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自忧自在007”偶然在twitter上看到一本老书,粉色的扉页上盖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图书馆藏书”的红戳;封面上印着两行书名:《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以下简称《参谋助手论》)。

“自忧自在007”转手把这本书放在了微博上。这条微博被转发的速度让他有点吃惊——2011年10月25日到28日三天时间,转发近九千次,评论近三千条。

书中直白地揭示出种种秘书工作的“隐秘”,让许多网友感到惊讶:“点点滴滴都是大实话。”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的确是一本公开出版物——1994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印数3000册,在新华书店销售。

2006 年11 月,阿尔及利亚总统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目不转睛,头也不回地将讲完的稿子递给秘书。王怀志说,秘书要使自己适应长,而不是让首长适应自己。 (CFP/图)

现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院长、少将张本正为这本书作了序。序里,张本正这样评价:“这部书不矫饰,不虚伪,不欺骗。真理总是赤裸裸的,那么,接近真的东西穿衣服也是不能多的——这是一本实话、真话集。”

《参谋助手论》的两位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的老师。如今第一作者王怀志刚刚退休。第二作者郭政则年长一些,已经过了好几年的退休生活。他们曾是张本正的部下。

王怀志和郭政都不怎么上网,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采访电话,还有一家出版社重版此书的邀请,他们几乎要忘记这本书的存在了。十七年前的旧作突然受到这 么多的人关注,王怀志也上网看了看评论,他觉得支持的、批评的声音都可以理解:“写作时,还是1990年代,我们只是考虑到现实的一些情况,认识、表述、 措辞难免有一些不当之处。”

作为政工学秘书专业的教授,王怀志和郭政当年写这本书只是出于教学的需要。书中的秘书,其实泛指机关的参谋、干事和其他工作人员。之所以只写“首长”不写“领导”,是因为“对地方的情况不太了解”。

“在总的趋向上,这本书是为了使工作人员更好地为首长尽职,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使首长的工作更顺利。”王怀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

18岁那年,王怀志应征入伍。因为文化水平不错,他多次被借调到团、师、军政治机关工作。珍宝岛战事发生的时候,王怀志在编的部队上了前线,从前线 撤下来后一段时间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帮助做宣传工作。真正在机关当起干部,是1974年的事了。一干就是十来年,从文化干事干到股长,“小秘书” 干成了“大秘书”。

那时候还没有“秘书学”。老干事偶尔会提醒新干事几句,但多数工作还得自己摸索。摸索的过程中,总有人闹笑话。

珍宝岛战后那段时间,很多慰问团到王怀志所在的部队演出,接待方每次要致辞感谢。有一次,团长和政委都出去开会了,讲话的任务就落到了一个副团长身上。副团长参加过抗日战争,就是识字儿不多。

干事写讲话稿时就特别注意,在一些笔画复杂的字旁边打个括号,写上一个读音相同的常见字。比如“衷”字旁边,就写上(中)。谁知讲话时,副团长拿着讲稿便念道:“让我们对慰问团表示哀——括弧,中——心的感谢!”

讲稿中写道“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副团长张口断句:“慰问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坐在下面的人笑作一团:“怎么团长叫这名啊?”慰问团的人忙在一旁解释:“我们团长姓李。”副团长听了赶紧纠正:“哦,李跋涉——这是谁写的稿子,怎么连团长姓什么都没搞清楚?”

稿子读到第一页末尾,副团长念到“慰问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鼓”,翻过来看到没完,继续念:“哦,还有一个舞!”

这些笑话,就成了王怀志的经验,他从那时候就开始琢磨,秘书该怎么写讲话稿。到了机关,王怀志发现这样的事情也还不少。一次,有首长的讲话稿里引用 了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首长念到这里觉得有发挥的必要,就开始说:“说到雷锋塔倒,我要多说几句。不论花多少钱,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塔再修起来。我们还 是要继续学雷锋的嘛。”

王怀志觉得这些也和秘书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有关——首长文化水平不高,秘书就该写得简短通俗;首长文化水平高,秘书就可以引经据典,提高讲话水平。

后来,两位作者就把后一个故事和这些经验一起写进了《参谋助手论》里:“(什么样的讲话稿是‘好’的呢?)关键是取决于秘书对首长性格、爱好、习惯、经历、年龄、学识等个性特征的了解和掌握,并使自己写的讲话稿与首长的个性特征吻合。”

2009 年8 月,《参谋助手论》第一次出现在网络上,短短两三天内引来了众多博客的转载,由此引起第一轮关注。2011 年,“自忧自在007”在微博上的转载,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图片来自网络)

“有些老教授讲课不太有原则”

1983年,王怀志被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先在党史教研室做教员,后来到了政治工作系,文秘专业。秘书学讲了多年,觉得课本上的东西根本不够 用。想到自己曾经在机关实践中遇到的那些棘手问题,光写演讲稿,里面就有各种学问,秘书要做好,是很费脑筋的一件事——但因为很难摆上台面,这些内容教科 书上完全没有提到。

王怀志和郭政商量了一下,决定写一本书来填补这个空白。起初,他们开了一门秘书实践的讲座课,郭政主讲。郭政讲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王怀志的各种亲 眼所见和道听途说的例子放进去。王怀志把这些课堂内容记录下来,修饰润色,补充删减,整理成书稿,名字就定作《参谋助手论——为首长服务的艺术》。

讲课的内容里已经有了不少后来被张本正称为“大实话、大真话”的东西。他们讲到了领导收礼的习惯,甚至说明了领导收礼的合适时机,也讲到了首长之间因为功名权力等而产生的各种矛盾。

学生们从来没听人在课堂上讲过这些东西,每次郭政上课的时候,走廊、过道、窗台都挤满了人。一次,一个从上级机关调派过来任职的副院长路过教学楼, 进去听了一堂课。后来就在会议上批评:“我们有些老同志、老教授讲课不太有原则,说了一些不太合适的话。我们的机关要加强对讲课的审查、把关。”那时候, 郭政的这门课已经收尾,正和王怀志两人忙于做书,后来这课再也没开过,这点批评也就不了了之。

除此之外,没受到其他“首长”的批评。“毕竟不涉及到大的原则问题,特别是不违背一些政治原则问题。首长也不会太多为难。”王怀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书交给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接手的编辑叫王红岩。当南方周末记者辗转找到王红岩时,她也几乎已经忘记自己编过这么一本书。她回忆,1990年代,西 北大学出版社的审核程序至少分为三步:责编审阅、编辑室主任审阅、总编审阅。但在这三重审核中,没有任何人感到《参谋助手论》有什么不适于出版的地方:假 设有,编辑部都会开会讨论,她也不可能毫无印象。

《参谋助手论》留给王红岩最大的印象是,在自己所熟悉的秘书岗位上,还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学问。她觉得两位作者写得很好:“为领导服务的艺术免不了要投领导所好,这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官本位思想影响的产物,这本书确实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文化现象。”

虽然是公开出版物,但王怀志和郭政还是将大部分书放在部队发行,上架新华书店的只有极少部分。3000册显然供不应求。一次郭政到南京政治学院讲课,下了课一些学生劝他:“郭教授,您把这书重新修改一下,再出一次吧。”郭政婉言谢绝。

最近,有出版社也找上门来,想修订再版这本书,仍然被王怀志和郭政婉言谢绝。“我没那个心境,也没那个兴趣了。”郭政说。

现在,这本书在网上的下载量,是它印数的二十七倍多。

1994年写作《参谋助手论》的时候,王怀志(上)和郭政(下)是一个教研室的同事 (受访者/供图)

“秘书人员本身是正直的”

从讲课的时候起,王怀志和郭政就希望能把那些“摆不到台面上的东西”写到书里去。但这引起了很多争议。

有人拿《参谋助手论》和《厚黑学》相提并论,王怀志不能接受:“这样的理解有点问题。这么大的国家,总有点缺点和不足吧,涉及到这些就是黑了?一些不当的地方,我们也从来没有从褒扬、让人效仿的角度去写,而是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摆出来,去讲看怎么解决。”

两位作者曾亲眼见到,一个机关干事走上来拍了拍首长的肩膀。首长虽然面无愠色,却冷淡地说道:“你有什么事情?”语气里明显透着不高兴。

于是,他们把“不能拍首长肩膀”写进了《维护领导尊严的艺术》。和它并列的例子还有:和首长打篮球不能盖帽,打乒乓球不能扣杀,下棋的时候一定要输,还要装出悔棋的样子……这些“规则”被网友摘录出来,指责为“马屁经”。

“秘书人员本身是正直的。”王怀志解释说,“这里不是阿谀奉承、不是讨好,而是秘书人员要从大局、整体来考虑——首长玩球下棋,不过是图个消遣,调 整情绪。如果你老赢他,把情绪调节坏了,那还不如不玩了。虽然似乎是迎合首长,但如果首长心情好,工作起来也好。首长心情不好,对秘书人员也不好。”

在《向领导传递假话的艺术》一章里,作者用了七页来解释什么是假话,论述说假话的必要性。他们觉得有些“善意的假话”是必须的——首长检阅部队,问“同志们累不累”,同志们就是累得要死,也得喊“不累”:“那是我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体现。尽管同志们没说实话。”

说假话也是有分别的:有些假话非说不可,但恶意说假话、搞名堂,就有问题了。“这样的假话现在多了。”王怀志感慨道,“河南的宋庆龄基金会,建了一 个24米的宋庆龄纪念雕塑,引起了争议之后,他们改口说是黄河女儿,想掩盖背后的很多东西。结果人家一调查,他们跟广州美院签的协议里,说的就是建宋庆龄 雕像。这样的假话你能说、能做吗?”

送礼收礼是在中国少不了的事情。他们就把首长收礼的习惯也直白地写了出来——首长下连队视察,在宴席上吃到新疆特产的骆蹄,说:“老张啊,你们这里的骆蹄很不错”,这是明拿;在某单位看到一本珍本古籍,问秘书:“真是本好书,咱们那儿能买到吗?”就是暗索。

王怀志写这本书的时候,贪污腐败还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他觉得在一般情理上,不影响决策的“小收”是可以接受的:“毕竟现实中,这样的不正之风是存 在的。中国讲究人情往来,家里来个客人,不还得加两个菜吗?首长是老乡,送点土特产,首长好喝酒,送两瓶酒,不足为怪。但很多人在此之上开始发挥了,那就 有很多其他问题了。”王怀志说“收”也是有限度的:“你要是替首长收礼收了十万块钱,这就是个事了。一旦首长出了事,对你自己也是个事。”

王怀志觉得人们对秘书有很多误解——就像许多人对他的书有误解一样——文学作品里的秘书多是“阿谀不实之徒”,现实社会中人们对秘书也是薄褒厚贬。

但在他看来,做秘书的人其实要有很高觉悟:秘书必须淡泊名利,即便写了几百万字的材料,没有一个落款是自己的,也不能计较;秘书要适应随时加班加点 的工作,得不怕苦、不怕累;秘书要对政策、局势了如指掌,不然写不出好报告;领导之间关系不和,秘书在中间也得负责任,不能不调和,也不能乱调和……秘书 工作其实难度很高,做得好了,常常被委以重任——邓小平原来就是中央的秘书长,王怀志提到。

《参谋助手论》中也展示过一组1994年的抽样数据:“在一个高层次同级干部中,秘书或当过秘书的人平均年轻5岁左右。”

“秘书从政当然是有优势的。”王怀志分析道:从正面说,首长就是政务的主要执行者,秘书在核心班子里工作,对政策方针的把握、上级精神的领会都可能比别人熟。

从另一方面说,秘书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首长比较了解秘书,在同样的水平、同样的能力下,容易被发现:“以前陈毅做外交部长的时候,许多新四军的人就到了外交部。这不是说新四军都能搞外交,而是因为他了解那些人。他不了解那些人,怎么知道他能搞不能搞?”

否定首长的艺术

虽然为了大局,秘书要“维护首长的尊严”,但在《参谋助手论》里,作者也同时告诉读者:秘书也要保持自己应有的尊严。

一个秘书,在首长的子女们打牌的时候端茶送水、削水果皮,后来形成习惯,几乎沦为首长家里的佣人,在单位里被人看轻;另一个秘书,面对首长儿子让他代写材料的要求,果断拒绝:“对不起,首长刚交代我写一个讲话稿。”首长的儿子只好自己加夜班。

“秘书是首长的秘书,不是首长子女的秘书。”《参谋助手论》里这样写道。

对首长本人,王怀志觉得也不能百依百顺:“机关干事要适应首长,并不是说他错了你就要跟着他错。”

《参谋助手论》里用一章内容讲解了《否定首长错误意见的艺术》:别用自己的话,用毛主席的话,用小平同志的话,用首长尊敬的人说过的话来劝服首长。

这些都来自作者的经验。在机关当干事时,王怀志没少给首长提过意见。以至于有领导私下提醒他:“你怎么能天天批评团长、政委呢?”

1978年,党委中心组搞理论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团长讲话说:“毛主席的话就是对的,过去,现在,以后都要照办。”政委纠 正:毛主席的话过去是对的,现在和将来不全适应。王怀志心想,这么一个观点,那还讨论什么呢?于是当场站起来反驳:“毛主席的话不全是对的,毛主席说‘邓 小平代表资产阶级’,那我们现在还要邓小平出来吗?”

王怀志记得,当年部队、机关里开会,不同意见还是很多的。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同志们简单、直接,开会时瞪眼睛,拍桌子,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过争吵过后各不记仇,开完会就拉倒了。

但现在,王怀志觉得很难这么干了。“对有些人,用什么方式都不合适,你只要服从他就行了。”王怀志感慨,“这种情况,主要就是对权力的制约有限。”

他发现,虽然现在法规多,程序完善,但人们却越来越把原则运用得非常圆滑:“机关里选拔年轻干部,很多单位设条件——你得有什么学历,一定得是什么 重点大学毕业,年龄要多少岁,工作经历多少年,还必须得是女性。最终这些条件全部拿出来,只有一个人符合,是某某领导的侄女。你说程序走了没有?走了。但 还是一个人说了算。”

王怀志认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没能得到有效的制约:“你可以规定一次吃饭几个菜、几个汤,但能解决实际问题吗?一个鲍鱼、一个龙虾,两个菜就够了。 就算我点了四个小菜,假装吃一下子,回头大笔一挥,又批了五千块钱,还是可以吃龙虾,关键是这大笔一挥的五千块钱受不受制约。”

在王怀志和郭政之后,学校再没有开过这门课程,而他们自己也不愿再讲这门课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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