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

你为什么总是抓住国家的阴暗面不放？难道你看不到政府做的好事和中国这些年取得的进步？       虽然很少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但却从来没有停止和读者沟通，只不过我采用的方式是写出更多的博文。好在这些年下来，读过我几篇博文的网友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答案。现在去查看一下我博文后面的留言，除了极个别有可能是迫于生计的“专业读者”之外，已经没有人这样质疑了。       但今天，我却想正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是的，我不但看到了国家的“光明面”，而且特别留意政府的每一个“善举”。我把两年来政府颁布的法令和规定、下达的行政命令，甚至对国民行为的道德要求，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做了两个很简单的资料搜寻：       一个是请网友在网络上帮我搜索政府推出某项政策法规之前，大陆网民的相关呼吁、建议与抗争；二是利用呆在西方国家的时候，到图书馆（很多历史资料没有上网）去查询所在国家（主要是美国与澳洲）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情况下推出这项类似的政策与法规的。       这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可能让我比那些质疑我的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进步”与政府的“从善如流”，以及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如下三点：       第一， 中国政府推出“善策”的频率，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不是夸大，更不是阿谀奉承，而是很容易证实的：       只要打开任何一个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连续观察两个月，你会发现，平均两到三天，政府就会推出一个政策与法规，一般都是与改善民生、限制官员权力、促进法治建设有关的。       第二， 让我们暂时离开主流网站的新闻页面，进入博客、论坛与微博，搜索一下政府的某项“善策”，你会惊讶地发现，几乎在任何一项“善策”出笼之前，网民们一定一早就以各种方式、方法提出建议与抗议，并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抗争，有些还付出了多多少少牺牲的代价，       例如，医疗改革、增加工资，改善农民工待遇，拆迁补偿规定，严刑逼供不能作为呈堂证供等等。       第三， 中国目前推出的各项有利民生的政策与法令，几乎没有一项不是西方国家在以前（从几年前、几十年前，到上百年前）早就推出过的。也就是说，经过网民推动，政府从善如流而推出的各项政策法令，都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部分。       例如，中国政府刚刚宣布，明年一月一日开始，禁止在任何室内公共场合吸烟，而这个法令在西方国家也只不过严格实行了十年左右。这对于一个设有烟草专卖局，而且把提高销售香烟当成了政府政绩的国家来说（参见烟草局局长情色日记的网络事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凡是政府（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突然推出了某项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的不得人心的规章制度，一般都会遭到网民强烈反对（有些不了了之）。这时，你去网上、图书馆查阅一下西方国家是否有过类似的政策法规，一般都找不到。       只要不是“逢中必反” 的人，都不会否认我们从网络上看到的如上三个现象，可是，我们却更不能否认现实中的另外一个事实：       政府推出的这些在世界其他国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法规，在中国推出后所起的作用有限，有些甚至在颁布之日起，就变成了一张废纸，有些一推出就变味、变质，另外一些甚至被利益集团劫持，为他们捞钱保驾护航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或者我们这样问一下：是否有可能在保住唯一一点不与世界接轨，在其他领域大搞“全盘西化”的情况下，实现中国真正崛起，实现和谐社会呢？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的那“唯一一点” 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在推动的事业：       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行政治民主化，限制并制衡绝对权力，获得政权的合法化。       实事求是地说，除了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接轨与政治民主化之外，中国在其他方面与西方接轨得又快又狠。       有时从西方回到中国大陆，我会有一种滑稽的感觉：我从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理想中的“社会主义” 国家，回到了课本上读到的那个“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如果不看电视新闻的话，就物质和文化层面的中国来说，甚至已经比一些西方国家更“西化”了。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值得大家思考。       第一个是：当今这种保住那“唯一一点” 不变，却在其他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改善民生、与世界接轨，甚至“全盘西化”的做法，是否最终会促进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呢？       第二个方面是反其道而问之：是否有人正是在使用这种“改善民生”，以及除了政治制度领域之外的“全盘西化”，去刻意阻止最后那“唯一一点”不被西化？希望继续保持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       这些年，我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有些人不遗余力引进其他先进国家的“普世做法”，却坚决拒绝这些“普世做法”背后的“普世价值”理念。       我认为，这一现象正是造成当今中国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一些年轻的网民和一些左派们看到了这种混乱的现状，却看不清本质。他们不明白，本来为了民众利益的改革措施为什么最终损害的却也是民众的利益，于是他们中出现了反对改革的声音，反对“普世价值”的声音，主张倒回到毛时代，甚至回到唐宋那种盛世中国。 殊不知，当今中国的乱象，正是因为引进了“普世做法”却没有吸收“普世价值”造成的！       这种做法还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我举个最近的例子，经过这两年多来不断被网民曝光的中国看守所里无奇不有的死法（躲猫猫、喝水与睡觉死亡法等等），以及屡见不鲜的屈打成招事件，中国政府“从善如流”地与西方接轨了：       宣布行刑逼供获得的“证据”不得用于判刑之用的规定。       ——咋一看这个消息，小民们感激得内牛满面。这不是“洋奴”们朝思暮想的向美国和澳洲看齐吗？你不赶快感激咱们政府从善如流，还在那里嫉恶如仇？       可稍微一想，不觉惊出一身冷汗：这种规定的宣布，竟然是党和国家机构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发布到公安、法院等政法系统的！       大家不妨翻阅一下中国的宪法与刑法，宪法里不但有不允许行刑逼供的理念，刑罚里还有具体规定啊，早就白纸黑字在那里沉睡了好多年了。       如果我们有独立的司法，如果我们政府的绝对权力得到监督与制衡，如果所有民众，包括嫌疑犯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行刑逼供就是一种犯罪，还用得着你政府部门如此重视，去用发文件与通知的形式来“规定”？       再说，难道你不知道，几乎所有的行刑逼供都是因为没有司法独立，都有行政权力介入的阴影？（赵作海事件就是当地政法委指示公安尽快破案造成的）单单就这件“善策”来说，我们又成功地用违反“普世价值”的办法完成了一件“普世做法”，你说，我们能够走多远呢？       与世界接轨，引进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做法，更要吸取别人的经验与价值理念。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在某一个相对的时间里，出现了一个以民为本的皇帝或者与时俱进的朝代，并不鲜见，他们采取的休养生息、关注民生的措施，一点也不比现在差多少，可后来又如何呢？       我更怀疑那些期望靠在各个领域小打小闹的“改革”来拖延，甚至阻止政治体制改革的体制内的“有识之士们”。他们只能抱怨自己生活在一个错误的时代：       这是一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觉醒，而中国人也正在觉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民众对自己天生的人权与民主权利，是一定会“得寸进尺”的。       如果那些忙着为民做主，引进“普世做法”的“有识之士们”，生活在唐朝、明朝或者清朝，他们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从善如流”而名垂青史。而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的做法，很可能会让他们成为阻挡历史进程的罪人。       当然，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总是把怨气和希望都集中在执政者身上，那对他们不公平，对我们更不公平。我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答案也并不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在我看来，真正最终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中国的臣民和公民们：       当民众的素质决定他们只愿意当臣民，对于任何一点施舍给他们的“民生改善”都感激涕零的时候，他们其实不配享受更多的权利。       纵观历史与当今世界，几乎没有统治者会主动把“自由”和“民主”恩赐给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为何物的臣民们。       只有当越来越多的臣民变成公民，逐步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你的房子被拆而得不到更多的补偿，不只在于血汗工厂，也不完全是因为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甚至也不在于人民的公仆不肯公布财产，而是在于：民众没有民主权利，官员不是选举产生的，绝对的权力没有受到监督与制衡，……       ——也只有当越来越多的臣民变成公民，真正认识到这些的时候，中国才会走出真正的困境，迎来崛起与和谐并存的时代！       我想，我们应该持这样的态度：不因为政府迟迟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否定他所作的其他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在网民影响下，推出的各项有利民生的措施；但我们更不能因为这些措施而忘记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       我希望，一切改善民生的措施，最终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不应该延缓甚至阻止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即便在政府“从善如流” 的时候，我依然嫉恶如仇，这个“恶”是体制之恶，是绝对权力之恶，是缺乏自由与民主之恶。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Arthur Kroeber 近 几个月，中国观察家们开始担心地方政府债务是一个滴滴答答作响的定时炸弹。这种忧虑是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个估计数字引起的。他估计，截至2009年年底，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借款总额已达11.4万亿元（合1.7万亿美元），比北京官方数字多出一半，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4%。 Xinhua/Zuma Press 中国政府的基础投资带来了一定的好处。 有批评人士指出，地方债务的这种积累以高企的地价为抵押，被用于为浪费性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因此中国面临着金融崩溃的危险。他们大错特错。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可控的，而且它已经在着手处理。而相比很多富裕国家的债务负担，中国的整体债务负担要可持续得多，其融资对象也是在经济上远更有效的项目。不用再为中国的政府债务担忧了，有以下五个理由： 首先，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债务并非新的、事先没有记录在册的债务。这种债务全部都是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全都反映在了月度信贷数据里面。鉴别地方政府借款规模的大小，可以让我们知道银行的贷款都用在了什么地方，这是有用的新信息，但对于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如何，却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 其次，北京已紧盯地方政府投资公司多年。很多说法认为，地方政府投资公司是为了拐弯抹角地规避不准地方政府借债的规定。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这类公司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央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试点搞出来的，把它当成一种创新而受约束的方式，为具有急切需求的地方基础设施融资，同时又迫使地方政府承担部分责任。 第三，银行提供给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贷款多数是商业性的。在很多国家，银行在给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时，收取的利息只超出融资成本20到30个基点。它们认为借款人属于准主权实体，违约风险较低。但中国地方政府投资公司支付的是市场利率，让银行获得200到300个点的息差。中国银行业承担的风险得到了充足补偿，从负责任地区获得的丰厚贷款利润可以抵消不良贷款带来的损失。 第四，对楼市过热的担忧被夸大了。政府确实是越来越多地依靠土地为投资公司的贷款质押，依靠土地拍卖收入来偿付利息。一些分析人士担心，如果地价崩溃，地方政府将无法偿付利息，银行手中质押品的价值将远少于它们的想象，并且无法脱手。 这方面的担忧有道理，但是悲观主义者大大夸大了相关风险。国家开发银行2004年开始以土地出售收入作抵押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在实行这一做法的最初几年中，实际的土地出售收入大大超出了预期，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土地价格历史上远低于其市场价值。而在经过几年的快速升值后，城市土地价格赶上了其公允价值，2009年的价格或许已经超过了公平价值。但鉴于中国的城市人口未来10年内将再增长1亿到1.5亿，目前的土地价格几乎肯定低于其2020年时预计会达到的水平。土地价格的任何下跌都只能是暂时性回调，而不是持久的价格崩溃。 最后一点，那些声称中国总的政府债务正逐渐失控的说法依据的是不可信的假设。比如史宗瀚就断言，如果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现有信用额度全部用上，那么到2012年时它们的负债将比目前人民币11.4万亿元的水平增加一倍以上，达到24万亿元。但请记住，地方投资公司的债务完全是银行借款。如果史宗瀚的这一预期变为现实，那么未来三年内中国全部银行贷款的三分之二都得流向地方政府投资公司，否则就得是中央政府突然间丧失了它管理贷款额度的有效能力。 这两种情况都极不可能出现。事实上，恰恰相反的情况正在出现：北京正大力缩减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借款规模。今年4月，监管机构要求各银行在9月份之前提交地方政府投资公司所有贷款的详细审计报告，并下令所有存在抵押品不足情况的贷款额度都要取消。两周前，国务院下令关闭了许多地方政府投资公司，这些公司所属的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收入来为其偿还债务。 中国总的政府债务显然处于可控水平。如果将中央政府的国债发行额、官方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人民币7.4万亿元)、各政策性银行以及铁道部的债券发行额，以及政府为金融行业承担的各种义务(包括近三万亿元已经登记入帐但尚未冲销的不良贷款)加在一起，现实的估计数字是中国政府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8% 。如果按史宗瀚高于官方数据的地方政府债务估算额计算，中国政府债务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75%。 如此规模的政府债务究竟是多大一个问题，取决于在这些债务资金推动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能达到何种程度，以及这些债务的举借人还本付息的能力。中国政府举债主要是为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况且中国未来10年的每年实际GDP增长率可以达到8%，能够为政府创造出借以还本付息的可观现金流。而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务至少相当于GDP的100%，债务资金被用于没有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支出，且这些国家的结构性经济增长率只有2%或更低，相比之下谁的债务问题更令人担忧？ （编者按：本文作者葛艺豪(Arthur KroeberMr)是北京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董事总经理） （更新完成） 相关阅读 中国审计署：部分地方政府过度借债   2010-06-24 中国颁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监管法规   2010-06-14 中国将严控地方政府债务   2010-04-12 中国政府债务之重不可回避   2010-03-22 中国对地方政府债务感到担忧   201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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