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

这是在昨天开幕的巴黎中国电影节的首映影片。无论这是巧合还是经过细致的安排，应该说，这个电影节首映影片的选题和正在中国发生的大事紧密相关，电影节作为一个文化平台，不仅让欧洲人看到，故事的作者严歌苓和导演张艺谋有什么样的艺术手法，更让人通过电影了解到中国人关心的社会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是什么，纠结的是什么。独立于立场和判断，首映影片一下子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电影节作为一个平台，又为欧洲人，法国人，巴黎人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开辟了渠道。 电影节开幕式本身也很有意思。中国知名导演王小帅在台上对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电影局副局长栾国志说，要打击盗版，理由是他的五部影片在中国只能看到三部。他感谢巴黎中国电影节主席高醇芳女士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已经在海外发行的这五部作品能够集中起来让观众们欣赏。王小帅的话让台上台下的电影人和观众都会心地笑了。与其说是打击盗版，所有人都明白，导演用中国人特有的含蓄批评了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和它制造禁片的能量，他要在巴黎中国电影节这个平台反映中国电影人的呼声，希望文艺能够进一步开放。王小帅同时特别强调感谢为他的电影在欧洲穿针引线的中国留学生朋友和他的法国制片人。其实他就是在说，他的电影得到了民间的支持。栾国志副局长面带微笑，非常优雅地在那里听着导演的呼声，像是在等导演说完要交流一下的样子。在这样一种宽松，喜庆的场合，在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海外平台上，听听中国电影界的领导和电影工作者之间的对话，本来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这脱离了中国国内的语境，也许会擦出让人惊喜的火花。可惜只想着怎么活跃气氛的美女主持人生生地把王小帅的话打断，说别的事去了，我们也就没机会听到栾国志先生怎么回应了。 不过，王小帅感谢高醇芳，栾国志也感谢高醇芳，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高醇芳在这个受到中国官方支持的电影节上放映王小帅在中国境内还没能被允许上映的影片。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北京对高醇芳的巴黎中国电影节这个平台很感兴趣。 在中国文化部的支持下，继巴黎中国电影节出现后，又出现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法国中国电影节，部分曾经为巴黎中国电影节工作的专业人士加盟法国中国电影节。 有意思的是，北京看来并不准备放弃对巴黎中国电影节这个平台的支持，两个电影节，他们都要。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一如既往地为巴黎中国电影节送片子，派代表团。 也许他们需要这两个电影节争奇斗艳，也许他们认为两个平台的受众不同，并驾齐驱，影响力更广，更容易到位。也许他们认为高醇芳作为一个中英混血儿，她组织的平台有不一样的说服力。 我们在开幕式上看到的，既有中国官方的声音，又有受到西方市场欢迎的中国新一代导演对中国官方委婉的期待，这种组合让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电影进一步开放和多元抱有希望。 巴黎市政厅今天将举行招待会，祝贺第七届巴黎中国电影节开幕。

作者： 空空般若   身边的风景，美丽随处可见，前提是要有善于扑捉美好真挚的双眼；生活里的笑声，其实也不稀缺，只是需要纯真的心灵去创造……张大哥拍摄纪录片《在历史这边》片场，最不缺少的就是开怀大笑，偌大的摄制组，就算没有别人，我们也是欢乐的。如果有人不经意的靠近我们的生活，往往就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有趣的事情发生。 我总是担心自己的笔调过于沉闷，于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和大家分享，那些片场内外的小插曲。 *列车上的烟雾弹？ 譬如坐火车，本来就是极其沉闷无聊的事情，不管列车所走的线路是否是张大哥他们当年参与修建的，还是乘客之间的默契与否，都无法改变长时间的煎熬与忍耐。可是我们摄制组所在的那节车厢，就与众不同。 九月五日的夜晚，我们在前往紫阳的途中，列车上空忽然弥漫着一种莫名其体，一时间大为恐慌。列车员不停地挤来挤去，叫嚷着要大家配合检查，甚至鼓动勇敢的人站出来检举揭发是否是有人抽烟造成的，同时还不忘对着张大哥的摄像机说：“师傅，您别拍了。好吗？等一会没事了再拍，好吗？”最后连列车长也大驾光临…… 结果，坐在我身边，跑去泡方便面的陕北小伙子回来，一脸惊喜地说：“是车站下面飘上来的烟雾……”他的表情，充满了喜剧效果，张大哥即刻认真地问：“你刚才说什么？” 那个人，让刚才的惊喜笑容，很自然的回到脸上，像复读机一样的，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张大哥以此作为关机镜头，并且开心地说：“一个完整的纪录片诞生了！”并且在抵达紫阳的当晚，就赶制出了他的杰作，同时发布到网上。）我要声明的是，他不是一个演员，只是榆林某个乡的小干部，是去重庆出差的…… 从此，我和他的话题就聊上了。我和他之间讨论的句号，是我不停地重复（不清楚是不是受到他刚才复读机模式的传染）：“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我要问你的是，你们具体是怎么操作那些政策的，而你总是向我宣传讲解那些政策是什么。操作和理论，不是一个概念！执行和政策，也不是一回事！如果制定的政策不能够彻底执行，那算是什么狗屁决策者！” 他在乡政府是做“协调”工作的（我反复地问过好几次，就是到了最后，我也没搞明白：“协调工作”究竟是个做什么的工作），吹牛聊天就好像职业病一样的成了他的习惯，于是他又开始同坐在对面的张大哥对聊。他向张大哥吹嘘他们那个地方的“能人”：“……她不光是陕北酸曲唱得好，台上的功夫也很了不起，每年能挣很多钱！她准备花七十万上星光大道节目表演，把知名度提高到全国！她现在已经是网络上的名人了，不信？你可以回去在网上搜索‘老虎庙XXX’……” 我们每个人都瞪大了双眼，他还在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等到他终于停下喝水的间隙，张大哥说：“我就是老虎庙。”然后，送给他一张名片，同时让他代自己向那个陕北民间女艺人问好（张大哥曾经跟拍过那位女子，并且专门制作过关于她的视频），说是遇到什么困难就可以打这个新号码联系……当然，我们也跟着起哄：“张大哥以后要是到了榆林，你这个乡镇干部可要做好招待工作哦！” “当然！当然！”他说，“应该的！应该的！” *野人出没，请注意！ 告别紫阳的前一天晚上，为了庆祝“阶段性的胜利”，我们一行大队人马准备去紫阳广场旁边的夜市上狂吃一顿。我的目标是：“今天要吃八碗饭！” 这里面其实有个典故。在芭蕉口的第二个晚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杜大哥回忆自己当年饿极了的时候，曾经一顿饭吃了十九碗（他们是学生连，最缺吃的，但是路过铁道兵营地的时候，可以进去“混”吃的。混的意思，给一餐饭的粮票，可以尽饱吃）。我觉得不可思议，碗再小，就算一碗饭只盛一口，十九碗是个什么概念？ 等到第三天，张大哥过来“补充营养”的时候，他说自己一顿饭的最高记录是二十四碗，这时候我有些相信杜大哥说的是真的。直到后来，那个下雨的夜里，我们去访问芭蕉口当年的乡镇支书时，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语重心长地说：“那时候，大家都在挨饿，能吃一顿饱饭，就是最大的满足。我们村的一个小伙子，曾经一连吃了四十九碗……” 后来，那天晚上，我连充带懵，到了第五碗的时候，就已经咽不下去了。好不容易扒拉完，脚下抹油，赶紧溜了。 不过，那还是稍后的事情，现在我们正走在紫阳广场上，时间是黄昏时分。这个曾经是国际级大导演张艺谋拍摄《山楂树之恋》的小县城，人们的生活闲散安逸，在广场上三三两两漫步游走。只有嬉戏的孩子，在欢笑张扬…… 我们这些“长时间”生活在山里面的人，忽然来到了“大城市”，又拎着大包小包的机器，几乎是“全副武装”的达观装备，很自然的，就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一个踩着旱冰鞋的小女孩，慢慢地滑到了“男一号”杜大哥的面前，静静地仰头注视着…… “野人！”小女孩尖叫一声，然后飞快地溜走了，消失在广场边宣传栏的背后…… *失而复得的喜感 我永远都忘不了，在红星五队的那个夜晚。 拍完了日落西山的景象，我们赶在天黑之前挖好灶坑，准备在这里燃起篝火，煮上一顿晚餐。时间配合得恰到好处，等到黑漆漆的山沟里，安静得容不下虫子的鸣叫声的时候，张大哥、杜大哥和刻薄主人他们三个老三线学员围坐在篝火旁。 篝火不算很大，绕过饭锅跳跃的光亮映照着每个人的脸庞。我们躲得稍远，但是也能闻得见方便面加黑木耳飘出来的香味，再加上张大哥口琴声中颤抖着那个时代一首熟悉的曲子……大家都在享受这种多情的伤感，唯有摄像机还在工作。 我们都快要哭了，杜大哥后来说：“你要是再吹一遍，或者延长一点点，我的眼泪就会流到脸上。我可是一个不会哭泣的人呐！” 我说得其实并不全面，就在我们都快要哭了的那个时候，田老师猫着腰，打个小手电筒，避开摄像机镜头，窸窸窣窣来来回回地在穿梭。她的十字滤光镜片在拍日落的时候搞丢了，刚才才发觉，着急得不得了。等到镜头拍完，收工的时候，我们还帮忙找了一会，但是一无所获。 回到村民家，就在大家打包行李，快要离开的时候，摄影师小刘走进门来，径直到了田老师面前：“瞧瞧这个！” 他手上举着，正是圆圆的，田老师遗失的滤光镜片。小屋里立刻激荡出欢呼声，这下张大哥不干了：“小刘！你找东西这么厉害，神人呐！快点上山，帮我把无线话筒夹子也找回来吧！先表示感谢……” “你那个东西，还没拇指那么大一丁点，咋找哇！我受不了啦！”小刘打断话题，张大哥摇摇头，用羡慕的眼神看着田老师那块失而复得的滤光镜片，感叹着自己的不够幸运…… 到了第二天下午，张大哥帮着“男一号”杜大哥检查纠正“装备”的时候，猛然发现：无线话筒的小夹子，就别在杜大哥挎包肩带上的细松紧条上…… 那个小夹子，我们曾经还在原地摸索了很久，它根本就没有遗失，让大家怎么找嘛！ *见多识广的摄影师 见多识广的摄影师小刘是个北京男孩，他去过很多地方，但是还没有学会走山路。那天正午，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山上寻找适合安营扎寨的地方，小刘可就受苦了。 “噗通！”一个屁股蹾，小刘就从一段斜坡上往下溜。 “哎哟！”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异口同声地替他喊疼。还有手脚麻利、反应敏捷的人拿起机器抓拍效果，只可惜拍到最精彩的镜头，只是他那双往下滑刺的大脚。 我曾经拍到了一张小刘抓着扎在石缝间铁梯级往下爬时，那双充满惊恐感的眼神（他有一点点恐高心理）。小刘警告我：“不许发到网上！” 小刘是专业摄影师，他喜欢拍别人，自己当然也充满了表演欲。在芭蕉口附近的山上，张大哥买下了山村里光头老汉的旱烟杆，小刘立刻抢过来，叼在嘴里，对着镜头变幻各种姿势，不时念叨着：“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把《甲方乙方》中葛优扮演黄世仁的形态，模仿出了神韵。 这种神态，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我们在红星五队的山坡上拍完吊床镜头之后。男一号杜大哥的吊床戏拍完了，张大哥大手一挥：“开始自娱自乐！”于是我们轮流着爬上吊床，体验一下“晃荡”的享受。 到了小刘该出场的时候，他急急忙忙地借来墨镜，躺在吊床上晃啊晃的，简直酷毙了！等到静下来，才慢条斯理的开腔：“把——烟——拿——上——来！” 等到有人凑上去，他说：“点——上——啊！点上了烟——地主家——就有-余-粮-啦……” 他下床前的台词是：“原来，做共——军，是这么逍遥呐——国军，都忙着去——抗-日-啦！” 说他见多识广，谈吐自然不凡。在挑杆试音效果的时候，话筒还没有装上，我看见小刘站在过道，赶忙跑过去佯装采访：“请问刘先生，你对中美关系有什么意见要发表？” 小刘看着我，首先纠正了我举麦克风的姿势，“话筒要往下放（比划着，拉低至胸前位置），要不然会遮住嘴巴，镜头画面效果不好。” 然后，一缩脖子，举起右手的拳头：“我要移民！” 不仅如此，他还很霸道。那天，在杜大哥拉木头的片场，发现一只腐烂恶臭的死老鼠，小刘立刻拿出大导演的架势：“男一号！过来把它吃掉——” …… 搞笑的场景，自然很多，但是那些都不过是我们自己在自娱自乐罢了。如果单说别人，我想，莫过于我和张大哥在返回西安的路上。 长长的挑杆和三脚架外套挎拉在肩上，鼓鼓囊囊的行李，大包小包在一起加上两个人的装扮，只要是瞅着我们说闲话的路人，或者是热心肠的好事者，都会问一声：“你们这是往哪钓鱼去呀？” 我们不是钓鱼的，更不是装扮着像要前往钓鱼岛的样子，现在是敏感时期，一切保密……

CFP/Getty Images 9月15日，命运多舛的《白鹿原》终于在全国公映。 未删节版电影《白鹿原》超过三个半小时，总计220分钟。导演王全安讲了一个中国农民成为掌握政权者的故事，在这个上升的故事里，他相信的革命动力更多来自私欲与处境，而非宏大的意识形态。电影最后，农民白孝文（成泰燊扮演）从农村来到城市，他成为了“新中国”的新干部，当他的父亲白嘉轩（张丰毅扮演）千里迢迢到县城看望他时，他在一阵甩动的红布与喧嚣锣鼓的集体表演中，在年轻人热烈的笑脸与欢呼声中，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年迈与虚弱，电影把镜头对准了他与他身后的喧闹，白嘉轩无力地弯腰干咳，你只能看到他痛苦无声的表情，却听不到他发出任何声音。 在《白鹿原》送“柏林电影节”的参展版本中，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情节全部被删除，电影变为188分钟；中国大陆公映版再次被删减，最初公布的长度是156分钟。但是这部原定于2012年9月13日公映的电影，在上映前一天再次被延期，最终确定在9月15日公映。“《白鹿原》是中国影史上最难拍的电影。”王全安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 从一开始，拍摄《白鹿原》就不可能只是一个电影创作层面的事。1993年小说《白鹿原》刚刚出版时，人在美国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就曾要求小说作者陈忠实写一封远洋委托书，委托由他来改编《白鹿原》。2002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正式买到版权之后，由编剧芦苇经手的几个版本都没有通过电影局的批准，芦苇说，为了顺利通过审查，他不希望在送审剧本中加入太多“违反规定”的笔墨，但电影局却期待一次“不会让文学界笑话我们的改编。” 2010年，王全安接手了《白鹿原》拍摄。当他前往小说作者陈忠实的家乡陕西省时，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和地方商人的隆重接待，他们都希望能够为这部电影投资，他们更多地将这部电影的拍摄考虑成一个与“大唐芙蓉园”一样的文化项目——那是位于西安大雁塔侧的主题公园，由西安曲江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管理，占地1000亩，总投资达13亿元 。王全安最后选择了陕西旅游集团作为合作单位，原因很现实也很简单——这家政府背景的公司可以为他在秦岭脚下的蓝田县圈下500亩地，制造出一个“白鹿原影视拍摄基地”。在这500亩地里，建造了一个拥有200多家住户的村庄，一些历史超过了七、八十年的建筑被移植过来，它们共同成为了《白鹿原》的拍摄场地。 《白鹿原》的历史跨度从清末民初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改编这一史诗题材的过程中，王全安极大避免了小说因模仿马尔克斯的著作《百年孤独》而制造出的亢奋与所谓的魔幻色彩，他只愿将《白鹿原》当做一群农民的故事。准备这部电影的过程中，他的主角们只需要做两件事：干农活与学陕西话。而在一个长达半个世纪跨度的故事里，王全安在多处关键段落巧妙地通过人的私欲把那些史诗事件紧密地黏在一起，这是电影《白鹿原》改编中非常成功的部分。 比如黑娃（段奕宏扮演）从地主家将田小娥（张雨绮扮演）带回村子时，他们渴望过稳定传统的日子，希望自己能在村子里祠堂里有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但村里的宗族并不接受他们，他们只能远离村庄在一个悬崖中的窑洞生活。黑娃投身革命的童年玩伴回到了村子，当听到他们的故事时，他兴奋地告诉黑娃，这就是新思想与自由恋爱，他激动地对他们说：原来你们就是我们村第一对自由恋爱的年轻人。这种认可在瞬间改变了黑娃，他决定参加革命，而在参加革命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砸毁村子里拒绝过他们的祠堂。 而在窑洞里的情欲戏也是整部影片最令人震撼的部分之一。田小娥的丈夫黑娃参加革命后多年没有音讯，无助的小娥拜托鹿子霖（吴刚扮演）去打探他的下落。两个人因为一起报复了宗族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得逞之后，鹿子霖去窑洞里找田小娥庆祝。田小娥骑在鹿子霖的身上放声大笑，情绪到了癫狂失控时，她将尿撒到了鹿的嘴里，又在咒骂中把鹿撵出了窑洞，一个人绝望地蹲在火坑上哭泣。 当《白鹿原》被大面积删减之后，这个作品已经达不到让王全安可以自信参加2012年2月举行的“柏林电影节”的标准。“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柏林我就不去了。”王全安说。但当得知电影一天不上映，制片人就会有三万左右的利息被蒸发掉时，王决定妥协。最终这部电影在第62届“柏林电影节”在最佳影片单元仅次于意大利电影《凯撒必死》，获得了“银熊奖”。 王全安直到35岁那年才第一次获得拍摄电影的机会。在此之前，他做了大量哲学、美学的理论阅读，用七年时间锻炼自己剧本创作的能力。2000年，他在北京偶遇一位极想做点文化事业的房地产商，后者给了他450万元，让他拍摄了《月蚀》；三年之后，他又以极低的成本与游击战的方式拍完了《惊蛰》。对于他来说，“经济问题是一件很实在的问题”。 王全安是一个特别善于用情欲关系拍摄政治故事的导演。这种能力在曾获得过“金熊奖”的《图雅的婚事》中有过隐秘体现。这部电影中，女主角图雅有一个家族指定但已老迈残疾的丈夫巴特尔，为了维持草原上的艰难生计，图雅必须再找到一个年轻力壮的新丈夫，但前提是，这个年轻人必须愿意同时接受与她那位年迈的丈夫一起生活。 《白鹿原》中的情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张艺谋的《菊豆》与《大红灯笼高高挂》，这种中国人在承受了千年封建礼教的压抑与束缚之后，人性在一种极端、夸张状态的扭曲释放的故事，从来都不新鲜。事实上，对于中国女明星而言，田小娥从来不是一个让她们陌生或者难以理解的角色，她的戏剧性与土地性反而不是一种最难的表演，在张雨绮之前，巩俐已经做得很好。 然而，在三个半小时的未删节版本中，对于张艺谋那一代人的政治观，王全安有显而易见的超越，这种理解力也让《白鹿原》成为一部堪称史诗的作品。 当日军的飞机进入白鹿原的上空轰炸的时候，白鹿原的农民开始要面对革命与战争。张雨绮化身为一个圣母般的角色，她和所有片中的主要男性都将发生身体或者观念上的冲突，并在死亡之后，和土地一样深刻地影响着他们每一个的思想。 相比于张艺谋那一代导演，王全安的超越恰恰在于他不但展示了中国人极端与夸张的一面，他更是在中国人如何分享革命果实的时候，意外地表现出了他们的成熟、精明与深刻，这种深刻从来没有在前一辈导演的作品中出现过，相比较王全安的政治观，他们都显得幼稚与短暂。 但是，中国观众在《白鹿原》最终的上映版本中将无法看到这种成熟，甚至连柏林电影节的评委们也没有看到，他们看到的是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相似的故事：一个封建礼教下扭曲的情欲故事。当日军的飞机从上空落下的时候，白鹿原上的人们在一片黄土中抱头四窜，电影也随之结束了。革命以及对革命胜利果实的分享，从电影中消失。 黄子予是自由撰稿人。 相关文章 冯小刚：拍完《一九四二》 我不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 《华尔街日报》好莱坞不会告诉你的十件事 《经济学人》上海电影节：历史绝非简单的故事 西雅图为她不眠 冯小刚对话刘震云：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电影产业：空有数字，要来何用？ 被中国电影史彻底忽略的经典影片：《枫》 洪晃：生活太有戏，电影太没戏 《中国好声音》，中国新声音 观望蒙古政局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冯翔 发自：北京 福贵的孙子不小心被一盆豆子撑死，福贵后悔莫及。孟京辉希望看了这个戏的观众走出剧场，能产生一些“悲悯的幸福感”。 （黄渤工作室 供图） “孟京辉那小子太坏了。”余华说，“我知道，他不会老老实实地把我的东西搬到舞台上的。” 他猜错了。这次是二十年来《活着》全部四次改编中，最忠实的一次。台词完全复制原著的长篇对白，甚至到了冗长的程度。 孟京辉说，观众必须对这部185分钟的话剧抱有耐心。“没耐心就别来，该干嘛就干嘛去，来了就得有耐心。你想想，余华那么长时间写了那么多优美的有穿透力的文字，我又排了两个月。你用三个小时，就没耐心了，我打你丫的！凭什么呀？” 从白衣牛仔裤皮鞋的黄渤一登场，这部话剧就不再是余华的小说《活着》，更完全不同于张艺谋的电影。它姓孟。 它灌满了孟氏的荒诞元素。群魔乱舞、集体太空步、“黄河谣”、红色美学，令全场观众不时笑场，忘却了这是一个死人如麻的悲惨故事——十个人，老少三 代，有男有女，他们的死全跟主角有关。这是孟京辉第一次触碰历史题材，背景从淮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大跃进再到“文革”无所不包，也是他有史以来最长的作 品。 余华的眼泪几乎没断过。走出剧场，他关心的是：黄渤还能砸多少个矿泉水瓶子？ 福贵的儿子有庆死了，福贵双膝跪地，仰天长号，不停地捡起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子，砸到地上和架子上。孟京辉一开始给他准备了三十个。余华一个一个数： 砸到第二十四个的时候，黄渤砸不动了。一个去看第二场的朋友告诉他：只砸了十几个。“估计到最后一场，能砸动七八个就不错了。” 孟京辉颇为冷酷地表示：“他砸得动的。这小子有劲，就是在那儿装呢。” 《活着》被改编成话剧有两次。上图为孟京辉版《活着》里，福贵被解放军俘虏；下图为浙江师范大学“阿西剧社”排演的版本中，间接造成福贵儿子有庆死亡的刘春生，在“文革”中遭受批斗。相比孟京辉的版本，“阿西版”完全忠于原著。 （黄渤工作室 供图） 他有张“福贵化”的脸 黄渤是被孟京辉“骗”来的。 “排话剧太容易了，你想（拍电影）大热天你还到外面去，灯光烤着你，太阳烤着你，烦，热，每天晚上蚊子叮你。我们排练场，你拿一杯茶，有空调，大家一块嘻嘻哈哈多好啊。我说你可以安静下来，静静地思考你的人生。”黄渤上钩了。 他本来是第二人选。孟京辉一开始想找葛优，葛优在张艺谋版《活着》的表现深入人心。葛优一听“三个小时都是你不停地演”，半晌说了一句：“我的天 啊，那会死人的。”他权衡了一下，说自己最近事情多，父亲身体也不好，放弃了。然后才是黄渤。孟京辉觉得，黄渤有一张很“福贵化”的脸。 来了一谈，他发现，黄渤的个人经历也挺“福贵”的。夜总会歌手、霹雳舞教师、先赚后赔的钢材商人，28岁回去上大学，做配音演员，又从民工开始演起，一直到后来的“金马”影帝。 看到剧本，黄渤知道自己上当了。但想了想，还是点了头。这是他第一次涉足戏剧，其劳累艰难程度，不亚于他此前出演过的任何一部电影。2012年9月4日首演那天，他变成把全部家产输光的福贵，跪在台上，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汗珠一滴一滴向下落，啪啪地拍在地板上。 地板上一道道的沟壑，是舞美师的创造。这些沟时而是农田，时而是战壕，还便于迅速增减演员数目。孟京辉的导演方式是“放养”，没黑没白几十人在一起瞎侃，人人都是发明家，直到开演前几天才基本定型。 原剧将近五个小时。淘汰的段子、技巧不计其数。为了表现饥荒，黄渤编出一个场景：伴随着旁白，一群群小老鼠在地面上寻觅食物，舞台上的树木、庄稼一 棵棵飞速向下缩去，最后光秃秃的一片荒原。孟京辉觉得大批演员出现在台上的场景太多，给砍掉了。孟京辉本人的设想也屡遭否定，比如黄渤砸水瓶子那一场，本 来瓶子里装的是血。“别那么凶残暴烈了，还是化成眼泪吧。这个在舞台上灯光一打，也亮一些。” 作为余华的同代人,孟京辉认为，从幽默、反讽，对社会的态度，对时代特征和整体人生把握的感觉，他和余华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一致。于此，他对改编《活着》的把握非常自信，“就好像跟一个老朋友打了一声招呼”。 两年多前在一个意大利记者家喝多了，余华和孟京辉达成合作的初步意向。一开始想改编《许三观卖血记》，但余华所在的杭州方面希望先改编《活着》。话剧《活着》的出品方有三家：国家话剧院、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孟京辉戏剧工作室。 “只有笨蛋才会忠实于原著” 话剧《活着》共28个演员。小说《活着》，孟京辉一次就买了两百本。包括灯光、舞美、音响、设计等等在内的工作人员人手一册，必须看。他还找来了在戏剧圈里以历史知识丰富、能侃会说著称的史航，给演员们上课。 史航给演员们侃了一个下午，从淮海战役到文革，包括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他还送给孟京辉一本1960年出的《野菜与代食品》，让他用来找饥荒的感觉。“我想让他们在历史中找到自己可以投胎的一个点。” 接受原著本身的再教育，这跟当年张艺谋的做法如出一辙。被张艺谋挑中加入剧组时，郭涛刚从中戏毕业没多久。奉命找来一本《活着》，他边看边哭，哭得稀里哗啦的。他不明白：一个人，一个中国人的命，怎么能这么悲惨呢？ 近二十年过去，重温《活着》，郭涛发现：自己变了。拿着孟京辉送他的票坐在国家大剧院里，他仔细端详自己当年扮演的那个角色——春生。酷爱开汽车的 小兵，间接害死福贵儿子的凶手，在“文革”中被迫害自杀的县长。福贵儿子有庆的死，在电影中缘于春生无心的一次车祸。而在话剧里，重新回到原著：为了救大 出血的春生夫人，医院抽了有庆太多的血，直到他生命衰竭。 “当时就觉得，这个人的命运真是个悲剧。先当兵打仗没死，当了县长倒被弄死了。”郭涛说，如今四十多岁的他，相比当年，对许多事情认识得更全面了。“现在想想，人的命运有时就是这样。他没法超越那个时代带给他的东西。” 1993年，张艺谋找余华做《活着》的编剧，余华拿出一个“缩写本”，情节完全跟原著一模一样。第一次看到电影时，他觉得“那不是我的小说”。今天他说：“就是把《活着》改成《许三观卖血记》，也没什么不可以。” “只有笨蛋才会忠实于原著。” 当年张艺谋对观众能否接受“主角身边的人全部非正常死亡”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心里没底，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给福贵留下三个亲人——妻子、女婿、外孙。 孟京辉则底气十足，把十次死亡全部残忍地原样照搬，残忍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不能看这出戏的，一看就要流眼泪。”但他觉得《活着》二十年的百万销量， 已经证明这部小说的现实价值：读者对这种程度的悲惨，完全接受。 死亡一直伴随着《活着》，死亡就像是面镜子，随时映照着生活、生存、生命。“我觉得每一次我一想到死，人就会特别善良。”孟京辉对这出戏的期待很特 别：“看完《活着》以后，出去你肯定就不想杀人了吧？我希望这个戏的观众走出剧场，真的能给他带来一些善良的能量，能让人产生悲悯的幸福感，我觉得其实是 一种能让人继续活下去的伟大力量。” 好长时间不看报纸，孟京辉记得有一次坐飞机打开一份报纸，觉得立刻被负能量包围——伊拉克、黑车司机、杀人犯……“我凭什么遭受这种袭击，让我的心 情极其不好？后来我一想，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无视这些人类的悲剧，人的各种无奈举动；一种强烈的、暴虐的、愤怒的毒素弥漫在空气里边，弥漫在信息里 边，浸染着你的思想和思考方式。你还得继续生活下去，那怎么办？乐观，真正意义上的乐观和幽默，我觉得能够平和就是幽默。有的时候略带一点愤怒就变成反讽 了。” 按黄渤的话说，现在社会上，还有福贵的影子。他举的例子是前一段爆出的一个新闻人物：为给妻子治病，刻假章伪造医院收费单的北京男人廖丹。“你觉得他没有福贵的影子吗？” 原文： 点击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9/1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冯翔 发自：北京 余 华（中）第一次看电影《活着》时，觉得“那不是我的小说”，现在他认为“只有笨蛋才忠实于原著”。导演孟京辉（左）把太空步和荒诞元素加进话剧《活着》， 台词却完全复制原著的长篇对白。三个多小时，主演黄渤（右）不停地演，他对《活着》的理解是：现在社会上仍有福贵的影子。 （CFP/图）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深，但是，最乡土的，与土地牵连最深的作品，更能引发我们的敬意。我们追求快乐，但是最悲情的故事，也更能唤起我们的感动。《白鹿原》如此，《活着》也是如此。 2012年9月4日起，孟京辉导演的话剧《活着》在国家大剧院连演六天。这是余华小说《活着》的第四次改编。 “福贵”黄渤出场谢幕，说了句连余华也没想到的话：“今天，9月4日，正好是《活着》这本书落款的日子。”写作《活着》时，余华在嘉兴市文联当编辑，拿二百块上下的月薪。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里，他修改完小说最后一稿，落款“1992年9月4日”。 小说还没在《收获》杂志刊出，张艺谋就问余华要去杂志清样，很快决定把《活着》改编成电影。余华前后从张艺谋手上拿到了5万元人民币。他和妻子觉得，有了这5万元，“这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了”。 电影之外的另两次改编不太著名——2002年的电视剧《福贵》，2009年浙江师范大学的学生话剧《活着》。电视剧《福贵》给余华带来30万元的版 权费，他根本没觉得那是一笔多大的收入。彼时，他的国外版税已经“哗哗地过来了”。现在，孟京辉把这本书改编成话剧，他连改编费是多少都不知道。签约时他 正在国外，授权杭州市文联代签了。 余华说，“每个作家都有一本自己的幸运之书”，他那本就是《活着》。如今他的电子邮箱用户名，就是“活着”的拼音。 首演当晚，余华坐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厅第八排，三个小时演出结束，剧场灯亮起，他早已泪流满面。 福贵是《活着》的主角。福贵的故事，是余华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爷爷的故事，也是余华眼见、耳闻的中国人的故事。用余华的话说，它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友情”。 孟京辉版话剧《活着》（左），电影版《活着》（右）。 （南方周末资料图） 《活着》的电视剧改编版《福贵》。 （南方周末资料图） 盗版VCD让小说畅销 余华上一次流泪，是很多年前，在瑞典朗诵《活着》。他当年出国，最不愿意朗诵《活着》的片段，一朗诵就要哭。“《活着》对我来说一直是这样”。 后来余华做《兄弟》朗诵会，坚决不选悲伤的片段，“《活着》有经验了”。 《活着》是余华走向世界的第一部书，而“走向世界”，与张艺谋的改编有莫大关系。 南方周末 ：张艺谋是怎么找到《活着》的？ 余华 ：1992年，张艺谋通过一个朋友来找我，希望我给他写一个本子。他问我最近有什么新作品，我说《收获》要发我一个新小说。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我就给张艺谋带去了清样，他是《活着》的第一个读者。 第一次合作，我发现他是那种很贪婪的导演，这是一个优点。他希望作者给他提供更多的选择，不断说《活着》这个地方再来点什么，那个地方再来点什么。 这样我就多写了大概4万字。后来我觉得这4万字写得挺好的，就把它放进了书里。出书的时候就变成不到11万字，从一个大中篇变成一个长篇，就是今天的这个 版本。二十年没有修改过。 南方周末 ：在《收获》发表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阻碍吗？ 余华 ：《活着》这样的小说，在1992年，我可以说没有其它任何一个文学杂志敢发表。今天看可能没什么，但二十年前的形势不一样。这二十年中国的社会进步很快，很多。 《收获》敢发，主要是有主编巴金。他女儿李小林胆子大，有关部门一看巴老，就算了，不去惹他了。李小林是这样一个态度，如果你这本小说她真的非常喜爱，哪怕是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她也发了。后来证明也没什么事。 我们一大群作家，苏童、马原，包括莫言的很多作品，都是在《收获》出来的。李小林就像是我们的奶妈一样。 南方周末 ：但张艺谋改编的《活着》最后成了禁片。 余华 ：主要因为他没有通过电影局直接去参选戛纳电影节，违规了。 《活着》我当时听说是300万美元投资。放到现在肯定是小制作，但是在1993年，那是只有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才能拿到的大投资。几千万元人 民币那么大的一个投资，他们必须要去戛纳电影节。虽然柏林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也很好，可是拿着支票去的发行商少，而且都小。戛纳全是大发行商，签约之后 就给你签支票买版权。 南方周末 ：张艺谋的改编对《活着》意义何在？ 余华 ：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中国的图书市场崩盘期。要是没有张艺谋的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是不会愿意给《活着》出书的。 但是后来出版社也很后悔。电影被禁，书印了两万册，最后基本当废纸处理掉了。他们问我要不要书，我说要一点，就免费给我寄来好几麻袋。我手里第一版的《活着》最多，到处送人，送到现在大概还有两三百本。他们把最后的一万多册都销毁了。 到1998年，这本书一下子成了畅销书，我觉得是因为赶上了满街盗版VCD的时代，先看到了《活着》的盗版片，然后就成了小说读者。 这部电影对我开拓国外市场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国外汉学家很积极，因为觉得这本书能出版。他们就开始翻译，翻译之后找出版社……《活着》是我进入西方世界最早的书。 福贵的妻子家珍（袁泉饰）最终也因软骨病去世。孟京辉在话剧中把小说里的十次死亡全部残忍地原样照搬。 （黄渤工作室 供图） 一大捆钞票，吃下去就没有了 1994年，张艺谋付给余华5万元改编费。妻子激动地对余华说：“我觉得咱这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了。”这笔钱，他拿出一万五，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硬盘100兆，他觉得很大了。 今天他感叹：北京五环的房子都要两万多一平米了。五万元，也就买两到三平方。 张艺谋改编过的小说不止一部《活着》，但二十年后仍然畅销的只有这一部。《活着》2012年又印了二十八万册，它已经走出了它自己的人生道路。 南方周末 ：福贵身上有种乐观主义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塞翁失马”，这是传统中国式的态度。你接触过很多这种现实例子吗？ 余华 ：太多了。中国的20世纪是个灾难世纪。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田地荒芜，瘟疫流行，又是国共战争，日本的侵华和抗日战争，完了之后内战；终于全国解放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失去了生命。 我记得我刚拔牙的时候，牙科师傅从上海来的，他当时七十来岁。他告诉我，渡江战役以前，上海的金圆券暴跌，他背了一大捆的钞票换了一个大饼，走了那么远的路，吃下去就没了。所以在我小时候，像福贵这样的人特别多。 南方周末 ：你写过，你爷爷当年跟福贵很像。 余华 ：就是这样，我爷爷把两百多亩地全部卖光了，结过两次婚。据我父亲说，刚好到全国解放的时候，我爷爷大概卖得只剩下一两亩地，所以最后被评了中农。 南方周末 ：讲起那段时间，你觉得是庆幸多一些，还是疼痛多一些？ 余华 ：还是疼痛更多一点。 我小说里写到的很多经历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我父亲在淮海战役时被俘虏。打到最后已经乱打了，伤员在前面，国民党的医疗队伍在后面，担架抬过来的时候 来不及好好卸，那些伤员在地上嗷嗷乱叫，疼得呀，医生都来不及治疗。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一夜都听着那些人在哀嚎和呻吟，早晨醒来以后，一点声音都没 有，全冻死了。一千多人全冻死了。 我父亲还跟我说，他们躲在战壕里边不敢走，最后有几个老兵说别动了，我们肯定打败了，就躲在里边，别开枪了。解放军也挖战壕，越挖越近，大概挖到距 离他们只有二十多米的时候开始喊话了，说让他们投降。好，马上投降。当时他们一个连剩下几十个人，从坑道里边站出来投降过去的时候，他说解放军的那帮部队 抢他们，拼命地抢，因为抢过来就是他们部队的人。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自己不吃，我父亲一下子被塞了好多个。这也是《活着》里头写的。 南方周末 ：然后你父亲就加入了解放军。 余华 ：对，他觉得当时的共产党部队，就是解放战争时的共产党部队和国民党部队完全不一样，国民党部队完全是流氓，沿途走过，老百姓的鸡、猪、羊全部被他们杀光，瓜田里的瓜也采了，庄稼也被踩了，共产党特别讲纪律，而且互相照顾。大家都把自己的馒头省下来，要给俘虏吃。 为什么三大战役打完以后，我们部队的人数翻一番，就是因为俘虏，俘虏被感化了，全部变成解放军了。 南方周末 ：你觉得福贵身上的悲惨更多，还是乐观更多？ 余华 ：他的苦难其实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的。他对他自己的人生是非常满足的，福贵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生活，他真的觉得自己一生过得很好。 南方周末 ：这种精神放到现在的意义何在？ 余华 ：我想为什么这本书到现在还那么受欢迎，可能是现在的人从这里边看到了那种乐观的精神。 我觉得1990年代我们进入了中国的黄金期，用朱镕基的话说是高增长低通胀。那时的人，感觉到每年的薪水都比前一年要多，每年的生活都比前一年要好，物价那么稳定，不怎么涨。 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没那么大，万元户也就是几万块钱而已。腐败也没那么严重。写《活着》的时候，我感受不到社会上有仇官和仇富这种普遍心理，根本就没有。 “我们肯定跟福贵一样”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完第二天，余华又要陪儿子去美国了。当初余华常年在北京生活，是为了让儿子享受到北京本地户籍的高考优惠政策——儿子就读的那所高 中，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比整个浙江省还多。最后儿子却直接选了去美国读书，没有用上这优势。白白这么多年离开家乡浙江，他后悔了。 他每天都发微博。时事是最显眼的内容。在微博第一页里，他提到铁道部亏损、崔永元做公益、陕西七个月大的孩子被引产和日本大使轿车上的国旗被拔走。“这不是爱国主义。” 写完《兄弟》，再写完《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余华说自己知道怎样写当代了。“其实写当代最难，因为当代是未完成的，不断变化的。” 南方周末 ：你还在写长篇小说吗？什么样的题材？ 余华 ：其实我在《兄弟》以前就写了一个很长的小说，没写完，放在那儿了。《兄弟》之后我又启动了一个，也是写这四十年的，这对我来说是最令人迷恋的，这两个时代的差异性太大 了。写完一部《兄弟》不够，想写第二部。当时还没有《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同时启动的还有一部纯粹的当代题材，相对短一点，我还不知道哪个能先完成。 南方周末 ：你的书里，中国人一百多年来，都在不停地革命和被革命。你还会再写“革命”吗？ 余华 ：我可能还会写到“文革”。但是我觉得单纯地写“文革”没有太大意义。一定要把“文革”跟今天这个时代联系起来，就像《兄弟》、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这样才有意义。这两个时代是同一个朝代，不像明朝和清朝是两个朝代。同一朝代四十年里却发生着你感觉到应该是两个不同朝代里边，甚至 像两个星球里的事情。这种经历是西方人根本就没有的，他们几百年都赶不上这种变化。这种经历对一个作家来说弥足珍贵。 南方周末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是你自传式的非虚构作品。从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到用非虚构直截了当地介入社会现实，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余华 ：其实《活着》已经是介入了。要不是有巴金当《收获》的主编， 这部书大概是出不来的。 我觉得写完《兄弟》意犹未尽，很多话没说完。现在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不只是生活压力，还有精神压力。当你看到那么多事情发生在你身边。 南方周末 ：比如什么事情？ 余华 ：比如广州那位姓方的官员被停职检查。这个事件还是有积极的一方面，就是告诉那些官员，起码出了门，最好要夹着尾巴做官，不要耀武扬威。我有一些同学做了地方官，当了市长之类，周边一群人天天吹捧他，那种自我膨胀，做地方官的可怕之处就在这个地方。 南方周末 ：你觉得福贵的乐观主义精神放在今天依旧适用吗？ 余华 ：我们肯定跟福贵一样，还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生活。但是我也对西方的记者们说，中国出现很多问题，包括我《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里面 写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尖锐，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对中国的未来不是那么的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社会进步带来的问题，不是社会 退步带来的。 这十来年，民间力量越来越大。很多人都知道如何微博了。所以我说改革开放的最近十几年，人民主导社会进步的力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大，这也是这个国家的希望。 原文： 点击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9/1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