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这是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常识。此类内容的表述一直没从主流理论殿堂退出，将来也不可能退出。该理论或常识被改革者认可，也被不改革者承认。不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人士需特别注意，这里出现的正是一种“普世价值”。     此话已经算得上大白话，但阐述其蕴含的意义需要更多的白话。生活中有时会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会时不时地申明自己是不介入政治、不关心政治的人，在他们看来，做这种表白表现的是自己的精明与成熟。其实，他这一句话即展现了自身无知的品格，说明他对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生活元素，缺乏理解所需的智力与经验。因为，即便你不关心、不介入政治，但政治却不可能不关心、不介入你；你藐视、漠视政治，只能说明你平时稀里糊涂地“被政治”成为习惯和病症，并不能说明你远离了政治这个天使或魔鬼。政治权利是社会人所有权益的守护神；它不在的时候，随身陪伴你左右的是恶魔。     为什么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本目的、根本原因除了“人权”没有别的。政治改革就是为了落实、维护、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固有、应有的权利。共处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你的人权大，我的人权小，你的权力因不受制约或难以制约而无限无序地扩张，而我的所有的权利，由于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种基本权利的缺失，连口头的承诺保障都没有，或口头存在合法权利而实际上所有权利均朝不保夕。这样，无论怎样的“改革”和“发展”，处在特权系统之外的人群，物质、生理上只能是成本承担者而不是真正的受益者，精神、心理上只能是蒙受耻辱者而不是成就感、荣耀感的享受者。如此，全民不管怎么忙活、怎么辛苦，人民都没有温总理所说的那种幸福与尊严，也断无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     功利地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社会“维稳”。不改不革，一个贫富悬殊问题非但无法解决，还势必会继续扩大，温总理说的“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也就成了空话。中国大众对贫富差距并不是非常敏感与特别不容，然而面对由政治、社会权利的分配不公所造成的贫富悬殊，他们却不会持续体验与长期默认。几乎没人打心眼里认为社会是公平的，随之而来的则是暴戾之气和失望情绪弥漫全社会，而为了维稳，管制权除了加大管制成本和管制范围别无他法，恶性循环积累恶性因素到一定程度，社会溃败则进而演变为社会崩溃。     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为获得现时消防式的维稳效果，它的成功结局即确立长治久安的规则与秩序。历史上社会矛盾激化时，中国社会则以纯暴力或暴力的政治方式“重新洗牌”，毁败和蹂躏生命，打碎家里历代人积累起来的盆盆罐罐和精神、文化作品，而政改即挽救中国人脱离如此历史循环的唯一路数。     如果民众或部分民众坚决不认同、不忍受社会现状或政策方针也没关系，现代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和平与阳光的政治竞争机制。其确立之后，政治诉求与政治竞争激烈而非暴烈，大家只能使用低成本、低风险的“文斗”方式，谁都不能强行代表谁。人们比试的不是武力的或阴毒的本事，这就形成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文明成果的积累就能实现最大化，否则，所有成就与繁华终将化为专供回忆的过眼云烟。所以，说现代政治体制为人类2000年的文明史上最伟大发明，这评价并无丝毫夸张；我们最需要做的，不过是接受和应用这项最伟大发明。     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让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善、向上，换个说法就是变得不那么缺德。现代政治体制逼迫公仆直面真相，他们不说实话、不讲诚信绝对不行。不难想象，连我们的“上流社会”都是两面人，“下流社会”的作伪作弊作孽那就大有“名正言顺”的意味了。许多真有罪的罪犯心理上不认罪、不思悔改，理由其实相当充分：那些巧夺豪取、荒淫无耻的上流人物，并不比我人品诚实、道德高尚。是的，政治不公，管制的不过是“窃钩”小罪罢了，而全社会则势必随着道德大话、政治假话的飞扬而整体堕落。     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让中国人聪明起来，从而无愧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政府各部门、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在阐述成就、总结经验时，总是归功于何等英明、如何能干，但一直不愿承认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们的经济成就及其动力和速度，建立在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之上——即，别的地球人发明了生活方式和千百样工具，由此我们方可以模仿、跟进乃至产生部分的后发优势。     道理其实明摆着，在如此大国，从赤贫状态的吃不饱到吃饱吃好，生产力和消费力就有很大发展空间，我们这个族群一旦看到另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和消费方式，生产与市场需求即迅速拉动且必然数值惊人。温饱和跟进的成就，无需原创发明，而再造理性、文明的生活方式，出现值得文明史上值得一提的中华发明，实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就非得形成（和出正常人条件完全一样的）“出大师”的社会环境不可。     任重道远。不要以为现在的中华民族有多聪明。真要聪明，还是先从嘴巴开始吧。我们这里如今不许说的一些大白话，多是现代社会在二百年前说透、说腻了的东西，正是由于在别处说透了，才有了以现代政治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社会，有了所有的现代化。一个对陈年老话和生活常识都严防死守的社会，一个被一小群人引导正确言论、遴选“一致思想”的族群，能有多少智慧呢？大概和早已实现过军事现代化的北洋水师相去不远。     重复一句自己多年前说过的话：中国社会“大塞车”，几乎所有煎熬中国人的难题与屈辱、痛苦，都等着在政治改革这条道路开放后疏散和化解。 http://user.qzone.qq.com/622007866/blog/1268104111

（上接《刘植荣谈税收与工资分配改革之三：少纳税不能阻止“ 三公”消费 》）. 13. 国家欠农民的债太多了. 共识网：下一个网友好像是农民朋友，他说：看到城里人谈个人所得税问题，我们农民虽然减免了农业税，虽然没有交个人所得税，应该高兴才是。 …. 其实，这 就是政治制度问题。温家宝总理多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落实“代表权”，让纳税人选举自己的代表，让代表切实代表纳税人的利益，也就是落实纳税人参政、议政、听政的权利。这应该是 政治改革 的方向，这也是历史的潮流，谁也阻挡不了。 …

“郡县治，则天下治”，古往今来，县级政权一直都是国家政权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省、县、乡是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架构。我国现在有2859个县级政权。举凡中国社会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或者官员贪腐、社会矛盾，大部分在这一层级完成、实现或者爆发。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县委书记掌管着一个县域的财权、事权、人权，位置特殊。县级政权的完备性决定了县委书记地位和作用的敏感性，它是一把双刃剑。好的县委书记能造福一方，不良县委书记则为害一方。 然而，让人忧心的是，近年来发生在县级政权尤其是县委书记身上的腐败案件屡见不鲜，分析这一现象，权力过于集中、政务不公开、缺乏有效监督是其中主要原因。 　　于是，2009年3月，由中央纪委、中组部推动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正式启动，试点县(区)在一年多的实践过程中，针对上述突出问题大胆改革，探索县级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新路径，其经验对全国其他地方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一年半的试运行后，2010年11月正式印发了《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而如今，不少县级政权正全力推动“县权公开”。公开透明运行，促进了舆论“监督场”的形成，同时也拆除了县委、县政府与群众间无形的“围墙”，融洽了干群关系。 　　 县权改革之“县权公开”拉开序幕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县级政权的效率和稳定影响整个中国政局。 　　县，中国自秦设郡县以来2000多年，一直是中国社会行政区划的基础一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省、县、乡是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架构。我国现在有2859个县级政权。举凡中国社会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或者官员贪腐、社会矛盾，大部分在这一层级完成、实现或者爆发。 　　在我国干部队伍中，有2800多个县(市、区)委书记，他们不到全国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总数的1%，但却处于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 　　翻开一部中国历史，县作为乡村的头，城市的尾，在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中始终居于特殊地位。对上，是国家政权的一个台柱、一个支撑脚;对下，则连接着整个社会，是国家政权与社会的一个接触点。社会的矛盾，政权和老百姓的矛盾，都会在县一级首先暴露出来。故此，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政治改革应当从县一级破题”的观点。 　　国家行政学院的许耀桐教授说：从目前来看，中国改革的特点是渐进式的，反对激进主义、全面开花。因此，我认为从县这一级开始是最好的路径，县级以上的改革涉及面太广，无法驾驭;县以下的乡镇和城乡社区改革，又因其太小，不具有代表性。而县级政府正好适中，有典型的政治体制架构，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中国社科院于建嵘研究员则通过大量的基层调研得出结论，县政改革到位了，则社会就会安定。 　　近年来发生在县级政权尤其是县委书记身上的腐败案件屡见不鲜，分析这一现象，权力过于集中、政务不公开、缺乏有效监督是其中主要原因。于是 ，为加强对县一级，特别是对县委书记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2009年3月，中央纪委、中组部选取河北省成安县、江苏省睢宁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等3个县(区)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拉开了中国县权改革的序幕。 在低调进行了一年半的县委书记权力“透明化”试点后，2010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全国范围推动“县权”改革的试点。此次《意见》的印发，标志着这一“县权公开”探索正式向全国推广。 　　以限权为起点，以公开为手段，以事项透明、流程透明、责任透明为“分解动作”，肇端于江苏睢宁县、河北成安县、四川成都武侯区等地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试图将一级党委领导的公权力导入一个四壁通透的“金鱼缸”内，让公权力运行的轨迹在阳光下一览无余。 　　 “绝对的权力”导致腐败高发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个经典论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2010年6月底，四川省仁寿县视高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绍军被“双规”后音讯全无。坊间流传，李的出事跟去年刚落马的县委书记张敏有关。 　　2009年2月，仁寿县原县委书记张敏因经济问题被“双规”，至今仍在接受调查。而在更早时候，2007年9月，张敏的前任钟建初因受贿被判14年，并没收财产100万元。 　　两任县委书记，一个被媒体评为“年度最佳”的地方领导，一个成天把“百姓是头上天”挂在嘴上，为何相继折戟于此?他们在这个拥有160万人口的农业大县，上演了一场“腐败接力”，引发的官场地震至今未平。 　　而河南省纪委通报的内容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河南省纪委通报称，自2006年以来，河南省先后有22名担任过县委书记的领导干部被查处。放眼全国，县委书记腐败的新闻更是比比皆是。在安徽，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现任和原任县委书记因腐败被查处，原因多是买官卖官。 　　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在担任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先后1575次受贿，创下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南召前任县委书记刘建国在当政期间，南召“卖官买官”成风，该县先后有30多个党政部门“一把手”身陷其中。 　　而“边贡献边腐败”的县委书记也不在少数，张献会就是政绩和腐败 “兼修”的典型之一。 　　张在主政栾川期间，铁腕推行的“栾川模式”，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成为闻名遐迩的全国旅游强县，栾川也成为县级发展旅游业的样板和典型。此间，他先后收受包括副县长在内的20多名官员和商人的近百万元贿赂。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边腐败边升迁。”河南省落马的22名县委书记中，9名是在县委书记任上被查处的，其他是从县委书记岗位上提拔或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不到1年被查处的。 　　张献会被“双规”时，已担任洛阳市总工会主席、洛阳市政府党组成员，协助市领导分管有关工作。渑池县原县委书记仝孟蛟，也是在三门峡市委副秘书长的任上被“双规”。仝孟蛟在任6年，贪污受贿900多万。 　　分析近年来发生在县级政权尤其是县委书记身上的腐败案件现象，权力过于集中、政务不公开、缺乏有效监督是其中主要原因。 　　县委书记“集权度”较高，缺乏有效的监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县委书记的监督，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难题。“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其实质是县委书记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对这场“县权”改革，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如此评价。 　　蔡霞认为，在县一级权力架构中，县委书记除了对当地的重大项目、人、事、财进行支配外，还可以直接影响和制约身边人的命运，而别人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这是一个很大的制度缺陷。 　　 改革核心：一把手“限权” 　　“县权”，最重要的就是用人权和决策权。 　　指向县委书记的权力改革，正是当前基层政治改革的深层次命题，重点是公开、核心是限权。 　　对于县委书记的权力描述，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县委书记堪称“中国权力最大的官”，除了外交、军事和国防，其他权力都具备。 　　对于改革运行的阻力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研部教授李习彬一语中的，“改得好不好，推进难不难，关键就在一把手!” 　　分析睢宁县、武侯区、成安县的探索，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一把手”的自我限权、主动还权。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从“禁酒令”开始，从关系县级财政收入重要命脉、关乎官员巨大利益的城乡规划、土地利用等重大事项开刀，并邀请党内外、媒体对自己和干部团队开展监督。 　　原河北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也认为，搞权力公开透明不能光是政府搞，党委必须带头，县委书记则首当其冲。他试点改革的一大措施是“通透性办公”，以此避免过度集权而使干部脱离群众，其前提是王晓桦有勇气接受大家的监督。 　　武侯试点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时任武侯区纪委副书记王睿说，经过一番“确权勘界”之后，武侯区出台《中共成都市武侯区委关于进一步明晰职权的试行办法》，对区党委权力进行勘界，对权责不清的予以明确，对超越职权范围的予以纠正。 　　根据上述“权力清单”，属于区党代会权力事项有6项，区委全委会有6项，区委常委会有18项，区委书记有9项。 　　紧随权力目录之后，一张张权力流程图将区委权力运行方式公之于众。流程图上，区委书记、常委、区长、副区长等各有分工，职权明晰。 　　如此一来，“一把手”滥用权力的空间受到了极大压缩。 　　2010年，在接受新华社内部调研时，武侯区区委书记刘守成坦承，试点正是抓住了决策权和用人权这两个核心问题。“削权瘦身”的背后，其实是对一把手正当行权的强化——限制不当用权，强化正当用权，制度规范用权。 　 　“公开”之后，还有很长的路 　　权力公开的深度与广度、制约核心权力的程度，都决定着改革的力度与成败。 　　限权之后，如何保障减下来的权力不反弹?王睿认为，除了制度化以外，监督成为保护改革不倒退的重要因素。 　　“公开是监督的第一步。”王睿说， “区委常委会议讲了啥，一上网就知道。” 　　“常委们在工作上是否越位、错位或不到位，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这样公布出来，本身对权力者本人也是一种无形的提醒和约束，能够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作为力推此项改革者，王睿对通过公开进行“监督”寄予希望。 　　但这样的公开却被学者评为“若明若暗”，成都市委党校一位长期关注武侯区试点的学者认为，实际上，重要人事问题、利益问题，甚至包括领导的年终奖收益等敏感问题就很难公开;再比如，组织部门提拔干部要搞测评，但是结果只向领导公开等等，都不够透明。 　　王睿则觉得，试点改革不是说一步就走得很远，“并不是完全公开，中纪委也是这样要求，要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系，有些党内事务是不能公开的。” 　　现实中，县委书记往往对当地的重大项目、人、事、财有支配权，甚至直接影响和制约身边人的仕途，而对其监督往往颇为尴尬，“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同级监督太软”。王睿说，“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工作，虽然我们想了诸多办法，采取了很多措施，推动了试点工作开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研究思考。比如，虽然武侯区对区委常委会、全委会、党代会特别是“一把手”的职责权限进行了清理，但还较为粗略，内容还需进一步科学界定。显然，规范县一级党政权力的改革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 　 　县委书记限权只是改革起点 　　有学者指出，县委书记限权改革试点，带有过渡性质。因为限制县委权力，就一定会涉及到党委、人大和政府的权力关系界定。县委权力公开透明，只有与人大改革、政府改革有机衔接，整体设计，配套改革，才会产生最好的效果。 　　从邯郸公布“市长权力清单”，到成安推动“通透式办公”，到成都武侯为“一把手”权力进行确权勘界，再到江苏睢宁以严管干部为起点的系统化改革……可以发现，基层公权力公开透明化进程，已经悄然从行政权力的自我革命，走向了党委权力的自律自省。 　　从“行政权力”到“党委权力”，仅仅两字之差，但却引起专家的极大关注，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 　　“中国公共权力最为核心的改革是党的领导体制改革。要让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从根本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强调。 　　而从古到今的中国政治架构中，“县”在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中始终居于特殊地位。对上，是国家政权的一个台柱、一个支撑脚;对下，则连接着整个社会，是国家政权与社会的一个接触点。故此，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政治改革从县一级破题是正确的路径选择。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5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