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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子 | 到底是谁“赢在起跑线上”?

作者: 苗蛮子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梁文道曾说,一种公共话题的循环再现,有时候也是病理性的。而“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这一论调,大致也可归入“病理性公共话题”。显然在中国,这是一个老掉牙却又反复被人拿出来探讨的话题。日前,针对“广东家长10大家庭教育困惑”调查结果有64.8%的家长表示不知“什么才是孩子发展的良好方式”,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麦志强就不无忧虑地说,“‘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这个论调可以说害了我们一代人。”他尖锐地指出,这种论调让中国的孩子变成了盆景,完全被成人社会的标准所扭曲,家长切忌盲目跟风。 “起跑线”论的长盛不衰,以及超过六成的家长在孩子发展问题上犯晕,足见中国家庭教育价值取向的扭曲程度。当然,无须过于苛责家长们,其中委实有着太多对现实的无奈与纠结。毕竟在现实中,“名园→名校→好工作→好生活”似乎已成为孩子发展的“理想模式”和家长们的“共识”。在这种认知思维主导下,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孩子从出生开始,甚至尚未出生(如胎教),就被强行拖入到了竞争中。 但正如麦志强教授所说的,这种由家长转嫁到孩子身上的竞争,实已陷入了一种“虚无的竞争误区”。因为,一者,无论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还是“赢在起跑线上”,其中所谓的“输赢”,不过是强加于孩子身上的成人社会的标准;二者,所谓起跑线,也是个言人人殊的玩意儿。小学、幼儿园、胎教乃至基因,都可算是“起跑线”。不过,有一点或可肯定的是,随着“起跑线”不断往前推,疯狂“拼起跑线”的结果,恐怕将是“拼爹”乃至“拼种族”了。 真正的教育,显然不是简单地化约为成功学教育,而应当成为实现个体幸福与个性自由发展的教育,也即英国教育家斯宾塞所说的,教育应当为“完满生活”而展开。显然,这里所说的“完满生活”,并不只是“输赢”问题及其所指向的物质层面,还有尊严、道德、自由、人格、美丑、好坏等丰富内涵。特别是,儿童期是孩子身心成长的最重要阶段,早期教育所能成就的最大功德,便是给予孩子一个幸福而又有意义的童年”,而非一开始就将成人世界的残酷竞争过度移植进来。须知,儿童不是尚未长成的大人,而是存在有别于其他年龄阶段的内在价值。显然,将儿童视为“一个未来的存在”,既反教育也反人性,自然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失去了童真的孩子,其未来还有多少心灵的自由和想象的空间。 无论是“赢在起跑线上”,还是“输在起跑线上”,其实都算是一个伪命题。有的看似“赢在起跑线上”,却未必能“笑到终点”,其中典型者莫过于当年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些曾经的神童,已如风流云散般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以致成为笑谈。而有的看似“输在起跑线上”,却最终“大器晚成”,卓然有成,为世所称。这样的例子同样所在多有,如爱因斯坦、爱迪生,无不都是早期教育失败的“典型”,然而谁又能否认他们的成就呢? 说到底,教育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早期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尽管不能说它没有意义,但它绝不是决定人生成败的关口。过于迷信“起跑线”,于家长和孩子而言,谁都不是赢家,反而是这种论调下的受害者——一边是“输不起”的焦虑如影随形,一边是消逝的童年和童心的泯灭;但对于各种形形色色的早教机构而言,却是最大的也可说是唯一的赢家——畸形的家教理念和“望子成龙”的心态,催生了早教市场的繁荣。而“起跑线论”的长盛不衰,无疑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它的勃勃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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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周末:尴尬的减法

    2009年6月18日,山东省日照火车站,震后孤儿准备登上日照-成都的专列,返回四川。 (陈为峰/东方IC/图)         地震后,二万人表态认领,到今天仅十二名孤儿被收养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留下630名孤儿。彼时有数万热心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收养意愿。但4年过去,仅有1%的孤儿被收养。   618名孤儿,正和一起遭受了不幸的同伴,经历他们的独特青春。这个减法算式的答案,也许要等他们成年以后,才会获得。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范承刚 发自:成都   630-12=618。20000-12=?   “630”,是汶川地震罹难者遗孤的数字。这个数字在震后的三年间随着统计的深入和更新,一直在变化。2008年6月9日,四川省公布地震孤儿数量共1019名。但到2009年4月底,这一数字大幅减少到630人。   “12”,是过去四年间,630名孩子中被成功收养的数字。这个数字由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赵汝鹏提供。其中两人被海外收养。   “618”,是现在生活在福利院、养老院以及和亲属生活在一起的地震孤儿的数字。   “20000”是一个约数。是大地震后半个多月里,致电四川省民政厅“地震失散儿童收养咨询热线”,表达收养意愿的个人和家庭的数字。这个数字也一直在变化。地震后两个多月,这个数字变成了“数千”。四年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零。   “?”,就是这两组简单减法的答案所在。也是地震后国人慈善热情经历复杂嬗变的一个写照。当初的热心人士去哪了?618个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家庭”是一个禁止提及的词语   封闭的空城北川仍凝固着四年前坍塌的瞬间,幸存的孩子们却在四年间悄然长大了。   5月11日清晨,北川地震纪念碑前,19名穿着统一白色校服的孩子。这些10到17岁的孩子们一语不发,安静地烧香、鞠躬、哭泣,凉风吹动着他们胸前的白色纸花。一片瓦砾堆被葱葱郁郁的爬山虎覆盖了,几棵杉树也将黄绿色的枝条,伸进了损毁倾斜的危楼里。   这些孩子们都来自北川,北川却不再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如今在成都市双流县“安康家园”——全国规模最大的灾区孤困儿童集中安置基地。这里最多曾聚集了712个灾区孤困儿童,至今仍有575名孩子在此生活。   2008年5月18日,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倡议,日照钢铁集团捐资建设的安康家园在山东日照市诞生。安康家园首任园长、天津师范大学教师齐建新至今记得,火车将七百名孩子送至日照时,有的孩子身上满是疥疮,眼睛则是呆滞的,小的孩子哭着要妈妈,大的孩子整晚做噩梦,有的还患上了严重抑郁症并试图割腕自杀。一次停电,孩子们以为再次地震,尖叫着从楼里跑出来,穿着单衣站在风里瑟瑟发抖。   2009年9月,孩子们和安康家园一道,迁回成都双流县。   2012年5月11日是孩子们四年来第一次重返北川。安康家园园长胡源忠特意把这个日子提前了一天,希望避开人流,好让孩子们能安静祭奠亲人并面对往日记忆。“孩子们大了,得学着接受痛苦的过去,还有漫长的未来。”   安康家园里,接近一半孩子是震后孤儿童,另一半孩子则是震前孤儿或单亲特困儿童。为了区别于孤儿院,安康家园聘请了百余位专职的生活老师——“安康妈妈”,每一名“妈妈”专门负责2至10名孩子的生活起居。   安康家园实行封闭式教育,安康妈妈和孩子必须24小时呆在一起。早晨6点半起床、出操,白天上课,晚上9点熄灯,一切行动都以集体为单位。这个生活节奏将一直持续到读完高中。   对于安康妈妈来说,“家庭”是一个禁止提及的词语——她们害怕自己的家庭生活影响孩子的心理,也从不将自己的孩子带到学校。    “让我挑几个孩子走”   疗伤,让生理上的以及心理上的伤口慢慢愈合,是安康家园工作的主题之一。   做了17年代课老师的付小凤辞掉工作,来到安康家园照顾孩子。她发觉这些孩子敏感、多疑,处处竖起全身的刺来保护自己。刚开园时,会有很多人前来寻找自己失散的孩子,也陆续有数十个孩子被接走。剩余的孩子平日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望着大门口,期盼有熟悉的身影出现。   付小凤觉得只有那时,孩子的眼睛才“闪着光”。几个月后,那些光慢慢隐退了。这群孩子最终都知道父母不会再回来。他们开始逐渐熟悉并试图接纳新的家。   当时,一方面社会舆论都期待着这些孤儿融进大江南北那些充满爱心的家庭,另一方面,地震刚发生的那几个月里,很多社会爱心人士都想要领养孩子。2012年5月15日,绵阳市民政局救灾救济福利科科长杨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地震后,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好心人打进电话,表示愿意收养地震孤儿。报名的人太多,无法登记,只能将话筒拿起来放在桌上,不再接听。虽然报名的人很多,但很多人听说只有病残儿童可以领养,很快就挂了电话。   胡源忠跟南方周末记者提及过一个细节:一个浑身名牌、暴发户模样的中年女子甚至闯进了胡源忠的办公室,举着自己的存折、护照及金灿灿的名表在他眼前晃,“让我挑几个孩子带走”。   “监护人和孩子都不愿意,他们更信任国家;很多领养者的‘挑选’,也会让剩余的孩子感觉再一次被遗弃。”胡源忠和同事们考虑很久,全部拒绝了。   位于距绵阳城区70公里的梓潼县儿童福利院,在地震后最初的几年里,也上演过孤儿“被挑选”的戏码。这个福利院接收到灾区暂时孤儿41名,其中安县晓坝镇小学24名学生,后陆续被父母逐一认领;北川暂时孤儿17名,其中2名被自己的亲人接回,另有5名送去山东日照学习。2009年后确认孤儿身份的10名,年龄从4个月到16岁不等,基本上都带有自带疾病或先天性残疾,比如癫痫病、肌肉萎缩症、先天性心脏病等。   其中,只有三个孩子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其他的孩子或是太小,或是不能说话,也就丢失自己的本名。福利院只能根据孩子送来的地方给他们取名,从北川送来的就姓白,从安县送过来的就姓安。   地震孤儿在此受到了悉心照顾。睡床上,为防止孩子半夜掉下来,床边钉了四根木条,担心孩子的皮肤被碰伤,又将木条改成了柔软的纱布条。   院长张萍说,这些孩子身体不好,院里专门请营养专家设计了菜谱。地震后,政府对儿童福利院加大了投入,还拨出资金加固了房子。社会各界对孩子们也非常关心,不断有志愿者带着玩具来探望。   起初,张萍曾对收养者还有期待。但她最烦恼的是,陆续有人前来打听,想要收养一个孤儿,但看见剩下的孩子都带有残疾或先天性疾病,都失望地摇摇头,说句抱歉就走了。   后来,福利院不胜其扰,决定凡是想要领养的人都不能再见这些孩子,“避免给孩子二次受害”。   如今,院里10名孤儿只有2人被收养。6岁的马小琴,经过手术后,先天性心脏病大为好转,在2012年5月初被美国的一户家庭收养。保育员罗辉莉说:“那个美国家庭人很好,很富裕,也不介意马小琴有病。”   4岁半的安涛,也在2012年5月被荷兰的一户人家收养。   谈到其余的无人收养的孤儿,胡源忠坦言,他已经不抱期待,他们更愿意将安康家园建成一个大家庭,“要让他们成为国家的孩子”。    上法庭抢孤儿   潜在的收养者从最初的两万多变为数千,再到实际成功的10个(减去国外的两例),背后的原因并不只是收养者爱心的退潮以及收养时因粗鲁遭到拒绝。   亲情、利益始终纠缠在孤儿的收养和认领过程,难以分辨。   2008年6月,民政部与四川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汶川大地震四川省“三孤”人员救助安置的意见》,成为针对性的收养准则,亲属优先被重点提及,孤儿首先满足有监护能力亲属监护抚养的意愿;亲属有监护意愿,但生活困难、抚养能力不足的,应当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确保孤儿尽可能在熟悉的家庭环境成长。   收养法还规定,收养还必须征求10周岁以上被收养人的意愿。事实上,大多数年满10周岁的孤儿也不愿意接受一对全新的父母。绵阳市一个11岁男孩目前在对口支援省山东复课,他拒绝了数个家庭的好意。绵竹一名10岁女孩则坚决不愿离开唯一在世的奶奶,尽管连老人也希望孙女“找个好归宿”。   一位重灾区民政官员曾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当地地震孤儿的助养金平均一年为八九千元,在农村,这顶得上全家四口人一年的土地收入。这是绝大多数孤儿亲属不愿送养的重要原因,甚至为争夺孤儿收养权,2008年8月28日,成都一个孤儿的亲属还闹上了法庭。   2009年7日,四川省民政厅厅长黄明全在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新闻发布会上说,之所以这些孤儿被收养得少,一是多数孤儿有自己的亲人,孩子不愿离开亲人,亲人也希望能监护孩子。二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孤儿的关心和关爱,也可以让孤儿在自己的故乡生活得很好。   2008年9月,北川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股长李成龙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北川有两百多名孤儿,99%的亲属不愿放弃抚养权,工作人员到基层登记情况时,发现一些孤儿家里只剩年逾七旬的爷爷奶奶,生活困难,他们试图建议送养,无不被一口回绝。   张和源,10岁,四川省北川县陈家坝乡人,癫痫症患者。父母还健在时,勉强能挣点钱维持他的治疗。地震后,小和源成了孤儿,病情也开始加重,每年治病都要花费数万。   张和源和15岁的姐姐张潇由年过60的爷爷奶奶领回了家,靠着种地养活四口人。   也曾有人想要收养张和源,但他的癫痫症让好心人都望而却步。爷爷张明谊不愿意将孙子交给外人,“自家孩子,再苦再累也要养活他。”    “希望国家照顾好孩子”   生活在安康家园以及儿童福利院里的孩子,注定要在这个集体家庭成长并度过自己的青春期了。   占地六千多平方米的安康家园,最终成了数百名孩子的精神家园及避风港湾。直至高中毕业,他们都将居住在此。孩子们将其称为家而非宿舍,将放学称为回家。每一间屋子的大门上,都用彩色纸条写着孩子们给自己家的命名:欢乐谷、聚乐园、仕雅居、囡梦蜀小筑……   做了18年特警的胡源忠,将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植入了学校:孩子们被要求统一作息、统一着装,每月能领60元零花钱,收到的礼物必须先行上交。为了保障安全,无论是小学生还是高中生,均不能单独外出,必须在安康妈妈的陪同下才能离开,时间也限定在两小时以内。   付小凤很高兴孩子们学会了对自己发脾气,一些年幼的孩子学会叫妈妈,年长的孩子则开玩笑地称她“胖妈”。闲暇时,孩子们靠在她肩旁扯白头发,或是猛地将她的头发弄乱,躲在一旁哈哈大笑。   每年过年,胡源忠的办公桌上,总会摆满孩子从老家捧回来的花椒、核桃。   2010年6月,经过5天评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专家得出结论:在“安康家园”生活的孩子心理障碍总检出率明显低于一年前的水平。如今,偶尔也有探望的爱心人士提出收养的请求,胡源忠总是摆摆手笑着说:“孩子有很多妈妈,在这里过得很好。”   付小凤心里仍有担忧——地震所留下来的“怕”,虽然不再是显著的存在,却作为一种生存症候在孩子的身体和内心中潜伏下来。   付小凤自己的孩子犯错了,总会在旁边撒娇,而安康家园的孩子不会如此,他们总是站在原地,盯着地板,满心胆怯地等待惩罚;他们也学会了察言观色,捕捉大人的每一个反应并努力吸引大人们的注意。   关于地震,几乎是安康家园里的禁忌话题。孩子心照不宣地对4年前的那一天闭口不提,妈妈们也从不主动询问孩子在地震时的经历。只是偶尔,地震的一些记忆会在平静的生活中突然涌现,刺痛孩子们未脱稚气的心。   付小凤也很少看到孩子哭。仅有的一次,是在2011年9月。有个孩子告诉她:“阿姨,张岚说她的爸爸妈妈找到了。”   付小凤很惊讶,去问孩子。原来孩子的家乡退耕还林,推土机将她父母的遗骸翻了出来。9岁的张岚哭花了脸:“阿姨,我找的是他们的骨头,我们把爸爸妈妈的骨头捡起来,还给他们办了葬礼,我和姐姐头上还包了白帕子。”   孩子边说边哭。付小凤不知怎么安慰她,只在一旁红了眼眶。   2011年12月,安康妈妈苑爱英负责照顾的一个孩子——17岁的男孩张琳突然从安康家园离开,杳无音讯。直到2012年3月8日,她才收到了孩子的节日祝福。张琳告诉她,自己在成都新成立的富士康打工去了,每个月能赚三千块钱。   他告诉苑妈妈:“我长大了,在安康家园呆不惯。”   让安康妈妈陈安新最担忧的,是一个叫王军的孩子。他在地震中没了母亲,贫困的父亲将他送入了安康家园。一年前,父亲再娶。儿子感到愤怒与失落——他忘不了母亲,也害怕被抛弃。   这个14岁的孩子最终选择了不告而别,在街头流浪了一个星期。   胡源忠正计划请老师来,教孩子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继承法。这源于2008年的一场风波,当时一个孩子的父亲在地震中遇难,母亲也在两个月后的车祸中去世。绵阳宾馆里,住满了父母双方的亲戚——双方为争夺孩子的监护权以及其父母留下的遗产,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动起手来。   这正是安康家园的老师最操心的问题:有一天这些孩子总会离开家园,他们又是否重回陷入贫困或是无人知晓的境地?   每年春节,付小凤都会打电话通知家属,将孩子领回家过年。今年,9岁的郭斌的家里迟迟无人接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传来了孩子奶奶的声音。孩子奶奶告诉付小凤,自己在床上已躺了两个多月,现在已无法进食了。   话筒那边传来老人虚弱的声音:“付老师,如果我不在了,希望国家照顾好孩子……”   (文中未成年人均是化名)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5/2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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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中国军人叠被子世界第一,大被子向鬼子们头上砸去

中国军人叠被子世界第一 中国军人洗袜子世界第一 中国军人开TANK世界第一 中国军人服从命令世界第一 中国军人打菲猴、印尼、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美国棒子等….哎呦….咱还是比叠被子大赛吧! 每天早上,我大天朝战士们训练完,美美的把自己的被子搬到操场上举行叠被子大赛! 看看美军这内务,啧啧!一只没有灵魂的军队! 瞧瞧 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叠被子问题的正确决定! 话说那帮晒被子的什么心态?叠好被子 强我中华! 叠一手好被子 三年赶英 五年超美! 菲律宾再若来犯 拿被子叠死你们! 看我们军容多么雄壮! 时刻准备着 为叠好被子而奋斗! 5000年的风和雨啊 我们叠出了多少方块被 美帝国主义的被子证明他们只是纸老虎! 一群连被子都不会叠的人 有先进武器又能怎样 叠被子 要从娃娃抓起! 瞧这内务 高下立判! 哈哈哈 被子叠成这样 美帝必亡!!! 看看吧 这样的内务 呵呵 帝国主义果然是纸老虎! 每人一床方被子 试问天下谁能敌!!! 首长夸我叠的好! 战士的心里乐开了花啊 乐开了花! 空中表演?!? 耐腐 看我威武人民解放军给尔等叠个被子! 叠被子这项光荣传统绝对不能丢!要把叠被子写入限法!每年设立叠被子日!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 在我军的被子面前颤抖吧! 在我军强大的被子能力下 马伦臣服了!他说:中国军队叠的是伟大的被子,美军永远不愿再被子前遇到中国军队。 奥巴马语重心长的说:你们要努力练习叠被子 否则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 首长,上级送新被子来了! 太好了!有了这批被子,保证完成任务!!! 一个连被子都叠不好的军队 是没有灵魂的军队! 被子不是你想叠!想叠就能叠 ,全民叠被子运动 出去买包烟都能碰到九张叠好的被子 哎, 我大PLA就是悲哀啊,叠被子因为叠晚了,都让敌人干到家门口歼灭了! 解放军炮连演练因叠炮衣延误战机被判全军覆没 凉山脚下鏖战急,一场由成都军区某高炮团组织的反空袭演练打响。 经过两小时机动,该团各营连准时抵达作战地域,迅速抢占阵地。 四连阵地上,官兵拆除炮衣后,叠、压、理……片刻功夫,炮衣便方方正正堆放在支架上。谁料豆腐块炮衣刚叠好,上级就传来空情通报:首批“敌机”来袭。 “咋这么快就来了?”指挥员急忙下达“就定位”口令,炮手们慌忙奔向炮位,开栓,压弹。就在射击准备即将完成之际,“敌机”已经飞临头顶,四连被判全军覆没。 痛定思痛,该连党支部成员坐下来对演练进行复盘。结果发现,在叠炮衣这个环节上,他们浪费了近两分钟时间。结果,正是这两分钟拖了四连后腿,错失战机。 本来,训练大纲并未规定炮衣叠法,但四连官兵认为把炮衣叠成豆腐块,炮位显得整洁,火炮也方便撤收,便在平时将之作为训练要求,演练中也习惯性地叠起豆腐块。 “打仗,炮衣何须叠成豆腐块?”演练总结会上,该团政委刘伟的一番话引起官兵反思:叠被子的标准是整洁,叠炮衣的标准是快捷。下来之后,他们对各种炮衣叠放方法进行试验对比。最终,确定了一种耗时最短的简易叠法,并在全团推广应用,火炮放列与撤收效率比以往显著提高。(解放军报 作者:冯巳洋 周至富 龙绍华) http://news.qq.com/a/20120118/001834.htm 来源: http://blog.renren.com/blog/254581842/842662894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4025/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我大中国军人叠被子世界第一,大被子向鬼子们头上砸去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4/29, 18: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叠被子走队列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何辨认日本鬼子 视频:日本娱乐无极限,职业棒球邀贞子助阵 木子美:男不男,女不女 老梁说事:甄子丹完爆李连杰成龙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贞子为职棒开球-「贞子3D」宣传不於余力 (@hexieshe) 百鬼萌行-日本鬼子的萌化战争 (@hexieshe) 堆叠书柜/架 (@uuhy) 堆叠嵌套的桌子(架子) (@uuhy) 叠层式分类垃圾筒 (@uuhy)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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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 香港媒体人质疑中国女首富陈丽华入选《时代》百人榜

媒体人、原《星岛日报》驻京记者“怀昭”今天(4月19日)在网上质疑《时代周刊》的选择标准,并揭发陈丽华结交公权,凌迫媒体的不堪过往。 《时代》周刊当日刊登的陈丽华简介中,形容她是一个“慈善家”,“她的公司富华国际为她带来了财富,但是真正让她成功的却是她对人的真正理解、她对教育和艺术的坚定奉献以及她对慈善事业的诚诚恳恳。” 据说,这段简介出自陈丽华的好友香港演员成龙之手,成龙还将陈丽华称作“企业家、外交家、艺术保护者”。 对《时代周刊》如此盛赞,却有质疑者却认为时代周刊上述表述过于阿谀。网友“竹本02”说, 当今天朝其发家牵扯到官府的,鲜有干净之人。这种人如果具有全球影响力,也只会说负面的,恶的。时代周刊如果真评选此人,实在是堕落。 “怀昭”说,《时代》周刊这么不严肃,把搞紫檀地产吸金的陈丽华送上全球影响力榜,完全不问问她在中国大众中的名声!不就此事交代、纠错的话,简直就是流氓世界了。“希望《时代周刊》提供陈丽华入选的理据,事涉时代周刊的公信力,我有理由怀疑事涉腐败或黑箱操作。” 据怀昭回忆,她開始留意到陈丽华是在2005年,当时,本港《星岛日报》、《明报》转载了内地《第一财经时报》一篇报道,内容指陈丽华名下的富华国际集团承担的北京金宝街拆迁项目引发纠纷。 很快,《明報》、《星島》两报相继受到陈丽华的施压,称报道未经求证、不实,要求报馆发声明道歉,否则追究法律责任。于是,时为《星岛日报》驻京记者的“怀昭”得到报馆通知去交涉这件事。“怀昭”前往金宝街拆迁項目现场探访后,发现《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属实,向报馆汇报表示:不必理会陈丽华的施压。 但此后,《星岛》仍受到施压,报社要求其直接与陈丽华接触洽谈,而根据怀昭的回忆,另一家香港报纸《明报》也傳出消息,指陈丽华已通过明星成龙向明报施压。 另据《第一财经日报》内部人士所述,当时第一财经日报刚刚创刊,连续受到中宣部阅评组几次点名,几近停刊整顿,而金宝街报道则震动最大。 当时金宝街报道从事实层面和报道技术上并无问题,但金宝街项目的老板陈丽华结交权贵背景雄厚,将第一财经日报北京负责人找去交涉并痛责,声称已找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投诉,并称如有需要,还可以找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报社方面不堪压力,声称将同意道歉更正,但陈丽华当时坚持要求《第一财经日报》刊发八个大版的道歉启事,如此侮辱,显然报社很难接受,此后在中间人的斡旋下,该报除道歉外,还在原报道所在版面,以大篇幅做《金宝街项目并未违法》的更正报道。 而根据“怀昭”回忆,她受命和陈丽华团队的见面沟通也曾受到刁难和羞辱。谈判期间,陈丽华方面起初一直坚持《星岛》要登报道歉,并向怀昭出示了《第一财经时报》老总的道歉声明原件,怀昭回忆说,“内容忘了,只留下了阅后相当屈辱的感觉。” 虽然怀昭抗命拒绝给陈丽华一个正面采访,但星岛日报方面已经逼於压力,另外派人从香港飞到北京,对陈丽华做了一次正面的专访。报社内部人士的理由是,虽然她发迹于前朝,但现在又接上了地气,(现在)“她还是有影响力啊!” 根据《华盛顿邮报》前驻京记者潘公凯的《走出毛的影子》一书,陈丽华起家于李瑞环在位期间,陈丽华依靠李瑞环、及续任的贾庆林等的帮助下,取得了北京大量土地的使用权,获得巨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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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瓜瓜曾入中国高官训练营

英国媒体报道称,牛津一校刊曾用“爱花钱到病态”、“和书本关系紧张”形容薄瓜瓜,并称其入学第二年即因成绩差被退学。现在,因为父亲职位的变动,这位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年轻人变得沉默起来。 中国学生上哈罗公学能否拿到奖学金,这是“两会”期间人们议论的话题。现在,很多人谈的另一个议题是,从世界顶尖名校英国牛津大学转到美国的哈佛大学,需要什么样的资质和条件。 3月中旬,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更换,“红二代”、媒体人洪晃感叹:“我不由想起薄瓜瓜。他爸爸会给他打预防针吗?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他身边的美国人会劝他留在美国吗?他会留下吗?那些势利眼的美国大学还会继续给他全额奖学金吗?” 薄瓜瓜,这位曾经的媒体宠儿,开始消失在大众视线,人们仅见3月31日英国《泰晤士报》刊出的其回复采访的部分邮件内容:“自己希望能专注学业……无论最近事态如何,我只希望中国能顺利平稳过渡。”而其就读的哈佛肯尼迪学院,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从牛津到哈佛 2006年,薄瓜瓜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就读PPE(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综合)专业,成为该专业第一位大陆留学生,学费大约在每年26000英镑。而其目前所在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费高达一年7万美元。 之前,这位在北京景山中学读到初一就辍学的孩子,随母亲先是进入离英国伦敦市中心只有25英里的知名预科学校帕威克就读,一年后就被著名私立男校哈罗公学录取,成为该校第一位大陆留学生。 薄瓜瓜对那段经历的回忆是,“在希望不大的情况下,妈妈带着我,开始在英国帮我补习英文。那时比较苦,吃、住、行样样成问题,没有任何人帮忙,几天就要换个地方住。记得有一次,妈妈领我去一个新住处,又小又暗,条件特别差,我一进屋就说:‘这不是贫民窟嘛!’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后来我对自己的态度特别后悔。” 英国媒体后来的报道称,牛津一校刊曾用“爱花钱到病态”、“和书本关系紧张”形容薄瓜瓜,并称其入学第二年即因成绩差被退学。另有消息称,薄瓜瓜在牛津大学最终没能拿到学位,只能拿着“就学证明”入读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 肯尼迪政府学院前身是建立于1936年的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研究生院,其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类职业硕士项目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美第一。学院坐落在美国剑桥城的肯尼迪大街,与哈佛商学院隔查理士河相望。 与薄瓜瓜之前就读的几所英国名校不同,肯尼迪政府学院不仅拥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还与中国政府有多个合作项目。最著名的当属2001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SG)、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举办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该学院以培训政界人才而闻名国内。 中国高官训练营 1998年,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签署协议,共同启动“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项目由中组部、国家外国专家局以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联合立项。每年,哈佛肯尼迪学院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此接受加培训。其中4-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成员则参加2-3周的短期培训,全程英文。 2001年,一项更大规模的官员海外培训项目——“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手操办起来。2002年1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项目正式签约。这也是肯尼迪学院第一次为一个国家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培训班。 最初的计划是,从2002年起的5年内,三方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中组部负责从全国各地以及中央各有关部委里进行选拔,原则上是每个省一个名额。有资格接受这项培训的官员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应当具备副厅以上的级别,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部级可适当放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水平等硬性指标。 其实,早在1996年,先后已有60名中国政府官员和48名解放军军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根据公开资料,本刊记者粗略计算,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过的中国高级官员已经超过1000人。 该项目的最新一期是2011年5月4日至6月26日举办的第9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有学员48人,分别来自2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18个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其中省部级干部7名,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陈向群任团长。 之前的培训中,较受关注的学员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邓小刚(参训时任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安徽省副省长唐承沛(参训时任安徽省科技厅厅长)、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参训时任宿迁市市委书记)、江苏省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参训时任苏州市市长)等。 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能够到哈佛受训意味着更多的擢升机会,而参与项目的级别与擢升的级别息息相关。 在“新世界”项目中,最知名的学员当属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参训时任南京市委书记)。他结束培训回到南京的几周后就遇到一次严重的食物中毒危机事件,他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并阻止了危机的扩大。 “在处理这次紧急事件的过程中,哈佛所受的培训对我帮助很大,” 2009年10月李源潮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两百多人获救,36个小时内投毒的嫌疑犯就被捕,我们地方政府的做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想说谢谢哈佛!” 当然,进入哈佛受训的成本也极其高昂——2005年6月24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KSG)中国论坛在京举行,会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SG)时任院长David Ellwood表示:“哈佛大学学费非常昂贵,很多想来哈佛大学学习的学生因为学费昂贵不能来……” 2005年,本刊采访获知的消息是,当时,每个官员在哈佛、清华受训一个多月,基本上花费在20万元左右,这引来大批媒体质疑:“哈佛培训遭遇中国特色”、“中国官员每人20万元去哈佛培训3周值吗?”“谨防官员海外培训‘大跃进’”、“出国培训不能变成公费旅游”…… 这些,对于薄瓜瓜或许不是问题。媒体披露的情况是,2008年,在他当选为牛津欧洲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后,他在牛津大学举办了一个名为“丝路”的中国主题文化活动,特地“空运”了少林僧人到英国表演中国功夫,而功夫巨星成龙则作为薄瓜瓜献给同学们的“惊喜”出场,与他同台献唱。 现在,因为父亲职位的变动,这位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年轻人变得沉默起来。本刊曾尝试联系熟悉他的两位同学,截至发稿时,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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