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美国之音 | Global Times 与《环球时报》的阴阳脸(博文)

联络我们 | 繁體 | 简体 2011年 8月 20日 经济担忧导致全球股市再度下跌 台国防官员:大陆对台威胁增加 保障房建设赛高铁,民心工程伤心泪 世界媒体看中国:篮球·友谊·拳脚·新闻 Global Times 与《环球时报》的阴阳脸(博文) 选择语言 Afan Oromo Albanian Amharic Armenian Azerbaijani Azeri Bangla Bosnian Burmese Cantonese Chinese Creole Croatian Dari English Worldwide French Georgian Greek Hausa Indonesian Khmer Khmer (English) Kinyarwanda Kirundi Korean Kurdi Kurdish Lao Learning English Macedonian Mandarin Ndebele Pashto Pashto – Deewa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erbian Shona Somali Spanish Swahili Thai Tibetan Tibetan (English) Tigrigna Turkish Ukrainian Urdu Uzbek Vietnamese Zimbabwe – English 中文主页 节目介绍 视频点播 英语教学 粤语 藏语 关于我们 现场广播 点击收听 中文主页 新闻快讯 美国 中国 台湾 政治 经济与金融 人权 法律 更多主题 亚太 中东 欧洲 美洲 非洲 社会问题 教育 宗教 科学技术 劳工 军事与战争 灾害和事故 环境 健康 体育 生活方式 文化艺术娱乐 港澳 专题栏目 国会报道 对比新闻 媒体看中国 信息往来 政府声明 专题报道 图片汇集 互动空间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读者评论区 网上服务 订阅新闻 掌上快讯 播客 聚合新闻 中文主页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1年 8月 20日 星期六 10:03 A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2011年 8月 20日 Global Times 与《环球时报》的阴阳脸(博文)   作者: 何清涟 本文标题所谈的不是两家报纸,而是一家,并且是被北京赋予“对外塑造国家形象、争夺话语权”的重大外宣使命,对内弘扬“全世界都嫉妒我们好”的媒体重镇。我之所以要专为这张报纸写篇文章,乃是因为最近该报再度发生了被国内媒体同行称为“报格分裂”的事情:2011年8月9日,在Global Times上出现的Exclusive:Ai Weiwei breaks his silence (作者Liang Chen),就未曾出现在《环球时报》上。 也就是说,承担外宣使命的Global Times需要通过对艾未未的采访,向世界释放一些符合中国政府需要的信息,表明艾未未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发言”了,咱们中国是有言论自由的!同时又试图借这一政府赐予“独家信息”抬高Global Times在英文报界的地位。这种把戏是Global Times玩得轻车熟路的老套路。远的不说,就在今年3月30日就玩过一票。那一天,Global Times以“Three outspokenacademics”(三个直陈时弊的学者)为题对张鸣、陈丹青和贺卫方作了报道。针对这一Global Times 游戏,贺卫方在微博上发表感叹,“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中 国,媒体管理尺度的‘内外有别’。该报中文版也能如此坦率真诚,尊重事实,遵循传媒伦理,那该多好。” 我认为贺卫方这评价是因为对大外宣的目的缺乏深入了解,从实质上描画,我更愿意这种内外表现不一称之为“阴阳脸”…… 阅读全文> > 相关文章 新华社在纽约时报广场租用广告牌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租用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最显著的广告牌之一,将于下星期一开始发布广告。 环球时报:互联网独立人士自荐公职 环球时报称西方支持新疆恐怖主义 相关链接 何清涟美国之音博客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新闻快讯 更多»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让您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简繁体版新闻报道…… 网上问卷 8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美中大学生篮球赛变成双方运动员之间的一场群殴事件。您认为:  是中国球队的错  是美国球队的错  双方都有错 投票 检视结果 » 星期一以来最受关注文章 世界媒体看中国:习近平乃何许人 世界媒体看中国:大连的失踪与凸显 骆家辉“寒酸”抵京,众网民五味杂陈 李克强结束访港 全天遭民众抗议 世界媒体看中国:大连显示了什么? 美中篮赛变群殴 友谊第一成历史 中美篮球赛爆发斗殴场面 世界媒体看中国:央视百度“黑吃黑”? 中文博客 加载…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如果您对我们的网站有任何建议或意见,欢迎来函。 来函请寄: chinese@voanews.com。   节目表与点播 » 节目预告 » 现场广播 » 现场电视 » 下载广播电视节目 » 档案资料 温故知新,检索历史,欢迎您光临VOA文库查看美国之音自2004年以来数以万计的中文稿… » 专题报道导航 欢迎使用专题库存,透过我们导航信息,让您回顾千变万化的世界,也为您留住历史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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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装洋蒜及其他

                                                      装洋蒜及其他 不配。据说,郭敬明有本小说,就提到要如何购买跟达芬奇家具相配的电脑。电脑都得相配,更何况人。 当下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内在的气质,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只好用钱把自己装扮起来,赢得人们的艳羡。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势在必然。当然,钱不能做饰物,挂在身上,所以,只能买尽可能多的洋玩意,将自己烘托起来。在这个转型时期,烘托身价的,只能是洋货,而且是贵的洋货,知名品牌的洋货。说劳力士手表好,大家就都劳力士,说LV包好,大家就一窝蜂LV,不幸的是,达芬奇的家具,由于营销得法,居然成了富人们心目中的家具劳力士,在中国行销的意大利顶尖名牌家具,一种摆在家里摆谱的玩意。所以,如果不是记者费心,就算有人对家具的品质有点怀疑,也不会把西洋景戳穿。                                                               张鸣 装洋蒜这个词出现挺早,大约在晚清就有了。最初是指那些装洋人,拿洋派的现象,后来,就衍生成了骗术。国人对洋人和洋货的迷信,非止一日了。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根深蒂固。弄个洋人看大门,假装是外企,把国货撕掉商标,贴上洋字码装洋货,这样的事,从晚清到民国,奸商们已经经常在做了,报纸都没有报道了的动力。比较大的装洋蒜行为,属于张宗昌。这个在海参崴混过,跟俄国人打过交道的军阀,知道中国军人都怕洋兵,于是趁俄国十月革命之际,收拢流散在东北的白俄兵,组织白俄军团。白皮肤,大鼻子的白俄兵一出来,让对手望风而逃。居然让这个大字不识的流氓做大了,最牛的时候,控制了从山东到江苏的地盘。最后碰到一个不怕洋人的,打败了他的白俄兵,他才垮了台。 装这种大瓣洋蒜的,不仅有军阀,还有商人。 19 和 不配。据说,郭敬明有本小说,就提到要如何购买跟达芬奇家具相配的电脑。电脑都得相配,更何况人。 当下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内在的气质,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只好用钱把自己装扮起来,赢得人们的艳羡。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势在必然。当然,钱不能做饰物,挂在身上,所以,只能买尽可能多的洋玩意,将自己烘托起来。在这个转型时期,烘托身价的,只能是洋货,而且是贵的洋货,知名品牌的洋货。说劳力士手表好,大家就都劳力士,说LV包好,大家就一窝蜂LV,不幸的是,达芬奇的家具,由于营销得法,居然成了富人们心目中的家具劳力士,在中国行销的意大利顶尖名牌家具,一种摆在家里摆谱的玩意。所以,如果不是记者费心,就算有人对家具的品质有点怀疑,也不会把西洋景戳穿。 20 世纪之交,中国的北方不安宁。天津的租界,就成了富人的避难最好的去处。租界地皮有限,装不下蜂拥而来的人,于是有胆大而富有创意的商人,就想出了办假租界的主意。他们在毗邻租借的老西开,买了一块地皮,盖了六七百间房子,租给前来避难的人。不用说,租金要比华界高得多。对外伪称租界扩张区,在这块地皮上,雇了洋人做巡捕,还找了个把洋人组织了会审公廨,跟租界一模一样。反正当年到中国来混事的无业洋人也多,找几个好吃好喝管着,好薪水拿着,让他们干什么,都没有问题。 不配。据说,郭敬明有本小说,就提到要如何购买跟达芬奇家具相配的电脑。电脑都得相配,更何况人。 当下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内在的气质,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只好用钱把自己装扮起来,赢得人们的艳羡。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势在必然。当然,钱不能做饰物,挂在身上,所以,只能买尽可能多的洋玩意,将自己烘托起来。在这个转型时期,烘托身价的,只能是洋货,而且是贵的洋货,知名品牌的洋货。说劳力士手表好,大家就都劳力士,说LV包好,大家就一窝蜂LV,不幸的是,达芬奇的家具,由于营销得法,居然成了富人们心目中的家具劳力士,在中国行销的意大利顶尖名牌家具,一种摆在家里摆谱的玩意。所以,如果不是记者费心,就算有人对家具的品质有点怀疑,也不会把西洋景戳穿。 当时的天津知府,知道多出来一块租界,但一看人家洋人巡捕,洋人管事,像模像样的,以为是真的,心想,说不定是上面定的事吧,他这个小官,没有人知会,自然就不用操心了。而租界当局,则以为是华人自己玩把戏,反正也不碍他们什么事,也不管。就这样,假租界存活了好几年,生让一伙奸商,骗了不少钱走。最后是北洋大臣衙门过问,西洋景才被拆穿。 其实,当今之世种种装洋蒜的戏法,都是当年的人们玩剩下的。无非就是借洋生利,假洋人,假洋合同,假洋投资,假洋企业。像达芬奇家具这样以土货冒充洋货,更是低级的把戏。即使在晚清民国,也属于低档次的骗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不过是先仿制,然后假进口,障人耳目者,无非就是几张通关文书。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的骗术,档次都不大高,越是骗得大,骗术越是淳朴。君不见,当日汉芯事件,那么大的高科技骗局,也就是买来外国的芯片,找几个民工,打磨掉人家的标记,换上自己的就大功告成。 不配。据说,郭敬明有本小说,就提到要如何购买跟达芬奇家具相配的电脑。电脑都得相配,更何况人。 当下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内在的气质,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只好用钱把自己装扮起来,赢得人们的艳羡。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势在必然。当然,钱不能做饰物,挂在身上,所以,只能买尽可能多的洋玩意,将自己烘托起来。在这个转型时期,烘托身价的,只能是洋货,而且是贵的洋货,知名品牌的洋货。说劳力士手表好,大家就都劳力士,说LV包好,大家就一窝蜂LV,不幸的是,达芬奇的家具,由于营销得法,居然成了富人们心目中的家具劳力士,在中国行销的意大利顶尖名牌家具,一种摆在家里摆谱的玩意。所以,如果不是记者费心,就算有人对家具的品质有点怀疑,也不会把西洋景戳穿。 但是,现在的中国,吃这种民工层次骗的人,居然尽是高档次的精英。汉芯骗了一堆专家和科技官员。而达芬奇家具,则骗了更多的有钱人。能买 30 万一张床的人,绝对不是斗升小民。吃骗上当者,应该说多数不是低智商。能挣到如许多钱的人,就算不是好道来的,也非等闲之辈。偏好洋货,举国皆然,斗升小民不是不爱,而是力有不逮。偏好洋货,不是上当的主要原因。那些富人之所以中招,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买这些“洋家具”,当成了可以炫耀的“奢侈品”。跟其他的洋奢侈品一样,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既然是象征,品质内容就不重要了。你有,他也得有,没有,就跟自己的身份不配。据说,郭敬明有本小说,就提到要如何购买跟达芬奇家具相配的电脑。电脑都得相配,更何况人。 当下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内在的气质,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只好用钱把自己装扮起来,赢得人们的艳羡。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势在必然。当然,钱不能做饰物,挂在身上,所以,只能买尽可能多的洋玩意,将自己烘托起来。在这个转型时期,烘托身价的,只能是洋货,而且是贵的洋货,知名品牌的洋货。说劳力士手表好,大家就都劳力士,说 LV 包好,大家就一窝蜂 LV 不配。据说,郭敬明有本小说,就提到要如何购买跟达芬奇家具相配的电脑。电脑都得相配,更何况人。 当下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自信,可以通过自己内在的气质,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只好用钱把自己装扮起来,赢得人们的艳羡。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势在必然。当然,钱不能做饰物,挂在身上,所以,只能买尽可能多的洋玩意,将自己烘托起来。在这个转型时期,烘托身价的,只能是洋货,而且是贵的洋货,知名品牌的洋货。说劳力士手表好,大家就都劳力士,说LV包好,大家就一窝蜂LV,不幸的是,达芬奇的家具,由于营销得法,居然成了富人们心目中的家具劳力士,在中国行销的意大利顶尖名牌家具,一种摆在家里摆谱的玩意。所以,如果不是记者费心,就算有人对家具的品质有点怀疑,也不会把西洋景戳穿。 ,不幸的是,达芬奇的家具,由于营销得法,居然成了富人们心目中的家具劳力士,在中国行销的意大利顶尖名牌家具,一种摆在家里摆谱的玩意。所以,如果不是记者费心,就算有人对家具的品质有点怀疑,也不会把西洋景戳穿。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s1y.html ) – 装洋蒜及其他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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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说话干嘛要全面?

,但创意多多之辈。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即使有,也往往不得志。经常处在周围人的指责之中,成为人们所谓的“争议性人物”,有点什么好处,多半轮不到。而那些平庸之辈,处事圆到,不偏不倚,肯定能够得到上上下下的赏识,进而飞黄腾达。 片面和偏激,都不是一种缺点,更非罪过。只要不触犯法律,不伤人,就要允许人片面,允许人偏激。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是老道,不是周全,不是面面俱到的思维,而是创造性。作为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我们在创造性上的得分,实在是太低了,低到令人羞愧的程度。                                                         说话干嘛要全面? ,跟我在某个地方吃同样的菜相比,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如此这般下来,估计听的人如果不逃跑的话,多半是要给你两个嘴巴的。有人会说,说谁不全面,不是在这样的场合,而是正式的开会发言,正式的思想表达。 然而,这样的场合就非得全面吗?开会发言,表述观点,多半是为了表达一种意见。如果真的全面了,意见就被淹没在口水里了。至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某种学术观点,更是片面一点才好。西方有句老话,偏激出真理。其实有道理。一篇文章,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全面是全面了,但大体上等于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人们看不出你意见,你的倾向,这样的文章,作为科普知识的介绍,也许有点用,但作为研究性论文,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可惜,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核心期刊上,充斥着这样的论文。 从小到大,我们中国人所受的教育,得到的训导,都是告诫我们要全面,说话要周全。从为人处世的角度,这样做,不得罪人。从应付领导角度,也能讨得领导的欢心。但是,全面的习惯一旦养成,人的创造力也就没有了。我们见了太多会做人,也会做官的人,但偏偏缺乏片面而思想深刻的人,考虑问题片面                                                                     说话干嘛要全面? 张鸣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被人指责说话不够全面。时间一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全面的确是一个问题。于是,在他们之间,也经常这样互相批评。不仅批评自我批评,对历史人物,也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在他们看来,四五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大都不够全面,陈独秀如此,胡适如此,刘半农和钱玄同更是如此,至于鲁迅,简直就是偏激。 当然,指责人家说话不够全面是绝对没错的,谁能全面呢?总要落下那么一两点没说到的。如此这般地批评完了,不仅贬低了对方,还显示了自家的高明,暗示了自己比较全面。当然,换一个场合,同样的批评,放在批评者身上,也同样合适。其实,这样的批评,基本上等于废话,因为无论你说什么话,我都可以说你不够全面。比如你说表扬某个人好,他可以说你为何没看见他的缺点——难道有人会没有缺点吗?如果你批评某人做的不好,人家可以说你为何没有看到他做得好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要把话说得全面了,听的人也许多半受不了,比如,人家请你吃饭,你要夸某道菜美味,就必须还得说,这道菜虽然美味,但颜色上还有改进的余地 张鸣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被人指责说话不够全面。时间一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全面的确是一个问题。于是,在他们之间,也经常这样互相批评。不仅批评自我批评,对历史人物,也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在他们看来,四五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大都不够全面,陈独秀如此,胡适如此,刘半农和钱玄同更是如此,至于鲁迅,简直就是偏激。 说话干嘛要全面? 张鸣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被人指责说话不够全面。时间一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全面的确是一个问题。于是,在他们之间,也经常这样互相批评。不仅批评自我批评,对历史人物,也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在他们看来,四五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大都不够全面,陈独秀如此,胡适如此,刘半农和钱玄同更是如此,至于鲁迅,简直就是偏激。 当然,指责人家说话不够全面是绝对没错的,谁能全面呢?总要落下那么一两点没说到的。如此这般地批评完了,不仅贬低了对方,还显示了自家的高明,暗示了自己比较全面。当然,换一个场合,同样的批评,放在批评者身上,也同样合适。其实,这样的批评,基本上等于废话,因为无论你说什么话,我都可以说你不够全面。比如你说表扬某个人好,他可以说你为何没看见他的缺点——难道有人会没有缺点吗?如果你批评某人做的不好,人家可以说你为何没有看到他做得好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要把话说得全面了,听的人也许多半受不了,比如,人家请你吃饭,你要夸某道菜美味,就必须还得说,这道菜虽然美味,但颜色上还有改进的余地 当然,指责人家说话不够全面是绝对没错的,谁能全面呢?总要落下那么一两点没说到的。如此这般地批评完了,不仅贬低了对方,还显示了自家的高明,暗示了自己比较全面。当然,换一个场合,同样的批评,放在批评者身上,也同样合适。其实,这样的批评,基本上等于废话,因为无论你说什么话,我都可以说你不够全面。比如你说表扬某个人好,他可以说你为何没看见他的缺点——难道有人会没有缺点吗?如果你批评某人做的不好,人家可以说你为何没有看到他做得好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要把话说得全面了,听的人也许多半受不了,比如,人家请你吃饭,你要夸某道菜美味,就必须还得说,这道菜虽然美味,但颜色上还有改进的余地,跟我在某个地方吃同样的菜相比,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如此这般下来,估计听的人如果不逃跑的话,多半是要给你两个嘴巴的。有人会说,说谁不全面,不是在这样的场合,而是正式的开会发言,正式的思想表达。 说话干嘛要全面? 张鸣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被人指责说话不够全面。时间一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全面的确是一个问题。于是,在他们之间,也经常这样互相批评。不仅批评自我批评,对历史人物,也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在他们看来,四五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大都不够全面,陈独秀如此,胡适如此,刘半农和钱玄同更是如此,至于鲁迅,简直就是偏激。 当然,指责人家说话不够全面是绝对没错的,谁能全面呢?总要落下那么一两点没说到的。如此这般地批评完了,不仅贬低了对方,还显示了自家的高明,暗示了自己比较全面。当然,换一个场合,同样的批评,放在批评者身上,也同样合适。其实,这样的批评,基本上等于废话,因为无论你说什么话,我都可以说你不够全面。比如你说表扬某个人好,他可以说你为何没看见他的缺点——难道有人会没有缺点吗?如果你批评某人做的不好,人家可以说你为何没有看到他做得好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要把话说得全面了,听的人也许多半受不了,比如,人家请你吃饭,你要夸某道菜美味,就必须还得说,这道菜虽然美味,但颜色上还有改进的余地 然而,这样的场合就非得全面吗?开会发言,表述观点,多半是为了表达一种意见。如果真的全面了,意见就被淹没在口水里了。至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某种学术观点,更是片面一点才好。西方有句老话,偏激出真理。其实有道理。一篇文章,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全面是全面了,但大体上等于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人们看不出你意见,你的倾向,这样的文章,作为科普知识的介绍,也许有点用,但作为研究性论文,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可惜,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核心期刊上,充斥着这样的论文。 从小到大,我们中国人所受的教育,得到的训导,都是告诫我们要全面,说话要周全。从为人处世的角度,这样做,不得罪人。从应付领导角度,也能讨得领导的欢心。但是,全面的习惯一旦养成,人的创造力也就没有了。我们见了太多会做人,也会做官的人,但偏偏缺乏片面而思想深刻的人,考虑问题片面,但创意多多之辈。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即使有,也往往不得志。经常处在周围人的指责之中,成为人们所谓的“争议性人物”,有点什么好处,多半轮不到。而那些平庸之辈,处事圆到,不偏不倚,肯定能够得到上上下下的赏识,进而飞黄腾达。 说话干嘛要全面? 张鸣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常被人指责说话不够全面。时间一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全面的确是一个问题。于是,在他们之间,也经常这样互相批评。不仅批评自我批评,对历史人物,也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在他们看来,四五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大都不够全面,陈独秀如此,胡适如此,刘半农和钱玄同更是如此,至于鲁迅,简直就是偏激。 当然,指责人家说话不够全面是绝对没错的,谁能全面呢?总要落下那么一两点没说到的。如此这般地批评完了,不仅贬低了对方,还显示了自家的高明,暗示了自己比较全面。当然,换一个场合,同样的批评,放在批评者身上,也同样合适。其实,这样的批评,基本上等于废话,因为无论你说什么话,我都可以说你不够全面。比如你说表扬某个人好,他可以说你为何没看见他的缺点——难道有人会没有缺点吗?如果你批评某人做的不好,人家可以说你为何没有看到他做得好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要把话说得全面了,听的人也许多半受不了,比如,人家请你吃饭,你要夸某道菜美味,就必须还得说,这道菜虽然美味,但颜色上还有改进的余地 片面和偏激,都不是一种缺点,更非罪过。只要不触犯法律,不伤人,就要允许人片面,允许人偏激。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是老道,不是周全,不是面面俱到的思维,而是创造性。作为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我们在创造性上的得分,实在是太低了,低到令人羞愧的程度。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s4v.html ) – 说话干嘛要全面?_张鸣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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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徐贲: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吗?

有人指控贺卫方,说他“20年不发表学术论文,单靠时评、演讲,没有资格胜任北大法学教授一职”。姑且不论这个“没有发表论文”的指控是否属实,单就当教授必须有“论文”而言,就是一种谬误的说法。论文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学问,学术刊物上的许多论文根本就与学问无关,也根本没有学术可言。教授是在大学里既教书又进行学术活动的人。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了解什么是学术,以及学术与教书之间有些什么关系。 一 、学术是一种公共事务参与 学术是探索和发现新知识的方法和过程。学术是手段,是为了发现新知识并将获得的知识用于社会普遍教育和其它形式的公共事务参与。学术的理想与人的教育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目标包括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尊严,以及尊重人的多元、理性、独立、创制。当学术无法帮助教育或其它公共事务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目标时,当学术甚至不再能在公共领域中公开表现它的社会关怀和社会问题意识时,学术便不得已变成了它自己的目的。原本社会性的学术变成所谓的“纯学术”,要是学术对此麻木不仁、随遇而安,或者甚至反而沾沾自喜、自夸自赞,那么学术一定是出了问题。 学术的社会意义在于知识的公共运用。学术不只涉及少数学者发现新知识,传播新知识的思想、言论权利,而且还涉及广大社会公众获得新知识、运用新知识的公民权利。思想的禁锢和言论的钳制是对这两种权利的侵范。当学术受到种种思想禁区、课题禁忌和“敏感词”管制的时候,首要的问题是思想自由,而不是所谓的学术纯粹性。 今天,职业化的“纯学术”在中国所走的已经不再是启蒙主义时代浮士德的道路,而是一条权力政治市场经济时代的商品学术道路。它是和大学这个知识场所的高度政治化和经济体制化一起发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事实上已经成为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正义的诸领域》中所论述的那种个别社会领域对其他公共生活领域(教育、知识、思想)的“宰制”(domination)。[i] 这种宰制使得其他领域中原本应当独立的领域正义遭到了破坏,也使得学术领域无法成为一个民主、开放、宽容、进取的学习型社会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学术的公共性就成为维护应有的公共生活正义的问题。学术是人的思想和创造的结果,是学术者个人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公共群体中与他人共同拥有生存世界的方式。学术者选择了做学术这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于知识好奇或好玩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做学术本身体现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动特征。做学术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生活、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世界、共同增进社会正义的方式。 二 、学院里的学术 人们今天所说的“学术”,常常指的是学术产品,尤其是像专著、论文等一类的文本产品。其实。这一类的文本产品并不总是具有学术价值。要了解什么是“学术”,就得先知道谁是“学者”,学者做什么,而不只是他们生产怎样的什么产品。“学者”的所指在历史中多有变化。例如,在古代社会里,学者指的是从事手稿、典籍、宗教经文抄写的人员,而那些从事公众或私人写作行为的僧侣、演说家和政治官员也都可以看做是学者。到了中世纪,学者指那些正在接受古代文本研读训练的大学生。到19世纪末,在美国,学者主要指大学教授,而教授的“学者工作”则包括教书、公民服务和有关的知识发现。20世纪,出现了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学科领域被划分界定,学者是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人,而学术则指符合这些学科论题和规范要求的研究产品。[ii] 随着“研究”与“学术”之间形成特别的关系,“同行评审”成为衡量学术的标志特征。“同行评审”把学术产品交由领域中的数位“专家”评审,以获得专业认可。这种评审问题很多(有的根本就是形式主义),它的实质效果和价值一直颇多争议。尽管如此,在出版、学术资助、任职、提升等程序中,“同行评审”仍是正规的标准程序。由于这一“正式”程序的标准化,其它“非正式”的评价方式受到忽视或排斥。“非正式”评价往往来自公共社会,而非囿于单纯的“学院”或“学术”体制。许多人认为不应当贬低“非正式”评价的重要性,因为“最广义的‘同行评审’应当说是当人们就什么是新知识问题进行交流时,就已经存在了。这是因为,同行评审(无论是在[论文]发表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建立知识共识过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更是必需的。”[iii] 同行评审最早出现在18世纪英国的自然科学界,当时所起的是营建和发展学者公共群体的作用,而这种群体则又是公民社会群体的一种形式。人们经常性地对新知识进行评议和交流,它本身就是一种平等和自由的交往方式。在科学群体中,参与者逐渐就研究的方法、语言、质量标准等等形成了评审的共识,这样的参与有许多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的。今天的学术评审制度往往舍本逐末,抱住形式主义的专业小圈子,轻视或者甚至排斥学术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自由交流和公共群体构建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回归知识评审的公共价值应当兼顾正式和非正式的评审。这里的评审指的不只是个别专家的匿名评审,而更是让尽量广大的公众能公开发表对新知识的看法。 同行评审要比学术刊物晚出世近一个世纪。最早的学术刊物出现于1665年,是由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交流》(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当时是出于学者们互相交流的需要。早在1640年代,一些英国学者就定期在牛津大学定期聚会,并称他们的群体为“无形大学”,后改名为“皇家学会”。当时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是通信,随着学会的成员增多,相互通信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便出现了学会的刊物。刊物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交流,不是发表研究成果。庇克(R. P. Peek)指出,当时学者做不做研究完全“是自愿的”,“早期的刊物数目很少,并不被当作学术成果非在那里发表不可的地方。”[iv] 三、“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未必都有学术价值 学术刊物的最初作用是为学者公共群体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开放空间,刊物起到的是营建、凝聚学术公共群体的作用。纸质印刷传媒是它的技术条件,“[学术群体]成员由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流而结合到一起。科学由于两个原因而非常依赖于印刷文字。印刷文字可以将结果、观察、交流、理论等作为公共记录永久保存,也为批评、辩驳和提炼事实而提供机会。”[v] 今天,印刷文字的这两种作用已经越来越多地由电子传媒来补充或者代替,但传媒的公共性功能没有变,都是为了让尽可能广大的公众(the publics)参与到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中来。不幸的是,今天的印刷学术刊物所起的“学院奖励制度”作用超过了公共知识信息作用,更令人担忧的是,“刊物出版已经大大地从学术社群转移到出版者那里,……形成了不同出版者间的等级制度,”学术成果变得前所未有地依附于这个外在的等级制度。[vi] 在国家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管制控制出版业的情况下,出版者为了自保、怯于经济惩罚而贯彻和放大政治审查意图,为虎作伥,宁错毋漏,说真话的学术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祭品。 以发表刊物、出版社等级为标准的知识体制注重的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利益行为,为升职、经费、奖励而进行的各种学术评审往往排斥“非专业”(跨学科、公共问题、大众媒介、报刊)的思想产品成果。学术委员会和资深学者在对新入行者,尤其是青年教师进行学术指导时,明确要求他们以小圈子专家同行为意向读者、鼓励他们在读者很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以显示“优秀”的学术品质。这些“资深学者”在学科里担任的往往是“学科守门人”的角色。和其它的行业一样,大学的专业领域也是由三种不同角色的个人构成:守门人、专家和初学者。守门人精英层的形成受到政治、声望和职位任命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必须在特定的决策机制中才能起作用。守门人是行业或职业的精英,他们不只是本学科的业务带头人,而且还是职业内变化的主导者。[vii] 在美国,狭隘的学科学术模式是在1815至1915年间形成的,它的特点是培养思想精英和以精英文化传承者为主要目标,追求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研究。[viii] 19世纪的美国大学因此鼓励教师避免“社会、政治、道德和宗教问题”。[ix] 随着20世纪进入群众社会时代,这种精英模式已经不得不发生巨大而彻底的变化。 四 、大学是教授给普通大学生上课的地方 教育普遍化的趋势改变了民众接受信息、相互交际的方式,改变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工作机会、消费方式、对政治宣传和社会政策的理解方式,等等。威尔士(H.G. Wells)在1920年代写道,“从来也没有这么多能阅读的群众,以前分割读过书的(readers)和文盲群众之间的那道鸿沟现在变成了不同教育程度之间的些许差别。”[x] 爱略特(T. S. Eliot)认为,扩大教育的结果只会生产半吊子的读者。他写道,“毫无疑问,就在我们急急忙忙想要每一个人都受教育的时候,我们正在降低教育标准,……我们在拆毁古老的大厦,腾出空地来,好让未来的野蛮游牧民族有地方安营扎寨。”他建议,将英国和美国的大学生人数砍去三分之二。[xi] 二战结束以后,现代社会知识和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大学发生了更为彻底的变化,大批退伍士兵作为学生进入大学,大学不断扩招学生。这种情况与中国目前的大学扩招有不少相似之处。大学接纳了许许多多本来读完高中就算完成了教育的学生,大学教育中学化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但这并不就一定是坏事。如果我们把扩招的目的或效果看成是提升民众的普遍教育程度,而不是扩大知识精英的人群,那么,扩招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学原先的精英知识模式却是再也不可能维持了。在美国,精英式的纯学术模式在1980年代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批判和1990年代的“重新界定学术”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否定。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教师对“重新界定学术”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最为热烈。学术不仅涉及什么是可以当作“学术成果”的产品(是单指论文、专著,还是兼指讲稿、教案或者别的),而且也涉及对学术的奖励制度(评级、升职、名誉、课题经费等等)。越来越多的教育界和思想界人士认识到,现有的一些学术评定流于形式,忽略学术的社会功用,尤其是忽略学校里的实践教学,已经成为当今大学的一大弊病。 五 、重新界定学术和教授 “重新界定学术”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研究”与“教学”的关系,这是因为,现今学术场域主要就是在大学。大学的学术奖励制度重研究、轻教学,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动机也不相同。例如,学校行政领导和校董会大多从学校的开支着眼,认为教师多做研究会不利于教学量,多做研究会导致增加教师和提高学费。不少教师由于同时感受到研究和教学的压力,也希望减轻研究的负担。[xii] 大学教师压力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必须有什么样的研究才算学术成果。1989年的卡内基基金会调查发现,在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中,73%的教师认为,最受认可和奖励的学术是在评审制刊物上发表文章,或在有名气的出版社出版著作。[xiii] 另一项研究表明,发表物之间还存在着4种不言而喻的“等级”。第一是“课题对象”:理论的在上,教学的在下。第二是“研究方法”:原创在上,二手综述次之,带个人性质的又次之。第三是“出版种类”:专业刊物和大学出版社的在上,非专门的、教学或教科书在下。第四是“评价方式”:同行评议在上,社会、媒体评议在下。[xiv]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学的学术评审大致相符。不同的是,美国大学从1980年代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大学在21世纪,居然却还人在把它当作一种理想规范来随便断言谁有资格当教授。 教授的主要工作是教授,也就是教书。有人挖苦道,对于在大学里不用教书的教授来说,大学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他们有的成为不用为普通学生上课,到处周游“讲学”,享受“超一流”待遇的“名教授”,有的成为管思想,管教授,自已没有能力教书,却有权决定谁可以提升为教授,谁不可以提升为教授的“学官”。只有这种在大学里不教书的人,才是不配在大学里当教授的。 [i] 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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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社会意义在于知识的公共运用。学术不只涉及少数学者发现新知识,传播新知识的思想、言论权利,还涉及广大社会公众获得新知识、运用新知识的公民权利。……当学术受到种种思想禁区、课题禁忌和敏感词管制时,首要问题是思想自由,而不是所谓的学术纯粹性    有人指控贺卫方,说他“20年不发表学术论文,单靠时评、演讲,没有资格胜任北大法学教授一职”。姑且不论这个“没有发表论文”的指控是否属实,单就当教授必须有“论文”而言,就是一种谬误的说法。论文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学问,学术刊物上的许多论文根本就与学问无关,也根本没有学术可言。教授是在大学里既教书又进行学术活动的人。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了解什么是学术,以及学术与教书之间有些什么关系。 一  学术是一种公共事务参与 学术是探索和发现新知识的方法和过程。学术是手段,是为了发现新知识并将获得的知识用于社会普遍教育和其它形式的公共事务参与。学术的理想与人的教育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目标包括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尊严,以及尊重人的多元、理性、独立、创制。当学术无法帮助教育或其它公共事务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目标时,当学术甚至不再能在公共领域中公开表现它的社会关怀和社会问题意识时,学术便不得已变成了它自己的目的。原本社会性的学术变成所谓的“纯学术”,要是学术对此麻木不仁、随遇而安,或者甚至反而沾沾自喜、自夸自赞,那么学术一定是出了问题。 学术的社会意义在于知识的公共运用。学术不只涉及少数学者发现新知识,传播新知识的思想、言论权利,而且还涉及广大社会公众获得新知识、运用新知识的公民权利。思想的禁锢和言论的钳制是对这两种权利的侵范。当学术受到种种思想禁区、课题禁忌和“敏感词”管制的时候,首要的问题是思想自由,而不是所谓的学术纯粹性。 今天,职业化的“纯学术”在中国所走的已经不再是启蒙主义时代浮士德的道路,而是一条权力政治市场经济时代的商品学术道路。它是和大学这个知识场所的高度政治化和经济体制化一起发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事实上已经成为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正义的诸领域》中所论述的那种个别社会领域对其他公共生活领域(教育、知识、思想)的“宰制”(domination)。[i] 这种宰制使得其他领域中原本应当独立的领域正义遭到了破坏,也使得学术领域无法成为一个民主、开放、宽容、进取的学习型社会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学术的公共性就成为维护应有的公共生活正义的问题。学术是人的思想和创造的结果,是学术者个人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公共群体中与他人共同拥有生存世界的方式。学术者选择了做学术这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于知识好奇或好玩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做学术本身体现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动特征。做学术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生活、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世界、共同增进社会正义的方式。 二  学院里的学术 人们今天所说的“学术”,常常指的是学术产品,尤其是像专著、论文等一类的文本产品。其实。这一类的文本产品并不总是具有学术价值。要了解什么是“学术”,就得先知道谁是“学者”,学者做什么,而不只是他们生产怎样的什么产品。“学者”的所指在历史中多有变化。例如,在古代社会里,学者指的是从事手稿、典籍、宗教经文抄写的人员,而那些从事公众或私人写作行为的僧侣、演说家和政治官员也都可以看做是学者。到了中世纪,学者指那些正在接受古代文本研读训练的大学生。到19世纪末,在美国,学者主要指大学教授,而教授的“学者工作”则包括教书、公民服务和有关的知识发现。20世纪,出现了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学科领域被划分界定,学者是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人,而学术则指符合这些学科论题和规范要求的研究产品。[ii] 随着“研究”与“学术”之间形成特别的关系,“同行评审”成为衡量学术的标志特征。“同行评审”把学术产品交由领域中的数位“专家”评审,以获得专业认可。这种评审问题很多(有的根本就是形式主义),它的实质效果和价值一直颇多争议。尽管如此,在出版、学术资助、任职、提升等程序中,“同行评审”仍是正规的标准程序。由于这一“正式”程序的标准化,其它“非正式”的评价方式受到忽视或排斥。“非正式”评价往往来自公共社会,而非囿于单纯的“学院”或“学术”体制。许多人认为不应当贬低“非正式”评价的重要性,因为“最广义的‘同行评审’应当说是当人们就什么是新知识问题进行交流时,就已经存在了。这是因为,同行评审(无论是在[论文]发表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建立知识共识过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更是必需的。”[iii] 同行评审最早出现在18世纪英国的自然科学界,当时所起的是营建和发展学者公共群体的作用,而这种群体则又是公民社会群体的一种形式。人们经常性地对新知识进行评议和交流,它本身就是一种平等和自由的交往方式。在科学群体中,参与者逐渐就研究的方法、语言、质量标准等等形成了评审的共识,这样的参与有许多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的。今天的学术评审制度往往舍本逐末,抱住形式主义的专业小圈子,轻视或者甚至排斥学术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自由交流和公共群体构建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回归知识评审的公共价值应当兼顾正式和非正式的评审。这里的评审指的不只是个别专家的匿名评审,而更是让尽量广大的公众能公开发表对新知识的看法。 同行评审要比学术刊物晚出世近一个世纪。最早的学术刊物出现于1665年,是由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交流》(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当时是出于学者们互相交流的需要。早在1640年代,一些英国学者就定期在牛津大学定期聚会,并称他们的群体为“无形大学”,后改名为“皇家学会”。当时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是通信,随着学会的成员增多,相互通信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便出现了学会的刊物。刊物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交流,不是发表研究成果。庇克(R. P. Peek)指出,当时学者做不做研究完全“是自愿的”,“早期的刊物数目很少,并不被当作学术成果非在那里发表不可的地方。”[iv] 三“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未必都有学术价值 学术刊物的最初作用是为学者公共群体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开放空间,刊物起到的是营建、凝聚学术公共群体的作用。纸质印刷传媒是它的技术条件,“[学术群体]成员由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流而结合到一起。科学由于两个原因而非常依赖于印刷文字。印刷文字可以将结果、观察、交流、理论等作为公共记录永久保存,也为批评、辩驳和提炼事实而提供机会。”[v] 今天,印刷文字的这两种作用已经越来越多地由电子传媒来补充或者代替,但传媒的公共性功能没有变,都是为了让尽可能广大的公众(the publics)参与到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中来。不幸的是,今天的印刷学术刊物所起的“学院奖励制度”作用超过了公共知识信息作用,更令人担忧的是,“刊物出版已经大大地从学术社群转移到出版者那里,……形成了不同出版者间的等级制度,”学术成果变得前所未有地依附于这个外在的等级制度。[vi] 在国家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管制控制出版业的情况下,出版者为了自保、怯于经济惩罚而贯彻和放大政治审查意图,为虎作伥,宁错毋漏,说真话的学术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祭品。 以发表刊物、出版社等级为标准的知识体制注重的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利益行为,为升职、经费、奖励而进行的各种学术评审往往排斥“非专业”(跨学科、公共问题、大众媒介、报刊)的思想产品成果。学术委员会和资深学者在对新入行者,尤其是青年教师进行学术指导时,明确要求他们以小圈子专家同行为意向读者、鼓励他们在读者很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以显示“优秀”的学术品质。这些“资深学者”在学科里担任的往往是“学科守门人”的角色。和其它的行业一样,大学的专业领域也是由三种不同角色的个人构成:守门人、专家和初学者。守门人精英层的形成受到政治、声望和职位任命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必须在特定的决策机制中才能起作用。守门人是行业或职业的精英,他们不只是本学科的业务带头人,而且还是职业内变化的主导者。[vii] 在美国,狭隘的学科学术模式是在1815至1915年间形成的,它的特点是培养思想精英和以精英文化传承者为主要目标,追求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研究。[viii] 19世纪的美国大学因此鼓励教师避免“社会、政治、道德和宗教问题”。[ix] 随着20世纪进入群众社会时代,这种精英模式已经不得不发生巨大而彻底的变化。 四  大学是教授给普通大学生上课的地方 教育普遍化的趋势改变了民众接受信息、相互交际的方式,改变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工作机会、消费方式、对政治宣传和社会政策的理解方式,等等。威尔士(H.G. Wells)在1920年代写道,“从来也没有这么多能阅读的群众,以前分割读过书的(readers)和文盲群众之间的那道鸿沟现在变成了不同教育程度之间的些许差别。”[x] 爱略特(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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