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 反思辛亥：迷信“权力”的革命不会彻底
原载《东方早报》2011年6月10日 “回顾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建国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因为只注重权力，所以无法建立一个新的民国，可以说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 国民党和进步党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过于迷信权力，只关心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他们忽视了一点，若这个权力不受制度约束的话，当权的好人也有可能作恶，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应该用权力来限制权力，但当时的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许纪霖说。 6月8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举行了《一场由新政引发的革命：辛亥革命百年回眸》的演讲。他围绕“一百年前怎么会发生革命”和“为什么革命以后无法建立一个共和体制”这两个问题，对从清末新政到民初共和这段政治史进行了重返与反思。 许纪霖 在一百年前春天的时候，整个中国看上去几乎完全没有革命的迹象，谁也没想到在秋天会发生一场革命，而且这场革命竟然结束了两千年的专制统治。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它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是中华民国，一个两千年帝制的国家竟然在亚洲第一个建立了共和国，虽然这个共和国名义上是民国，但实际上最后建立的民国有名 无实。不仅人民没有当家做主，而且民国初年发生大乱，最初成为一段议会民主制的实验，实验失败后，袁世凯恢复帝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什么革命以后无法 建立一个共和体制？ 1 2 3 4 晚清新政的不彻底造就了三股新的政治力量，第一股是以孙中山（图一）等为代表的潜伏于体制外面的革命势力；第二 股力量是在体制边缘的地方士大夫精英，比如张謇（图二）和汤化龙（图三）等人；第三股力量是体制内部袁世凯（图四）所代表的北洋势力。 1 新政诱发革命 革命之前有一场晚清新政，用今天的话说，叫改革，就是统治者自身进行的制度改革。革命的遗嘱总是由刽子手来执行，戊戌变法虽然被慈禧太后一个巴 掌打下去了，但是到了1900年以后，八国联军打进来，最后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知道不改不行了。开始是清廷的自我变革，1901年开始晚 清新政，到1904年以后开始加速，因为1904年发生了一场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竟然是日本人打败了老牌的俄国帝国——黄皮猴子打败了老牌的北极熊。当时 舆论总结说，这是立宪国打败了专制国。日本已经开始民主维新，君主立宪，俄国还是个专制国家。于是大家说，主要因为日本的制度好，立宪是先进的，专制是落 后的。1904年后，整个中国开始有了强烈呼声，要求立宪，所以晚清新政在1904年后开始加速，特别是到了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 2005年科举废除一百年的时候，我在《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没有05，何来11》，也就是说，如果没有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很有可 能没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最早发动武昌起义的是新军中的青年军官。这些青年军官本来都是要考科举的，但科举制度废除后，精英们开始分化流向社会。 这些精英各奔前程，经商的经商，搞教育的搞教育，还有一批人开始从军。晚清舆论认为军人很光荣，而且要振奋武力，军事救国。大批有为的年轻人开 始从军。当时到军事学堂读书，是很时尚的事情。周作人晚年写回忆录时也很得意地写上一笔，说早年也曾当过海军。从军中的一批人，后来又到日本读士官学校等 各式各样的学校，然后带回来满脑子的革命思想和现代化思想。他们到了新军之后都做了青年军官，当然不满意当时腐败的体制。“没有05何来11”，有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跟科举制废除有关。事实上在革命发生前的十年时间里，中国在变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变。各种教育制度改革、企业制度改革，商会成立，法律 改革，各种改革都已经开始，而不是一团漆黑，一片沉闷，革命也不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改革以后这个制度似乎在慢慢变好，但竟然发生了革命。这场革命是一场由 新政诱发的革命。 2 新政造就了三股政治力量 新政是一场改革，但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如果迅速彻底，它将是革命的替代物，万一改得不好，改得不彻底，那就是革命的诱导剂。晚清新政由于它 的不彻底，恰恰成为了一个革命的诱导剂。新政造就了几股新力量的产生，改革是一场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一些阶级起 来了，一些阶级下去了，一些阶级崛起了，一些阶级消解了。新政主要造就了三股新的政治力量。 第一股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潜伏于体制外面的革命势力。这批人用传统的话说，不叫革命者，叫游士和游民。通常到了王朝末年的时候，在体制内 就会有一批人被抛出来，成为体制所不能容纳的游民。会党就是一批游民，但游民自身不能成事，要有读书人来引导，读书人就是游士，也是游荡在体制外的。恰恰 是这两股力量合起来，就是会党（游民）和革命派（游士）。革命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是读书人。这批游士不是传统的游士，而是满脑子革命思想的游士，这股 力量虽然平常看不见，但潜伏在民间。 第二股力量是在体制边缘的地方士大夫精英。这批人就是太平天国以后出现的一股力量。明末士大夫很活跃，比如东林党、复社，成群结队建立各种结 社，然后向朝廷提意见。这就是清议。复社当时在苏州虎丘塔下集会，竟然有一万多人。清朝以后就开始压抑士大夫力量，觉得这是一股很可怕的颠覆力量。整个清 朝士大夫大都是犬儒，考科举的考科举，要么就是做考据。但是到了太平天国以后，地方的精英开始崛起，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名，这批士大夫精英可以拥有湘军、淮 军等地方军队，自己有税收厘卡。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这股力量已经尾大不掉，各省的这批士大夫精英说话非常有分量。晚清以后各种各样的改革，都是由地方自下 而上开始的，而不是从中央开始，这和俄国革命、法国革命都不一样。地方的士大夫精英就是当时从洋务开始改革的核心，在改革当中，特别是到了晚清新政，虽然 也是由朝廷颁布的新政，但整个动力都在地方。 美国学者周锡瑞对辛亥革命的经典性研究表明，晚清新政只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变革。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拿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各种新政都是由精英 来办的，包括办教育、办实业，其中有各种新的资源、新的好处可以分享，精英在整个新政当中都是既得利益者。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 会来承担，广大民众就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民怨沸腾，民众当时对新政有一股强烈的反弹力量，这股力量也就成为后来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社 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按照中国历史的政治传统，士大夫是惟一具有政治特权的阶级。老百姓莫谈国是，士大夫可以参政议政。士大夫是否和朝廷同心同德，这很重要。这场晚 清新政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太强大了，在人心当中唤起的是一股前所未有的人性之恶——私欲、欲望的力量。希望占有更多物质，从而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所以在新 政当中获得好处的精英们，并没有因为已经在经济上捞足了好处而满足。他们在立宪这样一个新观念的号召下，特别是看到立宪国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他 们开始希望从一个经济上强大的阶级上升为一个政治上强大的阶级，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要和清帝分享权力。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士大夫们开始政治化。而这个时候 清廷由于搞新政需要地方精英参与政治。清廷从1906年开始被迫筹备立宪，准备用九年的时间筹备立宪，在立宪前首先要开始地方自治。1909年通过选举产 生了各省咨议局，过去非常分散的士大夫开始有组织了，地方士绅们的政治参与得以组织化，在体制边缘形成了一股正式的、合法的政治力量。这些地方精英的政治 胃口开始大增，不满清廷九年后立宪的远期承诺，发起三次请愿运动，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尽早立宪。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指出：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人们耐心地忍受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被革命摧毁的政府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一旦开始变革，苦 难就开始变得不可忍受。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个定律也完全可以用来说明晚清。 第三股力量是体制内部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在晚清，北洋代表着改革派，是正面人物。特别是袁世凯，如日中天，是国家重臣，几乎所有晚清的新 政都是他推出的，他当时代表着一个改革的形象。北洋是新政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在新政当中也是捞足了好处，通过编练新军，整个北洋成为当时最大的实力派，也 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清朝的最后十年，他们在权力中心日益坐大，掌控了国家军事、经济命脉，尾大不掉，成为清廷担惊受怕的异族势力。当慈禧去世，小 皇帝溥仪即位，清廷第一件事就是将袁世凯打入冷宫，“回籍养疴”。袁世凯虽身处乡野，却时刻窥探着局势变幻，准备有机会东山再起。虽然袁世凯被削下去了， 但北洋这股势力还在，还是他的人，都是他小站练兵带出来的，这股力量具有极大的颠覆性。 晚清清廷迫于形势搞新政，但是改革也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释放出了三个魔鬼，这三股力量释放出来后，就再也收不回去了。用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者 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这叫做“参与爆炸”。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于社会流动的加强，就会形成参与感的加强，最后会形成“参与爆炸”，就是很大的政 治参与的压力。这个时候，它会考验统治者的智慧。倘若统治者明智且有魄力，当顺应时势，通过立宪，将新政所释放的动力，引入宪政的池子，让他们到国会里面 去相互竞争，从而以制度转型的方式保持秩序的稳定。然而，气数已尽的清朝最后一代统治者，敢于搞新政，却没有勇气开放政权，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压力，最后 来了个倒行逆施，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这一下激怒了所有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不说民间的反满势力，即便是温和的士绅阶级和权力中心的北洋势 力，也从此心怀异心，谋求突变。 对新政最不满的人是各省的士大夫精英，他们本来希望朝廷能顺应潮流开放政权，提前立宪，搞国会选举，结果却来了个皇族内阁。地方士大夫精英的领 袖是南通人张謇。他在南通办纱厂搞实业，是江南士大夫的精神领袖。张謇和汤化龙等人领导了三次请愿运动。他虽然过去和袁世凯关系一般，但竟然放下架子，在 去北京的途中到河南拜访了袁世凯。等到武昌起义一发生，清廷马上召集袁世凯，要他率领北洋军去讨伐。袁世凯推三阻四，张謇一开始还是希望能镇压革命，后来 发现这股势力开始弥漫开来，决定转向革命，张謇所代表的这股核心力量开始背弃朝廷。这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一个转折。清廷这才如梦初醒，马上宣布立即召开国 会，实行虚君共和。 清廷公布了“十九条信约”，宣布立即实行责任内阁、颁布宪法。原来立宪派提出的条件只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十九条信约”索性更进一步，是 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虚君共和虽然保留了清帝为君主，但他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性权威，而且其权威性不再来自天命，而是宪法，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了议会以及由议 会所选举的责任内阁。但是，这个方案竟然没有被接受，这个方案假若被接受，很可能就没有民国初年的乱局。三股力量中没有一股力量愿意接受这个方案。为什么 会放弃这个方案呢？这和中国传统的观念有关，中国的士大夫们受到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影响，他们太崇拜权力了，以为权力就是权威，权力与权威在中国古代是合 二为一的，皇帝既有权力又有权威，但是这两者并非同一。权力是统治者的控制能力，权威是被统治者所认同的自愿服从的统治。二者在中国古代皇帝身上合二为 一，因为皇帝是天子，中国古代最大的权威是秉承天命。当然，在中国古代政治里，权威也不是只有皇帝才有。按照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权威学者张灏教授的说 法，中国古代政治有双重权威，一重在皇帝那里，另外一重在士大夫精英那里。皇帝掌握了政统，士大夫掌握了道统和学统。张謇这批人考虑的是天下不能乱，寄希 望的不是制度性权威的和平演进，而依然是一个可以安定全国的权力中枢。过去他们将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见旧主大势已去，便转向了实力派人物袁世凯，于是 在共和的名义下导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戏。 “十九条信约”如果能够实践的话，它是一套制度，人不重要，清廷只是个虚君而已。但立宪派这些人太短视 了，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们还是迷信人的力量，错过了从人治转向法治的历史时机。 3 恢复权力的秩序，还是权威的秩序？ 民国初年面临的最大历史使命是建国，要建立一个中华民国。建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秩序的危机。新的秩序首先要恢复权力的秩序和权威的秩序，这两个秩序都有待于尽快地恢复。 重建权力中心和国家权威，这是两条不同的建国道路：第一条路是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力，通过强有力的力量来控制地方、民间、社会、舆论，当然 秩序就会恢复。第二条道路是重建权威，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以制度作为权威，大家服从这个制度也可以形成一种稳定的秩序。通过权力来重建秩序是最快最见效 的，但是它会留下众多后遗症，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稳定，但后面很多制度问题都没解决。但是通过制度来重建权威，又会比较漫长。 这两条道路不妨理解为法国革命的道路和美国革命的道路。法国革命以后，依然围绕着权力来建立秩序。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首先是立宪，围绕制度来 建立秩序。民国初年，从辛亥革命发生的形式来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这很像美国革命。但是民国成立后，却偏离了立宪建国的道路，而是开始学法国，三股力 量：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各派转而争夺国家最高权力。他们围绕的核心问题，都是要争夺最高的国家权力。民国初年各种论争，都与此有关。第一个大的争论 是，民权至上还是国权至上？民权的背后实为地方权力，国权的背后则是中央权力，民权和国权之争，反映的是以地方权力为中心还是以中央权力为中心来建立新的 共和体制。当时同盟会已经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代表着地方的民主派和实力派，它不愿意看到以袁世凯为中心的中央权力太强大，所以强调民权至上。而清末的立 宪派改组为进步党，他们希望重建中央的权威，觉得民国初年各省势力太大了，国不成国，要迅速建立中央权威。他们要拥护国权，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另一个争论是，究竟采用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国民党是国会内部第一大党，宋教仁（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坚持搞责任内阁。而进步党作为少数党，则希 望借袁世凯的势力平衡国民党，希望搞总统制。民国初年的党争非常厉害，国会里边就是国民党和进步党在那里斗，争夺的核心就是要拼命扩张自己的权力。袁世凯 则以“临时大总统”超然于党争之上，反而渔翁得利，上下其手。按照原来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任免地方官员要总理副署，没有总理副署，总统任免是不生效的。 袁世凯在双方斗得正厉害时，不经总理副署，开始罢免省长，任用自己的人。如此明显的违宪之举，不仅借袁世凯自重的进步党人没有反应，连国民党议员也没有反 应，居然让袁世凯得逞了，因为他们都没把临时约法当回事。所以，袁世凯就一步步通过破坏制度来实现总统独大。 民初政治的重要转折点是宋教仁被刺杀。宋案之后，各种证据都指向袁党，假如通过合法的体制内抗争和法律解决，国民党未尝不可赢得主动，毕竟民国 之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要主动出招，打压国民党尚缺乏合法性。然而，革命党过于迷信革命，迷恋武力，率先破坏法治，发动二次革命，结果敌强我寡， 输了个一败涂地，而且还在舆论之中输掉了道义，形象大坏。因此，国民党在国会里边非常被动，第一大党的位置就让给了进步党。袁世凯乘势要求在尚未立宪之 前，先选举总统。国会中的两党竟然弃约法的程序于不顾，与袁妥协，提前通过总统选举法，将袁世凯推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各派政治势力视约法如“敝屣”，议会 民主制所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被自己拆光，无异于政治自杀。袁世凯在法治的废墟上拿出杀手锏，先是宣布解散“乱党”国民党，然后索性解散国会，毁弃天坛宪法 草案（又称“天坛宪草”，即《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3年），建立了赤裸裸的强人威权政治。 4 改革要彻底，不能倒退 回头再来看权威之争。在现代民主社会里，最大的权威当然是宪法。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有三种政治统治方式，一种是卡里斯玛（神魅领袖）统治，第 二种是传统型的统治，第三种是现代政治的法理型统治。民国本来应该以制度为中心，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现代的法治,也就是英文里说的 Rule of law。但中国人讲到法治，常会和法制（Rule by law）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法家式的统治，中国也有法律，在法家那里，法律不是 最高的，法律只是君主统治的工具而已。中国人对法家式的法制特别熟悉，而对真正的法治却很陌生。民国初年虽然也说要制定宪法，国会也成立了制宪委员会，但 实际上每家每派都没有特别把宪法当一回事。当时宪法虽然还没制定出来，但临时约法早已存在，照理说应该按照临时约法办事。袁世凯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结果居 然没人抗议。约法只是工具，是否拿来用，要看对当权者是否有利。 中国的政治传统里面，法家视法律为实现统治者意志的工具，而儒家则是“道德为体，法律为用”，法律同样是第二位的。陈志让教授在《军绅政权》里 指出，民初政治最核心的价值不是合法或非法，而是有道还是无道。民初各路军阀打来打去，都认为自己是以有道伐无道，很少有人讲“法”，民初的法律被悄悄搁 置到一边。虽然当时也在起草天坛宪法，但这个宪草却是针对特定的人，也就是袁世凯。因为国民党人在宪草委员会中占多数，要限制袁世凯，让总统成为“虚 设”，由国会掌握实权。制定宪法不能针对特定的某个人。这就像我们打牌，要在拿牌之前先制定好游戏规则，这样大家才能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打。美国政治学 家罗尔斯在《正义论》里面认为，制定以实现正义为目的的制度，首先要有一个“无知之幕”，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然后来讨论规则的制定。这就像 打牌，如果每个人已经先捏着一把牌，再来讨论游戏规则，就不太可能形成公平的游戏规则。因此，一个能够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宪法，一定不能针对某个具体的人， 必须是普遍公正的。 但是从临时约法到天坛宪草，都预设了特定的目标人物。因此这个宪法无法为袁世凯所接受，当时的舆论对这部宪法也有批评，政治应该是“你活、我也 活”的博弈，而不应该是像战争那样的“你死我活”。民国初年制定“宪草”的政治家们实在太年轻了，平均年龄只有33岁，且三分之一都是学生，原来都是要考 科举的，没有什么政治阅历，只有一腔热血。虽然也在日本学了一点宪政的基本知识，但是缺乏政治的历练。相较之下，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 富兰克林等制宪议员平均年龄是43岁，参加独立革命之前，他们都有在英属十三个殖民地长期领导地方自治的经验，既出身草根，又经验丰富。这样一个政治精英 群体，因为都有各自的利益，都会发生一时谈判谈不下去，差点崩溃的局面。这时候富兰克林站出来说了话，“我们暂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让我们向上帝祈祷 给我们以智慧，让我们能够彼此理解。”最后在上帝的指引下，他们相互妥协，搞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且沿用至今的宪法。所以奥巴马才会自豪地说，美国的历史虽 然很短，但美国的宪法却是最长的。 天坛宪草一出来，袁世凯根本不当一回事。大家不要以为袁世凯一上来就是想做皇帝，就想破坏宪法。袁世凯善于察言观色，也不想逆历史潮流而动，而 是看着潮流顺势而行。民初的宪政为何不能成功，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解释得太简单了，都归结为“坏人”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似乎“好人”当政，政治就会大好。其 实，历史的错误是各家各派共同造成的。袁世凯的罪恶自不必说，国民党和进步党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过于迷信权力，而忽视了建立宪政的权威。他们只 关心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似乎掌握了权力就拥有了一切，但却忽视了，即使好人当政，若这个权力不受制度约束的话，好人也有可能作恶，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 人。当时的人很少考虑到宪政的设计，应该是用权力来限制权力。当时的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进步党党魁梁启超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也忽视了这一点。晚清的时候梁启超与革命派有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核心之一，就 是对革命的分歧。革命派这一边的汪精卫、胡汉民都太年轻，满脑子的法国大革命思想，认为革命一成功，一切都解决了。而梁任公饱读历史，从法国革命的历史教 训之中看到，革命之后若不立宪，就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清廷“十九条信约”出来以后，梁启超认为这虽然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当时最适合中国的制度，但是没 有人听他的。等到革命成功，回国后投身政治，他便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提出要弘扬国权，搞总统制，联合袁世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当他在政治里面 跌打滚爬的时候，忘记了其一生追求的核心目标——宪政。立宪派养大了老虎，却忘记把老虎赶进笼子，最后间接促成了袁氏称帝。到这个时候，梁启超方醒悟过 来，重新回到立宪的立场，他明确宣布：“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 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自此之后，他关心的是权力的制衡和政府的管理以及一套有序的秩序。他相信，只有宪法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有序的空 间。 回顾这一段历史，民国初年，从革命一开始发生，就注重权力，无法建立一个新的民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从这 段历史中总结出两条经验。第一条就是，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成为革命的替代物，也可能成为革命的诱发剂，要避免改革变成革命，改革一定要彻底，改革不 能倒退。第二条，新的制度转型，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本身。这就是辛亥百年留给我们的一个沉重的教训，值得我们今天来反思。 （注：本文由早报记者田波澜 采访整理，经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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