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

高尔泰：哪敢论清白 ——致《寻找家园》的读者,兼答萧默先生 标签： 寻找家园 ● 高尔泰 去国18年,对国内的事情,已经不甚了了。感谢朋友们关心,先后寄来刚出版的《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萧默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简称“萧著”)和相关的评论报道,得知在海那边,人性和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议题,成了评论高尔泰的话语。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甚至以《美学家·狼·告密者》为题,把抹黑了的我名我书,炒成了萧著的卖点(编者注:见该报2010年6月11日)。 也许是时空距离之故,在被追猎和围捕中过了大半生的我,有点儿像是看戏,但我珍惜朋友们的信任,不愿意它受到损害。我爱喜欢《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的读者,也不愿意他们之中有人,因为不了解情况而对我失望。这篇文章,是为他们写的。我要请读者相信,我没有那么坏。 我写《寻找家园》,是个人心灵的需要,无关义务使命。本文的写作,也很个人。只是为自己辩诬,不涉及萧著中其他部分的真假。只说事实,不作评价。好在任何事实,都有个宏观的历史背景。都有个时间地点前因后果的链条。只要链条没有丢失,背景未被抹去,一种言说的真伪,终究可以辨认。 三个文本相与析 《一叶一菩提》中写我的那篇,曾在《领导者》杂志2008年第一期上发表,题为《〈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简称“文本一”)。我的回应,题为《昨日少年今白头》。萧默在他的博客上,对我的回应作了答辩,题为《萧默致高尔泰的公开信》(简称“文本二”)。我据以补充了回应再次发表,他又据以分割加工了“文本一”,成为现在萧著中的样子。 这样,萧默对我的说法,起码就有了三个文本。文本与文本对比,可以看出作者诚信的程度,也有助于文本与事实的对比。 就拿对拙著《寻找家园》真实性的评估来说吧,萧默在“文本一”中说,“我可以作证,可信度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文本二”则称,贺世哲来信说“有百分之八十是假的”。萧著改为“有一定的可信度”,但“起到了掩饰社会的作用”。三者互参,可以看到一种孰予孰取的另类考量。 评估如此,陈述亦如此。例如萧默说他在“文革”中我最艰难的时候偷偷溜进我的房间与我相会。那时我人在牛棚,房间已被查封。查封时抄家,他也来了。他的“文本二”,否认参与抄家,说那时他全年都不在所里。不在所里,又怎能进我房间? 萧默从未到过夹边沟,文中却如同亲历。说我“正是因着他体格健壮,再加上表现好,才熬过了夹边沟这一关”,所谓“表现好”,是在劳动时把别人“整得嗷嗷直叫,累得趴下”。事实上我同别人一样,到那里就很快虚弱下去。1959年被警察带到兰州作画,才得以死里逃生。我已回应,但萧仍重复。 萧说他1972年到酒泉时,“远非党员也与党毫无关系的高尔泰,此时的编制却在地委党校”。事实上我的编制,从未到过党校。我指出后,他还重复。 萧在“文本一”中说我的《荒山夕照》(编者注:文章写1968年冬,高尔泰等7名“牛鬼蛇神”被派到山里开荒,借机在山上打黄羊改善生活的一段经历):“没有明确交待回所以后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向革委会举报了。我读了以后,可以打赌,一定有人举报了,而举报者不是别人,绝对肯定就是高尔泰本人!原来,人情世故之险恶,最典型的体现者就是高尔泰!”前面的“打赌”“一定”“绝对”,加上后面的“原来”二字,立即就变成了事实,和对事实的道德判决。 事实是,那次回所以后,革委会主任听了范华(编者注:范华是带队开荒的小组长)的汇报,说他要亲自到大泉带头劳动,让范华多准备几个夹铙。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当时所谓“新生革命政权”以权谋私的一个小小萌芽,值得一写。但那是另一个主题,我怕文字杂乱,决定割爱。想不到留下这么个悬念,竟会使萧默如此亢奋。 这一段他无法重复,萧著中已模糊处理。 我与贺世哲、施娉婷夫妇的过节 萧默指控我出卖了贺世哲和施娉婷,“把年纪轻轻就出生入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又培养成党员大学生的两位有为青年葬送了”,“再加上以后密罗紧织的各种罪行”,逼得夫妇俩“多次想过一切都结束算了”。 我同贺、施之间的一切,《寻找家园》都写了,萧也看到了,没有提出异议。 但是他的说法,却是这样的:“‘文革’来了,在工作组面前,高尔泰与贺世哲之间爆发了一场气吞山河波谲云诡的战争。贺世哲先生,以后并连同夫人施娉婷女士与高尔泰一起,谁也没有得到好处,被工作组揪出来了。”没说谁先动手。事实上,早在工作组进驻以前,贺世哲就以“文革组长”的身份,发动群众“揭开敦煌研究所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对我这个“夹边沟的铁笼子里逃出来的恶狼”(编者注:1957年高尔泰因在《新建设》发表论文《论美》被打成“右派”,发配到甘肃酒泉地区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穷追猛打。工作组进驻时,我早已被“斗倒斗臭”,成了“躲在阴暗角落里炮制毒草向党进攻的凶恶敌人”,和常书鸿“业务挂帅”“惟才是举”“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罪证。 工作组进驻以后,贺还是“文革”组长。我对之暗中使坏,鬼祟得大气都不敢出,怎能“气吞山河”? 萧默说我葬送了两位有为青年的前途,没说后者先葬送了只有31岁的我的前途。 1966年10月,工作组在全所会上宣布,换何山当“文革”组长。贺世哲取消党籍,我降三级工资,施娉婷免予处分。 我与贺、施之间的一切,至此已清。 那次会上,萧默上台打拍子,教大家唱《红灯记》。1967年《红灯记》作为“样板戏”风行全国时,形势已经逆转。各地奉旨造反,两派武斗比忠。我所(编者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组,也成了“资反路线”,被指控保护了“常(书鸿)李(承仙)高(尔泰)王(佩忠)黑帮”。随之,贺、施作为“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再度崛起,成为所里造反派“革总”的头头。另一派以何山、苏永年为首,叫“革联”,被称为保皇派。满院的大字报,互相叫板。 萧默是造反派,大字报上自称超龄团员,誓言火线入党。再后来,形势又逆转,保皇胜,造反败。所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进了牛棚。萧默“乘着革命大联合的东风”,依然红色战士。贺世哲、施娉婷被打成重伤,就是在那个时候。萧默文章中的“再加上以后密罗紧织的各种罪行”一语,放在这里是正确的。但它被剪贴到我的名下了。我作为两派共同的专政对象,身在局外,没可能参与其事。 陈克俭之死 萧默还指控我出卖了陈克俭,导致陈自杀:“1965年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庙会时,甘肃师大美术系教师陈克俭来到所里,创作‘四月八’油画,不知深浅,曾与高尔泰有过接触,谈了不少……但还没有等他回到兰州,高尔泰的揭发材料就寄到学校了。把陈克俭说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师生水中游’形容挨饿时期的打油诗,加上高尔泰自己说的反动话都写上……‘文革’一来,陈克俭说不清,竟上吊自杀了。”且不说“破除迷信”十几年,那时已无浴佛节庙会和任何庙会,更不会有以此为题材的任何文艺创作；且不说“粒米煮成十碗粥……照得全家水中游”之句,是1957年鸣放时兰州市女子师范许植本老师在大字报上写的(《寻找家园》已有提及)；且不说陈克俭是水彩画家,也没有在1965年来到敦煌；且说事实: 1962年,我初到敦煌,分到住房前,住在招待所。与陈克俭和李巍(甘肃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一室。晚上闲聊,说起当时的饥荒,李说,中国农民胆小,不然要造反了。陈说胆大也不会,国家有军队。我说不是国家有军队,是农民无组织。当时敢议论这些,不是发昏,而是因为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控制相对宽松,以为在这个沙漠孤岛上,天高皇帝远,可以透口气。 李巍大大咧咧,在食堂(招待所没食堂,在所里食堂吃饭)谈笑风生。有一天手抚我背,说我“脑袋瓜子好使”,“天才就是疯子”。引起注意,有人就找他“闲聊”。后来支部书记李承仙找我谈话,说,听说你在客人面前放毒,怎么回事?常所长调你来,费了很大劲,你怎么一来就给我们惹麻烦?我认错检讨,做了交代。她让范华在会客室里给我开了个铺,让我搬过来住。 事情已经闹大,我没敢再找陈、李。小单位没有秘密,此事无人不知。 好在一切如常,大家都平安无事。他们在所里待到1963年,先后离去。1965年,我被抽调到兰州搞“阶级斗争展览”,又与陈克俭同住一室。谈起这事,他说在敦煌时,李承仙也找他谈过。他当过团干部,也处理过这种事。同样一句话,要看是什么人说的。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牢骚很多,一般人说句错话,基本上不会追究。但如果是地富反坏右说的,性质就不同了。你们那里水深,没追究你,要感谢李承仙。 陈的厚道,李的保护,我只有感激。因所里搞新洞窟创作,我不久就回了敦煌。陈继续搞展览,从此没再见过。“文革”后我到兰州,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很意外,很惋惜。萧说他是因我而死:“高尔泰一时失言,必是觉得后怕,与其别人可能揭发他,不如先把别人宰了,就像曹操杀吕伯奢一样,想象中的危险,又一次被白日梦般地化成现实了。” 一个必字断案,干脆利落。就像说贺世哲、施娉婷因我而几乎自杀一样。招数都相同,为了和“文革”挂上钩,把1962年发生的事,往后挪到1965年。 现在看萧的“文本二”:他说可以把65年改为64年。又说不改也可以,因为“究竟是64年还是65年关系也不太大”。又说,“(高尔泰的举报信)先交给李承仙(编者注:敦煌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常书鸿夫人)与否不是关键情节,又牵扯到李,不必写得太细,且也是姜先生说的,此前我并不详知,故可不改。”既不详知,怎么又能说得这么详细具体,还说陈克俭还没走我就把揭发材料寄到他的学校去了?这只能问他自己了。 兰州“文革”中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一个人自杀,应有较大的原因,应有档案记录,应有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记忆。现在甘肃师大还在,艺术系还在,当时的不少老师和同学还在,要了解真相不难。萧默此文的网络跟帖中,有一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你们个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是陈克俭老师之死是谁人所致,真相早已大白,不是高的几句话就能决定的。”应是知情人所写,我对此感激不尽。 我为什么要揭发萧默 萧默说,1972年他到酒泉看我,我告诉他我揭发了他偷听敌台。他说他此前毫不知情,我告诉他后,他才想起两年多以前在山沟里,他放羊,我和几个牛鬼打地埂,我和他同住一室,见他听半导体,问听什么,他说敌台。然后我就揭发了他。这次告诉他,是“以图减轻一点良心的不安”,他决定不给我“这个廉价的机会”。 我确实揭发了他,然后又告诉了他。但是这个事实,和他说的不同。 碰上萧默收听苏联歌曲,是“文革”前的事。本来早已忘却,1967年,我们“牛鬼蛇神”到山沟里挑渠,两天一夜。他是监押我们的民兵,忒横,才又想了起来。 那天我干热了,脱掉上衣,晒着太阳干。背着手在工地上走来走去监工的萧默,走过来说不许赤膊。我问为什么,他说不许赤膊。我又问为什么,他还是说不许赤膊。我没听,继续干,他大怒,喝令我立正低头。问我是不是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是不是以为在这野山沟里只有一个民兵就治不了你?我穿上上衣了,他还没完。晚上我们做请罪仪式毕,他又训我一顿。 夜里睡不着,想起了那个秘密。第二天完工回所,找到“革联”的苏永年,向苏揭发了萧。两天后遇见萧,大声对他说,你偷听敌台,我揭发了你。他站住,我绕过他走了,很高兴碰上了,对他说这句话的机会。 萧默的“文本二”,坚持说他是放羊去的,不是民兵监督劳动。说那时候连政府都没有,“不可能有什么‘民兵’”。 所里无政府,不等于国家无政权。那贯穿一切的权力意志,从未在任何角落留下空隙。那时天天说“全民皆兵”,怎能说没民兵?萧此前写《〈祁连山下〉之外的常书鸿》,就自称是“董超薛霸”(编者注:《水浒》中押送林冲赴沧州的两位朝廷公差)之流,“代表堂堂革委会‘押解’”常书鸿,那不是民兵?那时阶级界线判若水火,革命两派你死我活,没有可能一个造反派战士和一群牛鬼蛇神同住同劳动。两天一夜,放什么羊? 新出版的萧著中,萧在修改过的“文本一”前面,加了一篇《最是牧羊风光好》,自圆其说。末尾写工宣队长郑绍荣审问高尔泰,劈头就问,你说萧默偷听敌台,敌台里说的是哪一种外国话?高说是英语。郑说我们了解了,萧默不懂英语。高说是俄语。郑说我们了解了,萧默的俄语早就忘光了。高又说是藏语。郑说萧默不懂藏语,西藏是外国吗?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是敌台吗?于是,打小报告出了名的高尔泰一下子泄了气了……凡广播,没有可能不用听众能懂得的语言。当过法官的郑没有可能这样诱供,久经批斗盘问的我也没有可能这样被诱。若是如萧所说,我早就成了陷害革命群众的阶级报复犯,那还了得。 但这个虚构的故事,却也捅出了一些真实的漏洞。萧把1967年我当面说“我揭发了你”这句话的时间挪到1972年,地点挪到酒泉,并宣称在这之前,他毫不知情。这个故事不但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时间坐标———有军宣队、工宣队的60年代,和一个不同的地理坐标———敦煌。也表明那时的萧,已经知情。 1972年,所里另外两位同事,刘玉权先生和王炳先生到酒泉“外调”,找我查问萧偷听敌台的事。我说我没有旁证,他们也就算了。他们刚走,萧就来了,说是来看望我的。 有过互相伤害,难能不计前嫌。他来看我,我有些感动。告诉他刘、王二位刚走,所里在调查你,你要注意。 万万想不到,回答竟是: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个。理由竟是,个人关系不能高于组织原则。 我像吃到一个苍蝇,不再理他。他一出去,我就用力摔上房门。惊动了隔壁的赵存福,一位年轻的摄影师,过来问什么事,说太平常了,别气。想不到36年以后,萧会说那次我送他一直送到招待所。 刘、王二位的酒泉之行,是我和萧在酒泉冲突的关键。萧的故事,只字未提他们。后面却又写道,那次他回到所里以后,“就把高尔泰如何想与我进行‘黑串联’,如何遭到我的抵制的事说了……可以自夸,毫无破绽,滴水不漏。”但没有刘、王二位,“黑串联”个什么? 我是1969年春天到酒泉的。这个事实,也使得萧的故事难以周延。为此,萧强调我直到1969年秋天还在敦煌。这“文本二”和萧著中的“秋天”二字,是“文本一”中没有的。后来加上圆谎,拿出来的证据,却是我的《面壁记》开头两句:“从1962年到1972年,我在敦煌十年。”萧引用了这两句,但没引第三句,“但是只工作了四年”。 我到酒泉,是因为酒泉地区革委会为“迎九大”要办一个展览,从辖区各地抽调专业人员筹备。所里去的,不是只我一个。其他人办完展览就回所了,我赖在那里要求调离敦煌,敦煌卡住编制直到1972年才放。这个过程,没有含糊之处。 “九大”是1969年4月开的,这个时间坐标,恐怕也挪动不得。 我离开社科院是因为“告密”吗? 萧默说我因为“爱告密”,被赶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故事是从一次虚拟的训话,倒叙过去说的。“文本一”把时间设定在1984年:“1984年,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召开……我最后一次见到高尔泰。”事实上,那个会是在1983年开的。常书鸿、季羡林等人都去了,我那时在兰大,被“清除精神污染”。停课禁书,拒绝检讨,拒绝约谈,受到大家关注。那次应邀与会,只为见常老一面。遇见不少敦煌老同事,还是有些旧情,握手如仪。惟独该萧,酒泉一别,已形同陌路。 萧默把会期改到1984年,恰恰是绕过了“清污”背景,避开了编故事的障碍。经我指出,萧著会期已改正,但故事没改: 相隔十多年我们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着我,我却对他来了一个“脖子不给”(兰州土话:不予理睬)。会完我随着大伙进饭厅,他施施然走了。第二次会上,中间休息时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问:“你好吗!”我说:“我还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待过吗,那个单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开膀子搞你的美学了,李泽厚也在那里,为什么不待下去呢?”他一时说不上来。“可能是待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个爱告密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人家讨厌,对你自己也不好。”“你怎么知道的?”他惊奇于我的消息灵通,也证实了他确实又揭发了什么人让人家赶走了。“丁一你认识吗?”我问。“是他告诉你的?”“这你就不用知道了。”“我…我…‘文革’中的事情……”“你不用说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过错误,包括我在内。但有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时代造成的；有些是永远不能饶恕的,是人格堕落的表现,你就属于后一种。你的身子已经生活在20世纪了,头却还在中世纪,脖子拉得那么长,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实际上是一个弱者。”且不问萧在写此文时,是不是忘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精神生态和政治语境,忘记了那时候他已经不再具有1960年代居高临下训斥“牛鬼蛇神”的民兵身份?且不问何以训词断裂,前说我在京告密,后评“文革”中是非,中间空白莫名其妙；且不问为什么告密的具体内容,我只问一句:丁一是谁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435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2 18:05:03 南方周末：中共正修改的历史评价 标签： 历史评价 陈独秀 华国锋 ● 南方周末 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而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的表述。 陈独秀的“帽子”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他是“托派”吗？是“汉奸”、“叛徒”吗？ 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毅然决策”，还是经历了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复杂过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建设和外交活动，是完全的“独立自主”，还是受到了苏联的重大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前夕开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找到。点进这一官方党史网站的人会发现，不少人物和事件所获得的评价已经和源自旧版教科书的记忆不太一样了。 该网站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一批官方党史著作首次被推向网络，全文免费传播。“现在，网上关于党史的资讯有很多……了解和学习党史就需要分辨真伪，我们这个网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资讯，反映党史研究最新成果。”网站开通仪式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 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 从“险学”到“显学” 作为中共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迄今无法获得一个不再改变的“盖棺定论”。在党90年的历程中，这位被开除党籍的争议人物不断被“戴帽”与“摘帽”，已有七十多年。 1936年10月，《救国时报》发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称“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后来，此说被康生等人引用，在《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媒体著文批判陈独秀，“叛徒”之称也陆续出现。 这两顶帽子直至半个世纪后才被彻底拿掉，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发现，陈独秀不仅没有拿日本人的钱，而且发表了许多抗日言论和主张。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关注释中，“叛徒”的帽子连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评价一同被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研究者发现“汉奸”和“叛徒”之称的谬误，但“文革”的大环境对此按下了消音按钮。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学者曾遭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在当时，陈独秀研究成为一门令人避之不及的“险学”。 甚至，对于陈算不算“党史人物”，也曾有过争议。《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就没有陈独秀的章节，直至出版第51至100卷时，才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51卷的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险学”逐渐转变为显学。1978、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表包括《砸碎枷锁，解放史学》、《打破党史禁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引发强烈反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党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宣传、路线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回学术的广阔天地。 研究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党史“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民间亦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等组织，往日的禁区被不断打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正式将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当时他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这是目前为止中央领导人对陈独秀错误定性的最新说法。 区区几个字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个严重得多的论断，它意味着陈独秀需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换掉这几个字，则是因为党史界已形成共识：陈独秀不能成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来自莫斯科，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与之类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被确定为“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改为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则被修正为“右倾错误”。 尊重历史的面目 近年来官方修订的党史评价不止于早期领导人和建国前的历史事件。 例如，华国锋得到的评价也在发生转变。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这位原中共中央主席得到的篇幅很少，且负面评价较多，仅肯定了其粉碎“四人帮”的功劳。但在新的党史二卷中，华国锋虽然依然被认为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获得的正面评价已经大大增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支持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等。 林彪也有了新评价。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之前被定性为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而党史二卷则在提到“一号命令”时，删去了此种定性。 高、饶“反党联盟”的说法逐渐不再提及，相关表述被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七十年”表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但党史二卷则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结论是：“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在涉及曾经的政敌——国民党的问题上，中共官方亦有新的结论。 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战场的“主体”，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国军领导人蒋介石获得的评价随之改变，他的功劳可以获得公开肯定。 而一贯被视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所获得的赞誉有增无减。毛泽东曾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写道：“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半世纪后，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其定位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共合作关系在“皖南事变”后降至冰点，此事变中共产党方面核心人物项英获得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对项英的评价以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为蓝本，认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在于项英，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绩也被抹杀。而党史一卷则指出，“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他在皖南事变中也不再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进行评价是官方修党史的基调。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决议虽然是“基调”，但在具体内容上并非不可改变。 纪念馆：谨慎中的变化 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博物馆、纪念雕塑等对历史的表述。 在北京五四大街、沙滩北街附近的几百米距离内，有三处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纪念物，它们相继在本世纪的头三年落成或开放。 2001年，雕塑“翻开历史的一页”落成。在这座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和他手书的《沁园春·长沙》，其余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的头像较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还有两位卖国贼的头像——章宗祥、曹汝霖，但没有提及陈独秀。 2002年，北大红楼旧址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身份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中专辟一个房间为陈独秀专题陈列。 2003年，浮雕文化墙“曙光”落成，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首先出现的形象。 “当年，第一座雕塑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学界的意见是雕塑以毛泽东为主体不符合史实，”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业务部陈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的雕塑就比较尊重历史，我们的展览自2002年起也都没有变化过。” 有观察者认为，实际上，两处雕塑落成的时间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对陈独秀的不同展现形式——2002年，党史一卷出版，正式修正对陈独秀的评价，破除了一些禁忌，形成了肯定陈独秀功绩的契机。 南方周末记者大量采访与党史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发现，把握契机，遵照官方评价，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策略。 “2005年，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开馆时正好碰上连战访问大陆的契机，所以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地就开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吴先生说。这家民间博物馆在大陆首设国民党抗日军馆，连战为其题写了馆名。当时，连战说：“三千多万的军民牺牲了生命，不是为哪一个党，是为中华民族牺牲了他的生命。” 杭州中美民间友谊纪念馆曾去美国做过抗战的展览，其中有不少介绍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图片资料，几经争取才将这些内容保留在了角落里。“但胡锦涛公开提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功劳后，第二年口径就松一些了。”纪念馆创始人之一范祝华说，“我们的展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旅美的黄埔军校老兵都来看，非常激动，有的人都哭了，说自己从来没看过一个中国展览是承认国民党拼死抗战的。” 实际上，国民党抗日将领的纪念馆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但它们往往以个人生平介绍为主。湖北宜城市张自忠纪念馆肖馆长说，馆内主要是弘扬个人事迹，只有对张自忠参与的战役的部分介绍，“近期虽然想扩充展览规模，但应该只是对现有内容的充实，并不会怎么介绍抗日正面战场。” 有的纪念馆在内容审定上更复杂些。“我们所有的展示内容都是根据军事科学院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安排的，要经过军委的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科朱科长说。 而安徽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徐承伦则表示，2009年正式建立的“独秀园”纪念馆，采取的是叙事为主的策略，大量展示史料，不做直接评价。 至于各地的党史纪念依然谨慎，一些变化也在悄悄发生。 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后来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和其他一大代表以同样的尺寸并列出现在照片陈列中。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不曾尝试过的——自1952年建成至今，一大出席者的陈列从6人增加至7人，最后才展出全部13人，但照片的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也有选择，毛泽东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且排在末尾。 位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此前一直是“美蒋罪行”的代名词。但研究表明，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无关，后者更多的是一个为共同打击日本而设立的情报机构。 当地一位长期研究此段历史的人士说：“歌乐山博物馆的名字变了好几次，最开始是1963年借《红岩》火遍大江南北的契机，在烈士陵园和纪念碑的基础上修了博物馆，叫‘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来，1985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1993年又改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不过，1988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那牌子都还在，我估计要改的话很困难，手续也很麻烦。”这位人士说。 更多的纪念馆不存在改名问题，但正增加和修正馆内的历史陈列。近几年，抗美援朝纪念馆增加了战前国内形势及苏联空军秘密援助的介绍，内容还包括位于旅顺的苏联空军墓地情况——那里安葬了两百多位苏联空军飞行员，之前一直是严守的秘密。 位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另一个例证：“文革”期间，农讲所基本成为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专题纪念馆，而前五届不由毛泽东主持的农讲所则被忽略。这一问题在后来得到了修正。 农讲所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前大家一看我们的展览就觉得农讲所是共产党干的，毛泽东干的，但其实农讲所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出钱出物，共产党出人。当时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不可能有场所和物质基础，不可能出资招生，柴米油盐这些经费，你都解决不了。”农讲所副馆长颜晖说，“但现在，我们客观呈现了国民党的作用，所以有台湾游客来过之后，赞扬我们没有伪造历史。” 民间推动力 “官方党史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研究，正不断推进，其背后的原因是高层希望追求历史真实。”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曾表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引发强烈反响。 事实上，中共高层的不少领导人在历史研究上都有独到见解。邓小平就曾提出著名的“宜粗不宜细”原则，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在“文革”之后提出这样的原则非常必要，因为它有助于形成在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减少细节上的纠纷。 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曾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他本人的科学精神从一个细节中即可见一斑——他常常强调：“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这句话套用自人们所熟悉的列宁名言“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于光远对这句话本身也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这话出自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的一句台词，而在真正的《列宁全集》中是找不到的。 “在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有这样的观察。 对于官方党史修正背后的动力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则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民间党史研究的进展是促使官方不断修正党史的重要推动力。“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材料面前，没有人能说假话。”韩钢说。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研究者，基本都赞同这种看法。“其实这二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从我个人参与的研究领域看，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以及苏联历史等等，都是如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说。 沈志华是《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重要历史著作的作者，他的研究刷新了学界的许多固有观点，亦对官方论断形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沈志华等非官方研究者所取得的突破大量依赖于近年来的解禁资料，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有关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它们成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依据。 “随着事件的推移，还会不断有新的文件解密，人们看问题的视角、高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历史研究会不断推进，官方党史会不断修正，这个趋势是肯定的。”谢春涛说，“当然，这种修正不像个人研究那么容易，因为官方党史代表的是集体意见，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要有充分依据，反复讨论，还需要中央高层批准。”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专家普遍认为，党史新成果从民间到官方的路径是通畅的，但究竟吸收哪些成果，把话说到哪一个程度，则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但无论官方如何评价和借鉴民间党史研究者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不再会因官方结论而受到限制——就在二十多年前，官方还曾提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正本”以规范教学研究的想法，而如今，这种人为设置界限的做法已经很难想象。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李惠普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147.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南方周末：中共正修改的历史评价 城市里的陌生人——黑道乡村 南方周末：听俞正声上党课:“执政者的声音” 我国少儿比例仅16.60%　调整迫在眉睫 治湘江 最沉重的河流，最尴尬的治理 南方周末：百年清华更当记取大学之大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钱” 全球最高物流成本 南方周末：习仲勋一辈子没有整过人 南方周末：解读重庆模式 南方周末：虚拟访谈章鱼哥保罗 中国出现第三波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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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中国照样等级森严 ——我看文革•之一 作者：姜莱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3 11:28:29 阅读量：685次 现在文革在网上炒得很热，可在老姜看来，网上发表的不少关于文革的文章，无论是批判文革的，还是赞美文革的，犯有大而不当毛病的不少。这些文章着眼的主要是文革中出现的大事件，各种大的政治活动，一波一波的政治动荡，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花招，却对文革中国的社会结构鲜有涉及，更缺乏社会学层面的实证分析。政治事件、式样和花招是什么?是一场政治运动在水面上荡出的浪花和水泡，至于这些水花泡沫是否真正冲击了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很少有人说到点子上。 我之所以扯出社会结构来，是因为文革自诩是一场革命，而革命是什么?就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至于改变的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那是另一回事儿。文革虽然榜上了文化两个字，可按照毛的意思，无非是说：第一，这场革命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第二，革命的手段是文的，而不是武力，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是批判的武器，不是武器的批判，除此之外，在毛的心中，文革就与文化扯不上边了，它就是一场社会革命。顺便说说，毛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至少从他公开的言论看，是一场自我革命，他要改变的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已“严重脱离群众”、已丧失“社会公平”、“站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由“官老爷”把持的“变修”了的官僚结构。 毛做到了这一点吗?没有做到，他的力也没有朝这个方向使，似乎走的是另一个方向。结果，一场文革下来，官僚体制并没有打破，社会等级仍然存在，而且被强化了。 现在有些左派人士，他们在那里天天说文革的好话，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文革创造了社会平等的奇迹，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农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了主。可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事实，这是黑色幽默。文革制造了一大堆的农民尤其是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治泡沫，这事儿没错，可在实质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身份最低贱的阶层，在很多方面，他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其低贱的社会身份认同并没有被削弱，更没有被剔除，反而进一步被强化和固化了。 我先说说农民。农民总是“劳动人民”吧?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纸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却把这些“劳动人民”打入了另册。从此伊始，在神奇的中国，农民这个概念就不仅仅指的是一种职业了，它还表示一种社会身份，并且是中国除刑事犯罪人员之外的最低贱的一种身份。说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低贱，我不是在作一种价值判断，而是在陈述一种残酷的事实。又因为它是一种事实，所以，在最最革命的文革时代，农民被当成下等人看待，也就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共识，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说出来而已。即使是那些成天把农民当成伟大的“劳动人民”挂在嘴上的当权者，骨子里也没把农民当回事儿，更不可能把他们看成与自己平等的社会成员。那时的人犯了罪或“政治错误”，又不打算判他们的刑，往往就会遣送到农村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些农民的当家人、“劳动人民”的领导者心中，农民生存的农村，不就是一座巨大的准劳改农场吗? 农民是一种身份，不准进城谋生，不准在城里找工作，不准在城市长期居住，他们要想到城市走走看看，唯一的合法理由就是走亲访友。农民中也有极少数的人进城找了工作，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主要是两条路，或者参军，退伍时侥幸碰上了企业招工，或者自己的母亲在乡下，可父亲却是城镇职工，父亲退休后顶了职。除此之外，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身份，难于登火星。 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活，只能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在城市短暂停留，这不是文革期间的创新，文革以前就这样了。这种身份歧视是野蛮的，更与执政者标榜的理念南辕北撤。但文革前的中国农民，虽然也无法摆脱自己低贱的身份，他们偶尔想以探亲的名义去城里走走时，却好呆不算太难。他们动了这个念头，只需选择农闲季节，跟生产队请个假，就能成行了。可文革期间的农民，他们想办成这种事儿，除了请假之外，还得上生产大队去开证明，他们只有怀揣这种证明，才能坐上车，住上旅店，才能在自己亲戚家安心住下。我不否认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也过了一段逍遥日子，这期间的农民，可能不仅能随便进城探亲，还能参与城里的造反，浩浩荡荡的进城喊口号刷标语。但这段时间非常短，也就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7年上半年止。过了这段时间，农民就仍是农民，进城得开证明。我有次去舅舅家玩，就看过他收藏的一张1968年去看望我母亲的证明。这种张由他所在的生产大队开具的证明上，写有舅舅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生产队、出身、政治面貌，出行目的地，出行原因，出行时间等。一群中国农民，只有怀揣一纸这样的证明，才能离开自己的家门，才能外出看望自己的亲人，你还说他们在这个国家当了家做了主，胡扯罢。我还要说的是，文革修宪时，干脆把迁徒自由这一条也给取消了。 文革期间，农民没多少自由，他们的民生总有所改善吧?也没有任何改善。文革十年，给农民整体性减过税吗?没这回事儿;取消过农业税吗?更是天方夜谭;给农民发过什么补贴吗?做你的美梦去吧。相反，在经历过50年代末的饥荒，66年前短暂的一两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一进入文革时期，当权者又加紧了对农民的搜刮，对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业实物税的征收，在“备战备荒”的借口下，几乎逼近了农民养家糊口的极限。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不但贫穷，而且总体而言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 农民不行，工人老大哥总可以吧?文革十年，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十年吗?这也是大忽悠。不错，文革中的中国工人，是有点“地位社会”，但那是相对于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而言的;况且工人对农民的这点“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农民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凸显出来的。5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民还有自由，温饱不成问题，许多农民就不愿进城当工人。后来农民的日子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工人老大哥就成了香饽饽。但除了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外，在城镇阶层中，当时的中国工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中国工人的低贱社会身份，并没有因为文革中震天价响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声，得到丝毫改善。 文革期间，中国实行的也是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体制下，挤进了体制内的人，包括工人，生活有基本保障，看病有公费医疗，不用担心失业，这些都是事实。但这种保障只能说是极低水平的，仅仅在生存线之上而已。根据这样一种低水平的保障，就推导出工人的社会地位有多高，实在有点夸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民生之窘迫——只要最低生存有了某种保障，就成了一种引以为傲的职业，还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扯到了一起。至于说工人成了领导阶级，就更是扯淡，那时的中国工人，领导了什么?谁能说出哪怕一件事来?文革期间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只不过是一张画饼，永远在画上。 还要说的是，即使是工人老大哥的这点保障，也不是文革赐予的，这种计划经济下的低保障，文革前就存在了，存在十几年了，文革也没有给它增添任何东西。另一方面，工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在体制内的地位是最低的。这种身份等级制虽然文革前就已存在，文革作为一场自诩的革命运动，却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形式的革命。 如同农民这个词，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人这个概念也有双重含义：它既是一种职业，也指称一种身份。作为一种身份的代称，在计划体制内，工人是与国家干部对应的一个概念，并且它的社会等级低于国家干部。在计划体制内，中国人也是分等级的，这种等级不是由收入区分的，也与人的工作职务或职业不完全对应，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纯社会身份的区别，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在体制内的这种社会等级制中，工人处在最下端。 什么是国家干部?它指的是某些职业，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甚至主要不是指职业，而是某种社会地位或等级的指称。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干部，包括了现在所说的国家公务员，又在企业内广泛存在。国家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早期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在1949年前，或者“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时“参加了革命”，构成了非技术类国家干部的主体;二是技术型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文革前，只要有一纸中专毕业文凭，基本上就会成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中专生贬了值，变成了可工可干的一群，许多人就做了工人。但大学(包括大专)生毕业就成为国家干部，这一条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除“老革命”之外，国家干部的主要来源是大学毕业生。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成了几乎世代相袭的一种身份。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他(她)是一位工人，又再没有机会读大学，这辈子更是很难荣升为国家干部，一辈子基本上就是工人身份了。 与这种身份或等级制相配套，在那时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着两个部门：劳动工资处(科)管理工人，负责工人的档案管理，工资的发放，工人工作职务的安排、调动和辞退等，人事处(科)则专管企业里的国家干部，被称为干部之家。 与农民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当时的语境中，农民这个词还具有实在的双重含义，既指人的职业，又涵盖了人的身份，那么工人的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人的身份，而职业含义则是次要的。由于这样，在当时的企业中便出现了一种怪相：一些大学毕业生，进了车间，下了矿洞，干起了工人的活儿，身份却是国家干部;而工人中那些当上了车间主任，技师，科长，甚至厂长矿长(通常是副职)的人，身份却仍然是工人。他们中的极少数人，碰上了好运气，或许能转成国家干部，但大部分人一辈子的身份就是工人。他们是工人，却当上了领导，职业是企业的管理者，就有了一个特殊的、不伦不类的称谓，叫做以工代干。 以工代干的意思，就是以工人的身份或名分，代理干部的活儿，身份是工人，职业或职务是干部。文革时期，这种不论不类的以工代干人员，更是构成了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的主体，原因是文革的很长一短时间里，大学停止了招生，大中专毕业生断了档，企业管理人员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于是许多工人顶了上来，担任了车间主任、工段长、各科室的科员科长，甚至技术部门的负责人(这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扯不上边)。以工代干满天飞，当时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突击搞过几次工人正式转干的活动，一部分以工代干的工人变成了国家干部。但终究大多数以工代干过的工人没碰上这种好福分，最后还是以工人的名义退了休。 这种事儿很重要吗?非常重要。尤其在文革那种重社会身份、政治地位、政治名声或虚荣的环境中，一个有“事业心”、抱负和追求的工人，能否奋斗成为国家干部，简直可以决定此人一生的成败感。在一大二公的体制下，国有与“集体”企业的工人和管理者都是体制内的人。但体制内中又有体制内，只有国家干部才是体制的中间力量，才是毛所说的“稳坐钓鱼船”所依托的那个核心阶层。就如一个特权家族，在这个家族内服务的所有人，包括被雇佣者、家奴等都属于该家族，但只有那些与该家族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人，才是这个家族真正的主子。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如果他们这辈子不能转型成为国家干部，充其量就只是体制内的被雇佣者和家奴，哪怕他们曾经代理过这个体制的某些管理类事务。 我父亲就是这种人。我父亲这个人，工作非常勤奋，能吃苦耐劳，他也因此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模也当过好多次，并在后来当上了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成为以工代干一族，直到他在劳动工资科而不是人事科以工人的身份退休。父亲以工代干，旗下却管着好几名国家干部。搞笑的是，这些人当中，有摘帽的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准右派、右倾分子、坏分子等，这些人曾经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但因为没有判刑，也没有开除公职，又都有大中专毕业文凭，所以都是国家干部。父亲以工人的身份当领导，还是能管住这些国家干部的。这些人都有“政治污点”，平时都很低调，点头哈腰的，父亲也能因此产生一点点优越感。不过这种事儿终究不靠谱，关键时候就会露出马脚来。比如，那时经常有些“中央文件”传下来，这些文件都有传达的范围，哪些人有资格听到这些文件，哪些人没有，才真实反映出一个人当时的社会等级、身份和政治地位。其中有些文件，规定只传达到国家干部，这时就出现了尴尬的情景：当领导的父亲只是以工代干的工人，不能去听文件，那些准右派、右倾分子等，因为是国家干部，都跑去开会了。当然，山高皇帝远，有时企业的头儿也会做出变通，假装不知道国家干部是怎么回事儿，把父亲这类以工代干者也叫去听文件。但走进会场的父亲，看到那些国家干部们，早已正儿八经地聚集在一起，再听到“本文件传达至国家干部”之类的宣读词，心中终究不是滋味。 父亲也因为种种此类现象而终于顿悟了，晚年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就多次对我们说：毛主席真聪明，他老人家把工人捧得高高的，又是带红花，又是发奖状，又是要我们到处做报告，但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了外人，用过之后就不管了。结果，工人还是工人，干部还是干部，连右派这种人，只要没坐牢，也比我们强多了。父亲还说，这也能理解，现在修个桥要画图纸，造个机器要搞设计，会画图会设计的人，终究比我们强，毛主席为什么要重用我们，不重用他们?不怪毛主席，只怪自己没读书。大概因为这些事儿的刺激，父亲对我们的读书看得很重，一心希望姜家也能出几个知识分子。我现在读了一些书，成了知识分子，不能说与这些事儿无关。 应该说，这也是当时的工人们的普遍心态。中国的工人并不愚蠢，他们自己的身份值几斤几两，自己心里都有数;中国工人也很精明，他们虽然也懂得跟着时髦的政治口水走，把“工人阶级领导”也经常挂在嘴边，但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码事儿。他们中的精英，希望能以工代干，最终还是希望去掉代字儿，凭一纸红头文件脱掉工人的外衣，转型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工农兵大学生成为香饽饽，为能被推荐上大学，走后门拉关系一时热火朝天。已经是工人阶级了，已经以工代干了，为什么还要争着读大学?热爱读书是假，借此脱掉领导阶级的外衣才是真。 再重复一下，无论是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打入另册，或是把工人变成一种低等级的身份，都不是文革的创举，这些东西在文革之前，50年代中期之后就存在了。还要说的是，这些包含了明显的身份歧视、社会等级区分的制度，虽不是文革的创造，却是毛泽东的作品。国外没这些东西，中国几千年的王朝专制时代也没有这些东西。王朝时代，中国有些朝廷限制过农民抛弃土地，并进而限制农民离开故土，比如明王朝的一段时期。但古代朝廷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土地荒废，朝廷税赋减少，身份歧视的因素不多，实际的限制也并不严厉。而50年代以来的这种身份区隔和限制，则创造了一种空前绝后、唯我独有的等级制度。尤其是在企业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工人和国家干部，这种划分又与人的实际职业或职务脱钩，就成了一种赤裸裸的身份歧视。按照这种身份等级划分的逻辑，现在有些农民工(这种称呼本身也那个时代遗传下来的身份歧视的称谓)做了CEO、董事长、甚至私企的老板，是不是也该称他们为农民工CEO，农民工董事长，农民工资本家? 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与文革扯在一起?不为别的，就因为文革一直在吹牛皮，说这是一场革命;就因为现在还有些左派在胡侃文革，认定文革取消了特权，创造了社会平等的神话。其实文革根本没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根本没有去做这些事儿，它的的兴趣根本不在这里。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工人还是国家干部，与宏大叙事的革命相比，当然只是小事儿一桩。不过，这些虽是小事儿，却直观地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某种社会结构，凸显出这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革不是标榜要革特权的命吗?毛不是希望通过文革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吗?那么请从这些小事儿做起吧。尤其是在企业中搞出工人和国家干部两种身份来，这些身份又与人的实际职业和职务脱了节，已彻底沦为身份等级制度，就更该革它的命。这一制度既然已经沦为纯粹的身份等级制，改起来也不难，凭毛当时的冲天威望，他想取消之这一制度，动动它，更是举手之劳。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文革之风没吹到这件事上来。这种身份等级制不仅没有在文革的风暴中崩塌，反而以以工代干的形式发扬光大起来。有了这些事实，说文革是一场以追求社会平等为目标的革命，很难叫人相信。

还毛泽东一个什么地位？ 作者：冯梦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2 20:23:30 阅读量：597次 提要：中国倒底是受益于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不回答明白这一正本清源的理论问题，中国永远难见光明。 很可笑的是“公诉”一文对毛泽东的评价。所述的内容“铁板上的钉子”，颗颗证明毛泽东是中国人而不是神，更不是洋人。这与茅于轼的结论“殊途同归”。告上法院如何判决? 作为家属为毛泽东之罪淡化是“罪大恶极”的行为。法律上叫“伪证罪”。若公职在身者则罪加一等。 党已经为毛泽东之过“集体分担”了，邓小平全盘否定文革也不提毛泽东之罪，这是中国理论停滞不前、是非不分的断层。 茅于轼在论述中引用的数据可能不准，杀千万和杀一人其罪有本质之区别吗?秘鲁前总统籐森在清剿反政府毛派“光明游击队”时，下令误杀了三名印地安农民，被判最重的24年徒刑。国际上处罚二战杀人如麻的战犯，也不过如此。从律法上讲，错就是错，不因数量而变为对! 伟大只表述震撼程度，不表述黑白正邪。 对中国今天而言，我认为评价毛泽东应从理解角度思考，不宜判罪声讨。这首先要其家属噤声，若再撒泼，江青就是前车。 德国政党在历史对错的大是大非上做得比日本好。欧盟死的人不比亚洲少，但是联盟了。亚洲还在怒火燃烧，中国大陆的愚味幼稚和日本的不服有很大关系。毛泽东家属应该向蒋介石家属学习，安份守纪才是正道。江青若有宋美龄的教养，不会有今日中国的宫廷惨况。 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只是一位打垮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家。毛泽东思想是一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著作。中国共产党崛起于反国际共产联盟和斯大林主义，败于斯大林主义的军事指挥。这段内战史明白无误地由毛泽东记录在案。 解放后的三十年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就受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干挠和迫害。朝鲜半岛的抗美援朝，是苏联的旨意。原来商定由中国出人苏联出钱，九评苏修兄弟翻脸，赫秃子连二战的无偿支援都要加息收回。中国饿死农民，苏联要承担一半责任。美国日本就没有向国民党追债。 中国饿而不倒，仍然是毛泽东反苏的功劳。中国反斯大林主义，不反戈尔巴乔夫主义，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毛邓的思想核心早就与南湖一大会议精神大相径庭，只剩共产主义一个空洞的口号。 这就是中国特色。假大空于马列主义，实用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战争史中只有成则为王定律，不能说明马列主义英明。 我们在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可曾有一条马克思主义教条?若遵照马克思主义教条，就不会有兼容私有经济，国共ECFA，一国两制和深圳黑旗，更不准郭台铭李嘉诚“剥削”大陆人民。按苏维埃法典，中国就不能有外汇和买美国日本国债，更不能与美国同舟共济殖民发展中国家。 无论中国体制内的理论家如何用马列主义解释中国模式都不能自圆其说。无沦中国改良主义如何划分左中右，都没有一派是马列主义原宗教。只好用毛派代表左派。这就是理屈词穷的媚态。 而毛派也以民主主义自居。说明，马列主义才是中国的大敌。这种话只有毛邓在内部会上敢讲。这个结论越来越明显地浮出水面。《建党伟业》指出南湖一大代表的分崩离析，只有用毛泽东的农民主义建党才成就了伟业。 什么是农民主义?可以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是用了“共产主义天堂”的空头支票而废掉了阶级论。 阶级论主流一天，中国危机一日。 毛泽东虽然写了“阶级分析”一文，只对农民的阶层作了准确分析，强调农民的力量而不同意用工人去打击农民。更多地是支持了农民的暴动的破坏力量。因为，中国农民比工人更苦大仇深。这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了。 毛泽东只办“农讲所”不办马列讲所。这就是毛泽东反马克思的“工人先进论”的明智亮点。这个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先进论的颠复，实质上，毛泽东分化瓦解原共产党而另建农工党。让农民在党内占多数而维持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神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魁地位。因为马克思消灭一切，唯一不消灭神灵。共产主义天堂中只有神为大。毛泽东走上神坛并非他本人的意愿。这在他对斯诺的谈话中有真诚的表述。也是马克思主义腐蚀毛泽东党的一记毒药。它害死了江青和毛泽东一家人。也害死了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党魁。 研究毛泽东思想应该梳理马列主义的包装，还原一位真正的中国农民军的伟大领军的真实伟人。中国特色的理论才能去伪成真地自成一套系统，走向全球化时心明眼亮，正本清源，正常运转，正常生活! 总结，此文只是从毛泽东家属的情绪和毛泽东思想角度分析毛泽东。一千多字的隨笔当然很粗糙。因事而发，偏重于时论性，有待理论深化。这是一项中国文艺复兴重新写历史的艰难大事。笔者的思维角度是重新认识马克思。 中国倒底是受益于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不回答明白这一正本清源的理论问题，中国永远难见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