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

<开阳>美国的缺陷

我希望强调美国刚性制度的弱点,是希望提供读者新的思维。我绝对希望中国能够重新站起来,用中药来唤起世界东西方文化与制度的天平,在实力上与美国抗衡。然而我们现在的方向是错误的,经济的崛起,却导致我们对于现行制度的自信膨胀。恰不知我们是离开我们的理想国更遥远了。不过总有一天中国会重新站起来,承担他应有的责任。覆盖在巨人肩膀上的那些砖瓦和尼绳会如落叶那样轻飘,巨人会迎风站起。 美国的缺陷   文/平仰中(Boston University)   自由和民主往往是美国政府或者作为一个整体利益对外战争和对内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然而,我在美国数年来的一个收获就是发现,美国人往往就这两点和自身国家利益不符合时,就会放弃这些声称,而选择逃避原来申明的责任。无论是国共内战时期的对华援助,韩战、越战、甚至到后来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一开始全都由一个听起来非常漂亮的正义理由开展,罗斯福号召过捍卫自由,肯尼迪,强僧,卡特,尼克松,布什都号召过,可开战时间一长,国家利益一旦明显折损,美国政治家就在民意的呼吁下草草收场。不是下台,就是让战争这个议题成为他换届选举时的最脆弱的防御点。于是我们看到了多少虎头蛇尾的战争。从1949年开始美国坚决表示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到1970年代为利用中国对抗苏联,而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放弃昔日并肩作战的盟友。我们可以看见,最终主导美国决策的是国家利益,而人权、自由、民主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说辞。他固然坚持这些,但如果某人给他塞了大把钞票之后,他的理性和理想就开始模糊。这个世界警察,不是不能被收买,奉承,被挖墙脚的。     在另一方面,美国的人种因为过宽泛的移民政策,以及早年的黑人人口贩卖、及墨西哥边境及加州边境的偷渡情况无法得到遏制,从而使得这个国家的人种变得非常稀拉。大批因为社会结构性关系而永远无法收到良好教育的国民充斥美国社会,若不是因为政府在媒体及社会主流方面树立正义的风潮以及主流教育的优秀,这个不限制强制,对毒品使用管制松散的国家一定会变得非常混乱。如果移民继续攀升,美国的未来是非常不可预测的。我在华盛顿能够看到锦衣玉食,有仆人随后的重量级政治人物和富豪,我也能在纽约随处看到身无分文的黑人乞丐还有更多的是傲慢的、随意追随自己意愿去行为和说话的“自由”人。每次发生重大战事或者需要国家凝结起来去共同应对的时候,我们总是发现美国是那么的散漫。孤岛主义横行。非常容易产生反战呼声,反对美国干预除美国本土以外的利益。这在冷战时期让美国失去大量中立国家,让埃及走向苏联,失去盟友中国,让越南成为多米诺骨牌的起始,中南半岛从此一片红。 也许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叫做美国,只是有一种共同的利益存在在美利坚,因此他成为美国。如果有一天,这个利益消失了。人民会突然起来说,美国人?有这民族么?我只是意大利移民。我只是爱尔兰移民。我祖先是英国人。我是华裔。如果一切都往最坏的方向发展,美国的四分五裂是一种极致。是地域的分裂,是族裔的互相否认,是从民族到国土的彻底瓦解。特别如果大西洋和太平洋变得不在那么不可逾越的时候,地缘优势还会存在多少呢? 从政治制度上,民主的合法性和三权分立的神圣性是由众多人造神话组成的。在华盛顿,整个城市沿河而建,组成一个正规的菱形结构。交通由Circle组成,每一个Circle环岛,都由一尊巨大的国父铜像和圣白的大理石奠基。首都的中心,林肯纪念堂和国会山由国会大厦横向链接,由白宫、纪念碑纵向构筑,全白色,全希腊式古典风格,构建成恢宏的十字架布局。不可不说,第一个让我联想到的事务,是一个巨阵。这个巨阵牢牢的锁住美国的政治结构,让三权分立,两院民主制变得如此神圣,继承历史的道统,让政权永固。 一位台湾来的朋友拒绝与纪念碑拍照,他说都是宣传。通过恢宏的建筑和大型的集会来确立一种信念在国民心中的形象。其实目的不同,方法却都相同。不论是纳粹、苏共、还是美国,这些霸权其实都使用的相似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地位。教育、建筑、媒体,个中方式。神似至极。 民主有他的制约性。他建立在假定人性本恶的卑微基座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束缚枷锁,尽一切可能用物理措施框住人类作恶的行为。这种措施非常的西式,就好像西药,他不从内中条理,非要用一种特定设计好的药丸来让人痊愈。中国人认为西药好,但他们的这种假设是建立在没有看到西药对人脏腑的伤害性和不灵活性,根本没有从本质上治愈。反而纵容细菌尽可能的抓住漏洞去突破,然后产生了更多疾病,更多强化病菌。而中药其实从内部调理,借用德育来劝人为善。我们看到往往在过去的中国,我们的结构性管制非常弱,但国家却正常运转,很难说贪污腐败有今日这样盛行的。 故中药其实不是不好,是推销西药的人把西药说的太好了,导致人民对于中药失去了自信。可西药到底好不好呢?且看吧。就拿冷战初期来说,埃及总统内瑟曾向美国扶植的世界银行借款修造水利,但恰巧美国国内参议院那时充斥大量南部议员。因为新修水利后,埃及会产出更多棉花与美国南部产商竞争,于是南部参议院集体反对。美国原本的政策又被改变为放弃支持。结果内瑟为了报复,宣布关闭国有化苏伊士运河。英国法国以色列出兵去打,美国另一方又为国家利益从中调停。经济上,政治上,折腾了半天。英法以联军停功,可埃及却倒向苏联。结果美国白忙活一场,到头来还花了不少银两。    越战也是。国会授予总统强森全权裁决对越事宜。结果美国对越战事不利,立刻国内舆论倒戈。两院骂声像海啸一样扑过来,强森宣布不参加换届选举。于是下届总统上台,继续被骂,在骂声中撤军。这种像摆钟一样的政策变化,运气好八年持续一个方向,运气不好四年甚至持续不到两年,政策就随党派轮替而变化。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的长远的国家利益。这样的国家能够依靠吗?不能,所以第三世界小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竟然更加偏向中国了。虽然他对自己国民很差,常常有家庭暴力产生。 再说到美国的民主第二弊端。就是我一个朋友一直提到,我也觉得有道理的:在选举中的,个人道德代替国家道德。克林顿是美国的医疗政策和经济增长是美国总统中做的非常出色的一个,他在外交上也开了很好的局面。但是一个莱温斯基能让他差点下台。一个女人值得让他下台么?国民在媒体和他的政敌面前变得和随风稻草一样,主见上极度脆弱。 如果让我去做政治选举,我一定会在广播台花钱买一小时间断性播放我对手挖鼻孔的丑态。让选民看到他就联想到鼻屎。台湾民主也有更严重的问题,民进党在TVBS有一个时间段专门是有绿营评论家去骂国民党某某缺德。比如抢险救灾的时候,他晚到一小时。就循环一小时重复播放和回味国民党市长的话,”我那时在睡觉,哈哈!“ 然后主播重复的说。就这样他能把国民党五年连任的立法委员给选掉。 美国把自由民主发挥到了极致,但中国有句老话说,凡是要中庸。极度自由的言论可以让共和党去骂奥巴马总统是纳粹,共产党,社会主义分子,是卖国的。这很可笑,因为大家都还记得他那风度翩翩的演讲和大义凛然的说辞。怎么一下子就变成纳粹共党了?不能相信吧!但中期选举,民主党惨白至此,让我们不能不相信,这种哪怕最夸张的最难以置信的言论,在重复一千遍之后,都能让民众在判断的时候变得失去清晰的视野。我们到底是根据共和党的言论去裁决,因为他是个共党还是因为他的政策不好?到这一步,我们分得清吗? 另外,美国的官僚体制也有一个很大漏洞:他固然能够保证权力的传递,但是他在人才的流失问题上始终不是个值得学习的对象。与日本及法国的培育、任命、升级、退休保障制度不同,美国的体制决定进入美国各政府部门的人员没有经过非常正规的考试。往往会产生客串现象。例如,一个大学教授,因为他对华政策的expertise,被邀请担任驻华大使或特派员。但他做完两年之后,就又会普林斯顿继续教书了。一个西点军校的军官,或者是飞行员,国家花了百万美金培育一个这样的人才,但是只要求他服役四到五年。之后他就决定不再从军。这种择优使用,但同时也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专业人才流向非政府部门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然而,也许是一种幸运,总之有很多历史原因促成了目前美国人才流动的稳定性。但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如果要效仿,还会达到同样的效果吗?历史环境已经不存在了,机缘也已经消失。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值得拷贝。     就官僚体制任用上,最让中国人疼痛的例子就是美国可以有司徒雷登,也可以有马谢尔、史迪威、赫尔立。司徒雷登从小随父母在中国传教,缔造燕京大学,是美国最好的中国专家。他没有通过如日本模式那样的官员升职流程,就被任命驻华大使。而马歇尔在前往中国调停之前,是只有听过史迪威的报告的。于是对于中国人的不了解,直接导致了他错误的报告,影响到了杜鲁门对华政策的转变。对于情势的误判,直接影响到了美国日后非常重大的利益问题。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说出美国这么多弱点,并不是因为我讨厌这个国家。作为一个中国人,始终为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是我的意识存在。其实当中国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些是弱点,就可以利用。但其实另外一个想法是,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和美国作为敌人。中国的利益也不是为了让美国完蛋而存在。我们可以发现国家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失败,是多国联合防御系统的失败。而之所以联合国United Nations能够成功,到苏联瓦解之后,世界日益平和,国家兼并和冲突减少,也是因为他的总部设置在纽约,而不是日内瓦(虽然日内瓦也有一个。。但那个没用),北约的总指挥官也是美国人。可以看出美国才是每次打仗出兵维护世界秩序的那个人。甚至包括美洲联盟(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总部设置在华盛顿。假设主导国是英国,法国,刚性秩序还能得到维持吗?德国会不会继续纳粹,日本会不会继续军国,意大利是不是又想来个罗马帝国?我们真的很难说。没有美国,也许科威特就已经不存在了。埃及就会被以色列打的稀巴烂。 然而,我希望强调美国刚性制度的弱点,是希望提供读者新的思维。我绝对希望中国能够重新站起来,用中药来唤起世界东西方文化与制度的天平,在实力上与美国抗衡。然而我们现在的方向是错误的,经济的崛起,却导致我们对于现行制度的自信膨胀。恰不知我们是离开我们的理想国更遥远了。不过总有一天中国会重新站起来,承担他应有的责任。覆盖在巨人肩膀上的那些砖瓦和尼绳会如落叶那样轻飘,巨人会迎风站起。       (采编:安镜轩 责编:刘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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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疗法显著降低性传播风险

一项多国研究发现,身体健康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在发现感染后立即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可将病毒传染给不带病毒的性伙伴的风险减少96%。 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从2005年开始,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美国的1763对伴侣进行了跟踪研究。这些人分成两组。在一组中,感染艾滋病毒的伴侣立即开始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另一组则只是在白血球数量降低时接受治疗。这两组人都定期接受艾滋病毒检查,还可得到免费安全套。在立即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的一组中,只有一对伴侣将病毒传染给对方。而没有这样做的那组发生了27例病毒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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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减少儿童灾祸风险公约》

在日内瓦举行的“全球减少灾害风险会议”上,热心儿童问题的人士呼吁各国政府,支持一项将威胁儿童生命安全的自然灾害降到最低限度的行动计划。促进儿童福利的组织在推动“减少儿童灾难风险契约”的运动中,咨询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21个国家里的600多名儿童。这项契约将递交与会者。 **灾害中儿童受害最重** 这项契约的目标是让人们认识到,需要把儿童置于减轻灾难风险的中心地位。因为儿童是在灾难性事件中受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有关这方面的数据令人十分担忧。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受灾难影响或者在灾难中死亡的人中,一半是儿童。联合国估计,每年都有大约一亿七千五百万儿童在与气候有关的灾害中很可能受到影响。而且,随着自然灾害日益频繁和更加强烈,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 今年3月11日,当日本东北海岸受到地震和海啸侵袭的时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陈美龄正在东京。 她说,日本福岛、宫城和岩手这三个受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县中,共有378名儿童死亡,191人失踪。她说,大部分儿童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海啸袭来时,他们还在学校。 *校内安全与儿童防灾教育* 陈美龄说,“这些孩子是怎么获救的?他们怎么幸存下来的?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学校的建筑结构安全,第二是因为学校的防备工作。学校都做好完善的准备。他们向教职员工发放有关防备灾害的手册,并且必须要进行定期演练。日本的学校,所有的学校,日本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定期做预防灾害演习。” 由于准备工作妥当,日本儿童在灾难中的死亡人数相对很少。而与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相比,那次地震有超过九千名儿童死亡。人们将那些孩子的遇难,归咎于当地学校的豆腐渣工程。 特里西亚是一名与会的年轻女孩,来自一个多灾难的国家菲律宾。菲律宾经常发生台风、地震、暴风雨,泥石流,山洪爆发和其它灾害。她亲眼目睹,也亲身体验过这些灾难带来的破坏。 特里西亚在一次有关儿童灾后恢复工作的圆桌会议上,告诉与会的代表们,孩子在减少风险、挽救生命方面,能做很多事。 她说,“减轻灾害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提高儿童的认识。同时,孩子们可以在减轻灾害任务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孩子们必须懂得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对这些灾难做出反应。我们为将来要担负重任,因此我们的意见也必须受到注意。我也相信,我们能做的比大人还多。因此,我希望所有今天在场的人,都会将这件事列为当务之急,帮助儿童,在这项减少儿童灾难风险契约上签名,为孩子们做出承诺。” 这项契约的要点包括需要加强校内安全,制定灾难发生前后及发生期间对儿童的保护措施,向儿童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建立安全基础设施,以及确保使那些最容易受到灾害打击的人们减低灾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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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权贵阶层“偷”了中产阶层财富

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层?发此一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5月2日,郑永年先生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即中产阶层社会。由于中产阶层过小,社会稳定缺少基础,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主导。   郑先生认为,央企的扩张造成了“国富民穷”的局面,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正义和公平。   不利于中产阶层成长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出于对特权的维护,他们不会有任何动力推动社会改革。   特权阶层之外,还有一个属于少数人的富贵阶层,其所拥有的财富量,不容小觑。日前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2010年,中国内地的奢侈品销售增长了30%——这或可看作富人消费能力的一个见证。   权势和财富的结盟意味着腐败。5月2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高尔夫球场的激增指向中国的腐败”一文。文章援引北京林业大学高尔夫教育与研究中心提供的数字:中国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已经从2004年的170个增加两倍,发展到目前的近600个。   除了玩高尔夫,富人们开始经营农场。5月3日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说,在渴望进行新一轮投资的中国富人中,购房热冷却下来,经营农场开始热起来。   上个月,中国互联网巨头丁磊宣布他的公司将建占地1200亩的养猪场,京东网上商城的老板刘强东也在老家租了5000亩的土地种植水稻。   尽管《金融时报》的文章分析说,有机食品行业一定会兴旺起来,因为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对优质粮食和肉类的需求在增加。实际上,真正有实力投资农场保证自身食品安全的是富裕阶层,中产们除了抱怨几句,在超市购物小心点儿之外,别无他策。而对于特权阶层,有着特供的食品,自然也不怕“瘦肉精”的侵袭。   权贵阶层“偷”走了本该属于中产阶层的财富,也挤压着他们的生存空间。不光是中产阶层,农民们的日子也遭遇威胁。美国之音电台网站5月2日报道说,非法征用正威胁中国农民的土地权益。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发现,非法用地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个研究所同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去年对中国17个省1564户农户进行了调查,发现37%的农村近年出现过农田非法征用的问题,60%的农民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该所创始人罗伊·普罗斯特曼说:“你问农民,村干部们拿到的补偿金哪里去了?他们通常会说‘吃掉了’,每天晚上大宴小酌,都挥霍了。一个村庄很贫困,但村干部们可以在豪华的二层砖楼里上班,里面有空调和取暖设备,外面停着几辆德国大众轿车。从技术角度说,他们是没有私吞,但确实属于挪用。” ———————- 郑永年:中国要稳定须建”橄榄形”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美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它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和贫穷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   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根源在于一次分配不公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和经济奇迹共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情况,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中国本来是计划经济,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个个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也是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   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有部分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初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设想,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基本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很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   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总体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影响着收入分配,加深社会的不公正。很多年里,央企都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达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机制。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   特权阶层“偷”走社会财富   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特权阶层主要指的是掌权人物。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掌权人物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发生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利,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中国,这个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发生。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例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国有企业的扩张等)还在强化。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执行无力。原因很简单,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他们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   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和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权势和财富阶层既“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也“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过,他们也必须承受中产阶级缺失的代价。中国社会缺失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很显然,即使权势和财富阶层也意识到这种稳定的不可靠性。   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面的博弈会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而这又要求放权社会,还权力和财富予社会。只有当中产阶级成长壮大了,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进程。 相关日志 2010/09/17 — wild007:时事杂谈 (0) 2011/04/29 — 最后一根稻草 (0) 2011/04/22 — 【中产阶级到底得罪了谁】关于个税,希望你顶我 (0) 2011/04/14 — 老愚:做“人上人”的诱惑 (0) 2011/04/11 — 中产月薪万元不如公务员四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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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总统敦促联合国机构改革

柏林 刚刚结束拉丁美洲之行的联邦德国总统武尔夫敦促改革联合国机构。武尔夫周六(5月7日)在德国电台文化频道上表示,德国早就指出,现在的机构组成已不能反映 “ 当今的世界状况 ” ,巴西、印尼、印度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今天的分量已然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武尔夫强调指出,德国是联合国的第三大给款国,是全球第四大开发援助资金提供国。武尔夫称,不应仅仅谈论这一新的力量关系及其后果,而应达成改革共识,否则,联合国将难以继续发挥相应的作用。武尔夫总统未重申应给予德国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要求。不过,他指出,他到访的各国政府都承认,德国理应在联合国拥有更多分量。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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