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属下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及电影复审委员会，审查能够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电影。电影审查委员会共由36人组成，来自各个行业。国务院在2001年12月25日颁发了《电影管理条例》，其第三章《电影审查》详 细列出影片想要通过审查必须完全遵循这些标准，但十条标准裡其中只有一条是审查颜色深浅、声音录制等影片技术问题，其余都是有关电影内容，意识形态等，如 不能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不能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不能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不能宣扬迷信和邪教 等。
• 以下电影及纪录片，因違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或某些其它政治素，不允许在中国大陆
阅读更多6 月17日下午，重庆北部新区一家服装店的店员发现，她放在收银台下充电的 iPhone 不翼而飞。“除了3个营业员外，没人能进收银台呀！”通过调取店内的监控录像，店员惊奇地发现，原来拿走手机的是一名看上去只有四岁大的小男孩，而让小男孩偷手机的竟然是他妈妈。 4S 此条新闻，更多的是伤心。已多次看到，大人唆使小孩偷窃。现在偷盗也从娃娃抓起？没有很强烈的原因，母亲不会教唆自己小孩成盗的，那关系到小孩一生。中国古训：小时候偷根针，长大就会偷头牛。谁想把自己孩子培养到监狱去？谁不是望子成龙？目前社会盗贼比比皆是，如 1 、高官窃贼。今天还看到，山东副省长黄胜，巨贪560亿家属已全外逃。他是受法律保护的大盗。数额之大，完全淹过上千万个小偷。且是社会偷盗、腐烂的根源，相比贪污式的窃贼更可恨！ 2 、商贩窃贼。毒奶粉、毒食品、假药品的制造者们。连。病人幼儿都不放过，完全丧失人性。危害全民族生命的卑鄙手段，窃得人们钱财，违反起码的人道，同样更可恶！ 3 、科技窃贼。那些饱读诗书的科技工作者们，在大众眼里是最正统的读书人。却抄袭论文、剽窃成果，博得职位。骗取国家资源、资金。这类坐在办公室的盗贼，数目并不比街流动的小偷少，还有帮助发抄袭论文媒体，见下表。这类窃贼更嚣张，竟然无法惩戒。 抄袭者 工作单位 假论文刊物 岗位 抄似率 乔志强 河南禹州电业局 《农村电工》 安监科长 100% 孙新榜 河南襄城供电局 《国家电网报》 安监负责 95% 张巍 新疆天富热电公司 《农村电工》 安监专工 85% 4 、教育窃贼。流传社会的问题： 一张文凭值多少钱？印刷成本两块钱顶了天了。一个老师工资多少？嘿，两个学生的学费足够一学期了！一个班的书本印刷多少钱？两个学生的足够了！嘿！高校教育你凭啥收那么多钱！ …… 以上窃贼，都是以更严重危害社会前提下，盗用他人财物，整个社会都在偷，一位要养孩子的妇女，在毫无资源的情况下，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她能不受到诱惑吗？与之相比，哪种窃贼更狰狞？
阅读更多2012-06-21 09:34:12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2226 次 | 评论 3 条 杨支柱 程恩富说，只有实行独生政策才能更快地增加人均收入，赶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他说 6 亿是中国的最适合人口，中国人减少到 6 亿、美国人增加到 6 亿我们就赶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了。这意味着要让一大半中国人断子绝孙。断子绝孙也罢，他们无神论者大概不在乎这个。但剩下的 6 亿人口将老化成啥程度？难道美国增加的年轻人口都是靠别人养活的废物，以至于生产能力等同于退休的中国人？同时他又承认平均每个人创造的价值大于他（她）消耗的财富。除非他只考虑孩子作为消费者的这段时间，想过把瘾就死，否则这两个说法就是自相矛盾的。就凭这种毫无常识、毫无逻辑的“经济学家”充斥着作为政府智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教授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岗位，就实在让人看不到这个国家的前途。 俗话说“养儿不算饭米账”，养孩子只算经济账本来就荒谬透顶。适当多养孩子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也有利于父母身心健康。带弟弟、妹妹不但增加很多乐趣，也增加亲情和责任感。反过来，弟弟、妹妹长大后又可以为老大分担对父母、对社会的责任。 多养个孩子当然要多花些钱，但由于衣物、玩具都可以大的用了小的接着用，食品可以避免部分浪费，大的到一定年龄还可以帮助父母带小的，两个孩子的开销最多是一个孩子的一倍半而不是两倍，但两个孩子成年后创造的价值却至少是一个孩子的两倍。 这还是在中国，在儿童福利较好的国家，譬如美国人的研究表明，养 3 个孩子带来的家庭负担是 1 个孩子的 1.6 倍。 第二个孩子消耗父母的精力除了最初两年几乎是两倍，往后就是一倍半，上小学以后年龄差距不大上同一所学校的孩子就“一只鸡也是养，一群鸡也是养”了，青春期以后养两三个比一个还省事！其实这是养孩子最大的经济成本，它导致大量妈妈一段时间内无法投身计算 GDP 的社会劳动。其实专职妈妈极大地增加了孩子们的幸福感，如果将来能将这种实实在在的福利换算成产值，那么养孩子的平均成本还将大幅度降低。其中的道理，把妈妈换成保姆就清楚了。 有人说多养孩子的教育开支与孩子数量同比增长。这种说法其实也是错误的。学校教育的规模效益比家庭开支更明显，如果不降低教育质量的话， 15 个孩子的班和 30 个孩子的班占用的教师数量几乎相同，否则就影响教师之间的分工，降低教学质量。至于校舍，我们知道在孩子减少的过程中大量校舍已经荒废了，多招学生不过废物利用而已。其他的教育成本跟员工工资和校舍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目前按人头收取异地户口学生或“超生”孩子赞助费的做法，跟交给计生委的“社会抚养费”一样，是为了抑制生育而故意抬高受教育的成本，并不反映真正的教育成本。此外，正是一个孩子导致的孩子的孤独和家长的焦虑，使得大量父母把孩子送进各种高收费的课程辅导班、钢琴班、舞蹈班、围棋班，极大地增加了教育成本。 此外，孩子的消费本身也拉动了供给，并增强父母干活的动力，从而增加了社会总产值或国民总收入，而不仅仅是摊薄人均收入。少养孩子的钱根本就省不下来，不过让父母少干点活、多打几圈麻将而已。 即使不考虑多养孩子的规模效益和增加消费拉动供给对总产值的影响，就算按人头摊薄，多生孩子对国民福利的摊薄影响也远不如程恩富们鼓吹的那么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11 年我国出生人口约 1604 万人，假如取消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后出生人口增加一半（以现在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增加 802 万人， 802 万只占我国大陆总人口 134735 万的 0.595 ％。当然这个摊薄比例会逐年递增，如果平均参加劳动的年龄为 18 岁，那么第 18 年将摊薄 10.71 ％，这 18 年中平均摊薄 5.355 ％。如果再减去养育规模效益导致的节省和增加消费拉动供给对总产值的影响，社会对这种摊薄几乎没有明显感觉。如果再考虑到强制计划生育本身增加的巨大成本，包括政府对计生系统的财政支出、对卫生系统和各国有企事业单位专职计生人员的财政支出、法院的计生案件执行费用、妇女为环孕检与“准生证”来回奔波的费用及误工等家庭成本、官民冲突和人为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即使不考虑人才、资本外流的损失和将来可能的赔偿，少摊薄的那点 GDP 就已经入不敷出了。我过去说计划生育短期内提高了国民人均收入，现在看来连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 要说多生孩子“摊薄”收入的话，那么对家庭收入的摊薄比对 GDP 的摊薄效果要显著得多；因为社会上的人不都是育龄夫妻，即使育龄夫妻也不会都生孩子或生那么多孩子。譬如两个孩子的夫妻再生一个为多生 50 ％，一下子 4 口人吃饭变成 5 口人吃饭，摊薄效果高达 25 ％，持续 18 年，而不是 18 年平均摊薄 5.355 ％。既然多生被摊薄的主要是家庭收入，为什么生育不应该由家庭自主呢？ 持续 18 年多生一半孩子，意味着 18 年以后的每年的新增年轻劳动力增加 50 ％。年新增年轻劳动力增加 50 ％占现在总劳动力（比总人口少多了）的比例就远高于 0.595 ％，何况 18 年后我国劳动力总量又大幅下降了。这个每年新增劳动力对总产值的增厚效果也同样是逐年递增的。如果取消限制并刺激多生一半孩子的效果能延续 42 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多生的孩子对 GDP 的平均摊薄程度还是 5.355 ％，因为前 24 年出生的孩子已经是劳动力了。而这时整个劳动人口已经是废除计划生育后出生的人口，社会总劳动力跟坚持计划生育相比整整多出 50 ％！当然再往后这些人口也会逐步成为养老的负担，需要继续生育足够的孩子来阻止过度老龄化。如果因为担心 70 多年后养老负担就不顾 20 年以后的养老负担，不让生孩子，那不是种族自杀吗？程恩富号称著名经济学家，但是他竟然没学好小学算术！ 1996 年以后我国每年出生的女孩从没到达过 700 万，假如 30 ％的人生四胎（因为不婚、不育、育前死亡现在估计已达到 20 ％，等 95 后一代生孩子的时候因为性别比失衡很可能达到 30 ％）、生三胎与一胎的同样多、其余都生两胎，每年也只能生出 1300 多万孩子，比现在每年出生的人口还少得多，而以现在的人均寿命最迟从 2029 年起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超过 2000 万。 彼时鼓励生育连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这个时代还可能有 30 ％的年轻女人愿意生四胎吗？ 所以到 95 后一代生孩子的时候鼓励生四胎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程恩富当然又可以搬出“就业压力论”来糊弄那些弱智研究生们（他自称某次讲座前 30 ％的研究生同意“一胎化”，听完他的报告就立即变成 95 ％赞同了），但“就业压力论”与“人均摊薄论”是自相矛盾的。出生的孩子多一方面增加婴幼儿用品、学生用品的消费，一方面降低妇女就业率，在大约 18 年的时间内是消解就业压力的。正是计划生育极大地恶化了上世界 80 年代、 90 年代的就业压力并形成了今天的“民工荒”和即将到来的人口老化。现在的“就业压力”完全是迎合独生子女家长望子成龙愿望的高等教育大跃进的产物。除了人口年龄结构，就业压力也与经济结构和经济周期有关，跟人口密度没有关系，跟人口总量更没有什么关系。 顺便说一下程恩富的“国情论”，为什么同样应该“自由而负责任地生育”别的国家不需要强制一胎化，程恩富求助于中国特殊国情。程恩富对特殊国情的概括并不是中国人口密度高，因为他不好意思说中国大陆比港、澳、台和日本、韩国、以色列、荷兰、德国的人口密度大，也不好意思说人口密度大的城市比地广人稀的乡村经济落后。他所谓特殊国情就是中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如果是这样，那么把中国分裂成一万个国家，难道就可以很快超过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程恩富到底是在说梦话，还是在暗中鼓吹分裂中国？其实印度如果不分裂出孟加拉、巴基斯坦，早就人口总量世界第一了，哪轮得着中国？印度不搞强制计划生育，其经济近年也步入了快速发展通道，而且因其年轻的人口结构和较为合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而被公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国家。
阅读更多“现在我还是独一代，我要不要让后代成为独二代呢？我暂时还没有定论。如果我不给ta弟妹，他将要面临的境况会不会更严峻呢？这是一个命题，我要怎样教育ta，交会ta如何面在来自社会，父辈，同辈的竞争压力下自处呢？” 上个世纪末，我降生在祖国南大门广州一个普通的家庭，成为了中国近亿独生子女中的一员。我成为独生女的原因听起来有点可笑但细细咀嚼确实能感觉到当时父母面对残酷现实的辛酸，那就是我小时候太拽太淘气了，不好带又耗时费力，父母两人都有工作上班压力，精力实在有限。在当时一孩政策刚刚开始起步并没有很严格执行而大多数人都公开半公开要老二的情况下，我妈毅然选择只精养我一个。就这样，本来要成为姐姐的我就顺其自然成为了家里的唯一的女孩男孩共同体了。我妈这样的英明决定，其实我们一家人在多年后仍然对此表示赞许，当时还是小屁孩的我，已经懂得，没有弟妹那么意味着我在当时物质生活没那么丰富的环境下可以独享父母的关爱和家庭里的资源，即便那样代表着我在家里同时需要兼具男孩女孩的特质，例如像个男人分担爸爸在家的重体力活，像个女人一样做饭烧菜，打点家里的一切，从我6岁，是的，6岁开始，我就独当一面，在当时家家户户都还是烧蜂窝煤的广州，我站在小板凳上，在一方小灶头上用稚嫩的双手开始了我常任三口之家炊事员的生涯。 要问我，小时候经常一个人觉得孤独么？我的答案自始自终都是否定的。是个性使然还是被动接受现实，这个无从得知，除非人可以在并行不悖的两条截然相反人生道路上都走过，才可以比较出答案。也可能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但孤独并不成为生活的阻力，反而给了我更多在生活上学习上独立自主的机会，在成长的路上对友谊我表现出比非独生子女更真诚更愿意交朋友的热情。大量独处的时间也给了我独立思考自己摸索的空间，这种成长环境对INTP型的我尤为重要。当然，这些我在事后回过头来看，才能清楚理出个一二三。 父母对我的精养计划里，除了生活技能上的培养，还兼有奖惩双倍的教育特点。我学习好了校内校外获奖了，他们加倍的奖励;我干坏事别人家父母淘告上门来了，我妈把我往死里打。我是足了月还不肯出来的怪小孩，我妈是正正怀胎十月，见超过预产期都一个多月了，我还不出来，才迫不得已去医院把我催生出来的。有可能我在里面呆太久了，于是出来之后魔头我就不安分了：从小就过动，精力旺盛，老是有火山一样喷涌无尽的恶作剧设计意念。性格外向霸气，倔强不服输的性格让我吃了不少苦头，挨了不少痛打。提起我小时候的顽劣，我妈至今依然咬牙切齿，本以为生了个女孩，一贴心小棉袄，怎知天意弄人，我竟疯得像只脱缰野马，比男孩还皮，父母只能盼着天把我给收了。甚至放言我什么时候回头是岸了，就什么时候立地成佛了。回顾我整个成长的历程，那就是一场和父母的博弈，我从来不是一只父母手中的棋，而是坐镇一方，和他们刀光剑影斗智对决互有攻防的对手！所有对成功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构建，都是基于父母对我的不离不弃和我自己不断地跌倒，爬起，受挫，自勉的经验积累。这种挑战传统离经叛道的博弈让我对自己对未来的把握更具有主动性和谋略性。父母对我的关心止步于我的身体健康和衣食住行，这对于我人格性格的最后形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人关心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就自己紧张起来，重视起来了。 和很多独生子女的父母不一样，在我的求学时期，从来他们都不过问我的具体学习情况，一切自己看着办，在学习上的压力从来只是我自己给的。连我半夜里躺在床上看杂书，他们也从不过问。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们就一点不紧张呢？没把我送什么艺校学这学那的，也没有很迫切的望女成龙，成名成家的最高指示。这是他们对我身体上家教上严苛管教的一种愧疚一种精神宽容呢，还是一种治大国烹小鲜无为而治歪打正着的巧合？这到现在，也还是个迷，反正从结果上看，父母对我放养式的教育使我茁壮成长起来，成为一个享受独处，开朗喜交友，自我要求严格，追求成功和完美，不易向命运妥协的这么一个人，最终还不至于沦落为一个对社会无益的害群之马。 回过头来看过去的青葱岁月，我对父母除了感谢还是感谢。他们对我的无尽关爱和几近严苛的家教成就了今天的我，除了父母百分百的爱护和悉心的栽培让我很珍惜自己独生女的身份外，我对有兄弟姐妹会更幸福这一说，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这背后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我亲眼所见的庞大家族的内部矛盾，对财产分配的极力争夺和相煎甚急的同袍阋墙，争宠和仇恨的一幕幕不断上演，也已经足以抹杀我对传统中国人对兄弟手足情谊的理解。例如子女中7个人只有其中3人共同承担老人的长期患病费用直至临终关怀;又如兄弟几人为合谋一些祖业而罔顾信义，导致最终撕破情面只为本属于我父亲的一些祖传家财。从血淋淋的现实个案里，我没有看到中国传统美德里的友爱和团结，也没有感受到一丝非独生子女大家庭的正面能量。我甚至从来没觉得兄弟姐妹之间必然会有什么真情实意，恰恰相反，事实上很多人对朋友表现出来的宽容和忍耐大大超过了对自己的家人。父母惨痛的家庭经历教训告诉我，人，首先是个独立的人。兄弟或姐妹，并不能代替父母陪伴我们终老。更甚者，如果话不投机非同道中人，手足反而会成为我们获得真理的阻碍，成为我们终生遗憾的一部分。 讽刺的是，我骨子里充满了特立独行的个人作风，行事待人推崇‘吾爱吾师尤爱真理’原则，却遇到了推心置腹，情深义重，肝胆相照的他们——另一个对我影响重大，活生生地处在我面前的例子，那就是我的先生，和他那比他小好多年的妹妹。有时，他们那种亲密无间和两小无猜竟然会神经质地引起我对小姑子的阵阵醋意。兄弟姐妹间是怎样一种人与人的感情呢，这在我过去的人生经历中，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切肤体会的。 事实上，这两个人在他们成长的环境中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主儿。虽然没到娇生惯养的份儿上，两人也挺争气，在学业和事业上都各有千秋。但在很多生活细节上，他妹妹处处表现出来的妹妹常有的自私，使小性子，不顾及他人感受，喜强烈表达自己的意愿，想当然觉得全家上下甚至全世界都得让着她宠着她的行为，使得我对非独生子女的印象大打折扣。拥有大家庭关爱和父兄宠爱，也没有使她变得更有人情味，更谦让，合作。相反，从小不需要争和夺的我，在很多事情上对他人都是发自内心顺着天性去忍和让的。要是我有一个小女儿，我决然不会希望她成为那样的小公主。根据这些发生在我身边的人和事，我得出结论，在国人眼里口中的独生子女是所谓小太阳，小主人纯粹只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符号一个标签。小太阳，哪里都有，独生不独生，中国不中国，或许根本毫无联系。 还处于少女时代的我，在即便是没有男朋友的情况下，曾经憧憬过当妈妈的美好，也曾像很多女孩一样，希望将来可以生育一子一女，这样就是中国人传统上的完美了（女，子，合起来一个好字）——政策当时还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现在想来，应是因为越难实现的人生计划就越想去突破去完成。眼看马上我就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三明治了，但就在我现在生N个都是法律上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想法多时急转弯发生戏剧性的转变。我想到了我的童年，我父母的童年，我身边的独生非独生伙伴，无论是中国特色的独生子女高压放养，还是法国式顺从安逸式放养，给我的感受和启示都是深层次多角度的。 现在我还是独一代，我要不要让后代成为独二代呢？我暂时还没有定论。如果我不给ta弟妹，他将要面临的境况会不会更严峻呢？这是一个命题，我要怎样教育ta，交会ta如何面在来自社会，父辈，同辈的竞争压力下自处呢？我的港漂，海外漂经历，甚至是他爹来自西方的截然不同文化背景能不能给他具有更国际化的视野呢？ta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如何给自己身份定位，如果在古今中西左右逢源安身立命呢？这又是另一个命题。这些，都有待我未来的几个月到几十年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发现去寻找。而或许只有在第二个命题解答有些眉目的情况下，我才会在第一个命题上更具有发言权。 但可以很肯定两点，首先，我不需要他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我认为养儿防老是个极度自私的想法，是我选择把他生下来的，我给他带来的快乐和他给我带来的快乐都是基于我的决定，这和知恩望不望报还是两回事，他要不要对他人友爱，尊重是个个人素养问题，但他要不要爱自己的父母，也要看他将来喜不喜欢这个家，和我们能不能合得来，这和我们的血缘关系是无关的; 其次， 我也不会自己擅自替他决定他会不会孤独需不需要兄弟姐妹伴随成长，因为我孤独或者我不孤独而去角色代入转嫁他头上，这也是自私的想法，他已经不能自己决定是不是降生于我们家，他更不应该被决定去接受一个弟/妹。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朋友，他更可以去用真诚和耐心赢得朋友的信赖和体贴，他不应该被迫去接受一个他不喜欢的，相处不来而又迫不得已称兄道弟的亲人。这两个基调一旦形成，夫妇二人需要多于一个子女是利己利人的想法则不攻自破。 至于孩子是否会因为拥有兄弟姐妹就会在成长路上更快乐更健康，这就需要大量事实数据和心理学社会学研究结果作为支持了，我也无意用个别的案例和自身的经历来为我们这一代人平反，我不知道大部分人对独生子女和生独子女的声音和看法，但似乎越来越多的中国适龄父母，不会像上一辈一样子女成群，不是个能力问题，而是个意愿问题。孩子的教育已经成为首要的考虑，父母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生育的成本，更多的是精力，时间的投入，以及对自身生活质量的坚持。对孩子未来的精英教育，竞争压力和生存威胁也是个严重遏制中国一线城市生育率的要素。 （Cloudia Chen, 土生广州典型射手，港飘数年后裸辞赴伦敦攻读策展硕士。策展人兼非主流写手。旅居海外的间隔年践行者。原文链接： http://cloudiart.wordpress.com/独生子女，生独子女？ ）
阅读更多平时开车，没注意人行通道。一日，跟一个作者去一家咖啡屋坐坐，车停在较远的地方，步行过去。到了十字路口，被一根绳子拦住了，原来对面是红灯。既然是红灯，停等绿灯就是，怎么还要拉一根绳子？ 那根绳子，一端系在通道一侧的立杆上，一端在交通协管员手上牵着。到绿灯，放下来，躺在地面，行人和电动车从上面过去。红灯了，提起来，拦住，人和电动车就挤在绳的内侧，跃跃欲试。 本来，红灯停绿灯行天经地义，这种规则，应该存在意识里，乃至深入到潜意识，形成条件反射，脑子里自然有一条禁线，怎么还需要一根实实在在的绳子拦着？搞得跟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恍然想起，自己当年不开车时，在人行道上混迹，那景象乱得，红灯往往拦不住行人及电动车的。瞅着没汽车，就溜过去；甚至明明有车，仍见缝插针。有时汽车、电动车、行人搅在一起了，谁都别想走了。我自己当年象样不了多少，还觉得汽车霸道。到自己开起汽车了，就骂行人和电动车。这种情形在中国比比皆是，比如当年“走后门”，走得了的就走，走不了的就骂；骂过，有机会走了，仍走。又比如，“民”觉得官“恶”，到了自己也当上“官”了，就也“恶”；“官”觉得“民”刁，到有朝一日落到“民”了，就也牢骚不平了。其实，我现在只是因为开车了，车前车后亮着车牌，无可逃避。如果没有这个牌，就难说了。电动车就没有牌，就无忌惮了。去抓，人家一拧电门，跑得比你快，怎么抓得住？曾经在电视上听到一个交警抱怨：“总不能跟人家在街上赛跑吧？”至于行人，那更是没资本了，用当地的粗话说：“把把靠在你肩上！”抓住他，要车没有，要命有一条，总不至于要我的命吧？扣人？也不至于。何况法不责众。 中国人是疏于讲规矩的，喜欢讲的是道德。满口仁义道德，现实却乱七八糟。所以胡适曾经提倡中国人要多讲规矩，少讲道德。但讲道德是容易的，讲规矩却难，因为规矩是实实在在的，不能像讲道德那样嘴上跑火车。岂止，电动车都跑不了。 对不讲规矩的族类，只能用管。成龙曾说中国人就是要管，遭到很多人抵制，我也很不满。但不满归不满，回头想想，还真无法反驳人家。我多次说过，这世界上最悲惨的是被人歧视了，却无话可说，因为你确实该被歧视！现在叫“无语”，但不是对别人无语，而是对自己无语。 可是管，却是拉一根绳子。这幼儿园老师管小朋友的情形，颇为滑稽。这么一根绳子管用吗？那绳子，一端其实是很潦草地系在杆上的，这边协管员的手也是随意牵着，绳子软绵绵的，中段还下沉，沉到行人的膝盖以下。行人只要稍抬腿，就可以跨过去。但没有人跨过去，虽然蠢蠢欲动，但没有人去突破。不用栅栏，不用铁丝网，更不用柏林墙，就这么一根绳子，还真把中国人给管住了。 由此可见，中国人也并没有坏到什么程度，其实只是坏小孩。可以搞乱世界，但成不了大事。对管制者来说，只消用吓唬孩子的办法，就可以镇住。有传说，中日战争时，曾发生过一个日本浪人就占领中国一个县城的，匪夷所思。有人不信，但从实实在在的眼下所见，一根绳子就把中国人管住了，一个日本人镇住一县城的中国人，也未必就是传说。尽管中国人历来也不驯，甚至很不驯，但耍脾气的居多，赖地板的居多，以头撞地的居多。偶尔出现拼死对抗的，也会看作不合时宜，甚至是傻子，甚至还可能被馒头沾血，中国人只利用其血，自己是万不流血的。所以生存环境再恶劣，也可以顺从；甚至有点小满意，温顺得像小情人，“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一个永远长不大，一个永远不知尊严为何物的民族。 诚然，日本人也不是不驯服的。当年对唐就很驯服；“二战”结束，被美国人占领，日本人也很驯服。只是，日本人之驯服，大多是因为对方强盛，从而心服，期待有朝一日自己也强盛；中国人驯服，大多是因为对方强霸，心不服，瞅机会翻身，轮到我来称霸。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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