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蟹档案｜网友提交的豆瓣删帖记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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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从四十年前的林彪看那个时代
四十年前，也就是1971年的9﹒13，林彪——这位显赫一时的中国副统帅，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现在的史书，林彪是个彻底的阴谋家，在他手里倒下的有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瑞卿等国家领导人。但真正翻看史书，如1986年高皋﹑严家其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特别看到林彪最后逃亡时刻的表现，也许一切又并非那么回事。林彪的能量都是外在的，自身只是一具空壳。一个聋哑的吹鼓手而已，离开了鼓和号子，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这里先就其逃亡及稍早些的记载来分析。 首先，毛林的真正冲突是在70年设立国家主席上。单就这件事来看，既有“四大金刚”，又有陈伯达﹒王洪文等的支持，走的也是正常法律途径——人大。如不是毛的极力反对，通过设立国家主席，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若果毛自己不做(毛事先声明过)，那自是非林莫属。 在70年的庐山，陈伯达这位文革小组组长，中共常委，四号人物。为了林彪这位二号人物，副统帅和党章规定的法定接班人谋取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而欲设国家主席时，遭到了毛的迎头痛击，仅两天半时间，便全盘溃败，“四大金刚”做检查，陈伯达直接身陷牢狱，若不是及时表白在延安时对毛有救命之恩，只怕生死难料。在此，林不是不想保陈，但面对毛，能泥菩萨过江已属恩赐，谈何其余! 其后，其子林立果1971年3月21日在上海一秘密点“联合舰队”开会时，说“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也可见一斑。 而到了林彪得知毛南巡讲话就是针对自己时，想发动所谓的“五七一工程”计划时，尚且是毛到了其所谓的根据地——上海，一个连的人马都很难调动，又谈何“五七一工程”，空想罢了。这对于一个从基层一步一步靠军功升至元帅身经百战的所谓阴谋家来说，实施这样不着调的计划，可能吗，至多只是其子幼稚的幻想罢了。 而到其逃亡时刻，林彪——这位中国二号人物，副统帅，法定的接班人。为了保命，调一架飞机都马上受到追查，这还是掌管军权多年，所谓“四大金刚”毕备，陆海空皆掌，而空军部门更是其子根据地的情况下。在逃亡时，先是受到在北戴河“保卫”他的八三四一部队阻拦，接着又遭到自己的警卫秘书枪击。其仓促驾机逃走之时，甚至连副驾驶﹒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来不及登机(也可能是根本无法带)。 即便是其女儿——林立衡，在林立果九月七号与其商量逃亡后，则马上向组织做了汇报，在她看来，背叛毛就是背叛人民，背叛祖国。而到了9月12号，当其看到林的反常时，派人偷听林彪与林立果的谈话，并立即向八三四一部队汇报。 而如此的一切，并不是发生在林大厦已倾之后，尚是其未曾受到冲击之前。即便直至逃亡计划实施，应该说，林的地位，至少看上去没什么变化。毛此时也没准备一步到位直接将林打翻在地(这也是其一贯手法)，虽然此时，毛已经南巡做了吹风，直至回到北京丰台(9月12日下午)开会，如江青后来说“丰台会议，毛保他(指林彪)，仁至义尽。” 在这场未见硝烟的斗争中，也许林根本没有想过要用武装政变的模式，更根本原因可能是，那根本就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其逃亡前及逃亡时的遭遇即是明证，其权力之脆弱也完全暴露无遗。林在毛面前连一只兔子都算不上，兔子急了还会咬人，但他连咬一口都不可能，因为他早将自己的牙拔光了。只似一只充气的娃娃，看似胖墩墩，但气门却塞在别人的手里。 如此，说“五七一工程”或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也许都只是一个梦，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林彪最后实施的是北逃苏联，只能说，林尚有自知之明，在国内与毛对抗，下场只有一个——身死名裂。至于其有没有里通外国——苏联，从林彪折戟蒙古后苏联的反应看，林彪逃亡前与苏联并没有联系。最后的行动只是为了免遭其给予(或毛给予)其对手的下场。 其实，这一切并不难解释。在“三忠于，四无限”中，在每日都是最高指示，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中，东方红不仅响彻中华，还要伴随卫星响遍全球。那是一个什么时代，那是一个“神”的时代，有了神，其他的与神相比，只是蝼蚁﹑跳蚤(所谓一个小指头就能把对方摁趴下)。 林彪的发迹靠的是什么，如果说战争年代，还有战功的话。那建国后呢，朝鲜战场没去，遭遇冷落。之后靠的是什么，靠的不是治国方略(也许那时这本就不是最重要的)，靠的是鼓吹个人崇拜，“四个伟大”﹑“四个第一”﹑“顶峰论”等;靠的是红本不离手，做毛忠实的学生;靠的是做一个优秀的吹鼓手，把毛“神化”而得受赏识;靠的是成为毛手中的一杆忠实的枪，依赖毛的威望将前进的障碍一一扫清，从而走上自己攀升的台阶的。 这里并无意为林彪洗脱什么罪名，林彪确是罪孽深重。其吹捧毛并将毛造成当代的“神”，树立无上权威，制造一个专制新高峰。虽反受其害，但违背事实甚至捏造罪证，更使普天下国人深受其害，不仅导致国家经济发展迟缓乃至开倒车，也毁坏了人们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一切均向权与力俯首称臣，虚假与罪恶相伴。虽咎由自取，仍罪不可恕，。 不过除了痛骂之外，其根源何在。翻看历史，也许汉初的韩信和林有些命运上的相同，只是韩信没有做吹鼓手。讲到林彪，不能不提毛泽东，虽然毛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只是有些地方相似，尽管二者有共同的焚书坑儒，但毛也有其自身所处的背景及特点。 毛是将《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二十四史上也写满了其批注。而对于科学技术类基本没有涉猎，马克思著作到底读了多少，没有多少记载，《资本论》——马克思的经典之作，更可能的是没读过。对于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原则，分权制度，民主制度)，了解多少无从得知，至少没有真正的身临其境，即便建国后，出国也仅两次，且都是社会主义的苏联。 从其坚持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已经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派)，更多的应该是列宁主义的变种——斯大林主义。确切地说，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本质都是专制主义，只是其一披上主权在民的外衣。 掌握至高权力者没有几个不贪恋权位的，靠拼搏出来的犹然。看毛整人的历程，如果说整刘少奇﹒彭德怀乃至要向周恩来下手，还可以解释为路线的斗争，那向林彪下手(虽然大幕刚拉开，主角就败亡了)，就只能理解为权力争斗了(林是一直紧随毛的，是毛的好学生)。当然若都解释为权力斗争也是可以理解的，刘少奇有明显与之分权的行为，彭德怀的行为是对他权威的挑战，动摇了他的权力基础。至于周，威望甚隆，又是林后中央工作的主要执行者，是潜在的权力竞争者。虽表面俯首帖耳，周也有意避开与其正面冲突而毛一时又无适当人选，尽管如此，毛对周是猜忌在心的，甚至在周去世后，毛坚决不参加其追悼会，甚至对其后的追悼活动也大加阻挠。 斯大林加秦始皇，虽秦始皇是不需大杀功臣的，但斯大林要。秦始皇不需要是因为他出身本就是尊者(至少那个时代是认可的)，是封建王位的继承者，顺理成章。不似刘邦和朱元璋，草莽出身，功臣们知道他本就是普通的阿猫阿狗，即便一朝大权在握亦然，这也是他们提防功臣乃至大开杀戒的原因，历史上做得漂亮的当属“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 以前的皇帝，是天命，是“真龙天子”，权威天成，世袭也是顺理成章。而到了现在，“皇帝”即便有，也只能是有实无名。不说世袭制，即便终身制也难以为继，睁开眼睛的人民还要求人权﹒自由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若想保留权力，寄望于皇帝(哪怕有实无名)的美梦，自然就更该下一番苦心。这需要的就是不仅要打败对手，还要对手身败名裂。说毛因为林背叛而痛心，虽有些道理。但毛在南巡吹风欲向林动手之时，说明其早就认定林并非他的好学生，背叛也只是毛早晚要加于林头上的一顶帽子，只是未及送出罢了。逃亡不可想象，难道都要束手待毙才合情合理吗?林的逃亡也仅说明林对对手了解太深，对整人深谙其道，更知道其后果。因林叛逃而痛心，这样的解释稍显牵强。而若理解为毛因为林的逃亡而未及将对手搞臭，这也许才是毛最痛心的地方(这也是真正让国人对文革悄然反思的开始)。 对于说那是大民主的时代，其实，那只是表象。反右时期的阳谋，一朝55万(一说三百一十七万)皆因言论而被扣上帽子，接受改造;国家主席面对诬陷批判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遇罗克﹑张志新皆因言而被处以死刑;文革小将——红卫兵可谓叱咤风云，造反有理，真正的群众路线，但68年底即失宠，只有响应伟大号召，做下乡知青了，这里固然有些是自愿的，但另外多数呢，这可以民主辩论吗;76年清明节前后，全国性的自发悼念周总理活动，却遭到镇压，首都连日都是数十万人自发前往甚至被定性为反革命活动，最终导致著名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等等诸如此类，这是大民主吗? 是的，当时大字报确是满天飞，大辩论也是处处时时，但真理的判断靠的不是逻辑关系和事实依据，真理的标准是——毛泽东思想，不容任何质疑。这样的大民主，不管如何热闹，也只剩下“一句顶一万句”的金口玉言﹑谢主隆恩，察言观色﹑阿谀奉承和愚昧无知! 真正的民主需要与法制同建，没有法制谈民主自由，善意的也只是奢谈。因为连规则和界限都不清楚，会有什么民主自由。而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应该只有两部法律吧，其他的都是政策文件，甚至很长时间靠的只是语录，靠的金口玉言，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封建帝王也难寻其匹。 在此环境下，其他人都只能是跳蚤而已，文革小组的“小三”，文革初期三闯将——关锋﹑王力﹑戚本禹，无论在社会上可掀起多大的浪，看似威猛无匹，六七年因揣摩意图错误而去“揪军内一小撮”，对付他们时，简单到毛连出面都不需要，仅在杭州写一个纸条，他们就只有乖乖地进监狱。七五年，四人帮也可谓风头正劲，但毛也仅需会上点点名，一个个不得不乖乖地接受批评帮助。至于林彪﹑陈伯达就不须重述了。 这一切的一切，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造了一位无上的神，赋予其无上的权威和无尽的法力，我们只有顶礼膜拜的份，即便偶有火眼金睛者，看穿皇帝的新衣，却也只有遭到无数信徒的踩踏，发不出声音。 这是独裁之罪，是专制之罪，是强权之罪，也是投机之罪，是愚昧之罪，是懦弱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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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唯辛 | 我的老师李大用
《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 李大用 250cm x 200cm 布上油彩 徐唯辛作 《新疆日报》文艺版约我撰文介绍在新疆工作生活近四十年的艺术教育家李大用先生，我欣然答应。因为我走上艺术之路，与他有直接关系。 1971年上初中，我家从乌鲁木齐长江路迁至红山商场附近的南梁坡一带，于是我从四中转学到了新家附近的五中。 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学校混乱。印象中的政治事件有“林副主席彪外逃”、“一打三反”和“批林批孔”等；上大学不考试，主要靠“政治表现”和农民推荐；没有背景的高中毕业生肯定去农村劳动；“读书无用”之风盛行。 我的阅读比一般孩子早。通过书籍，明白了人生苦短，也懂了点艺术知识，暗自建立了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到处找门路学“手艺”，甚至逮到什么学什么，学过声乐、舞蹈，甚至还拜师学过几天武术。如果买得起，说不定我也会学小提琴、钢琴之类的乐器，成为一个音乐家。 不过，这些都比不上我对绘画的热爱。虽然求学无门，仅是在练习本上胡涂乱抹，或是在办学校黑板报时一展“才华”，但在线条色彩的舞动间，我才有一份自在与从容，才感到自己的存在和快乐。 上初二的一天，在学校过道里，为办黑板报，我正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装饰纹样和流行的毛泽东肖像。忽然，一个浑厚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想学画吗？”。 在混乱绝望的年代，对于热爱绘画求学无门的我来说，这声音宛如天籁。幸福感使我一阵晕眩，差点从黑板前的椅子上摔下来。 定神一看，原来是一位戴黑边眼镜长发飘逸的青年。他就刚调入中学的美术老师李大用先生。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一种长达四十多年的师生缘分。 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何当年主动邀请一个素不相识的穷学生学画。要知道，那个年代教授绘画并不收费，我家也无“背景”。难道他从我身上看到了一个将要成熟艺术家的影子，冥冥之中产生了一种责任感？或是，他把对艺术的热爱转化为具体的教学实践来实现某种理想？ 正是一种机缘，使我踏上了艺术的旅途。 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乌鲁木齐市人口不到百万，可是业余学画的中学生不少。1974年前后，市文教局开了一个动员中学生参加美术竞赛的大会，记得是在北门的师范学院礼堂召开的，诺大一个礼堂居然让热爱学习绘画的学生完全坐满了，少说有几百人。 作为边塞城市，这是个特别的现象。也许是因为1949年前后董希文这样的大师表现新疆的美术作品打动了年轻学子，不少内地艺术学院的毕业生选择来当时条件艰苦的新疆工作。例如曾在新疆艺校任教的列阳（注1）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曾任新疆美协秘书长的蒋正华、军旅画家潘丁丁（注2）也来自中央美术学院；另外一位任新疆美协主席的吴奇峰先生来自浙江美术学院；曾在新疆歌舞团任职的李灼来自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刘凯基兄弟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他们的存在，无疑对新疆的美术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过，即便是文革后期，凡与文化相关的事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下都凋零了，一切都没有苏醒。美术老师即便有教的热情和技术，也无法搞到画素描用的石膏教具。因为在文革期间的“破四旧”运动中，有外国人形象的石膏教具被认为是“封、资、修”（注3）的东西，早被砸烂扔进了垃圾堆。 神奇的是，先生不知从内地哪里买到了一批石膏教具。除几何形体外，还有外国人像的模型局部，硕大的耳朵，美丽的眼睛、线条优美的嘴唇。后来才知道是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杰罗的雕塑作品大卫脸部复制品。我想，那一定是文革后期乌鲁木齐出现的第一批美术教具，就像一朵白色柔弱花蕾，悄悄在黑暗中绽放。 三 大用老师不但能弄到教具，更有一套有效的训练方法。除了推崇俄国素描大师契斯恰科夫全原素（注*）素描教学的优点，也吸收大师博巴的结构素描（前者重视色调、后者重视物体结构）的特点。他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出一套独特的学习方法，对于没有基础的学生来说尤其有效。另外，他特别强调速写的重要性，布置了临摹门采尔等大师速写的作业，经常带我们出外写生，近在学校附近的碾子沟长途车站，远赴千里之外的伊宁。 至今还记得伊宁市黄昏时分悠扬的维吾尔民歌《黑眼睛》，也还保存着在伊犁河岸的油画写生小品。 正式学画不久，拉吉米丁、高力、何新力、金萍、李乃成等几个同学和我组成了一个美术小组，在大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素描长期作业的训练。地点在中学教学楼的一个小办公室，每晚那里灯火通明。 1975年，我高中毕业去农村当知青，这个美术小组的学习仍然持续了多年。那个阶段，乌鲁木齐各中学先后成立了许多美术小组，唯有五中的美术小组最有影响力，因为这个小组的学生成才率极高。从1977年高考恢复以后到现在，考上美术学院的本科生有数十个，先后出了三个研究生——我、拉吉米丁和杜平。我先以高分考入西安美院师范系，1985年再考入浙江美院油画系攻读硕士学位；拉吉米丁（注4）先考入西安美院，后来考上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杜平（注5）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又考上了本校硕士。 时隔40年再看，老师的训练方法令我终生受益。这种训练不仅使学生很快掌握正确的写生方法，培养坚实的造型能力，更开启了学生在艺术上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1978年我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时，造型能力已接近本科高年级的水平。我后期的创作，包括人物众多的大场面作品，在画面控制上，除了构成方面的技术和敏感力、修养以外，色调和造型能力是得益于大用老师早年的训练和指导的。 我离开乌鲁木齐多年，和老师的联系仍然紧密。我出版的画册里，只要篇幅容许，就一定要写上他教我学画的那段经历。 在我创作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肖像系列中，我也选择画了他，和那些伟人的尺寸一样大小，即作为个人的纪念，也作为公共记忆。 去年6月，随一个美术写生团体前往乌鲁木齐期间，我抽空去拜见了老师。他脸上已有了皱纹，仍然喜欢豪饮，关爱自己的声名，声音洪亮，夹杂着银丝的长发仍然飘逸。 如今我已经大过他当年教我时的年纪，不过，他永远是我的老师，在我心里的位置是无人能比的。 注1：文革结束后移民香港。 注2：二人已先后过世。 注3：“封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简称 注4：旅居加拿大 注5：现在新疆艺术学院任教 注* ：意为画面不仅有轮廓，也有形状和色调 作品《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展览风景 附李大用先生自述： 李大用 画家 美术教育家 1944年生于天津，自幼受家庭影响，酷爱绘画。初中在浙江美术学院高才生沈培炎老师门下，正规、严格地学习素描、油画。 1958年——1964年在完成中学学业的同时，苦读中外名著，严冬、酷暑居于老师画室，刻苦练习，梦想投考美术学院；由于其家父与“书香”、“经商”、“历史”等原因，终因出身“不好”，连续两年考大学没有通过“政审”，被美术学院拒之门外。 1964年6月14日坐上“专列”，一路唱着“边疆处处是江南”的歌曲“支边”(注1)来到西北边域——乌鲁木齐。 1965年得到一次“上学”的机会，因1966年“文革”开始，于是参与了当年全国学生所经历的一切，当红卫兵、政治辩论、全国大串联、文攻武卫、因画毛主席像及版画木刻宣传避免了参加武斗，但目睹了武斗的场面。 1968年分配至新疆沙湾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送到条件最艰苦的牧区博尔通沟公社。 他仍梦想着考美术学院，但对前景茫然。偷偷坚持画速写、画牧民的头像。在一次小型批斗会上画速写被抢走了速写本，现回想起来应感谢那位哈萨克牧民（后来成了朋友），不然不知要被扣上一顶什么“帽子”。一个叫党万玉的回民被批“里通外国”，逼问“你是如何去的巴基斯坦？”无奈的他认真回答：是骑着山羊去的。 他回到了“干打垒”（注2）的小土屋画了一张“骑羊外逃”的画，挂在了“火墙”（注3）上，因炉火不旺，倒了一点煤油进去，顿时火墙爆炸，满屋黑烟，骑羊外逃的新作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1970年他又转调到了“四道合子”公社，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整日提着石灰桶在墙壁上刷大标语，画宣传画，经常调至县上去画毛主席像。因为他的“特殊才能”县文化馆多次要他到馆里正式工作，结束“再教育”，他坚持不去，目的是返回乌鲁木齐仍做他的画家梦。 1971年，乌鲁木齐市教育局搞一台文艺汇报演出，他一人独揽全台晚会的舞台美术设计、制作任务。条件是艰苦的，时间是紧迫的。因工资不高，吃住都很困难，后来基本上吃干馕，睡剧场的硬板椅上。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感动了市教育局，一纸调函结束了他的再教育生活，从沙湾县回到了乌鲁木齐，任第五中学美术教师。 1971年因出色的美术教学，首开全市的中学美术教学“公开课”，好评如潮，名声大振。首开中学美术教育引进画石膏像的先河，开始正规的学院派素描教学，建立了为考美术学院为目的的美术特训班，课外严格集训。学生的绘画热情日益高涨，其他中学的美术学子纷纷转学来五中就读。这股热流也影响了当时的新疆艺术学校和乌市第一师范的美术班，五中成了全市美术学子经常集中的“小美术学院”。 1972年，因学校离碾子沟长途汽车站极近，他带领学生天天到汽车站一起画南北疆来往的少数民族。画速写、画头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他的带动下“碾子沟”引来了乌鲁木齐学画的一批又一批中学生，成为一个独特的风景，是当时乌市美术高考的摇篮，一个闪光的亮点。全国高考制度回复后，徐唯辛、拉吉木丁、李乃成、柴新春、杜平等同学在美术高考中名列榜首。并且在社会及专业上各有建树，完成了老师的夙愿。 1978年——1984年，他被新疆军区文工团特招入伍，成为舞美设计，兼任集训教官，创作了大量的话剧及歌舞节目的舞美设计，代表作有话剧《天山深处的大兵》后来搬上了银幕；《天山行》以及电视剧《非编部队》任美术。仍在社会上继续培养美术高考生，美术作品不断参展、发表。 1984年，因热爱美术教学和绘画创作，他主动要求专业，放弃了军队的优厚待遇，进入新疆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因文凭问题吃了不少苦头。“左”的路线未全清除，加之他本人对假文凭及滥评职称深恶痛绝，思想一度消沉，但对启蒙美术学子热情极高，并创作大量绘画作品： 《夕阳》、《金色的吻》先后参加第六届、第七届全国美展； 《喀什葛尔即景》、《火焰山下》被江苏省美术馆收藏； 《塔什库尔干的早晨》入选新疆好美展，展于中国美术馆； 《戈壁月》、《泥土留芳》入选首届水彩粉画全国大展； 《祝福.墓士塔格》新疆第二届艺术节获二等奖，被私人收藏； 《于田人》、《大路通天》等作品大量发表及收藏…… 1990年完成了研究生课程的学业。 1993年提前“病退”。退休后在北京当“北漂”12年，做过广告人、影视策划人、自由撰稿人、作职业画家入住过“宋庄画家村”…… 2005年至今，返回新疆，安心美术创作，耕耘不止；培养学生，一支蜡烛仍继续燃烧。 注1：支援边疆的缩略说法，在当时很流行。 注2：是西北一种修建围墙的方式。 注3：房屋围墙部分为空心，有回转烟道连接火炉，冬日取暖，为新疆特有。 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肖像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列） 巴金 包泡 卞仲耘 王晶尧(夫妇) 柴梅尘 陈寅恪 陈永贵 陈正清 陈耀文 陈凯歌 董浩傅雷 顾准 耿淳 郭世英 胡风 何大齐 华国锋 黄帅 翦伯赞 江青 金桂荣 金桂霞(姐妹) 金训华 康生 老舍 李劫夫 李大用李九莲 李雪丽 李振盛 李秀明 梁漱冥 梁思成 林彪 刘长瑜 刘镦 刘亮 刘少奇 刘啸清 吕立新 骆明 陆洪恩 潘多 毛泽东 蒙飞 马晓霖 聂元梓 彭德怀 彭小苓 潘天强 钱浩亮 上官云珠 沈莉莉 水天光 石鲁 藤青 田家英 涂集中 王凤仪 王洪文 王申酉 王容芬 王进喜 王凯 乔晓红(夫妇) 王仁义 王庆萍 王炳尧 王熊飞 王祖华 翁德国 吴晗 姚文元 于向真 遇罗克 张春桥 张圭显 张天琚 张志新 张放 张莉 张启行 赵丹 周恩来 周西蒙 祝新运 曾慧燕
阅读更多编程随想 | 聊聊政客的人品
这几天，本来要继续写 “回顾 6..4”系列 。由于俺在 前一个帖子 ，八卦了很多关于邓太上皇的阴暗面。貌似老邓在天朝还是有相当多粉丝滴。这不，俺收到好多封网友来信，替老邓打抱不平。所以，俺就暂时把“回顾 6..4”系列放一放，先写这么一个帖子，谈谈俺对政客的看法，也算是对来信的网友，作一个答复。 ★关于人品的重要性 两年前，俺写“ 招聘的误区 ”时，曾经引用巴菲特的一句名言—— 当你雇用某人，要看他是否具备三种品质：正直诚实、聪明能干和精力充沛。如果缺少第一种品质，那后两种品质会要你的命（In looking for people to hire, you look for three qualities: integrity, intelligence, and energy. And if they don’t have the first, the other two will kill you!） 。这句话很精辟地道出了人品（诚信）的重要性。人品的重要性不光体现在招聘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你跟朋友、同学、同事打交道时，一定要 先看人品，再看能力 。 ★关于政客的人品 既然人品如此重要，在评判一个政治人物时，当然不能忽视此要素。而且，政治人物由于其地位高、权力大、影响力也大，他们做出的决策会影响到千百万屁民的利益。所以，对政治人物的诚信问题，更须高标准、严要求，无论怎样苛刻都不算过分。当初克林顿遭遇拉链门丑闻，大多数美国公众对克林顿的指责，是针对他一开始作了伪证（缺乏诚信），而不是针对他搞婚外情。 另外再补充一点：对独裁政权而言，领导人的诚信（相比民主政权）显得更加重要。民主政权，好歹有分权机制（比如三权分立），假如某个政客道德败坏，一旦被发现，就有下台甚至坐牢的危险（比如台湾的阿扁）；而像天朝这种独裁政权，高层领导人（比如当今的政治局常委）握有绝对的权力，根本没人能监督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人品差的高层领导，其危害好比滔滔江水，绵绵不绝。非常可悲的是，当今朝廷的政治局九大长老，个个都有家族腐败的问题，一点都不比老邓逊色啊！ ★关于老邓的人品 在 前一个帖子 ，俺举例说明了老邓的滑头（出尔反尔）。他在失势的时候，为了自保，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甚至不惜对自己多年的好友落井下石，以此来向老毛表忠心（老邓在写给老毛的悔过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 ）。从这些所做作为，足以说明老邓的人品大有问题。在他眼里，为了得到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违背任何原则。 ★关于文革 有网友来信说，文革时期的政治环境很恶劣，老邓在那种环境下说的那些话是迫于无奈。对这种观点，俺得说——文革不是挡箭牌！ 咱们的政治教科书不是常说“外因要靠内因起作用”吗？文革的政治环境只是外因，老邓本性的丑恶才是内因。所以，不要拿文革来替老邓辩护。 ★关于人品的几种境界 既然说到文革，再闲扯几句。文革这个疯狂的年代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观察某个人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就可以大致看出这个人的品德。俺总结了如下几层境界： ◇无论环境多糟，都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 文人中，马寅初、梁漱溟属于此类。 屁民中， 遇罗克 、 张志新 属于此类。 （张志新还是一个女流，这令天朝的大老爷们，颜面何存？） ◇受环境所迫，不敢说真话，选择保持沉默 文人中，巴金、沈从文属于此类。 ◇受环境所迫，为了自保而不惜伤害他人 政客中，老邓、薄熙来属于此类。 （老邓的例子，前面已提到。至于薄熙来，文革中为了跟自己老爹（薄一波，之前的帖子提到的八元老之一）划清界线，在批斗大会上，把自己亲爹打成重伤） ◇为了自己能飞黄腾达，主动迫害别人以获取自身利益。 政客中，那些在文革迅速走红的，大都属于此类。 屁民中，很多造反派头头属于此类。 文人中，郭沫若属于此类（郭的人品，实在是出奇的差）。 第1种境界的人，在天朝是非常稀有的（在其它国家，估计也不多见）；在日常生活中，能结交到第2种人作朋友，就算不错了；如果身边有第3种人，就得留意提防；对第4种人，一定要敬而远之。 话虽这么说，但要正确判断某个人的人品属于哪一个层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大多数人都喜欢把自己伪装成第1种人。必须得经过一些重大事情的考验，才能看出真面目——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患难见真情。 ================================ 版权声明 本博客所有的原创文章，作者皆保留版权。转载必须包含本声明，保持本文完整，并以超链接形式注明作者”编程随想“和本文原始地址。 学习翻墙 发任意邮件到 help_gfw@yahoo.com 即可自动获取翻墙扫盲教程;别用国内邮箱,易被墙。如有其它问题要联系俺,请写信到 program.thin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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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芦紫：血染的格桑花
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谈到了我关于西藏文革的调查（见黑体字部分）…… 血染的格桑花 文/芦紫 http://lu-zi.hxwk.org/2011/07/13/%E8%A1%80%E6%9F%93%E7%9A%84%E6%A0%BC%E6%A1%91%E8%8A%B1 西藏，地球的第三极，平均海拔在４０００米以上，雪山皑皑，大河滔滔。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阻绝了外来势力的侵扰，也保留了独特的地域文化。７０００年前即在西藏高原活动的人类，逐渐发展成今日的藏民族，而其绵延至今的文化中最引人瞩目的，正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宗教色彩。藏人在２０００多年以前就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与中原互有往来，唐朝时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成一时之佳话。此后吐蕃王朝衰微，与中原时战时和，基本上保持独立，直到清康熙时才确立对西藏的主权。后清朝衰败，英国乘机占领拉萨，使西藏完全自治。 １９５０年，中共建国后重申对西藏的主权，遭西藏政府拒绝，解放军四万余人分八路开进，很快就打败了只有八千余人的藏军，毙敌４０００余。两天后攻克昌都。俘虏阿沛·阿旺晋美等人，达赖喇嘛被迫与中共签订城下之盟。答应在尊重西藏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成为中国领土。但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农奴制，推行人民公社，遭到藏人激烈反抗，暴发了震惊中外的西藏武装叛乱，解放军大举进藏平叛，红旗指处，势如破竹，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政府及一些藏民仓皇逃窜，流亡印度至今。 小时候，看过一个叫《农奴》的电影，非常感人，对农奴主残酷迫害农奴的罪行义愤填膺，至今还记得那个叫强巴的农奴的痛苦的面容。那首电影插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旋律凄美婉转，曾响彻神州大地。文革中最广为传唱的歌曲大多为翻身农奴歌颂红太阳和金珠玛米的赞歌。《逛新城》，《毛主席派人来》，《北京有个金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心中的歌儿，献给亲人金珠玛》等等。我们学校就排演过舞蹈《洗衣舞》，曲调优美欢快，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藏族姑娘对金珠玛米的深情厚谊。尤其是那段少女们与老班长的群舞，更是情景交融，鱼水情深。 最近，读了华夏文摘增刊６２８期唯色先生的《１９６９年尼木、边坝事件》，却见到完全不同的描述：“……解放军还被打散了，有的兵稀里糊涂到处乱走，天亮了被村里的人看见了，是四个女人，因为男的都上山参加战斗去了。她们装着对他很友好，给他吃的、喝的，还让他洗脚。就在那个士兵洗脚的时候，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这是其中两个女人干的这事。后来她们都被抓了，那两个女人一个被枪毙，一个因为怀孕判了缓刑，最后好像没杀成。那个被枪毙的女人其实才十八九岁。是在那孜区上由解放军枪毙的。那些解放军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战友，特别气愤，说老乡居然杀我们，觉得非常想不通。那时候枪毙人都很简单，部队‘哒哒哒’的，有杀人的权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后来听老百姓讲，那个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绑，解放军在枪毙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从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据说那女的叫都不叫一声，还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解放军一眼，最后挨了好几枪。当天那次由解放军公开枪毙的就有３０多人。” 原来这是第二次武装叛乱，全西藏７１个县中，５２个县参与叛乱。与第一次叛乱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这次叛匪中没有一个是剥削阶级的“三大领主”，全部是“翻身农奴”！其肇因为文革的破四旧，毁寺院，砸神像。翻身农奴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勒死金珠玛米，真是令人难解。尤其尼木事件的精神领袖和主谋竟是一个３０多岁的出身贫苦的尼姑赤列曲珍。 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身体瘦弱，被公审批斗。一位曾在西藏当兵、工作三十多年的汉人老先生，在２００５年１月的北京告诉我，当时他就站在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晰地看见了赤列曲珍在被枪毙之前的样子，“那简直比张志新还惨”，这是他的原话。我就问：“她的喉管也被割了吗？”他说：“是的，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后，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我又问：“那么，她当时还活着吗？”他说：“还活着，可是就跟死了差不多。” ？【唯色注：这段话中的“我”是身为作者的我。】 “我们去时看见那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几个，其实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么男人剩下的，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任荣（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最近写了一本书《戎马征程》，其中强调什么所谓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军宣队、基层干部、群众等等，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有１８０多个人。这是他说的。我就想问他，而你后来这个“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呢？【唯色注：这段话中的“我”不是身为作者的我，而是我采访的当事人的口述。】 平叛打死了多少？没有官方资料。叛匪的武器只有藏刀和农具，在装备精良的解放军的围剿下，死伤无数，纷纷溃散，翻越莽莽雪峰，九死一生，逃亡印度。文中列举了很多叛国和企图叛国往印度逃亡者均作现行反革命被杀，有的才１４岁！但有资料说１９５９年平叛杀了８万９千藏人，关押的就更多了，须知当时西藏的总人口不过１８０万！我有时想，我们有个南京大屠杀的记念馆，也许以后西藏会有个平叛记念馆，让藏人的子孙永远记着那些悲惨的故事。 在我插队的村庄有个６０年代中期曾在西藏服役的退伍军人，任大队民兵副营长，说平叛时杀藏人杀得真邪乎，有些村庄男人几乎被杀光，叫寡妇村。藏族女人见了我们当兵的就拉，我插话说，找你们报仇？那里！找我们日逼，你要不干，她掏出小刀就要捅，也难怪，这些女人好多年未沾过男人了，急疯了。我来了兴趣，问：你也日过？他腼腆地笑了，谦虚地说，有几回吧，藏族女人都不穿内裤，袍子一掀就完事，很方便。我说，当官的不找你们麻烦？扯淡！当官的也干！后来就留下了不少半汉半藏的孩子。我们队的会计刘炳忠也当过兵，我就问他，你在朝鲜时也干过那事？老炳连连摇头，没有没有，我们那纪律严。打完仗，我们整个师拉到了甘肃，杀回子，嗨，那杀的人没数！不过也该杀，那时甘南的回子造反，杀汉人，凡是汉人，不分男女老幼，见了就杀，甘南的汉人几乎被杀光，只放过当医生和当老师的。我说你们这样乱杀，上边就不管？谁管？这是命令！王震带兵到新疆，杀得更厉害，小孩夜里哭，只要大人一说“王胡子来了！”马上就不哭，新疆的回子真让王胡子给杀怕了！ 令人欣慰的是，毛泽东死后，极左政策被放弃。１９８０年，胡耀邦视察西藏，检讨了当年平叛扩大化的错误，平反了很多当时被错杀的冤案，并对死者家属作了６００－８００元的赔赏，拨款修复了许多重要寺庙，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民心。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对西藏加大了扶植力度，尤其在青藏铁路开通之后，旅游业蓬勃发展，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真正的民族和谐与团结似乎指日可待了。 至于对死刑犯人的令人发指的虐待，也随着毛泽东的死亡而逐渐绝迹。从对待死刑犯的态度可以反映出执政者的人性和文明的程度。在清朝，死囚在被处决前被饷以酒肉，饱餐之后才押赴刑场，一路上还可以唱着西皮二黄，高喊“２０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谭嗣同就义前仰天大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民国时，共产党员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慷慨就义，甚至还有男女共产党员在刑场上举行婚礼，悲壮的浪漫！在毛泽东时代，死刑犯要在嘴里塞上棉纱，外面带上口罩再枪决。后来是塞上棉纱，用透明胶戴贴在嘴上，比戴口罩看起来文明多了。至于割喉管则是文革中才兴起的新生事物，我以为不那么普遍，只用于极端反动的现行反革命。 １９６９年，就在西藏处决尼姑赤列曲珍的同时，安徽蒙城县一个上海插队知青也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处决。他的名字叫段海东，时年２２岁。罪行是出身地主家庭，思想极端反动，猖狂攻击毛主席及文化大革命，曾携反动传单在黄浦江跳上外轮，企图叛国。不料跳到与中共友好的阿尔巴尼亚船上，遂被引渡。在审讯期间，拒不认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遂在蒙城公审并枪决。我的一个朋友目睹了行刑现场，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行刑前公安人员往他嘴里塞棉纱，段海东拒不张口，由三个警察按住，用三棱刺刀往嘴里捅，段咬紧牙不松，结果满嘴的牙俱被捅掉，用刺刀撬着才塞上棉纱，外面用胶带粘上。卡车到达刑场后，警察把段海东头朝下从车上扔出来，嗵地一声摔在地上，段在地上滚了几滚，腾地站起来，昂首挺胸，面向蓝天。警察喝令他跪下，他傲然不动，两个警察用皮鞋猛踢他的腿弯，段仆倒，立刻又站起来，这时两声枪响，段晃动几下，向前仆倒，再也没有起来。两个看热闹的农民马上跑过来，一人拉着一条腿，拽下段的一只白球鞋和一只尼龙袜，两人又争吵几句，后来一人拿鞋，一人拿袜，欢喜而去。 【刊登在 2008 华夏文摘 cm0802d】 延伸阅读： 大开杀戒的西藏文革（20张图片）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0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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