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北岛 55岁，诗人 北岛是他那个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也是他那个年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他以精湛的诗艺 和对于复杂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志铭。”“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 我”。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 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陈丹青 51岁， 画家 早 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 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 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 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 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严厉批评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陈 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 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他的声音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崔健 43岁，摇滚歌手 改 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 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 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动摇他的位 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戴煌 76岁，1991年从新华社退职 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 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 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 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丁东 53岁，原山西省 社科院研究员 丁东近10年主要致力于研究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在 学术上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见宏论，而他对当代 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 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 当高的精神食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杜维明 64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 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 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 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 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 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方舟子 37岁，福建云霄人，生物化学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学定居。1994年 创办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揭露国内众多学术腐败。 数年来，他和他的“新语丝”网站，像“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 子”，一次次捅破知识界的剽窃、抄袭、蒙蔽与欺骗，一再地挑战学术权威和商业神话。 他是“是非”领域的斗士，用激情甚至偏执，一再警示， 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毫无疑问，他迄今为止揭露的300多起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他使个体独立、理性的判断获得应有的尊重，并用民间行为实践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高耀洁 78岁，河南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 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 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 “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 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胡舒立 51岁，《财经》杂志创办人，主编 胡舒立创办的《财经》 诞生不久即获得“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获 得的评语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03年，在绝大多数媒体语焉不详和缺席的情况下，她领导的《财经》以饱满的勇气、毅力、良知和智慧 在这一事件上连续发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 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贺卫方 44 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是做一个书斋学人，还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曾经为此徘徊过，所幸，这个徘 徊发生在15年前，并且，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中国法学界也许多了一位“学贯满盈”的智者，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虔诚而勤奋的法律圣经的布道者。 法 官职业化、司法制度变革、宪政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多年来，贺氏以其平易流畅 之笔、深入浅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遗余力地投书传媒，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其中《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堪 称绝唱。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侯孝贤 57岁，台湾电影导演 从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 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手册》主编傅东评价：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 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为 电影艺术家的侯孝贤，除了用作品发言，更有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2004年1月，由侯孝贤担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成立，他联合数百名作家、 艺术家，直接面对台湾政治现实发言，反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议题”。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江平 74岁，原中国 政法大学校长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深知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现实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对立面就是计划经济和 政治国家。自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间，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主持下，江平以及众多学者一道参与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框架性法律。在一 次次事关宏旨的争论中，江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法律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这十年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 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金庸 80岁，香港报人 金庸以武侠 小说闻世，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华人。“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杰出的报人身份。 金 庸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了毕生基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明报》 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即使在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报章之一，《明报》 旗下的《明报月刊》和明报出版社，已跃然成为华人化界的学术出版重镇。 金庸的社评，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 题为主，数十年几从无间断，累计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郎咸平 48岁，香港中文大学 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 2000年才现身国内媒体的郎咸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认为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公 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或许这更加准确。无论是什么家，郎咸平都具有赢得公众认同的两大要素——专业素养和平民意识。 郎咸平毕业于美 国最好的商学院，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但他又不遗余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替中小股东监督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从而得到了 “郎监管”的绰号。 当然，作为一个“外来户”，郎咸平还需要增加对国情的了解，比如国企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和国企改革的复杂历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梁从诫 72岁，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创办人，北大教授 他从祖、父辈那里继承 了责任感和挑战意识，他的名片是用废纸复印而成，他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身体力行。 他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创建的“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环保组织：保护川西 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官员对于环境问 题的注意，而且维护了本组织的独立性，使环保积极分子们可以在中国的焦点问题中扮演“批评者”角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李敖 69 岁，台湾作家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 著作等身，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研究集》 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誉之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 在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光焰万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传统下的 独白》等挑起文化论战，批评当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传播“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等观念，主张台湾走现代化道路。因此遭当局忌恨，前后两次入狱。1980 年代复出后，他写文章，办政论杂志，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全力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变革。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廖冰兄 89 岁，漫画家 1938年在廖冰兄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个展，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漫画个 展，广州为之轰动。廖冰兄认为：“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 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后《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和“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 画。他骄傲地回答：“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堪称杰作的《自嘲》画的是一个长年囚禁在大坛子里的 人，在坛子打破以后，身体依然龟缩成坛子的形状，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林行止 64 岁，香港报人 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香江第一 健笔”，“香港社会的良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他曾在香港《明 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秉承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使《信报》成为近年来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报纸。他的“政经短 评”和“林行止专栏”以独立敢言著称，剖析净尽，切中肯 綮，广受欢迎。 长期以来，林行止致力于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普及至普通民众，从细 微的经济现象入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娓娓道来。他挚爱读书写稿，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身外物语》等70余册。因为他的杰出贡献，曾 获英国女王OBE勋章。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刘军宁 43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作 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 《保守主义》等著作。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 谈论宪政能成为今天的潮流，1999年刘军宁在《南方 周末》发表的《驯化统治者》一文功不可没。在这篇文章中，刘军宁用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正本清源，指明宪政的作用主要在于“限政”：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 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罗大佑 50岁，台湾音乐人 他有两顶桂冠：“中国流行乐坛教父”和“中国的鲍勃·迪伦”，前一项可以理 解为人们对他音乐造诣的尊重，后者指的是他的社会批判性。 1982年，行医出身的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发行，“掀起了台湾全省史 无前例的自省风潮”。他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83年推出的专辑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对于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出的最强音。 音乐就是他批判的武器，罗大佑用音乐为台湾社会的种种病症进行了深邃的 透视。他的过于文人气的歌词也许不如崔健犀利，但是他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他的近乎完美的音乐，使他的歌曲在台湾和大陆青 年的心中打上了忧伤和激愤的烙印。 公共知识分子50人：秦晖 51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是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 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读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向世 界求知识”的名言，考虑到他小学毕业后，接着就是“闹革命”、插队下乡达12年之久的失学生涯，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 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邵燕祥 71岁，作家 作为文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长者，并非缘于他温柔敦厚的秉性，而是他外柔内刚的风骨。 早年他以敏捷的诗才而知名；“文革”后复出，主要致力于撰写革故鼎新的杂文，不论“小题大作”还是“大题小作”，都有一种 绵里藏针、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更大的贡献在于舍身求真，撰述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 ——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传性文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并呼应巴金先生拒绝遗忘与推卸的心 声，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努力创造着精神氛围。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汪丁丁 51 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汪丁丁的笔下，除了黑格尔、康德、罗素、休谟等人的大段引述，还有方程式。他经常被问到，到底读过多少 书？ 他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他坚 持，个体生命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进行创造，从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积累起足够的“知识”总量，反过来增加全体的福 祉。 他自称是模糊的思考者，但作为他智慧和充沛情感的受众，我们希望他更清晰、有力地表达。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王朔 47岁，作家 王朔的作品，以准确描述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破灭后北京青年的苦闷、颓废和玩世心态著称。王朔小 说、崔健摇滚乐、星星画展等，一起构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文化解放运动的核心，对批判和解构一个时代陈旧压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王朔本人 浓厚的玩世情怀，他的“拒绝崇高”，“解构一切神圣”，他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源流有着尖锐甚至过激的批评。 他的《我看港台流行文 化》，几乎是中国文化界分 析评论大众文化现象的第一篇，这显示出他犀利的文化眼光。他对金庸、鲁迅等也有尖锐批评，同样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王选 52岁，民间维权人士 王选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这位 精通英语、日语，通晓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国情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工作、没有报酬，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中国的乡间大地，收集证据，联络受害者，组织起诉日本政 府，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之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王选的坚韧和不屈，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别意义。她那些几乎完全基于道义的行 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2002年9月，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终于第一次承认：侵华日军曾对中国平民施行细菌战。让这段只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历史，昭告于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 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阮仪三 70岁，同济大学教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 们庆幸有他，才得以看到美丽依旧的家乡。 他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坚持保护建筑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是中国古城镇的守护神。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 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温铁军 53岁，《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 长 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 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 是“农民、农村、农业”， 而非主流的提法“农业、农村、农民”，意图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意见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他 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 初乡村建设学院，并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吴敬琏 74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吴敬琏是最早抛弃“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的伪经济学的中国人之一，也是1949年之后第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中国人之一。 1984年到1999年，是吴敬琏身 体力行、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的15年， 也是他个人硕果累累的15年。在中国几经反复、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吴敬琏功勋卓著，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1997年之 后，吴敬琏认识到中国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法治和宪政。 2002年，他和法学权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 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场经济”。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吴思 47 岁，《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吴思最早发现了与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从“陋规”、“内部 章程”等模糊的描述提纯为“潜规则”这个词汇。它作为一个如此好用的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需解释的常用词汇。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 笔下之所无”的领域，吴思还能继续精进，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则证明吴思并非是因幸运才发现了潜规则，就好像牛顿不是因为幸运才发现了 万有引力。 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以惊人的发现能力和命名能力，无愧于“我说透了历史” 这种说法。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谢泳 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 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 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 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 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许纪霖 47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 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 知识分子研究方面，”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广泛征引；关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个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颇受学院内外读 者青睐。在城市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和都市空间的关系多有发掘。 1980年代以来，许纪霖先生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 点独特又富有争议的文章，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2003年关于“非典问题”的分析、2004年关于“台湾大选”的评论，均被读者认 为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徐友渔 57 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研究员 徐友 渔学过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社群主义，良好的逻辑训练让他解释得一目 了然。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勇气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 一。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等。此外，徐友渔提倡反思文革，整理遇罗克遗 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 东平 55岁，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1990年代初期， 杨东平以《城市季风》而广为人知。他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他有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 终不断。对社会问题，他发出的声音是独立的，只问事非，不计利害。 他反对国家垄断教育，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 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 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和才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锦麟 51岁，凤凰卫视评论员 他曾是下乡 知青、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后来成了香港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笔耕不辍。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也因为凤 凰卫视“慧眼识英雄”，一个极少成本的读报节目，让年过半百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了海内外华人熟悉 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和《有报天天读》挂在一起，已经成了节目收视率持续攀升的保证。 他的节目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对政治和社会的敏感， 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加上在电视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真性情的流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鄢烈山 52岁，时评家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杂文、随笔与评论集15种，与人合著历史人物传记一种。 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 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 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 功。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伟时 73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 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 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 上。” 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经常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 论，也一再闪现出过人的智慧。 1992年，他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写作风格有较大变化。此书不但保持了拒绝人云亦云的态 度，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文字生动，警句迭出。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岳 39 岁，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北大社会学博士 这个成长于苏北、绅士一样的中年男人，是将科学的专业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国民意调查中先行者的代 表。 过去的11年，作为一家独立民意调研机构的领导人，袁岳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变成了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他是一个“盗火者”，他让中国告别 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漫长历史。 他的努力喻示 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变更和包装的。经由袁岳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中国民众第一次，接受到这样的问卷：“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 票权，你还会投票选举现任的市长当市长吗？”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思之 77岁，律师 张思之被 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强迫劳改 生涯。 重返律师界后张 思之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气和热忱。 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1987年，在轰动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案中他为含冤的被告公开辩护，当地上千百姓 欢呼，“人民律师万岁”。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 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五常 69 岁，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五常参与了经济学发展过程里最辉煌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末，他求学于20世纪经济学最具爆发力的芝加哥大学， 因缘际会，他的亦师亦友们，后来有8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波涛汹涌、雷霆万钧的过程，并且有显著的贡献，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83年11月29日， 已从美国回到香港的他在《信报》开设经济评论专栏，也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用他流畅、犀利、痛快的文字使经济学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烟火、 不辨菽麦的学究，而是社会大众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参考坐标。他一手确立了经济学在中文世界里的特殊传承。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郑也夫 54岁，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 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 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 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 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向逝者致敬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顾准（1915－1974） 一 个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凭借个人的智慧、勇气和道德力量艰难掘进的先驱，他在那个黑 色年代里的思想探索，成了未来时代的先声。1957年，他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因“思想罪”、“言论罪”于1958年、 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1974年病逝于北京。 在难知来日的境地中，顾准不问个人生死荣辱，苦心治学，探寻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源 流。他毕生的学术愿望，是冀望中国能跳出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蔽障，以渐进方式实现政治和社会改革。 其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于1980 年代初出版后，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1990代后期他的遗作被陆续整理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书出版，他的价值才真正被知识界所知道和 认可。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殷海光（1919－1969） 殷海光（1919－1969）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岛内最优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思想在华人世界的最早传播者。他怀抱自由主义理想，以纯粹而强烈的道德热情和勇 气，在胡适、雷震创办的民间刊物《自由中国》上“书生论政”，与其同道在台湾开创出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数学子的精神导 师。致力于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传统。以五十盛年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 王若水 (1926-2002) 王若水(1926-2002) 1977 年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和文艺。作为一名在体制内生活多年进而又对体制进行痛彻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 的梦中人”。1980年代，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后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发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人 道主义的文章。著作有《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等。他认为，本世纪以来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观点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误解。他认为马克 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其哲学思想，名之曰：唯人主义。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发展，而发展（即创造性劳动）是人自由的根本体现。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黄万里（1911－2001） 黄万里（1911－2001） 2001年8月27日，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水利学家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他生平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弊端的论证没有得 到决策层的重视。1950年代，黄万里因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而受到批判，后被划成右派。但结果却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淤 积、洪水泛滥，得不偿失！黄万里一生坚信，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这就是他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杨小凯 (1948－2004) 杨小凯(1948－2004) 澳籍华人经济学家。最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张五常称其为“最有预感天分并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学者”。他提出和研究的超边际经济学，被布坎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关注中国改革，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 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对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问题有独特、深入分析，他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的“后发劣势”的分析令人警醒。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王小波（1952－1997） 王小波（1952－1997） 自由作家，思想家。他的小说以恣肆无羁的想象和特立独行的语调，把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荒诞性和悲剧性重新呈现出来，语言机智。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杂文 成就。他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杂文和随笔，在率性而为的调侃、意趣横生的戏谑底下，解构神话，使道貌岸然的禁忌教条透露出虚弱与紧张。其死后出版的 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等迄今长销不衰。 《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吴敬琏 温铁军 张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 江平 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 朱学勤 秦晖 吴思 许纪霖 丁东 谢泳 哲 学 史家：杜维明 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 郑也夫 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 北岛 李敖 龙应台 王朔 林达夫妇 廖冰兄 陈丹青 崔健 罗大佑 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 王选 高耀洁 阮仪三 梁从诫 方舟子 袁岳 传 媒人：金庸 戴煌 卢跃刚 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 杨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单：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76289104&owner=227757798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或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7069/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11/04/16, 14: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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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代，他提出要引进“易卜生主义”，也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这是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基础，包括他在20年代主张的“好政府主义”，与他理解的自由主义也是接近的，但他长期以来并没有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直到他离开大陆前一年，他才在北平广播电台的一次演讲当中，全面地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的见解。这次到浙大是他在大陆讲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场，事实上，在此以后，他追求的自由主义在大陆就要长时期地退出历史舞台。     1948年12月17日，中国面临剧变，胡适将永远离开大陆，他跟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他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早在1941年，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做过一个《民主与反民主体系的对立》的英文讲演，他引用美国一个专栏作家的观点，列举了极权社会的21个指标，这21个指标几乎概括了极权社会的所有特征，对于这样的极权社会他是绝对不会认同的。其实，他到美国之后的生活并不容易，他最终选择到台湾落脚，与他在美国的处境也有关，这里面有现实的原因。     1949年后，北京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11册的《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出版于1952年，批判的高潮在1954年到1955年，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周扬、胡绳、艾思奇、李达、范文澜、金岳霖、冯友兰、侯外庐、黄药眠，《人民日报》的年轻编辑王若水，以及当时刚成名的蓝翎、李希凡等人，稍微有点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站出来批胡适，当然也包括了胡适的学生、朋友、他曾关照过的那些人，他的北大同事们，几乎都写了批判文章，仅仅三联书店汇编出版的那套《胡适思想批判》就有8本，里面收录了150篇批判文章，超过两百万字。这套书海南出版社前几年翻印了一下，定价近千元，50年代出的原版本更是奇货可居了，收藏这套书的目的当然不再是批判胡适。当时，上海、浙江、河南等地也出版过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汇编，或单行本，或多卷本，我手头有一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55年4月出版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     为什么要批胡适？是毛泽东掀起了这场批胡适思想的运动，可就在那个时候他对一些知识分子当面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这是亲聆这番话的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一文中的回忆，时在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毛泽东心里是清楚的，他还抱怨了一句：“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当年，毛泽东有意让胡适留下，可以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这个信号胡适也收到了，但他没有理会。他对司徒雷登说的那句话已经很清楚了，他是不会选择留下的。 1985年3月27日，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浙大做了一次关于改革的讲演，引起轰动，浙大学生根据录音整理的演讲稿，到了北京的地摊上据说能卖到两元钱，不过是几页油印稿。那个时候，两元可以买一套很好的书，很精美的精装本。方励之对胡适之并不是很了解，也没有说出自由主义这个词，甚至压根没有联系到自由主义上来。但是从精神上，方励之到浙大演讲算是对1948年胡适之到浙大演讲的一次回归。从胡适之到方励之，已经过去了37年的光阴。 又过了17年，2002年5月25日，李慎之在浙大西溪校区做了一次讲演，一个偶然的机会，曾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给浙大带来了一次小小的轰动，他的讲演最初安排在一个座位只有70个左右的报告厅，人还没到，从四楼报告厅一直到一楼的走廊就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临时换了一个大阶梯教室还是不够，许多人只能站着。浙大师生争睹李慎之的风采，想亲自听一听这位写出了《风雨苍黄五十年》的老先生的声音。那一天，李慎之其实也没有作准备，只是漫谈，他有关政治现代化、后期专制主义时代的观点也是大家熟悉的。但是李慎之的这次讲演构成了自由主义在浙大的链接。1948、1985、2002，胡适之、方励之、李慎之，借助李慎之的影响力，自由主义这个词在中国重新进入了国人的视野。1998年以来，李慎之为《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一书写序，为《哈维尔文集》写序，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把自由主义这面大旗又扛了出来，胡适之倡导的自由主义又在中国大陆复活了。李慎之于2003年春天遭遇SARS时去世，他生前留下一句话，“如果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这是一句注定要引起争议的话，从他说出口的那天起，就受到了“鲁党”的抨击，“鲁党”以那些研究鲁迅的专家为主，也包括大量的鲁迷。在他们看来，鲁迅是高山仰止，深不见底，伟大无边，骨头最硬，近乎于神，而胡适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奴颜婢膝的知识分子，是软骨头，胡适与政府是合作的，他们为什么会下这个结论？因为他们拒绝读胡适的书，拒绝了解跟胡适有关的历史，他们可以把《鲁迅全集》反复地读，从小读到老，但是拒绝接受胡适的一切。我们这个民族很特别，在当代构成这个民族判断力的主要是两样东西，一是新闻联播，一是教科书。至少长达半个世纪，胡适的作品根本就没有进入过教科书，自从上世纪50年代大批胡适思想之后，这个名字就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数十年。而鲁迅的作品最多的时候在中小学教科书里占的份额是25篇，哪有一个作家在中小学教科书里可以占到这样的篇幅。绍兴的鲁迅故居每天都是门庭若市，那么多人都想去看一下鲁迅百草园与三味书屋，那就是教科书的影响。 当大陆大批胡适时，胡适告诉一个好朋友，新月派的才子，也曾是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外语系教授叶公超，自己通过香港把大陆批判他的文章基本上收集起来了，准备写一篇反驳文章，叶公超说：一个处女怎么好去跟强盗打交道呢？叶公超劝阻了胡适，胡适最终没有写反驳文章，任它去吧。但是胡适接受了几次采访，一次在台湾的广播上，一次在美国，内容大致相同。在台湾的广播上是跟《孽海花》作者曾朴的儿子曾虚白的一个对话。曾问，大陆在疯狂地批判你，从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各个学科角度对你进行批判，全方位的，叫清洗胡适思想，要把胡适的思想从中国大陆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洗干净。胡适说：他们这样批判我？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点我一生都在倡导自由，也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是他们接受不了的，毛泽东接受不了的。第二点是怀疑，我一生都在倡导怀疑，对任何东西都要保持警惕、保持怀疑，都要问个为什么，问个一、二、三，这也正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者最忌讳的，他们要求人只能信马克思主义，不可以信别的主义，是绝对容不得怀疑的。胡适的概括基本上是准确的。毛泽东打平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掌握了全部权力，江山在握，对一个远离本土、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为何耿耿于怀，要发动大规模的批判，别的不说，光是纸张就用掉很多，恐怕要用吨来计算吧，还有多少人力花费了多少精力来写批判文章，原因也就是胡适讲的他在大陆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必须要消除他的影响。 毛泽东批过很多人，比如俞平伯、陶行知，但是他批得最厉害的就是胡适，胡适是缺席批判，陶行知已经死了。毛泽东年轻时候是胡适的仰慕者，亲笔写给胡适的明信片，措辞极为谦卑，他对美国红色记者斯诺也亲口说过，当年最崇拜的人，小学是梁启超、康有为，到了湖南读师范之后是陈独秀、胡适。胡适误以为毛泽东对他始终是崇拜的，这是胡适书生气的一面，所以他说自己是“书傻子”，就是书呆子。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胡适还没从美国回来，他竟然要发一封电报给毛泽东，说共产党只要把武器放下，就可以变成英国的工党一样，可以通过选举上台执政，代价又轻，效果又好，成功的先例已经摆在英国了，当时英国已是工党执政。既然以和平手段，通过竞选可以上台，何必要打打杀杀呢？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没有人料到武力能打赢，而且这么快。胡适文集里有这个电报的底稿，不知道是不是发到延安去了，反正当时的报纸上已经报道。 胡适一生有很多从政的机会，但是几乎都放弃了，他珍惜自己的羽毛，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汪精卫请他做教育部长，他坚决地拒绝了，蒋介石请他入阁，甚至请他做行政院长、考试院长，他都拒绝了，只有一次心动过，那也仅仅是心动而已，蒋介石请他做总统候选人，胡适日记里也记了。胡适跟他身边的秘书胡颂平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做宰相，可以做无为而治的君主，这句话记在《胡适年谱长编初稿》（大意如此）。这只是跟身边的人私下说说。蒋介石确实有意做行政院长，而让国民党外享有清望的知识分子来做虚位的总统。因为按照当时宪法学家张君劢执笔的宪法规定，行政院长才是掌实权的，这样做既落了好名声，又给美国人和国际舆论一个好面子，真是一箭三雕，并非假惺惺。 当然一方面他也是试探性的，既是对国民党内的一种试探，也是对舆论的试探。胡适最初没有答应。第二次王世杰又来跟他说，他表示蒋的承诺随时可以改变。这与他一贯坚持的独立性其实并没有什么矛盾。结果，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会议上提出这个方案，只有两个人赞同，一个是吴稚晖，一个是罗家伦，其他人一片哗然，极力反对。这件事就被否决了。这件事对胡适落下了一个话柄，就像当年他去故宫拜见过18岁的废帝溥仪，舆论讽刺他见了溥仪以后叫“皇上”，溥仪叫他“先生”，对胡适来说那不过是一种礼貌，退了位的皇帝，民国政府还用几百万的大洋养着他，容许他住在故宫，胡适去见他，称呼他“皇上”，也属正常，但是舆论认为胡适有奴性，奴颜婢膝。这次动了心做总统候选人，许多人更认为他的爱惜羽毛是假的。对胡适来说，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从军政、训政到宪政，不就弄假成真了吗？至少总统不是国民党人了，即使他舍得一身肉去喂了老虎也值，不是天天盼民主吗？真的这个机会来了，牺牲一下自己的羽毛也是可以的。所以，光是从这几件事来认定胡适的政治人格、政治人品是不大站得住脚的。 胡适的一生，概括的讲，在他回答为什么要对批判他时指出的那两点之外，还可以加上他一贯倡导的宽容、容忍，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怀疑、宽容、独立，这四个关键词就是围绕他一生的东西，作为一个学者，他当然是要做学问，但其实他不是很想做学问，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他花了大量时间去参加美国的总统选举、议会选举，他亲身参与过给美国总统、议员辅选，亲身参与过四届学生会的竞选，担任过四届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之类的职务，所以他对议会政治这一套非常熟悉，具备操作能力，他并不是一个空头书生。胡适1917年回国时雄心壮志，要回来改造中国，在中国建立宪政，他对教书的兴趣并不大。但是船到日本，国内发生张勋复辟的消息传来，他一想，民国创立不到五年，袁世凯闹了一场、现在张勋又来了，根基未固，共和政治无望，因此决定用20年时间去搞思想文化建设，培养一代公民，一代新人，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主意叫“20年不谈政治”。其实他没有信守这一点，这个他自己作过解释，他回来三年就谈政治了，1920年，他跟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蒋梦麟等七个人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其中说，我们可以不去关心政治，但是政治要来关心你，这话其实是为他谈政治作了一个解释，你可以回避政治，不谈政治，但是政治要找上门来。他们说的这个“政治”是跟所有人都有关系的，就是关乎人的权利、关乎人的生活，关乎人的日常的一切，这种政治，也就是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政治，谁能回避？哪怕你是陈寅恪瞎了眼睛，整天做故纸堆的学问，你也回避不了，哪怕你是王国维，你关心的是甲骨文，是词，是曲，哲学，美学，不还是要到昆明湖去跳水吗？那就叫政治。政治是什么？这个政治就是天塌下来了，不光是高个子要顶，矮个子也要顶。胡适前面讲的二十年不谈的政治，我理解是指狭义的政治，他要直接参与政治，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后面他要谈的那个政治，是广义的政治，是谁也回避不了的政治。胡适一生在本质上关心的是广义的政治，他与狭义的政治之间一直是若即若离，关系并不密切。 从1917年到1949年，胡适在大陆的时间不到32年，他有他的主线，在大学里教书是他的主要职业，这是他安身立命的饭碗。他在北大做教授这些岁月，包括后来做北大校长，那是他的职业，他的梦想则寄托在他业余的办刊生活中。可以说，他大半生的事业某种意义上是由几本同人刊物构成的，第一本当然是《新青年》，但《新青年》不是他创办的，陈独秀办的《每周评论》因为陈独秀被捕，由他接编，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胡适是不讲主义的，对于那种排他的主义，胡适始终很警惕。为时很短，这个杂志就被北洋政府关掉了。胡适亲自创办的第一个杂志是《努力周报》，比陈独秀原来的《每周评论》调子要温和一些，更包容一些。1922年，胡适他们最重要的一次书生论政行动——《我们的政治主张》就首先发表在《努力周报》上面，16个人签名，包括蔡元培、丁文江、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高一涵，都是有名的知识分子，还有四个很快进入内阁的人物王宠惠、罗文干等。结果发现他们即使做了内阁总理、总长，也对体制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这对胡适打击很大，他一度对议政非常灰心。 从1923年以后，一直到1929年，这个中间相隔了6年，时局变换，从北洋军阀时代进入了国民党时代，他才再度恢复当年论政的热情，在文学杂志《新月》上发表了很多批判国民党的文章，那种调门我们今天听了可能觉得胡适胆子太大了，包括直接骂国民党“反动”，都是很直白的。胡适不是政治学家，他是用常识论政的，不像王造时、罗隆基这些人在西方都是学政治学的，有很多的理论，一套一套的，他只是凭常识说话。胡适的学问，一辈子都没有在哪个领域做得最好，但他只开风气不为师，人人都喜欢他，敬仰他，这就是他的魅力。他的魅力最根本的就是他的包容。他能包容跟他不同的意见。可以说说他与鲁迅的两件事，一是他对鲁迅的反应，鲁迅生前写了很多骂胡适的文章，但胡适没有还过一句嘴，鲁迅死后，胡适的学生苏雪林写了骂鲁迅的文章，他批评了苏雪林。《鲁迅全集》的出版，许广平去求胡适帮忙去跟商务印书馆说，胡适真的去说了，而且王云五同意了，合同都签了，而且从国民党中宣部那里得到了批文，只是一直拖在那里。 周策纵回忆，胡适50年代中期说过，“鲁迅是我们自己人”，认为鲁迅也是个自由主义者。其实，从根本上说，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不相信社会，不相信人性，世上的一切鲁迅都怀疑，他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但他是个人道主义底色的虚无主义者，他内心有绝望，也有悲悯。他为什么不去谈制度，不去谈什么价值，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他显得很深刻。也许只有把世上的一切看透了，人们才会觉得深刻。而胡适是个浅白的人，甚至被认为是肤浅的人，浅薄的人，乐观的人。在中国，一个乐观的人，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肤浅的人。但胡适的乐观主义跟一般的乐观主义有一个区别，他是要继续努力、不断努力的乐观主义，不是把生活看得到顶的乐观主义。这就可以理解他一辈子不断地做事情，他不是躺在那里睡大觉的乐观主义。 他办完了《努力周刊》，对军阀政治很失望，很长时间不去谈论政治。等到国民党政权起来以后，他想挑战一下它的底线，与罗隆基等一干人写了一批攻击国民党文化、政治、人权等各方面的批评文章。即使今天来看，这些文章的水平还是很高，比如罗隆基那篇《论人权》。国民党当局虽然也有点无奈，但也对胡适动了手脚，不让他做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不让罗隆基在光华大学做教授，罗隆基被迫北上到天津去做《益世报》的主笔。“新月派”也被国民党用不是很严厉的打击给打下去了，但是胡适没有被打下去，胡适离开上海之后到了北平，先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然后回到北大，做了文学院院长。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再度创办一本同人《独立评论》，从1932年一直办到1937年，在他办的杂志当中，这是寿命最长的一份，与《新月》、《努力周报》相比，锋芒和棱角似乎有点收敛，但是它恪守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独立发言，不仅对政府保持独立，不臣服于国民政府，同时对公众情绪保持独立，不盲从流俗的意见。有的时候，知识精英要对政权保持独立相对还比较容易，而且这样做还可以赢得民间的掌声，要对大众保持独立更不容易，要挨骂、挨砖头、挨唾沫。在《独立评论》期间，胡适的影响力达到了他一生中最高点，此后就走下坡了，因为后面局势的演变是他所意想不到的，也是与他所主张的路径相悖离的。 胡适是个一辈子想保持自由、独立、怀疑、宽容的人，他在政治的道路上一直主张走一条和平的、渐进的转移政权的道路。他概括自由主义四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第一是保护、容许反对党；第二是和平转移政权的途径。自由主义最核心的就是这两条，没有和平转移政权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没有反对派、反对党，就不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是排他的，而是兼容的，可以包容任何不同的观点。它不是用来标榜的，挂在嘴上或写在纸上的，而是用来践行的。胡适是一个不愿轻易用理论说话的人，他喜欢用常识来说话，喜欢在生活中推行自己的思路。 抗日战争的发生是一个天塌下来的事情，这个天塌下来，共产党要顶着，国民党要顶着，哪一个党派都要顶着，中国人都要顶着，在这样一个民族危亡的关头，胡适接受了出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职位，抗战如同救火，他要做一个过河卒子，如果这次选择算是从政的话，那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以后他只当过两个跟学术有关的职位（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回国做北大校长的处境非常被动，面临着此伏彼起的学潮，整个时代的剧变，最后只能选择黯然离开。他最后一次在大陆过生日，就是1948年12月17日，当着很多人的面，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内心有很多感慨，最根本的当然是他知道大半生所追求的那个梦想——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进步的可能性没有了，他所走的和平道路失败了。这是他最痛苦的事情，也是很多跟他有着相同知识背景的人最痛苦的一件事。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要命问题上，胡适与鲁迅可能没有什么分歧，早在1934年4月底鲁迅就写信给曹聚仁说，如果天下崩溃之际，我如幸存，当乞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鲁迅去世前，跟延安派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冯雪峰也说过，如果你们的革命胜利，我第一个要逃跑。这是鲁迅晚年的朋友李霁野的回忆。 胡适深受晚清立宪派的影响，他曾以最高的赞美献给梁启超，还给张謇的传记写过序，对张謇的评价很高，张謇是南通的一个实业家，他在社会层面做的那些扎扎实实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最终会导向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它走的那条路可能更慢一点，但是更扎实，可以成为通往未来的新的起点。胡适追求的以和平方式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这条道路，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曾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认同，包括孙中山一生中第一个政治行动也是去给李鸿章上书，而不是搞革命。胡适在国民党内有很多的朋友，在知识界有最广泛的人脉，在企业界也有非常好的人缘，他曾做过老牌的化工企业久大盐业公司的董事长。以他的人脉、声望，本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事实上没有做到。当然主要是因为大的时代背景，但他个人性格上也有弱点，就是比较懦弱，比较好说话。但这种缺陷放在一个历史人物身上是非常正常的，与其他的历史人物相比，胡适个人的私德是比较完美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私德的民族，其实更应该重视公德。像胡适这样一个人物放在历史上确实是非常干净的，也非常地值得后人尊敬。他的作为、一生的言行都没有背离他所信奉、所追求的原则、信念。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像李慎之先生说的那样，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乃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21世纪会不会成为胡适的世纪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假设，但是从胡适之——方励之——李慎之，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链条没有断，自由主义的链条没有断，历史的链条没有断，思想的链条没有断。胡适之的“阴魂”已经回来了，正如毛泽东说的：“21世纪我们给他平反吧”。其实不用得到21世纪，在20世纪后半叶，从八十年代开始，胡适就逐渐地还魂了。历史就是这样，不是说你打倒了他、清洗了他、批判了他，他就真的消失了。 今天胡适回来了，将来他在中国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一定会在这一轮新的历史转型中发挥他的作用。我想到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观点，正好可以用来概括胡适的观点。胡适的表述可能不一样，但米奇尼克的观点在胡适那里都有。波兰团结工会的前台领袖是工人瓦文萨，但是波兰团结工会幕后的灵魂人物，一个叫库隆，一个叫米奇尼克。米奇尼克的书在大陆没有公开出版，只有一本崔卫平主译的《通往公民社会》自印本，在2004年印过几千本。米奇尼克当年是华沙大学历史系学生，以后成了波兰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在波兰变革之后，瓦文萨当了总统，他也是以高票当选为议员，但是只有两个月他就辞职了。他认为自己就是一名知识分子，永远都是，不应该从政。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这两个观点是他从年轻时代以来一步步琢磨出来的。第一个观点，我们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而是为了追求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第二个观点，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而奋斗。共产主义就是一个美好的明天，共产主义也是一个完美的未来，但事实证明这样的乌托邦的许诺往往都是不可靠的。米奇尼克提出的这两点看似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凡，太朴素了，简直就像胡适一样的浅薄，但它又很深奥，它把以往宣扬的理念解构了。为什么要为美好的明天奋斗，就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明天你又不知道，哪怕明天更好，但明天也不会完美的，一定也是有缺陷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胡适恰恰就是这种理想的信奉者。胡适一辈子都是笑眯眯的，都很乐观，都是面对今天的，胡适和鲁迅的照片摆在一起，鲁迅很酷啊，横眉冷对，胡适总是笑着的，他的招牌的照片一定都是微笑着的，他只是含笑面对今天，所以，任何时候他都不会绝望、不会悲观，不是因为他相信明天有个完美的社会等他，而是他相信通过努力，简单的、持续的努力，去过更好的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快乐。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胡适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得到他所说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哲学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但是他一生都在追求这样的自由的过程当中，所以他很快乐。他每一天的读书、写作、交友因此获得意义，有一度他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接待开放日，任何人都可以到他家里来。他过得非常的充实，因为他把每一个今天都当成很好的，而不是抱怨今天的不完美，这是一种理念上的差异。他这样看待生活，所以他始终很乐观，而不是很阴暗。 有朋友说，鲁迅是闪电、胡适是阳光。这个比喻我认为基本上准确。有外国学者说，英美革命是阳光革命，法国革命是闪电革命，最终阳光革命比较健康，它能照到每个角落。而闪电闪过以后，大地仍旧一片漆黑。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虽然很过瘾、雷霆万钧。1789年一把火，就把旧社会烧掉了，但它缔造的第一共和，到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第三共和才开始稳定下来，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俄罗斯走过的道路也是如此，中国的道路，自戊戌变法以来，如果我们把戊戌变法当作中国近代转型的起点，是中国人第一次用和平方式开始追求现代政治，已经一百一十多年了。但我们还在路上，还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俄国、中国不是没有革命，我们一次次的革命，不断地革命，但是我们的革命始终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又回到封闭的黑暗。阳光革命是温和的、少流血、甚至不流血的，按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逻辑也许不过瘾。 很多人不喜欢胡适，因为他不倡导用雷霆霹雳的手段解决社会纷争和变革问题，他倡导温和的、温文尔雅地去推动社会的进步，在很多激进青年那里毫无魅力。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暴得大名，在年轻人中的影响远在鲁迅之上，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出现了小小的逆转，鲁迅的影响在年轻人当中超过了胡适。因为在大学校园里面左翼的青年要比非左翼的多。我们看何炳棣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们都是少数派，殷海光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是绝对的少数派。事实证明，最终有眼光、有成就的是殷海光、何炳棣他们，许多人可能连自己也被革命吞噬了，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李慎之就是一个例子。李慎之、方励之这些人都曾经信仰过共产主义，李慎之是“一二九”一代，延安镀过金的，1957年以后成了右派，二十几年都在炼狱中煎熬，1989年他在中国社科院做副院长，不愿在刺刀下做官，又把官帽给摘了。像李慎之那样，他们那一代人的数字是非常庞大的。那是信仰共产主义最狂热的一代知识青年，连韦君宜那样的大家闺秀都去革命，投奔延安去了。在这样一种态势下，胡适所追求的那一条道路自然就被很多青年所漠视、所抛弃。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凡是胡适的学生、听胡适话的人，无论后来是左的还是右的，留下来的还是走掉的，就是留下来的几个，比如罗尔纲、吴晗，那都是胡适帮助过的人，胡适所器重的青年，这些人在专业里面都是做得很好的。出去的就不用说杨联升这些人，包括小字辈的像唐德刚只是沾了胡适一点边的人，往往会去做一点扎扎实实的事，造福社会，而不是去寻求一次性的冲动。李慎之是非常有才华的人，是党内同僚非常佩服的人，满腹经纶、会写能说，记忆力极好，毛泽东欣赏他，邓小平也欣赏他，周恩来也欣赏，包括他对胡乔木都有知遇之感，超越不了个人的情感。2002年，他在在西湖边跟我讲，他青年时候是个典型的鲁迅派，认为鲁迅天才得不得了，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话，窗外一棵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多么天才啊！自己绝对想不出那么天才的表述。在鲁迅这种天才的表达面前胡适就黯然失色，所以，年轻人怎么会不抛弃胡适呢。李慎之说，那时候看见胡适就觉得胡适不怎么的。但他走了几十年坎坷的长路，走过八十年代末，走到九十年代，他最终发现年轻时选择的这条路走错了。他说自己在绞肉机里面绞过以后，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道路，那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还是胡适之高明啊，当年怎么就不相信胡适之呢！但后悔来不及了，只有从头开始，所以他晚年要打胡适之的旗，重提自由主义。这不是李慎之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选择。他是1923年出生的，比他大5岁的1915年出生的顾准，1916年出生的是胡绩伟（《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1917年出生的李锐（曾是毛泽东秘书、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常委），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自然科学史家，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比他小的就更多了，包括律师张思之、记者戴煌…… 1919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一二九”运动、抗日洪流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九十年代以后，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归胡适的道路，这是一代人的选择，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选择。现在有一个词，叫“两头真”，就是指这些人，就是说他们在年轻的时代追求真理，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到了晚年仍然追求真相，对一生走过的革命道路进行重新反思，又回到了“真”的起点上。那些当年曾抛弃胡适的人，在晚年重新选择了胡适。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这些人纷纷回到胡适，这是李慎之感到欣慰的一点，所以他才会说“21世纪将会是胡适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