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有人说主要是胡耀邦的功劳，有人说主要是赵紫阳的功劳，我的提法是邓胡赵，邓应该摆在第一位。中国大陆政治上、理论上、社会上的斗争非常现实，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举改革开放这面旗帜，没有他的白猫黑猫论，胡赵没有办法。 　　 凤凰历史：回顾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现在有人说胡耀邦的功劳最大，您怎么看？ 　　 杜导正：中国改革开放，有人说主要是胡耀邦的功劳，有人说主要是赵紫阳的功劳，我的提法是邓胡赵，邓应该摆在第一位。中国大陆政治上、理论上、社会上的斗争非常现实，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举改革开放这面旗帜，没有他的白猫黑猫论，胡赵没有办法。胡耀邦原来是团中央书记，当时只是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赵紫阳那时候是四川省的第一书记，都是部长这一级的。当时保守力量很厉害，胡赵斗不过他们。所以胡耀邦赵紫阳是左膀右臂，头还是邓，这是中国的实际。 　　 现在有人过多地强调胡耀邦的作用，胡耀邦读书多，经历非常丰富，各种工作他都搞过，人非常正派，他是这几个人中读书最多的人，思想非常活跃。所以那时就看重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民主宪政，他在三人中冲在最前面，这是事实。赵是搞实际工作出身的，是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这么上来的。对于实际工作，胡干不过赵。但是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当中，在历史上综合起来公平地看，邓应该摆在第一位。 　　 邓在政治上也想改革 也想走民主这条道路 　　 杜导正：邓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想探索。他留学法国，读书也是挺多的、接触面也比较广，他的一生整人被整，经历坎坷，一直比较求实胆大。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这个很土的口号，实际上非常地了不起，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把生产搞得好，老百姓高兴，谁就好。 　　 他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1987年我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机要员把文件拿来给我看，看完后马上又拿走了。非洲执政党的青年领袖都在本国搞社会主义，搞了个稀巴烂，来中国请教邓，邓讲了三条：第一，我建议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条，我建议你们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只要老百姓生活好了，高兴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所以邓在政治上也是想改革的，他也想走民主这条道路，学习美国和外国的好东西。邓的思想不是死的，他是活的。当然，邓是受马列主义影响很多，受毛的影响也很多的人物，他读书的范围不如胡耀邦广，思想不如胡耀邦活跃。但是一个人非常复杂，和山和水一样，不是直线的，都是起伏的，对人和对事不能看死，要看活。 　　 凤凰历史：在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胡绩伟、王若水挨批，您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在工作中会不会也感受到一些压力？ 　　 杜导正：”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杜导正和胡绩伟、王若水不一样，历史证明胡绩伟和王若水是正确的，比我先进。我后来崇拜邓，也有盲目性。邓同意胡乔木和邓力群的意见后，有很多内部讲话。我看到邓的讲话、文件，觉得搞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大概也就是对的，咱们就跟一段吧。所以在《光明日报》的时候，我和胡绩伟不一样，人家独立思考，按照自己的见解走。 　　 杜导正不是，杜导正是跟着邓走。”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杜导正不是最坚决跟的媒体的领导人，但也个跟着走的领导人。但是我接受教训，没有整人。我在《光明日报》当总编辑时，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的马沛文，是个很好的老同志。当时开编委扩大会，我就小范围地把他批评了一下，后来向他道歉了，请人家吃了一顿饭。 　　 在”清除精神污染”这个问题上，我不如胡绩伟和王若水，后来才觉悟过来。我当时也不是很坚决，我觉得是有点问题，但是有这么严重吗，要搞运动，这不行吧。 　　 泱泱大国 建国多年没有《新闻法》不行 　　 凤凰历史：1987年成立了国家新闻出版署，您被任命为第一任署长。在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您推动《新闻法》的起草，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杜导正：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建国这么多年，没有一部新闻法，行吗？觉得应该搞新闻法，像中共管意识形态的常委胡启立，也认为可以搞。当时我准备起草的《新闻法》，基本框架虽然是中国应该走宪政民主法治的道路，但是我的意思很明确，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搞”八二宪法”下的、现阶段的新闻法。这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新闻法，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框架下，采取改良主义的方式。未来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再搞宪政的、比较完美的新闻法。 　　 我们那个《新闻法》，如果通过，也是对国家进步很有好处，后来不搞了。不搞《新闻法》了，1988年中宣部和我们后经中央批准，就发布了一个《关于报纸上开展批评报道的14条意见》，这个文件也好啊。这个文件是我们起草的，主要是说，报纸批评你，只要事实对头，不需要经过你和你的上级部门审查就可以发表，可以放开，我们先搞这个。我前几年发表文章，说把它恢复起来也好啊。 　　 邓的白猫黑猫论厉害极了，他不仅想搞经济体制改革，也想搞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他是动摇的，受左派影响很大，但他不是绝对反对。 　　 改革要实事求是地做 争论主义没多大实际意义 　　 凤凰历史：为什么他在1986年提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后来又马上转过来说要反自由化？ 　　 杜导正：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派别，情况非常之复杂。我觉得邓小平总的思想，概括起来说，他在哲学上是实用主义，或者说是现实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从人类的历史上说，意义不是太大。我到西方走了那么多国家，人家不大谈什么主义、口号、理想。胡适也说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对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也叫做现实主义，我给起了个名字叫做”拿来主义”，把好的东西都拿来，美国有好的东西可以拿来；苏联也不都是坏的，有好的就拿来；古代好的东西拿来；蒋介石好的东西也拿来，拿来，便是我的东西。未来的核心，看来还是八个字：宪政民主，或者说是民主法治，另外就是市场经济。人类摸索了几千年，大体上西方走的就是这个路子，实实在在、科学地说比较成功。 　　 但是西方的问题很多，他也在前进，也会继续流血、罢工、游行。但是西方这条路，是仁人志士付出了很多代价、心血、知识、斗争的结果。美国的民主一开始也不是这样，黑人、妇女也没有民主，是靠罢工、游行、暴力行动，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台湾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南韩也是这样。当然中国国情还是不同，首先中国是大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 　　 我搞了一辈子马列主义，我觉得不要太看重什么主义。咱们就是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做，怎么能让社会公平自由，人民生活富裕，就建成什么样的社会。至于理想社会，这恐怕是人类未来多少年奋斗的目标。所以天天争论主义，争论姓社姓资，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凤凰历史：在反自由化过程中，有人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您如何看待这二者的关系？ 　　 杜导正：”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个提法，看你怎么解读，我是按照邓胡赵的思路解读。 　　 第一条，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本身有很多好的东西，《资本论》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图书馆写的。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确实有很多矛盾，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还是个好学说，里面确有好些好东西可以继承。所以我们可以承认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指导思想。但指导思想不是宪法，也不是法律。 　　 第二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有好几百种，希特勒也是社会主义，叫国家社会主义，非洲有很多国家也是社会主义，所以就看你是怎么解释社会主义。咱们这个社会主义就是人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生活上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社会至上的中国社会主义。 　　 第三条，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在目前阶段，不是共产党一家不愿意放弃党的领导，其实有中国的现实问题。13亿8千万人口，56个民族，共产党一旦失去控制，会搞个稀巴烂，比文化大革命还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有毛泽东，还有军队，所以还得准备条件。我觉得，目前要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共产党的领导，只是政治思想上领导，你是执政党，但并不代表法律，你不能自己发布命令、法律，那不行。 　　 第四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用我们的解释，就是按照法律专政。 　　 胡乔木和邓力群是党内马列书籍读得最多的人 　　 凤凰历史：80年代有些中央高层的老同志，比如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批评过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问题，您能不能为我们谈谈他们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杜导正：我觉得这也要采取一种平和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来分析，不要情绪化。我了解，胡乔木和邓力群是中国共产党内，读书，特别是读马列的书最多的人，他们是两个有学问的人。胡乔木是个笔杆子，文字确实很漂亮。而且他们都是老同志，在历史上有功劳，起过好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胡乔木也讲过一些好话，庐山会议前期，他也同情彭德怀，还有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一些文章是他写的，也有他的功劳。 　　 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毛病主要是教条主义，把马恩列斯的理论神圣化、僵直化了，这有信仰上的问题。像广东的王匡最有意思，他当过新华华南分社社长，后来在中南局机关报，我是总编辑，他是中南局宣传部长，我们关系挺要好的。文化大革命后，他很左，有次我去广东拜访他，有个问题发生争论，他马上说，老杜你坐着。他到旁边书架上找来一本书，说你看马克思这段话怎么讲。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个人也是这样，是教条主义者。 　　 习仲勋最大的功劳是帮助胡耀邦搞政治体制改革 　　 凤凰历史：习近平80年代初在河北正定县任职时成立过一个5人顾问小组，您是五名顾问之一。能为我们回忆一下，当时您作为顾问所提的建议吗？ 　　 杜导正：顾问小组是五个人，里面确实有我一个，但是我没有开过一次会。我估计这是他父亲给他提的建议，因为习仲勋跟我关系很好。习仲勋啊，欣赏杜导正。后来习仲勋去了深圳休养，我过去在广东待了20多年，我的孩子们在广东，所以我每过一两年就回次广东。我跟广东原来的第一书记林若，我的老朋友，每次一定要看他。总的说，我觉得咱们大家都来做促进派，促进习近平向好的方面走，不要造反，不要旁敲侧击，建设性地、正面地帮他往前走，对国家好。 　　 他父亲习仲勋我接触比较多，习近平写文章纪念了他父亲两个功劳，一是在陕西南部带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起义，成立红军，二是建立深圳特区。我说习仲勋最大的功劳是帮助胡耀邦搞全面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粉碎”四人帮”以后，习仲勋从牢里出来去了广东当第一书记。这个老头很优秀，苏区时期就不”左”，比较实事求是，解放后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人，但是又有见解，敢说真话，待人非常宽厚，是个好老头。 　　 凤凰历史：习仲勋当时怎么帮胡耀邦搞政治体制改革？ 杜导正：当时共产党有个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运作机构，实际权力很大。胡耀邦是总书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7277.html

　　 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是邓小平以巨大的革命勇气和严谨的求实精神，从思想和理论上进行的伟大创造，是中国人民从旧的传统体制束缚下解放出来所进行的伟大实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宝贵财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一、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充满鲜明的时代性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充满鲜明的时代性。为什么邓小平要实行改革，这可以追溯到十年”文革”时期。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上，周恩来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此时再次复出后的邓小平，着眼于世界大势，紧紧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坚定地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落后面貌、追赶时代的伟大革命。但问题是怎么搞”四化”？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认为必须着手进行全面的整顿。”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整顿触及到中国的体制本身，整顿的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一些管理体制，这与此后的改革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此，邓小平在1975年就有了改革的初步尝试。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期间，邓小平开始明确地把改革表述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 邓小平将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命运联系起来，赋予改革的时代特点。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由此可见，改革为现代化发展所决定，是一项与当代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伟大事业。 　　 “文革”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痛心疾首之后是深沉的反思，是按照旧有的传统模式继续延续下去，还是果断地走出一条新时代的发展之路，这是中国人民必须作出的选择。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许多人仍然迷恋过去的传统模式，许多人在传统模式面前也一筹莫展。因此，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认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邓小平断然否定了走老路的想法，社会主义必须大踏步地走向新的时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定，开始了新的长征。我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构建对外开放的总体布局。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一切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进行，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从这个时候开始改革，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找到了解决的途径，得到了解决。 　　 改革离不开开放。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来说，开放使它能够利用国际资源、利用各方面有力的发展条件追赶世界发展的潮流，而封闭则使它陷入停滞和倒退的困境。正如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所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便是很好的例子。邓小平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 　　 邓小平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回顾人类历史，在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各个地区和民族一直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彼此间很少经济上的往来。在封建社会，经济上的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与之相伴随就是社会的封闭。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民族自给自足、地区封闭状态为广泛交往、相互依赖所取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通过世界市场发生经济联系。当代世界经济的法则和科技的进步以一种全新的速度改变着世界，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等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变着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各个要素，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向前发展，而且还引起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极大的促进了生产的国际化和协作化的进一步发展。新科技的发展，大大缩短了地球上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迅猛发展以及横向联合，也为各国扩大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提供新的合作模式。国际间经济、科技、文化的联系、交流和合作越来越紧密，已大大超过商品交换的范围，渗透到金融、工商、信息产业等众多领域。现代国家的社会经济要取得较快的发展，就必须善于利用这种国际关系，在不断加强的国际联系中发展自己。邓小平指出，”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 　　 可以说，邓小平创立的改革开放思想，最直接地、也最简捷地使中国接纳了世界、与世界接轨，使中国融入了时代、与时代同步。 　　 二、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体现深刻的创新性 　　 纵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无一不闪耀着从中国国情出发，突破前人局限，大胆探索，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例如，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改革”是一个试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些关于改革开放的至理名言，都体现了对改革深刻认识的创新性。 　　 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改革性质的创新认识。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把改革看成是一种革命，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创新观点。为什么说改革也是革命？邓小平作出了深刻的分析。首先，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985年8月，邓小平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其次，改革的广泛性以及由它引起的各方面深刻变化，是一场更为宏大的革命。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然后不断向城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育、卫生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使整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进入了全面改革的阶段，这是改革的广泛性。改革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人民大众众的心理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普遍对改革有了正确的认识，对不断推出的改革新举措有了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是改革的深刻性。”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一系列深刻变化。” 改革在我国社会物质关系和精神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影响，促进了社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全面变革。 　　 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改革内涵的创新认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重要贡献是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联系和区别，阐明了”体制”的范畴。他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优越的，但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着不少弊端。这里说的具体制度，就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系列体制。这些体制上的弊端和缺陷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我们的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克服体制上存在的弊端和缺陷，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日益巩固和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系列体制日益健全和成熟，逐步达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改革针对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对根本制度当然也可以进行改革，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完全否定它，而是进一步完善它、巩固它；改革针对的是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即体制，可以推倒旧的体制，进行创新发展。”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因此，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完善。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确立，都要经过从不健全、不完善、不巩固到比较健全、比较完善、比较巩固的发展过程，一般都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期间还常常有重大的起伏。社会主义制度是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没有人剥削人的崭新制度，这个新制度虽然是好的，但是还很不完善，改革是为了解决矛盾和克服弊端，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形式。 　　 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全面改革的创新认识。当代中国的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做细枝未节的修补，而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首先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其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还包括科技、教育、文化等在内的僵化的管理体制。只有使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协调进行，形成一种全面、系统的改革态势，才能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更快发展，也才能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邓小平认为，全面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 这三条和”三个有利于”，是改革的根本要求，也是改革的大方向，必须在这个根本要求和大方向下，进行全方位和深层次的改革。 　　 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改革策略的创新认识。中国的改革策略必须是渐进改革，邓小平提出，”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他更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我们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改革既要稳步前进，既是一个试验，就难免会犯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错误。因此在改革中不能盲目地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也不能期待所有的设计和理论成果都完备以后再去推进改革。实践是第一性的，要在改革的试验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要怕犯错误，也不要回避错误，要及时总结经验，解决问题，将改革不断向前推进。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我总是鼓励我们的同志更大胆一些。” “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对外开放的创新认识。实行对外开放是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从经济上看，对外开放，就是把一国经济融进世界经济体系，把一国国内市场融进国际市场体系。对外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对外开放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客观要求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