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

内地着名「老右派」、前新华社记者的戴煌（图）因病去世，终年88岁。他的女儿表示：「家属商议，父亲的后事一切从简，预定下周四进行遗体告别仪式。」戴煌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作者。　戴煌的女儿表示，昨日下午4时13分父亲去世，此前他因肺炎心衰在宣武医院治疗内科治疗，后来因病情恶化大量内出血，有四、五天未得到输血，

在胡耀邦就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几个月，1952年4月，高勇进入团中央工作。7年后，1959年3月，高勇成为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此时胡耀邦已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64年8月，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在这之后，因为工作或私人关系，他多次和胡耀邦接触，对其工作和为人有着很深的了解。“文革”后，高勇先后在教育部、团中央、邯郸市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1991年离休，曾在香港出版《胡耀邦主政团中央》一书。 　　 　　　　“他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高勇这样评价胡耀邦。 　　 　　　　一 　　 　　　　我给胡耀邦做秘书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反右“运动中，他的一个秘书被打成了右派，由刘崇文接替。又过了一年半，我也成了耀邦的秘书。我们俩有分工，刘崇文负责处理团中央的业务文件、管理图书，我主要负责处理机要文件、接电话和日常事务的联系与办理。 　　 　　　　1957年团中央反右时，耀邦不在，他在国外出访，是另一个领导主持的。胡耀邦当时就不赞成抓那么多“右派”，但他无能为力。他保护了不少人，包括《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张黎群、钟沛璋和陈模，他都力争保护。 　　 　　　　1959年的庐山会议，胡耀邦也参加了。我跟随在他身边，我们是7月29日晚上到的庐山，这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批判彭德怀很多天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并不积极，但是作为中央委员，参加会议不能不表态啊。大会不发言，小会也得发言，他就是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发的言。他是表态性的发言，比如“拥护毛主席讲话”、“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之类。他发言时，我不在现场。但因为他对发言记录不满意，有些主要的话可能没记，有些不主要的话可能还记了，他就让我和他重新整理了一下发言记录。他私下里没有和我说对彭德怀的看法。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所有人都是洞察的，别人发言批判彭德怀都是蛮厉害的，而你胡耀邦发一次言就再不吭气了。耀邦观察到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几年后他说，“庐山会议后，主席有一两年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 　　 　　　　我没听过耀邦对“反右”的直接评价。但他说过，有些“右派”在摘了帽子以后，还应该起用。1964年，团中央要召开九大，在起草九大报告的时候，他让钟沛璋起草。钟沛璋此前是《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57年没被定为右派，当时争论很大，耀邦顶着，但没顶住，1958年又把钟补成了右派。但钟沛璋比较早就摘了右派帽子。九大的开幕式，钟沛璋也去旁听了。那时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强得很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揭发了这件事。一位杨姓领导开始查这件事，但最后怎么处理的我忘记了。 　　 　　　　耀邦和我谈起过这事，他说，摘了右派帽子就不能把他当右派了，你总得给他个工作干吧，以前在延安有些同志犯了很大错误，毛泽东不是还使用他嘛。 　　 　　　　二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时，大跃进刚开始不久。1959年5月，耀邦带我们几个人去河北安国县齐村劳动一周。那时大跃进的不良后果开始出现了，群众生活已很困难，我们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2429，-2.00，-0.08%)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吃后肚子发沉、胀气。那时基层干部被上级的高指标压得喘不过气，为了完成任务，许多干部有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造成干部与群众关系十分紧张。群众对基层干部意见很大，而基层干部也感到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难受”，怨气冲天。耀邦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工作，说有一些强迫命令是上边压下来的，责任不在村干部身上。耀邦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争那个“红旗”嘛，饿死人。那时他对大跃进有看法，但他一般不散布消极情绪，一般是鼓劲的。 　　 　　　　大跃进他是拥护的，他在经济建设上也是主张“快”，他一直是这样，有点急于求成。但是一开始，对各地“放卫星”，他并不太相信。因为他是农村出身，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稻子。但是后来各地的“卫星”越放越多，耀邦就相信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跟上了。当然他也不是完全相信，其实那时大家对这事也弄不太清楚。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反右倾。在这个情况下，从庐山会议下来以后，耀邦在大跃进誓师大会上讲话还是鼓劲。他一直鼓劲，那时毛泽东也非常强调鼓劲，气可鼓，不可泄。但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冷静，不过你说他在那个时候完全头脑不发热也不可能。那时候说胡话的多了，例如“人有多大产，地有多大胆”，就是一个后来的改革家先提出来的。 　　 　　　　“放卫星”放得高，团中央专门从河南弄来麦种，全机关的男女老少来挑麦种，那真是一粒一粒挑，老太太都戴花镜在那里挑。稍微有点毛病的、瘪一点的都不要。挑完之后，一亩地下200斤种子，要密植嘛。麦苗出来以后，不通风啊，太密了。怎么办呢，用鼓风机吹。光照不够，就扯上电线，用灯泡照。结果没有熟，全部倒伏了。太密了，根本长不熟。第二年再不种了。耀邦基本都会参加这些劳动，大家一块干。那时团中央没人反对，也没人讨论，耀邦私下也没和我讨论过这中间的教训。那时候好多地方都这样。现在回想起来挺可笑的。 　　 　　　　那时的形势，大家都被弄糊涂了。到处放卫星，很多人还到外地去参观，我听去天津小站参观回来的人讲，那里稻子长得那个密啊，他亲眼看见小孩放上面可以站着。实际上后来查清楚了，是把别的地方稻子都集中在这里了。 　　 　　　　三 　　 　　　　胡耀邦工作起来真不要命。那时他在家办公。一个四合院，他在东屋，我在北屋。他根本顾不上家人，除了工作就是思考问题。一般的劳动他都参加。例如，1959年我们去安国县劳动时，他点种、锄草、推水车，什么都干，而且不要别人照顾。大家休息时，他才坐下来抽支烟。大家不休息，他也不休息。 　　 　　　　胡耀邦的性格很直，藏不住话，对别人没有防备之心。在团中央时，我觉得他威信很高。威信高的关键是，那时他和谁都是讲真心话。交谈中老打官腔是挺讨厌的，你能听得下去？耀邦是不设防、讲真话，这一点非常突出。 　　 　　　　他有时候讲话很生动，比如，他提出要“冷处理，软着陆”，什么意思呢？冷处理是说，不要在头脑发热、群情激愤时处理人，放下来等冷静时再处理。软着陆是指批评人不要打棍子。 　　 　　　　有人说他说话随便，不严密。是有不严密的地方，有时仔细琢磨会有漏洞，但是他不讲不痛不痒的话。有人觉得这很好，就应该是个普通人嘛，宁愿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讲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级废话，听着也觉得没意思。 　　 　　　　他喜欢知识，喜欢有知识的人。如果看到一篇非常欣赏的文章，他就会打听是谁写的，作者多大年龄了。你跟他讲些知识性的话，他非常高兴。他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会议上的讲话一般都是自己起草的。我听说，中央团校要复校时，请他讲话，事先团中央给他起草了个讲话稿，拿上台去他看都没看。 　　 　　　　胡耀邦比较急躁，经常发脾气。你要什么事办错了，他批评起来绝不留情，特别是熟人、身边的人，他专找些尖刻的话来挖苦你，让你有个很深的印象。我也有受过批评，也见过他批评别人，越是熟悉的人他越不客气。 　　 　　　　但是耀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说的：我批评起来喊打喊杀，但真的要做组织处理，我下不了手。他不怕批评过头，但是落到文字、组织处理上，他怕过头。包括做结论，他字斟句酌，非常谨慎，生怕过头。 　　 　　　　延伸阅读： 　　 　　 　　　　何乡：胡耀邦与冤假错案平反 　　 　　　　1976年的冬天，中国高层政治生态的变化具有太多的戏剧性。 　　 　　　　这一年的10月4日，《光明日报》刊发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充满阶级斗争语调的文章背后，是江青与华国锋对毛泽东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按过去方针办”的一场争执。毛泽东去世后，在谁是接班人这一问题上，公开的斗争就开始了。 　　 　　　　文章刊发后仅两天，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瓦解“四人帮”及其党羽的过程，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而在这之前，胡耀邦就已经在考虑如何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了。 　　 　　　　据新华社资深记者、《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作者戴煌的描述，10月12日，叶剑英曾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前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当时提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主张，并请叶选宁转告给华国锋。在胡耀邦看来，当时的人心所向是：停止批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和狠抓生产。 　　 　　　　不过，他的观点当时并不被华国锋等人认同。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第一次提出“凡是”主张是在1976年10月26日，他在与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停止批邓（小平）和平反冤假错案当时都是胡耀邦等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而接下来的斗争虽然波折，但胜负很快有了基本的眉目。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也于1977年3月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再往后，华国锋的权力逐步被解除。虽然胡耀邦还要面对党内诸多的方向性争执，但勇气和策略让他在1980年前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胜出。 　　 　　　　中央党校平反先声 　　 　　　　在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之前，中央党校已在文革的冲击下成了一个停止运转的烂摊子，所有教职员工都被遣送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劳动。重新恢复中央党校工作后，胡耀邦负责主持日常工作，校长由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1975年去世的康生在此时仍然被党中央认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早在1950年代，康生就和他的妻子曹轶欧参与了对中央党校的整肃。1977年的中央党校，还笼罩在这一阴影中，已逝的康生仍被一些造反派头子当作保护伞。 　　 　　　　在1977年9月的一次党骨干分子的整风会议上，有人当面向胡耀邦提出揭批康生的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向都是以中央决议为准。而胡耀邦的回答颇令在场人士振奋，虽然给出了限定条件，但他明确表示：“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胡耀邦给出的限定条件是，只限于党内会议上提意见，材料要及时上报中央，不能外传。三个月过去了，几位党校教员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贴康生的大字报，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贴在楼内走廊里。胡耀邦给的答复是：既不提倡，也不反对。“他说不提倡也不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支持。”中央党校教授李公天对笔者说。第一张揭批康生的小字报是李公天和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五人撰写的。这一标题为“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的小字报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是，“康老路线”实际上和“江青路线”是一丘之貉。他们五人都在小字报上署了名。 　　 　　　　中央党校的小字报迅速被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中央认定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中央党校内部针对康生的大批判就此开始，对一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平反工作也就此启动。李公平说，“平反冤假错案最早是从中央党校开始的。” 　　 　　　　平反的阻力一开始就强悍地存在。李公平举例说，1964年任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的王介山，在1964年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受到“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文革中，拒不认错的他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开除党籍。在为王介山平反时，时任党校政治部主任的李一非认为，文革时的处分可以取消，但文革前“合二为一”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所以“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还得保留，不能平反。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则明确表示，“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中央党校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 　　 　　　　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 　　 　　　　在中央党校组织日常工作之时，胡耀邦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在舆论上为平反冤假错案张目。在1977年8月18日结束的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胡耀邦决心利用这一表述，来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在胡耀邦的要求下，中央党校的三位教师杨逢春、叶扬和陈中撰写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刊发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整整占了《人民日报》一个版。此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虽然主要是十一大政治报告上的那些观点，但这篇文章还是让“文革”中被批倒的众多干部看到了希望。文章发表后一个月，作者和《人民日报》即收到1万多封来信。 　　 　　　　但这篇文章却遭到组织部门的抵制。胡耀邦为此又组织撰写了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刊登在11月27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署名“本报评论员”。以“毛主席”的名义，反击毛主席发动的“文革”的干部政策，在当时常能取得好的效果。这篇文章在末尾呼吁对组织部门进行“换血”：“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对组织部门的领导，在需要加强的地方，应该选择党性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坚持原则并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去充实、加强组织部门的工作，特别是要选择这样的同志担任这些部门的领导职务。” 　　 　　　　此时，中组部多位老干部揭批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已经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郭玉峰被责令做检查后，又在12月10日被免职。新的中组部部长由胡耀邦来担任。上任伊始，他即开始大刀阔斧的平反工作。 　　 　　　　陶铸的夫人曾志时任副部长，据她事后描述，胡耀邦在第一次召开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时，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艰巨性做了描绘：现在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一时难以说得清。仅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就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遗留问题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而像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艰难程度就如同登喜马拉雅山。 　　 　　　　但是胡耀邦并未就此却步。他在中组部内成立了三大工作组：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干部；干部分配工作组，负责安排中央国家机关6000多名待分配干部的工作；右派改正工作组。胡耀邦还要求，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他，不要阻拦，有写给他的信，不准扣押。他想要改变中组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形象，让它成为真正的“党员之家”。 　　 　　　　声势浩荡大平反 　　 　　　　为冤假错案平反的阻力首先来自观念，“两个凡是”思想仍然笼罩在整个中国上空。胡耀邦为此组织学者撰写并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两个凡是”以致命一击。 　　 　　　　中组部本身的权限也使平反工作难以展开。胡耀邦原打算召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参加的会议，以加快对疑难冤假错案的平反，但未被中央许可。于是他在1978年春天先后分六批召开了“疑难案例小型座谈会”，“会诊”疑难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是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关键时段。有关解决“右派”问题的专门会议也在山东烟台召开。当时中央专门有一个“右派摘帽五人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认为可以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但摘帽不等于改正，前者意味着既往不咎，后者则是对当年错划右派行为的平反。几个负责人认为，只能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而中组部派去参会的杨士杰则坚持，不能只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应该实事求是，错多少改多少。 　　 　　　　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5日发布11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未提“改正”和“恢复待遇”问题。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9月17日的55号文件采纳了组织部的意见。公安部、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将本单位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给予赞扬。 　　 　　　　“两个凡是”思想被瓦解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变得顺畅了很多。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中国媒体上，“平反”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到“恶攻英名领袖华主席”的李九莲，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到“伊玛尼党”大冤案……都得到了平反。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提供的数据是，仅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就有55万余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和林希翎等少数几个“大右派”就未获平反。而普通老百姓的平反也较原来有地位者的平反更难。最终的结果离胡耀邦所提“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还有相当大距离。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说，在1980年前后有声势浩大的进京上访群众，一旦他们的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产生游行、抗议等行为，成为政府十分忧虑的不安定因素。1979年，一个“上访闹事”的名叫傅月华的女工被逮捕，后被判刑。 　　 　　　　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在1982年底进入了尾声。 　　 　　　　历时五年多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虽然平反工作本身是不彻底的，既缺少对受害者的适当赔偿，也没有对各个运动中的罪魁都施以刑罚，但它让数百万蒙冤的个体恢复了名誉，并且稳定了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为重建中共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各级党政军的领导也进行了洗牌，新的政治格局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建立。 　　 　　来源: 经济观察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42158124_2.html

戴煌：希望大家看看这本书 进入专题 ： 言论自由    ● 戴煌       2010年5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言论的边界——美国第一修正案简史》。书的封面上，套了一截书封，上面大小不一的黑体字很是显眼——“从大骂白宫政要，到八卦他人闺房秘事，为什么美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有胆当众放言？因为，他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这座靠山。”     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早在1791年就由美国国会通过并开始实施。这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     但是200多年来，美国真正执行这十几个字的规定并非一帆风顺。往往是某些法院的一些法官光从民情国是来判断案件的是非，而另有法官则只强调这十几个字的规定，最后才决定了案件的性质。关于这种争论，在从头至尾13万多字的这本书中，作者共引用了88个案例来说明很多人坚持“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简史，甚至于在极其敏感的国是中——涉及美国历史上的好几位总统，都有人敢于表达不同的见解。     而在1787年，《美国宪法》还没有权利法案，没有对言论、出版以及其他自由的承诺，但是在当时比较危急的政治环境下，它很快就有了这样的需要。宪法提交各州制宪会议批准时，反对派发起了激烈的攻势。宪法批准过程中的几个关键州——马萨诸塞、纽约和弗吉尼亚——都倾向于反对批准宪法案。制宪领袖之一的詹姆斯·麦迪逊向参众两院一共提交了12条宪法修正案。现在的第一修正案当年位列提案的第三条，而提案的前两条主要涉及国会代表的数量和议员的薪水问题，都未能获得四分之三的批准权。截至1791年11月15日，法案生效所需要的最后一个州——弗吉尼亚——批准了该法案，其余的十条修正案都被写进了宪法。     于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出版自由立即大行其道，就是深孚众望的乔治·华盛顿也难逃讥诮的批评。1797年，华盛顿总统卸任后，《费城曙光》即称他为“我国所有不幸的渊薮”，同时又说，“每一个美国人在听到华盛顿的名字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不再制造政治不公的时候，都禁不住欢欣鼓舞、心潮澎湃”。     对这，没有任何人予以干涉。     可是，美国人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贯彻执行，很快就遇到了阻力。1798年7月4日，参议院居然通过了一项与这个“修正案”相对立的关于将煽动性诽谤定为联邦罪行的法案。支持该法案的联邦党人特意选择这个创建美国的日子，意在强化其爱国主义色彩。同样处于联邦党人控制下的众议院，也于7月10日通过了该法案。随后，正是联邦党人的亚当斯总统，就在7月14日签署了这个法案。这就是说，从提交审议到总统批准生效，前后只用了十天时间，而且其中明言：发表、出版“任何针对联邦政府……国会……总统的恶意、虚假、诽谤性的言论均构成犯罪……同时，不得散布蔑视、丑化联邦政府、国会或总统的仇恨。”违者将被处以长达两年的监禁和多达2000美元的罚款。     这立即引起了一连串的争论。民主共和党（也称共和党。该党就是现在民主党的前身）。人杰斐逊在1801年就任总统后，很快就特赦了所有因违反《反煽动叛乱法案》而获罪的人。1804年，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释放了所有因《反煽动叛乱法案》而被起诉、被判刑的人，因为我过去并且现在依然认为，这是一部自始至终都绝对无效的法律。它好比国会命令我们集体仆倒、对着一尊金质偶像顶礼膜拜，并且让我负责时时刻刻在旁看守，揪出那些拒不从命的人。而我现在做的，就是把那些拒绝膜拜偶像而被投进火坑的人拯救出来。”……     后来，到了近代，包括大名鼎鼎的罗斯福，以及尼克松、布什等几届总统所发布的政令，都遇到过不同的议论甚至悄没声地抵制。这在独裁专制、个人崇拜、权力至上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     关于言论、出版自由，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现在如果大家深望言论、出版自由的美好日子早日到来，就也来看看《言论的边界——美国第一修正案简史》这本书，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我们就力争这样做。    进入专题： 言论自由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21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亞洲週刊》 北京政壇再度傳出推進改革的呼聲，而長期來呼籲推進政改的《炎黃春秋》雜誌面臨再一次整肅。當局想利用文化體制改革的機會，透過組建股份公司來改變《炎黃春秋》辦刊方向。 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銳說：「前一段日子，大家都在議論中東，也就是西亞、北非的局勢，到現在，中東的事並沒有完，還在繼續發展。我們應該想一想，當年辛亥革命時，全世界專制主義的國家佔百分之九十，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佔百分之五十，現在只剩下百分之十左右。現在全世界都在看著我們，我們怎麼辦？非改革不可！中央黨校的教授杜光，寫了一篇文章是針對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提出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的，應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年紀大了一點，沒有權沒有勢，但我們還有腦袋。」這是九十七歲的李銳在二月八日《炎黃春秋》雜誌社在北京舉辦的春節聯誼活動上說的一番話。 像李銳這般的政改呼聲近期在北京凝聚成一股強風。距離中共十八大召開尚有八個月，距離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尚不到半個月，北京政壇再度傳出推進改革的呼聲。中南海高層也頻頻釋放改革強烈信號，可以預見，無論是中共十八大，還是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上，「改革」勢必再度成為熱詞，不同聲音會在這一平台上匯聚而碰撞，有助於凝聚改革共識。 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認為，中國政治改革已開始破題。從「烏坎事件」到因「王立軍事件」正陷於崩潰邊緣的「重慶模式」，從汪洋和溫家寶頻頻吹響政改號角到越南、緬甸等政改的示範效應與壓力，都表明中國政改顯然已蓄勢待發。打黑頭目王立軍事件引爆了危機，也宣告了往回走、不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 二零一二年是中國本屆政府施政的最後一年，也是鄧小平推進改革的南巡講話二十週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發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論述發展和改革的文章《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求是》是中共思想理論戰線的重要陣地。有望在下一屆政府中接任總理的李克強在十八大換屆前發表此文，明顯是為中國新一年政府工作定下「改革」基調。 溫家寶肯定烏坎選舉 最近一個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多次強調要永不停頓推進改革。二月六日至十日，溫家寶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五次座談會，他說，要用改革的辦法破解難題，無論是經濟結構性問題，還是分配不公問題、反腐敗問題，都得靠改革、靠制度性建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們關注的廣東省汕尾陸豐市烏坎村，最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十一名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被譽為中國民主的萌芽。二月三日至四日，溫家寶在廣東聽取基層民眾意見時說，農村辦事要廣泛聽取農民意見，要由農民作主。一定要保障農民的選舉權利，堅定不移做好村民自治和村委會村民直選。他說，二十年前，八十多歲的鄧小平到廣東視察，明確說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改革開放只能死路一條。 溫家寶在短短兩週內，數次強調要永不停頓地推進改革。一月三十一日，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透露了三月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政策基調，繼續搞好經濟宏調、切實解決民生難題、永不停頓推進改革，他強調，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也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一月十八日，溫家寶在結束對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海灣三國訪問前夕的記者會上說，「任何動盪都有內因和外因，但我以為，內因還是主要的」，「任何政府的責任都是為人民謀利益，我之所以一再強調改革，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還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密切聯繫群眾，傾聽群眾的意見和呼聲，改善政府工作」。 辦成《求是》第二？ 然而，長期來堅定呼籲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炎黃春秋》雜誌面臨再一次整肅。《炎黃春秋》社長、社委會主任杜導正接受採訪時說，現在又有人想利用文化體制改革的機會，改變《炎黃春秋》二十一年來的辦刊方針。他們的辦法是透過組建股份公司，用權力和票子控制大股，因董事會掌握人事權，從而改變辦刊方向，想辦成學術性刊物，有的人還說要把《炎黃春秋》辦成第二個《求是》。 他說：「國家此次文化體制改革的目的或標準是兩個：第一個是社會效益；第二個是經濟效益。照這兩個標準看，《炎黃春秋》現在都在八十分以上。從社會效益看，宣傳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為全面體制改革大聲呼號，對人對事堅持實事求是精神，說實話，說公道話。這份刊物真正是讀者自己掏腰包訂購的刊物，發行量由去年的十二萬份，上升為今年的十五萬份。它增強了黨和政府的凝聚力、公信力。從經濟效益看，《炎黃春秋》創辦以來，國家從沒給過一分錢，我們又不善經營，現在已經能夠做到自給有餘，二零一一年上繳稅費二十八萬元（人民幣，下同），上繳主管部門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管理費五萬元。」 有學人說，現在《炎黃春秋》的運行體制是「四不像」體制。說是事業單位，又沒有事業編制和財政投入；說是企業單位，又掛著事業單位的牌子；說是國有，又沒有國家一文錢的資產投入；說是民營，又叫國有事業單位，戴著「國有」的帽子。這就是《炎黃春秋》的歷史與現狀。 杜導正說﹕「我們受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領導，研究會幫了我們許多忙，但人事權、發稿權，掌握在雜誌社的議事機構編委會、行政機構社委會手上，刊物運作一切權力歸社委會。在這種體制下運行，有原則，又很靈活，所以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才這麼好。《炎黃春秋》的這一套體制、運作機制是成功的。《炎黃春秋》的這種市場化、社會化探索已為國家文化體制改革闖出一條新路。」 運作體制應得到扶持 他說，國家文化系統處於大轉折大發展時期，《炎黃春秋》這種成功的運作體制效益和效果明顯，理應得到政府明確保護和扶持。當然，這一套「四不像」體制會有缺失，還要改進。他說：「上級部門應該繼續承認我們這個體制，切望不要在當下轉制這件事上出難題，可等待時機成熟時再考慮轉制問題。如果現在強行改變雜誌現有體制和運作模式，我們就無法再勇敢探索政治體制改革，再不敢對人對事說實話公道話了。那將違背讀者和作者心願，違背六十個編委和上百老幹部與學者心願，後果是嚴重的，有人說甚至可能釀成政治事件，二月初山東省濟南市就出過一起。」 杜導正說，「二十一年辦刊經驗：小是小非可以讓步，大是大非寸步不讓。大是大非讓步的後果，不是個人、小團體，而是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失敗。《炎黃春秋》已經邁過了許多個『坎』，現在又面臨一個大『坎』」，「十八大開幕在即，我們願和大家一起，營造和諧輿論環境，不給黨與國家製造新麻煩。我們重申：一，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不動搖；二，堅持對人對事實事求是原則不動搖；三，遵守憲法不動搖；對於背離憲法的法規允許我們獨立思考，提出不同意見；四，全面推進體制改革，當前著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是體制內改革派，也有人稱是務實派、民主派。五，《炎黃春秋》對此次體制改革的底線是：基本維護現在體制，服從二十一年的辦刊宗旨，對股份制、董事會等想法，我們可以再作思考，但票子一定要服從理想」。 二月八日《炎黃春秋》舉辦春節聯誼會，周有光、閻長貴、章詒和、張思之、蔣彥永、戴煌、張木生、展江、丁冬、劉志琴、高放、馬曉力等一百七十多名老幹部和專家學者出席，為《炎黃春秋》再遇風波、面臨「大坎」出謀劃策，共商《炎黃春秋》何去何從。 前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陸定一之子陸德認為，《炎黃春秋》在全國報刊中，是難得的堅持講真話、不趨炎附勢的刊物。他說：「現實生活裏確實有人藉口為政治服務而說假話。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不讓人們知道，這根本不是我黨的新聞觀。十七屆六中全會主題是發展文化，我學習了有關文件，我發現文件的一個主要思想講發展文化的目的，九九歸一，歸於正統，強調儒家思想，這是不對的。春秋時期還講百家爭鳴，儒家只是其中一家，儒家的根本是皇道思想，集權統治。歷史賦予《炎黃春秋》一個非常光榮的使命，就是堅持改革。當前最突出的兩個問題，一是腐敗，二是貧富懸殊。我國已經排進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八個國家，有人私自修改居民收入恩格爾系數，隱瞞貧困的真實狀況。現在每年的群體事件已經超過十萬起，維穩經費超過了軍費。」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華最近受《炎黃春秋》的邀請出任新編委。他說：「我想，能同這樣一群有思想、有靈魂、有正義感的朋友在一起，這是我榮幸。一位年輕記者採訪我，我反過來問他，年輕觀眾對我們談歷史會有興趣嗎？他說，你不知道，我們非常希望看見真實的歷史，但現在看不到，我們很無奈。來採訪你，就是為了了解真歷史。歷史上，秦朝趙高指鹿為馬，滿朝文武全體失語，秦朝二世而亡。今天，我們決不能讓這一幕重演，所以要講真話。儘管困難，我決心跟《炎黃春秋》的老編委一起保衛《炎黃春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葉劍英之女葉向真說：「《炎黃春秋》是一本老中青讀者都愛看的雜誌。說到忠言逆耳，在此我要向大家推薦一本《群書治要》，此書再版時習仲勳也題了詞『古鏡今鑑』。歷史證明，只聽吹捧話，聽不得逆耳忠言的王朝一定要滅亡。只有像《炎黃春秋》這樣的刊物才是真的跟黨和政府一致，像魏徵一樣，值得我們學習。如果心不真，他的言論對領導是有害的。領導人應該經常下來跟人民溝通，聽老同志的意見，他們是對國家最有發言權的人。」 原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所長資中筠說，《炎黃春秋》應該說是穩重、嚴謹的刊物。他們代表了大家心裏想說的話，是「最大公約數」，所以並不算是很突出。但這樣一份雜誌，為什麼每年都會碰上「生死存亡」問題呢？法定代表人、常務社長吳思要發揮作用，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學會生存。但生存的意義在於堅持原則。記得美國當初要通過《愛國者法》，主張為了國家安全，政府可以查老百性的E-mail、百姓的通信，查某人到圖書館借過什麼書，並認為這是美國公民為了國家安全應該作出的犧牲。但這個法律最終遭到多數人反對，因為它侵犯了美國人最珍惜的東西。如果犧牲了原則，那《炎黃春秋》就沒必要生存下去。跨過了底線，雖生猶死，名存實亡。如果《炎黃春秋》改弦易轍，說明他們容不下一點點良心和真話，那這個社會更沒有希望了。 沒有清算文革流毒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的女兒陶斯亮說：多年來，意識形態部門總是盯著右，沒有清算文革的流毒。最近聽說二零一二年將會是極左勢力亮劍的一年。執政過程中積累了很多問題，長期的民怨引起了突發事件。社會上的反對力量打不倒共產黨，能打倒黨的只能是共產黨自己，千萬不能因為執政不得法而引起廣泛民變。她說：「《炎黃春秋》是三十年改革開放路線的捍衛者，是體制內穩健轉型的支持者，呼籲的是改革開放，這些人是真正的改革派。杜導正一生三起三落歷盡坎坷。在廣東曾被我父親陶鑄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他後來一直實事求是地評價我父親，功過是非相當客觀。在雜誌社，他培養了年輕一代，應該像杜老一樣地做人，沒有私心，客觀公正地做人。希望他們把《炎黃春秋》繼續辦成一個講真話的陣地，我們黨應該有足夠的胸懷，秉持春秋大義，讓他們把刊物辦好。」 國際問題專家、黨史學者何方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到現在經濟市場化已經取得了共識，除個別小問題外，沒大分歧了。政治民主化卻複雜一點。這些年從拉丁美洲開始，最近到了西亞、北非。對這個潮流，我們採取什麼態度？我們在世界大潮面前是落伍者。在有些方面是往後退。有人想方設法干涉別人的自由，想方設法把民主思想搞掉，有人把搞掉《炎黃春秋》當成向上爬的台階。這是舉什麼旗的問題，不僅是《炎黃春秋》，而是全國輿論界的大問題。有人老想採取『延安整風』的方式來整肅輿論，這是歷史倒退。」 作者：江迅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首先，我要感谢两年来坚定不移支持我工作的《长城月报》社的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长城协会（香港），长城月报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先生，长城月报社执行社长杨尉先生。正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两年来我方有了追求新闻职业理想的机会。 同时我还要感谢以下和我曾经携手迎风雨的同事： 范友峰、孔令军、兰燕飞、吴相军、杨文琴、陶勇、徐秋颖、张蕾、王博、王瑞峰、刘岩、詹敏、蒲文盺、齐林、张薇、王亚花、李蓓、郭振卫、李庭煊、 種靜華 、王红彦、于燕、张玉、刘婷、武灵敏、张腾江、马婧、宋雯、梁韦韦； 尤其要感谢跟随我战斗到最后、和我一起出走的长城月报团队成员：鲁晟、陈威、彭毅飞、许夏颖、汪峥、齐庆涛、张杰、李彦、卢丹江、李志伟等。 还有其他曾经为长城月报做出过贡献、直到现在还牵挂着长城月报发展的新朋故友们。 我还想特别感谢一直关心长城月报发展的 杜导正、江平、郭道晖、茅于轼、张思之、戴煌、贺卫方、于建嵘、蔡定剑（已故）、展江、张鸣、焦国标、胡星斗、马云龙、周道鸾、吴思、杨继绳、张千帆、胡星斗、曹思源   、蔡霞、陈思进、邓文初   、嘉琛   、萧瀚、丁冬、李剑芒、沈敏特   、宋忠平、   任孟山   、滕彪   、王建勋、信力建、   肖雪慧   、徐友渔   、许志永、于德清、林峰等师长们！ 此外，还要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同仁：程益中、王克勤、笑蜀、长平、洪振快、喻尘、杨恒均、梁文道、曹景行、盛大林、陈锦麟、廖保平、王光泽、郎遥远、吴祚来、智效民、李小鸣、唐毅、杨桐、陈凤山、陈永苗等，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关心长城月报和我本人近况的朋友们！ 两年来，我把一句话当成长城月报的理念，并且用这句话号召和锻炼了一个经得住风霜雪雨的年轻团队 ——“ 用民主法治规则表述中国行进阶梯 ” 。这个理念之下，我和每位同事坚决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携手迎风雨、同道对惊雷，并且走过了一条荆棘满布的坎坷路、留下了一串无愧新闻职业道德的脚印，洒下了满怀新闻理想的激情。 然而，我和我的团队都没有想到， 2011 年的 10 月，一切都成为绝唱。 随后各种传言疯长，各种指责和无妄谣言也向洪水般疯狂向我和我们这个年轻团队的每一位员工扑来。更让我心寒的是，这些谣言的制造者有时就在我身边，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和说谎言时眼睛的虚妄。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当你说第一个谎言时，你就必须说十个谎言来弥补，当你制造 10 个谎言时，你必须说 100 个谎言去圆谎 . 而当你说 100 个谎言的时候，怎么办？挚友范友峰昨天告诉我：一个人，一个男人，应该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即便你是女人。 躲在背后放冷箭的人，只能活在寒冷的黑夜里，因为那里没有阳光，也不需要阳光。我相信，当拿惯了冷箭的手再去拿起笔时，文字和键盘也能成为冷箭。不过，幸好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喜欢冷箭，所以放冷箭的人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之下的苟合。时间消逝后，他们诞下的只有令人鄙视的龌龊、贻笑大方的卑鄙。 不过，是时，我多次心痛至伤，无数次眼泪沿着脸庞滴落在键盘上、办公桌上、方向盘上，甚至饭碗和三岁儿子的小脸蛋上。 然而，更多的同仁给了我们理解、支持和鼓励。我记得吴思先生当晚给我打了 25 次电话，急切询问我的心情和近况，次日又转告了杜导正老先生对我和团队的问候与安慰。杨恒均从澳大利亚打来国际长途，远在香港的几位前辈也专程或者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就连腾讯微博管理人员也在获悉相关情况后，深夜给我打来电话说： “ 朱老师，相信你，你能成功运营长城月报，也能在其他平台搭乘新闻理想 ……” 几个小时后，诸多国外媒体率先报道了我和团队的遭遇。应该说，这些报道很多都是善意的猜测，或者是根据业内人士传言而整理的消息。除了个别媒体外，大多同行没有询问我和我们团队成员。彼时，我和我们年轻的团队在西直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希望所有编辑记者不允许对涉及长城月报与我个人的微博言论发言，也不得接受外媒对此事的采访 …… 一言以蔽之，我希望自己和所有年轻的编辑记者在此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冷静，因为我知道，此时，惟有沉默。 即便如此，相关方面依然认为国外的报道是我的炒作，长城月报走到今天是 “ 朱顺忠个人的原因，与长城月报的诸多报道无关 ”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曾经登门要求处罚并且想 “ 约我谈谈 ” 的某敏感执部门人员也意外的给我电话说： “ 您是一个应该尊敬的新闻记者，走到今天原因很多，但是您和您的报道确实大大惹怒了好多人、好多领导 …… 请您好自为之吧 ……” 。 第二天开会，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谁疯狂？公权力滋生的利益相关者和想当然认为自己是传媒领导的那些人、那些真正不为党前途着想、妄图掩盖真相的人，想把党的前途和执政地位陷入不义、不理、不法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州作家曹天竞选郑州市市长的事件。我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曹天值得信任的记者之一，同时我还是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事件发展的亲历者。 2011 年 6 月 4 日中午，来京的曹天约我到著名学者焦国标老师家里吃饭。焦国标的夫人端出了自酿的葡萄酒，并且下厨做了 6 道非常 “ 河南 ” 的菜。饭后，曹天和焦国标老师谈论起了当时正引起媒体关注的 “ 独立候选人事件 ” 。谈论中，曹天突然告诉我说，目前郑州市市长吴某是代市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市长，曾经做过律师的曹天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自己完全可以、并且有能力争取 20 个人大代表签名，并且设想在郑州两会期间作为候选人出现，进入正式的郑州市市长选举的法定环节，从而彻底打破政府候选人等额选举的 “ 花瓶选举 ” 现状。焦国标老师和我都感觉这个想法很好，并且认为 “ 虽然败局已定，但谁说法律就不能真正拿起来用一次？ ” 随后，我发了曹天出资亿元作为廉政保证金参选郑州市市长的微博消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曹天很快成为 2011 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做的事情被南方系做了完整的报道。国外媒体的报道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河南当地的行动非常快，后来曹天的一句话可以反证，他说： “ 都说秋后算账，其实他妈的他们哪里还需要等到秋后？夏天未到，账就开始找我算了！！ ” 最让我感到寒心的是，我曾经供职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某重要领导就此事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公然说：曹天一事，涉嫌国外反华势力参与 …… 集团所属媒体一律不得报道 …… 转发新京报报道的河南手机报当事编辑做出严肃处理 …… ；后来，另一名领导也小范围通知单位中层领导：马云龙和朱顺忠都曾是我们单位的人，而且是现在也是全国的 “ 名人 ” ，但也都是 “ 麻烦制造者 ” ，不要和他们接触，否则后果自负 …… 国庆节回家，以上的消息均被一一证实。开车路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时，看着宏伟的集团大楼，我再没有留恋、回忆、甚至感到心寒似冰。眼泪不争气的在我路过这个建筑物时，缓缓滑落。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动辄宣称要 “ 讲政治 ” 的、生我养我的祖国？在我们这个最不讲政治的国度，有些官员居然恬不知耻的大谈 “ 讲政治 ” ，而自己却是一肚子为官私利的卑鄙和龌龊。 什么是政治？民主和法治是政治的核心构成，那么请问某些官员，你们的 “ 讲政治 ” 讲的是民主、还是法治？或者在你们的词典里， “ 讲政治 ” 就是听上级的话、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面子、保住自己头上那顶血红的乌纱？ 忽然想起了程益中说过的一句话：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常识。原来，我们的诸多官员根本不懂得常识。 斯为，疯狂。 自 2009 年我从中国周刊辞职接手并且负责改版长城月报至今，整整两年时间。这 700 多个日日夜夜，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 资金紧张，我五次从家里把给孩子准备的看病钱拿来给员工们发工资，为了让大家有团队荣誉感，我多次在经济极端拮据时组织大家游玩，为了省一张门票，我们单位的几名副总甚至主动放弃随行，只让我这个总编的带领大家出去；为了省办公耗材，我到隔壁办公室蹭法律顾问的打印机和扫描仪，后来甚至专门鼓励大家在纸的背面继续编校稿子；我深深的记得，数不尽个夜班，美编和编辑们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到天亮：数不尽个深夜，连印刷厂的业务员也不得不陪着我们一起趴在办公桌上睡个通宵。很多同事们为了省房租，把房子租住到很远的郊区，比如通州的六环外，昌平的六环边，为了第二天早上 9 点的选题会，他们不得不早上 5 点多就起床挤公交，拼地铁 …… 一年后，长城月报终于赢得了业内的尊重，知名度节节攀升。多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言论和国是栏目更是成为读者翘首以待的 “ 名牌栏目 ” 。我们的特约作者里，知名的学术大家逐渐多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连我们的一个编辑也感叹，我们的专家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与此同时，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办甚至中纪委的读者也都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对长城月报的肯定。 2010 年初秋，定居南京的著名军史专家王辅一将军，出差到北京，专程 “ 偷偷 ” 给我打来电话，教我如何绕过警卫，坚持要接他到长城月报社看一看，坐一坐。由于没有电梯，我多次劝将军是不是可以让小伙子们搀扶他到四楼，而年逾耄耋之年的老将军却执意自己步行上楼。那天晚宴时，老将军用钢笔写下几个字：一定要讲真话，长城月报一直在努力讲着真话，值得尊敬 …… 刊物办到第二年时，长城月报已经毫不夸张的踏入知名刊物的行列。来自龙源期刊网、读览天下、汉王科技、 iphone 客户端等等网络阅读运营商的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长城月报和我本人的微博也成为有一定号召力的微博 “ 名人 ” 。在我们的努力下，河北聂树彬、内蒙呼格吉勒图两个似乎被人遗忘的案子，被重新拉回到读者眼前。我们拿出 10 个版深度策划了两个案子的前世今生，并且将杂志送进了两会会场 …… 此后，我们对计划生育国策、罕见的国内移民潮、全国的大规模拆迁行动、鲁迅被删去教科书事件、国民党将领抗日的寸血寸山河、钓鱼岛的历史由来、我国边疆烽烟等等都做了入木三分的深度采访和报道。我们的报道，赢得读者的同时，也逐步影响着市场。 可就在此时，我们折翼，摔下云端。 但是，我们对蓝天的渴望没有停止，我们对真理的伟望和仰慕没有折翼。我们依旧渴望正义的蓝天、真理的浩瀚，我们相信：声音不能被垄断，真相不会被抹杀。 我们用文字表达的政治诉求并不隐晦：将公权力赶进用民主（选票）编织的铁笼里，让暴力不要成为独 ’ 裁的怪兽，而成为我中华 13 万万同胞的保姆、保安和服务员。然而要想驯服公权这头世界上最凶猛的怪兽，谈何容易？！不仅仅当下之中国，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和靠革命推翻王朝的孙文先生，都耗尽毕生心血，然，民主法治之光至今没有光耀我 960 万平方之华夏。 我们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 90 年前立党之初的革命夙愿， 80 年前的伟大民主诉求， 70 年前对独 ’ 裁和专 ’ 权的愤恨， 60 年前对亿万同胞的民主政体承诺是真实的、有效的，并且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 孙文先生政治理想之继承者 ” ，时时刻刻 “ 为人民服务 ” 的先进政党。 如何保证以上的承诺能够兑现？惟有依靠民主和法治。也许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实行宪政制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建议我们的执政党能够相信并且自觉维护宪法之尊严、法治之神圣。 斯为，坚韧。 我主政之下的长城月报团队，由于 “ 和上级单位合作、管理和其他诸多问题无法解决，选择了离去。 ” 但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新闻职业理想，无愧于市场，无愧于读者，无愧于给我们投入广告的每一个良善的商家，也无愧于那些说谎言和制造谣言的朋友！ 但我对不起三岁的孩子，对不起日夜为我操心的父母。 我尤其对不起跟随我的员工。由于我们的清贫，大家的待遇都很低，你们的腰包没有鼓起来；创业之初，清贫之下，我甚至没有能力给各位买上各种保险，配上各种福利，也没有能力给每一位员工配上必要的采访设备。可我们是一名记者，我们注定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行者，我们注定清淡一生，戎马今世。我们选择了新闻，就注定有风霜雪雨。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大家下辈子择业时不要考虑做新闻，当然我也坚决反对大家投生于飘着国旗的办公大院里，拿着纳税人的俸禄，俯视着门口聚集的 shang 访百姓，然后拉上办公室的窗帘，用权力和金钱做交易。 要分手了，我送给大家的怕只能是一句话了：以后无论在哪里择业，先要做一个在阳光下生活的人，做一个内心良善的好人，然后再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新闻人；面对不干净的、可能玷污新闻职业的钱时，一定要记住，它可能会让你一辈子洗不掉痕迹。再说句粗话，请大家见谅 —— 新闻就像一个清澈如水的处女，不干净的钱就是嫖客，如果你和他上床一次，你今生就永远不会再是处女。 我希望我们团队留下的长城月报理念不倒，希望接下来的团队能够一如既往的高举 “ 民主法治 ” 之大旗，推崇宪政之政体，惟新闻自由和敢言为职业理想追求，让长城月报这块牌子继续在新闻业界闪烁。我当然知道，敢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长城月报哪天因讲真话而遭整肃，那我们会化作新闻理想的雕像存入历史的档案馆。 我相信：长城月报的昨天，会被后人写进中国的新闻史。而这将是我们安慰内心痛苦的、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别无选择；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告别风霜雪雨，也远离了似锦繁华；我和我的团队走了，渐渐看不见了长城月报的背影，也 —— 渐渐听不见她的依依呀呀；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您记住 700 多个日夜的奋斗拼搏，也请您忘记一个又一个的执法审查；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曾经上门讲情的商贾、官员和执意上门调查的警察，放下内心不安的挣扎，因为 —— 我们并不可怕；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讲真话，也请你们回去告诉自己的主子：这个国家总要有一批仁人志士，心怀天下。 再见，长城月报！ 祝好，长城月报！ 朱顺忠即笔于北京东郊   2011 年 10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