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从受尊敬的大国，变成了受尽欺凌的弱国、穷国。此后的一百年中，世界列强不断侵犯中国，迫使中国割地赔款，甚至侵占土地，成立傀儡政府。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恢复了被占领的东三省和台湾岛，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回收了十几个租界，并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恢复了大国地位。     可是我们自己没走顺，接下来三年内战，好不容易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又迷信于阶级斗争，搞得民不聊生，国力衰败，再次沦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弱国。虽然体态硕大，可是在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各方面都没有多大的影响力。那时，别的国家碍于礼节，表面上对中国还算尊重，心底却看不起。     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虚弱小国，而变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国、强国。中国每年的财富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一，更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世界各国债务缠身的背景下，中国被视为唯一的大救星。中国领导人出访常被看作“大施主”驾临，受到隆重接待。中国的国家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世界各国也摆出尊敬的姿态，邀请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商讨国际规则，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政治中起领导作用的重要国家。     中国从一个饱受欺凌的弱国变成倍受尊敬的大国，心态也自然有所变化，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在国际关系中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经常以大国身份发言，对国际上新发生的事态表示赞同或反对。对别国的某些外交行为常常表示自己的看法。“对此我国表示密切关注”是很常用的一句外交辞令。别的国家，特别是周围的邻国，对中国的大国地位也越来越不安，生怕得罪这位惹不起的“大兄弟”。更因为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军备，造了航空母舰，开发了新型战机，与别国的关系正在起本质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还是可以有别的选择，这正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时机。     首先，中国是不是世界大国？够不够世界大国的资格？仅仅看经济成长是不够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要看国家的体制，是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是不是共和国，还是“挂羊头卖狗肉”。其次要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现代科技进步的贡献。最后还要看对世界各国的百姓有没有吸引力，他们是愿意接近，还是想离得远远的。     拿这几个方面来衡量，中国距离世界大国还远得很。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真正的共和国，而是一个专制国。百姓的人权得不到认真承认，更谈不上保护。其次，中国近代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大。十多亿中国大陆公民中没有一个获得过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项，而仅芝加哥大学就有七十多人获得此奖。再者，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对中国怀着警惕情绪。周边的几个国家近来纷纷加强军备，其实均是针对中国。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还有台湾，事实上都以中国（大陆）为假想敌。最后，别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做中国公民。倒是许多中国人争先恐后移民去人权保护好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还不够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美国是比较被公认的世界大国。它在以上这几方面确实具备大国的资格。首先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是一个能保护美国公民人权的国家（可是它相对蔑视别国百姓的人权）。它是获得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项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百姓愿意移民前往的国家。当然，它现在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受到挑战。因为在世界上它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大家对这种世界警察并不放心。也由于这一点，它对付恐怖主义至今并不成功。如果不改变他的这种矛盾姿态——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将来也不大能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     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有发言权，要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要立足于全球的眼光，公正、全面地考虑问题。特别要保护小国的权利（比如在对付海盗的事务中就要多负一些责任，维持公海航行的安全）。最重要还是立场公允，不偏不倚。国际规则的制定就要有这样的大国来主持公道，反对霸权。     中国从久受欺侮的弱国，变成了扬眉吐气的强国，心态的主导性变化就是强调自身的利益，争取平等对待，其特点是从自身立场看问题。这种国家立场和更广阔的世界立场是不同的。从这种立场上升到世界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迅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一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利益。如果他们的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但人们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狭义的“爱国”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与安全放在首位。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的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谈改革 作者：周培源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3 本站发布时间：2012-2-3 9:28:09 阅读量：2442次 　　20年前，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小平同志南巡，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时的改革已经十年有余，在那个人心思变但又不知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邓公的讲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今天，我们站在“十二五”的开头，发现20年前的迷惘再次萦绕在周身，经济的回落引发软着陆与硬着陆之争，贫富差距的鸿沟对共同富裕产生更大的质疑，文化的蓬勃发展与人心社会的不协调共存，政治结构的大环境在觉醒的公民意识前受尽批判，社会凝聚力、官员互信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消解……我个人看待这个社会现状，一个字“乱”。这一切都引发我们对中国二次改革的呼唤和思考。 　　首先有一点我们应该形成共识，中国目前“乱”象丛生不可能全部依靠改革来矫正，但是如果不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乱”不会凭空消失，甚至会愈演愈烈。二次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下面我就谈一谈我对改革的看法。 　　既然二次改革必须进行，那么怎么改?有没有几点基准?我个人认为几个大方向不能乱，不能错： 　　1、中国任何时段的改革必须是渐进式改革。激进改革虽然快、猛、狠，但是副作用太大，就像治病，病没治好，副作用把肝肾搞坏，最后受伤害的还是当代的中国人。历史上前车之鉴太多太多，不需多说，改革不是目的，是手段，通过改革是为了社会会更好发展，人能活得更好。 　　2、改革有先后顺序，有阶段性重点。需要改革的对象太多，像上面说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等，都需要改革，但是肯定有一个先后顺序，万丈高楼也是一层一层从下往上，奢望空中楼阁最终只能害人伤己。如果没有一个渐进式的、基础式的铺垫，是不会让改革效果得到优化的。同时，确定改革顺序后，不同时段的改革也有重点，协调改革，共同改革。 　　3、改革不是完成时，没有固定态，需要试行、优化、推广。邓小平“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论断依然受用，我们很多政策就是先试点，小范围实验，没问题就推广经验，有问题看能不能优化，能不能优化后推广，这种胆大心细是改革中最重要的态度。改革没有穷尽，改革没有固定模式，常变常新，因地制宜。 　　那么，在上面三点的指导下，面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改革如何进行?郑永年先生认为中国改革应该“三步走”，即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我个人是基本认同的，但改革的基本步骤可以加上文化改革。文化的改革是隐形的，但是在改革中却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因此改革应该遵循“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基本步骤。那么检验改革成果的方式是什么?我认为： 　　1、最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2、国民的幸福程度是否增强; 　　3、文化的认同感是否存在，包括对内的文化认同和国际的文化认同; 　　简言之，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人民福利，作用于一国之人民。 　　最后，我们应该关注中国改革的问题和阻力： 　　1、话语权问题。这个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舆论问题，我隐隐感觉中国的现阶段国内舆论大发展，尺度大，层次深、话题广，呈现多、杂、乱、深、广等特点，尤其是，舆论被绑架的问题。以微博为例，重点微博粉丝动辄上百万，实质上有垄断中国舆论的嫌疑。如果我们在改革参考时不注意这一点，很容易让改革走入少部分营造的舆论环境中，剑走偏锋;另一个是国际话语权的问题，我们利比亚撤侨、对非关系的稳定发展等等，都是我们国际地位和国际文化认同的表现。但是在与西方国家交流中，文化认同得不到落实，日前我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BBC专访，主持人就问“你们是共产党国家吗?”都是意识形态的隔膜，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文化认同和话语权的博弈。 　　2、安宁的矛盾。中国人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也喜爱安宁稳定的环境，但是改革是新、是变，这可能引发一部分不满。尤其是我们要注重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稳定的辩证关系前人论述太多无需多言，重要程度可想而知。我想提出一个稳妥的办法，具体的改革依然按照“试点——评估——优化(修正)——推广”的步骤，渐进改革，显现智慧。 　　3、改革的共识问题。现在我们出现两大问题，一个是改革的主导者的公信力问题，随着近来社会问题爆发，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一步步吞噬着官方的公信力，对于改革主导者的质疑声一直未曾消减;另一个是对于改革的认识问题，前面说过了，改革的步骤、改革的侧重、改革的目的等等，很少有人会仔细思考，而是一厢情愿认为改革就是民主的投票，不能达成共识是戕害中国社会改革的最大难题，改革，一定要有全国人民的认同和参与，才能更好更快。 　　4、改革过程中与文化互动的问题。改革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变化，从文化角度来说，必将引起对目前中国文化谱系和刚刚成型的文化阶层尤其是大众文化阶层的重新定义和洗牌，对社会中知道人们思考和行动的文化产生极大冲击，从根本上引发社会的大变革。当年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一心发展中国经济，其实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的重要作用，或者说没有意识到文化与改革的互动过程，导致了一个阶段人心混乱吃饭骂娘的局面，在二次改革中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5、改革与利益。这是很多人谈到改革第一个想到的——改革会触及到记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错，改革确实有这个阻力，但不是改革与利益的全部。我们还尤其要注意，改革过程中新兴利益集团的野心，防止在二次改革中，部分投机取巧的利益团体利用改革契机谋取利益，大发横财，引发新一轮财富掠夺和权力畸形分布。一言以蔽之，改革也要十分注重公平正义，如何做到改革的公平，参见前面说的改革的目标和检验改革成果的若干准则。 　　改革应该慎重，改革也应该大胆。谨慎小心与细心大胆的平衡是考验改革主导者智慧的大问题，我们不会奢望“大跃进”式的改革，但渐进改革中能否惠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能否继续凝聚人心，深化改革的关键。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周瑞金 政论家，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导。1991年主持写作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为第二次思想解放推波助澜。 　　回望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20年，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 　　当年，邓小平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2/3。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呼之欲出?现实似乎并不令人乐观。 　　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 　　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 　　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当年改革开放几近“休克”状态】 　　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些重要讲话，看似闲闲道来，其实字字着力，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邓小平南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978年拉开序幕的中国改革，是在几乎被所有国人唾弃的“文革”之后，因而相对轻松地达成了高举改革大旗的社会共识。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下，城乡改革风生水起：农村联产承包制让农业生产迅速复苏，私企在城乡星罗棋布;以国企打破“铁饭碗”与平均主义的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顺利启动;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的全面变革适时提出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呼之欲出。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当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作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政经体制。 　　国内的三种力量，一是体制内力量，包括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久经考验、思想开明的老干部;党内文宣部门的开明领导，如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吴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以及开国元勋的第二代们，在邓小平1975年短暂的治理整顿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均有他们的身影。二是知识界文化界的一群代表，如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教育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革新求变派，“伤痕”作家群和朦胧诗派等。三是草根民众，他们拒绝“再被折腾”的呼声强烈，典型代表是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国际上，中越关系交恶，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从国际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比如，在中国朝野几乎无人知晓“知识产权”概念时，美国人就迫不及待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副大使马继贤有一番话，表明了这位职业外交家对中美关系的洞见以及美国在促华开放问题上的心态。他认为美国只有始终促进中国发展，当中国有了经济、文化与军事优势后才能对自己有信心，有了越来越大的信心，中国才能与周边地区和平相处，中美关系才能改善。否则，后果极其严重，会扭转目前逐渐改善的双边关系，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孤立——美国也将失去与韩国、台湾地区广泛对话的基础。 　　然而，中国改革这次愉快的“郊游”，仅历经10年，就在八九十年代相交之时，碰到一场不期而遇的风潮。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一骑绝尘，伴有经济“双轨制”带来的利益集团疯狂寻租亦致泥沙俱下，“反腐败、要民主”的国内小气候形成，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随着“八九”政治风波过去，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决策层“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 　　而这场风波的国际大气候却越刮越猛，先是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接着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下台，团结工会头头瓦文萨成为波兰民选总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城头变幻大王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年年底，罗马尼亚军队、警察倒戈，原政权一夜之间垮台，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枪杀。与此同时，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如何重新凝聚改革底气，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 　　其时，体制内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分歧公开化，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坚守“商品经济”;有人主张市场经济，被批判为“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改革派曾经凝聚的三种力量也开始分化：“老干部”的调子不再一致;党内文宣部门中，不少主流媒体被“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占领，开放的言论只能借助地方媒体“发声”(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解放日报》组织撰写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呼唤新一轮改革开放，但遭到“左”的报刊围攻批判近一年);而知识界、文化界在政治高压下也失去参政议论热情;草根民众更产生政治冷感。改革以来出现的第四种力量——非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经济的代表人士，也在观望和等待之中。而西方世界包括其政界、媒体和公众再度陷入对中国的信任危机，自朝鲜战争以来，又一次集体“杯葛”中国。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小平独挽狂澜，极具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 　　1990年代初，中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是继续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退休的88岁的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又一次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他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今天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能强烈感触到其推进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一、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使得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内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邓小平一再坚定地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谁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这就很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为了替改革大胆闯与试突破意识形态禁锢，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政治遗产，让诸多纷争在这“三个有利于”面前戛然而止。现在的中国，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弈却尖锐起来。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样需要邓小平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趑趄不前。 　　三、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观点。20年来，正是按照这个思想观点，我们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规则接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赢得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如果说当年的“吸收和借鉴”主要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 　　四、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邓小平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我们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重要思想，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倾向问题。 　　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的四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奇迹，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 　　【做大了“蛋糕”，为何没能消解民众的怨气、戾气】 　　国庆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个标题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胞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次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 　　改革启动已34年，曾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然而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蛋糕”却没能消解社会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开始着手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包含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而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其后代，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是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而今天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社会的土壤正在板结、僵化。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出现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疯狂。        

“ 许多知识分子热爱批评 ‘ 美式自由主义 ’ ，说 ‘ 美式自由主义 ’ 的 ‘ 市场放任主义 ’ 是万恶之源。说实话，我不清楚他们指的 ‘ 美式自由主义 ’ 是什么。在我看来，把 ‘ 美式自由主义 ’ 理解成 ‘ 资本或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 ’ 是极大的误解。 ”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栋学生宿舍楼的“居住顾问”，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给新来的学生签房约。别看入住学生宿舍楼这么点小事，哪怕就住一个月，也要签厚厚一沓合同，非常繁琐。其中有一份奇怪的合同，名字叫“含铅涂料风险说明书”，大致意思是，这是栋老房子，其旧涂料中含有铅的成分，你要保证没有7岁以下的儿童随同你居住在此。 作为居住顾问，我特别讨厌签这份合同，因为每次签到这儿，学生就非常困惑，要问这问那。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居民，我又觉得，有一个什么文件，把我周围环境中所隐藏的健康风险说清楚，这事想起来叫人安心。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会发现，美国是充满各种繁文缛节的社会，以至于有人说，美国虽然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其实是个“毫无自由的国家”。比如说吧，在美国父母不能随便打孩子，在大街上拿着打开的酒瓶是违法的，老板面试员工时不能问人家的年龄、党派、教派、有没有肝炎、残疾，在办公室不能在女同事面前说黄段子……总之，到处是地雷，一不小心就踩上一个。 一方面，到处都是脱衣舞俱乐部，另一方面，在办公室说个黄段子都可能被起诉，这里面有矛盾吗？其实没有。去脱衣舞俱乐部是一个成人的自由选择，但在办公室听到黄段子，不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当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伤害他人的自由时，他就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而且是“信息充分前提下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自由的真谛，恰恰在于这种“同意精神”，而不是为所欲为。试想如果一个人开车想怎么闯红灯就怎么闯红灯，喜欢哪个美女直接就把她拽到家里去，他倒是自由了，但代价却是别人的不自由。所以，自由的悖论恰恰在于，自由的保障，来自对自由的限制。 也就是说，美国那些碍手碍脚的繁文缛节，恰恰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自由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越多的繁文缛节下面，保障了越多的自由。成熟的自由制度里，权利和责任总是具有对称性。最近北美的宠物粮事件，也反映了自由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有多么“不自由”。 2007年3月，“菜单食品”公司发布了一个收回令：收回它在宠物粮市场上的6000万罐猫狗粮，原因是已经确认有16只猫狗死于它所生产的一种宠物粮（实际死亡数量可能达上千只，但难以确证）。该宠物粮食的一种原料是从中国某公司进口的麦麸，这些麦麸中含有一种会导致动物肾衰竭的元素。“菜单食品”总部在加拿大，但是美国是其主要销售对象。这事越闹越大，最后有100多个品牌的动物食物被“收回”。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积极参与了调查，连参议院都于5月2日通过议案，要求对动物食品的生产程序和标签内容做出更严格的规定。中国政府也逮捕了相关责任人。 有人可能会说：多大个事啊？不就是阿猫阿狗吗？但是对我来说，生活在一个阿猫阿狗的生命都受到尊重的社会里，我觉得安全。 其实，这个动物食品收回令虽然媒体曝光率很高，却只是每年无数公司“收回令”中的一个而已。在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网站上，就玩具这一项，我就读到了72种玩具的“收回令”，且大多是玩具商自己发出的“收回令”。有些玩具的“危险”，简直可以说是“吹毛求疵”的结果。比如一种玩具手机，收回理由是这样的：“手机盖上的金属别针可能脱落，如果儿童吞咽，有窒息的危险。”虽然该金属别针并没有造成任何儿童受伤，但是该厂商收到了54起别针脱落的报告，于是，30万个同型号的玩具手机立刻从市场上收回。 同样，在FDA网站上，光今年5月的前10天，就发布了10多个食品的收回令和警告令，比如，一个关于冰淇淋的收回令中说：该产品中含有花生，而商品标签中没有说明这一点，那些对花生敏感的人食用该冰淇淋后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所以该厂的该型号冰淇淋一律收回。 在类似的收回令中我们看到，这些企业是多么“有责任心”，当然，这跟良知没什么关系，就是怕被起诉而已，因为法律不仅保护企业追逐利润的自由，也保护消费者不受侵害的自由。对消费者来说，法律对企业越“吹毛求疵”，我们就越高枕无忧。美国过去30年里由产品安全引起的伤亡率下降了30％，这与政府对企业严加管制密不可分。 许多知识分子热爱批评“美式自由主义”，说“美式自由主义”的“市场放任主义”是万恶之源。说实话，我不清楚他们指的“美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在我看来，把“美式自由主义”理解成“资本或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是极大的误解。我不喜欢飘浮在概念之上讨论问题，而关注现实的经验，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就是没有被“美式自由主义”污染的纯社会主义国家里，似乎没有听说企业为产品标签里没有说明花生成分而发出紧急收回令，但是在“美式自由主义”的腹地美国，16只猫狗的死可以让6000万盒宠物粮的利润化为灰烬。当然在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没有法律对企业如此严加防范，这受的哪门子“自由主义”影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一个法治国家里，真正的自由源于对自由的约束。权利和责任，是自由这枚金币的两面。   （刘瑜：学者，作家。作品《民主的细节》《余欢》《送你一颗子弹》。原文链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81ab38cddc81ac49 ）

“ 在一个文明国家，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一个昏乱的国家，则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 ； 人们有必要扪心自问：到底想要哪一种自由? ”     对于一个缺乏常识的族群来说，首先需要说清楚的，还不是将来应该如何如何，而是经常被众口汹涌的那些观念，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涵义。比如说，革命，民主，自由。 过去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后来又有说，要告别革命了。前者的意思是革命被诉诸暴力，乃是天经地义;即便血流成河，也不要大惊小怪。后者的意思则在于告诫人们，以后的中国不能再革命了。不管以往革命曾经造成什么样的历史后果，但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会不会革命，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倒并不是说，革命是某种不可避免的天意，恰恰相反，革命通常都是因为人祸所致的不得已而为之。 与人权是天赋的稍有不同，革命并非天赐。革命通常是因为权力的专制、专制造成的无休无止的镇压而导致的民众权利。换句话说，革命是专制以及类似于专制的强行压迫造成的一种属于被压迫者或者说弱势群体的权利。这就好比说，当一伙强盗持枪威逼之际，全家人都天然具有保卫自己生命和财产的权利一样。当一个国家的民众面临着没有公平的竞争、没有正义的保障、没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国家的民众无疑就具有了奋起革命的权利。相反，倘若民众可以通过诉诸法律的方式、通过诉诸舆论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革命的可能性就会自然消失，而革命的权利也自然消解了。在一个可以用法律或舆论解决问题的国家里，即便民众拥有持枪的权利，也不可能发生什么革命。相反，在一个民众除了革命无法求诸其它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国家里，即便民众被剥夺了持枪的权利，也照样可能发生革命。 历史上的革命带给人类、带给诸多民族的结果，并非都是负面的。也即是说，民众将革命的权利付诸实施时，结果并非全都指向权力的专横。美国革命为美国的民主，奠定了历史的地基。法国革命虽然过于暴力，但革命本身的历史影响，却是造就了欧洲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趋势。即便是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为几千年专制王朝所苦的中国民众之于革命权利的一次精彩实践。没有武昌起义，袁世凯哪能那么轻而易举地使清室和平逊位? 由此可见，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会不会革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作为民众权利的历史合理性，有没有消失。也即是说作为造就革命权利的专制政体，要不要改变，能不能改变，会不会改变。 革命的结果，有可能带来民主，如美国历史所兑现的那样;也有可能带来比被革命推翻的王朝更残暴的专制，如十月革命所证明的那样。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都不能剥夺在一个专制政体底下的民众拥有革命的权利。这就好比无论某个政党在历史上曾经如何暴虐如何专制，都不能排除该政党走向民主政治的可能;否则，台湾的国民党转入民主政治的历史，就无法成立。剥夺专制底下的民众的革命权利，与否认曾经专制的政党走向民主的权利，同样都是改头换面的专制思维。 与革命是权利相对应的乃是，民主是协商。现代民主源自商业文明的发达，并非偶然。因为民主政治与商业文明，天然同构。在商业文明之中，交换双方，亦即买方卖方，不管彼此交易做得如何，双方的地位是绝对平等的。彼此没有尊卑贵贱，一如买卖不可能以百分之百对百分之零的方式进行。因为那样的方式就不是买卖，而成了抢劫。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的江湖造反，或者宫廷政变，都是以抢劫的方式，而不是以买卖的方式，进行的。 若说民主政治有什么奥秘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买卖，或者叫做生意。民主政治其实也有四项基本原则，平等协商，讨价还价，赢者大度，输者服输。这与中国传统政治截然不同。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通常以不平等作前提。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从宫廷到家庭，等级森严，贵贱分明。宫廷政变也罢，江湖造反也罢，最后都不是消除不平等，而是制造出新的等级秩序。以这种不平等为前提的政治游戏，又是绝对没得商量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等等。至于每场政治游戏过后的结果，也是亘古不变的：胜利者总是全部通吃，而失败者卧薪尝胆；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民主政治的投票结果，总有个百分比存在，哪怕是百分之七十比百分之三十的大胜，也是个比例。但中国式的政治是没有百分比的。要说有的话，无非就是胜者百分之百的嬴，开国皇帝坐江山;败者百分之百的输，亡国之君赴黄泉。从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这种区别可以明白，将来倘若发生革命的话，不是有无必要的问题，而是究竟指向老式的通吃，还是转向新型的讨价还价式的协商。换句话说，革命需要改变的不是坐在皇位上的姓氏，而是政治游戏的规则。 民主政治有类于生意场上的控股，通常以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这不是打斗的成就，而是协商的结果。任何百分之百对百分之零的方式，就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而言，都属于抢劫行为，就好比赌场上的抢台面。所谓的打江山，其实就是抢台面。华人族群很熟悉这样的方式，几千年这么过来的。这个族群很容易将革命动辄就折腾成了抢台面。说这个族群天生不懂民主，是不确切的；但说这个族群被不民主的传统折磨得有些失常，并非不实。 因此，这个族群要自己国家走向民主政治，不得不从民主政治的第一个原则做起：平等协商。其中，平等是首要的。这个族群的等级观念之根深蒂固，恐怕是世界之最。即便是最贴近商业文明的上海人，都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更遑论其它地方、尤其是皇城里长大的人们。比如这个族群在购物狂潮中的名牌攀比，便是其等级观念的一个折射。甚至这个族群随口说出来的话，唱出来的歌词，都充满着不平等的专横;诸如“爱你没商量”，或者假装一无所有的男人唱着硬要女人“跟我走”的摇滚。已经一无所有了，凭什么要人家跟你走?这算是丐帮、还是斧头帮的逻辑?至于爱不爱之类，是最有商量余地的事情。不说其它，就拿文明国家的许多爱情肥皂剧来说，都是这么商量出来的。 事实上，爱也罢，不爱也罢，凡事都该有个商量。有没有商量，能不能讨价还价，恐怕是这个族群能否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文前提。而执政者的能否完成民主转型，也在于懂不懂与众商量。当政者不能老是没得商量，而得学会与人相商，并且率先成为平等协商的榜样。权力情结很深的中国民众，通常有样学样，喜欢以有权有势的当政者为榜样。就此而言，中国的衮衮诸公，有责任成为平等协商的楷模。因为拒绝协商，意味着增强革命的权利，增加革命的可能性。 由此引出宽容的命题。告别革命的前提，在于民众必须宽容公仆。但民主政治的内涵，却恰好是公仆必须宽容民众，否则，就不叫公仆，而成了专横霸道的官吏。公仆和民众，究竟应该谁宽容谁，初看上去好像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古怪问题，实质上却是有关民主政治如何可能的追问。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公仆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而民众对于公仆却是很不宽容的。公仆的任何隐私，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公众话题。更不用说，州长嫖妓一曝光，马上辞职。哪怕是总统寻花问柳，都要面临被弹劾的危机。脱口秀的主持人绝对不能拿弱势群体尤其是残障人士开玩笑，却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总统。可是，在一个相反的国家里，正如唱戏的喜欢拿残疾人说笑话，一些知识精英，老是在劝告民众如何宽容公仆；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惟有如此，才有希望走向民主政治。口气是委婉的，意思却是不平等的。因为权力假如不受到监督，那么专制就不可能受到应有的制约;同样道理，当政者假如没有被革命的压力，就很难产生锐意改革的动力。 倘若有人问，专制政治的寿命到底有多长，那么答案其实早就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了：足以长到无动于衷地从一个两岁女孩身上碾过去。那个冷血司机碾死女童的场面，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假如一个吸烟者朝着身边的不吸烟者使劲喷烟雾，中国人会感到震惊么?应该不会。更毋须说，有多少人会细想这两件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因为吸烟者侵犯不吸烟者的权利，不过是青萍之末;演变成冷血司机碾死女童，才具有骇人听闻的震撼。至于在侵犯他人权利到戕害他人生命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长，并非不可丈量的。须知，两者的实质，同样都是专横。 于是说到自由。在一个文明国家，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一个昏乱的国家，则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人们有必要扪心自问：到底想要哪一种自由?将这两种不同的自由弄清楚之后，谈论自由就会简单许多。 自由其实是审美。当人们观赏着凡高的油画，邓肯的舞蹈，高山流水，吴带当风……，与其说是被艺术之美所折服，不如说是被自由的心灵所感染。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灵魂的净化，换成另一个说法，恰好就是悲剧的审美，实现了灵魂获得自由的可能。就此而言，自由与审美，乃一币两面。 自由不是随地大小便，自由不是开着名牌车横冲直撞，自由是在尊重他人的同时，获得自己的尊严。这样的自由，通常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细节，或者被传媒无意间捕捉到的一些瞬间。比如，一个吸烟者发现有扰不吸烟者时，赶紧转过身，甚至干脆将烟熄灭以示尊重；或如，一个政治家面对抗议者扔过来的皮鞋，风度翩翩地一笑了之。又如，在拥挤的车厢里向老弱病残者主动让位，或者以不具名的方式，向有难之人捐赠善款。诸如此类的日常细节，并不如何伟大如何令人瞩目，却能让人获得小小的感动，因为自由本身所独具的审美品性。 说自由是审美，是因为自由实质上乃是心灵的天然绽放。自由之美在于人性的美好，有如鲜花，有如郁郁葱葱的林木。人之美，美在尊严的有无；自然之美，美在明净的山山水水；而一个国家之美，美在民众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自由地追求幸福，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从而让心灵获得天然的绽放，而不是听凭欲望泛滥成灾。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年头已然三十有余，但人们依然只管摸着石子过河，鲜有人叩问，被开放出来的究竟是欲望，还是心灵?欲望的开放与心灵的绽开所要求的自由，是截然不同的。与欲望开放相应的自由，可以演变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而与心灵绽开相应的自由，则是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相对于只许一人纵欲、不许万民性福的时代，欲望的开放无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一旦欲望开放到了人欲横流、泛滥成灾的时候，那么心灵的自由与否，便成为一个迫切的时政课题。 欲望的泛滥成灾，根本原因在于，历届当政者总是暗中鼓励欲望的自由，始终禁锢心灵的自由。只要是满足欲望的自由，全都可以通行无阻。但与心灵相关的自由，诸如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创作的自由，个性的自由，一律遭到扼制。正如当年的那场革命其实为了满足欲望，如今的改革开放也不过是放开了欲望。倘若说这个民族何以如此缺乏精神上的自信和昂扬，那么答案就在于，无论是此前的造反有理还是后来的改革开放，全都以欲望作为其根本的动因。起于欲望，止于欲望；人们稍有心灵的追求，轻则禁止，重则枪毙。经过长年累月的鼓励欲望压制心灵，整个族群本能地害怕心灵的自由，乖巧地学会了吃吃喝喝打打麻将的苟活方式。生存的安全第一，被夸张到了只要活着怎么都行的地步。这种苟活的另一面则是欲望毫无节制的泛滥，从而透出蛰伏在背后的权力的嚣张。在无权者是苟活，在有权者是纵欲，所谓的和谐，其实就是这么达成的。前提是整个族群官员百姓全都甘愿放弃心灵的自由。权势者与苟活者彼此心照不宣，一个假装从来没有心灵自由这回事，另一个暗示，就算有，咱也不要。然后，意见领袖在旁边吃吃一笑：看，这样的人群，活该。 一个族群的所谓丑陋，主要体现于放弃心灵自由而导致的苟活和纵欲。苟活者认为，能够有苟活的自由，已经很自由了。纵欲者则认定了，只有在这块土地上，才能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这不就是自由么?还要什么自由?什么叫自由?可以纵欲，就是自由。这些可以自由自在地纵欲的特权者，大都领略到了改革开放的奥秘；同时暗暗窍喜：老爷子那代的抢劫过后，一直没有解决的分赃问题，如今终于落到实处。中国式的自由图景，就是这么呈现的。 但不管怎么说，相对于一人纵欲全民禁欲的时代，欲望的合理性如今总算获得了肯定。需要解禁的是，民众之于心灵自由的追求。正如欲望的满足是人的本能，追求心灵的自由，也是人的本能。没有存在层面的生存，GDP再高，也只是一个动物庄园。惟有放飞了心灵的自由，一个民族才能在全世界面前真正站立起来。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所有这些心灵自由的基本保障都是不能剥夺的。心灵自由的程度越高，革命的可能越小。换句话说，具有审美意味的自由一旦不再成为问题，那么革命的权利也会随着革命可能性的降低而渐趋消解。这并非什么深奥的哲学，而是一言即明的常识。 有关革命、民主、自由的谈论，其实是一次回到常识的努力。出人意料的只是，常识之于这个族群，竟然如此匮乏。 （李劼：当代作家、红学专家、文学批评家。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