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不是学者凭空杜撰的概念，因为的确有的国家在经过一个较快经济成长期、进入中等发达阶段以后，由于政治经济体制难以支撑更高水平的发展而陷入经济的长期萧条，甚至陷入政治动乱的泥淖。但是，远不是所有国家饶不开“中等收入陷阱”。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就可以实现持续成长。就中国而言，我以为，即使在现有基本宪法秩序之下，改革仍有空间，生产力释放仍有空间，“中等收入陷阱”有可能避开。成都改革的成功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改革 30 年有余，尚不敢说改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胡锦涛总书记 2005 年描绘了中国改革发展的远景，即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这个要求，可以说我们仅仅走完了不到一半的改革路程，抑或说，以往改革开放只是一个开局。然而，就这么一个行动，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将改革深入下去，中国再快速增长 30 年不是难事；如果中国政治家能就更重要的改革战略和策略达成共识，并付诸行动，中国就此甩开周期性社会动乱的魔咒、建成繁荣稳定的民主法制社会，也不是天方夜谭。 成都以农村产权明晰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发育基层社会民主政治这三大改革举措，给有待深化的中国下一步改革提供了范本。今后中国改革还要迈出两大步，一是克服城乡二元结构，完全确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大幅提高民生质量，为全面改革创造更坚实的基础；二是主攻政治体制改革，将中国建成民主法制社会。成都改革基本上走完了前一步，并开始探索后一步。 产权改革将是中国经济成长速度得以基本保持的关键条件。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只是“半截子”产权改革。因改革不到位，不仅妨碍农业土地利用效益的继续提高，影响社会安定，还使中国土地市场的严重扭曲问题愈益严重。从中国现实出发，做虚所有权、做实承包权，将土地承包权永久化，是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明晰化的基本路径。有人以为这个改革很难，但成都的政治家们做到了。如果全国做完这件事，将大幅度提高中国农用地的使用效益，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未来中国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基础越来越靠不住，但提高农业竞争力、降低中国人的吃饭成本，会有助于延缓中国人名义工资上升速度，总体上保持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蕴含着巨大市场。这个过程不是简单地造就几十万个“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是让大中城市得到更健康的发展，同时在现有农村地区让一批规模不等的新兴城市崛起，并让专业农户变为“城外市民”。未来中国的农村人口会在 20% 以下，农业人口会在 10% 以下，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还要创造出超过过去 30 年里所形成的城市规模，由此产生的市场需求，还会让我们怀疑中国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么？成都的改革证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农民权益水平，更孕育巨大商机和发展拉力，其重大意义无法估量。 发育基层社会的民主政治，是成都改革的又一杰作。发育民主政治，不仅是人民的“高端需求”，也是经济高效运行的条件。如果把握好节奏和策略，政治改革还有利于社会稳定，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保障。政治改革大的谋划当然需要中央政府去做“顶层设计”，并要树立风险意识，把握好改革的节奏。但这决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政治改革领域可以无所作为。我自己的研究心得是，传统乡村社会不能嵌入民主政治，但商业社会却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成都市不仅是一个工商业大都市，其农业经济也卷入了市场化过程，需要与其相适应的民主政治。问题是人们会怀疑民主政治从地方发育的可能性，因此也可能怀疑类似成都这样的城市相对独立地发展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这种怀疑似无必要。在西欧历史上曾有过“国王治下的城邦民主”，由此揭示的逻辑，我们当然不可直接用来做一个类比，但其中的意义必定对我们有所启发。成都市所推动的基层民主政治改革注重细节，不事张扬，把民众权利保障用规章制度确定下来，走上了一条务实的渐进民主改革之路。这方面的改革极大改善了成都市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到成都投资。有实证经验研究表明，企业投资取向的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流向的决定因素是城市的人文环境。大型跨国企业并没有因为成都工资水平提高而不选择成都。有这个逻辑存在，我们便可以相信，只要有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即使工资水平提高，中国经济也未必会产生因投资增长减缓而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 产权改革、城乡一体化和基层民主政治三足鼎立，形成成都改革的基本架构。他们在改革从２００３年起步，在我看来，当时能提出这样一种改革理念就不简单。成都的下一步改革能否揭开序幕，将取决于他们的改革经验能否在全国成功推广。如果推广成功，全国将形成更加宽松的改革环境，作为改革先行者的成都才可能迈开新的改革步伐。这个时机到来之前，我们只需要做成都改革者的学生，而不必要求他们承担新的责任，更不可驱使他们做激进改革冒险。 此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110905，发表时略有删节

2011年09月06日 17:42:05 　　时光飞逝，想当年我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毕业后选派从政，见证了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三十年过去了，这个《决议》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我想作一个简短的发言，题目是《在新的起点上思考改革开放》。   　　我看今天很多老师和专家的发言，主要是回顾当年《决议》是怎么来的？有很多思想的交锋。作为我们相对年轻一点的，我们还要考虑下一步怎么干。所以我们有一点思考，对当年4000人讨论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他们讨论的时候有一个背景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有一篇黃黎的《〈决议〉起草的台前幕后》，介绍得比较详细，当时小平、陈云等老一辈对很多的重大问题有个宏观的把握。为了参加今天的座谈，我把决议又好好的学习了一遍。   　　我们有两个60年。当时搞《决议》的时候，中共建党60年。通过痛定思痛，通过讨论回顾，作出了一个《决议》。今天，我们纪念这个《决议》的时候，恰好又是回顾共产党掌握政权的62年。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同样有很多经验教训要回顾总结。我们需要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思考改革开放。   　　首先，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过程。“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词比较敏感，因此我说的是现在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过程”。我们建党60年以后经过了一次反思，形成了决议。现在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真正的62年执政下来，我们也需要一次新的反思。要改变我们原来的一些专政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怎么样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要改变我们的维稳的模式。我在政法机关工作了十六年，现在又从事律师执业、法学研究，从那么多年政法工作的感觉之中，觉得我们有的同志的思路是“堵”，而不是“疏”的思路。靠权力而不是靠法制，靠高压而不是靠疏导，靠封闭思想封闭言路而不是靠开启民智，靠压服而不是心悦诚服。现在维稳的思路，用的经费很多，强制拆迁，方法简单粗暴，对自杀的人还说是暴力抗法，最后人家不自杀了，杀幼儿园的孩子，开始烧政府大楼、搞爆炸。不是引导群众上法庭讲道理，而是打压诉求，抓律师，法院不受理案件，法院不是中立的断案，而是公权力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人民，同人民搞对抗，拼命堵住人民群众依法救济的渠道。作为第一线的律师，我们最清楚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在哪里，主要这种高压的思路，封闭言论、删除微博的思路，搞得老百姓越来越敏感。我们建党60年思考过一次，现在建国60年，需要再一次思考。   　　第二点，我们今天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全面设计。《人民日报》月初文章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概念，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我们今天的改革，要从总体的思路，全面的思路思考，不能再搞“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再“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三十年了，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正反面的很多的经验教训，有了很好的人才积累，有了思想库，我们应当有一个成熟的设计了。我们的前三十年，经常是一种拍脑袋决策，经济一下子要搞活，大家要高速发展，一下子又要治理整顿。“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思想领域，也是风浪不断。我们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治安问题都是这样处理的。治安搞运动从来没有改变思路。包括我们的“严打”思路。我们这头三十年，小平同志提出来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白猫黑猫理论，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有了这样成熟的思想，包括今天这样的充分的讨论，大家都明白了，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是要出问题的。我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顶层的设计，全面的设计，有一个总的思路和框架，让国家少走弯路。   　　第三点，要重建政治道德。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非常关键。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公权力黑社会化。像武汉的徐武案件，到广州的电视台大院绑架“被精神病”的人，公安局的人、保卫处长到那边被围堵，不敢拿出工作证，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依法执法，而是用黑社会的方法绑架执法。还有法院审判案件应当公开，故意搞二十个人的小法庭审理大案，安排一些托占位子，旁边四百人的大法庭空着，然后给家属二张票、所有的记者不让进，最应当讲法度讲诚信的司法机关公开撒谎，公开用谎言来违反法律的公开审判的规定，这样的做法现在全国法院争相仿效。作为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器最应该讲公平正义的，也不公开。表面上是公开审判，但是实际上是秘密审判。一些地方官员骄橫跋扈，被权力冲昏头脑，公开以党自居，说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包括我们的宣传舆论，总搞那些假大空的东西，象朱熔基前总理讲的，我天天看他们怎样在那里撒谎。官媒把社会真相的话语权让给了网络，把公平正义的主导权让给了网络，最高法院也说要按舆情判案，公权的威信一落千丈。这种政治道德缺失，对社会的劣化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公权力不讲诚信，公开撒谎，把社会风气都带坏了。大家都不讲诚信了。   　　第四点，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为什么要从司法改革突破呢？这个是个代价最小的途径，而且是可控的、恒定的，能够用稳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社会各个领域出了问题，都可以到法庭上来理性稳妥地释放、裁断。为平稳、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设置一个减压阀。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司法改革又能够为政治体制提供保驾护航，包括民族矛盾问题，包括实体较量的问题，右的路线，左的路线的问题，选举中出现的问题、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劳资矛盾、政党问题、民族问题，都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好。不会出现街头政治，不会出现暴力对抗，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只要法院是稳定、独立、权威、超脱、公允的，就能够保障国家制度和社会的基础性稳定，保障社会重大问题都有一个理性的解决机制。国家要理性的解决矛盾，健全的司法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必须重新设计我们的司法改革的目标，整治好我们的司法队伍，建立独立超脱的司法机制，让国家司法能够担当这个重任，养成政治家和全体人民都尊重司法的环境。   　　第五点，中国下一步要特别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并给其更重要的地位。有一次我与胡德平部长聊天，我谈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当书记时候的情况，我说，有两点印象深刻：一是他同历任浙江省委领导一样，对民营经济的保护，省委是非常支持的。第二个习近平在全国率先提出“依法治省”，浙江省人大还按照省委要求，通过了关于依法治省的决议。有的学者提出依法治省、依法治县，层层机械照搬不科学，但是我们浙江的实踐，这个措施是很有用的。实际上依法治省，相对于权力治省，相对于拍脑袋决策，这个是非常好的措施。可以约束权力，大家按既定的规矩办，很多事情就会比较理性。虽然浙江的问题也不少，但是法制环境相对较好，这是全国公认的。这同浙江省委当年大力抓依法治省是有关系的。另一个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浙江省的财政税收，民营不是半壁江山，而是大半壁江山。浙江各级干部对民营经济的保护是发自内心的，这样才保障了长期健康发展的势头。所以我觉得，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走依法治国的道路，这两条要是发展下去，是会长远地影响中国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的。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说，两个60年要思考，一个是前面60年想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党的历史教训。建国后60年的思考，是思考如何更好地执政，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法制的国家。还有现在我们的反思，是实质性的、认真的，还是宜粗不宜细的？特别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还有不少思想禁区，这些我们需要不需要反思，都是应当认真探讨的。这个反思，也需要思想的大解放。   　　 http://www.hybsl.cn/zonghe/zuixinshiliao/2011-09-04/26719.html   　　时间：2011-09-02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上一篇： 死刑核准程序应从核批改为审理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