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

郑酋午：朝鲜战争不存在侵略和反侵略的问题 进入专题 ： 朝鲜战争 侵略 反侵略    ● 郑酋午            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1953年7月27日）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名称。大韩民国称其为“韩国战争”（????）、美国称其为 “韩战”（Korean War）、日本称之为“朝鲜战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称其为“祖国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北纬38度线，向韩国发动进攻。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派遣联合国军支援韩国抵御朝鲜的进攻，恢复和平。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法国、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等国部队组成）在仁川登陆，迫使朝鲜人民军北撤。1950年9月28日，越过38度线开始进入朝鲜作战。1950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出兵的决定。1950年10月19日，在朝鲜的请求和苏联允诺帮助的情况下，中共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     战争双方共打了五大战役。第一次战役于1950年10月25日打响，当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在北镇对联合国军发起突袭，夺回了温井，联合国军全面撤退至清川江以南。11月24日，麦克阿瑟发动了对清川江以北中朝军队的进攻，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1月25日发动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被迫全线突围南撤至38度线。1950年12月31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推进至三八线以南50英里处，汉城被中朝军队重新占领。1951年1月的第四次战役迫使中国人民志愿军撤退放弃仁川和汉城，全线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1951年4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至29日攻势结束，双方最后在“三八线”附近再次陷入僵持状态。     1951年7月10日，中国和朝鲜方面与联合国军的美国代表开始停战谈判，在经历了几次谈判中断后，双方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朝鲜停战协议》，双方以北纬38度线附近的当时双方实际控制线设立了朝鲜半岛非军事区。     习近平于《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60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还指出：“1950年10月19日，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同志率领下，肩负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很显然，习近平认为这场战争是侵略和反侵略问题(“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但我认为朝鲜战争不存在侵略和反侵略的问题。     （一）北朝鲜是为国家统一而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声称，李承晚在美国操纵下突然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武装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58年）。但实际上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兼朝鲜人民军司令官金日成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大韩民国的突然进攻（苏联解体后，随着前苏联档案的公开，目前已确认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朝鲜首先进攻）。那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先进攻算不算是对大韩民国的侵略呢？我认为不算，尽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很不诚实，在耍中国式小聪明，但它是为国家统一而战，可是无形中却是对朝鲜半岛原有和平的破坏。     二战即将胜利的时刻，美苏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定秘密协议，决定由美国、苏联、中国和英国对朝鲜半岛实行国际托管。1945年8月9日，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即三八线，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的提议，并得到了苏联的认可。 1945年8月下旬，因苏联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后前锋迅速抵达朝鲜半岛中部的开城附近，美国的海军和陆战队仍然在数千公里以外的冲绳，遂提出以北纬38°纬线为界划分受降范围，斯大林答应了美国的要求。     1945年12月29日，美军政府公布了12月27日由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签署的关于对朝鲜半岛进行托管和建立临时朝鲜半岛民主政府的《莫斯科协定》。1946年3月组成了美苏英托管委员会（中国因处在内战边缘未参与），完成了雅尔塔协议中的约定。     此时，无论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朝鲜民众，都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主张成立全半岛统一的朝鲜人自己的政权。 但美苏英联合委员会无法就朝鲜半岛如何组织统一选举达成协议。有鉴于此，1947年9月17日，美国将朝鲜半岛问题提交联合国。主张联合国设立联合国朝鲜半岛问题临时委员会，负责观察、监督分别在南北朝鲜举行的大选，组成全朝鲜半岛的国民议会，由国民议会再召集会议建立国民政府。10月31日，美国直接将方案提交联合国大会，联大政治委员会以投票方式通过了美方的提议。     由不包括美、苏在内的9国组成“联合国韩国临时委会”(UNTCOK)，监督建立全韩国议会并选举统一的政府。1948年1月，印度代表梅农率联合国委员会赴朝，安排统一选举事务。苏联禁止在北朝鲜进行此种选举，不允许联合国人员入境，他们只得在汉城考察后返回。1948年2月26日，联大临时委员会通过决议：“允许朝鲜人在尽可能到达的地方继续选举。”     1948年5月10日，在中立国的严密监督下，南朝鲜举行了单独选举。南朝鲜800万选民中，大约85%以上的人参加了选举。选举的结果是李承晚以略优的优势当上总统。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宣告成立。1950年5月，韩国进行了新的一轮大选。李承晚总统的政党只保住了210个席位中的22席。而北朝鲜在没有中立国的监督下，则采取了自己单独选举的措施，金日成当选北朝鲜的最高领导人。1948年9月9日成立了最高人民会议，它宣布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立即予以承认。 由此，朝鲜半岛形成了两个意识形态上敌对的政权。但根据历次《大韩民国宪法》以及历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认为朝鲜半岛上只存在一个国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国家统一是双方努力追求的目标。     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朝鲜半岛整个民族迈向了分裂，在不同意识形态下相互走向了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强调各自国家的合法性上，韩朝双方都无法以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 正是这样，金日成进而正式向斯大林提出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想法。     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想法是符合共产主义的思维的，暴力革命是共产主义者所崇拜的。这是一个国家中的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统一是作为国家实体的重要目的，在联合国通过《人民自决权宣言》之前，实现统一也是国家固有的主权权利。所以不能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攻击南韩是侵略，就好像不能说中华民国攻击中共是侵略一样，反过来说也一样。当然，至于用什么方式统一可以讨论，但现在世界上更倾向于和平统一。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九五〇第八十二号决议（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决议案）也只是说：“鉴悉北朝鲜部队对大韩民国施行武装攻击至深关切，断定此种行为构成对和平之破坏；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促请北朝鲜当局立即将其军队撤至北纬三十八度；促请全体会员国尽力 协助联合国执行本决议案，勿予北朝鲜当局任何援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九五〇第八十二号决议并没有断定北朝鲜当局是侵略者，只是断定此种行为构成对和平之破坏。     （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是在恢复和平     北朝鲜当局进攻韩国不是侵略，只是构成对和平之破坏，所以美国等国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84号决议出兵既不是侵略也不是反侵略而是恢复和平。     联合国安理会一九五〇八十四号决议（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决议案）重申“业已断定北朝鲜部队对大韩民国之武装攻击构成对和平之破坏，业已建议联合国会员国给予大韩民国以击退武装攻击及恢复该区内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需之援助。”     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是根据《联合国宪章》成立的 ，《联合国宪章》被认为是联合国的基本大法，它既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设置，又规定了成员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威信是每个成员国不可推脱的责任。     1945年4月25日，50国代表开始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6月25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并于次日举行签字仪式。《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和联合国的诞生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二战后规划和平体制的一项重大成就。     《联合国宪章》作为联合国组织的总章程，除序言和结语外，共分19章111条。它表达了使人类不再遭受战祸的决心，并且为防止战争、维持和平建立起一套完整、可行的运作机制。     《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第一条 联合国之宗旨为： 一、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二、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 三、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四、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     《联合国宪章》规定，为实现上述宗旨，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循下列原则：联合国组织基于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各会员国应忠实履行它们依宪章规定所承担的义务；各会员国应该以和平方法解决它们的国际争端；各会员国不得对别国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联合国对任何国家采取防止或强制性行动时，各国不得对该国提供协助；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联合国应要求非会员国遵循上述原则；联合国除执行决议外，不得干涉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项。     《联合国宪章》强调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性，规定只有安理会有权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安全理事会以联合国十五会员国组织之。中国、法国、苏联、英国及美国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大会应选举联合国其他十会员国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并应作成建议或抉择之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联合国会员国应通力合作，彼此协助，以执行安全理事会所决定之办法。     6月27日，安理会通过第83号决议，“须采取紧急军事措施，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建议联合国会员国给予大韩民国以击退武装攻击及恢复该区内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需之援助”。7月7日，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建议…会员国将此项部队及其他援助置于美国主持之联合司令部指挥之下”，“请美国指派此项部队之司令”，“授权联合司令部斟酌情形于对北朝鲜军队作战时将联合国旗帜与各参战国旗帜同时使用”。     7月8日，杜鲁门指定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的指挥官。6天后，李承晚将韩军指挥权交给麦克阿瑟。此后几个月，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军队陆续到达朝鲜半岛组成联合国军恢复和平。     美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军队依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84号决议组成的联合国军到朝鲜半岛恢复和平，是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决议行动的，是符合国际法的。那么联合国军冲过“三八线”进攻北朝鲜合国际法吗？应该说是合乎国际法的，这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看：（一）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84号决议要求恢复该区内之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样，如不制服北朝鲜，该区内之国际和平与安全无法恢复；（二）北朝鲜在苏联支持下首先破坏1945年美国和苏联共同确认的北纬38°纬线的分界协议，所以美国已没有遵守协议的义务并可以依据国际法实施报复行动。          （三）中共主要是支持朝鲜的共产党政权          1950年1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和韩国的驻军后，朝鲜与苏联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1950年5月中旬，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他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向毛泽东通报了对韩战争的意图，斯大林随后给拍毛泽东电报，希望他调几个师的兵力到东北，布防于安东－沈阳一线。毛泽东要求苏方提供几个师的武器。斯大林回复称，装备问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但要求中方尽早布置兵力。          朝鲜人民军1948年2月起精心准备建立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军队。在苏联的帮助下，朝鲜很快就建立起了有效的步兵、摩托化旅和边防警察，而苏联还向朝鲜人民军提供了以T-34坦克为代表的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从1946年起苏联就培训了几千名朝鲜军官，每个师还配备了约15名苏军顾问。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46师改称朝鲜人民军第5师，166师改称为第6师，156师改称为第7师。朝鲜人民军的实力确实是韩国所无法匹敌的。     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凌晨，朝军全面攻击分界线以南的韩军，朝军的坦克和步兵突破韩军防线，直趋汉城。朝鲜战争爆发时，金日成在广播中声称，韩国侵略了朝鲜，李承晚政府“在美国操纵下”突然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武装侵犯，朝军是在反击“强盗卖国贼李承晚”的挑衅。当时，韩军三分之二的军队尚未进入战备状态，根本没有招架之力，6月27日汉城（今首尔）就失守了。     在7月初，在得知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消息后，周恩来明确向斯大林表明，中国会在东北集结9个师，如果朝鲜人民军被打败，会迅速派遣部队入朝帮助朝鲜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进行作战。7月7日东北边防军正式组建， 8月5日，毛泽东电告东北边防军领导，要求在8月底完成作战准备，在9月上旬能够出动至朝鲜参战。仁川登陆后，朝鲜半岛局势逆转，北京几乎每天都通过广播警告美国，如果跨过三八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出兵。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政协国庆大会上发表措辞强硬讲话，10月3日凌晨，美国部队大规模进入朝鲜时，周恩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要他转告美国政府：“若美军跨过三八线，侵略北朝鲜，我们不会坐视不顾”。美国总统杜鲁门视这段讲话为对联合国的“外交讹诈”，而没有予以重视。     中国方面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直接起因正是美国越过三八线入侵朝鲜。中国政府高层在10月初对是否要派兵入朝参战长久不能决定，派兵计划一直没有执行。10月8日，周恩来和俄语翻译师哲自北京前往莫斯科，于10月11日在黑海的阿布哈兹区的阿德列尔休养所同林彪及斯大林讨论了朝鲜问题。双方就该问题达成协议，两国同意不出兵，准备让金日成到东北组建流亡政府。不过经毛泽东与其他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高层讨论决定最终还是出兵参战，但要求苏联方面最迟在两个半月内提供空军掩护，还要负责各主要城市的领空安全，斯大林最后也在17日同意了请求。决策形成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研究过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并初步拟定了“支援军”的名义。黄炎培认为支援军，就是派出去的，容易让国际认为中国对美国宣战。因此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番号，表示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宣战，是人民志愿支援朝鲜。虽然名称为志愿军，但实际是现役部队整建制地参战。当时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初期，这一名称让联合国军误以为这不过是一只小规模的志愿者队伍。后来联合国军弄清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整建制的正规部队。     中国的抗美援朝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行动呢？既然美国只是恢复和平不是侵略，中共方面说的反抗美国的侵略肯定定性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不是联合国成员国，它没有服从联合安理会的当然义务。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兵朝鲜主要是支持朝鲜的共产党政权，同时也想夺回传统的势力范围。因为17世纪以来，统治朝鲜半岛的李氏朝鲜是中国清朝的册封国，定期向清朝朝贡。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将清朝势力赶出朝鲜半岛。二战后变为苏美的势力范围。这都同传统的中国外交思维发生矛盾。这样，在无形中中共也就破坏了安理会要恢复的朝鲜半岛的和平行动。     这是一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要恢复朝鲜半岛的和平和中朝军队于无形中破坏和平的战争，不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金日成和当时的苏联。金日成得以继续统治朝鲜，在他死后，他的儿子金正日独裁权力巩固。朝鲜人民的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苦。国际社会包括中国、韩国不断对朝鲜提供经济援助。当时的苏联是最大的赢家，战争令中美爆发直接冲突，而苏联未正面介入。战争削弱美国实力，把美国超强的国力军力从欧洲铁幕一线的争夺转移到朝鲜战争的泥潭，为苏联争取时间于二战后的废墟上治疗战争创伤。损失最大的是美国和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美军伤亡约14万人次，其中死亡36,570人，负伤10万余人次。经历了越南战争洗礼之后的美国人，几乎已将这场战争遗忘，故此朝鲜战争在美国又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The Forgotten War）。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半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83108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人阵亡于朝鲜半岛，同时错过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只得到一座友谊纪念塔。     2011-12-2    进入专题： 朝鲜战争 侵略 反侵略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读史札记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533.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记者_郑文 北京报道   南都周刊2011年度第46期 资中筠，1930年6月出生,1951年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2004年获“资深翻译家”称号。 摄影_刘浚 1947年，17岁的资中筠表演钢琴独奏。 1985年，资中筠在中科院美国研究所。 1986年，资中筠在清华大学静斋。 八十一岁的资中筠仍然思维清晰，表达通畅。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她笔耕不辍，将经历抗战、内战、建国、“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至今的所思所感沉淀下来；又奔走呼告，不断重复启蒙与普世价值等话题，期待中国建立一个更为清明的正义社会。 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曾概括冯一生的思想轨迹—“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跟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资中筠的思想演变路径同样应和此三部曲，折射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阶层的反复塑造。 曾经也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受“慎独”驱使烧掉青春纪念册、下放干校饿到浮肿依然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年纪越大，资中筠反而越不能淡泊，因为被“太多太不像话的事”推动着，从而不断发声。 在目睹父亲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种种苦难，乃至他们对残酷近乎荒诞的承受力后，她感慨于“为国家与民族复兴油然而生的欣悦，一度遮蔽几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探索之光”。 想通了父辈人的命运，才想明白自己曾经有过的愚昧，何以发生，何以解脱。满头已爬满银丝的她，说起年轻时的理想，依然有不改初衷的执著。理想不曾褪色，人生际遇却让那份理想主义情怀增加了许多无奈。 理想主义者 资中筠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令小她一岁的袁伟时很羡慕。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天津发生水灾，读高小的资中筠随家人避到上海舅舅家，融入一个济济一堂的大家庭。正是豆蔻年纪，她躲在阁楼上“如痴如醉”通读巴金的《家》，为主人公受封建礼教摧残致死而义愤填膺。 但“封建礼教”背后也有辐射中国读书人一生的精神传统。资中筠自幼秉承古典家教，熟读《论语》、《孟子》，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训诲，早就在精神里扎根。 资中筠曾戏称自己这一代受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这令她有幸赶上了公民教育的末班车。自小学的“公民”课起，要学习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与行为规范；中学的英文课上则朗诵《独立宣言》。 如今社会上再度提倡回归传统道德，大讲忠孝节义，甚至要求小学生诵读《弟子规》。对此资中筠放言：“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老是做好事得不到好报，走邪门歪道容易得到好处。提倡回归传统道德，不要普世价值，这个属于有害的。我们现在正好就是需要普世价值，应该进行公民教育，了解现代的公民应该有什么社会义务和权益。” 对资中筠来说，古典传统教育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与独立人格的传统，与普世价值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并不矛盾，合为她幼年教育的“底色”，也成就了其理想主义情怀。 柴米油盐风花雪月的牵挂，在资中筠看来是“挺没有追求的事”。供职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父亲与读过新学堂的母亲，也都敦促女儿以读书为主业，戒做纨绔子弟。 1948年，资中筠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清华文科尚未分离出去，资中筠有幸得钱钟书、杨绛等名师授课，后甚至指导毕业论文。 那时适逢国共内战酣热，校园里流行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这样的热血呼告。而资中筠的父辈人有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对共产党主政的新政权充满期待。1949年之后，一代人追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理想得以实现，对未来充满热情。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沸腾的同学们以各种方式献出衷心：有人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有人写下血书，动员同窗奔赴前线。 经过了那段硝烟岁月，资中筠很是瞧不上现在校园里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最容易煽动的一种情绪，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电视上的一些军事节目，简直说得像就快要打仗了。年轻人血气方刚，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本来不大，但拿这个东西来转移对真问题的注意力，来对抗普世价值，就不好了。现在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是虚假的，要真的一旦打仗，要他牺牲，他一定不去。” 1949年之前，安于书斋的资中筠本没有参加任何地下党活动，但随后校园里的波澜终于令埋首故纸堆的她，无法安于筹备毕业论文的课业。父亲资耀华衷心拥抱新政权，也劝她“在政治上求进步”。 作为班长，资中筠做了三件不逃避、相反还很“进步”的事。先是代表全班向系主任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幸好碰了钉子，这竟成“文革”结束前最后一届做论文的文科毕业生。 在一个“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的清早，资中筠发起全班女生爬到教学楼顶，在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当时与她共同起草、宣誓的，还有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资中筠又在全校大会上表态，坚决服从全国统一的毕业分配。 受局势熏陶并沿袭父辈人理想的资中筠，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理想主义的另一端。“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年轻时，总有这么一种追求理想的内心的推动，容易走极端，也促使我后来在愚昧时期愚昧到这样的地步。” 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 反帝反封建，打倒国民党与官僚资本主义，追求民主自由，实现现代化发展。欲从频仍战事中解脱、实现国家独立的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普遍接受了这一套新颖、完整的思想体系。 1949年冬天，清华学生曾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资中筠深为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震惊。书斋生活并未给予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挑动了那根“担当”的神经。资中筠决心以新的意识形态好好改造自己，却料想不到随即而来的“改造”彻底影响了她的生活。 毕业后，资中筠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很快被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中—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父亲资耀华由“民主人士”打成“大奸商”、“里通外国”。 资中筠在单位里被一再教育，组织要求她揭发父亲，但她对父亲工作方面的事一无所知，家中也一向拥护共产党，“从来没说过反动话”。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故意与父母疏远，向组织交出了全部家信，甚至不再来往。想登报申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却未被组织批准，“不符合政策，也解决不了思想问题”。“那时候特别天真，觉得应该表里一致，不能在单位、在机关说划清界限，在家里又和他们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 历次政治运动的松紧，成为靠拢无产阶级、力求思想改造的资中筠与“资产阶级”家庭联系的晴雨表。为了实现工农化，不做“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外人，资中筠在历次改造中都全面检查自己的思想。 “以后回头看，有些事是非常不对的。但那时候做这些事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很坏，卖友求荣，但有的人是真信。”多年后自省这一生之悔，资中筠想到了《牛虻》。牛虻信任神父，向神父坦白，却因而出卖了同志与革命。 在袁伟时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三纲影响，包袱很重，难以从对上服从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从人民转变为公民。多年后资中筠也深刻自省“士”之“道统”与“家国情怀”。 资中筠中学毕业时举办钢琴独奏会的纪念册，并未成为令她受批判的把柄。但出于君子“慎独”的传统训诲，为了“早日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她毅然将纪念册及照片付之一炬。 资中筠庆幸自己在“思想改造”中的坦白揭发，不曾让什么人特别受罪，“但不见得那种心境下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1956年后，资中筠与丈夫陈乐民因公派驻维也纳三年。后适逢“大跃进”运动，国内大炼钢铁。“我们很遗憾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到1959年，听说国内物资匮乏，两人又坐不住了。“我和陈乐民以及另外一位年轻同事，一同向领导申请调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自己这个时候在国外养尊处优，吃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 因“中苏关系恶化”回国后，陈乐民一度饿到浮肿。而资中筠产假未满便再度因公出国，靠着父亲作为“糖豆干部”的特供，才让女儿喝上了牛奶。尽管如此，没有人问过“为什么”，“只觉得跟大家一块挨饿比较安心……” “文革”期间，全家下放五七干校，资中筠觉得不可能回到城市，只想赶快忘掉脑袋中的资产阶级知识，转而在河南农场里认真学起科学种田。 信与疑 “四人帮”风雨如晦的日子，但凡保有良知和清醒的知识分子均“意有所郁结”。资中筠通读了《史记》，在失意历史人物的孤独中找到共鸣。 幼年熟读的《论语》遭到批判，韩非子反被推崇，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在工厂里注解着四书五经……当荒谬情境笼罩全国以后，发生思辨的时机到来了。 以彭德怀为首的少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早被上面压了下去。到“文革”时，在一切领域内实行专政，国家的逻辑发生了质的变化。林彪事件以及后来“批邓”的反复，终于让宁愿饿死也不失节、不肯吃“挖社会主义墙角”鸡蛋的资中筠感悟到，“它的逻辑太荒唐了。” 从庙堂之上到阶下囚，从“接班人”到“反革命”，不过是朝夕之间。更可怕的是，姚文元报告毛主席的读书心得里，《史记》、《天演论》、《五灯会元》等，资中筠全部看过，“不至于全国人民就有一个人替大家看看书，完了以后还要最高领袖批示说，你这几本书学得很好。当时突然有一种滑稽感，觉得很不应该，很不敬。” 资中筠不敢说、不敢写，只好选择“腹诽”。她曾读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内心赞同却不敢表达。遇罗克被判处死刑后，资中筠内心仍有害怕—幸好没说，不然的话，“我不也可能被枪毙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资中筠调回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曾接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面对国际友人对中国的疑虑，资中筠极力帮助她认识当时的“大好形势”。当时正是一段反“极左”的喘息期，周恩来“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气氛似有缓和。然而林彪事件后，为了批判周恩来，竟搬出本不姓“周”的周公。知识匮乏与逻辑荒谬，令资中筠深感这出荒诞剧已经乱了套。 解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四人帮”解体，以及针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为资中筠等带来希望。 有感于国内的“复苏”气象，阔别钢琴廿余年，资中筠的音乐弦也被唤醒。1981年，她托人买到一架钢琴，重拾旧好。此前她申请调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以读、写为业。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为领导人做翻译的经历，并不符合她“出世”的本性，“兴趣索然”。 1982年，因发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由来》一文，得中国社科院院长李慎之欣赏，便调到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研究员、所长。 在美国所期间，尽管曾就台湾问题，向政府决策层提过一些建议，但资中筠一直不希望社会科学完全成为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资中筠在国际政治与中美关系方向、陈乐民在欧洲问题方向，均旁涉中西历史文化，从人类文明的视野出发去考察、理解。 启了又蒙，蒙了又启 经过“反右”与“文革”期间的迷失，进入八十年代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被逐步冲破，市场经济开始不断发展起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逐渐从迷思中回归自我。 然而，“又以为新时代要到来了”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资中筠认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最后表现”，很快灰飞烟灭。资中筠时为美国所所长，既要交代自己的思想，又要“领导”清查运动手下所有人的动向。 “我那时候非常痛苦，就下决心不再说违心话了。”但她仍然没有勇气振臂一呼。只能消极抵制，不参加表态会，对所里的年轻人也采取“能保就保，能瞒就瞒”的态度，使所里无人得到处分。很快，她就辞职了。 退出体制之后，资中筠真正实现“我笔归我有”。不但出版《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等专业领域著述，还率先提出了影响学界至今的观点，如美国对外实行霸权，对内实行民主，并行不悖；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等。 她又与丈夫陈乐民一道，从共同的关注与旨趣出发，编撰《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书系等，致力于“传递启蒙的光”，笔耕不辍不外乎讲明一个道理：启蒙就是要回归常识，不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向民众启蒙，而是大家互相启发，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回归逻辑，“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 少女时代曾寄托于家国情怀的“理想主义”，越来越转化为看不惯纷扰社会现象的“欲罢不能”。 知识分子无法达成共识，年轻人正在丧失对诚实劳动促使成功的信心，道德环境逐步受到伤害，中产阶层缺位而精英群体无力推动社会变革，社会固化……最让资中筠忧心的，除了腐败，还有从幼儿园起就“摧毁”人的糟糕教育。 “整个社会系统一方面说要讲道德，一方面把小学生都教成趋炎附势不说真话的人，将来会是什么样？民族的希望只能寄希望于中青年人，希望大家凭良心做事，守住底线，尽量不要同流合污。” 启发明智的工作终日充斥着这位八十一岁老人的生活。报刊采访、启蒙辩会、理想国沙龙、世纪大讲堂……资中筠所到之处，人们看到一个经历过曲折时代而不断咀嚼、反省愚昧的知识分子的坚守。 “中国精英更关心社会改革，但无法参与，说了半天也白搭。”有感于华尔街运动给欧美带来的反思与机遇，反观国内状况，资中筠流露出无奈。“总的说起来是悲观的，但悲观也不是绝望。” 晚年资中筠居住在北京南二环芳古园，家中钢琴上堆一摞贝多芬的曲谱。时常到了傍晚，她独奏“老三篇”《月光》、《热情》与《悲怆》。门德尔松《谐谑曲》、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等那些年轻时酷爱的轻快曲子，如今已少见于老人琴下。 原文点击

记者_郑文 北京报道   南都周刊2011年度第46期 资中筠，1930年6月出生,1951年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2004年获“资深翻译家”称号。 摄影_刘浚 1947年，17岁的资中筠表演钢琴独奏。 1985年，资中筠在中科院美国研究所。 1986年，资中筠在清华大学静斋。 八十一岁的资中筠仍然思维清晰，表达通畅。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她笔耕不辍，将经历抗战、内战、建国、“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至今的所思所感沉淀下来；又奔走呼告，不断重复启蒙与普世价值等话题，期待中国建立一个更为清明的正义社会。 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曾概括冯一生的思想轨迹—“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跟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资中筠的思想演变路径同样应和此三部曲，折射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阶层的反复塑造。 曾经也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受“慎独”驱使烧掉青春纪念册、下放干校饿到浮肿依然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年纪越大，资中筠反而越不能淡泊，因为被“太多太不像话的事”推动着，从而不断发声。 在目睹父亲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种种苦难，乃至他们对残酷近乎荒诞的承受力后，她感慨于“为国家与民族复兴油然而生的欣悦，一度遮蔽几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探索之光”。 想通了父辈人的命运，才想明白自己曾经有过的愚昧，何以发生，何以解脱。满头已爬满银丝的她，说起年轻时的理想，依然有不改初衷的执著。理想不曾褪色，人生际遇却让那份理想主义情怀增加了许多无奈。 理想主义者 资中筠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令小她一岁的袁伟时很羡慕。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天津发生水灾，读高小的资中筠随家人避到上海舅舅家，融入一个济济一堂的大家庭。正是豆蔻年纪，她躲在阁楼上“如痴如醉”通读巴金的《家》，为主人公受封建礼教摧残致死而义愤填膺。 但“封建礼教”背后也有辐射中国读书人一生的精神传统。资中筠自幼秉承古典家教，熟读《论语》、《孟子》，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训诲，早就在精神里扎根。 资中筠曾戏称自己这一代受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这令她有幸赶上了公民教育的末班车。自小学的“公民”课起，要学习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与行为规范；中学的英文课上则朗诵《独立宣言》。 如今社会上再度提倡回归传统道德，大讲忠孝节义，甚至要求小学生诵读《弟子规》。对此资中筠放言：“我们现在的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老是做好事得不到好报，走邪门歪道容易得到好处。提倡回归传统道德，不要普世价值，这个属于有害的。我们现在正好就是需要普世价值，应该进行公民教育，了解现代的公民应该有什么社会义务和权益。” 对资中筠来说，古典传统教育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与独立人格的传统，与普世价值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并不矛盾，合为她幼年教育的“底色”，也成就了其理想主义情怀。 柴米油盐风花雪月的牵挂，在资中筠看来是“挺没有追求的事”。供职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父亲与读过新学堂的母亲，也都敦促女儿以读书为主业，戒做纨绔子弟。 1948年，资中筠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清华文科尚未分离出去，资中筠有幸得钱钟书、杨绛等名师授课，后甚至指导毕业论文。 那时适逢国共内战酣热，校园里流行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这样的热血呼告。而资中筠的父辈人有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对共产党主政的新政权充满期待。1949年之后，一代人追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理想得以实现，对未来充满热情。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沸腾的同学们以各种方式献出衷心：有人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有人写下血书，动员同窗奔赴前线。 经过了那段硝烟岁月，资中筠很是瞧不上现在校园里流行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最容易煽动的一种情绪，媒体特别是《环球时报》、电视上的一些军事节目，简直说得像就快要打仗了。年轻人血气方刚，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本来不大，但拿这个东西来转移对真问题的注意力，来对抗普世价值，就不好了。现在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凝聚力，唯一可以动用的就是民族主义。这是虚假的，要真的一旦打仗，要他牺牲，他一定不去。” 1949年之前，安于书斋的资中筠本没有参加任何地下党活动，但随后校园里的波澜终于令埋首故纸堆的她，无法安于筹备毕业论文的课业。父亲资耀华衷心拥抱新政权，也劝她“在政治上求进步”。 作为班长，资中筠做了三件不逃避、相反还很“进步”的事。先是代表全班向系主任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幸好碰了钉子，这竟成“文革”结束前最后一届做论文的文科毕业生。 在一个“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的清早，资中筠发起全班女生爬到教学楼顶，在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当时与她共同起草、宣誓的，还有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后来，资中筠又在全校大会上表态，坚决服从全国统一的毕业分配。 受局势熏陶并沿袭父辈人理想的资中筠，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理想主义的另一端。“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年轻时，总有这么一种追求理想的内心的推动，容易走极端，也促使我后来在愚昧时期愚昧到这样的地步。” 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 反帝反封建，打倒国民党与官僚资本主义，追求民主自由，实现现代化发展。欲从频仍战事中解脱、实现国家独立的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普遍接受了这一套新颖、完整的思想体系。 1949年冬天，清华学生曾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资中筠深为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震惊。书斋生活并未给予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挑动了那根“担当”的神经。资中筠决心以新的意识形态好好改造自己，却料想不到随即而来的“改造”彻底影响了她的生活。 毕业后，资中筠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很快被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中—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父亲资耀华由“民主人士”打成“大奸商”、“里通外国”。 资中筠在单位里被一再教育，组织要求她揭发父亲，但她对父亲工作方面的事一无所知，家中也一向拥护共产党，“从来没说过反动话”。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故意与父母疏远，向组织交出了全部家信，甚至不再来往。想登报申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却未被组织批准，“不符合政策，也解决不了思想问题”。“那时候特别天真，觉得应该表里一致，不能在单位、在机关说划清界限，在家里又和他们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 历次政治运动的松紧，成为靠拢无产阶级、力求思想改造的资中筠与“资产阶级”家庭联系的晴雨表。为了实现工农化，不做“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外人，资中筠在历次改造中都全面检查自己的思想。 “以后回头看，有些事是非常不对的。但那时候做这些事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很坏，卖友求荣，但有的人是真信。”多年后自省这一生之悔，资中筠想到了《牛虻》。牛虻信任

当历史翻到1970年，这一次，编撰字典的人们猛然发觉：自己或许还有那一份自觉的“热情”，但心中更多的，则是散发着大字报与牛棚味道的恐惧。恐惧源于当时“浓烈的政治氛围”，却更多源于杯弓蛇影般的谨慎。恐惧最终凸显在纸墨上，让每一个铅字都瑟瑟发抖。      被驯化的字典      文/范承刚 （暨南大学）     写在前面的：   齐泽克一直很不满《一九八四》。他认为奥威尔对集权社会的分析很不得要领，天真地认为苏联真有那么严密的国家机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也并不存在奥威尔描述的“毫无反抗的统治”。 就像俺在搜罗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修订时所看到的，这是一本如此怪诞并成功将怪诞传播于世的字典，但它的怪诞却并非源于严令。更多的，是草木皆兵下读书人的自我催眠与自觉作恶。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很多时候，体制对人最大的伤害，不是敲打，而是恐吓；不是毁灭，而是赎买；不是被黑暗吞噬，而是与魔鬼共舞。“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恐惧源于体制，但懦弱发自内心。囚笼的缝隙，正是被我们的懦弱所填满的。 就像杨武听闻妻子被强奸时、萧瑟发抖立于其中的那个“隔壁房间”，比我们想象的要庞大许多。这间黑屋子，是我们常主动走入并甘于藏身其中的。平凡人之怯、之昧、之恶，不该被谴责、嘲笑，但理应得到自视、自惭、自伐。       一 1970年，文革已有四年，接到修订《新华字典》的任务，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安平秋很紧张，就像“流放已久的战士重新被征召”。 这年4月，中国首枚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伴随着卫星所发出的激昂旋律，大地上的人们涌上街头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然而，在这年9月，同样曾以《东方红》为题写作小说的作家赵树理，则作为“黑标兵”被批斗致死。人们陷入“宇宙高歌东方红”的狂热中，甚至不会发觉：卫星放出去，中国的形象却未因此“亮堂”起来。 当时，欧洲最小的国家——摩纳哥的国王访华，赠送给中国一部多卷本的《摩纳哥百科全书》，周恩来总理则只能尴尬地回赠一本小小的老版《新华字典》。 这般“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深深刺痛了党国的自尊与骄傲。更让人难堪的是，就算是周总理送出的这本1965年版《新华字典》，也因文革的冲击遭到了被封、被毁的厄运，平民老百姓甚至无缘得见、无书可读。 为了来日有一本更“像样的书”送给外宾，也受困于当时中小学没有字典可用的窘迫，周恩来下令重新修订《新华字典》。 小小字典的修订，成了“国家工程”。一个30余人的修订组迅速成立，成员均来自北京大学、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等单位。那时安平秋已做了多年的中文系“黑帮爪牙”，其他编撰人员也大都属于“反革命小集团”。修订组的总领导，是工宣队、军宣队派来的两个“工农兵代表”。 安平秋的同事、北大教师曹先擢曾经“傻乎乎”地问总领导：新华字典的编撰一直是社科院语言所的事，这次怎么落到了北大的头上？ 对方回答：语言所都烂掉了，他们全都是封资修，被分配到了五七干校。 避免了被划为“烂掉了”的那一撮，重获了任务与位置，这群“臭老九”们感到“心酸的幸运”。安平秋的老师、时年69岁的教授魏建功，则作为北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最为幸运的一个”。 魏建功是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1948年，解放军接连攻克长春、沈阳、徐州，国民党败局已定。语言学家魏建功邀请金克木、周祖谟等人，商讨编撰一本属于“新中国”的字典。金克木如此讲述那时的情境：“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只是那时的他们未曾想到：这群“谈论着中国前途”、“在炮声中信心增长”的知识分子，在完成字典编撰后，便成了“新中国”最不欢迎的一类人。魏建功在文革中因“反对鲁迅”而历经多年批斗，患了严重胃下垂，余生每餐只能吃软烂的面条。 更让学生安平秋有“莫名的悲哀堵在心间”的，是当重被召回修订字典，魏建功仍像“一个老儿童”那样的认真和得意。安平秋回忆，魏先生听惯了直呼其名的训斥，会因为在修订组里听到一声“老魏”，而“十分满足和高兴”。 在一次学习会上，魏建功甚至特别发言感谢工、军宣传队的领导，因为他“又能为人民工作了”。 于是，这群暂离了牛棚与批斗的教师们，就这样背负起了如“国家形象片”般盛大而艰巨的字典修订工作。周总理批示，国务院科教组领导，张春桥、姚文元、郭沫若等“重要领导”校正——安平秋有时半夜惊醒，会感到“喘不过气”。 曹先擢这样形容当时的忐忑：“这个编撰工作，和业务无关，就是一场政治仗。”   二 在修订1971年版字典的日子里，魏建功和安平秋师徒俩常会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漫步。有时，魏建功会喃喃地对学生说，对他的批判有些很有道理，“自己从旧社会过来，因袭太重，该当扫荡扫荡”。 事实上，从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问世开始，每一版的编撰者们就已主动作别旧时代的“老语言”，转而拥抱崭新的“社会主义语言体系”。在他们看来，字典就是战场，每一个字词都是区分敌我、新旧、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楚河汉界。 布尔什维克、三反运动、单位、合作社等国家新词登堂入殿，大获褒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蒋介石等词，则是每一个解释及例句猛烈抨击的“靶子”。 比如“惨”字的例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太惨了”。“苦”则被排除在社会主义新生活之外，因为它多指“在旧社会压迫下所受的痛苦”。我们也不能再相信“命”，那是“剥削阶级骗人说人的贫富、寿数等生来就注定的……”甚至要严格区分“爱”，因为“爱是有阶级性的。” 当时十分流行的四角号码查字法，就被视作“污秽”而摒弃了。因为发明此法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官员，叛逃去了台湾。 1962年版的字典上，还进行了一场“字面上的抗美援朝”——《各国面积、人口、首都一览表》上，美国被列在倒数第三，朝鲜则被排在前列，并注明有两个首都：一个是汉城，一个是平壤，并用括号提示是“临时首都”。翻遍字典，找不到“韩国”一词。 过往传下来的词，如绅、儒、丞、伶，也都在字典里戴上了“旧社会”、“封建时代”、“剥削制度的产物”的帽子，连带着它们所指示的人与物，从此消失于中国。 70年代之前，《新华字典》共有7个版本。人们曾认为，这7本字典如此的修订，源于强硬的国家意志，但曹先擢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这并非来自高层授意或干预，而是新中国刚成立后“知识分子自觉的政治热情”。 换一种说法，那是知识分子们主动的“思想洗澡”。 而当历史翻到1970年，这一次，编撰字典的人们猛然发觉：自己或许还有那一份自觉的“热情”，但心中更多的，则是散发着大字报与牛棚味道的恐惧。恐惧源于当时“浓烈的政治氛围”，却更多源于杯弓蛇影般的谨慎。恐惧最终凸显在纸墨上，让每一个铅字都瑟瑟发抖。   三 字典修订初期，曹先擢和同事们都是“待罪之身”，他们所怀揣着的心态，是“自我保护都恐之不及”、“我们就是来打工的”。当时曹先擢的脑子里就一个声音：“知识分子算什么？臭老九，扫厕所的，需要被工农改造教育的，大家都唯恐自己在思想上达不到高度，跟不上工人阶级的思想境界。 但工作伊始，他们很快惊奇地发现：工、军宣队的领导，对他们居然都“很客气很尊敬”，没有“我认为应该怎么样”的指使；周总理仅提出了“小改应急需”的意见，科教委也没有“明确的修订标准和规范”。 曹先擢回忆，短暂的无所适从之后，修订组却陷入了一种更加“混乱”的状态。因为没有标准和规范，于是“拼命往左靠”成为唯一安全的堡垒，“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上”的原则，也迅速被每个组员所遵循并恪守。 那时，修订组每一天的工作是这样的：将1965年版新华字典一页页剪开，贴在中文系教研室的墙上。面对着满墙字词，大家开始逐个找“封资修”，并“事无巨细地作政治检查并加上政治套语”。 一切以“去封资修，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为准绳：“清官”不许要，要改成“清廉”，因为“清官”是吴晗提出的；例句里提到的“外号称‘二诸葛’”也要删掉，这是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利人利己”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换成毛主席语录里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当然也有“难办”的时候：在修订《化学元素周期表》时，有两种元素在命名上有争议，一个是“苏修”命名“美帝”不承认，另一个是“美帝”命名“苏修”不承认——美国历来反动，老大哥也不那么亲了，怎么办？辗转反复，修订组最终采取了“在表上列出但暂不写名”的“两全办法”。 修订组也想请一些专业领域比如科技、经济界的学者参与，但“不讲专业性、只讲政治性”的门槛还是将其阻隔其外。整本字典关于“业务”的修改，仅有两处：一个是改了一个生僻字“炁”，另一个则是请人重画了“头”的示意图，好使其“眼睛更坚毅，眉毛更浓密”，这样更符合当时“典型的工人阶级的模样”。 字典的初稿，最终修订了“接近一两千处”。但当70年11月修订组将初稿递交中央后，意想不到的情况接踵而至——周总理看到字典，有些气恼，要求的是“小改应急需”，怎么成了这番模样？ 前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迟群回忆，有一次总理问他：“为什么‘背着太阳’删了，改成了‘向着太阳’？”迟群回答：“编辑们觉得这有影射之嫌。”总理怒了：“神经过敏！” 而当看到“殿下”一词作为封资修被删掉，周恩来有些无奈：“西哈努克（柬埔寨国王）还要来，我们还要称他为亲王殿下……后代要查什么是‘殿下’，字典都没有，我们怎么交代？” 安平秋说，那时他才慢慢明白：言论的笼子并非如想象般密不透风，他开始试图扭转“神经过敏、政治性太强”的头脑，让字典重回“小改”的轨道上。 然而不幸的，他接着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大家当时都疯了。” 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及未知恐惧，许多修订者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与挑战底线的勇气，将锁链看为花环，自觉走进了笼子并将其视作忠诚。 安平秋回忆，编到“茹”字时，举了一个例子“茹毛饮血”。有个张编辑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要呀，删掉！‘茹’是吃呀，‘毛’是毛主席呀！”魏建功先生惊诧莫名：“你怎么能这么想？”她更火了：“你是不是攻击我，想攻击我想歪了？” 类似事件接连发生，安平秋总会搬出“总理的要求”来解释。有一次，一个教授怒了，大叫：“我管它周总理还是李总理！就是要突出政治，就是要删！” 而最让安平秋唏嘘的，来自于被囚禁的一群人。当时他拿着修订好的字典，来到一所五七干校，请那里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分子提提意见。一个在新闻出版系统从事了几十年文字工作的干部，指着“屈”字下的“屈原”一词，拍着桌子，怒吼道：“怎么能把屈原放进字典里！屈原哪里是好人了？” 安平秋很委屈：“这只是一本字典，不是批斗场……”   四 多番争论，修订组确立了折中的规则：“尽量做减法，减去封资修，尽量不多加法，言多必失。”当时很红的词条，如大跃进、大字报、三面红旗等词条，都未收录。曹先擢说不是不想收，而是不敢收。“谁敢给这些字词下定义呢？这是要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最终，1971年版《新华字典》得以出版。安平秋至今心有余悸：“要经过多少次的搏斗，才编成这样一本字典？” 然而，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本字典仍会发觉，政治话语犹如生长在每一页纸的癣症，依附在每一个字词上并角化结疤。修订者刘庆隆说，这版《新华字典》成了在文革期间，中国在“政治上唯一合格的字典”。 这本字典的影响有多大？ 曹先擢回忆，1970年，大学停课，中小学还在勉力维持，但当时社会上已几乎没有出版物，包括一本小字典。就算是1965年曾计划出版一本“农民版字典”，也在文革后不久被彻底销毁。 他一直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农村小学教师，因为手头没有字典，遇到学生不懂、自己也不懂的字，就坐在村头，一个个问过往的路人，直到遇到认识这个字的人。 于是当1971年《新华字典》出版，即迅疾得到推广，发行以千万计，成了整个文革年间唯一流通的字典——也或许是十余个版本里最为“左倾”的。于是，这本字典所构建的话语系统，如章鱼般向四方伸出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每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类的头脑中。 无数的人们，从这本字典获得对世界的最初认知。比如，人们懂得了使用“阶级”划分敌我，学会了规范严肃的腔调去交谈，并用小心谨慎且四平八稳的语言去评论世界。“群众”或“党员”成为人最基本且选择不多的身份，“社会主义”也被所有褒义词竞相环绕。 直到90年代初，字典的修订才尝试着重返常识，但人们发觉，这一套话语体系，已如魂灵般在中国挥之不去，你轻易地就能在报纸、电视、广播中发觉它的存在。 在奥威尔那本著名的《一九八四》中，同样存在着一个“新话系统”。它的创造者如此解释它的作用：“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也就是大家都只用这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的形式……我们是在消灭老词儿——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削减到只剩下骨架。” “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意都被消除忘掉。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 奥威尔所没有意识到的是：他所描述的语言的消亡，往往并非是由统治者，而是由人民自己所完成的。 只是很遗憾，在1970年，又或者以往或未来的任何一个年代，人们总是轻易地将罪责归结于体制。就像那一年字典的修订者陈原所说的：“千万不要责备参加这次修订的人们，谁都只能依样画葫芦，那是一个动辄得咎的年代。”                                        （采编：徐海星 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摇光＞红袖章 ＜开阳＞洗不掉的血迹与遗忘的历史 “公共知识分子”们的伪“公共” 一个赶着80末班车人眼中的中国教育 故意想不出好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