛在中共上台之前是天津一位教育家，其父温刚则是天津第33中学历史教员。官方报道曾说其祖父死于天津解放前夕。温家宝叔祖、中共外交官温朋久曾说其兄长(温士瀛)天津解放前夕被害，是他一辈子最难受的事。但按温家宝说其祖父死于1960年，“虽说是脑溢血，但可以推定是死于政治迫害”。“温朋久文革也遭受迫害，坐牢多年。开放报道说：“由于其父辈和祖辈的遭遇，温家宝痛恨文革，自然可以理解。” *姜维平：温家宝把握最后机会* 曾在中国东北特别是在大连工作多年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姜维平，因得罪薄熙来被关押多年。旅居加拿大的姜维平新年刚过发表文章题目是：温家宝把握最后的机会。姜维平说，“各级官员的‘势利眼’已由‘胡温’转向‘习李’，但是，温家宝还有最后的机会，如果灵活而果断地把握，不仅会使自身免于赵紫阳晚年的下场，还会推动中国和平转型，开启自上而下的政改里程。” *温家宝“否定重庆模式，肯定乌坎模式”？* 文章说，去年底(12月27日)，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有两个亮点：一是委婉否定了“重庆模式”，二是不点名地肯定了“乌坎模式”，强调了村民自治。姜维平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目前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统治者引导人民向何处去的问题。 *华商报：左右为难的温家宝* 德国的华商报网站曾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政坛的异数：左右为难的温家宝。文章说，温家宝最近在中国遭到左右两边的攻击。乌有之乡曾发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的文章，题目是“千古兴亡，亡于一相”。2009年，《文革研究》网站发表了张德勤的文章，题目是“对温家宝总理的六点意见”，点名批评温家宝，把温家宝和赵紫阳这个1989年被推翻的中共前领袖联系起来，“把对温家宝这个现最高层领导人的攻击，和中国最终的政治取向，联系起来。” 除了左派，自由派知识分子余杰也曾在香港出书名为《中国影帝》，指名道姓批评温家宝太注重“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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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彻底否定中共、解体中共是中国向好的方面有任何发展的必须前提。而在这个否定中共、解体中共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真正健康力量，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