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

汶川之后，谁死在第二次? 作者：武艾姚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04-28 在那夹着春草的泥土 　　覆盖了他的尸体之后 　　他所遗留给世界的 　　是无数的星布在荒原上的 　　可怜的土堆中的一个 　　在那些土堆上 　　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的 　　——即使标出了 　　又有什么用呢？　　 　　——艾青《他死在第二次》（节选） 　　读到这首诗时，艾未未有点吃惊。“父亲那些诗我差不多都翻过，但是真的不记得有这一首。”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和父亲这首诗冥冥之中的关联性。 　　采访的当天，艾未未又将两篇被删的文章再次贴到博客上。在等了300多天还没有等来政府公布地震遇难者名单后，这位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和自己的志愿者们开始了对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离“5•12”地震一周年还有60天的时候，他在博客上贴出了68份名单。在最新的统计名单中，有4855个孩子的名字。 　　他自称遗传了父亲——著名诗人艾青基因中最不好的部分。“他比较个人主义、自由化、反权威。他也喜欢谈公平和人性。”他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出于最基本的伦理认识和价值判断,就好像在菜市场里看见小偷，大喊“捉贼”一样理所当然：“我们的伦理很简单，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哪怕他已经死去了。我们对死去的生命不认同的话，实际上是对生的不尊重，是对我们自身价值的贬低。”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艾未未已经在新疆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坐了70多个小时。走到石家庄，对面来的车都向他喊：“别去了，地震了！”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是唐山，都以为是北京地震了。他还是去了。从长安街走到中山公园，他在公园的亭子里睡了一夜。半夜余震一晃，有人就从亭子里“扑通”一声掉进水池子里去了。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一下子懵了。十几天后，他走遍了除北川外的大部分灾区。他很认真地向大家澄清自己那时并没有做救灾工作，而只是去体验和感受。调查遇难学生名单是他选择为地震遇难者们所作出的努力。虽然调查工作遇到了很多冷遇和阻挠，但他和志愿者们还在坚持：“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是我必须做。”因为除了地震之外，更多的悲剧是那些日常的悲剧，更可怕的是“太阳一出来就啥事都没有了”。 　　先期派出的纪录片小组，给他带回了800多个遇难者家属的访谈。一位叫杨小丸的母亲说，我不希望得到国家的赔偿，用我女儿名义领到的任何一笔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羞耻。我只希望人们记住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7年。“遗忘是回避伦理审判的技巧。作为国家的遗忘、作为社群的遗忘、作为个人的遗忘，都是伦理选择中的一种技巧。”艾未未意识到问责不仅仅是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因为对公共事务的发言，艾未未越来越多地被公众关注，却常常让人忘记哪一个是属于他作为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他承认，在1980年代他选择做艺术，是对体制的逃避，“政治是一块巨大的、残酷的、从大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我们只是希望躲得越远越好。从事艺术是一个理由，是一个可能性。”但他完全不认为艺术只是在美化生活、装饰生活，他认为艺术必然具有唤起人们良知和自我价值的审定、判断的可能性。“如果说艺术家算是人类神经比较敏感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是眼光比较犀利的一部分的话，那他不可能不看到人类的痛苦和绝望之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无所表达的话，我很怀疑他的道德状态。” 　　谈话时，他声音很低，温和而斯文，很认真地反讽，很自然地开玩笑，他不想让听者觉得他很重要。 　　9岁的时候，他随父亲被流放新疆。那时，他想放弃学业去放羊，因为这个工作最孤独最自由。“我们有400只羊，它们在前面走，掀起的尘土让我自己都看不见自己。”24岁的时候，他告诉父母，去了美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但他又不想要学位、一个美国身份或者中产阶级的生活。 　　在纽约10年留下的影像中，有年轻的导演陈凯歌、诗人北岛，也有艾未未参加反战游行、抗议警察的示威照片。“因为你是活在一个绝对个人化的空间里。没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别人，这时候你就会想还需要去做什么？你可以什么也不做，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你不得不去想的问题，因为你正处在青春期，那种想做点什么的年纪。”他认为自己的反抗更多针对的是体制和系统，他不喜欢依附于任何价值观，包括宗教。他习惯于向庞然大物竖中指。 　　艾未未太多次配合媒体进行各种回忆了，回忆童年，回忆纽约10年，回忆父辈。最后一项让他最为不耐烦。他觉得自己和父亲交流很少。因为艾青60多岁时，艾未未只有几岁。从美国回来后，他们几乎也不怎么说话，他只记得父亲站在四合院里对他说：“这是你的家，不要太客气了。”正是这句话，把他带回了中国。很快他以此感慨现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太客气了。” 　　画家陈丹青在谈到他和艾未未的区别时，曾表示，艾未未是“真左翼”，而他是右派。所谓真左翼则“大致是蔑视权威，同情弱者，有反社会倾向，主张革命，文艺观主张前卫，厌恶旧的传统的精英的文化”。虽然因为奥运，曾被艾未未骂作“软骨头”，陈丹青还是不止一次在各种采访中提及对艾未未的敬佩。问及对艾未未收集遇难者名单的看法，他说：“未未是一种朴素的左翼精神，不是理论的左翼，他是行动者，他的言说也可被视为行动。今日社会能有未未，是进步。他的抗议方式非常个人化，但很有力量。” 　　午后两点。艾未未的夫人路青谈起家里那只叫托尼的狗已经上了年纪，随后就骑自行车出门了，朋友们于是散去。保姆拿出拖把，搬起客厅里的中式太师椅，又一次进行例行清洁。 　　最近来采访的人太多，几乎都是围绕地震遇难学生名单，从外面带来的尘土总是弄脏地板。 　　 　 　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 　　《南风窗》：第一次去四川灾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艾未未：5•12地震以后，是“懵了”。我当时没有做救灾，因为灾难太大了，政府来做秩序会比较好，效率也更高一些。关于地震的报道我看了很多，刚开始是悲痛和震惊，很快地，就转化为一种爱国主义教育，或者说宣传的成分越来越大。我是在一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去了四川，想亲身体验一下。除了北川以外的其他区域，我基本上都去了。 　　对教育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在伤亡人数统计以及一些其他信息的公开问题上，我很不满。我在很多篇博客里都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名单？这是一个无法含糊的问题，这么多生命失去了，这些生命就是孩子。对那些农村人来说，尤其只有一个子女的，从幼儿园到十八九岁的孩子，父母可能把过去十几年的情感和力量、财富都供给了这个孩子，现在瞬间消失了。 在等待近一年也没有得到信息的时候，我决定做一些个人的努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众人对类似事情的态度都是，先期待，因为得不到答案而郁闷，然后放弃，然后就是埋怨，最后就是觉得没办法，我们的世界只能这样。 　　我想也许并不一定是这样，今天，政府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会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承担的，觉悟也好，意识也好，所做的行动也好，都在表达我们希望社会是什么样的。 　　这件事是我不能容忍的——如果我们的社会有人这样去做、去坚持，我们的社会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而且事情会好办很多。不会是大家都在看，看政府的笑话之类，或者是作为旁观者来看。 　　十七大谈的是，我们需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说法，未必要民主的社会，但是科学的社会也可以。什么是科学的社会呢，事实基础是第一步。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真”的诉求上，“真”则是建立在一个对事实基础的认同上。这个思想，我们顺着它说过去，是可能的。但是事实、真相、监督、信息公开、透明化这些都是逃不开的。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 　　《南风窗》：具体做的过程是怎样的？ 　　艾未未：我们先派了一个纪录片组，共采访了二三百个遇难者的父母，或他们的亲戚，让他们谈了在什么地方听说地震，地震时他们是什么状态，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孩子遇难了，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后来到学校以后的救助情况是什么，包括提取DNA、掩埋，政府的安抚工作，包括现状。同时我们去寻找这批遇难者的名字。这批资料回来以后，我们发现里面问题太多了。 　　60%以上的家属在地震之后就再没见过他们的孩子，很多人不知道孩子掩埋在哪，掩埋的时候也没有得到通知。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孩子没有死，是被送到了医院，然后再没回来。什么样的说法都有。很多家长被抽血，去做DNA鉴定，但是后来就没有了音信，再去询问就会受到冷遇。比如说人太多，我们没办法做等等。当做到七八百个人名时，我们觉得必须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说，他们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找这些名字。我觉得这是我们对死亡的意识问题。确实，因为一场灾难，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着。那么活着的和死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时候人是真正的死了？是不是只有有了真正的身份的时候，他才算死去？比如，他是谁，他是怎么样死的，他的年龄有多大。那么活着的记忆，是不是只有当这些信息存在时才是可能的？而不是说只有一些笼统的死亡数字。 　　我认为这是一个起码的伦理问题。就在网上贴了帖子说，我们要做一个公民调查。这个公民调查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责任，一个是真相，也就是事实，还有权利。责任事实上包含着个人的责任和作为个人的群体——国家、政府的责任；事实包含着政府应该公布的事实和我们希望知道的相关信息；权利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去问责政府，监督政府。 　　宣布了这个事情以后，迅速得到了回应，到现在可能有三五百个志愿者愿意加入，反应比较热烈。我们手头上有70多所学校的名单，根据不同的毁坏程度，做了区域性划分。 　　《南风窗》：志愿者的工作情况怎样? 　　 艾未未：想做这件事的志愿者有三五百人，最终参与的有100人左右，在那边实际调查的有五六十人。主要调查方式是走访学校和受难者家属。我们曾打了200多个电话给四川省的各级政府，从各地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到学校校长，还有各个县级的部门，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机密，或者说不对个人公开。这些信息无法获得，同时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会在什么时候公开。这导致我们更希望能在今年5•12之前获得比较完整的信息。 　　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几乎80%的志愿者都有被带去问话的经验，但这些志愿者们，从10多岁到80多岁，他们都非常让我感动，因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对民权、对公民责任有觉悟、有行动的人。 　　《南风窗》：问话是想知道什么？ 　　艾未未：警察问得最多的是：第一，你们是什么目的；第二，你们为什么要拿到这个名单？第三，你们后面是什么样的组织，谁资助你们？ 　　 　 　公民问责应该成为日常经验 　　《南风窗》：公布名单是否孩子父母的意愿？他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被外界打扰？ 　　艾未未：这是城里人一种很文明的想法。对于农村的父母，失去了孩子就失去了未来，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最大的感激就是有人能提起自己的孩子。 　　有一个叫做杨小丸的母亲告诉我说，孩子刚被掩埋，她就被通知去掉工资单上5块钱的独生子女费。她说，我不想以我女儿的死来换政府的救济，我只是愿意让人们记住我的孩子。我们不会说不尊重他人的隐私。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无产阶级是没有隐私的。他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其实也不需要什么，他们就是需要公正。他们希望问责。而追责并不是非要受到惩罚，我对这个没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这是对社会伦理的一种体现，它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 　　追责同样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即使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要付出代价，我们也都要承担。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的错误，我们损失了这么多，但我们愿意损失更多来挽回我们的错误。 　　《南风窗》：家属们对你做的事是什么反应？ 　　艾未未：家属们就是哭哭啼啼，感激我们，要我们主持公正。我们主持不了公正，我们只能问清楚名字和信息。 　　《南风窗》：工作打算持续到什么程度？ 　　艾未未：我说过很多大话。我说过，持续到最后一个人名发现，持续到我还活着的那一天。我希望这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对我来说，每天都是5•12。 　　《南风窗》：对这些名单有没有什么打算？ 　　艾未未：现在已经很奢侈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名单，让遇难者家属感到来自社会真正的尊重，而不只是一些钱，也不只是一些数字和写在砖头上的号码。这种尊重也不仅仅是一座25亿的博物馆，或者灾难旅游的一部分，而是社会能够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失去，理解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应该怎样活着。 　　应该使公民问责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日常经验，是成为更积极、更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一部分。没有这个条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某一个阶层身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 　　 　　需要拯救的是生者的灵魂 　　《南风窗》：你的父亲和你现在的工作有没有关系？他会赞同你现在做的事情吗？ 　　艾未未：不能想象，他从来没有赞同过我做的任何事情。但他也没有反对过我。我父母都没有直接地影响我。他自顾不暇，连我上几年级都不知道。回北京后，我们借住一个工人家里，工人是他的“粉丝”。他恢复名誉的时候，我已经出国了。他的地位，我没享受过，还好没享受过。 　　父亲那首《他死在第二次》，讲的就是即使用崇高的理想也没办法来替代个人生命的价值。虽然人们一贯给牺牲找到理由，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我们有多少能记得他们的名字？我非常认同他这一点，所有这些在这次地震中的遇难者家属，他们真正的打击不仅仅来自于地震，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他们的遗忘，或者是对他们不公正的待遇。这种遭遇会伴随他们一生。 《南风窗》：你对他的疑问“即使知道他们的名字，又有什么用呢？”有没有同样的困惑？ 　　艾未未：这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不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这样做，他所表达的是对一件事情的感伤。当然，我也有这种困惑。但是我们谈一个生命的价值，这些死去的孩子，跟它相关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年龄和他们曾经属于谁、在哪里失去的、因为什么理由，这是生命完整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对他们的忽视和遗忘是生者，是我们的死亡，是我们对这一价值的一次亵渎。我觉得需要拯救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灵魂。 　　《南风窗》：除了收集地震名单，你也参与了很多与公民利益有关的事件，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从最早做艺术、做建筑，到现在关注政治，关注杨佳案，这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艾未未：我在不同的地方说过，最早我做艺术是对权力的一种回避。我们生长在一个权力非常绝对的年代，没有人敢碰。所有碰过权力的人可以说是大面积地伤亡，不要说是碰，只是不留神地撞到都会出问题。后来去了美国，逐渐认识到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情感的基础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必须，否则这个社会没法存在。 　　 　 　我现在20岁，我是80后 　　《南风窗》：这些认识是在美国生活的日子所带来的改变吗？ 　　艾未未：是的。美国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生活在所谓“民主”国度。这是西方所标榜的，但至少在我24岁到36岁这段时间里为我能够修复自己的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条件。那里使我能够自由放任，不说胡作非为吧，至少是没有人会使我的尊严有所伤害。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南风窗》：美国的经历对你的表达方式或价值观有什么影响？ 　　艾未未：价值观方面多一些。在美国，我们烧烧国旗、游行示威好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大概是1987年、1988年吧，有一次，警察想把我们的公园优化一下，变成一个漂亮的公园，实际上那里是流浪者和嬉皮士聚居的地方，我们不希望他们优化。我愿意他们住那，虽然我不住那。我们就上街闹，刚好我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交给专门监督警察的纽约民主自由协会。这些照片直接导致一个警察局局长的下台，还处分了几个警员。这个运动持续了一年多。 　　有一天，我回去，站在街角，忽然就很奇怪我怎么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0年。我也没拿到学位，也没拿到美国身份，有点像个流浪人，因为没有家也没有财产，到现在我也不会开车，该没有的我还都没有。还好，我没有轻易地去依附于某种价值。我空手而去，也空手而归。 　　《南风窗》：此前在国内你的身份是艺术家，但最近两年你开始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艾未未：其实我是自然进入的。最初是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讲钟南山丢了一个电脑，就说还是要保留收容遣送制度。以我的美国经验，一下子就觉得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如果你们去看我最近的一个展览，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中国如果有30万留学生的话，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参加过反海湾战争示威游行的。我也是唯一一个在美国本地参加了很多反警察暴力的抗争，还有维权的游行，无论是组织还是报道。当时我的照片《纽约时报》、《纽约邮报》都用过。我针对的是系统和体制，实际上维护的是个人的权利和价值。我在90年代末就已经意识到，个人权利和系统与体制之间可能就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矛盾。 　　《南风窗》：你觉得未来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变革的话，什么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艾未未：全民的教育。这一块在中国已经彻底塌方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太多去谈。我多次提到为什么我最信任80后，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最彻底被教育所荒废的一代。他们是被教育遗弃的一代，这使他们转向了网络。网络是一个机会，杂草丛生，他们进入到荒原当中，有可能发现珍稀的奇花异草，也有可能死在荒原之中。但是我认为至少他们是有可能的。 　　《南风窗》：未来你会变成一个公民教员吗？ 　　艾未未：公民教员我做不了，我只是在做自我教育。如果我不做自我教育的话，我会失去兴趣。我从我们做名单收集这件事开始，政府的反应、民众的反应、警察和参与者的心理变化，以及志愿者写的报告，他们个人家庭里发生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比任何好莱坞大片好看，都会让我或伤感或激动或愤怒或感动。我们出去的过程，要翻山，要过河，有时天会黑，有时会下雨下雪，我不认为我们真的会走到哪里，但你如果不让我们去走、去感受又不可能，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利去感受这一切。这是我大概能够想象的。 　　我希望我的行为和我的做法为大家提供一个借鉴，大家可以认为我这个人很无知、很不安分或者很无聊或者很想出名，也可以认为这个人做这件事也许有意义，或者说我们会产生某种信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做。做和说是不一样的。做事可以很清晰的，有清晰的意图也有清晰的结果。 　　以后，我准备做一个公民发布会，把我未来要关注的10件事公布出去。我觉得任何一个维权的人，都同时也在维护别人的权益。我现在是20岁，我是80后。> 来源：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485/page/1

艾未未：没有用的钱是没有价值的 《商界时尚》 2010年01月13日 文 丁杰静 摄影 刘丁 刘辉 商界时尚2010年第一期封面人物：著名艺术家艾未未 　　非要定义艾未未为“艺术家”的话，估计他会要求被归为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那一类——他们都相信并践行“艺术创新是促进社会复兴的无害的乌托邦”。 　　跟艾未未谈艺术？ 　　这恐怕不是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初衷。 　　因为就算他找来了千年历史的古罐，再给它做个“可口可乐”的文身；拆掉百年的明清家具，生生拼出个纠结的、匪夷所思的三条腿凳子；横跨建筑、绘画、雕塑、摄影、影视、策展这些领域并扑腾出了高知名度；遍布德国、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地的成功个人艺术展⋯⋯这样的艾未未，最多会小有名气。 　　跟艾未未谈名人帮？ 　　媒体早就互通有无，串出了相关的系列人物：父亲艾青带着全家流放新疆，半穴居的生活贯穿童年；上世纪80年代揣20美元跑去混迹纽约下东村，10年的镜头里拍下了陈凯歌、顾长卫、谭盾、冯小刚、北岛、舒婷⋯⋯这样的艾未未，至多能找到他特立独行与颠覆性格的出处，但无非是些过气的陈年旧影。 　　事实是，在当下中国，他创造出的另一种独特气场导致了他的火暴：艺术、社会、政治、商业、文化、人民……通通纳入了他观察以及表达的范畴，并得以糅合，再被他以一贯的喜怒无常、一针见血、颠覆世俗的艾氏风格演绎或点评：炮轰他不屑的名人、制造1001个中国人游览卡塞尔的“童话”、坚持对四川地震中遇难学生的公民调查⋯⋯有人说这是典型的哗众取宠，也有人乐得搬板凳看热闹，而还有一些人，可能受惠其中，可能拍手叫好，进而掂量这个人的存在价值，甚至思考他有意无意间对社会形态以及文化机制的质疑、破坏和重建，会不会造就中国版的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因为这位上世纪的德国艺术家曾经说过，艺术具有革命潜力，而艺术创新是促进社会复兴的无害的乌托邦。 　　若是这样，哗众取宠、颠覆传统又何妨？ 　　就好像，在父亲艾青的时代，国人会被“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样的诗句感动；而今天，人们更喜欢听艾未未愤怒地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那一定是有脏东西掉进去了。” 　　——因为你可以体会成周星驰式的调侃无厘头，还可以有深刻的、狂野的其他联想。 　　艾未未：别息怒 　　“艺术光扑腾两下是不行的，你得持续扑腾。” 　　艾未未涉猎的艺术领域颇多，比如他的房子就是让其声名远播的知名建筑作品之一。 　　先穿过绿竹茂盛的庭院，其间慵懒肥硕的猫猫狗狗不时出没，爬山虎肆意蔓延在青墙之上，身着对襟棉袄的艾未未眯着眼，陶醉地赞叹着北京冬日的美好，偶尔用资深摄影的架势戏谑我们摄影师的构图：“我背后不能有天线？中国什么没有你还怕几根天线？你怎么这么自卑啊？”众人大乐——彪悍的艾氏幽默果然百闻不如一见。 　　推开门，终于看见坊间盛传的经典艾氏建筑：室内能去掉的阻碍一律消除，屋顶挑高，异常空旷；马桶在二楼呈开放式摆放，因而更像一件家具；通往二层的栏杆也只是一根铁管⋯⋯整个一包豪斯建筑的“仓库”范儿。而“仓库”中央，堆有一座小型的“瓜子山”，从数万颗中拣出一粒来，竟应和了门牌上的名号“Fake”，原来全是纯手工绘制的灰白色纹路陶瓷葵花子。这件作品又想表达什么？艾未未的艺术思路，总是出其不意，让人“防不胜防”。 　　BM:这一堆足以乱真的葵花子要表达什么呢？ 　　A: 《葵花子》其实是个无聊但又有意义的作品。用景德镇陶瓷做的，经过1300摄氏度烧出坯胎，80多个人用一年多时间绘制出来的。它们对我来说有着复杂的联系。让我想起遥远的计划经济时代，当时最幸福的就是看电影时能吃上一小包葵花子。另外，从葵花子又想到向日葵，想到凡•高，想到红太阳(14.11,0.00,0.00%)和政治核心，想到无数的幼小果实，想到榨油，食用葵花子油的地区⋯⋯很多东西会包含在里面。 　　BM:说到作品展，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很多国家办展，自我感觉如何？ 　　A:很多吗？也没统计过。不过不客气地说，我确实是在国际上“蹿”得最快最高的一个中国艺术家，最短的时间里“蹿”到最高的位置。 　　BM:为什么能“蹿”出这种成果呢？ 　　A:因为“蹿”本身就要你付出很大代价呀，你单位时间经过的事件要比别人多，距离比别人远，证明你精力旺盛，跟长跑一样。“蹿”的过程中居然没死，就会往前了。光扑腾两下是不行的，你得持续扑腾。 　　BM:那“蹿”在建筑、雕塑、绘画、摄影、影视、策展⋯⋯这些事儿中哪些让你最有乐趣？ 　　A:我喜欢的是变化，喜欢的是下一个是什么。我不太在意是什么领域，做完了才知道。比如盖了房子人家说，哦，这是建筑。诸如此类。摄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都没有当回事儿。有人跟我说，你这儿有一万多张照片呢，我洗出来自己看着也挺新鲜的，那个时代里的事儿，拍的时候也没想过会展出来。 　　BM:是这种不自觉的敏锐成就了你？那艺术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A:说实话，我都不太去看展览。任何开幕式，任何文化讨论都不去。中国最早做画廊的就是我，1997年我们做了艺术仓库，我自己是策展人，也做艺术评论，艺术仓库现在是非盈利化，用来扶持当地艺术家。它今年会有一个关于文献的展，作者收集了自1949到改革开放的笔记本。那时候大家都记日记，一页一页写得很仔细，现在是废纸了，从废纸摊上搜集来的几千本，记录了几十年来人们的心情。 　　今年我做了两个大展，一个是在东京的Mori博物馆，另一个是在慕尼黑。两个展是According to what(靠什么呢？)和So sorry(非常遗憾)，差不多记录了我过去十年的作品，当然里面有很多强烈的个人表达。其实日本对中国人是很傲慢的，这是第一次做中国人的展览，德国这个馆也是。做这样的大展实际是双刃剑，一方面你确实会获得很大的关注，但另一方面你把自己完全暴露给了所有人，所以要特别谨慎。到了一定位置上是没有借口的，没有人要听这个，自己也说不出口，这种压力其实很大。跟打仗一样，你要么是死，要么是活，要活下去的话其他的都不重要。 　　BM:为什么你的艺术展都在国外办？你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艺术氛围有变化吗？ 　　A:因为没人让我办呀(笑)，一般的商业小画廊我又不屑去做。其实要想把话说透了，说得完整，现在还不能特别随心所欲。 　　BM:那整个中国艺术界你怎么看？ 　　A:说老实话，我不太看，因为挺耗时间，要跟人打交道之类的。每个人各有所长吧，我不擅长这个。 　　BM:跟你谈挺自然的，但有些艺术家不太好沟通。 　　A:那是他们不自信。用术语把谁都弄懵了，其实他们自己比较懵。哪有讲不清楚的话啊！ 　　BM:艺术展之外，你还有遍布全国的或商业或文化的建筑作品，建筑设计上你有哪些理念？ 　　A:其实我们的设计过程特别矫情，设计从大的概念，到园林，到每个材料，到最后⋯⋯实际上我们希望做到任何东西，包括用品、构件，都希望做到，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不做建筑，因为我觉得我们做不到这一步，做不到就不做了，像鸟巢之类的都没让我善终。所以建筑全是伤心史，每次做到最后就一个字儿，靠。在中国，设计师在建筑项目中占的成分比例太低。在国外做设计师很容易，各行各业标准都很高，比如材料商给你推荐最好的，他能理解你的意思，会给你做完善，结构师会给你做完善，最后你的设计作品出来，常常会比你想象的要好。 　　BM: 你说过，“我做的任何事儿都是艺术。我做的任何艺术又都具有社会性”。那你认为国内外的媒体对你感兴趣，是因为艺术呢，还是因为种种⋯⋯ 　　A:因为种种。因为中国是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中愿意说、敢说清楚的也不多，也因为我个人是中国话题的一部分，或者说中国是我个人话题一部分。我觉得，今天的事情都是相关的，列宁说，世界上任何事和任何事都有相关性。我的生活，很像是早年往棋盘上随便撒了一把子儿，后来看每个子儿都活了。最后的收官也很重要。我现在基本上在收官阶段了。 　　BM:你预备怎么收这个官呢？ 　　A:不知道，我也一塌糊涂，嗨，最差不就是满盘皆输嘛，满盘皆输对我已经不是个事儿了。 　　BM:是不会出现这个结局吧？ 　　A:嗨，出现也就是我自己的事儿，损失是我自己的。“获得”那部分，肯定能对别人有点好处。 　　（BM=BIZMODE A=艾未未） 　　身着对襟棉袄的艾未未眯着眼，陶醉地赞叹着北京冬日的美好，偶尔用资深摄影的架势戏谑我们摄影师的构图：“我背后不能有天线？中国什么没有你还怕几根天线？你怎么这么自卑啊？”众人大乐——彪悍的艾氏幽默果然百闻不如一见。 　　艾未未：别息怒 　　“没有用的钱是没有价值的” 　　很少看见有媒体跟艾未未谈钱，毕竟不好让艺术家与孔方兄为伍，而且是越著名越问不出口——但其实我们都明白，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因素，就算它可能不是“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间的桥梁，它也至少影响某个人的某段生命。比如2007年，艾未未向卡塞尔文献展提交了作品《童话》，1001个中国人飞往卡塞尔，旅游、行走、思考⋯⋯都是艾未未的艺术记录，也都是他来买单。这是一个奇妙、通俗而感人的作品，但若没有3000万元的经费，它便不能诞生——好在艾未未是个有趣的人，能谈钱，甚至还顺带着想起了那些由钱串联的生动回忆。 　　BM:不记得在哪听到的结论：艾未未是个很好的商人。虽然这结论跟你的形象对不上号，但仍然想一探究竟，毕竟你有那么多的“业务”。钱从哪儿挣来的呢？ 　　A：我来跟你讲钱的事儿。我父亲挺聪明的，但我一辈子没听他说过一个钱字儿，不知道这“钱”在他嘴里怎么发音。一年了一双布鞋也穿不破，睡觉了把它摆得整整齐齐，被子掖得好好儿的，就跟没睡过似的，一点儿动静没有。一件衣服能穿好几年，所以我们小时候对钱没太大概念。接着就去了美国，一去美国傻了，揣着几十美元到了美国，第一个星期就得上街去打工，挨个儿敲人门，当年干的活就是给美国人洗碗，接孩子，你不会英文只能干这些。但是我从来没把挣钱当回事儿，我想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挣钱有问题呢(笑)。后来有人给我算了一卦，那时我才20多岁，他说未未，你到40多岁，这钱就是滚滚而来，那时候你就如日中天。我说，啊？还能有这事儿？因为当时我惨到天天去大西洋(15.44,0.00,0.00%)城赌博挣点钱，我一听就觉得彻底开拓了：不用挣钱，40多岁会钱很多的。这事儿还真灵验了，我应该找算命的人去还愿。 　　BM:那这从无到有的点是什么呢？还记得吗？ 　　A：说老实话我想不清楚这个点。我回国有6年是没事儿干的，1993年回国，就出点地下刊物，怪艺术的。然后到市场去抓抓漏，跟马未都似的，我们都属于眼睛贼亮型。那时候不叫淘宝，没这词儿，我们叫抓漏：你看见了，别人不知道，也是一种职业犯罪吧，就是明明知道这价值高，你给的价钱还倍儿低，特高兴。我眼力相当好，占便宜就占在眼力上了，真的。 　　BM:你在这上面发财了吗？ 　　A：我可以发财，但⋯⋯我也盈利，但不能说发财，发财还是近两年的事儿。其实在美国待的12年就做过一个展览，一张画没卖，然后朋友说我买你一件儿吧，实算就3000元人民币，这就是我的艺术纪录。一直到2004年，我在这儿建了这所房子，有几个很好的建筑师来这儿看过，后来日本的一个著名建筑师在深圳做报告，他说没看见有太好的建筑师，除了艾未未我觉得好。当时人家想，谁是艾未未啊？我就突然间变成了一个特别著名的建筑师。后来加上我本来对建筑的兴趣，就真盖了不少房子，盖房子在那个时候也很挣钱的，我就觉得我特牛，做什么都能挣钱。2004年有个瑞士的画廊请我做展览，我想也做了这么多年艺术了，那是个好地方，展览以后，我就比较受到注意，在艺术界又开始我新的生命。 　　BM:像你说的，自言自语的想法也有投资人立马拍板实施，这种无形却非常强大的“投资号召力”气场是怎么形成的？ 　　A：我觉得我有巨大的欺骗性(笑)。主要是有一些判断力和经验吧，至少有人愿意为我出这个钱。钱够花，这辈子也绰绰有余。像我这样，离有钱差太多了，但太有钱的人能做多少事儿呢，也未必。钱最终怎么去用，才体现出它的价值，没有用的钱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同样是没有价值的。怎么把有限的资源做大，这个实际是我真正的能力。 　　BM:你说生活就是要“诚实、简朴、充满个人乐趣地生活”，具体是怎么个过法儿呢？ 　　A：我认为的诚实简朴是这个意思：在说谎可能给你获得很大利益时你不说谎，那叫诚实，你本来没有获大利的可能而去诚实，那不叫诚实；简朴也是说在你可以奢侈时你不奢侈，那才叫简朴，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贫民，那不能叫简朴，因为不是你的选择，你是被迫简朴。 　　钱最终怎么去用，才体现出它的价值，没有用的钱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同样是没有价值的。 　　在说谎可能给你获得很大利益时你不说谎，那叫诚实，你本来没有获大利的可能而去诚实，那不叫诚实；简朴也是说在你可以奢侈时你不奢侈，那才叫简朴，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贫民，那不能叫简朴，因为不是你的选择，你是被迫简朴。 　　“我其实不管什么社会，它应该是一个快乐的社会。” 　　周六大清早，艾未未已经端坐在电脑前，只是新浪博客的一亩三分地已经被“地主”收回，他只好做些英文的智力测验解闷儿——三年多来他在博客上发了2700多篇文章，几乎成为“全世界博客中发得最猛的一个”，但在此地话语权的消失，只是一夜之间，“其实很简单，人家求着你开了，人家自主给你关了，甚至没有一条‘抱歉，给你关了’的短信”。 　　工作室的一面墙上贴满了四川地震中遇难学生的名单，它来之不易，而结尾处的数字已经是5193；另一面墙上，有一句话被几种不同的鲜艳字体写了好几遍：“她曾在这个世界上开心的生活了七年”——与此同时，在德国慕尼黑So sorry的主题展里，这句话由9000个特意制作的背包组成，作品被命名为“Remembering”，以此纪念汶川大地震。 　　在大门口拍摄时，我们还遇见了驱车前来的艾妈妈，艾未未一拍脑门：“真邪性，我妈很少过来，这是要地震了吗？”虽然他在后来的采访中强调：“这就是生命的奇迹，在血缘上如此相近，但是我妈可以完全不了解我。”但私底下，我们很愿意记住艾妈妈跟我们说的两句话，第一句是“报道要小心”，第二句是“艾未未是个好人”。 　　BM：新浪博客关闭之后，表达的窗口会不会少一些？ 　　A：不会的，我是一个艺术家，表达是我生存的一个最基本条件。四川的调查我们仍然在做，向四川省政府发出了要求信息公开的信，里面详细列出了上百条问题，问得非常仔细，比如说教育、建设、民政，或者是公安，包括学生的基金会，他们怎么样做的，我们会在法律允许的框架里做很多事情，这个社会其实太多事可以做但没人去做，空洞太大。 　　BM：有回复了吗？ 　　A：到11月的24号是他们的截止日期，按照国务院的规定，他们要不回复我可以起诉他们。 　　BM：你一直在跟踪这个事情。 　　A：对，如果有5000多学生死了，我们还不跟踪这样的事情，那我自己的心里是要受到某种审判的，这是我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BM：墙上贴了5000多个学生的详细名单⋯⋯ 　　A：都是一个一个找到的。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受到过各种各样的待遇，但是这并没阻挡我们找到这5000多个名字。 　　BM：之前有人说你做建筑、做艺术，但你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 　　A：这样说也可以。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说了一句话我挺感动，他说，我们是为那些丧失了生命的人活着的。他没有讲其他东西，他说其实我们能生存下来就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那我们肯定是要生存在时代基础之上的。如果一个社会拒绝承认它的过失，那么它可能是一个不愿意进步的社会。 　　BM：你面对困境时，有时会不会产生挫败感？ 　　A：我每天都有挫败感，但仍然是乐观的，我觉得乐观是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必须去庆祝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是天赐的太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们甚至可能至死都不能理解它，但我们放弃了这点的话，那真是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待着了。这个世界，最终人们还是向往自由的，只是大家想象力和能力的问题。 　　BM：那在未来的社会里，大家应该有怎样的想象力和能力呢？ 　　A：我喜欢那些天真的、无知的，还没建立经验的人，他们是最有希望的。还有很多是方式问题，比如维特斯根坦说过一句话：门是向里开的，而这个屋子里的人如果想出去，一直在向外推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门怎么永远是锁着的？实际上门是开着的。我们的思考也常会这样，实际上我们就是社会的一部分，由于我们没有作出另外一个选择，才更加促使了它是“这样”。如果我们每个人在同一分钟说了一句话，这个世界早改变了。我觉得这样的时代太长了，做人就是应该明白一点，直接一点，勇敢一点。(停顿)但话太多了可能折寿，我知道。(笑) 　　BM：你做这些事时对自己的心理期许是什么？ 　　A：首先是为了我个人活得痛快一点儿，我也毫不否认和我一样的人很多。如果这样的事能让我痛快，也会让很多和我一样的人痛快。 　　好像我盖一个房子，盖好让人拆了，但我盖好它就已经成功了，拆呢，是另外一个人用另外的逻辑来做这个事情。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以他人的逻辑来限定我们的行为方式的话，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成功。你没什么可成功的。成功无非是你把个人的理念完善化了，在那一刻你成功了，去行动去付出努力，这时候你已经非常成功，所以在我所有的问题上，至今没有觉得我有什么不成功。因为我不会用社会的价值框架来判断我，所以它也很难伤着我。 　　BM：你在国外很多年，也没有换国籍？ 　　A：我很懒。我不愿意放弃我的经验吧，说得矫情点儿，苦难也是生存经验的一部分，如果放弃这个的话，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是不诚实的。没有放弃，我说话就比较硬，因为我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不用被人说，你能说话是因为美国国籍，那我不是美国国籍，我说了这话，和你承担一样的可能，对不对？那你还说什么呢？ 　　BM：那你期待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 　　A：我其实不相信绝对民主，但我觉得至少人活着，生活、生命上要有一种参与感，要有动力，年轻人要感觉到有希望、有热情，有些社会是不给年轻人这些机会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社会是罪恶的。其实只要有这样的机会我不在乎它是什么样的社会。说到底，是要体现在人的生活品质上，生活品质就是我们对生命、对他人的愿望有多尊重，我不管它叫什么社会，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快乐的社会，不是一个只有少数人为非作歹、为富不仁的社会。 　　如果一个社会拒绝承认它的过失，那么它可能是一个不愿意进步的社会。 　　因为我不会用社会的价值框架来判断我，所以它也很难伤着我。 　　眼神： 　　眼神犀利、稍有睥睨之意，果真是艾未未的“心灵之窗”，准确表达了他遭遇不平之事的一贯态度。 　　鼻翼丰满： 　　鼻翼丰满之人，有野心，骄傲、自尊心超强。鼻翼象征财库，宽则喻能蓄财，也擅于经营自己，事业有成，还有钱滚钱的命——这似乎很符合艾未未讲的自传故事。 　　人中部位： 　　人中部位胡须密生，通常精力充沛，决断力很强，且富有积极的行动力，成功的机会较大。 　　下巴： 　　下巴方正，带骨有肉之人，往往性格很刚烈，做事通常直来直往，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可以用生命、时间来换取。 　　眉毛： 　　ㄟ字眉往往代表高傲、固执，相信自己胜过相信别人。艾未未热爱质疑，但在自己之外他也信仰年轻一代“新的经验。” 　　皱纹： 　　眉间一根纵纹的人个性强烈，严以律己、严以律人，经常强力去推动某事物，思考力、判断力、预见性均为卓越——因为当他“身心俱疲”时，这道皱纹才会出现。艾未未说：“我也就还能蹦几年，以后都看你们的了。” 　　两眼间距离较近： 　　两眼距离较近之人个性急躁、具备强竞争力，做事讲求速度，乃爽快之人——比如艾未未列的问题清单必须准时得到回复，不然他会“起诉”。 　　沿着鼻翼两侧，刻划着很对称的法令纹： 　　对称的法令纹表示能自立更生，劳碌而长寿，但经常有头痛——远至艾未未在美国十几年的折腾，近到去四川后额头右侧的新疤，看来“头痛”总是难免。 　　胡须： 　　有光泽、柔细且富有弹性的胡须，往往性格高贵，多得人助。老爱开炮的艾未未一路树敌不少，但“好他这一口”的，估计也不少。 　　下巴的两旁： 　　下巴两旁的面积与来自部属、同僚、投票群众的支持拥戴成正比，越丰满越不愁寂寞。 来源：http://www.chinavalue.net/Media/Article.aspx?ArticleId=53147

吴玫、曹乘瑜：《网络推手运作：挑战互联网公共空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2009年冬，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的一个分会场上，不少与会者正因被大量信息连续轰炸而有点儿昏昏欲睡的时候，一场关于“网络推手”的论文陈述打破了沉闷的气氛。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论文中具体的“推手”案例与细节，甚至包括各种价格、流程、操作方法。论文作者之一、时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的曹乘瑜花了两个月时间，应聘参与到“网络推手”公司产业链的几个不同环节，做了一次“卧底暗访”，换个学术点儿的词，也可以叫做“人类学民族志观察”；而另一位作者，澳门大学的吴玫教授则敏锐地发现这个话题非常值得重视，原因是它对互联网公共空间的侵蚀。这篇论文也给会场带来了热烈的讨论，例如有人认为公关和营销公司是商业公司，那么它们以赢利为第一要务则是无可指责的，不能用道德来指责其行为。这一说法的谬误之处姑且不论，起码反映出在当时人们对如何评判“网络推手”仍然是众说纷纭的。 一年多以后，由这篇论文生发而来的著作《网络推手运作揭秘：挑战互联网公共空间》终于面世了。此时已是2011年初，“网络推手”这个名词，经过各种媒体的广泛报道和网络热议，几乎人尽皆知。但此书仍旧是中国第一本专门研究“网络推手”的著作。其特色还包括：一、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二、将“网络推手”的商业现象与互联网公共空间的政治生活相联系的理论框架；三、较充足的个案；四、对在西方国家较为流行的两个概念“口碑营销”、“病毒营销”的论述，包括定义、发展脉络、相关理论、运作与监管等，并最终发现“网络推手”是一种病毒营销的中国变体；五、对欧盟、英国、美国、中国等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业公约等的梳理对比。因此，本书非常值得社交媒体营销业界人士、关心互联网公共空间的学界人士、以及有关政府部门人士阅读。 《网络推手运作揭秘》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并不枯燥，关注的是现实热点问题，行文明白晓畅，不乏生动案例。同时它又具备学术著作应有的严谨，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对概念的界定。要知道，通过互联网乃至社会性媒体从事营销的企业和人员已经相当之多，他们辛苦的劳作是不是都应该叫做“网络推手”？是不是都带着某种“原罪”？如何避免不加区别地打击掉整个行业？ 此书对“网络推手”的定义是：它是“一种新的网络营销、网络公关现象”；“基本程式包括：通过企业运作模式，组成受雇发帖人网络，并通过一系列有组织有策划的隐性网上操作，来制造话题、操纵流量、推动某种议题信息的扩散，从而影响互联网上的信息舆论动态”；“具有资本性、隐蔽性、有组织性和快速扩散性等特点”（第1页）。 而此书对“网络推手”的态度也是鲜明的：“这种……推手运作操控侵蚀了普通网民相互交流讨论的空间，违背了现代社会公共信息传播透明性、客观性、真实性、公共性的基本原则，有悖公共社会诚信的道德理念，玩弄了广大网民的参与热情。……这种人为制造虚假的‘舆情’、‘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企业间的正常与规范性的市场竞争秩序，并有可能导致某些利益集团利用网络制造‘民意’，干扰国家同各级政府对真实民情的了解与决策。”（第2页）。 我相当认同此书作者的定义和态度。事情的关键不在于你的目标高尚或卑下，是为了大国之稳定或兄弟之饭碗，而在于你的手段，是不是逾越了伦理的底线，有没有遵循起码的诚信和公开。营销无罪，赚钱有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广告或宣传，必须明确披露这是广告或宣传。 可以看看本书中给出的一些例子。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2009年10月5日出台新修订的《广告推荐与见证的使用指南》，其中规定，博客作者如果以收取现金或其他酬劳来交换撰写产品评论文章，就被视为产品宣传，必须披露他/她与所宣传产品或服务的广告主之间的联系，否则可能被罚款11000美元；在twitter或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中同样应遵循此指南（第68-69页）。 美国最大的口碑营销行业协会“口碑营销协会”（WOMMA）在2005年发布了WOMMA道德守则，基本原则可被归纳为“诚信ROI”： 诚信的关系：你告诉人家你为谁服务； 诚信的观点：你告诉人家你相信什么； 诚信的身份：你永远不会撒谎你是谁。（第180页） 欧盟的《不公平商业行为指令》明确禁止商业运作中的误导性遗漏、媒体中的新闻部分刊登经营者付费的推销内容却不标明其广告性质、专业经营者伪装成消费者行事。（第184页） 英国的《不公平贸易消费者保护法》（法律性质）和《非广播广告、销售推广与直接营销守则》（行业自律性质），禁止经营者和营销者假扮成消费者，“营销传播不得虚假声称或暗示营销者是一个消费者，或者其在进行自己行业之外的贸易和商业活动；营销传播必须明确显示自己的商业目的”。（第198页、207页、211页） 很显然，“网络推手”严重违背了上述这些法律规定或行业规范。我们当然不会天真地认为，在欧美国家就没有类似中国的“网络推手”行为。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有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公众舆论划出底线何在，界定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种状况比我国的有关现状已经要健康得多，理想得多。它们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便在于守护社会公共信息环境的公开透明、真实客观。 我国的现状是什么？一批以“网络公关公司”、“网络营销公司”自命的企业，在全国雇佣了数以万计的廉价劳工，占据几乎所有人气较旺的论坛，主要行为便是替“客户”攻击竞争对手、张贴广告软文、策动流行事件，同时也通过收买论坛的管理员与版主来删贴封贴。其中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在2008年艾瑞营销年会上登堂入室，公开称自己“先后服务于100多家知名公司、相关行业的领军企业，拥有监控10万个论坛及维护言论的能力，拥有1000人的营销队伍，拥有独到的网络言论监控系统，可以第一时间提供网络言论的监控报告，同时对相关言论作出反应”。“网络推手”的另一种变体是“网络打手”。某些公司按照其客户需求进行策划，雇佣并组织大量发帖人冒充普通网民在网上密集发帖，攻击、诋毁、诽谤客户的竞争对手，试图影响其正常运营。 [ 1] “网络推手”或“网络打手”之盛行，甚至令得公关业内人士感叹：“哪里还有网络民意？网络民意已经捏在少数人的手里了。” [ 2] “网络推手”作为市场力量对网众传播的一种畸形介入，隐蔽传播者的真实身份、真实意图，制造或捏造新闻事件，其泛滥损害了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增加了公众获取真正需要的信息和新闻的成本。然而目前却缺乏相应法律法规，也缺乏相应的行业自律或社会公认准则来约束“网络推手”的种种行为。 一个社会里难免有杀人放火，可怕的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骸”，“成王败寇”而百无禁忌的思想深入民心。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网络推手”又仅仅是我们社会中信息操纵的恶劣行为之一种。在缺乏相应制度和道德约束的前提下，各种利益诉求将以某些扭曲的形式来实现，我称之为“信息操纵”（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百度“竞价排名”业务。当搜索引擎成为网众最重要的信息过滤机制，当百度成为超过七成中国网民搜索的首选，它已经成为公众所依赖的重要媒体。对搜索结果的排序，如果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而且又缺乏任何监督机制来限制究竟什么关键词是不可出售的，那么将导向一个金钱决定民众知情权的社会，出价高者获得关注，出价低的变成“不重要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信息操纵。正如各国新闻法规或新闻伦理都限制将广告伪装成新闻兜售给受众，与“相关度”和“重要性”相关的搜索结果，又怎可待价而沽。 “竞价排名”外的“公关保护”，是搜索引擎、网络媒体或各大社会性媒体所有者的另一种信息操纵方式。当“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被曝光后，网众间流传一则据称是某公关公司向三鹿公司提供的“危机公关方案”，其中的重要谋略便是“与‘百度’搜索引擎媒体合作，拿到新闻话语权”，具体而言，给予百度以一个自然年度500万元的广告投放，即可在百度上享受新闻公关保护政策——通过百度将难以搜到广告企业的负面新闻。这份文档难辨真伪，但随后百度公司在舆论压力下的公开声明，承认了类似公关计划的存在，只不过百度“严词拒绝”了它。其后，百度汽车频道营销的演示文稿又在网上流传，其中“PR保护：删除负面新闻，提高品牌信誉度正面舆论引导”，以及危机公关中“在网页搜索中屏蔽链接（活链）”都被百度作为重要“增值服务”向客户推荐。搜索引擎在当今社会堪称最为重要的公众信息服务和新闻把关人之一，然而在伦理上却并不被以新闻媒体的标准要求。因此，才屡屡有人以“市场行为”而非“公益服务”来为这些信息操纵行为作抗辩。 如果说，上述行为是对信息的排序或呈现加以操纵，从“把关人”的环节施加操纵，那么所谓“网络推手”、“网络打手”则是直接发动和参与网众传播。 [ 3] 一个重点在“推”，造势抬轿吹嘘；一个重点在“打”，诋毁砸场咬人。他们是冒名顶替的网众，特点在于其被雇佣关系、虚假的身份、明确的目标、被指派的观点。 而“网络推手”的泛滥，与各大网络媒体的默许甚至合作有莫大关系。“推手公司”和网络媒体的编辑、版主们之间存在丝丝缕缕的“人情关系”或“利益关系”。不论是给“推手”们的发帖“置顶”、“加精”、“推荐”，又或是删除指定的负面消息，在业内都成为可以交易的事情，这样的“潜规则”甚至包括了公认的价格表，例如，全国十大门户论坛，一个帖子置顶精华一天价格是260元，一周是1500元。 作为消费者的网众在商业领域被冒充，作为公民的网众则在政治领域被冒充。所谓的“五毛党”、“五美分党”或“网特”成为频频见诸媒体报道、偶有相关文件流出的“隐形组织”，受雇于人，以匿名身份发表某种特定立场的观点，影响和控制舆论，为政治目的服务。显然，指望这些冒充者实名出现、广交朋友、成为网众也是不大可能的。 在最近五六年间，中国才开始出现“网络评论员”这一引发争议的新名词。从各级政府文件到各种媒体报道，我们可以得知，来自党政干部、高校学生、社会人员的许多专职或兼职的“网评员”正活跃在互联网上，对新闻时事和社会现象发表评论观点，以达到“正确引导舆论”、“占领舆论阵地”等目的。例如《环球时报》英文版的一篇报道，提到了甘肃、江苏、黑龙江、湖南等地政府培训和雇佣“网评员”的情况 [ 4] 。近年来一些国外媒体，如《纽约时报》 [5] 、《卫报》 [ 6] 、BBC [ 7] 等，均对此有所关注和报道。 在“网络评论员”中间，有一部分是以实名或较为固定的身份发表文章，例如在一些新闻网站、门户网站开设时评专栏；但更多的则是以身份模糊且经常更换的ID来发表观点。这两种方式的差别，有些类似于网络营销中光明正大地亮出企业身份的营销，和雇佣“网络推手”冒充网民炒作的营销的差别。 “网评员”作为一种互联网规制和舆论管理的方式，政府期望它能在消除网络谣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府与民众彼此了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冒充普通群众的“网评员”行为，却可能带来不少弊端。 首先，“网络评论员”作为一种以国家长治久安为目的的大规模政府行为，应该是光明磊落的，要符合政府信息公开的原则。“网评员”个人既是代表政府说话，宣传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就应该亮出身份，实名发言。隐匿身份的发帖，在网众传播的场域中，明显无益于增加发言权威性和可信度，损害了传播效果；同时也不方便社会公众监督其工作绩效与报酬薪资是否相称，可能滋生腐败。《中国青年报》就曾发表评论文章，呼吁“网络实名制就请政府带头并从政府网评员做起吧”。 [ 8] 第二，在网众传播中夹杂大量冒充普通群众的“网评员”发布的信息，将影响政府对社会真实舆情的掌握。胡锦涛在2008年6月20日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近年来各级政府也花了不少力气，通过互联网搜集整理“网络民意”。但如果由于遍布全国的“网评员”的积极工作，导致搜集来的信息真伪难辨，不知到底是民众的真实观点声音，还是“奉命宣传”的“职务作品”，那么政府“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效果，也难免要大打折扣。 第三，一方面越来越多公众已经注意到“网评员”的广泛存在，一方面“网评员”们却仍然保持着神秘潜伏的姿态，不以真实身份示人。这直接导致在网络讨论中敌对情绪滋长，在众多热点话题上，观点相左的发言者互相猜疑，恶语相向，先划阵营、站队伍，彼此以“五毛”、“网特”相攻击，而缺少了心平气和与宽容理智的讨论气氛。这种令人遗憾的状态，当然不应全部归咎于“网评员”的存在，但这种完全剥离身份、缺乏人际关系支撑的舆论引导方式，确实在不断侵蚀网络化用户之间应有的诚实与信任，给网络表达树立了不良的榜样。所以人们不禁要问，即使目的正当，是否也要考虑“程序正义”？一些政府官员也在思考是否有新的手段。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政府部门应该公开身份直接回应、直接解决问题，比暗中派一批人，用些虚拟网名在网络上发言要好得多。” [ 9] 因此，不论为了经济利益，还是政治目的，形形色色的“冒牌网众”在网众传播场域中从事的传播行为，赚取的是一时的利益，消耗并透支的却是社会成员彼此的信任与社会资本。渐渐地，不少网络化用户看到对企业的评价，不论褒贬，首先想到的是“软文”和广告；看到冲突与矛盾事件，首先想到的是炒作和策划；看到辩论中对主流官方立场的支持或否定，首先想到的是“五毛”或“网特”。这或许是网众们身处当下这个道德底线模糊、管制手段缺乏又处处讲求效率至上的“丛林时代”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吗？我们不应该更加积极地维护身处的公共信息环境吗？ 读读这本《网络推手运作揭秘：挑战互联网公共空间》，思考一下。 ———— 1.《半月谈》：《揭开网络打手江湖内幕》，见“新华网”转载文章. (2009-12-11)[2010-07-01].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9-12/11/content_12630732.htm . 2. 《财经时报》：《传说中的1024：网络打手身后隐现亿元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