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作者： 信力建   中国是一个极端的国家：一方面，硬件极端先进——举凡航天技术，飞船卫星，航空母舰，乃至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世界一流；另一方面则是软件极端落后，比如政治体制，文化模式和教育体制，都跟世界现代国家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也难怪在中国，很多人对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这样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心有戚戚焉。我们不妨就跟国计民生乃至千秋大计息息相关的教育体制来做个鸟瞰。 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应该从是在1905年科举制结束开始，其中执牛耳者当是做过北京大学校长和教育总长的蔡元培，1921年，几乎完全邯郸学步欧美的“壬戌学制”在蔡元培推动下问世，这个“壬戌学制”就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时代的学校教育体制。其特色就是胡适和陈序经等人所提出的“全盘西化；全盘世界化”的教育和国家社会的改革理念。应该说，这套教育体制对中国转型为现代社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中国在教育上唯一可以与西方国家教育相媲美的时期。惜乎因为战乱，这套体制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然而，即使是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依靠了这套体制，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仍然为中国乃至为世界培养出了许多一流人才。 新中国建立后，中华民国的“壬戌学制”遭遇冲击，1951年以降，新中国当局就开始以苏联学校教育模式去逐步取代中华民国时代的壬戌学制教育体制。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从而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高潮。 在高等教育方面，1949年12月16日，成立一所新型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是一所“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该校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1950年4月29日，教育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提出《哈尔滨工业大学改进计划》。《计划》提出：哈尔滨工业大学应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办法。培养重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和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以代替派大批学生去苏联留学；并每年抽调各大学理工学院讲师、助教和教授150名，人该校参加教学研究班，在苏联教授帮助下，研究深造，以提高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水平。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我国最早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样板。1952年开展的高校院系调整，更是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将大学拆分为专门学院，首先是工业学院和师范学院；其次调整高等学校地区的布局。高等学校被分为综合大学（只设文、理两类学科）及专门学院（技工、农、医、师范、财经、政法、艺术、语言、体育等学科分别设置）。 在中小学方面，建国初期的我国教育不仅仿效苏联的教育制度，而且学习和采用他们的教材、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中小学教研组制度也是来自苏联。中小学教研组以学科为单位，教师以所授学科为依据，分别列入相应的教研组，共同备课，互相听课，集体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这种形式，助长教师的依赖心理，同时有时会抑制教师的创造性。这种教学组织形式，至今还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采用。同时，根据苏联的经验，中小学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这些都作为国家的文件，学校和教师无权更改。这种统一集中的领导，不仅抹杀了我国各地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性，而且使学校建设成为千人一面，办不出特色，学生的个性也得不到发展。 在教育思想方面，中国教育界都奉行苏联学者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的《教育学》中的基本观念。主要要点是：教育是上层建设，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阶级社会的教育具有历史性、阶级性；苏维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苏维埃的建设服务。强调教育学的“党性”原则。凯洛夫认为，教育学是社会科学，苏维埃教育学是建立在最先进的哲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他说：“苏维埃教育学就是论述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底世界观；是现代社会最先进阶级、即工人阶级党底世界观。苏维埃教育学是在实行着这个先进阶级底政策，它的党底政策。”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也是坚信不疑地认为教育学要为党的路线和政策服务，发展到后来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班级教学制，引进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的五段教学法，进而演化成有名的“红领巾”教学法。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到北京女六中进行教育实习，讲授“红领巾”一课。苏联专家普希金听了这堂课以后进行评议，提出上好一堂课的要求。《人民教育》7月号为此发表短评，认为普希金在评议会上的总结发言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改进语文教学的方向”。从此“红领巾”教学法传遍全国，对我国中小学教学，不仅是语文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把课堂教学程式化、僵化，不利于教师发挥创造性，学生发挥主动性。 中国所以完全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原因也很简单：首先，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大家都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就拿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来讲，不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两个国家都强调党对学校的领导。其次，两国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统一领导教育事业，处处强调集中统一。教育决策都是行政化，缺乏科学的民主的咨询机构和决策机构。全国统一的专业，一套教学计划、一套教学大纲、一套教材，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教研室（组）的组织，也符合把教师组织起来，“党支部建在连队”的原则，便于管理和领导。最后，两国都是计划经济。我国教育体制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学习苏联教育的经验而形成的。50年代的院系调整，狭窄的专业设置，千校一面、万人一面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所以苏联一套计划经济的教育体制我们很快就能接受和适应。 然而，这种苏联模式，却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教育体制。其实质是十七世纪夸美纽斯的教学理论，加上苏联式的军事化管理混合而成其落后程度，整体上属于俄罗斯十九世纪上半叶水平——甚至连俄罗斯19世纪60年的教育体制都不如：1861年，沙皇政府在决定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的同时，也酝酿进行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俄国的进步人士开始创办各种教育，出现了个人和社会集团兴办学校的热潮。外科医学家和教育家H•皮罗戈夫、文学家列•托尔斯泰在国民教育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革命民主主义者H•车尔尼雪夫斯基和H•杜勃罗留勃夫等提出了普及教育，学校的民主化和培养反对专制政体及农奴制残余的革命者等教育主张。教育家乌申斯基就俄国教育理论探索的方向，以及小学教育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实践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意见。19世纪60年代的教育改革虽然很不彻底，但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改革以初等教育为重点，宣布人民有权接受各级教育，并授权地方自治机关、社会团体和私人开办国民学校，在初等教育阶段，允许男女同校，并吸收女子担任教学工作，建立了领导学校教导工作的省县级教育委员会。 我们不妨就其中的班级制来看个究竟。班级授课是典型的作坊式教育，根本无法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其弊端一目了然：一个教师同时教几十个学生，容易从学生的“平均水平”出发施教，照顾了中间忽视了两头，使能力弱的学生得不到特殊帮助，成绩越来越差。而能力较强的同学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学习只能停留在中等水平上。难以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是班级教学最显著的缺陷，这在我们的大教学班里显得尤为明显。同时，按规定的课时和日程表施教，为完成教学进度，教师容易采用讲述法、复习法和演绎法等，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主动学习精神和实际操作能力。此外，以“课”作为教学活动的单位，而“课”的时间和周期又限制得较死，这就很难适应具有不同特点的学科内容和具有不同特点的个别学生，也容易将完整的教材人为地割裂，造成学生理解和记忆的困难，以上原因使我校学习困难学生相对较多，而且比较普通。而西方教育，吸呐了十八世纪卢梭的在自然中学，杜威的在活动中学，十九世纪福绿贝尔的及早引导孩子思索，二十世纪布鲁纳的注重基本原理、概念、规律性，以及诸多教育大师的理论精华，已经不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学生去吸收，而是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成长。因此，在他们的教育中，更多的采取1对1或1对N的个性教育，他们要求孩子：你要展现自我、自己的想法，你要和别人不一样，比较推崇孩子的与众不同。具体方法：从小孩子有自己的卧室，有自己的书桌、衣柜，很多事情父母去协调的时候，比较尊重孩子的个性、规律。尊重孩子的隐私，因为尊重个性会保护孩子的创意性、自信心。这样将来和别人合作的时候有利于个性的发展，外国学生学习的轻松与自由的程度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他们的体力、智力、社会能力，道德和艺术的素养，运用现代技术的技能，也远远超过班级制学生。 让人叹息的是，今天我国的教育，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多次改革，但苏联教育的影子仍然随处可见。比如，奉行极端的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唯劳工科教育、唯智育至上，细化专业、学科，实行精英教育，以全部资源训练特殊专家，以举国力量把特定的技术搞上去；为此实行淘汰多数、层层选拔的应试教育，组织注入式、满堂灌、死记硬背的考试。漠视人文教育以及人格的健全、综合素质的培养，忽略公民道德、公民权利义务、诚信守法等基本做人的教育，热衷于圣人道德说教、效忠的奴化教育，一味地宣扬空洞的理想、拔高的英雄和榜样。教学、教材内容皆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官僚化、政治化。教育至今仍然死守着国家主义的阵营，不肯顺应世界的变化，以至改革开放多年来，教育与国际主流社会的距离不仅没有拉近，反而在加大。 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社会。中国是到了该抛弃现有教育体制的时候了。

2013年03月01日 13:10:21                                                           误读的尴尬                                                                 张鸣 以读书人的视角，人和事件，都可能被误读。因为后人看前人，看过去的事情，基本上要看文字材料，误读，难免。但有的误读，却是有意为之。 对于文革，在很多年轻人眼里，就是一场整当权派的狂欢。把这些人当走资派揪出来，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斗争。大鸣大放大字报，想怎的，就怎的，是有多么的爽啊。吊诡的是，不仅年轻人这样想，连一些经过文革的人，一提到文革，脑袋里也是这样的画面。所以，在当今权力腐败到如此程度，官民矛盾尖锐的今天，渴望再来一次文革，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说的文革十年，揪走资派的狂欢，仅仅几个月功夫。然后就是军管，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接下来，最初冲杀最猛的造反派，就先后被镇压了。只有被中央文革看上的那一派，才会得势。文革中打人，整人，打死人最多的，不是全民炮轰走资派那一段。最初的老红卫兵破四旧，打杀黑五类，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整死的人不仅被打走资派时多，而且遭殃的，都是平民百姓，数以百万计。多起文革大屠杀，杀的基本上都是黑五类，成分不好的人。 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一般只持续几个月，高潮时虽然让人受不了，顶一阵也就过去了。但文革却是持续十年的高温，政治高压一直维持。从中央到地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都很紧。阶级敌人不断地被迫扩张队伍，原来是地富反坏右，后来加上敌、特，而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到处乱扣。此前当过国民党的兵，入过国民党和三青团、加入过会道门的人，顶多属于一般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却都有了麻烦。即使是根正苗红，一点毛病没有的人，只要领导看你不顺眼，一样可以被整。文革起家的新领导，脾气都比较大。那也是一个动辄获咎的时代，对毛泽东的崇拜，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任何人只要无意中被人认为冒犯了毛主席，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即使几岁孩子，也难逃惩罚。到了文革后期，割资本主义尾巴，成为新的打击重点，好些贫下中农，就因为多养了几头猪，几只鸡，种了一点烤烟，也会被揪斗批判。 实际上，文革就是一个人整人的岁月，被整的，多数都是老百姓。先前整人的，后面也会挨整。以至于后来文革结束，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称是被迫害对象，包括一些打人杀人的凶手。北京著名的造反五大领袖，文革没结束，不也都坐了监狱。要控诉林彪江青，他们也有的说的。 最初否定文革之际，也清查过文革积极分子（三种人），也允许民间控诉文革的罪恶，还出现过“伤痕文学”热。但是，这样对文革的批判，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文革的危害，局限在斗争走资派上，被批斗的当权派及其家人的控诉，声音最大。一种是人人都控诉文革的罪恶，哭诉自己的遭遇，但却绝少有人反思，没有人忏悔。实际上在运动中，很多人即使没有做过凶手，也做过帮凶，整人，打人，甚至打死人，多少都有责任。只是后来因为别的原因也挨过整，就成了受害者。结果人人都提自己走麦城挨整的事，自己在台上的威风的往事绝口不谈。整个中国，整个文革十年，整了上亿的人，整死几百万，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罪魁祸首，只有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那么几个人。 即使这样的反思，也在持续不久之后，戛然而止。文革，仅仅成为教科书上的几行字。除此之外，无论学术探讨，历史叙事，小说戏剧影视作品，一概不能提。好像中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么一场浩劫一样。反过来，对于文革肯定的声音，却一点点响了起来。文革和文革十年，被莫名其妙地分开，后者被肯定，而且拔高。文革期间的带有强烈文革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从样板戏到歌曲、电影，都被堂而皇之地奉为“红色经典”。一些新左派的学者，从西方搬来了洋学术，肆无忌惮，大张旗鼓地肯定文革，把文革说成是大民主，难能可贵的民主实践。 对文革的误读，从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了。人们从几个角度，都在误读。这种误读，把文革读成了大民主的狂欢，底层被压迫民众的节日。而且只能这样误读，别的读法，都被禁止。这样一来，网上网下，年轻人对文革的追捧，就一点不奇怪了。即使是那些经过文革的人，只要现在处于利益受损的状态，受这些年文革追忆和畸形解读的影响，也会产生记忆的幻觉，把自己的记忆定格在斗争当权派的瞬间，幻想再来一次文革，好剥了当官的皮。 不用说，对于某些人来说，把文革说成仅仅是斗争走资派的大混乱，是合口味的事。在当时，也为他们挣得了足够的同情。但不幸的是，这样的文革叙事和定性，在 30 年后，却成了社会动荡的根苗。即使思想观念如何陈旧，当权者没有希望底层民众再一次重演当年夺权斗争场景的。毕竟，对于过来人而言，那是一场噩梦。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场噩梦有可能的重现，恰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像文革这样的人为灾难，西方不可能有，东方没有，原来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这样的灾难，如果不加以反思，或者反思也是扭曲的误读，那么结果只能是把灾难延续下去。文革的再现，对于谁都不是好事，但却不乏野心家乐见其成，甚至从中煽惑。产生文革的土壤还在。这种土壤的铲除，只能建立在充分反思的基础上。藏头露尾，半吞半吐，肯定是不行的。

郭于华：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建设好社会 进入专题 ： 公平正义 好社会 社会生态    ● 郭于华 （ 进入专栏 ）   　　 　　早在2009年社会学家孙立平就提出：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种权力失控导致的社会溃败还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1] 　　社会溃败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病理概念，它指社会肌体的恶疾、顽症；类似于人体的免疫系统病症——结构失衡、功能丧失、内生性腐败，堪称社会癌症。由于社会变得不可治理，就如同一个绝症患者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一、社会生态的恶化不可忽视 　　 　　如果说社会溃败是一种表象，一种社会病了的现象，它的内在病理就是社会生态的恶化。不难理解，人是社会性动物，缺失了正常的社会环境、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人性会失去形状，底线难免失守，必将导致诸多社会性恶果。从2010年频繁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连跳”事件，2011年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近年来数次发生的幼儿园屠童案，直至今年的浙江永康的强奸未成年女生案，都在呈现着社会生态严重恶化之相。 　　“社会生态”概念来自与自然生态概念的类比，强调物种多样性和多元共存。比如，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或 biological diversity），又称物种歧异度，是指一个区域中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总和，亦即所有不同种类的生命多元共存，其相互交替、影响使地球生态得到平衡。正如维基百科所概括的：人类的生存有赖于生物多样性。人类所有的食物、大部份的药物、各用品的原料，皆由各类生物物种提供。地球任何地区皆依赖生物多样性维系，盖因此乃人类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子──即所谓人类的文明，在永续自然生产力设定的范畴围内，能继续发展之核心要素。 　　国际社会将5月22日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物多样性遭遇风险的方式之一是外来物种入侵。所谓入侵的外来物种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原本没有但被人类活动有意或无意地由外地引入、并快速生长繁衍，以致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危害的物种。目前在我国已产生严重危害的外来入侵物种至少已达283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入侵物种中，我国就有50种。外来物种入侵的原理在于其往往具有先天的竞争优势，在入侵地摆脱了原来的制约，就会出现疯长现象，占据其它物种的生存资源，甚至抑制排挤本地物种，形成单一的优势种群，最终导致入侵地物种多样性丧失。例如已经入侵我国的“水葫芦”（学名凤眼莲）就因没有天敌而能够以指数型增长的速度发育，在很短时间内长满水面，导致其它水生物种的灭绝。 　　人类生存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由此自然生态概念引申到社会生态也是同样的道理。自然、社会、文化都须保持多样性，健康的人类社会必是多元的。保持多样性是一地乃至一国生死存亡之大计。如果形成一种独大、一家独大而缺少制衡的生态，其必然挤占甚至垄断其他社会力量的生存资源，导致严重的社会生态恶化和诸多社会问题。不难看到，中国当前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权贵结合、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公以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社会溃败诸象皆与权力过分集中、过于强大而且不受控制有直接关系。 　　保持文化多元的道理也是同样的，在此要反对文化中心主义，即认为只有一种文化是优越的、发达的、文明的，而其他文化都是低劣的、落后的、初级的。秦晖提出过一个非常好的说法：“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说的是不同的文化没有优劣、高下之别，你可以选择吃炸酱面、喝茶、穿旗袍、马褂，以龙为图腾，但却不能阻止他人选择吃西餐、喝咖啡，穿阿拉伯大袍，信仰上帝。选择什么是文化之别，而能不能选择却是制度之别。这里强调的是文化的多元性，可选择性。而单一的、一元的文化是可怕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常说意识形态不是文化，因为意识形态就是通过宣传、灌输等强制的方式让大家都统一到一个思想和观念上来，这就会破坏社会-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最懂得五味调和、五音和谐的中国人应当不会唯独不明白政治-社会多元性的道理。 　　一种独大，一家独霸会导致社会-文化生态的恶化。我们从上面列举到的一些恶性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不正常的社会状态、畸形的心理状态和反社会人格的出现，常常是以社会生活、社会交往、社会支持的缺失为基础的。社会的羸弱会导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突显乃至激化：如贫富差距扩大、劳资纠纷增多、官民关系紧张、社会结构断裂、机会结构锁闭、社会信任崩塌、权力失去控制、腐败不可治理、丛林规则形成、社会充满戾气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之恶”和“资本之恶”，特别是二者的结合与效果的叠加。资本和权力如果不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就会成为一种失控甚至作恶的力量。这会直接导致社会生态的恶化，就是有些东西在慢慢烂掉。看上去光鲜亮丽、花团锦簇，却掩盖不住内里腐烂的病态。 　　一个恶化的社会生态所影响的会是整个社会，受损害的不独下层群体，没有哪个群体可以身处其外。所谓弱势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现在觉得自己很幸运、混得还不错的，可能有一天也会成为弱者。当面对强权无力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无法进行正当的利益表达时，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弱者。即使是强势群体、社会精英，出于现实的考虑也必须关注弱势群体，眷顾底层。因为大家在同一个社会中生存，底层的困境恰恰是整个社会的困境：底层活不好，层层活不好，底层有问题，社会不安宁。在一个恶化的社会生态环境中，人人感到不安全，个个觉得没出路。当今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精英移民潮，正是对这种缺少安全感的反应。 　　 　　二、如何理解和谐社会 　　 　　建设和谐社会就是形成一个良性的社会生态。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 　　首先，和谐社会是和而不同。这和前面讲到的生态多样性概念是一致的。已故的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老人曾对“和谐”二字有过精辟的阐释??“和”，右边是口，左边是禾，合起来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左边是言，右边是皆，合起来就是大家皆能言。和谐社会就是“人人有饭吃，大家皆能言”的社会。这一阐释深具政治智慧因而为人们广泛认同，它启发我们认识到：和谐不等于大一统，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差别、没有矛盾的社会，更不是众口一词、万众一心的社会。在社会建设的实际操作中，正是由于对“和谐”的理解出现了偏误，所以才出现了许多“被和谐”现象。 　　我们必须意识到，有多元才有所谓和谐，如果只有一元化、一家之言，谁与谁和谐呢？费孝通先生在他的80寿辰聚会上，曾经就文化与社会的多元共存意味深长地讲了一句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就是说在赞美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时，也要承认和尊重别人认为美好的东西，“美美与共”就是多种多样的美，没有孰优孰劣，而是可以互通共存，此时才能实现“天下大同”，这才是和谐的状态。真正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国家、市场、社会各司其职、各守本份、互补互助，相互制衡的多元社会，包括多元文化、多种思想、多重声音。由此可知，强加一种意识形态或单一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不是和谐社会；全国人民用一张嘴发声、用一个头脑思考的“统一”年代我们不是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如此。文革没有让我们走向和谐，而是走向整个民族的分裂与浩劫。 　　第二，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本，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本。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习近平副主席也曾要求：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这都清楚地体现出“执政为民”的思想。但在现实中，我们在实践以人为本的理念时，却遇到了两个非常大的困境或者叫阻碍。一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造成以“发展”之名践踏“以人为本”。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如何理解发展？究竟是谁的发展？发展硬得过什么？发展给谁带来了最大的好处？而又是谁承担了最大的代价？单纯追求GDP的经济增长是发展吗？以破坏资源环境为前提的开发是发展吗？以牺牲人的幸福、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是发展吗？官方舆论总是说：任何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会有代价，都会有阵痛，大家一起咬牙渡过阵痛期就好了。长此以往，老百姓会想: 怎么每次都是我阵痛，代价总是我承担，发展的好处哪去了？GDP高速增长，修高铁、建高楼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安知不是又一次“阵痛”。如果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经济的增长永远都不能硬过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因为以人为本就是人作为目的，发展应该围绕着人的幸福、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来进行。 　　另一个口号是“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不知始于何时，我们已经从一个改革年代进入了一个“维稳年代”：每年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维稳，甚至有人说维稳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但维稳的实际效果却似乎有越维越不稳的趋势，维稳陷入了一个怪圈。这里同样需要思考的是：稳定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稳定最终压倒了什么？维稳之所以成为制造不稳定因素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现有的维稳思路往往是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的。将社会稳定与民众的利益表达对立起来，就会造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越是要强调社会稳定、强化维稳工作，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越是不能容忍民众的利益表达；民众越是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就越是倾斜，尤其是底层群体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利益格局越是倾斜，利益矛盾和冲突也就越尖锐，不满情绪也就越强烈；由于正当的利益要求受到压制，一些群体或个人就只能采用体制外的方式、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于是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而社会矛盾越是激烈，政府就越是要强化维稳工作，从而形成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2]偏离了“以人为本”，通过压制和牺牲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其结果不仅无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有时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若是以人为本，稳定就永远不应成为目的，而只能是保障、增进人民福祉的条件和手段。社会稳定永远不应“压倒”人民的生存、幸福和尊严！ 　　第三，和谐社会需正义公平。中共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包括：“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温家宝总理更是多次强调：“不仅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 　　我们强调的社会公正并不意味着绝对平均主义，并不是指分配的均等或结果的完全平等。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分化，存在社会分层，都有相对富裕、相对贫困的差别，有社会地位的高低之分，任何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都不可能完全平等。社会公平正义指的是权利的平等、义务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程序的公正。也就是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各个社会群体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去完成相应的义务。尽管平等的相对的，但是，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政府与民众在权、责、利上过度的不平等，无疑是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在。有数据表明，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有近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者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 亩；有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有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3] 　　著名经常学家陈志武的研究表明：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郭于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平正义 好社会 社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