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领导人2011-12年元旦祝词
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相互提升。我们关心大陆的人权发展,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珍视的核心价值,也是测量与拉近两岸距离的重要指标。
Read MorePosted by 布鸣真象 | 1 月 3, 2012
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相互提升。我们关心大陆的人权发展,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珍视的核心价值,也是测量与拉近两岸距离的重要指标。
Read MorePosted by 勇敢的心 | 1 月 3, 2012
1 读者可能以为我把标题写错了,按照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那句话的句式——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我应当说:“这是乌坎的一小步,中国的一大步。”一开始我的确是这么写的,然而写出之后仔细端详,又觉得不那么对头,就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就会觉得不对头了呢? 乌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落,一群名不见经传的民众,在铁桶一般严密的社会控制状态下,为了维护被政府侵害的利益,不惜身家性命,以生命的代价勇敢地喊出自己的声音,甚至瓦解了六十余年来从来没有被触动过的基层政治权力结构,以汹涌的民情倒逼这种政治权力结构的上层不得不认可他们的自主选择……所有这一切,对于中国大地上无数个村落之一的乌坎来说,当然是前所未有的一大步,这一步的意义,将来会反复被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提及,甚至可以说,它将像当年的小岗村一样载入中国当代史。 然而,乌坎事件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将会以怎样的内容载入中国当代史?譬如,它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执政集团探索出了解决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全新模式?它是不是会对中国改革的未来趋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是不是意味着晦暗天空出现了通向自由、民主的一线曙光? 笔者存疑。 2 现在,除非平庸到让人恼火却又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跑在街上乞讨的傻子也都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否则就将坠入万劫不复境地的严峻时刻。由于各级政府对民众利益的大规模侵害所导致的每年数以万计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说明形势发展到了多么危险的程度。是的,所有群体性事件都被解决了,每年超过军费的维稳经费,再加上经营了六十多年的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社会控制系统的有效运作,解决一小部分人“闹事”的问题,纯粹是小菜一碟。 这里所说的“解决”,当然不是说全部采取镇压的方式,也有以对民众诉求的妥协让步来化解的,所以我们才从国家宣传媒体上看到许多参与闹事的人在最终被解决以后涕泪滂沱地表示:“感谢党!感谢政府!” 然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解决”二字上。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决”词条有两个意思:1、处理问题使有结果:解决困难,解决问题;2、消灭(坏人):残余匪徒全给解决了。这两个意思在我们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都体现了出来,前者,安抚了绝大多数具有一般利益(例如被政府强行占有土地、被政府和开发商联合强拆房屋以及欠薪之类)诉求的人;后者,则“消灭”了群体事件中特别棘手的“挑头的人”,这里边当然也包括具有明确政治主张(例如要求惩治权力机构中的坏人,要求举行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要求新闻、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的人。我们通常从国家媒体上看到的“解决”是指第一层意思的“解决”,第二层意思的“解决”一般都被遮蔽掉了,后来流行的“被”死亡之类不过是民众偶然从缝隙间看到的情景而已。 这就是说,“解决”仅仅是权力者的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其实,谁都不想破坏现有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但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所有群体性事件(这是个非常不严谨的概念)之所以发生,恰恰是现有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与社会发展要求相冲突而产生的结果,这样,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的“解决”二字,究竟包含怎样的意思,就很值得推敲了。 为了便于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简略回顾一下乌坎事件。 3 “乌坎事件”始于2011年9月下旬,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因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土地征地赔偿、村财务、村干部换届等问题引发村民上访。“上访”是中国当代社会独有的政治语汇,指的是受到权力欺压的民众在无法行使公民权利制止权力罪恶的情况下,用古代皇权社会向上级权力机构或者青天大老爷鸣鼓喊冤的方式(古称“京控”,)反映问题和表达意愿。在长达三个多月时间里,就像所有此类形式的上访一样,乌坎村村民遭到了基层政权蛮横无理的威吓和阻挠,乃至于出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他们自己的代表人物“被”因“身体不适”而死亡,“和平游行”发展成为武力冲突,一方面是手无寸铁的村民,一方面是被大量调集的国家武装力量。为了争取权益,为了不被镇压,更是为了尊严,乌坎村村民在所有道路上都设置了路障,乌坎俨然成为了类似于水泊梁山的地方,官民到了生死相搏的境地,大量国内外媒体都聚焦到了这个普普通通的南方村落。 2011年12月21日,以广东省委副书记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进驻陆丰,奉命解决乌坎问题,在此之前,广东省委书记指示:“必须直面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工作组则以“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五项原则,直面乌坎村村民的诉求,经过与村民“谈判”(请注意,这两个字不是笔误),终于达成了某些协议性条款,据说当天村民们激烈的情绪就平和了下来,化解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这就是国内媒体以及某些专家学者后来所谓的“乌坎转机”。 既然是转机,在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复杂乃至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今天,当然是一件值得欢呼庆祝的好事,所以,2011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为题发表评论,充分肯定了广东省委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高度评价了乌坎事件的解决模式,文章称:“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专家学者们也纷纷发表文章,说:广东省委工作组从肯定村民有权提出利益主张、到承认村民与政府进行利益博弈合理、再到放下身段与村民进行平等谈判,广东省委工作组对乌坎事件的处理超越了动辄使用治安机器进行压制的方式,为今后中国解决群体性事件做了有益的探索。更有人指出,乌坎事件的成功解决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管理改革的一个样本,中国的地方政府如果都能像广东省委那样,对弱势群体表现出这样的同情与开放精神,中国就有希望了。 我很愿意相信广东省委在这次解决乌坎事件中,的确展现了一种体恤民众诉求的精神,我更愿意相信专家学者都是真诚的,因为这块板结干涸的土地太需要滋润,中国太需要往前走了,人们(包括我在内)有理由为这场剑拔弩张的社会事件最终和平解决而舒一口气,也有理由陶醉在乐观的想象之中。 然而,越是在这时候越应当清醒,既不可以看不到乌坎事件和平解决的意义,又不可把这种意义轻率地夸大,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会把自己遗失在自己制造的幻象之中,看不到中国的现实处境,模糊对未来的观察与预期。 4 据说中国有一张改革开放的蓝图,按照官方说法,这张蓝图是由邓小平根据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亲自绘制的,所以邓小平又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称谓。尽管从历史辩证法角度说这个称谓并不严谨,而且有一种卡莱尔英雄史观的意味,然而在一个权威主义(我这里不使用极权专制主义这个词汇)国家,它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老百姓还是乐于接受的,歌曰:“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唤醒了长天内外,春辉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中国社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由两部分人群构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必须声明,我是中性地使用这组词汇的),你当然可以选用更温和更通俗的词汇,譬如: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中国)、总统和选民(美国)、慈父和他的儿女(朝鲜),但是这种基本的政治关系不容否认。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身份区别固然是权力地位,但是权力地位还应当有一种可供描述的物质形态,我把这种物质形态概括为:通过权力对社会资源(分为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两种)的占有。具体地说,统治者就是通过权力大部分占有或者全部占有社会资源并且向社会输送和分配这种资源的人;被统治者就是小部分占有或者完全不占有社会资源,只能等待统治者输送和分配这种资源的人。 1949年以后,中国由于实行废除私有制的社会制度,政府空前绝对地占有全部社会资源,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府随后就把这种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作为统治工具,通过国家机器手臂延伸到每一个人面前。尽管1957年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反右派斗争,尽管60年代由于天灾人祸导致数千万人被饿死,尽管从1966年起发生过长达10 年在政府主导下的完全可以列入反人类罪行的社会浩劫,中国社会仍旧保持着令人咋舌的稳定,其秘密就在于统治者不仅完全占有社会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还在于它完全控制和垄断了向民众输送社会资源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制度的任何反抗和脱离都直接意味着死亡,数以万计的“反革命”被国家专政机器肉体消灭就是例子。如果读者对上述描述仍旧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可以就近观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友好国家之一的朝鲜,它目前的状态就是我们曾经的状态。 这种状态当然很不好,但是它还不是最不好,这是因为那时候的社会资源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治资源,物质资源还不具备商品流通的属性,因此它在全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还处在从属的附加的位置,表现在社会层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形:虽然权力高度集中,那个年代却很少有官员动辄贪污是数千万、数亿、数十亿,乃至于数百亿钱财的事件。权力特权虽然同时表现为经济特权(比如特供,豪宅,仆人),但更多地表现为政治特权,这种特权甚至强化到了一句话就可以为一个人(张志新之死就源于毛远新召集的一次会议,有人说:“干脆杀了吧!”于是就杀了。)或者一部分人定生死的程度。 邓小平描画改革开放蓝图的时候,中国社会仍旧在延续这种状况,所以他才能够设想在强大的政治管制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即:把长期以来被权力窒息的社会物质资源从政府手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活跃的社会商品,使其进入流通,在流通中增值,从而扩大整个社会的国民财富。一开始的确不错,我们赢得了从1979年到1989年整整10年健康发展时机,人民群众第一次通过诚实的劳动,从自然的经济运行中而非政府的赐予中收获物质成果,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 邓小平不知道,善良的中国民众也不知道,与此同时,一个恶魔也被释放了出来,这个恶魔,就是掌握了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无所不在的权力阶层——他们看到社会物质资源进入流通、谁拿到谁就可以发财以后,其本性中的贪婪和残暴就像流氓色鬼被美女激发起兽性的情欲一样被激发了起来,一开始利用价格双轨制进行“官倒”,继而把黑手伸进所有可以赚钱的领域,后来被称之为“腐败”的权力寻租现象就像从地沟里涌出来的污水一样,像燎原烈火一样迅速蔓延到了整个国家,每一寸土地都被熏染得恶臭不堪。 作为这种种令人发指的腐败行为的被动反应,人民群众不得不说话,不得不喊出自己的声音了,这就是1989年风波不可避免来临的内在原因。最高统治者做出的本能反应是保护庞大的官僚机器的有效和完整,这种愿望(所谓的“大局利益”)甚至战胜了他们对官员腐败的愤怒,就像一个父亲面对指责儿子无良的邻居一样,本能地觉得儿子虽然有一些恶习,然而这是自己的儿子,外姓人毕竟是外姓人,所以,高高举起的皮鞭非但没有落到儿子身上,反而把邻居打了个遍体鳞伤。结果,历史被拦腰截断了。 这是一个分水岭。儿子想,我天生就是一混蛋,反正横竖都得被邻居怨恨,索性不去管它,由着性儿折腾,并且更无遮无拦了;邻居呢?叫一声“苦啊!”没奈何,只好由他去,“我活我的,咱惹不起,躲得起,别让狗日的欺负死就算了。”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我说的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历史事实:自1989年起,由改革开放凝聚在一起的极为宝贵的民族精神,一下子松散了,崩解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退到了弃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于不顾的低劣之境,掠夺与被掠夺成为了中国这出社会戏剧的主题,我们说权力黑化,我们说权贵资本主义,我们说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溃败,我们慨叹说所有社会人群都在发生道德畸变、良知泯灭和人性扭曲,正是由此而起。 如果说我们面前现在还有一张图的话,也绝对不是邓小平绘制的那张改革开放的蓝图了,现在我们假设邓小平活到了今天,当他老人家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将会作何感想呢?他一定会拍案而起,怒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图吗?这是我那张蓝图吗?!” 那么,这是怎样一张图呢? 5 我还是说社会资源。 众所周知,现在政府不仅垄断了几乎全部政治资源,也垄断了绝大多数经济资源,严密地控制了这些资源的流向。陈志武教授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2010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是3.9万亿元人民币,在GDP中所占比例为19.5%,狗日的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为16%,但是美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的财政开支高达73%,而中国政府这方面的财政开支仅占到25.5%!美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在GDP中占10%,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却高达38%!这就是说,巨量社会财富都被政府自身消耗掉了,人民用血汗钱(仍然引用陈志武教授的数据:一年用于工作的时间,阿根廷1903小时,巴西1841小时,日本1758小时,美国1610小时,英国1489小时,荷兰1389小时,中国则高达2200小时,在全世界属于最高之列)豢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队伍,而这个群体却通过国有企业对国家和社会资源的垄断、对农村土地的强行占有穷凶极恶地剥夺人民的经济财富,限制人民的政治自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诡异、更让人难以容忍的事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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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繁荣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全会通过的决定,全面总结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 就和经验,深刻分析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 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党要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共同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为实现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奋斗。 第一,深刻认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的作用,是我们党的一条宝贵经验和一 大政治优势。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结合时代条件、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提出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坚持不懈推进文化建设,有力推 动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 全面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 经验。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新的奋斗目标迈进,文化的作用更加广泛而深刻。从国际看,综合国力竞争的一 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许多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都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 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从 国内看,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 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 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从我国文化建设自身看,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文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总体而言,文化发展同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文化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等方面 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 道德建设、诚信建设、文艺创作、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农村文化发展、流动人口文化生活、网络建设和管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突 出矛盾和问题,必须抓紧加以解决。 总之,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 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会提出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党要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在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 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 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 第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内涵丰富,具体体现在全会决定提出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之中,要全面领会、全面贯彻。这里,我想强调几个问题。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 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事关文化改革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才能打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我国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更加多变,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 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指导,确保文化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用于文化改革发展各个领 域,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建设理论,使我国文化各方面发展建立在深厚理论基础之上;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处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关系、教育人民和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经济效 益的关系,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影响,不断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思想文化。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了 谁、依靠谁是我们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问题,决定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共建共享的文化,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坚持这一点,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体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 须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不断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社会主义公民;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使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关心人民命运,体 察人民愿望,反映人民心声,在人民伟大创造中汲取营养,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必须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群众,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作为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基本任务,鼓励创作生产更多受到群众欢迎的文化产品,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深厚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基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大 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弘扬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大力弘扬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实践,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博大的胸怀对待外来文化,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 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公益性文化事 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是实现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享的制度保障。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 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是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的必然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科学界定人 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和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把握政府和市场在文化建设中的职责和功能,推动形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手抓、两加强的工作格局;必须按照公 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 容,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必须着力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提高我国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形成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无论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还是发展文化产业,都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 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第三,以改革创新精神落实好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全会对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任务新举措新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 兼顾、立足实际,有计划分步骤加以落实,既要全面贯彻又要突出重点,最重要的是要紧紧围绕全会决定关于推进文化改革发展指导思想中的“四个以”来抓好落 实。 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科学发展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鲜明主题,也是文化改革发展的鲜明主题。要自觉把科学发展要求贯穿文化改革发展各个方面,紧密结合 文化改革发展实际,着力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文化发展科学化水平。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保障人 民各项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解决影响文化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协调好文化改革发展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促进文化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要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文化改革发展重大关系,统筹文化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完善文化布局、文化结构、文化资源配置,促进城 乡、区域文化一体化发展,推动文化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倾斜,不断增强文化发展后劲,实现文化又好又快发展。 坚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源于民族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发展起来的,是我国社 会主义文化的引领和主导。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根本。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 育人民,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要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重点,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增强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广泛开展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深化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要在全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 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非一日之功, 既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又是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通过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努力,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全社会的普遍共识,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 坚持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满足人民对实现自身文化权益和丰富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必须大力繁荣文化创作,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质量。要加大对城乡基层文化建设投入力度,深入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文化创作生产引导,引导文化 工作者坚持正确文化立场,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把学术探索和艺术创作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中,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 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要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使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阵地、公共文化服务新平台、人民精神文化新空间。要组 织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只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内容和形式,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强大动 力。要围绕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进展,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 深化公益性文化单位改革,深化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文化法制建设。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公 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公益性文化单位服务群众能力和水平。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优化文化产业结构,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 展,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要围绕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组织实施、一同督促检查。要认真开 展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意见,明确工作责任,提出具体要求,确保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落到实处。要把文化改革发展 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业绩的重要依据。要把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加大对年轻人才、高层次人 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师和各领域领军人物,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要深入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充分调动广大知识 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广大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总之,全党要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奋力开创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这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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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我们必须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 作者: 来源:新华网 来源日期:2012-1-2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 13:38:15 阅读量:397次 胡锦涛说,我们必须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开拓前进,始终不渝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信心百倍向着既定目标不断前进,奋力攻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关,坚决战胜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努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不断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全文)1月1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新年茶话会。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 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茶话会并观看演出。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记者徐京跃、张宗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日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新年茶话会。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首都各族各界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庆2012年元旦。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我们必须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开拓前进,始终不渝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信心百倍向着既定目标不断前进,奋力攻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关,坚决战胜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努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不断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鲜花吐艳,春意融融。火红的灯笼、吉祥的彩绘和“新年好”等大字,衬托出浓郁的节日氛围。 胡锦涛在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各界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友人,致以节日的祝福。 胡锦涛指出,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锐意进取,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新的成就,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为我们做好今年各项工作、继续实施“十二五”规划奠定了良好基础。 胡锦涛强调,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今年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胡锦涛指出,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胡锦涛强调,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和谐亚洲、和谐世界。 胡锦涛指出,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事业。人民政协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提高议政建言质量,突出社会服务成效,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更好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 茶话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主持。他指出,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总结了过去一年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卓越成就,提出了今年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要求。这对于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巩固和发展“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讲话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人民政协服务大局、履行职能的各项工作,并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做好今年政协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人民政协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一定要全面学习领会和深入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更好地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不断把人民政协事业推向前进。 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讲话,表示要继续传承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政治信念,推动多党合作事业薪火相传;要坚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向的奋斗目标,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局面;要凝聚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的团结力量,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复兴史上自强不息的华彩篇章。 茶话会上,胡锦涛等领导同志来到各界人士中间,同大家亲切握手,互致问候。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歌舞、戏曲等节目。
Read MorePosted by 一国两智 | 1 月 2, 2012
作者: 陳宜中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陈: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当局动员、利用汉族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强化其压力维稳与经济殖民的路线。任何对藏族、维族的处境还有些同情的人,似乎很容易就「被汉奸」、「被藏独」、「被疆独」,好像同情弱者就是主张分裂?那强者的责任呢? 许:中国现在对西藏和新疆问题的解决方式,主要是採取发展经济、加强国家认同的方式。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是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问题。以西藏为例吧,西藏问题背后的核心是一个文化问题,即与伊斯兰世界相似的传统宗教与世俗化的衝突。解放以后,特別是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央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给了西藏非常多的经济援助,铁路也通了,商业也发达了,给藏民们带来了与汉人一样的世俗化生活,使得过去政教合一、以藏传佛教为精神信仰核心的西藏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世俗性的变化所引起的反弹以及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发现研究得非常不够。太多的舆论只是简单地停留在独╱统或人权的立场,而没有从世俗化与超越世界失落这个层面去思考西藏的问题。 简单地说,西藏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內在困境。藏族要不要现代化?当然要。墨西哥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说,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逃避的宿命。问题在於,在现代化过程之中,如何处理超越世界的位置?作为生活在高原地区的藏族,对待宗教信仰的態度与汉人是不一样的。汉族的宗教感不强,我们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是以人文代宗教;虽然许多人相信佛教、道家以及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但中国人对宗教的態度正如杨庆堃先生所研究的那样,採取的是一种非常功利和现实的神人互惠態度。到了近代以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思潮涌进中国以后,中国人以为科学、理性再加人文,可以完全安顿人的灵魂,解决信仰世界的问题;甚至片面理解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以为世界上那些宗教信仰像中国民间信仰一样,都是愚昧的產物。殊不知在古代轴心文明之中,除了中国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之外,其它文明都採取了宗教的形式。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佛教,都是高级文明。歷史已经证明,它们不会隨著现代性的到来而消解;在当今世界里面,反而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復兴。哈贝马斯说,今天是一个后世俗化社会,这个「后」,指的就是在世俗化的同时所出现的宗教復兴现象。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高级文明,这些年经过达赖喇嘛在全球的宣传,已经走出西藏,走出中国,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今天的西藏虽然已经步入了世俗化,但对大部分藏人来说,宗教信仰依然是他们灵魂的支柱,这是他们的歷史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今天的汉人已经高度世俗化了,甚至比世界上其它民族都要世俗,相信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把占有多少物质、拥有多少名牌,看作人生快乐和人生成功的標誌。但我们切不要以为其它民族也会同样这样理解人生,不要以为我们给西藏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繁荣,这也就是他们的「好」。不同文化传统下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好的人生、好的生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特別是高级宗教和高级文明,尤其是轴心文明,其中內含的人生和宗教哲理,拥有对现代性负面因素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资源,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丹尼尔‧贝尔也好,史华慈也好,他们对当今世界所出现的物质救赎主义都深怀忧虑,都从轴心时代的文明和宗教中寻求资源。 五、霍布斯式社会的忧虑 陈:谈民族及周边问题,肯定谈不完。现在,可不可以把话题转到您目前特別关注的虚无主义、原子化个人的问题? 王:在1980年代,中国社会更有机一些。那为什么后来会出现原子化个人的问题呢? 陈:或是像您所说的自然状態,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態。 王:这个问题在1990年代已经提出来了吗? 许:关於社会秩序的重建,有两种不同的方案:一种是洛克式的,通过自主性的社会建立自由主义的公共秩序;另一种是霍布斯式的,通过国家威权强有力的利维坦来维持社会的稳定。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走的是洛克式的道路,邓小平提出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1990年代初思想界开始积极討论市民社会的话题。然而,近10年却发生了逆转,主流意识型態不再提「小政府大社会」,而是「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党与政府对经济、社会、舆论更不用说政治的控制力,大大强化了。 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可以这样表述:一个自利性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社会,加上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当1980年代传统社会主义的「大我」乌托邦破灭之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便汹涌而出,但在1980年代,它与启蒙主义的个人有著复杂的弔诡关係。一直到1990年代市场化社会出现之后,原子化个人主义不仅具有了其社会基础,而且霍布斯式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为其提供了理论的正当化。同时,这一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不是西方式的,而是社会主义以国家威权主义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的。原子化的个人无法有效地组织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面对整体化的国家;他们在私人领域享受发財和消费的自由(虽然最终来说並未获得法治秩序上的安全感),在公共领域则成为缺乏权利与责任、既无宗教、也无道德的个人。 当各种社会共同体持续失落,失去群的保护之后,个人只有孤独面对强势的国家。霍布斯式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便是唯我式的个人。这时的国家不再是大我,不具有任何价值的意义,而只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是各个分散的个人爭夺私人利益的场所,其与毛泽东时代具有神圣意义的国家有著天壤之別。而唯我式的个人主义社会,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利维坦」维持稳定与秩序,才不致陷於「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爭」。麦克佛森分析说,占有性个人主义是对人性的一种理解:个人在本质上是其人身和各种稟赋的占有者,个人不是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他只是一个自利的人,关切如何合理地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人性本质上是贪婪的。而一切所有物,包括人的能力,都是商品,其价值是在一个占有性的市场中形成的,个人的价值取决於其在市场中的价格。霍布斯的理论,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因而,霍布斯需要一个绝对的主权者(利维坦)来维护占有性个人之间的公共秩序。 霍布斯式的威权主义,以自利性的个人主义社会为前提。这套政治哲学以人性论为依据,它说求生存是人的本性,保全性命是首要的自然权利。动物只对可穷尽的客体本身產生欲望,而人则本能地怀有无穷无尽的占有欲望。为了避免自利性个人相互残杀而同归於尽,人们放弃自己的权利,將其交给主权者以维护社会秩序。但进入政治社会的公民並没有改变自己的本性,而只是在法律范围內通过理性实现他们私利的利己主义者。在法律范围內,公民们可以在私人领域发財致富,主权者也有责任代表民生,保护公民们的私利。但公民们永远不要指望与主权者分享政治的统治权,那是由绝对的主权者代表民眾所独占的、不可分割的主权。在这样一个利维坦的社会之中,没有宗教,也没有道德,更没有社会;联结人们相互关係的,只是利益。而市场与权力,成为人们私人利益交易的媒介。 霍布斯式的威权主义与唯我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互为前提,互相补充,成为中国社会正在实践的一种「现代性」类型。目前所谓的「刚性稳定」,便是建立在这一威权主义与原子化个人主义(我更愿意称之为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一旦国家权力发生危机,將会连锁发生社会动乱,因为社会缺乏金观涛在超稳定结构理论中所分析过的「自组织系统」。 当前中国的社会一方面缺乏法治秩序中被正当化的合法组织;另一方面,原子化的个人为了生存、安全和获得更大利益的需求,又以各种各样非法或者半合法的利益共同体联合起来。如同中国古代社会那样,没有西方那样的自治传统,但从来不缺乏江湖社会。这种利益共同体通常是不稳定的,具有极大的顛覆性。一旦发生危机,就是社会动乱。 陈:有些人可能会说,近年来隨著经济的发展,一些新兴的民间社会力也在萌芽成长的过程中,所以中国至少不完全是您所描述的霍布斯式状態。 许:告別了毛泽东时代以后,我们试图重建社会,而今天中国社会的確有了很大发展,比如NGO组织。但是为了维稳,政府最恐惧的就是有组织的活动。它不在乎你个人说了什么话,但一旦公民形成了组织,就会被认为具有顛覆性。因此,我一再说:在当代中国,有市民而无市民社会,有公民而无公民组织。 我在法国演讲时有学者反问我:难道现在这么多的非政府组织,不算是社会组织吗?我回答她说,不错,今天中国有的確有不少非政府组织,也有很多社会的小团体,但他们只是「原子化的分子」,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繫,无法形成像东欧天鹅绒革命之前的「平行系统」。一旦政府失灵,这些「原子化的分子」无法站出来领导恢復秩序。2008年四川大地震,许多非政府组织到灾区去救灾,但发现自己的作用很小;因为当地並没有非政府组织,他们无法进入当地社会。在中国,非政府组织形成不了有组织的网路,所以很难发挥作用。 王:您意思是说,「组织」应该要与「社会」有某种对应关係?「组织性」意味著某种「社会性」,才能发挥作用,有社会影响? 许:非政府组织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它们是否可以成为主宰社会的自主性力量,並与国家权力形成平行系统,要看它们之间是否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网络,而不是一个个相互隔绝的分子。一个社会要有权威。在西方,这个权威过去是教会;在中国,则是士大夫。张灝说过,传统中国有双重权威:一个是皇权代表的正统,另一个是士大夫代表的道统。按照儒家的学说,道统还高於正统。士大夫阶级具有双重性,他们既是帝国政治的一部份,又是道统的承载者,是具有某种自主性的。当旧王朝行將崩溃的时候,士大夫阶级会出来,用他们的威望迅速地重建一个秩序。今天中国的问题恰恰在於:不再有这些可以平衡正统的道统力量。儘管有精英阶层,但这些精英是分散的,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四分五裂,通通依附於政府,在政府的保护之下追逐自我的最大利益化。当今中国最令人忧虑之处,是只有权力,而没有权威。人人都在爭权夺利,希望获得更多的权力,却缺乏德高望重的社会权威,缺乏与权力可以平衡乃至对抗的道德与社会权威。 陈:於是,形成恶性循环,整个社会被利维坦给绑票了? 王:那现在中国还有伦理秩序吗?全部是霍布斯式的? 许:霍布斯的这套利维坦思想在西方没有得到系统的实践,但在今天中国却被发扬光大了,再加上中国的外儒內法的歷史传统。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威权政治无法实现长久的稳定,因为它缺乏正当性,不可能获得公民普遍的、內在的价值认同。利维坦无法建立起一个道德秩序,因此它一定需要浪漫主义为其神魅化。但国家作为世俗化的產物,本身是没有神魅性的,需要借助其它超越性的力量,比如宗教或者文明。宗教或文明的超越意志,在世俗化时代需要通过国家来实现。这就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世界精神必须骑在国家的马背上才能实现,那就是普鲁士帝国的国家意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过去是通过马列主义而自我神魅化的,因为拥有共產主义乌托邦的毛式意识型態具有世俗的神魅性。但当马列主义如今在中国只剩一个空洞的外壳之后,新的神魅化大概只能借助中华文明这具歷史的幽魂而借尸还魂。因此,现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各种鬼鬼祟祟、形形色色的政治神学。 如何抵抗霍布斯式的社会和可能出现的政治神学?在我看来,政治改革固然需要,但只是一个突破口,並非长久解决之道。民主制度一夜就可以实现,但一个与民主制度相適应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秩序却需要三代人的努力。中国之乱,不是乱在表层,而是乱在人心。是心灵秩序出了问题。 陈:您是否暗示某种渐进的出路? 许:我並不认为缓和急是真问题,我只是想打破一种制度决定论的看法,也就是那种「制度改变了,中国就有希望」的看法。不是说制度不用改,但制度改变只是治標,那个「本」仍然是社会自身的有机化系统。哈贝玛斯区分了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系统世界是由权力和市场主宰的,它的改变要通过制度的改革;但哈贝马斯讲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公民们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是排斥权力和市场的逻辑的,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公共领域和伦理空间。中国现在最缺的是一个有伦理、有道德、有公民自主性的生活世界。这是问题之「本」。生活世界的僵局不破,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中国依然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来回震盪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就像民国初年那样。 陈:但换个角度来看,除非当前的政治经济路线能够有所调整,否则伦理秩序与精神秩序的问题可能只会一路恶化。所以说,渐进的政经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应该不是没必要的吧? 许:那当然,制度改革一定是突破口,治本首先需要的是治標,从止血开始。但止血之后,需要的就是长期的调养了。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年。前不久我建议一家书评类报纸做一个主题,不要做辛亥百年,而是谈谈辛亥前的中国。题目我也给他们起好了:「山雨欲来」。一百年前的1910年,正是革命低潮的时候;孙中山领导武装起义到处碰壁,没有人想到一年之后,大清王朝会完。但是,危机正是在沉闷之中酝酿的。事后分析,革命似乎来得並不突然:朝廷財政危机、收回路权得罪了地方士绅利益、士大夫精英因为无法实现政治参与而同朝廷產生了政治疏离感、革命党在新军中的力量积累、满清的正当性形象在族群民族主义面前逐步消解等等。我对未来中国有一种忧患意识,我並不认为中国通过政治改革,就可以解决危机。中国的危机是整体性的,一旦爆发,不会仅仅是社会危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而一定是整体性的危机。整体性的危机,无法用一揽子的整体性的方案解决,需要从基础部分慢慢改革。这个基础,一个是「重建社会」,另一个是「重建伦理」,让社会逐渐生长出自主性的力量、伦理和精神。这样当危机来了之后,有较大的缓衝和自我拯救的余地。 陈:要是中国没法逐渐形成自主的社会整合机制的话,政治上就算有民主浪潮,也只会形成来回摆盪的局面。那您认为现在能做些什么?您说,中国的危机是整体性的,不能指望毕其功於一役;也不能把诸问题通通化约成是民主的问题,因为还有文明、国家、民族、精神伦理、社会重建等问题。但是今天,那么多力量不断想要去巩固现状,去巩固霍布斯式的秩序,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去「重建社会」、「重建伦理」? 许:我也没有灵丹妙药。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者不要把复杂的中国问题简单地化约为自由、民主或公正问题。自由派不应该忽略心灵秩序的重建、国家的建构、以及帝国与文明这些似乎是自由主义议题之外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自由主义者向来比较冷漠,好像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甚至觉得民主实现以后,都会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事实是今天这些问题一个个都在敲门,我们能够拿出与国家主义、新左派对抗的方案吗?自由主义如果要担当大任,就不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缺席和沉默。在思想界,说到底就是爭夺话语领导权。中国自由主义的话语领导权不能说根本丧失了,但因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缺席,不回应、不理论、拿不出方案,其话语领导权正在一点点流失。因此,中国的自由派要有更大的理论视野,要有全方位回应挑战的能力。我尊敬那些「微观维权」和「整体反抗」的同道们,但我觉得我的战场在思想界,这是我所自我理解的天职:积极地与新左派、国家主义、古典主义和其他自由主义的意识型態对话,在对话和交锋之中探索一条既符合普世价值、又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中道」。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陳宜中的最新更新: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 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中) / 2012-01-02 17:51 / 评论数( 0 ) 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 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上) / 2012-01-02 17:39 / 评论数( 0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四) / 2011-12-26 15:00 / 评论数( 6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三) / 2011-12-26 14:58 / 评论数( 1 ) 为自由而限权 为福利而问责: 秦晖先生访谈录 (二) / 2011-12-26 14:5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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