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作者： 湖边  |  评论(6)  | 标签: 所见所闻 对于目前很热的所谓“重庆模式”，我不了解，也没兴趣去了解。但我在重庆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对重庆的发展变化，的确深有体会。 直辖前，重庆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县城”。那时的脏、乱、差，真不堪入目。在历次的“全国城市创卫检查评比”中，即使政府下了很大的努力，发动全市人民声势浩大地弄虚作假，也难掩其丑陋。直辖后，为了改变重庆的状况，历届市委书记都提出过许多的口号。我现在有印象的，大概就有什么“红岩重庆”、“知识重庆”、“礼仪重庆”、“一小时重庆”、“学习重庆”等等。也许，正是这些口号，为后来重庆的发展变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我当初总觉得，这些口号都离我非常遥远，一是很虚幻，我难以把握；二是，口号就是口号，我没有接触到口号之后的行动内容，自己该干嘛还是干嘛。 薄熙来主政重庆后，也提出了建设“五个重庆”的口号，就是所谓“宜居重庆、森林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三年前，我发现重庆城里到处都出现了这些口号，当时并没在意，直觉是笑笑了事。但接下来发现这些口号并不是虚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大规模的行动。这用不着我多说吧，每个关注重庆的人，大概都比我更清楚，什么“打黑除恶”、“户籍改革”、“安居房建设”、“植树造林”、“干部三进三同”、“巴渝新居”等等，一个接一个地行动了，刮起了阵阵风暴。似乎每项动作，都由于声势浩大，力量凶猛，在网上掀起了评论热潮，有好有坏，议论很多。不管人们怎么评论，我回过头来看重庆，发现这三年来，重庆的发展变化，真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记得重庆直辖五周年时，我陪央视记者到重庆采访。为了证明中央作出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非常英明正确，我们在茶馆里同重庆社科院的专家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请他一定要找出重庆带动周边的具体事例来，可专家实在举不出生动的可信的具体例子，只有不好意思地笑笑说：“现在确实还看不出来。”但今年再去重庆，发现重庆在许多方面都带动着周边省市，甚至影响着全国的走向。这个也用不着我多说吧，我在前面的博文中也有提及。这里，我只说两件小事。第一，我发现重庆的“的哥”中也有许多外地人了，这是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重庆现在可以让他们谋生了。第二，重庆的户籍改革似乎让许多农村人落户重庆了。去年我迁移户口，在派出所窗口前遇到一个三十几岁的男子，是四川农村的人，有三个小孩了，在重庆卖飞机票多年，发了点小财，户籍改革后，就想把老婆和小孩迁来重庆落户。男子高兴地说：“我们现在跟重庆的市民是一样的了！” 对于重庆这两三年的发展变化，我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一一涉及。但有几件事，我不得不说说。我在重庆生活后，重庆一直被称为半岛城市，也就是长江和嘉陵江相交之间的那块三角地带。出了这块三角地带，虽然也有城区，但主要是农村，城区与农村混杂，只能称为郊区了。重庆虽然一直在“南建西扩、北移东下”，但很缓慢，即使直辖后，也只在慢慢发展中。这两三年后，当我再次游览重庆时，突然发现重庆城区居然扩大了十多倍，而且通过座座新落成的桥梁、条条宽阔的道路、轻轨和地铁，把所有城区紧密地联系在一块了。 再说一件事吧。重庆因为是上个世纪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东部沿海的工厂迁来重庆，再加上后来的所谓“三线建设”，建了许多厂。因此，我刚到重庆生活时，看到长江和嘉陵江两岸，到处都是烟囱，冒着或黑或黄的浓烟，严重污染着重庆的天空。记得2006年到成都拜会同学，同学谈到对重庆的观感时说：“是，重庆修了许多高楼大厦。但你发现没有？重庆每座楼的周围都可看见有烟囱在冒着浓烟。”我当时感觉很抬不起头来。这两三年之后，我再次游览重庆时，发现原来的那些工厂似乎都消失了，扩大了十几倍的城区几乎再也见不到烟囱了。这里之所以说是“几乎”，是因为我还是看见城区还有两根烟囱在冒着浓烟。据说，那两根烟囱是重庆发电厂的。也许，为了消除这个唯一的不雅的观感，薄熙来会很快下令，把它们也消失掉吧！ 对重庆的植树造林，也顺便说一下吧。上次从重庆回北京，车子疾驰在去重庆江北机场的高速路上，我看见路两边和中间的隔离带都是密密的银杏树，正在生长出繁茂的嫩叶，感觉真是在森林中穿行。其实，如今在重庆城区的任何一条马路中前进，你都有在森林中穿行的感觉。我跟出租车司机攀谈，“的哥”都说：“这个好啊！城市漂亮了，空气好了，市民心情也好多了。不管具体那些执行的人做了些什么，但总比全落进贪官包包里好吧！” 记得前两年，薄熙来说：“我对重庆城市建设与管理，很不满意，很不满意啊！”于是，重庆开始对城市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改造，撤除许多广告，楼房穿衣戴帽，整修马路，铺设人行道地砖。一年以后，我再次游览重庆时，不得不由衷感叹：“重庆确实比以前漂亮多了！”因年龄渐大，走在街头，我对城市的不便很敏感。其中之一，就是以前人行道的地砖非常滑，一遇雨水，简直就无法行走。现在游览重庆的街头，发现人行道基本都是新铺设的防滑地板砖了。2006年，我到成都时，走在次干道和背街小巷，总感觉不便，曾在博文中感慨：“成都，一座没有人性的城市！”如今，重庆的发展变化，也许会让每一个在重庆街头行走的人都会说：“重庆的城市真的很人性啊！” 我当然还可以谈许多，但就此打住吧。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虽然经常哼唱一些革命老歌，但现在的思想也不是几句革命歌曲能轻易改变的了。对我来说，我只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近读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同志的书《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书中有一句话，意思是这样的：理论界担心，恰好是那些贪官们急于呼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他们急于想把自己已获得的非法所得合法化。看到这里，我不自觉地想，如何才能消除人们的这种担心呢？也许，只有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让人们起来愤怒揭批那些贪腐官员，然后采纳全新的思想体系和制度设计，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吧。 前几年流行一本书，似乎叫《改变中国的人》。其实，谁也没有改变中国。要说改变了中国的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迹的人，大概也只有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个人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也许，重庆的发展变化，真能改变中国吧！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6 个评论 湖边的最新更新： 重庆的扒手到哪里去了？ / 2011-11-06 22:48 / 评论数( 7 ) 三年前写的《变故》第一章 地震 / 2011-10-19 11:23 / 评论数( 0 ) 薄熙来带来的变化 / 2011-10-13 11:29 / 评论数( 15 ) 《不分东西》与“不是东西” / 2011-08-16 23:00 / 评论数( 2 ) 秋瑾的《感愤》 / 2011-06-19 18:45 / 评论数( 3 )

外孙雷宗兴让郭庆萍拥有了直面自己家族史的勇气。她找出解放前的老照片提供给外孙，作为他书写家族史的资料。图中后排左二为郭葆琳。 借助互联网，雷宗兴一步步还原先祖的历史足迹。他找到郭葆琳曾任校长的山东农业大学的历史照片给外祖母看。老人老泪纵横。 （资料图片/图） 南方周末记者 叶伟民 借助网络，16岁的少年雷宗兴挖掘出尘封了一甲子的历史证据，并成功为自己的“汉奸”先祖平反。 历史学家托什曾说，“人人都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个人史是汇入正史河流的涓涓细流。哪怕只是一个少年只言片语的钩沉，也是重建被遗忘与被毁坏的历史的一砖一瓦。 郭庆萍70年的历史认知颠覆于2011年7月末一个晨霭轻绕的早上。此时她刚度过了思想激烈跌宕的三天三夜，——16岁的外孙雷宗兴用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和整个暑假向她证明，有些历史错了，例如郭家高祖郭葆琳是近代科学功臣，不是反动派。 这在时间维度上来说多少是个惊险的挽救——一个惴惴不安活在由别人界定的历史阴影下的垂暮老人，差点带着对先辈错误的怨恨走进坟墓。“愧对祖宗，也谢谢孩子。”郭庆萍感慨。 她的外孙、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雷宗兴几乎是在睡梦中接受这份赞誉的，他太累了。和历史的较量困难重重，但他天性快乐，无所畏惧，并像大多数“90后”一样对所有新事物心怀好奇。“我喜欢探索，”他说，“只是我没有料到历史对普通人的影响也会如此深刻。” 在这位少年沉甸甸的书包里，历史或者说《历史》，是三本装帧精美的教材，里面宏大浩瀚地记录着王侯将相与国家兴衰。“像史诗和电影。但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自新世纪之初掀起的“公民写史”热潮所要致力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关注公民个体与大历史的相互交汇、分享、参与和认同，成为探索多年后一个从学界到民间的共识。 现在，这股潮流开始向中学校园蔓延。2011年，受国内知名历史读物的发起和号召，超过1万名“90后”中学生从字里行间跳离出来，成为民间历史的搜集者和记录者。雷宗兴是其中一位。 “考试不作要求” 教育界一直忧心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薄弱。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1065名14岁至28岁受访者的历史常识，回答“不知道”的竟达78.6%。 郭庆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十足地登上从济南开往青岛的列车，窗外再风驰电掣都让她觉得漫长。“我70岁了，70。”她喜欢向人这样重复。 但年龄并不是她所要强调的全部，还有一份难以觉察的乡愁。她离开青岛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一草一木依然熟悉，也不乏人情往来，但当她重新站在贮水山那座孤独斑驳的小洋房前，仍难挡岁月倥偬之感。当年的金碧御宅已污秽不堪，杂草深锁，三棵从日本移植的樱花树也不知所终。 郭庆萍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她的爷爷郭葆琳是民初享誉山东的学者，位及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民国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和山东农校校长。“小时候我就穿毛料的衣服，家里还有司机。”郭庆萍说。 这在“文革”中引为灾难。1966年，红卫兵冲进院子，攻占这个“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家庭”。郭家成员自此四散至牛棚、劳改场或扫大街。在最艰苦的岁 月里，抗战前早已去世的先人郭葆琳成为每个人沉重的包袱，甚至耻于提及。纵使到了第三代孙雷宗兴出生的1994年，郭家老人仍对那段历史心有余悸。 雷宗兴是新世纪里成长的一代，他的轨迹几乎与中国最波诡云谲的时代同步，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交融和碰撞。他和更多身处其中的“90后”一样，拥有得 天独厚的条件和敏锐多元的触角。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早接触新技术和互联网，也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接近世界的呼吸和心跳。他们渴望与众不同，渴望受到关注，渴 望推陈出新。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概念以来，“90后”一直是当下中国一个褒贬不一又经久不衰的话题。 16岁的雷宗兴浑身散发着阳光的气息，笑容灿烂，高兴的时候还会拍自己的额头。他拥有和青春痘一样旺盛的求知欲，他喜欢过的东西分别有：新闻、军事、评书、诗词，还有电器修理和设计各种古灵精怪的化学实验。 “大概从高中开始，”雷宗兴说，“我对自身产生了兴趣，我渴望知道一切与我相关的事情。”他和姥姥感情甚笃，时常抱着她的头听往事。从零散的叙述 中，雷宗兴大致拼出郭家的历史脉络：外高祖父郭葆琳是民国官员和学者，济南青岛皆有房产，两个儿子留学日本，后开办实业，显赫一方。 这本该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姥姥的一声叹息却把他弄糊涂了——“我出身不好。”“您家有房有车，还说出身不好？”雷宗兴很不解，“如果要拼爹的话，我未必比得过您。” 雷宗兴的困惑并不是偶然。在重庆，高中生“重庆苇子”也一度对革命题材电视剧里六七十年代场景大为不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要穿这么古板的衣服，跳 这么滑稽的舞步？”直至高二下学期，她在历史课本里找到了关于“文革”的内容，但很快，期望变成了失望——老师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匆匆带过，原因是“考 试不作要求”。 而山师附中高二学生乔俐萌，在听奶奶讲述知青往事的时候问了一个让对方语塞的问题：“不去（上山下乡）不行吗？” 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的薄弱一直是教育界忧心忡忡的话题。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1065名14岁至28岁的受访者的历史常识，结果回答“不知道”的竟达78.6%。最后的统计结果是：被访青少年的历史知识平均成绩仅为27.69分。 “大量灌输，过分信奉教科书和教师的权威，让中国历史教育变得疲乏，缺乏个性、质疑和反省精神。”中国教育学会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亚夫说，“最终孩子在学历史，又被拒绝进入历史。” 2011年暑假，雷宗兴觉得不能再闹笑话了，他决定研究郭葆琳——一个为家族所不屑的、为国民党做事的旧官僚和反动文人。 说，还是不说 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告诉女儿：“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 郭庆萍觉得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因为他）我们曾吃过很多苦，我甚至不愿意再提起了。”郭庆萍说，“他是坏人。” 1937年日本侵华前夕，时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的郭葆琳被暗杀于外出的车上，留下大笔财产。5年后，郭庆萍出生，家道尚可。直至现在她仍清晰记得童年时期举止优雅的奶奶，轻风吹动纱帘的声音和触摸实木扶手的感觉。“生病了还能请德国医生。” 巧合的是，父亲郭宪聪19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求学时与江青成为同学兼好友。那时候江青还叫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偶尔到中文系旁听。“父亲说，当时的江青多才多艺，追求进步，非常活跃。” 1933年，江青南下上海，郭宪聪则远渡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此举在“文革”中被定为卖国，郭宪聪被撵去扫大街。有人劝他去找江青，郭却至死没有这样做。 郭庆萍对母亲马玉芬最后的印象停留在动荡的1948年。马是国民党军官之后，曾当过演员，与上官云珠、胡蝶等影星交情颇深。那一年，国民党败局已 定，马玉芬从父命撤退台湾。在机场，母亲穿着旗袍，哭着对郭庆萍说：“一定要记住妈妈的脸，还会再见的。”此后，母亲再无音讯，有人问起，为摆脱通敌嫌 疑，郭庆萍就说死了。 在雷宗兴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作为郭家兴家之祖的郭葆琳绝非现在口述史中的那样简单和不齿。“肯定哪里有些不对。”他说。 由于频繁的询问和活动，雷宗兴的调查惊动了最德高望重的三太公——郭葆琳唯一在世的儿子郭宪达。他已年近九旬。他给郭庆萍打了两次电话，交代说：“叫宗兴不要管这事儿，只管学习。”而当雷宗兴企图再做说服时，他很坚决地回绝：“我一无所知。” 由于父亲身份的关系，郭宪达这一生饱受压抑，荒废了才情岁月，也失去两位兄长。“文革”中，青岛万国公墓遭红卫兵冲击，坟茔大多被铲。郭宪达无法阻挡，甚至不敢去看，任凭父亲骸骨湮没于黄土。 郭庆萍不知道该如何向孙子解释老一辈的顾虑和担忧，“他们从那个时代走来，而且受伤害最深。” 说，还是不说，成了中国家庭代际交流最普遍遭遇的问题。在北京，由《看历史》杂志发起的“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正在进行，在已收到的上万件参赛作品中，这样的碰撞随处可见。 一位祖上是北洋军阀的父亲这样回应女儿的追问：“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而且，女孩子对历史太敏感不是什么好事。”女儿回击说：“你们有责任告诉我。” 大赛总策划李远江在国内进行巡回推广时发现，很多中学生在历史判断中陷入焦虑和混乱。“他们的视角习惯向前，而忽视了向后，或者简单纠结于某个题材 是否敏感和能不能写。”李说，“我告诉他们，所有问题都敏感，所有问题又都不敏感。不要价值先入，只需客观记录一个人在他的时代做了些什么，就是活的、有 意义的和与己相关的历史。” “可惜，这个时代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思考。”李远江说。 3天，40年 70岁的郭庆萍震惊于外孙的调查结果，天刚亮她就电话通知全国各地的郭家人。 三太公的反对让雷宗兴遇到困难，甚至一度看不到希望。他在互联网上不断变换关键词搜索，仍一无所获，仿佛郭葆琳从来不曾存在过。渺茫更刺激了斗志，这名高中生开始整夜工作，累了就蜷在姥姥的床上，然后又毫无征兆地起来伏案。 雷宗兴笃信万能的互联网，而郭庆萍却不那么看好。“以前的照片、族谱全都在抄家的时候烧了，你这敲敲打打能出来吗？”但郭庆萍毕竟心疼孙子，于是陪他熬夜，冲茶，扇扇子，没事就找找陈年杂什，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7月29日晚，事情有了转机。郭庆萍从箱底找到二十多年前一份青岛洋房的法院判决书和一份郭宪聪当年的家庭成分表。细看后，雷宗兴恍然大悟，原来姥姥一直把郭葆琳的名字记错了，将“琳”误以为“霖”。 此外，家庭成分表上三行钢笔字也引起雷宗兴的兴趣。上面写着郭家父子的三条罪状：地主资本家；说工农干部是工农分子，看不起工农干部；他与他的父亲都写有土壤学著作，让日本更加对华了解，成为日本侵华原因之一。 在往事面前，郭庆萍看到了唏嘘，但雷宗兴却想到另一面：如果日本人都需要通过郭氏父子的著作来了解中国的话，那他们一定是当时享誉内外的大学者，而他们的著作很可能就散落在一些二手交易网站或个人网店上。 很快，雷宗兴有了发现。他找到了《中国养蚕学》、《山东农业概况》、《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书》、《察绥垦务调查书》等著作，作者为“郭葆琳”。他叫来郭庆萍，她如看天书般端详了半天，说：“这是我的爷爷吗？” 这些旧书打开了缺口，随后雷宗兴发掘了更多。到7月30日，他基本能确定郭葆琳的历史轮廓了：山东夏津人，留洋日本，县知事，山东农业大学校长，青 岛市秘书长，宪法起草委员……尤其是一篇名为《成绩卓著的农学家郭葆琳》的人物文章，将其推崇为一个对中国农业科学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先行者。 郭庆萍彻底信服了，但更多的是不可思议。她双手合十，对着空气不停地拜：“愧对祖宗啊，愧对祖宗啊。”她不敢独享这个好消息，天刚亮就电话通知全国各地的郭家人。一个流传了四十多年、横跨家族四代的历史谎言就这样戛然而止于那个普通的早晨。 雷宗兴在极度疲惫中沉沉睡去，但思考仍未结束。在后来完成的一篇名为《被找回的家族记忆》的文章中，他提出这样的追问：县志或传记里只对他歌功颂德，但有谁知道他后代的破落？有谁知道他是被游击队所杀，而非病故？又有谁知道，这个父亲对子孙的影响，以及他子孙的出路？ 半个世纪后，郭家得以正名，但破落也难以挽回。“文革”中，郭葆琳大儿子郭宪聪被撵去扫大街，没钱买烟，就捡别人扔掉的烟头。四人帮倒台后，他又因 和江青的同学关系被拉去交代情况，最后在冷眼中死去；二儿子郭宪敏则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关进劳改场，后因愤懑而脑溢血身亡；而郭庆萍等幸存者，则 最终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唯唯诺诺，对于祖先的点滴唯恐避之不及。 “文革不但给这个家族带来灾难，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家族带来灾难，这就是国家的浩劫，这就是国家不可磨灭的伤痛，也必须是当代人不可以遗忘的记忆。”雷宗兴说。 半个世纪后的沉默 这批中学生所涉及的历史主角，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边最平凡的亲人和朋友。 现在，全国有很多像雷宗兴一样的中学生投身到“公民写史”的浪潮中来，他们一方面受历史写作大赛的号召，另一方面则受此启发固定为一种长期的研究型学习。 在作品中，“90后”们关注的领域广泛而细致，选材几乎涵盖近百年间中国所有的历史时段，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和新世纪。其中的主角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大英雄和大人物，而是身边最平凡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朝夕相处，却从未试图了解过对方的过去。 从这些孩子向亲人询问第一个故事开始，微妙的改变就在发生。“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和孩子讲这么多家长里短的事情，而且他们还听得如此认真。”一位被 访老人说。而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三学生陈丽莎则惊讶地发现，她患有轻度抑郁症的外祖母在回忆往昔的时候，竟快乐地手舞足蹈。“仿佛岁月流转，我看见了她当 年的激情。” 如今，郭庆萍把孙子的历史发现打印出来随身携带，无论在公园里、菜市场还是喧闹的街头，只要有时间就拿出来一读再读，似乎只有这样，失而复得的历史 公正才得以扎根。在一次老同事聚会上，她有些唐突但又无法控制地大声朗读了关于郭葆琳的文章，几个当年的批斗者就坐在对面，一直面无表情，保持沉默。 “我并不是想要讨回些什么，事实上，他们其中很多人还曾暗中帮过我。”郭庆萍说，“我只是想让人们知道，我并不是他们当年认为的那样。” 郭庆萍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她联系了所有健在的郭家老人，建议重新为郭葆琳立一块碑，而且上面要刻上所有郭家后代的名字。此外，还要凑些钱把小洋楼重新修葺，一家人再热热闹闹地住在一起。 但让郭庆萍有点失望的是，在这件事上三叔却迟迟不表态，他的沉默让晚辈无所适从。后来一个婶婶告诉她，三叔这辈子经历了太多风浪，不想再折腾了，而且“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事情”。 “会有别的办法的。”11月14日晚，郭庆萍拉着雷宗兴的手说，“越是了解祖先的伟大，越是感到不安和惭愧，总不能让家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这是我见过她最自信、最有勇气的时刻。”雷宗兴说。 （感谢《看历史》杂志对采访的帮助和支持，该刊发起的“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正吸引着超过1万名中学生跳出课本，走近身边的历史）  

网友“自忧自在007”偶然在twitter上看到一本老书，粉色的扉页上盖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图书馆藏书”的红戳；封面上印着两行书名：《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以下简称《参谋助手论》）。 “自忧自在007”转手把这本书放在了微博上。这条微博被转发的速度让他有点吃惊——2011年10月25日到28日三天时间，转发近九千次，评论近三千条。 书中直白地揭示出种种秘书工作的“隐秘”，让许多网友感到惊讶：“点点滴滴都是大实话。”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的确是一本公开出版物——1994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印数3000册，在新华书店销售。 2006 年11 月，阿尔及利亚总统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目不转睛，头也不回地将讲完的稿子递给秘书。王怀志说，秘书要使自己适应长，而不是让首长适应自己。 （CFP/图） 现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院长、少将张本正为这本书作了序。序里，张本正这样评价：“这部书不矫饰，不虚伪，不欺骗。真理总是赤裸裸的，那么，接近真的东西穿衣服也是不能多的——这是一本实话、真话集。” 《参谋助手论》的两位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的老师。如今第一作者王怀志刚刚退休。第二作者郭政则年长一些，已经过了好几年的退休生活。他们曾是张本正的部下。 王怀志和郭政都不怎么上网，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采访电话，还有一家出版社重版此书的邀请，他们几乎要忘记这本书的存在了。十七年前的旧作突然受到这 么多的人关注，王怀志也上网看了看评论，他觉得支持的、批评的声音都可以理解：“写作时，还是1990年代，我们只是考虑到现实的一些情况，认识、表述、 措辞难免有一些不当之处。” 作为政工学秘书专业的教授，王怀志和郭政当年写这本书只是出于教学的需要。书中的秘书，其实泛指机关的参谋、干事和其他工作人员。之所以只写“首长”不写“领导”，是因为“对地方的情况不太了解”。 “在总的趋向上，这本书是为了使工作人员更好地为首长尽职，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使首长的工作更顺利。”王怀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 18岁那年，王怀志应征入伍。因为文化水平不错，他多次被借调到团、师、军政治机关工作。珍宝岛战事发生的时候，王怀志在编的部队上了前线，从前线 撤下来后一段时间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帮助做宣传工作。真正在机关当起干部，是1974年的事了。一干就是十来年，从文化干事干到股长，“小秘书” 干成了“大秘书”。 那时候还没有“秘书学”。老干事偶尔会提醒新干事几句，但多数工作还得自己摸索。摸索的过程中，总有人闹笑话。 珍宝岛战后那段时间，很多慰问团到王怀志所在的部队演出，接待方每次要致辞感谢。有一次，团长和政委都出去开会了，讲话的任务就落到了一个副团长身上。副团长参加过抗日战争，就是识字儿不多。 干事写讲话稿时就特别注意，在一些笔画复杂的字旁边打个括号，写上一个读音相同的常见字。比如“衷”字旁边，就写上（中）。谁知讲话时，副团长拿着讲稿便念道：“让我们对慰问团表示哀——括弧，中——心的感谢！” 讲稿中写道“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副团长张口断句：“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坐在下面的人笑作一团：“怎么团长叫这名啊？”慰问团的人忙在一旁解释：“我们团长姓李。”副团长听了赶紧纠正：“哦，李跋涉——这是谁写的稿子，怎么连团长姓什么都没搞清楚？” 稿子读到第一页末尾，副团长念到“慰问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鼓”，翻过来看到没完，继续念：“哦，还有一个舞！” 这些笑话，就成了王怀志的经验，他从那时候就开始琢磨，秘书该怎么写讲话稿。到了机关，王怀志发现这样的事情也还不少。一次，有首长的讲话稿里引用 了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首长念到这里觉得有发挥的必要，就开始说：“说到雷锋塔倒，我要多说几句。不论花多少钱，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塔再修起来。我们还 是要继续学雷锋的嘛。” 王怀志觉得这些也和秘书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有关——首长文化水平不高，秘书就该写得简短通俗；首长文化水平高，秘书就可以引经据典，提高讲话水平。 后来，两位作者就把后一个故事和这些经验一起写进了《参谋助手论》里：“（什么样的讲话稿是‘好’的呢？）关键是取决于秘书对首长性格、爱好、习惯、经历、年龄、学识等个性特征的了解和掌握，并使自己写的讲话稿与首长的个性特征吻合。” 2009 年8 月，《参谋助手论》第一次出现在网络上，短短两三天内引来了众多博客的转载，由此引起第一轮关注。2011 年，“自忧自在007”在微博上的转载，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图片来自网络） “有些老教授讲课不太有原则” 1983年，王怀志被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先在党史教研室做教员，后来到了政治工作系，文秘专业。秘书学讲了多年，觉得课本上的东西根本不够 用。想到自己曾经在机关实践中遇到的那些棘手问题，光写演讲稿，里面就有各种学问，秘书要做好，是很费脑筋的一件事——但因为很难摆上台面，这些内容教科 书上完全没有提到。 王怀志和郭政商量了一下，决定写一本书来填补这个空白。起初，他们开了一门秘书实践的讲座课，郭政主讲。郭政讲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王怀志的各种亲 眼所见和道听途说的例子放进去。王怀志把这些课堂内容记录下来，修饰润色，补充删减，整理成书稿，名字就定作《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 讲课的内容里已经有了不少后来被张本正称为“大实话、大真话”的东西。他们讲到了领导收礼的习惯，甚至说明了领导收礼的合适时机，也讲到了首长之间因为功名权力等而产生的各种矛盾。 学生们从来没听人在课堂上讲过这些东西，每次郭政上课的时候，走廊、过道、窗台都挤满了人。一次，一个从上级机关调派过来任职的副院长路过教学楼， 进去听了一堂课。后来就在会议上批评：“我们有些老同志、老教授讲课不太有原则，说了一些不太合适的话。我们的机关要加强对讲课的审查、把关。”那时候， 郭政的这门课已经收尾，正和王怀志两人忙于做书，后来这课再也没开过，这点批评也就不了了之。 除此之外，没受到其他“首长”的批评。“毕竟不涉及到大的原则问题，特别是不违背一些政治原则问题。首长也不会太多为难。”王怀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书交给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接手的编辑叫王红岩。当南方周末记者辗转找到王红岩时，她也几乎已经忘记自己编过这么一本书。她回忆，1990年代，西 北大学出版社的审核程序至少分为三步：责编审阅、编辑室主任审阅、总编审阅。但在这三重审核中，没有任何人感到《参谋助手论》有什么不适于出版的地方：假 设有，编辑部都会开会讨论，她也不可能毫无印象。 《参谋助手论》留给王红岩最大的印象是，在自己所熟悉的秘书岗位上，还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学问。她觉得两位作者写得很好：“为领导服务的艺术免不了要投领导所好，这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官本位思想影响的产物，这本书确实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文化现象。” 虽然是公开出版物，但王怀志和郭政还是将大部分书放在部队发行，上架新华书店的只有极少部分。3000册显然供不应求。一次郭政到南京政治学院讲课，下了课一些学生劝他：“郭教授，您把这书重新修改一下，再出一次吧。”郭政婉言谢绝。 最近，有出版社也找上门来，想修订再版这本书，仍然被王怀志和郭政婉言谢绝。“我没那个心境，也没那个兴趣了。”郭政说。 现在，这本书在网上的下载量，是它印数的二十七倍多。 1994年写作《参谋助手论》的时候，王怀志(上）和郭政（下）是一个教研室的同事 （受访者/供图） “秘书人员本身是正直的” 从讲课的时候起，王怀志和郭政就希望能把那些“摆不到台面上的东西”写到书里去。但这引起了很多争议。 有人拿《参谋助手论》和《厚黑学》相提并论，王怀志不能接受：“这样的理解有点问题。这么大的国家，总有点缺点和不足吧，涉及到这些就是黑了？一些不当的地方，我们也从来没有从褒扬、让人效仿的角度去写，而是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摆出来，去讲看怎么解决。” 两位作者曾亲眼见到，一个机关干事走上来拍了拍首长的肩膀。首长虽然面无愠色，却冷淡地说道：“你有什么事情？”语气里明显透着不高兴。 于是，他们把“不能拍首长肩膀”写进了《维护领导尊严的艺术》。和它并列的例子还有：和首长打篮球不能盖帽，打乒乓球不能扣杀，下棋的时候一定要输，还要装出悔棋的样子……这些“规则”被网友摘录出来，指责为“马屁经”。 “秘书人员本身是正直的。”王怀志解释说，“这里不是阿谀奉承、不是讨好，而是秘书人员要从大局、整体来考虑——首长玩球下棋，不过是图个消遣，调 整情绪。如果你老赢他，把情绪调节坏了，那还不如不玩了。虽然似乎是迎合首长，但如果首长心情好，工作起来也好。首长心情不好，对秘书人员也不好。” 在《向领导传递假话的艺术》一章里，作者用了七页来解释什么是假话，论述说假话的必要性。他们觉得有些“善意的假话”是必须的——首长检阅部队，问“同志们累不累”，同志们就是累得要死，也得喊“不累”：“那是我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体现。尽管同志们没说实话。” 说假话也是有分别的：有些假话非说不可，但恶意说假话、搞名堂，就有问题了。“这样的假话现在多了。”王怀志感慨道，“河南的宋庆龄基金会，建了一 个24米的宋庆龄纪念雕塑，引起了争议之后，他们改口说是黄河女儿，想掩盖背后的很多东西。结果人家一调查，他们跟广州美院签的协议里，说的就是建宋庆龄 雕像。这样的假话你能说、能做吗？” 送礼收礼是在中国少不了的事情。他们就把首长收礼的习惯也直白地写了出来——首长下连队视察，在宴席上吃到新疆特产的骆蹄，说：“老张啊，你们这里的骆蹄很不错”，这是明拿；在某单位看到一本珍本古籍，问秘书：“真是本好书，咱们那儿能买到吗？”就是暗索。 王怀志写这本书的时候，贪污腐败还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他觉得在一般情理上，不影响决策的“小收”是可以接受的：“毕竟现实中，这样的不正之风是存 在的。中国讲究人情往来，家里来个客人，不还得加两个菜吗？首长是老乡，送点土特产，首长好喝酒，送两瓶酒，不足为怪。但很多人在此之上开始发挥了，那就 有很多其他问题了。”王怀志说“收”也是有限度的：“你要是替首长收礼收了十万块钱，这就是个事了。一旦首长出了事，对你自己也是个事。” 王怀志觉得人们对秘书有很多误解——就像许多人对他的书有误解一样——文学作品里的秘书多是“阿谀不实之徒”，现实社会中人们对秘书也是薄褒厚贬。 但在他看来，做秘书的人其实要有很高觉悟：秘书必须淡泊名利，即便写了几百万字的材料，没有一个落款是自己的，也不能计较；秘书要适应随时加班加点 的工作，得不怕苦、不怕累；秘书要对政策、局势了如指掌，不然写不出好报告；领导之间关系不和，秘书在中间也得负责任，不能不调和，也不能乱调和……秘书 工作其实难度很高，做得好了，常常被委以重任——邓小平原来就是中央的秘书长，王怀志提到。 《参谋助手论》中也展示过一组1994年的抽样数据：“在一个高层次同级干部中，秘书或当过秘书的人平均年轻5岁左右。” “秘书从政当然是有优势的。”王怀志分析道：从正面说，首长就是政务的主要执行者，秘书在核心班子里工作，对政策方针的把握、上级精神的领会都可能比别人熟。 从另一方面说，秘书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首长比较了解秘书，在同样的水平、同样的能力下，容易被发现：“以前陈毅做外交部长的时候，许多新四军的人就到了外交部。这不是说新四军都能搞外交，而是因为他了解那些人。他不了解那些人，怎么知道他能搞不能搞？” 否定首长的艺术 虽然为了大局，秘书要“维护首长的尊严”，但在《参谋助手论》里，作者也同时告诉读者：秘书也要保持自己应有的尊严。 一个秘书，在首长的子女们打牌的时候端茶送水、削水果皮，后来形成习惯，几乎沦为首长家里的佣人，在单位里被人看轻；另一个秘书，面对首长儿子让他代写材料的要求，果断拒绝：“对不起，首长刚交代我写一个讲话稿。”首长的儿子只好自己加夜班。 “秘书是首长的秘书，不是首长子女的秘书。”《参谋助手论》里这样写道。 对首长本人，王怀志觉得也不能百依百顺：“机关干事要适应首长，并不是说他错了你就要跟着他错。” 《参谋助手论》里用一章内容讲解了《否定首长错误意见的艺术》：别用自己的话，用毛主席的话，用小平同志的话，用首长尊敬的人说过的话来劝服首长。 这些都来自作者的经验。在机关当干事时，王怀志没少给首长提过意见。以至于有领导私下提醒他：“你怎么能天天批评团长、政委呢？” 1978年，党委中心组搞理论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团长讲话说：“毛主席的话就是对的，过去，现在，以后都要照办。”政委纠 正：毛主席的话过去是对的，现在和将来不全适应。王怀志心想，这么一个观点，那还讨论什么呢？于是当场站起来反驳：“毛主席的话不全是对的，毛主席说‘邓 小平代表资产阶级’，那我们现在还要邓小平出来吗？” 王怀志记得，当年部队、机关里开会，不同意见还是很多的。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同志们简单、直接，开会时瞪眼睛，拍桌子，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过争吵过后各不记仇，开完会就拉倒了。 但现在，王怀志觉得很难这么干了。“对有些人，用什么方式都不合适，你只要服从他就行了。”王怀志感慨，“这种情况，主要就是对权力的制约有限。” 他发现，虽然现在法规多，程序完善，但人们却越来越把原则运用得非常圆滑：“机关里选拔年轻干部，很多单位设条件——你得有什么学历，一定得是什么 重点大学毕业，年龄要多少岁，工作经历多少年，还必须得是女性。最终这些条件全部拿出来，只有一个人符合，是某某领导的侄女。你说程序走了没有？走了。但 还是一个人说了算。” 王怀志认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没能得到有效的制约：“你可以规定一次吃饭几个菜、几个汤，但能解决实际问题吗？一个鲍鱼、一个龙虾，两个菜就够了。 就算我点了四个小菜，假装吃一下子，回头大笔一挥，又批了五千块钱，还是可以吃龙虾，关键是这大笔一挥的五千块钱受不受制约。” 在王怀志和郭政之后，学校再没有开过这门课程，而他们自己也不愿再讲这门课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