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

陽光時務 | 徐賁 中國人的良心問題

「人民愈來愈渴望,要有一個制度能將他們由『吃米飯的機器人』提高為真正的人──在人權的保障下,能够自由思考,暢所欲言,昂首挺胸。」而這不正是我們所嚮往,所敬佩的良心行為嗎? 我們生活在一個良心匱缺的時代,我們膽怯、懦弱,看着別人受難,卻自己躲在一邊;看着强權施虐、卻默不作聲。雖然我們羡慕有良心的人,為自己沒有良心及勇氣而羞愧,但在現實的考驗面前還是會選擇不理睬良心地存活下去。良心本身不是道德原則,而是在處理具體情况時,在特殊場合和問題面前根據某種道德原則做出的選擇和行動。這種道德原則往往來自一個人的信仰,尤其是道德信仰。 良心雖然能幫助人辨別對錯和是非,但良心本身並沒有什麽好壞或善惡的實質內容。决定良心實質內容的是運用什麽道德原則(這關乎承認哪種道德權威)和如何運用道德原則(這關乎運用者是否具有「審慎」這種實踐性美德)。對於良心的這兩個方面,理性的作用都特別重要,但宗教信仰卻能給予特別的便利。在宗教信仰中,基本的道德原則及其權威來源都是清楚的,而宗教傳統文獻和共同經驗則有許多良心行為引人向善的先例。這就像法治傳統良好的社會不僅有受尊重、有威望的法律,而且還有許多可供諮詢和參考的判决先例一樣。 說到良心的道德原則,人們往往會想到神和神對人的道德誡命。因此,雖然美國憲法中沒有關於保護個人良心的條文,但還是有法學家和倫理學家將憲法修正案第一條中的「保護宗教信仰自由」解釋為實際包含了保護個人的良心自由。那麽,神的誡命和人的良心到底是什麽關係呢?不妨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安提戈涅》(Antigone)做例子。在劇中,安提戈涅想方設法要安葬她的哥哥波呂尼克斯,但國王不允許,因為波呂尼克斯是在叛國的戰鬥中死去的。安提戈涅對國王說,有一種比國家法律更高的法,而她要服從的是更高法律,只有更高法才具有神聖權威,更高法不僅要求人不做惡事,而且還要求人做善事。安提戈涅堅持說,神要求她善待自己兄弟的遺體,將其安葬,違反國法做這件事是她正當的良心行為。 那麽安提戈涅所說的神法是什麽呢?希臘的神從來沒有向凡人宣喻過神法,希臘神話中的大英雄珀耳修斯(Perseus,宙斯和達那厄的兒子,傳說中邁錫尼,Mycenae的開國者)也從來沒有像舊約中的摩西那樣登上西奈山,在熊熊烈火中諦聽上帝的誡命,接受上帝與以色列人的約定。大神宙斯也從來沒有用文字公布過像《聖經》中的那種「十誡」。因此,儘管安提戈涅說到具有神聖權威的更高法,但那不可能是《聖經》裏的戒律,也不是什麽部落裏的規定。她心目中的神法是每個正常的人都能用良心感知的原則,也就是後來自然法哲學家們常說的那種「刻印在人心上的律法」。 與異教的希臘人不同,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文字的啓示,摩西在西奈山上宣喻上帝的誡命,《聖經》裏有十誡,都是用文字記載的。人們因此常常以為,猶太人和基督教徒有不同於自然法的道德傳統,他們有了神法,因此根本不需要自然法。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天主教哲學教授布德西斯澤烏斯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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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徐賁 美國夢和中國夢的差別

習近平的中國夢與美國夢的根本差別在於,它是來自這位政治人物出於一時之需的「理論建樹」和國家機器的「政治宣講」,而美國夢則是在美國歷史發展和變化中自然形成的。 讀到一篇解釋中國夢與美國夢區別的文章,其中提到,二者的不同是「價值觀上的差別」:「要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就必然奉行集體價值,以集體主義為哲學基礎,追求集體的整體利益;相反,美國夢奉行個人價值,以個人主義為哲學基礎,追求個人的物質利益。也就是說,中國夢有着家國情懷的特徵,而美國夢則更多個人奮鬥的色彩。」這種看法似乎正在成為理解習近平「中國夢」的基調。 德國神學家,被稱為德國教會良知的反納粹宗教人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說過,「人們在比較自己與從別人那裏學到的東西時,特別容易高估自己的成就。」美國夢真的只是追求個人的物質利益嗎?真的就沒有與共同體有關的「情懷」? 「美國夢」最早由歷史學家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美國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1931)中提出。他寫道,「上個世紀,那個將千百萬人從別的國家吸引到我們國家來的美國夢,並不僅僅是由於物質的豐富(儘管這也非常重要),而是要遠遠超過這個。這是一個讓每個人都能充分得到發展的夢,這個夢要摧毀的是那些在老舊世界中竪起的壁壘……要顛覆的是那些只是為某些階級自私利益服務的社會秩序。」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千千萬萬人從「老舊世界」到美國這個「新世界」來追尋他們在自己「祖國」不能實現的希望。每個國家都有可能的夢想機會,但只有美國才是給外來者提供夢想機會的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夢是很難在其他國家複製的。 美國吸引許多別的國家人們來尋夢和圓夢,首先是因為它擁有許多人嚮往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平等價值觀。例如,德意志 1848年革命在軍事鎮壓下失敗,數千名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被迫逃走,大多去了美國。對這個沒有貴族特權等級,沒有專制政府權力的國家,其中一位如此寫道,「德國移民來到一個新的國家,那裏沒有專制權力,沒有建立在壟斷、苛捐雜稅上的特權秩序,沒有對信仰和良心的鉗制。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到處旅行、定居。不需要身分證,沒有警察來干涉他的私事或監視他的行蹤……任何人只要盡職和能幹,就能得到榮譽。窮人和富人都是平等的,學者一點也不比最貧寒的工匠身分高。隨便幹哪一行都不用覺得丟人……擁有財富和房產的人,一點也不比最窮的公民擁有更多的政治權利。沒有貴族,沒有特權階級,沒有軍隊在肉體和精神上鎮壓人民,沒有大批不幹事的官僚吮吸人民的血汗。更重要的是,沒有君主和腐敗的法庭……在這樣的國家裏,一個人只要有才能,精力旺盛,堅韌不拔,就能得到遠遠超過在君主制國家裏的機會。」 並非每一個到美國來尋夢和圓夢的人都能如願以償,但美國夢卻一直還是一種有力的召喚力量,為什麽呢?亞當斯解釋說,那是因為美國夢代表的是一種關於社會秩序的公正理想,「一直就有這樣一個美國夢:在這片土地上,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變得更好,更富足,每個人都能以他的努力和成就找到自己的機會。歐洲的上層階級很難恰當地理解這個夢,而我們當中也有很多人厭倦了或不再信任這個夢。這不只是一個關於汽車、房子或高工資的夢,而且是一個關於社會秩序的夢。在這個社會秩序裏,每個男人和女人都憑藉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尊重,不論出身貧賤還是富貴,可以一樣受到他人的承認。」 1960年代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同樣把美國的民主核心價值——自由、平等和尊嚴——視為美國夢的生命源泉。他說:「我們可以爭取到自由,因為在我們發出的要求呼聲中,有着我們國家神聖的遺產和上帝的永恒意志……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上帝的子女……他們是在捍衛美國之夢中最優秀的東西,也是在捍衛猶太 -基督教中最神聖的價值,並因此將我們的國家帶回民主偉大的源泉。這個深深的源泉是建國之父們在制定憲法和寫作《獨立宣言》時為我們開掘出來的。」 美國夢並不是一個由國家政權所規定的富國强邦之夢,而是一種植根於美國民主制度,並由大多數美國人共同認可的價值產物,類似於托克維爾所說的「民情」(Moeur)或文化學者們所說的「民族精神」或「國民秉性」(National ethos)。與這樣的美國夢相比,眼下提倡的中國夢確實是不同的。 首先,一個值得成為民情或民族精神的夢,必須有正義的價值。並不是有夢就一定是好夢,沒有正義價值的夢可能是壞夢,甚至是噩夢,希特勒的德國夢、斯大林的蘇聯夢、毛澤東的中國夢、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夢,都不是沒有夢,也不是沒有大批盲目跟着做夢的群氓,但結果都成了噩夢。為了避免歷史噩夢的重演,中國需要的是一個與過去的噩夢有所切割並根本不同的夢。 就像美國夢一樣,中國夢的價值必須來自它對共同體每個成員所做的政體價值承諾。馬丁·路德·金把美國夢的價值源頭追溯到由《獨立宣言》所表達的,並由憲法所規定的美國政體價值。《獨立宣言》說,「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憲法第一修正案更是規定了美國公民的政治權利。公民的政治權利是爭取一切其他權利,包括實現個人夢想所必須的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權利。確實有不少人只是把美國夢當作追求發財致富或提升自己和後代的社會地位,那是因為他對自己在美國享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權利已經覺得可以放心,因此無需再堅持將此作為人生夢想的一個部分。 相比之下,讓每個人都能享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權,這本身還是一個有待實現的中國夢。以現在的情况來看,對每個公民至關重要的政治權利要求以及與此息息相關的政治改革還沒有被包括到所謂的中國夢裏。習近平的「鞋論」强調的是「中國鞋」穿着特別舒服,至於這是什麽樣的鞋,與毛澤東的鞋是否不同,或有什麽不同,則不得而知。同樣,他的「夢論」强調的是中國夢多麽美好,多麽必要,至於這個中國夢與毛澤東的中國夢是否不同,或有什麽不同,也同樣並不清楚。 習近平的中國夢與美國夢的根本差別在於,它是來自這位政治人物出於一時之需的「理論建樹」和國家機器的「政治宣講」,而美國夢則是在美國歷史發展和變化中自然形成的。一個是來自官方,另一個則是來自民間;一個是政治精英在代表人民編織夢想,另一個則是普通人腳踏實地的實踐自證;一個是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宣傳,另一個則是滲透在日常文化中的國民精神。這是兩種不可同日而語的夢。其實,中國的官方政治話語向來並不缺少關於「夢想」的宏大話語,只不過這一次是用夢來說夢而已,難免只是一種幹部必說,學生必修,老百姓未必相信的新政治理論招牌。江澤民時期有「三個代表」,胡錦濤時期有「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都是招牌式的「政治理論建樹」,都不過是走過場而已,並沒有在中國人的「民情」或者「國民精神」上留下什麽痕迹。 中國官方將「中國夢」的本質內涵界定為實現國家富强、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社會和諧。主要動力有三大來源:第一,追求經濟騰飛,生活改善,物質進步,環境提升;第二,追求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公民成長,文化繁榮,教育進步,科技創新;第三,追求富國强兵,民族尊嚴,主權完整,國家統一,世界和平。這些抽象的完美社會原則,從毛澤東開始,每一任新領袖都有過大同小異的宣示,而每一次新的宣示實際上都在承認上一次宣示的落空。 在中國,政治理論的建樹是為了打造統治合法性,而不真的是有辦法把允諾的烏托邦景象化為現實。為了維護其絕對正確的權威,這種性質的「中國夢」是不能允許置疑和批評的。這是它與美國夢的另一個不同之處。美國喜劇演員和社會批評家喬治·卡林(George Carlin)說, 「美國夢之所以是美國夢,是因為它只是一個人在睡着時才會相信的東西。」與許多美國人一樣,他在美國夢後面看到的是一個神話。在美國的中學和大學裏,美國夢是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教學的一個常見主題,老師們也一定會向學生指出,讓每個人都實現美國夢的現實條件目前實際上還不存在,而改善這些條件本身就是必須通過民眾努力爭取才能逐步實現。這種教育恐怕也正是中國學校在提倡「中國夢」時非常需要的。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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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徐賁 比「壞種」更壞的是偽善

民眾有理由對那些道貌岸然的歌功頌德、大話吹噓和道德說教感到憤怒,也有理由厭惡和嘲笑令他們苦澀、壓抑、弱智和渺小的僞善,不只是李家的僞善,還是一種更大的、以李家為象徵的僞善。 2013年2月,發生在北京的一起輪姦案受到了民眾的高度關注。網絡上的許多議論都涉及時下老百姓痛恨的特權階層腐敗、跋扈和僞善。涉嫌輪姦的當事人之一是李天一,其父李雙江以一曲《紅星照我去戰鬥》聞名,是一位文職將軍。一年多以前,李天一就因尋釁滋事罪被收容教養一年,這次又涉嫌輪姦,成為一名「慣犯」。放在美國,他可能被人叫做「壞種」(bad seed),也就是天生惡劣,難以教育的不良少年。 2010年,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弗里德曼教授(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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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徐賁 神道設教與唱紅的偽信仰

重慶的「唱紅」像一場熱病在幾乎整個中國傳染了一陣子,連香港也不例外。去年 2月間,由香港某報主持組織的「重慶紅歌唱響香江」活動,在港隆重登場,數百名專程從重慶請來的男女老少歌手盛妝打扮,登台高唱紅歌。唱紅團分別在香港大會 堂、香港理工大學及駐港部隊軍營舉行演唱,其中在大會堂的首演,更吸引香港眾多政要名人捧場,據稱有 1400人出席觀看演出。而主持者每場必看,並稱「每看一場都有新的感受和體會」,還說唱紅「反映全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是中華民族精髓彙編」。 薄熙來也是強調「紅歌」價值觀的,他有一首詩「火紅六月燃激情,穿山破霧赴山城;唱響紅歌頌黨恩,堅定信念强國民」,說的就是紅歌能用價值觀來堅定全國人民的信念或信仰。現在看來,薄熙來自己未必有什麼「全人類共同普世價值」的信仰,他只是在用紅歌為實現他的政治野心神道設教而已。問題是,為什麼在中國居然有這麼多的人相信他呢? 「信仰」是一個十分模糊的概念,可以用來指不同性質,具有不同內容的「信念」或「確信」,可以指對神的信服和尊崇和虔誠,也可以指對鬼、妖、魔或天然氣象的恐懼,還可以指對傳統聖賢或現代意識形態、政黨、領袖的尊崇和崇拜。只有真誠的信仰才會把它所尊奉的信條當作人生行為的準則,因此,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的「信仰」不在討論信仰的範圍之內。 信仰與崇拜經常聯繫在一起,但是信仰與崇拜有所不同。信仰主要針對「觀念」,如極致的真、善、美,而崇拜主要針對某個「個體」,例如上帝、耶穌、太陽、領袖等。信仰與認知(相信)也不同,一般說認知(相信)一種理論,而不是說信仰一種理論。信仰帶有情感體驗色彩,這特別體現在宗教信仰上。信仰的價值不在於它本身,而在於它能指導人們的人生行為。 有信仰的人同時也選擇了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人生行為有了原則的指導,不至於全憑功利的考量,隨波逐流、附膻逐腥、無法無天、無所不為。一個缺乏信仰的社會,不是因為缺乏某一種信仰,而是什麽信仰也沒有。這時候,由於普遍存在的焦慮、不安,特別容易出現對信仰饑不擇食和病急亂投醫的情况。各種打扮成信仰的宣傳、蠱惑、迷信、崇拜也就特別容易乘虛而入,隨時有可能出現「神道設教」的偽信仰。哲學教授鄧曉芒曾把中國的宗教分成「自然宗教」和「實用宗教」兩種,神道設教是一種實用宗教。他在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對三種宗教的區分(自然的,藝術和啓示的)比照中,發現宗教在中國從來沒有上升到啓示性宗教的高度。 在三個不同的層次的宗教中,第一是「自然宗教」,就是迷信、巫術等等。第二是「實用宗教」,因為有需要、有效,這才用宗教來做教化和馭民的工具,這樣的神道設教相當於柏拉圖所說的「高貴的謊言」。第三是「啟示宗教」,又稱「自由宗教」。 中國沒有自由宗教,這與中國的自由精神缺失有極大關係。神道設教是一種在中國千百年來行之有效的實用宗教。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功利主義的理解是,你祭祀神靈的時候,要好像那個神在那裏一樣去祭祀。至於是不是有神,你不一定要相信。你也許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你要做出好像相信的樣子。對老百姓進行教化,你要做出樣子來給老百姓看,讓老百姓有所敬畏,這樣才能夠管治他們。「唱紅」的宣導者就是這樣的功利主義者,他們自己貪腐、專制,甚至冷血地殘害和謀殺他人,對「紅的普世價值」只是做出相信的樣子,但卻要別人真的去相信,去實行。 「神道設教」的原意有兩種︰一是《易經》所說的,君主順應自然之理以教化人民︰「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如孟子所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在位的君主稱為天子,順應天命而治理國家,都是神道設教之意。二是利用鬼神以統治並教育人民,這是《後漢書》所說:「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前者的神道是代表自然法則的運行;後者的神道是以特定的鬼神信仰,給予人類的啟示和指導。前者尚是理性的,後者即屬於盲從的迷信了。 自然宗教很容易轉化為神道設教,成為邪教。稱其為「邪」,是因為它能夠氾濫成災、惑亂人心。邪教的神道可能假託鬼神的降靈(如太平天國時的楊秀清),也可能根本就是靈媒、乩童等巫師、術士的操縱,後一種情況更為嚴重。他們能够翻雲覆雨、顛倒黑白,也能够救世濟人、益物利生,信從者愈多, 他們的「靈力」愈強,若為野心家所用,即成為亂世的禍種。大多數現代的中國人都能認識到這是迷信,但在現代文化不發達地區,這種迷信仍然不乏信眾。例如,湖南邵陽一名婦女對鳳凰電視台採訪記者說,她曾經被毛澤東附體,當地民眾更是盛行在韶山毛澤東銅像前用卦木祈求預知禍福。 現代國家的統治技藝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政治化的「神道設教」,所謂的「道」,就是統治意識形態,而「教」則是統治的黨、政國家機器。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神道設教中留有古代的兩個原意的痕迹。它會具有某種老百姓愛聽的自然之理和順應民意的內容,因此總是會使用「人民」的名號;它同時會用某種系統的說辭,通過一整套的組織方式來統治並教育人民。因此,順應民意與教育群眾是它的兩個組成因素。 比如說,當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向德國人民作出諸如消滅貧困、保障就業、和平、民族復興、國家富强等美好承諾時,很少有人會想到希特勒會給德國和世界帶來戰爭,或是會殺害數百萬猶太人。同樣,二戰後的東德執政黨允諾人民一個和平、民主、保障社會福利、沒有剝削、戰爭和痛苦的社會主義平等生活,這使得東德的人民願意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人。一開始並沒有人想到會築起一道柏林牆,政府會壓制公民的言論和集會權利,會有秘密警察監視每一個公民的一舉一動。 與這樣的高效率的體制化神道設教相比,前現代神道設教的「道」簡直太簡單了,而「教」的力量也實在太單薄,太局限了。像「替天行道」這樣的「道」只能用來造反,但不能用來統治。現代的神道設教既可以用來造反(革命),又可以用來統治。它能够從事兩種性質不同的使命,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多用途的,可以稱作為「信仰」的東西,那就是某種可以無限解釋、隨機應變、詭異莫測的「主義」或「思想」。然而,即便它是柏拉圖說的那種利人利己、利害參半的「高貴的謊言」,它仍然只不過是一種實用宗教性質的僞信仰。那些被稱為是「紅」的思想,包括唱紅思想的歌,就是這一類偽信仰謊言。 一個民族、人民或社會如果沒有以自由為靈魂的信仰,那麽敵視自由的神道設教便有機會成為方便的信仰代用品,不僅控制個人的精神和思維方式,而且滲透到整個群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去。 彼特沃克 (Randall L. Bytwerk)在《彎曲的脊梁中》深刻地分析了前後發生在同一個國家裏的兩種神道設教——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和二戰結束後到 1989年的東德黨意識形態,都是專制的黨國統治。他稱這種神道設教為「世俗宗教」和「國家宗教」,它「致力於對歷史的一種完美構想(an ideal vision),並以實現這一構想的世界作為自身使命。它擁有一個願做一切必要之事以達成目標的政黨,一個源於天命或歷史法則而選擇的領袖,一種將其主張滲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觀,一種對大眾宣傳充滿自信的依賴,以及對至少大多數制度的中央控制」。 偽信仰是由於民眾精神不獨立、思想不自由、人格不能擺脫奴性而形成的一種習慣力量。它最初被狂熱地接受、盲目地依賴,後來沒有遭到徹底的清算,有機會在潛伏中延續,因此獲得了心理力量和影響力,並在一些人那裏被當作信念或信仰接受和保存了下來。「紅歌」像一場熱病似的發作,並在沒有得到治療的情況下嘎然而止。由於沒有治療,它的停止只是一種偶然的幸運,很難說它或它的變化形式不會在潛伏中延續,保持着它的心理力量和影響力,並在下一次適當機會到來的時候,又一次成為一場新的瘟疫。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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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徐賁 《舊制度和大革命》的教訓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和大革命》由於被新一届中共領導的一位核心人物(王岐山,編者按)推薦,受到關注。這令人想起,「文革」中由於偉大領袖發了話,於是大家一窩蜂地按他的意識形態定式去「討論」《紅樓夢》或《水滸》。當然,今天的情况有些不同,「上頭」雖說這本書值得一讀,但並沒有像當年毛澤東說是為什麽。再者,對普通讀者來說,這畢竟不是一本那麽容易讀懂的書。因此,暫時還沒出現「下面」雞毛當令箭,應聲附和,組織學習,談體會的現象。反倒是學界中人對此書提供種種解讀,除了向大眾做些一般介紹之外,有的揣測「上頭」可能會有什麽用意或暗示,還有的則借題發揮,向「上頭」婉轉建言為何要政改,如何來政改等等。 這種中國式的政治勸諫首先需要的便是猜度「上頭」的意圖(所謂的「本意」或「深意」),例如,是不是有感於路易十六時期是舊王朝最繁榮時期,而這種繁榮卻加速了革命的到來?還是憂慮「腐敗不得人心」,「社會的動盪和怒火也會使革命的成果化為烏有」,而把《舊制度和大革命》斷章取義地簡單歸納為這樣幾條乾癟的教訓,結果還是回歸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的那種閱讀、領會方式。其實,腐敗不得人心,沒有社會公正的經濟發展會激化社會矛盾,造成社會動盪,甚至埋下革命的火藥,這樣的道理淺顯明白,又何必非要讀過托克維爾的《舊制度和大革命》才會知道? 這當然不是說《舊制度和大革命》不值得一讀,而是說,如果真的要讀,那你就讀托克維爾的思想,而不要拿來為「上頭」的意圖做注釋。托克維爾最珍視的價值便是自由,他說,「我並不熱愛民主……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他在早期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中盛贊 美國獨立後出現一個平等、民主的新社會,並預言民主是世界大勢所趨。但出於對自由的熱愛,他又擔憂民主社會免不了要出現「多數人的專制」,從而毀掉自由。無論是讚揚民主,還是非議民主,他都一以貫之地以自由為最基本的價值原則,在《舊制度和大革命》也是一樣。 《舊制度和大革命》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什麽法國在向民主演變時,要保留自由是如此困難。這也可以說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之一。托克維爾回答是,在法國革命中,對自由的要求晚於對平等的要求,而對自由的要求又首先消失。這和中國的情况相似。托 克維爾認為,革命吞噬自由,後果便是要求自由的法國人最終加强了集權的行政機器,並甘願在一個主子的統治下過他們自以為是平等的生活。法國的教訓是,自由並不總是與平等成正比的關係,平等的原則不足以確保民主的政治活力,反而會幫助建立一種摧毀自由的專制。 托克維爾認為,雖然1789 年的法國人以任何他國人民所從未嘗試過的決心和努力與過去決裂,但在這項被稱為「革命」的事業中,「他們的成就遠較外人所想像的和他們自己最初所想像的要小。……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感情、習慣、思想,他們甚至是依靠這一切領導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他們利用了舊制度的瓦礫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厦。」大革命並沒有為人民帶來自由,反倒是擴展、鞏固並完善了人民對中央集權制的依賴。 中央集權制曾使法國成為整個歐洲都羡慕的最强國家,是具有法國特色的「大國崛起」模式,這是舊制度的產物,「也是舊制度在大革命後仍保存下來的政治體制的唯一部分,因為只有這個部分能够適應大革命所創建的新社會」。革命的成功只是以推翻一個舊政權而非建立一種新制度為標誌,「當發動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毀或喪失銳ar 氣時,…8230 ÿ當慌亂的民族摸索着尋找他的主人時,專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極好機會」。這似乎成為一切難以改變專制厄運的國家所不斷重複的歷史——推翻舊政權並沒有能建立新制度,代替舊政權的新政權甚至可能比舊政權更凶惡,也更難改變。 推翻一個舊政權要遠比建立一種新制度來的容易,更何况舊政權本來就擁有對新政權有用的「整套規章制度」。這個舊制度「在新社會中很容易就能確立,然而卻為專制制度提供特殊方便。……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們分化屈服的習慣、情欲和思想;人們將它們復甦,並求助於它們。人們在廢墟中抓回中央集權制並將它恢復;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時,過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礙並未復甦,因此,從剛剛推翻王權的民族的腹部深處,突然產生出一個比我們列王所執掌的政權更龐大、更完備、更專制的政權。」 這正是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根本不同的地方,它並沒有帶來民主,更沒有帶來建立新制度所必不可少的人的新自由觀念。托克維爾寫道,「(革命)的成功世所未聞,……舊的統治者垮台了,但是它的事業中最本質的東西仍然未倒;它的政府死亡了,它的行政機構卻繼續活着,從那以後人們多少次想打倒專制政府,但都僅僅限於將自由的頭顱安放在一個受奴役的軀體上。」 革命給一些人帶來了難得的歷史機會,讓他們得以利用自己痛恨的主子的錯誤和過失,自己成功地變成了主子。他們擺脫了主子的統治,並從主子那裏得到了不止一種好處,其中最有價值的便是從主子那裏繼承了當主子必須懂得運用的馭民謀略、政治權術、凶狠手段、君王的僞善和專制的野心。托克維爾感嘆的是,一種看不見,但卻幾乎是萬能的鎖鏈把革命後的現實與革命前的歷史,「把兒輩的志趣與父輩的愛好連結在一起。不論一代人如何徹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戰,但是與前一代人作戰容易,要與他們截然不同很難」。托克維爾所感嘆的那個「萬能的鎖鏈」便是中央集權和人民對於這樣一個制度的持續依賴。 我們應該從《舊制度和大革命》中汲取的教訓也許是,必須終結那種以取消和壓制人的自由為代價的中央集權制度,而不是想方設法地修補和挽救這樣一個制度。有人閱讀這本書也許是為了找到那種能讓舊制度「免於一死」的辦法,而似乎忘記了,在托克維爾扮演這樣的醫生角色時,舊制度已死。托克維爾說,「我像醫生一樣,試圖在每個壞死的器官內發現生命的規律。我的目的是要繪製一幅極其精確、同時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圖畫」。他把壞死的東西呈現出來,是爲了要人「看清楚這些東西在我們身上產生的惡果,從而深深懂得它們還可能在我們身上作惡」。我們既然知道了舊制度在我們身上作惡,那還有什麽理由期待它或幫助它苟延殘喘,而不是祝願它儘早地離我們而去呢?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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