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原文地址： 租界里的法律故事 （《法制日报-法治周末》连载专栏稿的未删减版） 作者： 周大伟 租界里的法律故事        周大伟   (一）   在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里，主人公方鸿渐谈情说爱时总愿意用外文来表达那些多少有些刺眼肉麻的词语，此时，方鸿渐觉得自己“正像政治犯躲在外国租界里活动”。意思是说，生活在上海滩上，却在用西方书函来向女士们示爱，可以减轻不少尴尬和羞涩；好比当年那些政治犯在租界内活动，可以躲避中国法律的约束。   钱钟书这句有些调侃意味的话语，本意是为了讥讽那些上海滩上小知识分子的酸腐。但无意中却扯出了一个晚清民初时期的经典法律图案：躲进租界里的某类人的法律生态。   这事儿说来话长，还得从100多年前发生的那些人和事说起。   很多细心人可能已经注意到，在清末民初那个年代，那些活跃在大城市里的革命党（当然包括共产党在内）人，在遇到危险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 往“帝国主义的”租界里跑；如果类似上海滩上那样的英租界、法租界还觉得不够安全，就往更大、更远的租界里跑（比如，香港和澳门）；如果还不行，那就只好流亡欧美和日本了。假如在租界里不幸被“红头阿三”（上海人称租界巡捕房里的带着红顶帽子的印度人）捕获，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千万不要让租界法庭把自己引渡给中国当局。因为，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列强”再凶恶，总还是要走个“正当的法律程序”，甚至还可以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几个回合，通常或保释出狱，或被判个三五年监禁，出来又是一条好汉。假如真的被“引渡”给了当时的“中国政府”，轻则绑赴菜市口“就地正法”，重则株连九族、“满门抄斩”。    租界既是中国领土但并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但租界里又居住着大批中国居民。尽管租界和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带往往仅有一河、一桥或一路之隔，但它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形成持不同政见者或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灰色政治空间。在危难时刻，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不少著名人物，例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陈独秀、廖承志等人都曾利用这个灰色政治空间保住了性命或成功逃脱。   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后，满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开放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来华经商、行医、办学、旅行和传教。但是，一旦这些居住在在中国的外国人遭遇到法律问题（比如刑事和民事案件），应该由哪个法院并适用什么法律来审理呢？在当时，这的确是个极大的难题。   当年的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主权”，当然主张要由中国自己的“衙门”审案并适用中国自己的律例。可是洋人们却断然不肯接受。他们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中国的法律与当时的“文明国家法律”相比，实在太落后了。其中最让洋人们无法接受的就是“中国衙门”里“刑讯逼供”的滥用。南宋之后，元、明、清三个朝代，中国法律史上有一个很不光彩的主题，就是“酷刑的泛滥”。那时候，中国各地的衙门、监狱和刑场上，每日鞭杖之声不断，受刑人惨叫之声此起彼伏。甚至鞭笞火烫、凌迟砍头、剥皮抽筋等酷刑层出不穷。在许多来华经商、旅行和传教的西方人眼中，那些戴着沉重的枷锁被铐在衙门门前示众或被剥光衣服五花大绑地游街的罪犯们，是晚清时期这些西方人回到自己的故乡时向乡亲们津津乐道的“中国城市风景”。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抵达广州。在禁烟文告中，他责令外国鸦片贩子三日内必须呈缴鸦片并签署保证书，若有再贩，“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当时很少人想到这个文告竟为日后中英冲突埋下隐患。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林则徐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中国官人自古以来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和一贯做法。但是，英国人却强烈抗议。英国人的逻辑是，一个人犯了法，必须经过法院的合法程序进行审判，根据其行为触犯法律的程度给予恰当的处罚。而“人即正法”，未经合法审判就被处死，显然有违英国人的程序正义的原则。可当时中国的“法院”在哪里呢？   自1843年租界在上海开辟后，西方列强凭借条约中关于 领事裁判权 的规定，在租界内设立了领事法庭（Consular Courts）。租界内的外国人违法犯罪则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由各国驻沪领事自行审理。1868年4月，根据上海道台和英美等领事商订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英美租界设立了会审公廨。会审公廨是上海历史上在特殊时期、特殊区域成立的一个特殊司法机关，由道台任命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会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由此，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从此刻开始到后来的一百多年里，有关中国的法律中的绝大部分问题的来龙去脉，人们都不得不从与西方的关系中加以理解。整个一部中国近现代的法律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法和外国法、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冲突博弈而又调适妥协的历史。   在目前流行的历史教科书里，通常是以帝国主义的“阴谋论”来解释上述现象的。这种说法认为，帝国主义蔑视中国的法律，隐藏在背后的动机是想逃避中国法律的制裁，抗拒中国皇帝的权威，达到践踏中国主权的目的。这一说法至今仍然是大学法学院法制史课程考试乃至中学生高考试卷的标准答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盖世格言。对于那些来华经商、行医、办学、旅行和传教的外国人而言，这样的残酷律例能不设法“回避”吗？这样的皇帝权威能不“抗拒”吗？还有，这样的“国家主权”充其量也只是和紫禁城里那些皇亲国戚的荣辱有关，它究竟和那些缺乏人权保障的普通百姓的福祉又有多大关系呢？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腐朽的、缺乏人道主义的司法法律，为新的文明体系所取代，是一个必然的普遍的规律。吊诡和不幸的是，当这两种不同文明体系的司法冲突是和侵略与被侵略、先进与落后、傲慢与屈辱联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理性地判断其冲突的价值呢？是将正反两者一并谴责呢？还是站在国际和近代的层面来避免判断的误区呢？显然，一百年前租界里发生的法律故事，给中国法律界提出了过于苦涩并沉重的研究课题。     （二）   说到租界里的法律故事，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发生在公元1903年的那个惊天大案 —— “苏报案”。   公元1903年，距离爆发辛亥革命还有8年的时间。这一年的年景，有人称其为“晚清如一张老化的旧唱片，虽已五音不全，唱针却还在上面划拉着那最后的几圈沟纹。”此刻，在中国北方的古老皇城四周，一切都还显得平静而单调。在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声中，北京城里的遗老遗少们竟很少注意到，在千里之外中国的另一个城市——上海，这个曾经“东南海滨的三等县城”，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遥遥领先、愈行愈远。   当时，上海的现代化程度，超出了当时中国任何的一个城市。尤其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租界，自19世纪中叶起，已经有了其他城市没有的现代传媒报纸以及专科学校，甚至通过法律移植和展开立法，已经有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庭，在司法转型的道路上上海租界已经先行一步。“苏报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903年5-6月间，上海《苏报》先后介绍和发表邹容的《〈革命军》以及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特别是，章太炎在文章中以饱满的激情、极富感染力的文采赞美革命。而且，文中直呼光绪皇帝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这分明是在指名道姓地破口大骂当朝皇帝。此文一出，朝野轰动，举世哗然。一时间，“上海市上，人人争购”。   苏报的上述一系列举动显然激怒了朝廷，加快了清廷查禁《苏报》的步伐。清廷上海道台为此照会各国驻上海领事，要求将当事人捉拿归案。7月初，共有六名“苏报案”涉案人员归案。除去流亡日本的陈范，“苏报案”中真正关键的两位人物便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作者章太炎，以及《革命军》的作者邹容。   对于“苏报案”，清廷目标非常明确：其一，彻底地、永久性地查封报馆；其二，将这些“谤及列祖列宗”的“逆乱”判处凌迟极刑，置于死地。   然而，令清政府羞于承认但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苏报》馆设在租界之内，章太炎、邹容等人被捕、在押均在租界工部局掌控之下。这是个“国中之国”，为清政府力所不能及之势力范围。在所谓的“国中之国”中，“外国领事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西方式的新机构，而不是建立由各种造反政权或内地士绅领袖建立的那种中国式的统治机构……租界拥有征收地方赋税、维修道路、维持市政警察的权利”。   清廷虽然早已下定严惩《苏报》案犯的决心，却只能被迫与各国公使、工部局等商讨、交涉，以图借此杀一儆百，在国内重新树立起日渐滑落的声威。经过多方努力，苏报馆终于在7月7日被封。但租界工部局拒绝引渡嫌犯的态度始终十分强硬。   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与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文章基本上反应了西方国家的立场，即认为苏报案是政府镇压改革者的行为，一旦将嫌犯引渡给中国政府，将得不到基本人权保证和公正审判，况且，当时的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对政治犯不予引渡”的共识。租界当局不仅出面、出资为章、邹聘请律师，还严密布控以防其被清政府劫持。一场中外之间争夺案犯、争夺审判权的拉锯战就此开始。   此时，在法庭上对抗的两造，一方是以帝国自居的煌煌天朝，一方是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这是个如此奇特的法庭，双方都请洋律师助阵，官司背后的政治因素，足以使人心惊肉跳。为了胜诉，清廷也专门聘请了几个洋人律师。以往尽管租界公堂上早有外籍律师的出现，但朝廷和庶民双方都延请律师辩护，还是开天辟地第一回。   如果在清政府自己的衙门里，这样的审判恐怕至多是个过场。不出意外的话，章、邹等人便会毫无悬念地被绑赴菜市口被凌迟或斩首。但在会审公廨中，因为公开审理的“阳光”，面对着旁听席上诸多的中外市民，章、邹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让朝廷顿失威仪。可事到如今，官人们也只好硬着头皮前来出庭。更为有趣的是，当时的朝廷法律人才匮乏，偌大的帝国不得不聘用两位外籍律师作为代理人。如果是在租界以外的“衙门”里，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是严格禁止讼师出现在公堂之上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严禁讼师活动，认为他们“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非无度”，是“挑词架讼、搬弄是非”之徒。不仅对讼师控制司法诉讼的状况感到不安，更在法律上设专条予以打击，如《唐律》将“教唆词讼”明文定为犯罪，使百姓不知讼、不会讼，以达到息讼目的。《大清律例》规定了“教唆词讼”罪，且对于撰造刻印传授诉讼的书，“照淫词小说例, 杖一百、流三千里”。   据传，为了加快引渡嫌犯，慈禧太后甚至不惜开展“夫人外交”，试图通过各国公使夫人的力量，间接说服公使。按中国人的心理，吃人嘴短，但一群公使夫人在酒足饭饱后听到慈禧的来意，便对此次赴宴暗生悔意，她们连忙用劝导的口吻说出：“太后地位品极尊崇，但无权干涉国政，尤其是司法独立，碰都不要碰”。   有趣的是，“法律援助”的概念在“苏报案”审理中首次君临中国大地。章太炎的辩护律师最初是朋友吴君遂筹钱聘雇的，后来出庭的艾里斯律师却是租界工部局出面所聘请的，依据是为因贫困等原因请不起律师的人提供“法律援助”。租界当局的这种举动，特别是法律援助的概念，让清朝官员们百思不得其解：“诸逆律师系工部局代请，该局自谓泰西律法，从不冤人，凡有穷迫不能雇律师者，国家代雇等语。”“闻各犯律师系工部局代请，不知何心？”   在此期间，北京发生的一起政治事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03年7月31日，记者沈荩因对中俄秘约进行报道而惨遭酷刑，被活活杖毙狱中。慈禧太后亲自决定将沈荩尽快处死，逐下令采用杖刑。杖刑本来是用棍杖抽打犯人的背、腿、臀部，并不属于一种死刑。对沈荩所执行的杖毙之刑，其实是一种十分野蛮和残忍的人间非刑。沈荩眼睁睁地看着八个刽子手们将自己一棍棍、一鞭鞭地痛打致死，行刑持续了两个小时后，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仍未气绝的沈荩痛苦难忍，愿求予以绞毙，最后侩子手用绳索将他勒死。沈荩事件中充斥的野蛮与暴力严重刺激了西方社会，世界各国都对清朝的司法系统、文明程度等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在苏报案中，清朝政府不能采取惯用的刑讯逼供方法，如果不是在会审公廨中，而是在清朝的衙门里，审判官根本不可能让章太炎当庭辩解‘载湉小丑’中的‘小丑’二字本作‘类’字或‘小孩子’之解。未等章太炎开口辩解，就会动用大刑，逼其招供同谋‘逆党’。另外，外籍陪审团也不偏重口供证据，当时的会审公廨较注重人证、物证，注重将这些客观证据作为判决的依据。   苏报案中对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遵循体现在多方面。比如辩护与控诉双方形式上的平等性；现代律师制度的引入；对证人的询问；有预审程序和审判程序；有相对完整的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合议等程序。并且，整个审判过程是公开透明的，这从同时期的新闻报道就可看出，符合审判的公开原则。   1904年5月21日，“苏报案”作出最终判决：彼二人者同恶相继，罪不容恕，议定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罚作苦工，以示炯戒。限满释放，驱逐出境。其他人，除陈范之子陈仲彝交保寻父外，其他三人均行开释。   入狱后，章太炎频频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之中，常在报纸上发表诗文，还曾绝食七天以示抗议。邹容于1905年4月3日在狱中病逝，离刑期期满不足三月，终年20岁。章太炎则在出狱的当天就被租界当局送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伫立在船头的章太炎回望渐渐远去的黄浦江畔的上海外滩，心潮汹涌，难以平复。   如今，在恪守政治正确为主旨的各类历史教科书中，苏报案仍被描绘为“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联合镇压爱国革命运动的事件”。近年来，海内外对这一结论的质疑早已风生水起。尤其是，从法学研究的视角看，“苏报案”的发生，对中国社会司法转型起到的重要“提速”作用，已经不容置疑。有人说，中国近现代的法治是从上海租界里产生的，难道不是吗？     （三）     鲁迅曾把自己的杂文集取名为《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且介”二字是什么意思呢？最早告诉我答案的是自己的中学语文老师周思源先生（后任北京语言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演讲嘉宾）。记得他当年在讲述鲁迅先生的杂文时告诉我们，鲁迅先生这些杂文大都是在租界里（也有人称其为“半租界”，即日租界扩展延伸的地段）写成的，鲁迅从租界二字里各取其一半，即以“且介”二字命名自己的杂文集。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写的那些“匕首和投枪”一类的文章，大都是他在上海日租界里向外投掷完成的。后来，不少人由此对鲁迅的“爱国”、“勇敢”以及“骨头硬”一类品格颇有微词。对这件事，鲁迅自己也从不愿意多讲，因为说出来一定会让他的民族自尊心“很受伤”。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业”，其实也是在上海的租界里筹办的。因为法租界是中共主要创办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当时的居住活动地。今天很多人经常去朝圣的中共“一大”会址就坐落在当时的法租界内。在北洋政府执政时代，尽管党禁解除，但对政治犯的迫害从未停止。由此，上海租界便是进步人士活动比较理想的场所。只要不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反政府的暴力活动（如暗杀、绑架等），声称保护结社、新闻自由的租界当局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法租界当局拘捕，分别被关了22天和5天，理由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分别罚大洋100元、400元了事。陈出狱后，还是“屡教不改”地在法租界活动。自然，出于阶级仇和民族恨，革命党人们对租界的痛骂和声讨始终不绝于耳。在这些人眼里，租界像是块臭豆腐，闻起来很臭，但吃起来特香。   听一位老家在山东牟平的著名法学教授说起过，100多年前，他的家乡附近有个村子，毗邻早年德国殖民者管辖的胶州湾属地。村民们为了寻求“洋旗”的保护，趁着月黑风高的晚上，偷偷地将“租界”的地标向后移动，以便将自己的村子也包括在内。这种“挟洋自重”的自保行为，在当时“万恶的旧社会”里似乎完全可以被理解和原谅。因为民间公认的生存法则是：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后来闹起了“义和团”，又有了“洋人怕百姓”之说，当然指的是百姓中的某些异类。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仇敌，这是皇权专制独裁统治的必然结果。从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腐朽垂危、民心涣散、贫穷积弱的国家，在国难危急的时刻只能处于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境地。   据学者吴思的研究，1927年11月26日，重庆聚福洋行与法国吉利洋行签订密约，其实两家是假合资，法方在名义上拥有的1/3股份是”虚股”。中方借用法商之名，挂法国国旗，每年支付”挂旗费”三万两白银。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海关挂号的内港船只中，挂洋旗的船占16%～17%。1924年，这个数几乎翻了一番，超过了32%。挂上昂贵的洋旗到底有什么价值？用聚福洋行黄瑾莹总经理的思路看，这是一笔富于中国特色的物有所值的交易：聚福洋行凭借这块法商的招牌，在那四川军阀混战的防区时代，确实减少了许多麻烦。   租界的存在一直是中国人内心的隐痛。上世纪60年代当小学生时，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看到过一幕：舞台上，上海外滩一座公园的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白底黑字牌子赫然触目，一个个洋巡捕面目狰狞，一群愤怒的中国人在牌子前挥拳扬腿愤而起舞。在今天的中国，老幼妇孺对这个牌子的故事铭记于心，它成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一个标志。 　 不过，直到今天，学者们对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过这样一个告示牌还在争论不休。从历史档案中，至今没有查到直接写着这样条文的记载，甚至也没有人拍下过任何现场照片。除了个别学者声称亲眼见过这个告示牌以外，它依然匮乏相关的有力证据。   上海学者熊月之先生在《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中提及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当年洋人限制华人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华人不守公德，摘花践草。有史料记载，在外滩公园允许华人凭券入园后，不少人不顾公益，不听劝阻，在里面狎妓作乐、损毁花木、随地吐痰，甚至随地大小便等，致使公园管理当局十分恼怒。   在1913年，一位后来当了毛泽东的岳父的人 —— 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这样写道：“试观汉口、上海之洋街，皆宽平洁净，而一入中国人街道，则狭隘拥挤，秽污不洁，……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此真莫大之奇辱……平心论之，华人如此不洁，如此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杨昌济还说，西方人虽然是欺人太甚，但中国人如果不改习惯，“养成与西人平等交际之资格，则此等耻辱终湔洗之期”。   可见，除了维护民族尊严争取平等权利的“外省型反应”以外，还有另一种呼吁国人尊重公德、改良习俗的“内省型反应”。实际上，自20世纪初以来，尤其在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里，一直存在这样的清醒反省。但是，在“五四”以后的激进革命的喧嚣声中，尤其是在1928年外滩公园取消对华人入园的限制后，洗刷耻辱的祝捷声完全淹没了这类微弱的清醒反省。这类反省在中国的学者笔下以及后来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中一概消失了。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教授的上述理性反省文字，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女婿后来成了“开国领袖”而获得彰显和传播。   如果仅仅从中西近代司法观念、制度和运作的层面看，当时的中国完全不属于一个近代法治国家。一系列的冲突尽管最初是在西方列强殖民侵略扩张的背景下展开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方相对落后并极端保守而另一方相对先进并竭力渗透的持久碰撞态势。在租界里，不仅人们再也看不到鞭棍杖笞和砍头示众，还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律师，什么叫陪审制，什么叫法律援助。从封闭排外保守且具有较强内聚力的中国专制司法体系逐渐解体，到西方先进的司法制度开始为中国社会所逐渐继受，这是一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发生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的漫长而痛苦的转型过程。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很难理解，为什么如此昏庸保守的慈禧太后会在1900年底（光绪26年）就下诏书启动了晚清的司法改革？显然，这和当时的中国政府试图早日废除不平等的治外法权的强烈愿望有关。中国的法律只有早一天和西方法律“接轨”，清廷才能有理由和借口早一天让西方各国交出领事裁判权。这个驱动力如此之大，甚至到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境况。然而，出乎慈禧太后意料之外的是，晚清的司法改革不仅仅触及了传统的诉讼审判制度与方式，而且直接冲击了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体系，成为整个社会走向近代文明重要步骤。   晚清以来，西方国家在中国共设有26个租界。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民国政府陆续废除了各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相关特权。1945 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宣布收回外国在华（未包括香港和澳门）的所有租界和租借地。从此，外国租界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宣告结束。   一个愈加普遍的共识就是，西方租界在中国境内发挥的作用过于复杂，其复杂的程度可以超出人们的任何想象。任何人试图对其做出简单的归纳，都可能挂一漏万、失之偏颇。它既是破门而入的强盗，又是前行引路的先生；既是灰色的染缸，又是红色的摇篮；既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又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大本营；既是土匪流氓的蜗居地，又是革命志士的藏身所；既是强者傲慢的小天井，又是弱者觉醒的大舞台；既是冒险家和殖民者的乐园，又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讲坛；人们可以说出一万个理由谴责它是罪恶的深渊，也可以说出一万个理由赞美它是文明的窗口。在近代租界这些狭小的空间里，如此多种异质文化在这里冲撞和融合，堪称史无前例。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说不清、道不白”的租界里，中国近现代的科技、司法、教育、医疗、新闻、城市规划管理、工商管理以及女权意识、市民意识、法治意识、公共道德意识等等成果，像涓涓细流，通过租界所体现的西方文明，点点滴滴地扩散开来。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巨大差距和冲突，极大地刺激着中国人，在反抗、挣扎、调适和妥协中，东西方共同推动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步伐。   作者注：此文为作者为《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撰写的连载专栏稿的未删减版。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看到一份演讲记录稿，转播下，也许有张粉会喜欢。 标题： 【演讲稿】陈子善：张爱玲的文学之旅——从《沉香谭屑》说起（【海上博雅讲坛9】） 【海上博雅讲坛9】陈子善：张爱玲的文学之旅——从《沉香谭屑》说起 主办：上海图书公司 国学新知 特别支持：UTC行家 时间：2012年5月19日 周六 14：00-16：00 地点：上海古籍书店6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今天能够参加海上博雅讲坛活动，首先我要介绍一下海上博雅讲坛，它是上海图书公司举办的，针对专业读者聚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我们系 列讲座活动包括古籍鉴定、艺术鉴赏，还有一些人文、社科类的热门话题。今天是海上博雅讲坛的第九讲，非常高兴地请来了上海著名的张爱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子善先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今天的到来。陈老师多年来都是致力于张爱玲著作与生平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今天他也带 来了他的新作《沉香谭屑》，陈老师会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跟大家有一些互动。 在活动开始之前我想再耽误陈老师和读者大概两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海上博雅讲坛最新要推出的一个系列讲座。从本月开始海上博雅讲坛会举办一个全新的系列讲 座，有朋友可能知道了，就是人文上海的系列讲座。说到上海，每个人都会每天面对着不同的标签，比如有人觉得上海是小资的，有人觉得上海是国际的，还有人觉 得上海是非常市井的。上海究竟是什么样的面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发言权，因为都是这个城市的亲历者，同时也是城市性格的塑造者。我们这个讲座的目的 是能够发掘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展示它的真实性、实在性和历史性。接下来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期讲座，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上海历史、建筑、文学，甚至是视觉 文化等方面，从各个角度来探讨上海丰富的维度。 接下来给大家简单预告一下，下三期讲座我们会请来上海著名的作家吴亮老师回顾一下上海70年代生态与私人阅读记忆，还有李天纲老师则会给我们讲一下上海在 中西文化发展当中所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另外上海著名视觉评论家、摄影评论艺术家顾铮老师，也会来到讲坛给我们梳理一下民国时代跟上海和都市相关的摄 影。 我的介绍就先到这里，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这边拿活动的宣传单。也可以在网上关注海上博雅讲坛的网站。我们到时候会第一时间把讲座的录音、照 片和录像分享给大家。最后我们要感谢上海人文系列讲座的两个主办方，一个是在上海非常活跃的，也是非常优秀的讲座主办方，就是国学新知，另外一个是国内领 先的箱包装备企业，UTC行家，他们也一直热衷于公益讲座与文化传播的建设。所以谢谢各位今天来参与的读者，也谢谢陈老师，接下来我的时间就交给陈老师， 谢谢。 陈子善：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天公不太作美，有点下雨，大家能够来，我感到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度过这个下午，希望我结束的时候不至于大家感到太失 望。我这个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太适合这样讲。虽然我教书教了很多年，我喜欢北方话叫侃大山，就是喜欢随便聊天，有的时候讲出去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收 回来，有这样一个毛病。万一今天这个毛病又发作了，希望大家谅解。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张爱玲这位作家，他的生平和他的创作。有一个契机，因为我出了 一本书，当然我不出这本书，也不会请我来，是有这么一个契机。当然是跟这本书有关联，但是又不能完全谈这本书，有这个难度。完全谈这本书，有点王婆卖瓜自 卖自夸。我们现在开始来讨论。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因为我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另外一个说法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按照这个说法来讨论的话，我们还得追溯到现在之前，所谓近代 的文学。在这100年的时间里，中国产生了很多成就大小非的作家，他们发表出版了很多很多作品，量是相当之巨大的。我一个基本的观点是，对任何一个作家的 研究，大至鲁迅，小至一位普通的，创作成就不那么高的，可能我们今天已经把他遗忘，或者将要遗忘的这些作家。如果要去研究的话，有几项基本工作是必须要做 的。首先，你要了解这个作家他的创作道路，或者说更扩大一点，他的生活道路，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当中从事他的文学创作的。第二，他到底写了多少作 品，这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你今天对于一个作家他到底写了多少作品都不清楚，那你怎么研究呢。第三你的研究在相当的情况下，不是全部，不是百分之百，但是 至少是90%或者95%的情况下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这个作家以前没有研究。如果说这个作家在你以前已经有人在讨论，已经有人在研究的话，他们是怎么讨论 的，怎么研究的。你不能从零开始，你是在前人已经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你就要了解前人是怎么研究这位作家的，前人是怎么研究鲁迅的，前人是怎么研究沈从 文的。张爱玲研究领域里面，前人是怎么研究张爱玲的，怎么讨论张爱玲的。不管是肯定也好，否则也好，赞扬也好，批评也好，你都要了解。所以我认为研究任何 一个作家，还不仅仅是张爱玲，我们都要处理这些问题，都要面对这些问题。你不处理这些问题，不面对这些问题，你的研究肯定要出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这个观点并不新奇，我从80年代到今天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我的所做工作不仅在张爱玲身上是这样，在其他作家身上也是这样。我以 前从事周作人研究，从事梁实秋研究，更早的从事鲁迅研究，我都是这样做的。以后我如果暂时不搞张爱玲研究，我搞另外一个作家研究的话，仍然要这样做。所以 刚才有一位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研究张爱玲。我说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之前张爱玲研究的人很少，现在乱写张爱玲的人很多。两个原因，一个是以 前太早，现在是太多，所以需要研究。前不久我到香港见了宋以朗先生，他说怎么搞的，内地出了很多张爱玲所谓的传记，全都是乱写。我说是啊，不乱写才不正 常，乱写变的很正常。因为张爱玲有卖笔，很多你想看张爱玲的书，想了解张爱玲，这些人就胡思乱讲，胡编乱造。这不是一个严肃的研究的态度。举一个简单的例 子，张爱玲死的时候穿什么衣服，死在地上。谁告诉你的，你看到了？历史事实是不能虚构的。当事人有详细的回忆张爱玲死的状况，那就根据当时的回忆。你要搞 文学创作可以，你就不要写张爱玲是这样死的，你随便找一个李爱玲、王爱玲，随你怎么写都可以，但是你不要来虚构真实的历史人物。所以这个问题我在一开始讲 的时候就要提出来。还有一些人提一些很无聊的问题，非常无聊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严肃的态度，不是对待一个作家，哪怕不是对待张爱玲，对待任何一个普通人都 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具体到张爱玲的研究上来，我个人认为对张爱玲的研究有这样几个方面。大的方面，第一是文本的数量，她留下多少作品，这些作品值得我们反复的来讨论，反 复的来研读。所以有一个说法，我的第一本书的名字就叫《说不尽的张爱玲》。假定一个作家的作品，我们讨论到这个阶段认为没什么可讨论了，说的都被别人说完 了，这个作家的价值就是这些。为什么很多作家，鲁迅也好，沈从文也好，不断的被我们讨论，就是他有被讨论的可能性，不断的被讨论的可能性，我们不断的可以 拓展新的空间来讨论这个作家。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理解，不同的阐释，这就是这个作家的作品的价值。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李白、杜甫、屈原，就是这个 道理。所以首先是张爱玲作品文本的解读。 除此以外第二个，正因为要把她的文本做细致的、深入的解读，我们就可能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她的生平。我们不是猎奇，张爱玲的生平为什么我们要去研究，就是 因为她的生平跟她的创作有密切的关系，有无可切割的关系。这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讲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讨论张爱玲的生平。她跟她家庭的关系，跟她家族的关 系，跟她父母的关系，跟弟弟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等等等等，这就需要讨论。 第三，我们已经知道张爱玲的作品并不是她全部的作品，她有很多作品我们以前是不知道的，当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作品被发掘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改变或者说部分改 变我们对张爱玲的认识。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以前不知道她这些作品。《小团圆》我们以前不知道，《雷锋塔》、《异乡记》我们以前不知道，而这些作品被 发掘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面前呈现一个新的张爱玲。当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是很正常的。这本身就说明这个作家的重要，如果这个作家并不重要，为 什么去争，没有必要去争。 第四，对张爱玲研究是研究，就是研究张爱玲，张爱玲研究史不是从现在开始，早在40年代就已经有人在研究张爱玲。我们内地的张爱玲研究虽然是50年代以后 中断了，但是到80年代又重新开始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回顾，而通过这样的回顾，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张爱玲研究应该怎么样再发展，从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深 入，哪些方面我们的前人已经做的不错了，已经做的很好了，我们可以不必再去浪费时间和精力了。但是我们前人没有做的，来不及做的，或者做的还很不够的，我 们来做。 如果拿这四个方面来衡量一下我这本书的话，你可能马上就会发现我主要做的是后面的三项工作，就是她生平的某些点，只能说是某些点，来考实一些节外人的发 掘，以及张爱玲研究史上一些重要的作品的正误。这里面有必要对80年代以来，就是1979年以后内地的张爱玲。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只能讲 内地的张爱玲研究做一个简要的回顾，这很重要。为什么今天张爱玲受那么多的欢迎、重视，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在座的朋友可能不一定很了解。这里必须提 到一个时间，这个时间非常有趣，1985年。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在1985年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1985年的2月份香港有一份杂 志叫《香港文学》，这份杂志现在还在出版，是1985年1月创刊的，1985年2月的这一期上面，就是第二期上面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就是柯灵先生写的 《遥寄张爱玲》，这个《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知不知道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跟我们上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刘先生 从重庆到上海，在上海办一个出版社，叫怀正出版社，出版了很多重要作家作品，比如上海的时自平（音）先生，比如后来写的《李自成》的姚雪林先生，很多作 品，都是怀正出版社出版的。刘以鬯先生后来去的香港，成为香港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大家可能喜欢看电影，香港 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导演叫王家卫，王家卫有一名很有名的电影，叫《花样年华》。《花样年华》的拍摄就是受到刘以鬯先生的一部小说，叫《对倒》的影响。《对 倒》，我开始看这个题目也不明白，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对错的对，倒过来的倒，颠倒的倒，什么意思。后来看的时候才明白，对倒是集邮上面的一个名字，戳 票、对倒，纪念邮票颠倒过来。刘先生是著名的集邮家，他从集邮上面受到启发，把集邮上面的一个专用名词用到小说创作上来，写了《对倒》。而王家卫看了《对 倒》以后非常欣赏，就根据《对倒》拍摄了《花样年华》，当然王家卫也加了自己的感想。所以你们如果再重看《花样年华的》的时候，就会发现在片头或者片尾的 地方提到了刘先生，电影拍摄受到了刘先生《对倒》小说的启发。 刘以鬯先生在张爱玲研究上面，他自己没有直接写过文章，但是他有两个贡献，第一个贡献就是发表了柯灵先生的《遥寄张爱玲》。在发表的时候，他加了一个编者 的按，他说这篇文章是道人所未道，有助于正确认识张爱玲的文学道路。这是刘先生的一个贡献，就是他首次发表了柯灵先生的《遥寄张爱玲》。关于这个过程我就 不展开了，在我的书里面谈到了，就是整个发表的过程很复杂。还有一个贡献，我在书里也谈到了，他第一个指出张爱玲有一个笔名。大家知道，现在作家几乎每个 人都有笔名，没有笔名的极少极少。鲁迅有100多个笔名，茅盾、巴金、郭沫若笔名之多令你眼花缭乱，不是作家搞不清楚的。你现在让我报鲁迅的病因我报不全 的，不可能报全的，太多了。为什么？写一篇文章换一个名字。有些作家不是这样的，笔名比较少。张爱玲她信奉的出名要趁早，要出名的话你必须要用真名，你用 假名谁知道你呢。既然出名要趁早，所以她开始小说创作、散文创作都用张爱玲这个名字，没有笔名。虽然她自己不喜欢张爱玲这个名字，她觉得张爱玲这个名字很 俗气，她自己不喜欢。但是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没有关系，所以既然家长给她用了这个名字，她就用下去。张爱玲用笔名是在1949年以后，就是我们说的解放 以后。在上海的一个小报上面发表他的连载小说，《十八春》长篇小说，后来改名为《半生缘》。大家很熟悉，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半生缘》，电影也有。用了一个 笔名叫梁京。这个梁京的笔名在60年代，美国有一位张爱玲研究专家水晶先生，这个名字很特别，也是个笔名。水晶，现在女孩子戴的首饰是水晶首饰。水晶先生 去采访张爱玲，张爱玲很少接受采访，那一次她破例跟水晶谈了一个晚上。这个谈话记录都收在我编的书里面了。水晶的采访是做过充分准备的，不是一般像媒体记 者这样采访的，他是一个研究者对一个作家的深度才分。他提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比如水晶说你发表《十八春》的时候是不是用了笔名。对，我用了笔名，我 用了梁京这个笔名。这是张爱玲公开承认的，她用了梁京这个笔名。 但是刘先生在他编的书里面提到张爱玲用过几个歌笔名，除了梁京之外，他还谈到张爱玲用到另外一个笔名，范思平，这个名字我们以前一无所知。这是刘先生第一 次公布出来，他公布之后很长时间人家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个公布。在现在作家研究史上，当你发现一个重要作家新的笔名的时候，就意味着在研究的面前将会展开新 的天地。因为这个作家这个笔名我们之前不知道，这个笔名发表的文章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是张爱玲写的。当然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张爱玲用范思平这 个名字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前一阶段已经在宣传的，张爱玲翻译的海明威的著名的作品《老人与海》。《老人与海》张爱玲翻译最初出版的时候署的名字不是 张爱玲，署的是范思平，非常有意思。而这个历史事实是刘先生第一次公布出来的。所以我说他对张爱玲研究史上有两个贡献，这两个贡献因为他没有留下写张爱玲 直接的文字，只留下那么一句话，道人所未道，有助于正确认识张爱玲的文学道路。这个话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会说，有助于正确认识张爱玲的文学道路。可惜的 是，刘先生现在年事已高了，90多岁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向他请教了，你怎么知道范思平就是张爱玲的笔名，你肯定有一个说法，有一个来意，没有办法再向他 请教了。以前我跟刘先生多次见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知道这个笔名，他也没跟我说。他知道我研究张爱玲，他竟然也不说。所以很多历史的事情就这样错过了，非 常有意思，他竟然不说。 到了1985年的4月份，两个月以后，柯灵先生这篇文章在北京著名的《读书》杂志上再次发表。所以我们长期以来一致以为《读书》最早发表了柯灵先生这篇文 章，实际不是的，它最早是在《香港文学》上面发表的。两个月以后，就是1985年的4月份。到了1985年的5月份，这篇文章又被上海大名鼎鼎的《收获》 杂志再次发表。大家注意，1985年4月份在《读书》上面发表的时候，这个文章已经做过修改，1985年的5月份在《收获》杂志上，在内地第二次发表的时 候，柯灵先生再一次做了修改，非常有意思。如果把柯灵先生每一次修改的内容加以比较，也很有意思，你有本事的话可以写成博士论文。比较一下为什么他要这么 修改，时间很短，两个月以后就改了，不是改一个字，改一句话，是整段的修改。什么原因，当时什么样大的环境，政治的、文化的环境促使他做这样的修改，这本 身又是一个研究的题目。也就在1985年的5月份，这期《收获》上面重新发表，我们称作是重新，因为这个文章早就发表了，张爱玲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倾城 之恋》。《收获》在1985年重新发表《倾城之恋》，当时很多年轻的作家，当时年轻，现在都已经功成名就。当时年轻的作家看了以后大吃一惊，哪里冒出来个 张爱玲，我们都不知道，写的那么好，那么特别。这时候张爱玲的作品重新回到读者的视野当中，1985年。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 到了1985年的8月份，就是在同一年里面，很奇怪，你也不妨说那么巧，实际上事情往往就是那么巧。1985年的8月份，就是今天组织这次活动的上海书 店，当时不叫上海书店出版社，当时就叫上海书店影印了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集，就是大名鼎鼎的传奇。我今天把这个影印的带来了，1985年的8月份。它有一 个副封，张爱玲著《传奇》，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参考参考而已，反面也是参考资料。你们看一下这个介绍很有趣，完全是客观的介绍，没有任何 评价。本书是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集，实际是中短篇小说集，收有1943年到1945年间创作的小说16篇，据山河图书公司1949年1月征订本出版影印。完 全是客观的、中立的介绍，不做任何评价，没有褒贬，不做任何评价。挺客观的，都是历史事实，你无法否认的。这是《传奇》，他影印版本的选择，选择的很好。 《传奇》一共有三个版本，有初版本，有再版本，有征订本。当然征订本是最重要，我的书里面第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这个出版的，初版本、再版本、征订本，他影印 是因为征订本。我不敢说这个影印跟我有关，但是整个这套参考资料跟我有关。有一位刘化奇（音）先生，上海书店已经退休的老职工，当时他就是主持这个影印工 作，这个影印总共160种，量是很大的，其中张爱玲占了两种，1/80，两本。当时我不断跟刘先生讨论哪些书需要重新影印。刘先生是比较谨慎的，我提了很 多书名，这个合适吗，我说你试试看。你反正是参考资料，没有说它好，当然也没有说它不好，试试看啊。那他说可以，我们来试一试。很多都是这样，小心翼翼的 影印。因为那时候思想还不像现在那么解放，那么宽容。 我再举一个例子，当时中国北京社会科学院有一套大型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其中一编，乙编就是作家研究资料，每个人一节，或者两个人一节，或者三个 人一节，或者一个人两节，一个人三节，这个作家重要。像茅盾很重要，一个人就就三本，上中下本，茅盾研究资料。鲁迅研究资料也是，因为鲁迅先生三十多本都 编不完，所以只有三本，精要，精编本。有的作家就两个人一本，小一点的作家就三个一本。巴金也是上下两篇。张爱玲是一个也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不承认她 的文学地位。当时已经定的一百多位作家的名单，要编的，但是张爱玲在这个名单之外。按照现在的文学史的观点来看，张爱玲在一百名之外，这是不可以想象的。 但是在当时就是那么一个情况，思想还是很僵化的。所以1985年8月份能够引进这本书，这是有点了不起的。我不说很了不起，但是有点了不起，这也是张爱玲 的作品第一次在内地出版。 过了两年不到，一年多一点，1987年的3月份上海书店再次影印了张爱玲的另一本书，散文集《流言》。张爱玲40年代创作的最重要的两本书，《传奇》和 《流言》都是当年上海书店影印的，从此之后，内地的张爱玲研究才开始逐步走上正规。因为有作品影印了，有研究者看到了，就觉得我们的文学史有欠缺，有严重 的欠缺，张爱玲这样的作家竟然进不了当时的文学史。 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前两天北京嘉德拍卖公司——中国最大的艺术品拍卖公司，拍卖唐弢先生收藏的名人字画。唐弢先生大家知道，是著名现代文学的版 本收藏家。按照巴老的说法，唐弢先生的藏书归了现代文学馆，就是一半以上的文学史都在里面了。确实是这样，我去参观过他藏书的陈列，那个叹为观止。但是我 查了他的目录，他没有收藏张爱玲的作品。什么原因？很简单的原因，按照当时文学史的观点，所谓正统文学史的观点，张爱玲的作品是不入流的。这可以理解，我 们回过来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上面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今天来讨论张爱玲的话，我们必须要对这个历史做这个回顾。唐先生这么重要的收藏家，这不是无益的收获，而 是他对张爱玲的作品兴趣不大，不愿意收藏。他当时要找张爱玲的《传奇》很容易。第一比他的版本更珍贵，不知多倍的书，唐先生都收到。40年代的书，唐先生 当时就在上海，他怎么可能不收集到呢，他觉得这个书我没有收藏价值。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当然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再跟唐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我当年跟唐先生 关系很好的时候，经常去看他，他也给我提供过很多帮助。但是后来就没有机会，有机会我一定要跟他讨论，这个《收获》你现在怎么看了，可惜没有这种机会了。 所以历史往往是很无情的，它不给你更多的机会，错过就错过了，不给你更多的机会。 我个人的张爱玲研究也就是在1986年底1987年初开始的，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了张爱玲的一个中篇《小艾》，也就是在《十八 春》之后继续写的一个新作品。这个作品的被发现，当时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关注，甚至这个过程我在书里面也都写了，很多事情过了几十年之后才被披露。我当时 那么年轻，我不知道为了这个事情张爱玲跟香港的宋淇先生有过反复的讨论，内地这个陈子善是个什么人，肯定有背景。有什么背景，就是一个大学里的青年教师， 一定要慎重的对待。他不了解，你把张爱玲的作品发表出来目的是什么，不清楚。张爱玲本人对这个作品是不满意的，或者在当时的语境下面，她觉得这个作品她不 愿意重印。我逼她重印的，因为我帮她找出来的，如果我不找出来，张爱玲甚至忘记了这个作品，年代久远，这个作品是我写的吗，我记不住这个东西了。所以这里 面就涉及到一个，作为一个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发掘张爱玲节外的作品，这样的发掘往往会被作者本人带来不愉 快。这个我必须承认的，会给张爱玲带来不愉快。这个不愉快我也是到后来才知道，我是事先是估计到了肯定会带来不愉快，但是这个不愉快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 就是今年大概三四月份，台湾有一位学者公布了一封信，张爱玲给台湾皇冠出版社编辑的一封信，其中几句话牵扯到我。这个信网上有，手迹、照片都有。她是这么 写的：“陈子善想必就是发掘出我毕业那年的《凤藻》校刊的人。”这句话的口气已经不太对了，他就是那个不说坏蛋吧，好不到哪里去。“钱钟书不喜欢人发表他 的少作”，这也就涉及到一个少作，少年的少，也就是年轻时候写的。“我简直感激他说这话”。这话的意思很明显，她感激钱钟书先生，她就很恨我，对我这样的 工作很不以为然的，我的少作你为什么找出来，我自己也不喜欢的，宁可把它忘掉。 这就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我当时就已经意识到，1989年1月份我在香港《民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埋没50载的张爱玲少作》。埋没50载的张爱 玲少作，就是把张爱玲在中学的校刊，张爱玲是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念中学。中学有个校刊，叫《国光》，《国光》上面发表的小说、散文、书评，把它收集起来。 这个工作其实没什么，讲穿了谁都可以做，《国光》杂志就在上海图书馆里面等着你去找，只不过我去找了，在座的哪一位张三、李四去找，也就找到了，就在图书 馆里面，现在还在图书馆里面，当然你现在还可以去看，没准我有遗漏。确实有遗漏，我承认有遗漏，否则关于电影《太平村》的影评就不可能现在才发现了，我当 时竟然没有看到，可能近视眼的关系，眼睛看花了。所以有不断的提醒我要仔细，再仔细，谨慎，再谨慎。当然别人发现我也很高兴，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工作。这个 文章发表里面也提到了钱钟书，我是怀疑张爱玲看了我这个。但是她把《国光》替成《凤藻》，有点奇怪，我后来一想我后面一篇就是谈《凤藻》。这篇里面我说了 这样一句话，“发掘被研究对象不仅成熟而有长期埋没的少作，是研究工作的其中应有之一。钱钟书先生曾称之为发掘文墓。”当然盗墓总是不好听的，发掘文墓。 “所以我认为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产生矛盾，往往原因也就在这里。” 当然我争取是文学研究的基本的做法，当然我有先例可循。我的前辈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史家，叫做阿英先生，他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中 国新文坛秘录》，这个题目像黑幕小说一样的，《中国新文坛秘录》，里面一段话深得我心。它是怎么说的呢？“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有虽然已经发表而不惬意 的”，不惬意就是不满意。“或者因为其他关系，在集结的时候（就是出书的时候）被删弃了”，放弃了，不要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果我们强加考察的话。可 是无论那作品被除弃的理由何在，对于读者终究是极宝贵的。”这个话不是针对某一个作家，是针对所有作家的。“富有历史癖或者专门的文学研究者，尤其重 视。”那我就算是有历史癖，尤其重视。“因为这是增加了他们对于作家研究的材料”。我们研究一个作家当然材料掌握越全越多越好了，我们的判断力可能越准确 了，这个道理很明显。 所以这个矛盾，当然张爱玲是有她自己的看法。比如巴老不断的修改《家》，《家》有很多版本，不断的修改。有人说你为什么这样修改，巴老说，我作为《家》的 作者，我当然有权利修改自己的作品。就好象我是他的父母一样，父母当然有权利把自己的子女要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当然现在不行，都穿校服了，不可以随便打 扮。当年巴老的话很有道理，我要给我儿子女儿穿什么衣服，今天穿一件好的，明天换一个更好的，你们外人为什么说三道四，没有必要说。当然作家有修改自己作 品的权利，毫无疑问。但同时读者也有要求你为什么这样修改的权利，你要这样修改总有道理吧，你的道理我们要了解。我是一个读者，我要追踪你的创作状况，所 以这个非常有意思。 张爱玲晚年，到了1993年，这封信刚刚公布。1993年的6月份9日写了一封信，给当时香港联合报副刊一个编辑，苏伟贞女士。苏伟贞女士同时也是一个很 有名的小说家。她当年因为联合报副刊，台湾两大副刊，一个是中国时报副刊，一个是联合报副刊，这两大副刊有激烈的竞争关系，大家都要抢张爱玲的作品，谁抢 到就高兴的不得了。苏伟贞跟张爱玲一直保持联系，因为苏伟贞自己是小说家，所以张爱玲也读过苏伟贞的小说，也蛮喜欢的。张爱玲眼界很高，很多作品她都看不 上，但是她对苏伟贞的作品还是蛮喜欢的，所以他们经常有书信来往。去年年底苏伟贞出了一本书，专门讨论张爱玲的，其中公布了这封信，1993年6月9日给 苏伟贞的一封信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这段话也是我找出来的，张爱玲也不太高兴。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我不记得有这篇东西。当然不是假的，她没有说不是我 写的。有伪作，有冒充张爱玲的有很多，但是这个她只说她不记得。对于这些旧作反感甚甚。张爱玲自己很反感，当然可以，我以前写的都不好，不够好，我好的还 没写出来，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心态。反感甚甚，但是无法禁绝，没有办法禁止，别人又去找他。 台湾研究张爱玲的先行者唐文标事情，张爱玲为了这个事情非常生气，他编了一本《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张爱玲当然很生气，谁授权你编的，你里面收了我很多作 品，你侵犯我版权了，所以这个本禁止发行。这样一大堆书都推给唐文标了，他去搬书，这个书太重了。所以人要当心，人跟书的关系，书会要了人的命。唐先生有 一个说法，我还没有证实。因为他的鼻子生癌，搬书时突然爆裂，无法抢救，去世了。为张爱玲而死啊！当然后来若干年之后有一位香港人士——唐先生我不认识 ——但是香港那位青文书屋的老板我是认识的，非常好的一个人。我上海有一位朋友需要台湾出的张爱玲经典全集，我自己已经有了，我托他找一套，他说我剩下最 后一套了，我说我什么时候去拿。他说不要你拿，很重很多，如果要寄的话这个寄费当然要我来出，我说没有关系，让那个朋友出。他说没关系，我下次来上海的时 候我给你带来。那年夏天他亲自把这么一大抱书带到上海。当时我太忙了，我也没见他，他就放在朋友家里说你什么来拿，取的时候让我给他的朋友打电话。这样好 的一个书店老板，这样为读者服务，我当时很感动。没想到后来在某一年，大概就是几年前，春节前，他在自己的仓库里面整理书，书堆的太高了，堆到天花板，书 压下来，他人压在下面，去世了。家里人找不到他，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等到发现，哪一天去世也不清楚，跟张爱玲一样，张爱玲哪一天死也不知道。等到发现， 按照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先生的文章讲的很清楚，殡仪馆的人说可能三四天之前，是可能。所以具体张爱玲去世的时间是个问号，哪一天不知道，永远是个谜。 我们现在其他人，比如我以后死掉，肯定知道，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都知道，现在的讣告上面都有，但是她不知道，这种死法也比较少见的。 所以张爱玲讲无法禁绝，所以怎么办呢。既然无法禁绝，你尽管登，请尽管登。这时候张爱玲已经在以前的立场上有所后退了，本来是不同意人家出了，现在没有办 法禁绝，那么算了吧，反正她也承认这是我的作品，所以尽管登。你先问我你已经是尊重我，我已经适当的领情了。张爱玲这个态度有所转变。张爱玲这个态度有所 转变还有一个例证，这个例证就比较有趣。这是张爱玲一篇没有完成的文章，一个草稿，题目叫《爱憎表》。手稿在这里，我是影印件，手稿的影印件。就这么一 页，后面还有，我只拿了这一页，因为这一页跟我有关。我先念一下，然后我再说为什么有关。我近年来写作太少，物以稀为贵，就有热心人。这就有点表扬了，热 心人肯定不是坏人。就有热心人发掘出我中学时代一些见不得人的少作。不但是少作，而且是见不得人的。陆续发表，我看看统统啼笑皆非。最近一篇是学校年刊上 的，就是《凤藻》，富有别班该生的《爱憎表》。这个字很不清楚，很潦草。我填的表是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太早结婚。他们是这样的，高中毕业的时候在学 校的校刊上。这个做法很好，现在没有办法这样做。毕业班的同学就在校刊上发表自己的做法，谈自己毕业的感想，然后填一个表，这个表每个人都要回答的。大家 知道圣玛利亚女校清一色都是女生，所以每个女学生的回答都不一样的，很有趣，对人生的向往，对爱情的向往，对将来工作的向往，都填的五花八门的，张爱玲的 很奇怪。最喜欢爱德华八世，就是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最爱吃什么东西，她说炒饭。过了半个世纪看，已经不记得我填过这样的东西吗，她记 不得了。末项，完全陌生，末项更完全陌生。末项填的是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绘画。张爱玲当年画画的很好，她不但有文字的才能，她还有画画的才能，只不过画 画的才能没有进一步发展，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就是个女画家，她没有进一步发展。但是她的才能是略微表现出来了。比如说《流言》的插图全都是她画的，多漂 亮，都是漫画。到我们今天来讲，女漫画家都是不多的。她这个漫画画的很生动。然后40年代上海文学杂志，就叫《杂志》，有很多题头画都出自张爱玲的手。另 外设计自己著作的封面，这个《传奇》的封面是她自己设计的。设计过很多自己作品的封面，我这里书里都有讨论。专刊也是她设计的，《红楼梦魇》封面也是她自 己设计的，她设计很多，自己给自己设计封面。 所以她说完全陌生，我也觉得很不可理解，照理说她应该想得起来我自己以前画画的。都需要解释。否则人家要误会，都需要解释。于是在出土的破陶器边上又捡出 这么一大堆陈芝麻烂谷子来。然后她下面讲到她对早年生活的回忆，来解释比如她怎么会喜欢爱德华八世。当时《凤藻》上面是怎么写的。1990年我发表一篇文 章，叫做《雏凤新声——新发现的张爱玲少作》，又是少作。1990年的7月份发表的，也就是说张爱玲的这封信想必就是发现《凤藻》的这个人，钱钟书怎么怎 么样。这封信可能是1990年之后写的，1990年7月份以后写的。这个张爱玲称为的《爱憎表》实际是毕业生的调查表，每个人都填。这个调查表有一个很有 趣的名叫一碗什锦豆瓣汤。张爱玲怎么回答，最喜欢吃叉烧炒饭，最喜欢的人爱德华八世，最怕什么，她这个文章里面也写了，最怕死。很坦率，最怕死。最恨一个 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这个好像也不可理喻，天才女人就不应该结婚吗。这个非常有意思。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我又忘了。张爱玲记性不好，都是丢三落 四的，所以我又忘了。人家她讲，我又忘了。拿手好戏，最后一条拿手好戏，绘画。当时她自己填自己的拿手好戏是绘画，不是写作。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 趣。 讲到这里我可以说，我的张爱玲研究走的路线，或者我的兴趣就在发掘她的里面。当然这个工作在张爱玲去世之后仍然在进行，包括我的学生都有所发现。很有趣 的，我知道的一个博士发现了她的一篇作品，我指导的一个硕士也发现了她的半篇作品。半篇我后来就批评他了，如果你发现她的全篇我就不必再做了，就是因为你 发现了半篇，还有半篇只能我再来续完，因为这篇作品叫《炎樱衣谱》。大家知道张爱玲有一个好朋友、同学，叫炎樱。当然这个炎樱后来到了美国以后，跟张爱玲 疏远了，张爱玲跟她疏远了。这等到将来材料公布以后就会知道，张爱玲跟宋淇夫妇通信里面对炎樱有所看法。当时是非常好的朋友，现在你们有一个说法叫闺密。 炎樱要做生意，要开一个服装店，炎樱和她的妹妹出了钱，张爱玲也投了资，张爱玲有理财的想法了，张爱玲也投资了。当时张爱玲我只投资，别的干不了，我也不 会做衣服，我只能做一件事，给它做广告。我会写啊，就给炎樱开的这个服装店做广告，叫《炎樱衣谱》，一篇一篇介绍的炎樱设计的服装如何如何好，一共写了四 篇，四段《炎樱衣谱》。这也是张爱玲发明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吃饭有菜谱，穿衣服有衣谱，衣谱的说法我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到。写了四篇，我那个学 生粗心大意，发现了一篇以为就是全部。他发现了一个序言，后面没有往下看。所以做这个研究一定要仔细。但是我也表扬了他，我说你已经很不错了，第一篇你发 现了。发现了序，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些都是在上海的小报上发现的，就是所谓小市民的报纸。张爱玲非常有趣，她非常喜欢看小报，自己订还不算，她门 口当年有一个门房，管门的。这个房子住在里面的人都是有身份的，外国人，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高级白领。张爱玲的姑姑当然是高级白领了，30年代就自 己开车了。现在自己有车不稀奇，那个时候自己有车很稀奇。所以张爱玲跟那个管门房的说，我订了一份，你也订了一份，我们交换看，可以省钱。张爱玲很精明 的，我订两份要出两份钱，我们交换看。这个她自己答记者问的时候都讲过，不是我讲的，都有文字依据的，都是交换看。 在这个情况下我做的这个工作，主要就是几十年来发现张爱玲集外的作品，以及跟她的生平有关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接下来就是要谈这本书里面比较好玩的、有趣的 一些事情。在谈这个好玩有趣的事情之前，我要向大家汇报一下，你讲了半天到底做了哪些工作，这个需要有一个了解，可能在座各位不一定非常了解。基本做了三 件事。第一件事情编了张爱玲的作品。2005年的时候，在这之前也零零碎碎的编了一些。2005年编了一本《沉香》，就是《沉香谭屑》的沉香。张爱玲的电 影脚本《不了情》第一次整理，还原。因为张爱玲的电影大家知道的，比如《太太万岁》《不了情》，这是她跟桑弧先生合作的，非常出色的市民电影。《太太万 岁》在这之前台湾已经有学者整理，这个电影的拷贝早就找到了。《不了情》一直不知道拷贝在哪里，一直没有整理，海外很多学者找不到。我以为《不了情》也失 传了，电影拷贝没有了。但是想一想不可能，40年代拍的，怎么可能没有呢。后来有一次广州有一家影视公司，做影视碟片的，俏佳人。俏佳人很厉害，到底是俏 佳人，影印了民国时期的电影，一个系列，里面有《不了情》。把这个碟片买回来，不断的在电视上放，还原他的电影演出本。因为他的文学脚本我们现在看不到 了，还原他的电影演出本。《太太万岁》台湾做的也就是还原他的电影演出本。有必要提到的是他的手稿本，手稿本和电影演出本是肯定不一样的。所以在《沉香》 里面编了《不了情》，还有其他的作品。然后在这之后我又编了六卷本的《张爱玲集》，现在新出版的《张爱玲全集》就在六卷本的进一步修订和扩展的，这是一个 工作，对张爱玲作品本身的一个整理。 第二个工作是对张爱玲研究的整理，包括对张爱玲回忆的整理。很多人对张爱玲有回忆。见过张爱玲很多人都认为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刘绍铭先生说，我跟祖师奶 奶就这么见过一面，我这生也就值了。这话当然是开玩笑的。李欧梵教授说，我跟张爱玲——我到旅馆去接她，带她到会场参加一个美国亚洲学会的一个年会，就这 么一段路，大概15分钟的时间——终生难忘。张爱玲不见人的，所以我当时编了两本书，一本张爱玲生前编的，叫《私语张爱玲》，一本是张爱玲去世之后的，叫 《作别张爱玲》，是海内外跟张爱玲打过交道的，联系过的，接触过的人的回忆。有的人很可惜。像我们上海已经去世的魏绍昌先生，他到美国洛杉矶，张爱玲在洛 杉矶。他就问洛杉矶的很多朋友，我想见张爱玲，有没有什么办法。人家说这个人不见人的，没有办法。后来说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后来好不容易打听到张爱玲的 地址，写了一封信去。魏绍昌自报家门，我是上海来的，我叫魏绍昌，什么什么的，自我介绍。信息去了以后，没有回音。他签证时间到了，灰溜溜地回来了。回到 上海以后，他的美国朋友跟他联系了，说你走了张爱玲给你来了电话，打到他朋友家里，说我要找魏绍昌先生，朋友说早就回国去了。他这么快就回去了，我刚看到 他的信。张爱玲信箱一个月看一次。魏先生讲到这个，文章里面都写了，魏先生讲到这个事情很遗憾。本来因为他上海来的，魏先生对上海文学很熟悉。张爱玲既然 打电话去找他，也许愿意见一见，但是机会错过，永远错过了。 我把这些人相关的回忆都收集起来。在这两本书以后还编了一整套，叫《阅读张爱玲书信》，总归有六本，包括我刚才讲的刘绍铭教授主编的，还有上海徐子东，徐 子东、刘绍铭、梁秉钧三个人合作主编的，1999年在香港岭南大学召开了“张爱玲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我自己编了两本，一本叫《记忆张爱玲》，一本叫 《张爱玲的风气》。《张爱玲的风气》，因为当时上海有好几位年轻的作家都是学张爱玲的写法，写的相当不错，其中有一位男作家，他的名字很奇怪，叫东方蝃 蝀。蝃蝀这个词是从《诗经》里面来的，东方彩虹的意思，东方蝃蝀。东方蝃蝀的原名叫刘君维，这个作家现在还健在，还在北京，老先生还健在，我每年春节给他 通次电话，拜年，现在已经很衰老了。他学张爱玲学的很像，你们不信可以把他的作品拿来看一看，写的相当好。他的年龄跟张爱玲相差只有几岁，但是他自认是张 爱玲的学生，东方蝃蝀。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叫《绅士淑女图》，男的是绅士，女的是淑女。封面是请一位后来成为大画家，国际级的大画家画的，赵无极先生画的 封面。当时赵无极还没有去法国留学，将去法国的时候，李君维请他画的，我说这个不得了，赵无极给你画的，赵无极现在是泰斗级的画家。 当时有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又称为小报文人，这个人姓王兰儿，她在新闻报晚刊，在其他的报纸上发表散文，发表小说，连载小说，用的名字叫兰儿。新闻晚报上有 一位老报人，现在还能够看到他的文章，叫秦律之先生，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这个人没有，写京剧的。我跟秦先生有过一次谈话，我问秦先生，我一直要找兰儿是什 么人，找不到。秦先生说，你问我啊，我们当年是同事，我们一个办公室的。为什么要找兰儿，她讲过一段话，她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张爱玲的风气》，她认 为张爱玲是开了一代风气，而且她首先提出在新文学创作上有一个张派，张派这个提法是兰儿提出来的。她说张派，就讲到东方蝃蝀，说东方蝃蝀是张爱玲的学生， 是张派的一员。张爱玲小说当中的那一些玩意，那些技巧东方蝃蝀都学会了，兰儿对东方蝃蝀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原来一直知道，以为美国的王德威先生提出 一个张派，张派传人这个名称很流行，实际上早在他几十年之前，有那么一个不那么有名气的，一个小报文人首先就提出这个张派。所以我把这些整理起来。 另外还有王德威先生关于张爱玲和张爱玲传人的一个论文集《落地的麦子不死》，还有一本就比较有趣了，就是我刚才讲的水晶先生。水晶先生的书名非常有趣， 《替张爱玲补妆》。这个话我们可以倒过来理解，张爱玲脸上的妆都退掉了吗，所以要补妆。他这个书名起的很特别，《替张爱玲补妆》。水晶是研究张爱玲的先行 者，第一本研究张爱玲的专著，中文的专著就是水晶写的，张爱玲的小说意义是什么，他是用新批评的方法来研究张爱玲的。我们大家知道的最早给张爱玲文学史比 较高的地位是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里面。但是他是中国现代小说史里面一个章节，出一个专著的，就是水晶的《张爱玲小说艺术》。这本书当然也收在我编 的《替张爱玲补妆》里面，我把水晶所有写张爱玲的，凡是我能够找到的都收进去。这套书实际就是对40年代以来，一直到今天，到本世纪初研究张爱玲的一个历 史性的回顾。所以我就讲我所做的工作。 第三个工作就是我自己写的书，我自己写的书就有这样几本，第一本书封面不太好看，书出版以后我批评这个编辑，这个编辑是我的学生，我说你怎么能搞这个封面 呢，你们喜欢这个封面吗，不会喜欢吧。这个封面就比较有意思了，当然我们时代是在进步的，从这个到这个是进步的，如果倒过来，先出这个，再出这个，就更不 对了。这是第一本，《说不尽的张爱玲》，这是我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研究张爱玲文章的汇编，大大小小、长长短短，论文也有，随笔也有。第二本是《看张 及其他》，那不是全部，一部分是谈张爱玲，一半是谈张爱玲，还有其他。第三本是在台湾出的《研读张爱玲长短路》，本来这个书名我是要在台湾那本书用的，台 湾那个出版局编辑给我说，你这个《沉香谭屑》看不懂，什么意思，还要搞副标题，太麻烦了，建议改一个一目了然的，我说好啊，《研读张爱玲长短路》，反正有 名字在那里，人家一看你这本书就是谈张爱玲的，就完了。所以台湾那本书里面一小部分文章也收在这本书里面。 这本书就是2004年之后一直到今天，这个书里面有几点我想大家可能会有兴趣的。第一就是对新发掘出来的，就是2004年以后新发掘出来的张爱玲节外文的 考证，包括我刚才讲的《炎樱衣谱》的考证，包括我那个博士生发现的张爱玲另外一篇短文《天地人》的考证。这个题目，那么大一个题目，写一本书都可以，天地 人全部包括在里面了，现在世界上除了这三个还有什么东西，天地人，所有东西都是人创造的。张爱玲几百个字就打发了，《天地人》。这个是我一个学生发现的， 很开心。他说我来上海读了三年书，发现了这个文章，或许值了。还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张爱玲的一个中篇《郁金香》，这是北京的吴福辉教授，和复旦大学的李 楠教授合作，他们是师生关系合作。吴先生客气，当时我正好在北京，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自善你今天下午有没有空。我说我有什么事。不 行，你把这个事推掉，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但是商量之前请你吃一顿饭。然后就带我去了翠花楼，老舍先生最喜欢吃的几个菜他都点给我吃了，我吃吃 也不过如此。完了以后再到老舍先生的故居看了一下，再回来坐下来谈。拿出一批复印的东西给我看，他说你看看这是谁的东西。我一看吓一跳，不是张爱玲的吗。 对，李楠当时也在，他说李楠发现的。我们现在马上想到在张爱玲逝世10周年公布出来，希望你参与这个考证。我说这是你们发现的，我不敢掠美。他说没关系， 人多力量大，分工，你写什么，我写什么，他写什么。还需要对这个文章进行校订，因为里面有很多上海话。吴福辉先生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他对上海话是比较懂 的。北方人读张爱玲的作品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理解里面的一些上海方言。当然南方人读可能也会发现这个问题，因为里面不但有上海话，也有北 方的，因为张爱玲祖籍是安徽的，安徽方言也有，北方方言也有，上海方言也有。所以你稍不留意就不能体会里面的奥妙，这很有意思的。 我随便举个例子，张爱玲有一部很有名的作品叫《桂花蒸阿小悲秋》，写一个保姆的。阿小是个保姆，张爱玲非常同情劳动人民，很多人认为她小资，贵族啊。不对 的，她都是写破落的家庭，都是写保姆，包括劳动人民，今天的保姆也是劳动人民。阿小在责怪她的儿子，儿子每天早上上学，要吃早饭，儿子又贪玩，又不好好 吃，边吃边玩，阿小就要责怪她的儿子，赶快吃。她不叫赶快吃，“赶快触祭”。北方的学生看不懂，出祭是什么意思，又给他解释，这就是吃饭。但是又不能解释 说，出祭等于吃饭。我说，这位朋友，我们一起触祭去吧。这成何体统啊。这在一个很微妙的语境里面，长辈可以骂小孩，好好出祭，命令式的、责怪式的。小孩不 能跟大人说，爸爸我们一起触祭，闹笑话了。所以这是张爱玲小说当中微妙的地方。当然我们上海人一看就能够领会。集外的作品的发掘，包括《郁金香》的发现让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张爱玲写的保姆系成为一个系列，从《桂花蒸阿小悲秋》，到《郁金香》，到《十八春》，到《小艾》，整个的系列都写到保姆。《郁金 香》也是写了保姆，保姆成为小说当中一个重要的，主角都是保姆的。这个如果话题扯开的话，很多现代作家都写保姆，鲁迅也写保姆阿金，我们现在只记住了阿Q 了，没有记住阿金，很可惜。鲁迅写阿金写到活灵活现，鲁迅文章一开头就写到，阿金在弄堂里面大声跟人家宣传，“我们到上海来做啥了，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 啥呢…”这个话肯定是她真的这么讲了，到上海干啥了，农村来的。鲁迅如果活到今天，我不知道他要写多少精彩文章。林语堂也写保姆，他写的是一个男保姆。非 常有意思的，整个写上海都市生活，保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分子，通过保姆来展现上海的都市生活。我们华东师大的王晓玉老师，田教授家的多少保姆不都拍了电视 剧了吗，仍然有人在注意这个现象，仍然有人在书写这个保姆，非常有意思。这是我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新发掘张爱玲节外文的考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还没有来得及做的，叫《重访边城》，这个我没来得及做，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写到中国60年代的自然灾害的，她在香港看的。还有一个她 没有写完的《异乡记》，农村经验。很多人批评张爱玲没有农村经验，她只会写城市，这是个重大的缺陷。但是张爱玲有农村经验，《异乡记》的出现，这是宋以朗 先生整理出来的。写在一个笔记本上，没有定稿，没写完。这个单行本出来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书里面都有，很薄的一个小册子，几万字，是个中篇。写她 到温州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不必我说，路途上的所见所闻所思。张爱玲的角度真的是非常特别，你想不到她写什么。一旦写过去，又是写厕所。哪一个 作家这样写，你想想看，写厕所，杭州的厕所，农村的厕所，小镇的厕所，田野的厕所，不断的写厕所，写女性碰到厕所要处理她的生理要求的怎么办。这个写绝 了，一般没有一个作家这样写，你举个例子这个作家不断的在写厕所，哪怕给它一点点篇幅，一个长篇里面给它一点篇幅都很吝啬，不写的，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写， 不高雅。你写咖啡馆有人写，咖啡馆旁边的厕所没有人写。而且张爱玲写的非常生动，这个《异乡记》里面她对农村生活的观察，对农村风俗的观察。鲁迅写《社 戏》，张爱玲也写社戏，从她女性的视角来写社戏。而且《异乡记》里面还涉及到当时上海另外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王小毅，这个作品现在没有人知道，解放之后都 没有人出版这个作家的作品相当多，当年都跟张爱玲一起，我刚才讲到《郁金香》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同时有作品在这个报纸连载，那个报纸叫《小儿报》（音）， 在《小儿报》上连载。张爱玲是知道王小毅的，后来他跟宋淇的太太讨论创作的时候也谈到王小毅，说王小毅的作品相当有力，但是张爱玲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 王小毅是当时一个非常走红的通俗小说家，我们今天同样不知道。在《异乡记》里面对这个作品，对王小毅这个人张爱玲有很多批评。 所以张爱玲的视野，我这里讨论张爱玲的视野，文学视野。有的人认为张爱玲的文学视野太狭窄。我说从你的观点来讲也许是来狭窄，但是从我看来，她的文学视野 很宽阔。你没有看到的，你都不知道的，她都看到了，只不过她视野的角度跟你的不一样。包括我们如果把她的作品梳理一下，她的作品谈到现代作家，新文学作家 谈了很多，她不看怎么会谈。古典的，《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她滚瓜烂熟，你说她视野狭窄吗。中国古代的传统，新文学的传统，外国的传 统，她都有接触。只不过她接触以后，她消化的方式跟我们所理解的不一样，她有她自己的一套东西。她对鲁迅很在意，有一个研究者做过这样一个工作，把张爱玲 作品当中直接或者间接谈到鲁迅的东西收集起来，我也在做这个工作，谈到鲁迅的，引用鲁迅的，很冷僻的她都看了，而且谈的角度都不一样。鲁迅有一篇文章很有 名的，叫《娜拉走后怎样》，一个演讲。我们大家讨论都是大的东西，大的话题，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女性独立，女性自由。张爱玲讨论的，当时五四时期北 京的女孩带什么围巾，酱红色的围巾。讨论这些问题，很具体的问题。我们不讨论，我们怎么会讨论女孩子带什么围巾呢，哪个大学教授在课堂上一天到晚讨论这个 问题，认为你有问题。张爱玲就讨论这些，她是完全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就是很细微的地方来讨论。所以这是一个。 第二个对张爱玲稀见的、比较少见的版本的考证，第一篇就是《传奇》初版本的签名，她有这个签名，这个非常有意思。当时上海的一位朋友，这是《传奇》初版本 的封面，顶天立地的，这样的封面设计只有张爱玲做的出来。这个颜色，我首先是考证这个封面是不是张爱玲设计的，最后找到一个铁证，张爱玲在她生前的最后一 部著作，《对照记》里面，她有一段回忆她母亲的时候谈到，这个颜色是张爱玲自己喜欢的，也是她母亲喜欢的，所以她的封面用了这个颜色。当然这个照片跟原籍 相比还是有出入，原籍比它更醒目，看上去更加好看。这个照片不知道什么原因，扫描的应该已经很好了，但是印出来效果好像不是很明显。但是书里面有张爱玲一 张悦照，当时中国的女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集里登照片的很少，张爱玲就登照片。不但登照片，这张照片现在看来也是很时髦的，这张照片有一个英文签名，港币的签 名，爱玲的英文签名，在这个角下。开始我很开心，我想普天下就这么一本，在我的手里，孤本。后来别人也写文章，上海有位朋友也写了一篇文章，说他也有这 本，一样的签名。当然了，我后来发现张爱玲当时就是签名售书。签了一批，还不是这两本，我们现在知道的就这两本，因为有文为证，当时小报上面有人写文章， 说张爱玲书里有照片，然后还有签名，大概签了一批，到底多少数量我们不知道，但流传下来的不多。 另外还有有意思的，张爱玲有一位非常欣赏她才华的一小报文人，叫唐大郎。唐大郎先生也已经去世，我也感到很可惜。因为他健在的话，我如果当时知道这个我可 以去拜访，可惜我也错过机会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断的错过机会，不断的后悔。应该可以去找到他的，可以去跟他讨论的。他晚年出了一本书，唐大郎写打 油诗写的非常好，但是他晚年的这本打油诗里面只字未提张爱玲。我可以理解，改革开放初期张爱玲在海外，他当时心有余悸，不敢写。他写了很多人，当时在上海 被平反的这批牛鬼蛇神他都写到了，但是在海外的还是不敢写。实际他对张爱玲是推崇背景，我这里面引了他很多诗，包括张爱玲《传奇》征订本的出版都是跟他有 关的。在四五天之后，张爱玲受到左翼文坛的批评，很大压力的下面，唐大郎伸出援手。唐大郎当时编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叫《大家》，《大家》就登张爱玲的作 品。这个事情是要有胆量的，当时左翼对她有很严厉的批评。这个我书里面就有，有一位沈鹏云（音）先生提供一个线索，当时报纸里面登了唐大郎的一篇文章，这 篇文章里面引用了张爱玲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张爱玲送给他这本《传奇》的时候写在这本书上面的，这本书现在我们看不到，但是这段话留下来了，这段话就等于张 爱玲的一篇节外文。张爱玲在这里面对唐大郎的评价很高，惺惺相惜。这是第二个关于版本的问题。 第三里面最重要的是我考证《老人与海》，范思平这个署名为什么是张玲爱。大家要知道，张爱玲不仅仅用过范思平这个名字，还用过其他的名字，可能我们不知道 的名字。这里有一个依据，香港有一位作家叫慕容羽军，双姓慕容，他写过一个回忆录，这个回忆录的题目叫《我所认识的胡兰成和张爱玲》。他认识张爱玲比吴兰 成早，他认识张爱玲，他跟张爱玲说我在编一个香港的报纸，叫《中南日报》，我希望登你的文章。张爱玲说，我现在没写文章，都在翻译，翻译美国的文学作品。 慕容羽军说可以，你拿你的作品来，结果张爱玲就提供一个作品。据慕容羽军的回忆，是一个中篇的小说，张爱玲翻译的，在《中南日报》上连载。但是连载第一天 就出问题了，报纸第一天出版以后张爱玲打电话给慕容羽军，说你不遵守协议。慕容羽军说没有啊，我们把你的文章放在版面最显著的位置上，非常器重你的作品， 我们的主编都很器重你的作品。张爱玲说，我跟你不要用我张爱玲的名字，你为什么仍然用我的名字？ 慕容羽军说我不用你的名字，怎么去吸引读者。李爱玲、王爱玲谁知道是什么人，我就是要用张爱玲的名字。张爱玲说，我不是关照你不用张爱玲的名字。慕容羽军 说，我们主编说一定要用。张爱玲说好，你如果明天连载再要用，撤回来，不登了。慕容羽军马上向主编汇报，只能让步，第二天改名张爱珍，珍珠的珍。改名以后 张爱玲又打电话来了，不行，还是不行，因为张爱珍让人联想到张爱玲。如果第一天的张爱玲文章看过的读者知道张爱珍就是张爱玲。再要改，改的没有痕迹。第三 天登出来了，爱珍一，张也没有了，张爱玲这次接受了，这篇文章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题目是什么，没有找到。在张爱玲研究上面还有这样我们未知的，我只不过举个 例子，未知的。当然我对范思平文章的考证解决了一个问题，到底谁最早翻译《老人与海》，余光中先生翻译的《老人与海》去年还是前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时候， 余先生写了一篇序，序里面余先生认为还是他最早。我就认为余先生这个说法不能成立，还是张爱玲最早。至于为什么张爱玲最早，我现在没有办法展开了。 第三就是张爱玲不同时期生活状况的一些梳理，包括她自己改编的唯一一个话剧《倾城之恋》，《倾城之恋》她自己改编成话剧，而且在兰心大剧院里演出过。还有 她另外一个本来要写好的，长篇《描金凤》，很可惜。唐大郎的诗里面都写到了《描金凤》，当时上海文坛都期待张爱玲的这个《描金凤》是新的作品，但是没有写 出来，或者说写出来没有发表。我们对《描金凤》现在只知道一点，就是有这个书名，这个小说的名称我们知道，《描金凤》到底写什么内容。当然很多人有猜测， 好像《描金凤》跟《郁金香》有关系，或者就是怎么样，但是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还有，张爱玲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文学团体，她是独立的。但是早在1997年有 一位学者叫吴向北，写过一篇文章，考证上海文艺作家协会，1947年上海文艺作家协会成立经过的时候，提到张爱玲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后来查了相关的材料， 进一步发现是吴向北先生，在他的发现上继续前进，果然查出来了1947年5月份她加入上海文艺作家协会，而且担任联络组的小组长这样的角色。至于她是不是 去开过会，做过工作，我认为她是挂名的。为什么要挂名，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当时说她身份是汉奸，但是文艺作家协会参加要审查身份的，

陈独秀：回归“德先生”     傅国涌   陈独秀的一生波澜起伏，在20世纪中国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矫健的身影。 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大力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推倒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几千年来的旧文化，建立起和人类主流文明接轨的新文化，有人称他是“三千年来第一人”，这一评价一点也不过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领导了包括“五卅运动”在内的一系列工人运动，实现了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他的一生反对清王朝、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被自己手创的革命党所开除，甚至被奉他为精神领袖的中国托派所不容，他自称是“终身反对派”，中国历史上能够当得起这个称号的恐怕只有他一人。     “以其一生遍历卢骚[卢梭]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只有陈独秀，他是这个过程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康梁的改良主义、法国式的民主主义、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托落斯基主义，最后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宣称抛弃一切主义，在贫病交加之中回到了五四的立场上。 他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如果在中国人惯有的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之外看，陈独秀才是最大的成功者，他开辟的启蒙事业不仅直接影响了一代人，培养了一代人，而且继续影响着中国的未来，他奠基的“五四”传统始终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爱国心”与“自觉心” 青年陈独秀参加过拒俄运动，加入过暗杀团，创立了安徽爱国会、岳王会等革命组织，办过《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等，自述办刊十年风气为之一变。辛亥革命后还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 1914年11月反袁失败后，他再次东渡日本，和章士钊一起办《甲寅》杂志，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他提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没有权利、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一片大哗，不少人指责他不爱国。 对于这一点，他后来在《每周评论》第25号发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说得更清楚：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在经历了长期血与火的革命生涯以后，陈独秀开始摸到了民主的门槛。民主至上，民权高于一切，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成为他的主导思想，他的脉搏为他的这些思考而剧烈地跳动，他痛感人民缺乏对民主的真正觉悟，辛亥革命胜利了，开国元勋却在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成了通缉犯，只能再度亡命。他对民主的重新认识，使我们感觉到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大旗的《新青年》已经在母腹中蠕动。不到一年《青年》杂志就诞生了。 “德先生”和“赛先生”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第一期的《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就明确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认为人权说是近代文明的三个基本特征之一，不久他又进一步把人权扩大为民主。 正是通过《新青年》这个平台，他打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言论，横扫千军如卷席。除他本人之外，《新青年》还“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连续发表了胡适、吴虞、鲁迅、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高一涵、易白沙、周作人等人的文章，连鲁迅都承认他那时侯的创作是奉了陈独秀的思想“将令”。胡适说过“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正是陈独秀率领千军万马第一次向儒家学说、传统道德，向文言文、旧文学发起了全面的、猛烈的冲击，第一次大力提倡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张扬自由自尊的人格、独立自主的人格，不是仅仅局限在政治层面，而是全方位地要引进新的文化、价值。也是第一次激烈地、大张旗鼓、毫无妥协地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言论之激烈至今可能都还让人心惊肉跳，如钱玄同的废汉字、鲁迅的不读中国书、胡适的百事都不如人等。 其中的主角无疑是陈独秀，1940年3月24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也不无自豪地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其实不仅在思想言论上，他也是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了行动的人，所以他这个堂堂北大教授才会在“五四”运动中亲自去散发传单。毛泽东称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当之无愧。 在万马齐喑的1915年9月，也就是“筹安会”出笼、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时候，陈独秀却喊出了民主和科学。也正是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斩钉截铁地说出了：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他就是以这样的姿态高举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面大旗，坚决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提出“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他的巨大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政治层面。可惜，这场以现代文明为导向，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启蒙运动前后仅仅持续了四年，就被它的倡导者自己亲手扼杀了，这是“一幕奇特的历史悲剧”。 在袁世凯和军阀当政的政治真空时代，陈独秀的出现为新文化赢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从此白话文、新文化作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的地位已经奠定。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和同时代的李大钊等人迅速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告别了他醉心已久的法兰西文明，告别了他心爱的德先生。 1919年以后，陈独秀全面接受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理论，向“五四”的旗帜再见，从此踏上另一条曲折、漫长、痛苦的革命道路。1919年11月他还说过“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到1920年他的思想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大转弯，他说：“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民主党与共产党》）“五四”的民主启蒙就此告终，他的倡导者和送葬者都是陈独秀。 “ 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五四”运动的前夜，陈独秀曾发表这篇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1919年6月9日，这个“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北京大学的前文科学长，竟然亲自出手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结果被捕入狱，引起举国震惊，青年毛泽东在湖南高声喊出“陈君万岁”，“我祝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在各界营救下陈独秀于9月16日出狱。 1921年、1922年陈独秀因为思想激进两次在上海租界被捕，由于缺乏证据，在各界朋友（如胡适等）的关注下，关押时间都很短。他一生虽然四次身陷囹圄，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研究。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国民党巨额悬赏他的上海隐居多年后，终于第四次被捕。国民党各地党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当局要求予以严惩，他亲自缔造的共产党也发表了幸灾乐祸的消息和骂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的评论。那一刻，两个对立的党几乎是异口同声，都要把这个“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置之死地而后快。苏区《红色中华》报1933年5月8日的报道《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讨饶》称，陈被捕后“颇得国民党当局青睐”，“对国民党更愿表示‘五体投地’以为‘报德’”，受审时，陈“服服帖帖”，“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王观泉先生评论说，这是“歪曲事实真象，罗织人罪，影响极坏”，尤以陈独秀“向国民党法庭讨饶”这篇“最为恶劣”，“令人齿冷”。 但陈独秀也并不是为举国所弃，他在《甲寅》时的同伴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他在北大、《新青年》的同伴和学生胡适、傅斯年等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罗家伦、段锡朋等都曾到狱中看望他，给予了他人性的温暖。1933年4月公开开庭审判，他自己在法庭上更是慷慨陈词，不失“五四”当年的丰采。  他的自辩词，即便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拍手称快，针对指控他“叛国”、“危害民国”的罪名，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摒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他在法庭上抨击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替民权……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他说民国就是共和国，“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章士钊是当时名动全国的大律师，他为陈独秀作无罪辩护，其中有“现政府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余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为？”用意无非是为他开脱，但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为准”。这才是陈独秀的人格风范，当时即赢得旁听席上的赞誉声。结果他“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他的自辩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这些事竟然都发生在1933年陈独秀被判刑的当年，可能也让后人感到惊讶。 在南京狱中，他雄心不减，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尤其是对民主的思考与反省，逐步回到了五四的轨道上。他真正把监狱当作了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1937年8月23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被提前释放。   回归“德先生”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之后，陈独秀否定了他曾高举的那面“德先生”大旗。《新青年》也从启蒙刊物变成了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1920年开始他连篇累牍地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筹备中国共产党，成为该党无可争议的创始人。1921年7月23日，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第一任中央局书记，直到1927年离开这个位置（他被开除出党是1929年）。 在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大革命失败和激烈、紧张的党内斗争以后，他开始又一次冷静下来思考一些更深刻的问题，就如当年他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悲凉之中，找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1929年8月他发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重提他几乎已十年没用过的“德谟克拉西”一词： “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多数意见之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应而至的必然现象。 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 他批评委派制、不准不同意见的人开口，指责这样做毁坏了党的组织与力量。在上海他和“托派”的青年为民主问题有过长期争论，他在“托派”刊物《火花》上发表过《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政治》，他把民主区分为“真”的和“假”的，称欧美的民主政治都是遮掩资产阶级少数人专政的形式，苏维埃政制才是民主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阶段、最后的形式，他的《上诉状》中对民主定义的阐述也是如此，与“五四”时期对民主的见解距离还是很大。 1932年10月入狱以后，他没有停止思考，1936年3月，他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他把民主称为“人类进步之唯一的伟大指标”，“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才至把党，把各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语言的还要丑陋”。 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他说“科学与民主，是人类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 他曾在狱中对人说过，他当年在《新青年》上提出民主和科学，是经过深思熟虑，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才提出来的。他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他，厌弃他，把它当作可有可无，或说他是过时的东西”，已逐渐回到了“五四”时期的民主轨道上。 1937年出狱以后，他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钱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同时他也拒绝去延安，他不无凄凉地说李大钊死了，他的儿子延年也死了，党里没有他信任的人。1938年，他选择了入川，1942年，他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但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还在继续狱中开始的研究，从文字学到民主发展史，都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特别是他对斯大林时代的反思深度，在中国恐怕至今还没有多少人超过他当年的认识。我想千言万语都不如他自己的文字来得更直接。 他对民主的最后见解主要集中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和给西流的信里。他说： “民主是自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而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 “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 所以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这些闪耀着人类政治智慧的思想，此后也成为雷震在台湾倡导民主的精神源头，他在《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文中说：“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胡适在《陈独秀最后见解》一书的序文中特别指出：“在这十三个字——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 陈独秀痛定思痛，最终回到了“德先生”，回到了“五四”的理想，经过漫长的革命、牢狱生涯之后，他对“德先生”的认识更加深刻、也更加成熟了。这是他以一生惨痛的代价换来的结论，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如果说他办的《新青年》将长留在言论史的记忆中，那么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的思考、见解注定了长存在多难的思想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