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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台湾读者的阅读趣味 《凤凰周刊》2011年15期  苏惠昭 2010年，有一本书狠狠冲击台湾社会大众，它分上下两册印行，上册《医行天下：寻医求道》，下册《医行天下：拉筋拍打治百病》，作者萧宏慈。因为上下册分售，应用篇的下册销量约为上册两倍。《医行天下》上下册分别占据博客来排行榜年度百大之第二和第十名；下册是诚品年度畅销书第三名、金石堂年度畅销榜医疗保健类第一名并被选为“十大影响力之书”。《医行天下》上下册在台销量粗估有四五十万册，两岸交流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大陆作者在台湾如此翻云覆雨，以致他所推广的拉筋拍打风行草偃成全民运动。 大陆作品渗入台湾 事情总有个源起。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日，中国大陆作家作品悄悄渗入台湾，进入广大人民阅读生活的？答案，一般不是指向二月河便是余秋雨。 1992年尔雅出版社出版由白先勇引荐的余秋雨历史人文散文集《文化苦旅》，结果反应热烈，既是当年金石堂“年度十大影响力书”，也获《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至今十多年过去，《文化苦旅》历久弥新，更是中学老师必开书单。“中国文字可以写成这样美，我从未曾见过。”一位企业家解释他着迷《文化苦旅》的原因。 余秋雨也几乎一人垄断了历史人文散文这个文类，此后台湾凡引进同类型作品都被拿来与余秋雨比较。套句尔雅负责人隐地先生的话，余秋雨红，但红过了头，红到出现“反余”声浪。 《文化苦旅》出版那一年，台湾还有一本轰动的畅销书，张戎的自传体小说《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那段中国大陆犹如神秘大地的年代，“文革故事”对台湾读者恒常有吸引力。 然后从1994年起，巴比伦出版社陆续推出二月河授权版《二月河作品集》。无趣的历史课本，不会说故事的历史学家，以及基因里与中国历史的某种连结，台湾一股由《三国演义》扎下基底的中国历史热一直在寻找出口；也就是说，一个历史小说，或以小说方式论说历史的市场老早就准备好了；1985年由食货出版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已经预告，到二月河作品一问世，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帝王系列，仅仅透过口碑传播，读者几乎是一本一本地等待，一整套一整套地购买，乃至组成“二月河读书会”相互切磋，“你读过二月河了没？”成为考验是否理解政治斗争的通关密语。 余秋雨和二月河确实是两大高峰群，一个指向历史人文散文，一个指向历史小说，这两块正是台湾读者兴趣浓厚而台湾作家无从也无力处理的，唯有向古老的中国大地索求。1996年出版，明陵挖掘纪实录的《风雪定陵》也便成了当时受到热烈讨论的大书。余秋雨、二月河与1990年出场的《河殇》也不同，《河殇》某种程度被当作教科书读，但阅读余秋雨和二月河，始于纯粹的阅读乐趣。 台湾拉出的大陆当代文学线 台湾读者也并没有独独钟情于历史，要认识变化中的中国大陆，当然不能不读当代小说；无论语言或故事，其中的差异性充满了正反两面的魅惑，所以时间再往前推几年。1986年，台湾出版界便有一个大工程，郭枫主持的新地出版社以“拥抱中国土地，开拓民族文学”之名，推出“当代中国大陆作家丛刊”，之后再由其中分出“女作家卷”。台湾读者初次大规模接触当代大陆一线作家如阿城、张贤亮、莫言、冯骥才、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汪曾祺、张辛欣、王安忆、铁凝、舒婷、刘索拉、北岛、王蒙、刘再复、张承志，丛刊指标当然是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而莫言和王安忆后来则成了洪范、麦田等出版社长期经营的作家；莫言以《红高粱家族》，王安忆以《长恨歌》，奠定在台湾的大家地位，加上余华和苏童，王余莫苏四人应该是台湾读者最熟悉也持续阅读的大陆中生代重量级作家。作品虽然没有晋入畅销榜，却拥有固定的读者，并备受文学评论家青睐。 新地出版社特别拉出一条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线。远流出版小说馆1988年开张，编号第一的书是张大春《四喜忧国》，第二号就是古华《芙蓉镇》。编辑显然有意将大陆文学置放在“当代华文作家”脉络，不希望独立成线，这也是后来出版社如麦田文学、时报新人间或联合文学普遍的做法。远流小说馆后来出版了苏童《妻妾成群》，余华《十八岁出门去旅行》、曹冠龙《阁楼上下》等作品。《妻妾成群》因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触及“纯文学”以外更广大的读者；《阁楼上下》则是1993年《中国时报》开卷版选出的十大好书（开卷版好书通常是“叫好不叫座”的指标）。至于余华，还要等到1994年麦田出版《活着》，才正式被读者接纳。联合文学在2003年推出新版《芙蓉镇》，2007年麦田还为《活着》做了个特别纪念版。 1990年代后台湾纯文学书受到非文学书挤压，吹起轻薄短小风，而与更具阅读乐趣与知识含量的历史书相较，厚实沉重的大陆当代文学明显不易经营，出版社在理想与市场之间不断测试读者口味，寻找平衡点；文学作家名单陆续加入了王朔、严歌苓、高行健、虹影、贾平凹、李锐、蒋韵、韩少功、苏晓康、张炜、池莉、陈染等，一个乱枪打鸟年代。高行健于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联经1990年即出版他的《灵山》，卖了3年总共卖出180本，前仆后继，如滴雨入海，无关文学评价，这是大多数大陆当代文学作家在台湾的命运。其中当然也有获青睐的，譬如虹影《饥饿的女儿》，譬如陈丹燕《上海的金枝玉叶》。隐地说过，如果他要在尔雅出版的近七百种书中选出十大，《上海的金枝玉叶》必然名列其中。 透过中国当代小说，台湾读者勾勒了一幅由《红高粱家族》、《妻妾成群》、《活着》、《饥饿的女儿》、《废都》等想象与真实相互交串组合的中国大陆图像，问题是现实的中国已经快步走到一个小说不及的所在，台湾所认识的大陆当代文学家已不足以跟进，他们说的故事也成了某种历史，所以除了历史，台湾人民也亟求了解“正在进行”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黑暗与光明，这反映在出版社的选书上，在文学这一块，“争议”、“话题”与“大众”明显成为新世纪新标准，阎连科《丁庄梦》是“再次封杀之作”；韩寒“反大人文学”的《三重门》在大陆创下爆炸性的销量；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填补了撕去的历史扉页”，她说故事的口气又何其动人；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宣称是“台湾首发，大陆禁书”。如果有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的书更好，如刘震云《手机》、毕飞宇《青衣》，如麦家《风声》，纯爱小说《山楂树之恋》则直接以“张艺谋电影”营销。郭妮青春小说《麻雀要革命》则被与《流星花园》相提并列。韩寒获选为2010《时代》周刊“全球百大影响人物”后，半年之内有三家出版社出版他的《青春》、《他的国》等四本书。《杜拉拉升职记》和《蜗居》这两本“电视小说”，带领台湾读者直击现在进行式的北京、上海生活。慑于“百家讲坛”威力，几个收视率高的节目（书）一一渡海来台，有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刘心武《揭密红楼梦》、钱文忠《玄奘西游记》。 只是在“补习”经典这一部分，“实用性与阅读乐趣”至上的台湾读者似乎还没有准备好。 如果说台海两岸读者在阅读小说这件事上有惊人的一致性，除了余秋雨、二月河，那么就是《狼图腾》、《藏獒》，以及盗墓小说。《狼图腾》不只是小说，还被台湾企业家当作研究民族性格与企业经营的教本。盗墓小说，或天下霸唱《鬼吹灯》，或南派三叔《盗墓笔记》，这一派混和中国古文化、各家邪术的神秘惊悚小说，对台湾通俗小说读者来说既是全新品种，又是台湾作者所写不出来的题材，新鲜刺激没有纯文学的门坎，一时之间蔚然成风，如流行疫病蔓延。桐华《大漠谣》三部曲，这一款把背景设立在西汉，两男夹一女的爱情小说，也拥有不少书迷。 也有明知此路难行的尝试。科幻一直是台湾小说很弱的一环，2011年，台湾出版了评论家王德威谓之“想象奇诡，气势磅礴”，“堪称百年中文科幻小说首选”的刘慈欣《三体》系列，这对台湾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有待观察。藏族伟大英雄史诗、阿来重新演绎的《格萨尔王》，也降临台湾找寻知音。 承续二月河，历史小说或小说历史这一块，不管是以小说笔法写史的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奇情冒险的月关《回到明朝当王爷》、《大争之世》，或是被誉为“二月河接班人”酒徒的《隋乱》、《开国功贼》，再或“比小说还好看”的李开元《秦崩》、《秦谜》，把中国历史精炼成话本小说的袁腾飞《历史是什么玩意儿》系列，从来生生不息。用当代语言写历史，最好是有点好笑的，台湾读者很着迷这种表演。 台湾读者最大的憾恨，恐怕也是完全欠缺会说故事的历史学者或历史小说家。 在这样的景况下，迟来的残雪和史铁生，更显寂寥。暴雨一般猛烈的冯唐小说，到得台湾忽然安静无声。杨红樱、郑渊洁、郭敬明、尹建莉、王树增、笛安、小桥老树、周国平，这几位名列“2010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作家，台湾人多不知他们何许人也。事实上台湾出版过笛安《芙蓉如面柳如眉》，还有王树增《长征》三大册。毕飞宇和刘震云是异数，他们遇到了愿意经营系列作品的九歌出版社。 超越意识形态的新书写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拥而至的结果里，很少去追寻产生这结果的原因，于是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去寻找那些可能令人不安的原因。”中国大陆的快速变化，变化到小说家如余华都不能不受惊扰，必须诚实无愧地写出小说无法承载的，他的观察和思索。 一如余华，顺着中国大陆的发展，台湾读者也开始追寻历史与小说以外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现在与未来，于是有人出版“披露了改革开放下九亿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困境”的《中国农民调查》；有人出版凌志军《成长》、《联想风云》、《改变》、《中关村》，吴晓波《中国·崛起》、《大败局》。潘石屹《我用一生去寻找》、冯仑《非常道》的出现，某种程度代表中国地产大亨对台湾取得发言权。郎咸平《注意！重点不在GDP》、《中国即将面对的14场经济战争》、《谁在谋杀中国经济？》，反映了台湾对中国经济未来更深一层理解的渴求。《未成熟的国家》、《极权的诱惑》，“中国最年轻的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被台湾认可作为“认识中国”的引路人。2008年，宋鸿兵《货币战争》一路无阻打入畅销书榜，接下来的续篇，以及勾红洋《低碳阴谋》、李德林《高盛阴谋》、孙兆东《世界的人民币》?台湾人万万想不到，新一代中国大陆经济学家、分析师、银行家正在一点一点地松动数十年来台湾以英美财经书为首的阅读版块。 但一切都敌不过一个教人如何自助养生的萧宏慈，毕竟健康比赚钱大。 《寻医求道》创造了中国大陆书在台湾的销售高峰，可以在中医诊所看到它，也可以在从来不买书的人家里看见它。台湾媒体则称萧宏慈“萧大侠”，望之如大旱盼云霓。撰写《黄帝内经养生智能》系列养生书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活到天年》系列养生书的中国养生大家武国忠中医师、《求医不如求己》的“中国第一医家”郑幅中（中里巴人），如今亦无一不是台湾民众信奉的养生老师。 超越意识形态，没有省籍隔阂，在中医学这一块，中国大陆与台湾，一个和平的故事正在书写中。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30.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凤凰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2011-04-12）         继美国国务院于4月8日发表《2010年国别人权报告》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之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日也发表了《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对美国的人权状况做出批评。 　　美国国务院是从1977年开始向参众两院提交美国以外的国家与地区前一年度的《国别人权报告》，报告内容涵盖了个人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劳工权利等国际公认的人权议题。由于报告完全不提美国本身的人权状况，而是指名道姓地批评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人权状况，其中不免有些未必属实的尖锐批评，因此经常招致这些国家的不满。从12年前开始，中国国务院就在美国国务院发布国别人权报告之后，针锋相对地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在外交上互别苗头的姿态十分明显。 　　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基本人权观念，例如人人生而自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这也就是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为了保护全体人类的基本人权，推动各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一些国际性人权组织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甚至国际特赦组织等非政府组织，针对各国人权状况做出批评，自是无可厚非。即便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其目的若单纯是为了敦促和鞭策各国在人权事务上有所改进，虽然不免有干涉内政之嫌，但也可以理解。 　　问题是，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对“人权”的定义往往过于狭隘、片面，并且采取了高人一等、自以为是的姿态；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则往往把人权给绝对化、工具化，甚至意识形态化了。 　　以最近宣告失败的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与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并购案为例，部分澳大利亚议员反对这项纯粹属于经济领域的证券所收购计划的其中一项理由，竟是新加坡的“人权状况欠佳”。澳大利亚若是基于国家利益而反对并购，我们没话说，但硬将它和新加坡的“人权状况”挂钩，其牵强可笑的程度，实在叫人叹为观止！ 　　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人权状况说三道四，之所以令人不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批评往往信口开河，言过其实。美国国务院在去年发表的全球人口贩卖活动常年报告中，把新加坡也列入观察名单，指责我国保护外国妇女不力，导致她们被逼为娼。 　　这项指责显然与事实差距甚远，我国政府去年已经就此做出回应，说明新加坡不仅不存在严重的人口贩卖问题，反而是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管制措施，并透过严厉执法来制止与打击人口贩卖活动。 　　美国国务院这种不实指控，连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韦布都看不下去，指出国务院的全球人口贩卖活动常年报告缺乏明确的编撰指标，把拥有不同纪录的国家混为一谈，引起“混淆和不满”。 　　此外，西方各国往往出于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而把人权当成贯彻其目标的借口。“茉莉花革命”发生之后，也门、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政府，均以铁腕手段对付示威民众，西方各国却没有“一视同仁”地做出反应，而是根据各自的国家利益对不同国家采取了“亲疏有别”的回应方式。 　　人权应该受到基本的尊重，任何以人权为借口，或以人权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的行为，都是在滥用人权，也是对人权的亵渎，理应受到谴责与唾弃。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12.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联合早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原文作者：横田 孝（本誌編集長／国際版東京特派員）、山田敏弘（本誌記者） 大灾难能够使人性显露，并试炼它的强大与否。平静的生活一瞬之间被不平静取代的时候，人们会如何行动。是泰然沉着保持冷静，并关照身边的人和事；还是陷入恐慌失去理智，做什么都只想到自己。 媒体也同样如此。战争或灾难的来临，往往考验媒体的素质。战场和灾区都危险重重，媒体能否冷静地行动、客观真实地报道现场的情况，做出正确并经过深思熟虑地报道，这是个难题。 一直以来，日本媒体界都对外国媒体有着某种崇敬之情。对新闻事业的理想的崇敬，甚至依赖外国媒体的权威。在需要做出关于日本评论的新闻中，现在还是频繁出现“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样的文段。 日本东部的大灾难，使得这个神话粉碎了。面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很遗憾大部分欧美媒体没能做到应尽的职责。他们的新闻报道已经失去了那份冷静，变成了满篇的消息报道。 当初报道了由于地震和海啸会造成重大危害，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外国媒体就将该事故定性为“切尔诺贝利级别”。确实，核辐射是人眼无法看到的恐怖力量。但是，这次破坏了原本平静的事件并没有将我们的希望全部夺取。 失去自我的star记者 这次最具特征性的就是“敌前逃亡”的记者非常多。包括在京特派员，很多记者都不害怕福岛核泄露，然而逃走的不光是从灾区现场，更有从东京逃走的记者。比如和敝社记者一同去采访美国援军的一位同行，他就职在一家闻名世界的着名经济报报社。一行人到了仙台第二天，就没人在驻所看到他的踪影了。 这个记者是在京特派员，平时做事非常冷静。第一天采访美军的时候，这名记者一个劲儿地对着电话写稿子。 从第二天傍晚开始，他的样子开始变得古怪。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状况日趋恶化。他突然开始收拾行李，慌慌张张地离开了驻所。离开的时候嚷着“快一秒也好也要离开这里，离开就行”，甩开了试图劝说他冷静下来的美军报告官，快步消失在仙台的街上了。 驻所的士兵用测定器仿佛测量放射物含量，一直没有发现任何超标问题。 如果出于好意捉他回来，他可能会说这次采访已经结束可以离开了。或者说为了只是为了赶去下个现场采访而已。不过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他异常地暴躁慌乱，想要赶紧离开日本东部。（不过，从分社飞大阪的飞机里，应该和他逃离的现场的辐射量是一样的。） 译文参考自东西网 原文链接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7.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新闻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2011年10期 《凤凰周刊》 黄章晋 3月18日，在不断询问和要求下，日本驻华大使馆终于在其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布了独立接受中国国民捐款的账号。此前，日本大使馆仅向询问者推荐“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接受方。 来自中国人的前所未有的善意和热情，起初显然令日本人有些意外。但这或许是此次日本人在地震后最大的收获。 感动日本与感动中国 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发生2个小时后，人民大会堂中国“两会”现场，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将一份文件交给主席台上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几分钟后胡批完字，文件又到旁边的温家宝手中。接下来，主管救灾的副总理回良玉、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以及主管外交的戴秉国接到工作人员提示后离席。注意到这一幕的外媒猜测，也许是因为日本地震。 日本政府震后第一时间宣布接受一切外来援助，中国政府是最早响应者—提供相当于3000万元人民币的援助物资。13日，中国国际救援队抵达日本；14日，中国第一批救援物资抵达东京；18日，胡锦涛亲临日本大使馆表示哀悼。 中国救援队的到来，获日本媒体大幅报道，连平时很不喜欢中国的读卖电视辛坊治郎和朝日电视的古馆伊治郎都给予了中国救援队极高的评价。 让日本人意外的是普通中国公民对日本地震的关切和同情。日本社会并不奇怪中国人对日本的排斥和仇恨，但地震后，在最能反映中国社会舆情民意的网站上，中国网民对日本的态度有了巨大扭转。最直接感受到中国人善意的，当属在华工作的日本人，有人收到多达几百条来自中国人的慰问短信。 3月16日，济南亚冠赛事山东鲁能对大阪樱花，客队入场时，没有惯例的嘘声，只有热烈的掌声。之后，全场肃静起立，哀悼云南盈江地震和日本地震遇难者，在场的日本球迷情绪失控，泪水奔流，齐齐打出横幅“谢谢中国救援”。 3月20日，在中国专职扮演“鬼子”的日本人矢野浩二突发奇想：把他感受到的中国人对日本地震的关切传达给国内。当天他就在在三里屯一带录下了150个人的视频祝福。 中国国民对日本的同情，是人性的力量，也是对日本在汶川大地震时的表现的积极反馈。 汶川大地震中，日本救援队同样获得了中国媒体的特殊关照，尤其是他们在每挖出一位遇难者时集体肃立默哀的入殓仪式，获得了普通中国人的极大敬意。日本救援队的表现，在日本的形象分上，甚至远胜于日本官方民间物资和款项的作用。 同样加分的，还有其在汶川大地震纪念活动中降半旗的举动。2009年5月12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同时为汶川遇难者降半旗。这条新闻在各大门户网站均进入跟帖排行榜前五，网民跟帖几乎全部集中于对日本的评价，且80%以上是正面回应。 对普通日本人在中国的善举，中国老百姓并不陌生，而日本政府正面形象的宣示，汶川大地震可谓第一遭。 从《阿信》到丁尚彪 日本在中国国民心目中的形象，犹如过山车，经历过一番1980年代初中日蜜月期后到1990年后陷入低谷。自1990年代以来，无论中日官方的关系如何，日本政府及日本人在中国国民中的形象一直不曾好转。 最能代表日本蜜月期印象的，当数在电视刚刚进入中国家庭时出现的电视剧《阿信》。《阿信》讲述了一个佃户的女儿白手起家，经历过日本大萧条、战争再到日本战后的崛起，终于成为巨富的传奇，也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个体户的偶像。 当时的中国，在日苏北方四岛争端中，无论是出于对共同敌人的警惕还是对日本的友好，均向日本倾斜。而广岛原子弹轰炸后得白血病的小姑娘贞子折1000只纸鹤的故事，亦进入当时的儿童文学等课外读物。 但时移世易，1990年后，中日关系很快由官方层面的渐行渐远变成民间普遍的仇日反日。进入新世纪则达于顶点。紧随“阿信”之后风靡中国的高仓健、山口百惠等人一晃而过，中国的电视台从此难觅日剧踪影。 但新世纪后，中国部分影视作品却开始在日本受到不一般的追捧。描述中国人收留日本遗孤的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中，日本遗孤在“文革”落难时，蒋雯丽扮演的角色如天使般降临，剧情产生强烈的移情效应，使蒋雯丽成为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女性。 而在中国叫好不叫座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市场也意外获得空前欢迎，则是日本与中国国民情感中微妙相通的最好体现。这部讲述山村邮递员把职业传给儿子的片子，深沉、朴素、宁静，美学上深得日本人喜爱。中国山村普通人家的父子情感和家庭情结，居然令当时父子感情冷漠、家庭观念淡薄的日本社会，勾起了对几十年前的日本人生活的记忆。 该片获得2001年度“日本电影笔会”最佳外国影片第一名，“日本电影艺术奖”最佳外国电影奖等多项荣誉，不但带动同名小说在日本发行近8万册，还使之被日本文部省选进高等学校国语教科书，后又选入中学国文教材。 真正算得上轰动日本的，则是2006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留学在日本的日子》的最终章《含泪活着》。这部由旅日华人张丽玲制作的纪录片，在日本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与当年《阿信》在中国的影响匹敌。 2006年11月3日该片在富士电视台周末黄金时段播出后，在日本掀起感动大潮，前后收到日本国民近400万封观后感，创下了日本收视率的空前纪录。民调显示，一半的日本人看过张丽玲的纪录片。 这部以主人公丁尚彪在日本奋斗十余年，最终实现将女儿送到美国留学梦想的平凡故事，在日本被许多人视为人生教科书和吸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该片得到“片中有许多我们日本人已忘却或失去的美德”或“人生就应咬紧牙关，含泪前行，这是为欢笑做出的准备。如此世代相传”一类的感言和评价，与今天日本社会观念与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有关。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日本，“新世代”的年轻人丧失了上一代日本人—全世界心目中标准日本人—的特征，这些被称为“草食动物”的年轻人，普遍缺少进取心，不愿学英语，不愿去日本之外的世界闯荡，不愿进大公司谋个终生奋斗的职业，他们更关心流行文化，做宅男宅女。 曾经为一代中国人提供过“阿信”这种精神力量的日本，在2008年金融风暴袭来时，发现自己在本土几乎已无法再找到这种奋斗的英雄。而在海那边的中国，举国在追逐富裕的奋斗中，则无处不闪现着往昔日本人的坚韧勤奋和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从阿信到丁尚彪，中日两国国民的奋斗精神，悄然间完成了世代转移交接。 张丽玲在以一系列作品征服日本人的心灵同时，也扭转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 大国的精神 文化的同源与相似性，以及中国工业化的历程与日本的高度相似性，甚至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过程中的经历，都使日本较所有国家都更容易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曾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的津上俊哉在《我为何是亲华派》一文中曾谈到一个细节： 中国在日内瓦的一次入世谈判中，一位“极具学者风度的”计委产业政策处处长在回答西方国家代表关于中国汽车产业为何要制定国家产业政策时，津上俊哉敏感地留意到西方代表“那副或心不在焉或故作惊讶的表情背后”的蔑视，“我从直觉上感到日本人过去也曾多次经历过这种蔑视：即使拼命地说明也得不到欧美人的理解。这种无法使对方理解自己的悲哀，或许是亚洲人所共有的吧……从心底里对那位处长产生了共鸣……” 这种似曾相识的共鸣，使得日本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时，能更准确地抓到中国人的痛点，尤其是在对中国的报道中，与西方媒体相比，有更多同情性的理解和体察，最典型者莫过于日本NHK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NHK的纪录片能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风靡一时，首当归功于2007年推出的系列片《激流中国》。关于立意，片头的介绍是：“夙愿的北京奥林匹克，还有一年，试图从经济优先转向真正大国的中国，如今种种矛盾汇集成激流汹涌而至。” 这个每集讲述一个中国当下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系列片，刚在日本播放完毕就会立刻被人配上字幕上传到中国互联网上。不少人看完其中的《富人与农民工》后，这样评论：对比中国的电视片，我不得不悲伤地承认，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是日本人。 自此，NHK开始在中国网民中有了数量极为庞大的粉丝团体，各种义务翻译日本电视片的字幕团队应运而生。不但NHK每推出一部纪录片都会被迅速传到网上并被配上中文字幕，而且NHK以往制作的纪录片也会被人翻出来上传。NHK纪录片的网上传播，经由这部分人，极大地改变了相当部分中国网民对日本及日本国民的看法。 日本大地震中，心无芥蒂地鼓励并祝福日本的中国网民中，很大部分就是这些人。这似乎象征了，在经济交流增多和文化互相渗透，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开放程度大幅提高的时代，中日民间的国民情感开始一点点从低谷爬出来。 同时，在多数中国人看来，中国此次表现出的同情和善意，乃是中国人不计宿怨胸怀宽广的一个证明。这也许不无道理。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中国与日本之间，远有甲午战争之耻、近有“二十一条”逼迫中国和一战结束日本强夺胶东半岛之辱。但当时贫穷的中国，依然是全社会以极大诚意和善意救济日本。北洋政府号召国民不计战争前嫌，停止抵制日货。北平、天津、上海等城市成立各种救灾团体，社会尽全力捐助日本赈灾。中国救援队和救灾物品第一个抵达日本。与当时地震中有恶劣表现的日本相比，中国人身上更体现出了一种真正的大国气度和精神。 而当时的日本则是一个横暴的、对丛林法则的崇信远超其西方老师的国家。在老师面前，日本自卑而又自负地急于证明自己。它因此走过一段独特的历史：由一个受欺压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唯一一个非西方的列强；在把丛林法则发扬到极致的同时，遭遇了彻底失败，却又成功崛起；在第一次真正在经济和文化上实现了对欧洲列强的超越或可与之媲美的同时，政治上又长期甘为一个小国。 这种特殊遭遇，使之既拥有发达国家的观念和视野，同时又有能够体察落后国家的共鸣，其国民精神中被赋予了深沉、灵敏和纯朴的气质。生于多自然灾难的岛国，既有《日本沉没》的浓郁危机意识，又有《日本以外全部沉没》的嘲讽岛国狭隘心胸的自觉。 今天的中国，国民对日本依然难以摆脱敬佩与嫉恨交织的情感。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个体自由的不断拓展，正在不断改变这种心理。2011年，中国经济在总量上超越日本，这是100年来中日两国不可逆转的对比，它或许并未带来普通国民的强烈自豪，但却对中国国民的心态有着悄然而深刻的影响。日本震后，中国民间在表达关切的同时又不忘敲仇恨警钟的声音，也多少正是这种心态的流露：在天灾面前我们依然要同情，因为我们是心胸宽广的民族。 不能不承认，这正是一种逐渐回归的大国精神和气度。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7.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凤凰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于泽远 北京报道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董藩近日在微博上宣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人民币，下同，约800万新元）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 董藩的这番言论引起激烈争议。截至昨天下午4时，董藩的言论在微博上已被转发1万7353次，评论6821条。董藩一边与质疑这番言论的网民舌战，一边解释说，这是对其学生的励志说法，等学生40岁时4000万估计只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 华远地产前董事长任志强等地产界人士也认为，董藩的话是对学生的“一种希望”。还有网民反问：“激励人们创造财富有什么过错？” 但更多网民批评、谴责董藩的言论，认为教师不应用挣钱多少来衡量学生是否成功。人民网在一篇短评中说：“董教授以一名教师的身份，说出了一句市侩的豪语。” 一个名叫“一粟翰海”的网民在搜狐网上评论说：“如果一个董教授的学生，毕业以后进了国家机关当公务员，或者自己创业没有大的成功，或者可能情绪高尚去乡村基层扶贫工作，这难道就是耻辱吗？难道就是失败吗？难道就无颜见我们可爱的董教授了吗？” 文章质问：董教授你有4000万吗？如果有，都是合法所得吗？你的钱财和你的道德标准是正比吗？ 也有网民认为，董藩以这样的价值观居然能当上“博士生导师”，不仅是把“行为世范”作为校训的北师大的悲哀，也是中国教育制度的悲哀。 又一次自我炒作？ 另有学者指出，自称“青年经济学家”的董藩近两年来因发表“房地产没有泡沫”、“未婚同居刺激了房地产需求”等雷人言论已遭到过诸多批评，这次他再度“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又是一次自我炒作。 根据北师大网页介绍，董藩拥有众多光鲜的头衔：青年经济学家、房地产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土地资源管理、政府经济管理两个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民革中央委员、国家审计署特约审计员、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房地产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及清华、北大等多所大学总裁班兼职教授。 有关董藩的介绍还说，董藩26岁硕士毕业后直接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成为当时全国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副教授。32岁时晋升教授。董藩是中国学术界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曾被誉为“国策高参”、“学术界的彭德怀”、“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四位中青年经济学家”之一、“中国房地产舆论领袖”、“中国房地产四大名嘴”之一。 但董藩的学术水平和自封头衔早就受到旅美学者薛涌的质疑。薛涌2007年在一篇长文中对董藩的学历和学术水平提出九点质疑。文章说，董藩自称发表学术论文的总数达107篇，其实只有15篇算是论文，而且大多发表在不知名的学校刊物上。董藩还多次故意一稿两投，连最基本的学术道德规范都没有。 薛涌认为，董藩充其量算得上是一个学者，竟然还敢自诩为“青年经济学家”！“既然你是‘青年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去该学院教经济学而去了管理学院教房地产呢？可耻呀可耻，竟然把空气当新衣，还贴上标签穿在身上！” 薛涌说，董藩所谓“26岁硕士毕业后直接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给人的感觉好象是北师大破格晋升他为副教授，但网民爆出实际情况是：董藩的副教授是大连民族学院给的。董藩故意不提在大连民族学院的经历，是何居心？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7.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联合早报网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