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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永：国家模式决定大国兴衰 进入专题 ： 国家模式 大国兴衰    ● 刘江永       摘要：战后迄今，两制并存状态经历了冷战时期的“对立共存”和冷战后的“包容共存”，在21世纪，多种国家模式竞争是否会催生两制“合作共存”的历史进程，值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真研究。展望未来，国家模式竞争仍将是决定大国兴衰与世界格局的关键因素，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将直接影响两制并存的态势。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     　　     早在1986年，笔者曾撰文指出，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国家模式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大国兴衰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前途。当时还特别指出，苏联虽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其国家模式问题严重，必将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本国国家模式的完善与发展，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变革，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25年来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当年笔者的学术假说，并将继续检验它的可信度。     在预测未来20年大国兴衰的时候，国家模式竞争规律仍将产生作用。如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已经过去20年，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更加清晰。2011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一系列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西亚北非发生“阿拉伯大变局”、利比亚战争等，似乎又揭开了未来历史的帷幕。与其相比，近20年来，中国在这个纷乱动荡的世界“闹中取静”、“乱中稳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长足发展。美国《新闻周刊》惊呼，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美国“生活在恐怖时代”，而“这10年真正的大事是中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崛起为地球上第二大重要国家”。①展望未来20年的国际大趋势，国家模式竞争还会继续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演大国兴衰的新剧。     本文着重从时代特征和国家模式角度探讨当代大国兴衰的某些规律，从理论上解释世界主要大国在社会制度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兴衰起伏的根本原因。文章提出国家模式竞争是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为论证这一点，笔者对苏联(俄罗斯)、美国、日本和中国等不同国家模式的特点及竞争结果做了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本文还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等概念的区别做了理论上的说明。笔者希望这项研究能有助于对国家兴衰规律的探讨，对大国未来趋势的预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未来国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国家模式竞争决定大国兴衰     　　     作为理论探讨，就不能不首先说明所述主题的基本概念。当下，或许有人并不情愿使用“国家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的说法，而情愿使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表述。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并非同一个理论概念。“中国道路”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形态的概念，主要是相对资本主义而言的。而“中国模式”绝不是“中国样板”的意思，因为模式也有失败的，如“苏联模式”、“美国模式”等。“中国模式”实质上讲的是国家形态概念，即政治学上的概念。事实上，相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形态，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国家形态。“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国家形态上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学术理论的探讨中，不宜对“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采取二者必居其一的简单做法，而要认真研究这两个概念不同的理论内涵，并用于指导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     当代国家不平衡发展现象的实质，主要是当今时代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国家模式，即国家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国家模式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都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条件下，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形态与治国方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对本国国家发展模式不断完善与改进的过程，也是借鉴其他国家模式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而与时俱进的过程。     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相互关联，又有其各自的特定范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形态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社会形态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其研究的范畴包括所有制的性质、国家政权性质等。与其相比，国家模式则是相对社会形态而言的国家形态范畴。它主要包括国家结构、国家政体、政党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对外战略等与国家发展相关的诸多重要方面构成的国家发展形态。由于世界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自然条件、历史文化背景各异，所以各国国家形态便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模式。     列宁生前谈到时代变革进程时曾特别指出国家形态的重要意义。他在《统计学和社会学》提纲中曾提出，“国家的类型是这种更替的历史阶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②遗憾的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没能完成他那部宏大而富有创意的著作，而他那独到而闪光的思想火花又因为过于微弱而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成“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笔者认为，列宁所说的“国家的类型”就是指国家形态，即国家模式，包括某一国家(地区)所特有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国家形态与社会形态相联系，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社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形态具有决定意义，而国家形态的成败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形态。只要有国家就会有国家形态。由于世界各国国家形态各异，各国决策者治国方略不一，所走道路不同，因而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固定而统一国家模式。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国家模式的客观存在，以及国家模式竞争的客观现实。国家模式竞争理论涉及到走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探讨与总结，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问题。     二战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模式竞争”时代，正是国家模式的竞争导致了大国的兴衰。未来30年，这种并存与竞争时代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能够确保本国国家发展模式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的国家将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社会形态，而在国家模式转型中失败的国家则可能滑向衰落。     　　     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破产     　　     二战后以来，两种社会制度与不同国家模式竞争在大国之间普遍展开，并引起国际格局大分化、大改组。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决定的，相当复杂。从理论根源上讲，苏联解体正是这种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是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破产，而绝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失败。     1917年“十月革命”后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多次武装干涉，于1922年正式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没有被纳粹德国的入侵摧毁;在战后初期阶段，苏联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与美国鼎力的世界超级大国。从1946年到1980年，苏联实行了七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据苏联公布数据，1982年与1950年相比，苏联国民收入增长了8倍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12倍和13倍。苏联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12.6%升至1982年的20%。这期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4%，总量从相当于美国的31%上升到67%③，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苏联则开始走下坡路。     从理论角度看，当时苏联只强调其社会形态同资本主义对立，而没有国家模式的概念，因而从理论上不可能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自己的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把自己的观点作为真理的标准，“而不许离开半步”。④当时的苏联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世界出现“两个平行与对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日趋衰落，活动范围日趋缩小，“并必然要遭到彻底失败”。⑤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联一方面不断通过僵化的计划经济加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另一方面企图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附或服从苏联的所谓国际分工。然而，这种斯大林模式不仅造成苏联的畸形发展，而且导致苏联与东欧国家、中国等国家关系恶化，最终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苏联解体的重要理论根源之一也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作区分，没有做到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扬弃苏联模式的历史垃圾，而是把者两者统统抛弃。     从实践方面看，苏联国家模式的失败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倒退。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做必要的理论区分，对于何谓苏联模式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苏联模式，应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形式，其特点是高度集中”。⑥其实，所谓苏联模式，是以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的军备竞赛、对外结盟扩张、推行强权政治等为特征的国家模式。其虽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示人，但在军事、对外战略模式方面则与美国的国家模式没有多少区别。苏联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度高达14%，而轻工业日用消费品和食品供应却长期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特权阶层则作威作福。     前苏联工业基础好于中国，但因优先发展军事，与美国争霸世界，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调、资源能源空耗，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模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长期落后，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官员腐败蔓延，党的威信扫地，国家凝聚力下降、离心力上升，国内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国际处境孤立。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走下坡路的助推器。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所谓“新思维”， 开启了全面否定苏联的“公开化”，在展开有效经济改革之前首先启动所谓“政治改革”，结果就像按错了改革顺序的按钮，造成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泛滥”，⑦不仅搞垮了苏共，而且最终搞垮了苏联。     总之，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经验，而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沙俄时代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战略等，也是导致美苏冷战及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对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概念的区分而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和内耗，最终导致中俄关系分裂，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甚至是苏联自身和平解体。     　　     金融海啸折射美国模式的弊端     　　     2008年9月15日，在美国经营了158年的雷曼兄弟证券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此次危机甚至可以说是百年一遇，要比我之前见过的都要严重”。鸠山由纪夫指出，“这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由冷战后美国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破产所导致的。”⑧     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经济引起次债危机，金融投资缺乏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过度投机等造成的。实际上，这场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自由金融经济模式的弊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资本主义不受任何阻碍而横行于世”，结果使人们“生活在恐慌型经济的新时代”，“阻碍通向世界繁荣的巨大障碍只有一个，只有那些造成人们思考混乱的落后于时代的教义”。⑨他预言，“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其他的意识形态或理想肯定会出现。这种大萧条持续的越长，越严重，便越可能早日诞生。”⑩     小布什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基础上推行新保守主义政治。，对内放手让石油、军火、金融大亨赚钱，少数利益集团和权贵暴富，制造了虚假繁荣;对外以强权甚至先发制人的战争手段推行“自由”、“民主”，颠覆别国政权，占领战略要地，制造了悲惨世界。美国模式失败实际上起源于2003年3月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一点与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有相似之处。它证明，无论采取何种社会制度，一旦国家发展模式出轨，对外发动战争，都会自食恶果。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军，放弃了“单边主义”而改为暴力的多边主义，在发动利比亚战争后把指挥权交给北约，让盟国承担更多的战争预算开支。然而，美国尚未从阿富汗撤军，又与伊朗处于紧张对立状态。21世纪以来，美国模式的失败表现为“四升四降”。     “四升”是：第一，美国军费开支与安全成本上升。美国国防开支从2001年的280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约7100亿美元。据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测算，美国为伊拉克战争耗资可能达4.3万亿美元，若包括阿富汗战争可达5万亿美元。 第二，美国财政赤字与内债外债上升。2010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1.43万亿美元，超过印度经济总量，相当于全美人均负债4700多美元。第三，美国失业率上升至9%以上。第四，美军伤亡人数上升。据美国国防部统计，在过去10年里，美国超过46000名士兵受伤，6200多名士兵身亡。仅驻伊拉克美军就丧生近4400多人，超过“9·11事件”2973人的死亡人数。     “四降”是：美国经济地位下降、美元地位下降、美国安全感下降、美国软实力下降。2010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社会财富高度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少数富有的美国人集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有数据显示，5%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     美国的高财赤、高债务、高失业率达到一定限度，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2011年9月17日起蔓延之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个月内扩大到美欧日澳等全球82个国家951座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面对住房、医疗和教育价格飞涨，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遭辞退或停发工资，另一方面银行却接受大量救助，忙于高薪分红，人们对此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洲经济不景气，也使“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另一种形式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上演。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这场经济与社会危机，反映出西方各国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危机、阶级矛盾的深化，彼此拖累大，相互救助难。这堪称是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国家遇到的最深刻的复合型危机。     　　     日本衰落与国家模式转轨失败     　　     从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140年来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经历了三次转型，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期间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但国家形态则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一次国家模式转型是明治维新，日本从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随即走上帝国主义道路，采取了军国主义国家模式，终遭到惨败。第二次国家模式转型是1945年战败后，日本采取了“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模式，于1968年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为保持社会稳定，日本通过遗产继承税等手段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也颇有成效。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在经济发展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再次进行国家模式转型，放弃了“轻军备”路线，接受了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造成泡沫经济。     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日本多次出现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失败。日本正经历一场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政治全面危机。其主要标志是：第一次出现长期萧条，20年来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1%;第一次经历“泡沫经济”破灭，房地产价格持续20年低迷;第一次造成政局如此动荡，20年内日本首相平均不到一年半更换1次，近5年居然换了6位首相，经济、财政政策难以保持连续性。     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冷战后日本背离了战后“富国、轻军备”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与美国的经济衰落与外交施压关系密切，但主要取决于日本的国内决策。例如，日元被迫升值，企业改变终身雇佣制和持股结构，通过立法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协助美军作战，为应对“中国威胁”购置大量美国武器等。这些必然使日本丧失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优势。风靡一时的“日本模式”几乎成为失败与衰落的代名词。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前会长小岛明指出：“日本脱离了不断改良变革、适应变化的模式，便会面临失败与危机。过度信奉富国强兵的‘强兵’模式是失败例子。另外，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泡沫景气时，许多人误以为空洞的泡沫是实力，自我陶醉于日本经济会永远繁荣”，结果也失败了。“日本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认清时代潮流”，建立一种“不断适应情况变化的有活力的模式”。民主党前代表小泽一郎指出，冷战时期吉田茂“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路线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但那是在技术、市场和安全等方面全面依靠美国才实现的。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此时，“领导人的作用是指明新时代的蓝图，并引领整个社会，但却出现了小泉首相这种做秀的政治家，对内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在外交上毫无批判地追随美国”。美国模式的失败使日本失去了传统的大市场，而中国模式的成功则使日本获得新的海外最大市场。然而，问题在于，日本在经济上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在安全保障方面则把中国作为对手，这种扭曲的对华政策必然妨碍其进一步通过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本国经济回升的进程。     　　     中国的国家模式有待不断完善     　　     塞内加尔国际大学校长克劳德·恩亚福纳2009年3月在该校举行的“中国文化日”活动中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如果从国家模式角度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既有教训也有经验。     第一阶段，新中国的前30年“高开低走”，遇到了曲折和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采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在这30年，无论是模仿还是批判当时的苏联模式，都没能使中国走向辉煌。在冷战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劣，国内极左思潮盛行，“10年文革”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阶段，新中国的后30年突飞猛进，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成功地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成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成为近年来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1990年不到日本的13%，2010年则达58786亿美元，同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4.6%上升为2009年的14.5%，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国。2011年，中国外贸总额达3642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2000年至2009年，中国外贸年均增长16% ，远超过同期世界贸易3%的年均增长率。     从2006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外汇储备在世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10.3%升至2009年9月的27.6%。按市值排名，世界前三大银行为美国花旗银行、美国美洲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2009年则让位给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近20年来，在苏联国家解体、日本经济萧条、美国金融海啸等历史性重大变故和冲击面前，中国模式的成功巩固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大亮点。     有一种解释认为：中国模式可以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并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也有人指出，中国模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较为协调发展的模式，是现代中国在数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摸索出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科技模式、文化模式、社会发展模式等子模式的综合和升华，是当代中国各级各类组织模式的抽象和概括。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在保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前提下，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他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这种看法符合系统唯物主义“多合为一”的事物结构法则。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中国模式具有“多元一体”特征。国家发展形态是个大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所组成。各国的国情与历史逻辑决定了该国国家类型的结构特征。例如，“一国两制”便反映出当今时代特征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实现国家统一而允许在一个国家内的局部地区保留不同的社会形态，而且两制可以在一个国家内 “合作共存”。这既符合当代“一球两制”的现实，又高于全球“两制对立”的现实。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初步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发展模式，即“多元”组成“一体”，“主体”汇聚“多元”，相辅相成。如上图所示，它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经济制度和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所有制形式并存;(2)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与合法收入来源多样化;(3)经济体制运行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采取法制、规划、行政、财政、税收、货币等多种手段进行国家的宏观调控;(4)国家政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主体，政府各部门分工合作，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5)政党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多党合作制;(6)民族人口结构是以汉族为主体，56个民族团结统一，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7)社会形态与国家结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国两制”;(8)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主体，借鉴世界上的所有进步文明。(9)文化艺术是以中华民族传统中精华为主体，吸收全人类所有健康、卓越的文化艺术成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0)中国外交是以政府总体外交为主体，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党、议会、民间、经济、科技、环境、军队、公共外交等与之相互配合，相辅相成。     过去30年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要继续依靠国家发展模式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其中包括通过合理的税制改革和依法治国，实现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努力改善民生;通过不断完善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国际战略环境预测与国家应对战略研究”阶段性初步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JZD0040-2)     　　     【作者简介】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家安全。主要著作：《当代日本对外关系》、《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中日关系二十讲》等。         进入专题： 国家模式 大国兴衰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37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5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89年六四事件发生时，北京到底有多少人死亡和受伤？至今仍有差距极大的说法。而因六四而坐牢的人数更是一个中国的国家机密。因此国际和海外人权组织和媒体所关注的常常是一些数量有限的著名的“六四英雄”，而在这些著名人士中，大部分人坐牢的时间却不是最长，在狱中所受到的对待也不是最差。由于国际社会的呼吁甚至干预，这些著名的“六四英雄”们有较多的可能提前离开监狱，有的在出狱后被迫选择出国流亡。 目前流亡德国的中国大陆异议人士王万星，是一位曾经在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五个朝代被监禁过的异议人士。通过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王万星认为：李旺阳多年受到地方警察的残酷迫害，他出狱后接受香港记者采访，以他失明失听的身体状况来揭露了极权暴政对他的迫害。而李旺阳最后被害的重要原因是外界对他的关注太不够了。 王万星认为如果不制裁杀害李旺阳的凶手，这类迫害就会在李旺阳之后在中国迅速泛滥。王万星建议，把六月六日定为纪念李旺阳的日子，为李旺阳先生制作雕像。而还在狱中的高智晟、秦永敏和内蒙的哈达就是活着的李旺阳，海外应该更加关注他们的情况，不让他们成为李旺阳第二。 的确，六四事件23年来，国际人权组织和媒体对李旺阳这样的“六四无名英雄”关注的不够，使他们处于长期受迫害的境遇。李旺阳不是死在监狱里，而是死在医院，也说明中国警方对那些因六四事件而曾经入狱的人继续进行监视限制甚至迫害。 今天6月13日是李旺阳去世第七天，香港支联会将按照中国文化习俗晚上7点举办头七追思会，让市民一同默哀和献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可能将在7月1 日来港，出席香港回归15周年庆祝活动，香港多个政党和团体已经开始动员民众参加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要求中央交代真相。居住在香港的中国大陆媒体人北风（温云超）上周三发起网上联署，要求中央彻查李旺阳自杀真相，至今联署人数已达1万人。 另外，香港泛民主派也在香港街道设立签名站，到目前为止，总签名人数已接近1万8千人。泛民主派希望能获得至少10万个签名，在7月1号交到胡锦涛手上。民主党副主席单仲偕表示，争取在官方活动中把签名亲身交给胡锦涛。 部分即将卸任的香港特区政府高层官员也罕见地就这个政治敏感话题表态，公开质疑李旺阳的死因，并要求港区人大代表向中央表达港人对事件的诉求。 医生出身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在接受香港电子传媒访问时表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李旺阳的死因有两个疑点。第一，李旺阳是严重的伤残人士，因此要自杀并不容易。第二，根据李旺阳接受访问时的表现，认为他的个性不像是自杀而不留遗书的人。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也公开表示理解香港人的感受。他说，人大和政协委员已经决定向中央反映香港人的关注，“深深相信事件离不开事实”，他跟其他香港人一样希望事件能水落石出。 多个港区人大及政协代表，包括田北辰、田北俊、刘健仪、谭惠珠、刘梦熊等人，都已经去信北京要求中央关注李旺阳案。  

中国著名异见艺术家艾未未 一个由十名中国媒体高管组成的代表团在最后一分钟宣布，不参加英国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此前中国驻英大使馆向英方提出，要求撤下美国独立制片人陈爱丽（Alison Klayman）的纪录片《Ai Weiwei: Never Sorry (艾未未：永不后悔)》，但被英方拒绝。 该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华娱卫视、凤凰卫视和金鹰纪实频道的高管们。 在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宣传广告上，称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向电影节派出的高级代表团。 按照原计划的日程安排，中国代表团会在本周的电影节上与英方举行会谈，商讨双方合作事宜。 但是当中国驻英大使馆得知电影节上将放映陈爱丽的《艾未未：永不后悔》和斯蒂夫·梅因（Steve Maing）的《High Tech, Low Life》后，事情起了变化。 加拿大影界杂志《RealScreen》为此采访了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市场营销及业务总监坎贝尔·吉莱尼和总监希瑟·克罗。 坎贝尔·吉莱尼透露，在周末电影节开幕的前一天，工作人员收到中国驻英大使馆的一个电话，直截了当的提出取消这两部影片放映的要求。 希瑟·克罗则说，我们被告知中国代表团不参加电影节的官方理由，是因为访问欧洲的人数有限。 但是在数次非正式的不融洽的交谈中，中方表示，电影节的节目单上的几部纪录片才是真正惹恼中国当局的理由。 中国驻英大使馆对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方面的说法目前还没有做出回应。 在谢菲尔德电影节上首次放映的《艾未未：永不后悔》，是关于著名中国异见艺术家艾未未生活的纪录片。 《High Tech, Low Life》则纪录了两位被称为“公民记者”的中国网络日志作者佐拉和老虎庙的工作与生活。

在四川藏区，一名藏人僧侣在拘留所关押期间遭警察殴打致死。警方逮捕他的理由是这名僧侣涉嫌散发和张贴反政府传单。与此同时，当局正大范围驱赶非拉萨本地的外来藏人。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RFA）周四（6月14日）的报道称，这名32岁的藏人僧侣是在5月底被警方拘押的。他被控在四川省政府建筑大楼外张贴和散发要求西藏独立的传单。几天后，警方在通知家属其被逮捕的消息时，这名僧侣已经死亡。德新社的另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共当局是上月底，在四川康区的新龙县强行逮捕的这名叫嘎旺（Khawang）的藏人。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援引一名来自新龙县流亡印度的藏人耶喜·桑波（Yeshe Sangpo）的话称，”警方在逮捕藏人嘎旺后，曾试图强迫其供认罪行。” 藏族女作家唯色也向德国之声证实了嘎旺在拘留所死亡的消息，并表示类似嘎旺这样的”事例”在四川藏区十分普遍，特别是在康区和临近的甘孜地区。 “实际上这样的事件已经不是个案。这些藏人被抓之后，根本没有接受正常司法程序的对待。遭受酷刑和被打死的事件屡有发生。” 唯色表示，外界很难了解藏区内的真实情况，这种被打死、被自杀的现象在当地是非常严重的。她举例说， “像紧挨着新龙县的甘孜县那里，我去过好几次。甘孜县从08年、09年到去年，都一直有藏人用撒传单和喊口号的方式抗议中共的打压。这些藏人甚至知道这样做会被抓，但是他们还是会去抗议。” 仅在这位藏人女作家2009年1月到3月的实地采访中，甘孜县就有60多个藏人被捕。拘捕的理由都是因为喊口号和撒传单。唯色说，这样的情况当地平均每几天就会发生一次。去年的5月到7月，在甘孜县同样也有70多人被捕。其中大部分藏人在缺少任何公正司法审理的情况下被判刑。 缺证藏人遭”清理” 最近，鉴于一系列自焚抗议活动的发生，中共再次加大对藏人的打压和控制。上周，中国当局宣布将继续限制外国游客个人前往西藏旅游。此外，6月13日西藏之声还报道，中共近期加强管制措施中涉及规模最大的是：驱赶在拉萨的安多和康区藏人，所有拉萨地区的藏人必须具备”五类证件”，缺少一种便会遭到”清理”。 实际上这样的”清理”活动早在2008年所谓的”3.14″之前就发生过。唯色说，当时，中共当局下令，驱逐在拉萨三大寺学习佛经的外来藏区僧人。非拉萨本地藏人被硬性规定要出示种类繁多的证明才能留下，否则将被迫返回原住地。几年前的那次驱赶活动后，发生了大规模藏人抗议活动。 唯色对记者透露，近期持续升温的清理和打压活动，与今年5月底再次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不无关系。据唯色了解，”目前，已有数以千计的外地藏人遭拘押后，被强行遣返回老家。” 作者：严严 责编：叶宣

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八章 美国叙事文学, 1945-1990：现实主义与实验（1）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美联社图片） 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叙事文学异彩纷呈、门类繁多，无法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在电子时代创建地球村的同时，欧洲的存在主义和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等国际潮流为这一文学形式注入了活力。电视节目的口语化语言使口头文学传统获得新生。口头表达形式、媒体和大众文化对叙事文学产生的影响日益显著。 过去，精英文化以它所奠定的地位和树立的范例影响着大众文化。在战后的美国，情况似乎恰好相反。严肃小说家如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Jr.）、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和多克特罗（E.L. Doctorow）等人从漫画、电影、时装、歌曲和口头历史中汲取营养，同时对这些不同形式的文化进行评论。 这种观点并非轻视叙事文学：美国作家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具有玄学性质。作家们日益标新立异，自我意识——或者说自省愿望——日益增强。他们常常发现传统模式毫无用处，而在更为流行的素材中寻找生命力。换言之，战后几十年里的美国作家发展了一种后现代感受力。现代主义叙事视角的重新构建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创造新的愿景势在必行。 现实主义传统及 1940 年代后期 如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样，下半叶的小说反映了每一个十年的特征。1940年代末经历了二次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 二次大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裸者与死者》， The Naked and the Dead , 1948）和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走向永生》， From Here to Eternity , 1951）是使用这方面素材最出色的两位作家。他们都展示了近乎于黑暗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风格。两人都竭力避免颂扬战争。欧文·肖（Irwin Shaw）的《幼狮》（ The Young Lions ，1948）也是如此。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的《凯恩兵变》（ The Caine Mutiny ，1951）同样表明，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民生活中都处处可见人类的弱点。 后来，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以讽刺和荒诞的笔触描写二次世界大战（《第二十二条军规》（ Catch-22 ，1961）），揭示了战争的荒唐愚蠢。托马斯·品钦天才地描述了一个复杂的实例，对不同形式的现实加以模仿嘲弄和置换（《万有引力之虹》，（ Gravity’s Rainbow , 1973））。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则在发表了描写二次大战期间盟军轰炸德国德累斯顿的反战小说《第五号屠场，又名儿童十字军》（ Slaughterhouse-Five: or, The Children’s Crusade ，1969）以后成为1970年代初期反主流文化一颗耀眼的明星(冯内古特曾作为战俘亲眼目睹对德累斯顿的轰炸)。 1940年代新人辈出，包括诗人兼小说家和散文家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以及短篇小说作家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和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除米勒以外，这些作家全都来自南方，他们全都在探索家庭或社区里个人的命运，聚焦于如何平衡个人的成长与他们对群体承担的责任。 罗伯特 · 佩恩 · 沃伦（ Robert Penn Warren ， 1905-1989 ） 南方“逃亡者”（Fugitives）作家之一的罗伯特·佩恩·沃伦的职业生涯横跨大半个二十世纪，可谓硕果累累。他一生关注在历史环境中表现的民主价值观。他的经久不衰的小说《国王的人马》（ All the King’s Men ，1946）通过对休伊·朗（Huey Long）这个派头十足而又阴险狡诈的南方政客的几乎不加掩饰的描写揭露了美国梦的阴暗面。 阿瑟 · 米勒（ Arthur Miller ， 1915-2005 ） 戏剧家阿瑟·米勒出生于纽约，1949年发表《推销员之死》（ Death of a Salesman ），达到其创作生涯的巅峰。该剧本以主人公威利·洛曼（Willy Loman）的家庭为背景，围绕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的跌宕起伏展开，揭示了人在一生中追求成功与自身价值却最终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它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融合，通过悉心刻画的形象丰满的人物以及对个人价值的坚持——尽管历经失败和错误——揭示主题，成为反映20世纪40年代文学观念的一面镜子。《推销员之死》是为普通人谱写的一曲感人的赞歌。正如威利·洛曼的遗孀在赞颂威利时所说，必须对普通人“予以关怀”。这是一出凄美而冷峻的剧，却反映出对美国梦的追求。如剧中一个人物具有讽刺意味地指出：“推销员必须有梦想，干这一行就得如此。”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推销员之死》不过是米勒几十年中创作的许多剧本之一。《我所有的儿子》（ All My Sons ，1947）和《萨勒姆的女巫》（ The Crucible ，1953）都属于政治性作品，一部反映的是当代生活，另一部则以殖民时代为背景。《我所有的儿子》描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制造商明知故犯地将残次品部件运往飞机制造厂，导致数名美国空军死亡。《萨勒姆女巫》则描述17世纪萨勒姆（Salem,今马萨诸塞州）女巫受审案件——清教徒殖民者被当作女巫受到审判并被错误处决。但它所表达的想法——民主制度不能容忍对无辜者的迫害——在1950年代初期这出剧上演时有着现实意义，因为当时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和其他一些议员发起反共政治迫害，导致无辜者受难。部分由于这一原因，米勒在1956年被召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作证，要他提供共产党同情者的名单。米勒拒绝了这一要求，因而被指控蔑视国会，但这一指控在上诉时被推翻。 米勒后期的剧作《维琪事件》（ Incident at Vichy ，1964），描写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欧洲犹太人在纳粹分子及其帮凶手中遭到的毁灭。 在《代价》（ In The Price ，1968）中，两个兄弟努力想摆脱过去的重负。米勒的其他剧作包括两部独幕剧《名声》（ Fame ，1970）和《原因》（ The Reason Why ，1970）。他的散文收集在《走廊里的回声》（ Echoes Down the Corridor ，2000）一书中。他于1987年出版了自传《时间枢纽》（ Timebends: A Life ，1987）。 莉莲 · 海尔曼（ Lillian Hellman ， 1906-1984 ） 像罗伯特·佩恩·沃伦一样，莉莲·海尔曼道德观的形成受到南方的影响。她的童年基本上是在新奥尔良度过的。她的引人入胜的剧作探索权力的各种假象和滥用。在《儿童们的时间》（ The Children’s Hour ，l934）中，一个工于心计的女孩使两名女教师的生活遭到毁灭，因为她告诉别人说她们是同性恋。在《小狐狸》（ The Little Foxes ，1939）中,一个富有的南方家庭为争夺一笔遗产而进行争斗。表现反法西斯主题的剧本《守卫莱茵河》（ Watch on the Rhine ，1941），源于1930年代她在欧洲的游历。 她的回忆录包括《一个不成熟的女人》（ An Unfinished Woman ，l969）和《旧画翻新》（ Pentimento ， 1973)。 许多年来，海尔曼与杰出的剧作家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有着密切的个人关系。哈米特笔下的精明能干的侦探人物萨姆·斯佩德（亦译“史贝德”，Sam Spade）令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着迷。哈米特创造了典型的美国式硬汉侦探小说《马耳他的猎鹰》（ The Maltese Falcon ，l930）和《瘦汉》（ The Thin Man ，1934）。 像阿瑟·米勒一样，海尔曼拒绝为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供共产党同情者名单,她和哈米特曾一度被列入黑名单（被禁止在美国娱乐业从业）。海尔曼在她的回忆录《恶棍当道的年代》（Scoundrel Time，1976）中记述了这些事件。 田纳西 · 威廉斯（ Tennessee Williams ， 1911-1983 ） 田纳西·威廉斯是土生土长的密西西比州人，是20世纪中期美国文坛较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作品焦点是家庭——其中大多是南方家庭——中的感情创伤。他尤以重复的魔咒（一种南方诗体文）、怪异的哥特式场景和对人类感情进行弗洛伊德式的探索著称。他是最早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美国作家之一。威廉斯解释说，他笔下受煎熬的人物的渴望反映了他们的孤独。他的剧中人物都生活在极度痛苦之中。 威廉斯创作了20多部长篇戏剧，其中多为自传体。他早在1940年代便以《玻璃动物园》( The Glass Menagerie ，1944)和《欲望号街车》(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1949)达到了创作生涯的高峰。在此后的20多年里，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像这两部那样丰富和成功。 凯瑟琳 · 安 · 波特（ Katherine Anne Porter ， 1890-1980 ） 凯瑟琳·安·波特漫长的一生及创作生涯横贯几个时代。她的第一部成功作品是以墨西哥革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盛开的犹大花》（一译《开花的紫荆树》， Flowering Judas ， 1929）。这部为她赢得声誉的精美之作以微秒的笔触揭开了蒙罩私人生活的面纱。例如，《被遗弃的维瑟罗尔奶奶》( The Jilting of Granny Weatherall ,1930)准确地再现了强烈的感情。她往往寻求表现妇女的内心世界和她们对男人的依赖。 波特细腻微妙的笔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西兰出生的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波特的短篇小说集包括：《盛开的犹大花》（1930）、《午间酒》（ Noon Wine ，1937）、《灰色骑士，灰色马》（ Pale Horse, Pale Rider ，1939）、《斜塔》（ The Leaning Tower ，1944）和《短篇小说集》（ Collected Stories ，1965）。她在1960年代初期创作了一部反映永恒主题——人类的相互责任——的长篇寓言小说《愚人船》（ Ship of Fools ，1962）。故事以1930年代一艘来自纳粹德国的上层人士和难民乘坐的客轮为背景。 波特虽不是多产作家，但是她影响了后来的几代作家，其中有她的南方同行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和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 尤多拉 · 韦尔蒂（ Eudora Welty ， 1909-2001 ） 出生在密西西比州一个迁至南方的富有北方人家庭的韦尔蒂得到罗伯特·佩恩·沃伦和凯瑟琳·安·波特的引导。事实上，波特曾为韦尔蒂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绿色的帷幕》（ A Curtain of Green ，1941）作序。韦尔蒂细致入微的小说以波特小说为楷模，但是比波特年轻的她更感兴趣的是滑稽与怪诞。像同是南方人的弗兰纳里·奥康纳一样，韦尔蒂往往把不太正常、古怪或特殊的人物作为她描写的对象。 尽管她作品中有暴力，韦尔蒂的诙谐在本质上却是富有人情味和正面的，如在她经常被选编入集子的短篇小说《我为何住在邮局》（ Why I Live at the P.O. ，1941）所表现的那样。小说讲述一个固执而独立的女儿从家里搬出去，住到一个小小的邮局里。韦尔蒂的短篇小说集包括：《大网》（ The Wide Net ，1943）、《金苹果》（ The Golden Apples ，1949）、《英尼斯弗伦的新娘》（ The Bride of the Innisfallen ，1955）和《月亮湖》（ Moon Lake ， 1980）。韦尔蒂还写了以一个现代种植园家庭为主题的《德尔塔婚礼》（ Delta Wedding ，1946）和《乐观者的女儿》（ The Optimist’s Daughter ，1972)等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