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鄢烈山 | 转贴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张铁志

2011年10月09日 18:05:20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张铁志     2011-10-07 09:41 |一五一十部落网站       辛亥革命的三大胜利成果是: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革命成果被拋弃,革命也就终结了。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文/张铁志       辛亥百年,言说汗牛充栋。老朽不自量力,也唠叨多回。翻检自家议论,仍觉不够痛快!《阳光时务》记者造访,敞开胸臆,辩驳四大疑问。间有新意,足资谈助,公诸于众,聊博一粲!       1?.?「国父」帽子是真是假?       问:港台地区纪念辛亥百年,都把孙中山当做辛亥领袖来纪念。你怎么评价孙中山?       袁:孙文头上的帽子,有不少A货。       至今仍有人称他为「博士」。屹立在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子里一座纪念碑,碑文刻的是「孙中山博士学医处」!孙文生前也面无愧色,把这顶帽子拿到国外去招摇。       1923年他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头衔居然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上一世纪90年代,有位波兰学者到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论证的就是孙文从未获得博士学位(恕我记不清这位学者的名字和会议名称了)。孙文的最高学历是1892年7月23日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当天颁发的毕业执照原文写得很清楚:他「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特发执照,以昭信守。」全文没有只字提及学位,现存的选课资料,也没有研读过博士课程的记录。毕业后做了几年医生,并忙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暇再入学深造了,此后也没有任何学术机构授予他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帽子是100%的假货。       问:有人应该会认为,这是小事一桩啦!现在买一顶野鸡大学的真博士帽子也花不了几个钱。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不在于他有没有那顶方帽子。       袁:不过,这件小事证明孙公除众所周知的好色外,十分好名。这对解读他的一些重要行动很有用。为什么明知自己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却要别人宣誓服从他?       1921年在4月在广州,不顾从陈炯明到蒋介石和党内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却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徒然增加了与掌握着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       另一顶更大的假帽子是「国父」。这就涉及他的历史定位了。       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是「国父」的由来。理由呢? 「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这是装扮蒋介石党国体制合法性的表演。       「光被四表,功高万世」是直接抄袭历代歌颂帝王的马屁文章。切莫以为这是陈年旧事!君不见现在仍有人演唱:老孙思想或中国模式「世界意义」颂!专制不除,必有清客专司歌功颂德。       至于孙中山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大家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光彩,不必多费唇舌了。说他倡导革命,这合乎事实。     他的贡献可以归纳为:     1、首倡者。更由于1896年清政府驻英公使在伦敦违法拘禁,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中国革命的符号。     2、筹款。兴中会、同盟会筹集的60万元左右的捐款中,孙文出力颇大。     3、提出一套理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阶段论。       不过,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和「独立」各省发布的文件,大家都把老孙这些论述忘掉了。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五条纲领,孙味淡薄。第四条「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似乎有点民生主义的影子,但是,根本没有提及孙文主张的核心:土地国有。到了1913年3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草拟的《国民党之大政见》洋洋洒洒十条政策主张,更看不见民生主义的影子。什么五权宪法、三阶段论等等符咒,人们早就置诸脑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建构党国体制,这些论述才被吹捧到天上去。       至于「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华民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产物,不是某个人「手创」的。即使以革命领袖来说,也是群星灿烂。       直接谈到武昌起义,则明显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系。       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并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解,对8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 1911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手创」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谭人凤、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产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 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其主要领导人之一谭人凤说:「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美国也有称国父的。但这是民间的评价,而且说的是一些人,即所谓建国诸父;不像中国自古以来就奉专制帝王为神,写入法律,动用暴力,动员暴民,誓死捍卫!     对中国史学家说来,面对权势,需要学习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的独立不羁的精神。他拒绝亚历山大大帝的施舍,傲然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2?.?主要功劳是「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       问:那你同意「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应该加载史册」的说法吗?       袁:这个老调子也经不起推敲。现代社会,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专制制度是不是结束了?辛亥革命显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问:那么,辛亥革命的收获是什么?       袁:我认为有三大胜利成果:       第一,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     压制消除,报刊蜂起,监督政府和公众人物,非常直率。     著名记者黄远生骂袁世凯:「自其在满洲时代得势以来,即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以袁门为最多……故袁氏盛时,感戴其恩德者,满坑满谷。民国既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       他对孙文的定评是「大言无实」!与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相呼应,可谓不谋而合,异口同声!       1912年4月19、20两天,孙文正式交权20天,戴季陶(笔名天仇)就在上海《民权报》上历数袁世凯的六大罪状。一个月后,他干脆以《杀! 》为题,在报端大书:「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总统、总理都在死刑榜上,却不见袁世凯跨省追捕他!       1912年2月,章士钊从英国归来,以非盟员身份出任同盟会机关报主笔,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三月初,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他立即严厉抨击:「本报对于内务部的《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 」对同盟会也毫不客气,指出它作为革命组织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即行解散」,「会名理宜消灭」,改组为政党后,务必认识「政党者,与国会相依为命者也。」       北洋时期,尽管有来自掌权者和暴民对言论自由乃至报馆和记者生命的侵犯,但相对而言,它是20世纪中国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第二,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直到1926年4月段祺瑞在冯玉祥和国民党胁迫下离开政治舞台为止,中国政坛风风雨雨乃至惊涛骇浪,却有一条不变:掌权者总是不敢忘记,一定要维持这个架构,通过国会选举来确认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       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失去依据;自由、平等、法治开始成为朝野各界的习惯用语。新旧思潮的激荡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蔓延,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       3?.?资产阶级软弱是失败的原因吗?       问:不过,辛亥革命带来的军阀混战和贪污盛行也不能低估。通常认为这些都是革命不彻底,让旧官僚混入带来的恶果。你怎么看?       袁:当时政军各界的确腐败成风,不过,这正是现代民主国家成长中带普遍性的现象。不要一讲贪污,就联想到民国官员中原清代文臣武将,把这一瘟疫说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他们中有些公认是清廉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一个;徐世昌也无可指摘。革命大潮中涌现的「新贵」,不少却是著名的行贿受贿者。吴景濂是奉天谘议局议长,算是立宪派吧。武昌起义后,他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是临时参议会(参议院)17位代表之一,参与了第一届临时大总统选举和临时政府组建。可是,1923年曹锟贿选,他竟是主要组织者!       武力消灭不了腐败。革命再起,腐败再生,屡试不爽!国民党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党国体制后,更是回复到晚清贪泉泛滥的光景。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分权制约加民主、法治,方能遏制贪污。       问:为什么会有「军阀混战造成国家灾难」的历史观念?       袁:谁是军阀就是一个难于界定的概念。北洋系的领导人都被目为军阀。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也给戴上一顶军阀帽子。一个合理的追问是:在这个月之前,他是支持孙文的主要力量,算不算军阀呢?再追问得彻底一些,孙文与一些被称为军阀的人,比如吴佩孚、阎锡山有多大差别?       问: 可是,辛亥革命的三大成果都未能巩固。历史教科书说这证实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不敢发动工农,导致革命就半途而废。你怎么看?       袁: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辛亥前后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强大的年代。这是历史事实,而与人们的价值观无关。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它的政权是怎样转移的?       革命爆发前,那里已经有一个商人支配下的自治政权:在上海道支持下,1905年11月3日成立了由上海绅商组成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管理上海的户籍、警政、消防、卫生、马路、电灯、税捐等等事宜。机构分为议会和参事会,后者为执行机构,并附设一个裁判所,裁判违警事件和民刑诉讼案件。俨然一个地方政权!那些头头脑脑几乎都是商会的领导人,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商团。       1909年1月清政府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经两江总督批准,总工程局易名为上海城厢内外市政公所。1911年11月初的上海起义,是在上海市政公所由公所的主要领导人李平书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等共同商议安排的。商团是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也大都听命。       广州新旧政权交替比上海更加平稳。1911年10月25日绅商在文澜书院开会讨论独立问题,决定与革命党人联络,但没有明确宣布独立。10月29日「九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在爱育善堂集议……经公决承认共和政体,旋议定用正式公文呈告总督。一面举办商团,一面公举代表至港,向党人总机关宣达意旨。」消息公开,满城就爆竹震天了。两广总督张鸣岐不承认,第二天全城罢市。沉寂几天后,争取到水师提督李准转变态度,支持共和,情况大变。11月8日,各商会、善团和军政学各界代表近千人在总商会集议后便宣布独立,选举都督,一致赞成人道主义,不分满汉。第二天,张鸣岐舍弃众人推选他做的都督位子,逃入沙面租界。各界代表另行推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政权的和平转移大功告成了。       其它各省商人、知识阶层均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威力,看不到什么软弱的影子。不要忘记,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一点都不软弱。他们不但在经济领域艰苦奋斗,而且组织了自己的团体,经常发表政见,甚至组织「国是会议」,草拟宪法草案,力图组织商人政府。后来国民党以军力为后盾,一再打击和控制他们,锐气才逐步丧失。       问:很多人认为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觉得革命的软弱性是表现在不敢发动工农。你同意吗?       袁:这个念了多年的八股是不符合实际的。工农不是抽象的。工农卷入革命的方式,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前后,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和民团、土匪。其实,他们都以「民军」、「革命军」等形式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战斗时间最长的四川,那些以袍哥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正是发动得非常充分的工农。不过,这些工农的表现并非都是正面的。以广东来说,那些进入广州的民军,除少数外,完全不知什么叫军纪,抢劫、赌博、吸毒、奸淫,甚至当街生劏仇人,挖取心肝吃用。为了遣散这些民军,各省不知费了多大劲,财政也不堪重负。这样的发动工农,千万别轻易尝试。       4?.?是谁毁了辛亥革命?       问:那么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是什么?       三权分立架构被摧毁,言论自由被扼杀,革命的主要成果被拋弃,革命也就终结了。具体时间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他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是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       问:时间那么长?          袁:1640年的英国革命,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告一段落。革命摧毁了原有社会架构,要重建新的架构,谈何容易!       袁世凯死后,北洋武将群龙无首,各派争权夺利,固然是内战重要根源。国民党旗下各派不也是兵戎相见,直至抗日战争才止息吗?我看不出,这些革命口号震天价响的同志,与北洋兄弟有多大差别。       归根到底,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战城南》)千万不要轻易动刀枪!如果坚持在大清帝国内部进行改革,内战不息的局面应该可以避免。战胜者总是把他们打倒的对像说成无可救药,与实际情况往往出入很大。       问:是否因为当时的人们也像现在一样,对改革绝望了?尤其还是异族皇朝。       袁:一个敢于把科举废除、把一千多年来已成为社会习惯的中华法系废除的政权,已着手推行地方自治,预计用九年时间预备立宪,从基层、县、省到中央,都建立起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政权;怎能说成是「假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改革」呢?       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是两回事。       现代社会要发展,稳定和改革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过去老说不扫除军阀中国就没有希望。其实,袁世凯死后,对稳定最大的威胁来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极端势力。       问:这个说法非常新鲜。有根据吗?       袁:请看四大事实:       第一,十来个人关起门来,急速制定和颁布《临时约法》,把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架空已经当选的大总统袁世凯,招惹袁氏反扑。府院之争,议员全面腐化,也是这个宪法文件漏洞百出招致的灾祸!       第二,孙文和国民党,眼睛只盯着夺取最高权力,没有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的转化,没有把健全民主、法治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错误地发动「二次革命」,授人以柄,让袁世凯找到借口,使国会停止运作。发动历时五年的「护法战争」,本身做了很多违法勾当,而对国家发展,了无建树。发动北伐战争,结果是建立了一个专制的党国体制!       第三,出尔反尔,与力主「联省自治」,建立广东「模范省」,进而建立美国式联邦的陈炯明决裂。广东战火重燃,熄灭全国内战的计划破产。       第四,与苏俄和冯玉祥联手,操纵学生运动,使段祺瑞苦心组织的收回关税主权的各国关税会议,和冀图效法费城会议的制宪会议功败垂成。辛亥革命因此彻底终结。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问:如果概括来说,辛亥革命留下什么教训?       袁:每一件事都一言难尽,都应写成一篇长文来解释。上述观点,必然引起许多人围攻。不过,学者总要不计利害,说点真话。学术必须多元并存,激荡切磋。研究和表达的自由,是国家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一得之见,如能引起一些人思考,我的责任就完成了。       至于教训,最主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有很多人坚忍不拔,致力于普及现代文明的知识。非常痛心,灾难来自于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水平不高,社会精英思想水平不高,他们对现代社会缺乏应有的认识。以孙文来说,就仍然受「朕即国家」的旧思想支配。       他说: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       面对这些瞩目惊心的事实,拜托关怀国运的诸君子,千万不要再用「传统」或「国性」为借口,构筑抵御现代文明在中国落实的思想堡垒!兴之所至,你们高兴玩《尚书》、《周易》、《论语》……就尽情玩吧。但请不要忽悠中国人,说这里有计算器和最好的宪政!       2011年10月4日                 上一篇: 授权上传: 何几:晏阳初教育思想…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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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辛亥纪念中不能说的秘密

    台湾民歌《龙的传人》里这样写着:“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虽然作曲人侯德健表示创作灵感并不是辛亥革命,但在回归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许多人不由得想起这首歌,想起它正好传达了一个微小切入点与一场改写民族命运历史事件之间的微妙关系。1911年,中国湖北武昌新军工程营枪响引发的革命,将持续2000多年的帝制一举推倒,中国人从臣民变成国民,连带当年六七百万海外华侨的身份也因此改变。现代中国的历史就从这里、从辛亥革命开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今天,时间正好过了一百年。这期间,大陆政治继续激烈变革,抵御过侵略战争,国民党与共产党从合作走向内战,大陆与台湾成为分治的海峡两岸,海外华人也在风云跌宕的国际局势中渐渐从“华侨”变成“华人”。今天回头看,辛亥革命既是海峡两岸的共同纽带,也是中国与海外华人共有的历史坐标,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华人追寻现代文明的精神起点,各地的隆重纪念正说明它的独特意义。   然而,这段重要的、也继续受困于意识形态话语的窠臼,又继续寄托了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期望、对现实的曲笔批判与借古讽今的评论。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仍是一场没走出的革命,在当前世界最大的华人人口群体中,当年的先进者追求的民主、宪政理想,依然任重道远。    没有走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在中国一直具有强烈的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想象的镜子,包含明显的政治利害关系和强大的心理投资。”   谈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专家、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受访时,首先强调“辛亥革命没有死去”。雷颐指出:“辛亥革命在大陆,在两岸,在华人社会,直到现在都是很敏感的,我们没有走出辛亥革命。”   国共两党围绕历史诠释权的角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而这个争议一直到今天双方都还在各说各话。    国共两党争夺“辛亥革命”话语权   回溯历史,早在1949年中共建国、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前,国共两党在殊死斗争中都要争夺“辛亥革命”的话语权。国民党以辛亥革命的正统自居,将共产党人作为“逆党”。共产党人建立起一套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到共产党革命,即从农民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革命历史话语”,强调共产党才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人,是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   雷颐受访时解释说:“共产党是讲究历史渊源,讲究历史合法性的,它所谓的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代表了历史的必然,这个话语它始终是不能动的。”   1949年以后,辛亥革命作为中共“革命话语”中的一部分,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论述中共执政地位正当性的重要环节,同时又增加了对台战线的内容。   海峡另一端,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则将“辛亥革命”与“国父建国”作为反“台独”的论述主轴,以此接续“一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对此,亲台独的绿营人士不以为然。    两岸纪念辛亥百年“各说各话”   上述背景,决定了两岸在辛亥百年继续“各说各话”,不可能共同纪念。在台湾,官方斥资17亿新台币(约7258万新元)主办100多项庆祝活动,主题定为“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大陆则是“辛亥百年”,对辛亥革命解释侧重其“阶梯作用”,一面肯定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一面坚持它有局限性,“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后一个任务最终由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完成。   面对对岸的高调纪念,大陆虽乐见“一个中国”主题的延续,又无法接受“建国”这个挑战中共统治合法性的主题。   据雷颐介绍:“所以一些国际会议,如果主办方没有注意,用了辛亥建国100周年,大陆就不能参加,要改成辛亥革命100周年,才能参加。那台湾也有它的敏感,凭什么把建国拿掉?对它来说就是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中华民国是100年前建立起来的。”   对国民党来说,“民国”的存在不仅是历史,也是不容否认的现实。台湾行政院文建会主任盛治仁几个月前接受外媒采访时,就强调中华民国不但持续存在,而且“建立了华人社会有目共睹的民主体制”。   但在学者眼中,上述说法也是“政治话语”。按照大陆近代史专家袁伟时的观点,早在1926年,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下台,就标志了辛亥革命的崩解。一年后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新建的党国体制实际上已经不是辛亥革命后那个三权分立架构的“民国政府”了。    告别革命与不能‘告别革命’之争   对于重大历史问题,学术界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属于正常现象;然而如果“各说各话”是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那往往意味着对话与讨论的空间被压缩,双方各持己方“真相”不容辩驳。   “辛亥革命”话语在两岸官方充满矛盾与隐情,在民间,又有另一种辩论在大陆知识界进行,它同样带有隐喻与现实的影子。   大陆社会对于辛亥百年的纪念与回顾热情,明显要甚于台湾。除却官方媒体的造势报道外,去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化媒体与网站纷纷推出相关的专题、学者专访、讲座,从各个方面去剖析辛亥革命的起因、评价,对今人的启示。像广东媒体《南方周末》推出了有关辛亥革命的系列专访与连载文章。   出版界也异常热闹。今年来,大陆出版界可以说出现一股“辛亥热”。从中国最大的图书网站“当当网”的书目查看,2011年出版、围绕辛亥革命历史的图书多达60多种,包括了历史宏观叙述,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分析、历史图片集、画册、人物逸闻与传记等等,不一而足。迹象显示,这些出版物受到市场欢迎,例如人民大学学者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虽然是历史性论述,依然热销十几万册。    媒体刊登影射现实文章被整肃   舆论的兴趣,却不表示这个课题不再敏感,没有若有若无的禁区。反之,去年下半年至今,即发生过媒体因刊登影射现实性强,或者对历史人物评价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文章而被整肃。据境外媒体报道,湖南《潇湘晨报》以及广州时政杂志《南方窗》,都有总编、执行总编以及社长级的主管被撤换。   在大陆民间近期的讨论中,一个日益清晰的隐题,是当前的中国社会该肯定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这个问题的现实指涉性,给纪念辛亥革命的话语赋予新的隐喻意义与敏感。   这已不是大陆学术界第一次对革命进行反思。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以近代思想史名家李泽厚著作《告别革命》为代表的反激进主义思潮,就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持批评态度,并认为当年如果是晚清政府顺利立宪,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更少波折。此后大陆的辛亥研究中为立宪派讨公道,蔚然成风。    李泽厚提出“告别辛亥革命”   李泽厚在上个月底接受访谈,更针对性地提出要“告别辛亥革命”。李泽厚强调辛亥革命的成功非常偶然,反之1906年清政府已经在改革。当年制订的法律,甚至包括较完备的新闻法体系,到今天看依然很超前。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   然而,与当年备受热议相比,李泽厚此时被知识界人士公开批评为守旧,有人撰文提出,现在是时候“告别李泽厚”了。在另一些文章里,大陆作者则强调,为什么不能告别革命?首先要追问清政府的政策,清政府令人失望的改革(立宪)。   在今年初发表《走向革命》专著里,雷颐详细讨论了1906年以后,尤其是1911前后半年的氛围,当年4月同盟会精心策划的“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谁能料到半年后一场偶然的起义后满清就此坍塌?他认为答案是那半年里,代表体制内人士的士绅决定与革命党人合流,这一转变的根源又在于清政府的措施——包括宣布成立皇族内阁、铁路收归国有等收权、垄断权力的政策。   士绅转向激进原因的另一种解读,是清政府失去了公信力。雷颐受访时指出,有些论者极力想搞清楚清政府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它的行为给受众何种观感?“如果受众认为你是真的,你就能维持;如果你是假的,连体制内人士都认为是假的,你就维持不了。”   而传统上“经济危机导致革命”的说法,并不能在当年的历史中找到佐证。20世纪首10年中国的经济正往上发展,工商业发展带动经济转型,士绅要求更多权益,当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革命发生的概率就相应提高。   对执政者来说,如何不让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引发出另一场改革还是革命的话题,恐怕也难以回避。   辛亥百年,中国建立共和体制第100年纪念之际,如何避免下一次“革命”仍是一个议题,多少有些反讽的意味。辛亥革命过去了100年,中国也在改革与革命两者间辩论和往返了100年,民主宪政、天下为公的理想却依然在追寻的途中,社会转型的道路依然漫长。当前世界经济阴霾重重,中国国内经济却欣欣向荣,城市里一片歌舞升平,但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也清晰可见。改革还是革命,答案和钥匙其实在执政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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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政治: 被批拉大旗作虎皮 两个孔子和平奖先后被叫停

据《联合早报》今天(10月8号)的报道,先后被叫停的这两个孔子和平奖的主办方,都同为中国文化部所主管的机构。其中,“孔子和平奖”由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传统文化保护部主办,该奖去年特意选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为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举行和平奖颁奖礼的前一天颁发,并由此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与争议。 这个只维持了一届的奖项,当时颁发给了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理由是他“帮助改善了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但连战本人却并未前来领奖,而中国官方也不承认该奖项由政府主办。上月17号,“孔子和平奖”又卷土重来,在北京香山举行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并把俄罗斯总理普京、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班禅和比尔盖茨等八人列为今年的候选人。然而,仅仅两天之后,文化部就发布了停止该奖项的决定,并宣布连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传统文化保护部也一并撤销。 仅仅四天之后,有更明确官方背景的“孔子世界和平奖”又于9月21在北京启动,清华大学教授羊涤生、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桂钿等知名教授,还作为管委会成员出席了启动仪式。与被文化部撤销的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传统文化保护部不同,“孔子世界和平奖”的主办方是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但该基金会也于10月6号以该奖项既未立项也未向上级报批为由,将其叫停。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周孝正教授,7号在接受中广网的采访时就批评说,这反映出主办单位的浮躁心态,中国的人均GDP目前在世界上还排名在一百位左右,中国还远没有到动不动就颁发什么“世界和平奖”的时候。他们这么做是典型的“拉大旗作虎皮”,其真正目的就是用孔子的名义捞取各种利益。他说:“现在很多问题的背后你都能看见利益集团的作用,最后都变成了利用公共权力来谋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腐败。 人大政治系教授张鸣在受访时则直言不讳地指出,所谓“孔子和平奖”、“孔子世界和平奖”,都是借孔子名义挣钱的最新例子。这几年中国出现孔子热、儒学热,参与者搬出各种名堂搞活动、开班授课,实际上都是商业行为。张鸣说:“原来是卖孔子家酒、孔府宴酒,已经卖了很多钱,现在酒就不卖了,干脆直接卖头衔了”。 报道又说,“孔子和平奖”与“孔子世界和平奖”先后被叫停,中国舆论界也再次掀起一场针对国内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过滥的批评。有媒体评论指出,名目繁多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不但消耗大量的行政资源,更是腐败的温床,因为设奖部门和领导每推出一个奖项,下级机关为了争取获奖,就得讨好颁奖部门与领导,这正是权势部门组织这类活动趋之若鹜的原因。 不过,过去这类活动多是以中国国内单位为颁奖对象,而今冠上孔子的名义,又将授奖范围扩大到全世界,负面影响可能就会从浪费资源、诱发腐败,转变为影响国家形象。另一方面,按中国官方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一些网民讽刺说,孔子因而成了一个被替代使用的旗号。也有网友点评说:糟蹋完了“中国”,再来染指“中华”;污染完了“中华”,又打起了“孔子”的主意;“别再拿孔圣人出来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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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网友提交删帖记录2011年9月

新浪博客: 沈鱼《[转载]冉匪云飞狱中的可乐生活》2011年9月1日 沈鱼《[转载]冉匪云飞“被”出狱啦!》2011年9月1日 兵心依旧《爱国家,爱人民,是做人的底线,…》2011年9月1日 礼理方圆《[转载]福建晋江万人殴打百名警察》2011年9月1日 支离叔《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2011年9月2日 支离叔《吕炳奎:挽救中医,刻不容缓 致胡…》2011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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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学会容忍荒谬

2011年10月08日 14:22:16        说要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这点人人都懂。到落到现实中,这个尊重,却很难实现。漫说正常的学术批评,就是平时讨论,也很容易吵起来,吵得昏天黑地,恨不得动手打架,也真就有打起来的。在网上,这样的现象特别普遍,不争论便罢,一争就要吵架,最后双方爆粗口,辱及对方父母了账。       当然,辱骂、污蔑甚至造谣的言论,无法容忍,只要有一方这样做了,对方中止讨论,甚至将之告上法庭,都不为过。因为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突破了人类言说的底线。但是,如果争论的双方原先没有过节,走到这个地步,往往是因为双方已经争吵得过于激烈,火药味过于浓烈所致。之所以火药味这么浓,却是因为双方都觉得对方的立论,完全没有道理,不仅没有道理,而且特别荒谬,甚至突破了底线——所谓突破底线,不是因为真的不讲道德,而是很多人都有一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底线,一旦对方过了自己的线,就会血脉愤张,勃然大怒,于是,后面什么就都来了。     有太多热心的老先生,他们关心公益,乐于助人,但只要发现报纸上有言论“不正确”,或者仅仅是不合他们的口味,就马上会致书编辑部,或者报纸的上级主管部门,上纲上线地加以指责,甚至要求惩罚作者和编辑。如果发现那本书“宣扬了”他们认为的某种错误的思想了,也会如法炮制,非把书禁了后而止。甚至某些号称开明,在人眼中是右派的老人家,也有这样的习惯,对“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不大能够容忍。他们喜欢的刊物,如果刊登了一些他们认为不正确的文章,他们也会指责编辑。看学生的论文,发现起对社会进步持异议,也会很愤怒,甚至会因此而不给他们通过。     具有这样习惯的,不止是一些老人,中年人和年轻人也有。可以讨论,可以争论,但不能容忍荒谬。       所谓的荒谬,其实就是他们心目中政治正确的底线,突破这个底线,就是荒谬。其实,他们的底线,既非法律的界限,也非道德底线。在他们看来,所谓的言论自由,讨论,只在他们的底线之内有效,一旦过了线,就是人类的公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必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在过去的时代过久了,或者没在过去时代生活过,但过多沾染了过去时代的积习,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毛病。被迫害的,也会染上迫害病症。其实,这些人对于强权的压制,也同样不满,也渴望有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但是,一旦碰上了他们认为不可容忍的荒谬,就会不自觉地呼吁强权加以干涉,如果强权不干涉,他们还会表示强烈的不满。     胡适先生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强权不是天生的,有的时候,下面的人们不呼唤,强权出不来。人们一天不学会容忍,容忍荒谬,自由一天就不会到来。           上一篇: 鉴表识官员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41)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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