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美国“富二代”的价值观 徐 贲   我认识一位从中国来美国的暑期交换学生，她告诉我一件她觉得奇怪的事情。她寄宿在一个美国人的家里。这家夫妇俩都是律师，有 4 个从上高中到小学的男孩。那个人家房子很大，有游艇和私人飞机，非常富有的样子，生活却很简单。有一次，父母两人出外度假，临走前在家里的大冰箱里为留在家里的 4 个孩子放好一模一样大小的 4 份食品，不分大小，每人一份。而且，还给他们每人分配一份工作，修整草地、洗游泳池、清理厨房、厕所等等。这 4 个孩子，大的食品不够吃，小的吃不了。大的向小的要，小的就以代做自己那一份家事为条件，把吃不了的分一些给大的。 这确实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说它典型，不是说它拥有的财产（这个家庭显然要比许多其他美国家庭富有），而是说它的价值观。 第一是平等，父母分配食品， 4 个孩子无论大小，每人都是一个样的一份，几乎不近人情，难怪我的朋友觉得奇怪。第二是财产观，每个孩子分得一份，那就是属于他的。如何支配这份财产是他自己的事情。第三是理性协商，大孩子不够吃，不能持强凌弱，到小的那里去抢。他要取得额外的食物，就必须通过他们彼此认可的公平交易向小的去交换。这种交换是理性的，而孩子则懂得讲理，能够运用这种理性。 这些讲理的孩子没有一个是不自私的，他们并不愿意无代价地把食品分给别人，或无代价的替别人干活。孩子们虽然都自私，但却都受洛克所说的“荣耻心”（ Esteem and Disgrace ）约束，知道什么是可以做到（交易），什么是不可以做到（硬抢）。洛克说，“荣耻心”可以将人引向理性之善，看来适用于这个美国人家的孩子们。 洛克儿童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启蒙，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自我利益，并在理性的自我克制中去理解自我利益。对这一启蒙来说，人的尊严意识是关键的，一个人的自我克制因他的尊严而坚实（我自己的自由、理性选择，不是因他人的强制），而自我利益则因尊严而扩大为与他人有关的利益（同等尊严的其他个体）。这种尊严不是超然的“善”，而是扎根在经营自己私有财产的土壤中，一个在经济上独立的人才能有独立、自由的道德选择，这样的土壤并不美妙，但却很实在。一个人能好好经营私产，有克制，不侵占他人的私利，便会被同样能做到这些的邻人所尊敬，成为“好邻居”意义上的道德之人。这家的孩子便是“好邻居”意义上的好兄弟。 洛克道德教育是要从小开始的，让孩子从小就学习能控制自己的“自然倾向”，照洛克的说法，人有“自然不良倾向”（自私）。洛克在“人性”自然倾向上的看法与霍布斯是相似的。人天生就贪图权力，有霸占欲，免不了有暴力冲突，只有看看小孩如何游戏便可知道。人必须学习一种并非自然的理智能力，用理智在内心形成约束，这样才能避免一种暴力相向、人人为敌的社会化模式，以及它自然野蛮的社会教育。教育是违背人类自然天性的努力，学会用理性驾驭人的自然本性，这必须由教育来完成。   洛克教育观的更高 目标是培养“社会美德”，社会美德是理性的，用以克服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会碰到的非理性的和恶的影响。儿童接受抽象“公正”（ justice ）的教育有困难，但不是不能以适合他们的方式加以引导。“公正”在洛克那里取决于尊重私人财产，儿童不拥有私人财产，所以无法理解正义。由于“财产”的概念是与“劳动”相联系的，所以可以让孩子通过劳动（如在家长和老师的帮助下制作自己的玩具）和鼓励他们慷慨与玩伴分享，学习正义，在他与别人分享时，“应该对他给予极大的称赞和信任，以此鼓励他，……告诉他慷慨不使他丧失任何东西。他每一次的慷慨行为也应该受到回报，并有盈余；让他明智地发现，他对别人仁慈表现，对他自身来说不是一件不上算的事情。” 财产是许多富家子弟骄横、糜烂、堕落的原因，但是财产也可以成为一种正确价值观教育的手段。如洛克所说，只要 在儿童心智混沌初开之时就开始教育这样的价值，便能将理智和自我克制精神牢牢 “ 打进他们的心里 ” 。   《南方都市报》

美国五六年级小学生写自己的“看法” 徐 贲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的再版序中说，在这本书出版后的 12 年里，许多小学、中学的学生给他来信，表达他们对书中问题的看法，“我尤其对五六年级学生的观点感兴趣，因为他们正当其时。这个年龄的儿童不仅会饱受早来的、强加于他们的成年的影响，而且可以对这些影响进行讨论，甚至进行反思。这个年龄的学生也往往行文直率和简练，还没有被鼓励用语言来掩盖思想”。 这也是我对小学生作文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在美国，五年级是小学的最高年级，把四年级和五年级的作文要求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忽然长大了。五年级的语文分为 6 个单元（以 Harcourt Language 这一教材为例），每个单元集中在一种写作样式， 6 种写作样式分别是个人叙述、说明如何、说理、比较和对比、研究报告、故事，样式与四年级的要求差不多，但写作要求却显然有相当的提高。不仅作文的字数从 140 字左右一下子增加到 300 字左右（六年级再增加到 500 字），而且作文的段落也从一般的 3 段（有的就是一大段）增加到 5 段，更重要的是，思考问题的全面和复杂性也有了相当的提高，他们开始有“观点”和“看法”了。作为学习动脑筋思考并且写下思考结果的儿童，小学五年级学生已经不再是“小小孩”了。 当然，五六年级学生的“想法”并不一定要用学校的“五段落作文”的形式来表达。波兹曼在他的再版序中就给了我们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他的书中，波兹曼断言电视媒体侵入家庭生活的空间，正在加速孩子们童年的消逝。尽管波兹曼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媒体研究学者，但他在书里说的仍然只不过是自己的“看法”。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并不把他当作一个必须听从的“权威”，而是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们很在乎自己的看法，并且写信与波兹曼这个大学者交流。 例如，一个叫纳里艾拉（ Nariele ）的女孩在结束她的短信时说，你的想法“稀奇古怪”。一个叫杰克（ Jack ）的男孩说：“我认为你的文章不怎么好。童年没有消逝———哈！———就这样没有啦？！”约瑟夫（ Joseph ）写道：“童年没有消逝，因为我们看电视，我认为一周五天上学才是荒废童年。我觉得那太过分了。童年非常宝贵，用超过半周的时间去上学，太浪费了。”蒂娜（ Tina ）写道：“当你是孩子时，你并不需要顾虑责任的问题。孩子们应该多一些玩耍。”约翰（ John ）写道：“我认为 18 岁才应该是儿童变成成年人的年龄。”帕蒂（ Patty ）说：“我不认为一个 10 岁的孩子看了成人节目，就不再是儿童了。”安迪（ A ndy ）说：“大多数孩子看电视节目，知道那不是真的。” 波兹曼很尊重这些孩子们的“看法”，认真地把这些看法记录在自己的书里，并且从中得到思想收获：“从这些评论中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但它们给我的主要教训是儿童自身是保存童年的一股力量。那当然不是政治力量。那是一种道德力量。在这些问题上，也许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道德多数’。看起来，儿童不仅懂得他们与成人不同的价值所在，还关心二者需要有个界限；他们也许比成人更明白，如果这一界限被模糊，那么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就会随之丧失。” 小学生的作文写得像小学生的作文，这是儿童与成人不同的一道界限，当这道界限消失时，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就会随之丧失。美国小学生作文有一种自然的直率和简练，有儿童率性的原因，也跟老师不鼓励用语言来掩盖无思想有关。中国小学和中学里盛行一种模仿大人、貌似成熟的“高跷语言”，夸张做作、故作深沉、夸夸其谈，因为没有自己的想法，所以特别需要用现成的套话、空话来装点掩饰。许多“校园文明标语”提供的就是这样的高跷语言范本：“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鸟儿因翅膀而自由翱翔，鲜花因芬芳而美丽，校园因文明而将更加进步”，“放飞你的青春，奔洒你的热情”，“天空是温暖的摇篮，不要再向天空吐烟，让地球心酸；草地是美丽的地毯，不要再乱扔杂物，让地球难堪！” 其实，这样的语言算不得是思想成熟的成年人语言，而是一种抒情、冲动，既不幼稚又不成熟的“青春期”语言，它不能提升儿童对事物的理解力，但却能降低成年人的智力定位，其结果是模糊了成年和童年之间的界限，形成了一个智力发展模糊的年龄段。从 8 岁至 38 岁（当然还有年龄更大的），不知有多少人，都因为使用这样的语言而成为一个“不大不小”年龄段的成员。 美国小学生的作文写不出这么“漂亮”的“成人”文字，老师也不鼓励他们这么做。正是因为五六年级学生只写“自己的看法”，不会像小大人似的鹦鹉学舌、装腔作势、有口无心，他们与成人之间还保留着一道尚未被模糊的界限，还能保留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言语和说话方式，而波兹曼所忧虑的那种“童年的消逝”，也还至少没有在他们的作文语言中发生。  

刘翔当官和“干部”的中国定义 徐 贲     有来自《华西都市报》的消息说，体育名人刘翔在微博上发了一张“新办公室”的照片。据了解，刘翔在今年 6 月就已开始担任上海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该职务为非行政职务，刘翔无需像公务员一样“坐办公室”。有网友评论道，“这相当于副处级干部咯”。 像刘翔这样，又是“干部”，又不需要像“公务员”那样上班，在一般人的眼里，大概是只有“离休干部”才可以享受的“干部”待遇。 人们每天都能看到不少关于“干部”的消息，干部又经常被称为“领导”或“官员”。在人们的头脑中，“干部”与“领导”早已形成了一种自动转换的关系，简直变成了同一个词，没了区别。这就像在小孩子的头脑里“爸爸”或“父亲”就是“家长”一样。这样的转换关系太自然、太平常了，我们从来也没想到要去问一下为什么。 有一次，我班上学生在读华裔美国女作家闵安琪的《红杜鹃》，问我，“干部” (cadre)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闵安琪小时候在上海住的那个里弄里会有“干部”。我随口回答，干部就是“官员” (official) ，这个词是从日语传到汉语中的，现在中国人已经用习惯了。那学生也没再追问。但我回家一想，这个回答很不确切，大有误人子弟的可能。这是因为，在英文中， cadre （姑且就翻译成“干部”吧）这个字是有定义的。 在英语里，“干部”这个字是指“职业革命家”（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ies ），是一个“列宁主义的观念，用来指那些献身于共产主义革命的人，他们把大部分空余时间用于党组织建设，发动群众进行工人革命，党越大，干部也就越多。”在关于“干部”的词条中，还有这样的说明，在中国，“干部”相当于“有职位的人”（ office holders ）。 第二天，我把这个对“干部”一词的解释告诉了那位学生，没料到反而引来她更多的问题，诸如，干部就是美国人说的“公务员”（ public servants, 要经过国家考试、招聘程序、品格调查才能录用）吗？相当于“政治人物”（ politicians, 要经过民主选举才能得到职务）吗？是美国人说的“领导者”（ leaders ，一般是因为有政治成就而得到公众认可）吗？ 在我的一生里，我见过无数不同的干部，但要我为他们下一个普遍的定义，实在是我办不到的事情。例如，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从小学起就有“班干部”，他们是什么意义上的“干部”呢？在我居住过的地方，有“里弄干部”和“街道干部”，东家长西家短地管些闲事。要说明这些干部，很难为美国学生提供可以引起他们实际生活联想的类似例子。又例如，我插队的时候，村子里有好几个“干部”，一个是在一个农户家倒插门的队长，一点威信也没有，家里不当他是个人，不给他钱用，他就只好到社员家骗吃骗喝，还有一个副队长、会计和妇女队长，都是村里的人物。 队里的这些人物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领导”，更不是“政治家”，但都是“干部”，大队开“干部会议”也都是他们去的。我插队的时候，布票是很精贵的东西，农村用的化肥有的是进口的，尼龙袋子上印着“日本尿素”的字样，虽然有一股刺鼻的臭味，但很结实，可以做衣裤。农民都抢着要，因为数量太少，所以按“干部优先”来分配。农民就这么唱，“干部，干部，五毛钱一条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虽然是“文革”时候唱的，但不能算是“红歌”。 几年前，国内有一个大学的朋友请我吃饭，席间有一位贵客，是社科院一个什么研究所的“副所长”。朋友们都很恭维他，请他上座。他告诉我们，他是“副处级”待遇，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有颜色封皮的本本（忘了什么颜色了），说凭这个本本上医院不用排队挂号，是一种“待遇”。看来，“干部”是与“待遇”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身份，现在有了刘翔这样的“干部”，解释干部一词的事情就更难办了，既然有不用上班的干部，那么，上了班也不用做事的干部，做了事也无益于人民的干部，不但无益而且有害的干部，他们又都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干部”呢？要把这些关于“干部”的中国特色给美国学生解释清楚，那可不是提供一个“定义”或者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了。   刊《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