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

汪玉凯：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汪玉凯 （ 进入专栏 ）   　　 　　 [摘要]当前，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确立“三清”“四权”的标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为了重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为了构建制度反腐的框架，必须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干扰，这是实现分配公正的关键；必须铲除灰色权力地带阻隔，这是实现市场公平的基础；必须遏制政府特殊利益，这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至要。 　　[关键词] 政治体制改革； 既得利益集团； 灰色权力； 政府特殊利益 　　 　　党的十八大整体布局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是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等。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确立“三清”“四权”的标准 　　 　　“三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概念。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三者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干部清正是后两者的前提。我国党政机构的公职人员，是公权力的主要行使者。特别是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人员，更是其中的核心。如果他们都能够正确地对待权力、金钱、美色，言行具有良好的道德约束，那么，我国政府的清廉就有了基础。因为，所有的政府机构及其行使的权力、承担的职责，都是通过具体的公务人员来实现的。离开公职人员的清正，就不可能有政府的清廉。同样，没有公职人员的清正和政府的清廉，政治清明也只能是空话。当然，政治的清明还有更丰富的内涵。清明的政治，不仅要有官员的清正、政府的清廉，还要有基本的公平正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众认同的政治制度。但不管有多少要件和条件，官员队伍的清正，仍然是最为前提、最为根本的。可见，“三清”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针对性。 　　“四权”——“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反映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对于公众最为关注、社会普遍诟病的特权问题，在以往的改革中，我们曾经做出许多努力，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愈演愈烈。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作出转变作风的8项决定，社会反响广泛、热烈。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全面清理、果断废除不合理的特权，并且建立起严格的制度监督权力，不仅可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为规范官员的待遇、约束官员的行为产生积极作用。对于弘扬民权，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不断拓展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的途径和范围。在这方面，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思想和规定，如果没有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政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保障公平公正的司法制度等，是很难想象的。对于约束公权，是我国一党执政体制下最具挑战的难题之一。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惩处了大量的违法乱纪的党政官员。但是，公权滥用、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的问题甚至有不断泛化、蔓延的趋势。如何构建有效约束公权的制度框架和公正廉洁的公权力运行环境，已经刻不容缓。用发展的眼光看，不建立这样的制度，我们这个体制就会一直处于民众的不断质疑当中。对于保护私权，如果国家的行为模糊或者混淆公与私的界限，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既然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包括保护私人财产在内的保护私权的法律原则，我们的公共治理和现代法治就必须依法约束公权、依法保护私权。社会主义中国理当用法律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任何动用公权力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都要被追究、被惩罚。确立这样的法制理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摆脱“胶着期”，继续深入下去，出现成效，亟待解决且最终必须解决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是改变党政公信力持续下滑的趋势，重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二是遏制腐败深化，构建制度反腐的框架。对此，需要运用全新的思路和采取得当的措施——改革要有高层领导决心，避免与民争利；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警惕制度固化其私利；改革要选好突破口，着力缓解影响中国社会大局的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 　　 　　二、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干扰，是实现分配公正的关键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央正式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推进这项改革，除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精神，解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能否破解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利用权力或垄断获取巨额利益，并由此形成边界清晰、相对稳定的群体聚集效应。其主要特征有四：一是具备足够的权力资源。既得利益集团及其行为常与公权力紧密联系，权力影响力比较大。二是具备足够的垄断能力。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本身不可能直接掌握很大的行政权，但能够背靠权力资源，形成市场或行业的垄断能力。三是具备渗透政府决策的能力。有些利益集团在某一领域处于主导地位，能够强力左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政府的决策过程或决策结果更加有利于自身利益。四是通过利益关联，逐步形成群体边界，进而攫取集团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大多是经过“苦心经营”逐步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就会兴风作浪，不断博弈社会公众利益。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作为产生四种负面效应：一是权力、资本、资源的三者叠加。换句话说，有些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源，还掌握资本。其中，尤以掌握权力为要。有了足够的公权力，它们就可以侵害公众利益，攫取更多的资源和资本，以至为所欲为。因此，公权力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源泉。二是垄断国民经济的某些重要领域。在我国，这种事实上的垄断突出地表现为石油石化、金融、证券、保险、电力、电讯、铁路、民航、烟草等行业的国有企业背靠政府获取垄断利益，与普通经营者开展不公平竞争，独霸市场而一直为社会各界所诟病。三是直接影响、甚至左右政府的行政行为，使公共政策成为自身利益的工具。四是与民众发生利益矛盾，形成情绪对立和心理障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当前中国社会的三大冲突——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都是社会公众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 　　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要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就必须从改革公权力入手。一是割断政府官员与商业活动的制度联系：政府减少干预市场和社会，严格官员的执法行为，严格官员的职业规范。二是启动国有垄断行业的制度改革，改变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体系，废除向党政官员输送不合理利益的链条。三是严格实行官员财产的申报制度和公示制度，增强监督力度。四是广泛实行官员差额选任制度，给党员、公民选择党政重要官员的更多权利。 　　 　　三、铲除灰色权力地带阻隔，是实现市场公平的基础 　　 　　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灰色权力地带及其“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的“三灰现象”，非常值得关注。 　　所谓“灰色权力”，是指借助公权力的影响力、甚至公权力的运作，党政官员的子女、配偶、亲戚、朋友等，在市场中或者暗地里，通过获取、倒卖、资本运作、不公平交易稀缺资源，获得巨额利益的权力行为。所谓“灰色权力地带”，是指在市场运行的过程中，围绕垄断、监管等诸多领域所形成的、非正当获取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权力网络。所谓“灰色资本”，是指借助权力影响力，获得稀缺资源的使用权或者资本的运营权。其本质是一种由公权力转化而来的资本支配形态。所谓“灰色暴利”，是指行使灰色权力或运作灰色资本而产生的巨大利益。它可以使一个人或少数人在最短时间内不费气力地实现暴富。 　　——灰色权力的主要特征。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中，灰色权力具有四个主要之点：一是依附公权力。掌握公权力的人，地位越高、权力影响力越大。一旦形成灰色权力，其腐败能量也就越大。二是运用灰色权力。或是掌权者本人直接行使，或是其下级和腐败同伙，更多的是其配偶、子女、亲戚、朋友间接行使。三是灰色权力的涉猎领域十分广泛。或在国有企业，或在外资、民资等非公企业，都可能有灰色权力的影子。四是灰色权力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所形成的灰色权力地带，灰色权力是本，灰色资本、灰色暴利是末。通过灰色权力的生成，实现灰色资本的运作；通过灰色资本的运作，带来灰色暴利的实现。 　　——灰色权力地带的分布。灰色权力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但是，最集中于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集团，以房地产行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财富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破除既得利益格局，就很难铲除灰色权力地带的根基。 　　——灰色权力地带的成因。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之所以出现“灰色权力现象”，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总括起来有四：一是过多的市场监管和诸多重大政策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为灰色权力地带提供了滋生土壤。二是国有企业的改制所形成的权力寻租，导致国有资本流失。三是不能严格管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从事商业活动，为数不多的规定也大多形同虚设，不能被有效执行。四是执掌重要权力的官员，只有申报其家庭财产的环节，没有社会公众监督其家庭财产的公开制度，导致大量腐败官员外逃，或者通过其配偶、子女将大量财富转移到境外，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2012年6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刊文称，从2000-2011年，中国抓获外逃职务犯罪人员18487人，缴获赃款等折合人民币共计541.9亿元，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灰色权力和灰色权力地带，是附着在中国市场经济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其能量和危害不可低估。 　　首先，它直接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则、过程和整体格局，影响市场正常配置资源。这种以权力配置资源为特征的经济活动，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演变为权力经济、权贵经济。 　　其次，它直接威胁市场的公平和公正。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形态。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都要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和法律框架，约束自身行为，规范市场活动。而灰色权力、灰色权力地带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提供巨大的活动空间。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不公正问题，多数都与灰色权力的肆虐有关。 　　第三，它根本地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要继续走向完善，形成有序的市场经济形态，就必须有效地遏制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的干扰和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防止市场经济变形，推动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铲除灰色权力、灰色资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第四，它扭曲国家的整体利益格局，加剧了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社会利益格局不合理。在这个过程中，灰色权力对立民众权利，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因此，遏制灰色权力，甚至破除灰色权力，就成为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家利益格局的关键。 　　第五，它吞噬全国人民的福利。在市场化改革中，灰色权力、灰色权力地带不仅放大中国的城乡、贫富、行业、地区的差距，而且加快社会财富向少数人、向既得利益集团的转移和集中。早在2009年，国家财政部就公布过财产性收入的统计数字。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有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的贫困家庭占有全部居民财产的1.4%。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社会的财富积聚效应越来越高，灰色权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能有效地清除灰色权力，不能把公权力限制在市场活动的一定空间之内，中国发展的经济社会风险还可能进一步上升。避免这样的风险，首先必须遏制灰色权力的盛行。这应该是当务之急。 　　第一，重新定义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最关键的是不能把国有资本同国有企业混为一谈。正确的理解和定位应该是：国有资本在国家的关键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不等于国有企业必须垄断某些行业，更不能通过垄断保护国有企业，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原则。设立必须由国家独资的国有公共企业，应该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以便从源头上釜底抽薪，有效地阻止灰色权力的形成。 　　第二，制定市场主体参与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用法律的手段公正地保护各类市场竞争主体公平地开展经济活动。依法办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汪玉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陈明明：中国的政治改革为何难以形成稳定的共识 进入专题 ： 政治改革 社会建设 自由主义 民粹主义 国家主义    ● 陈明明   　　 　　内容提要 当下中国社会政治改革讨论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层面的复杂对抗的态度，是中国社会分层矛盾积累的结果，是社会危机“症候群”的反映。这也表明，中国社会的分化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中间阶级结构，而是沿着极化的趋势，使阶级（阶层）关系充满着紧张的性质；这种紧张的阶级阶层关系反映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是官民矛盾的加剧，尖锐的官民矛盾导致“维稳”刚性需求的增长，一方面限制了官方政改的空间，另一方面反过来刺激了民间（互联网）政改讨论的过度活跃。 由于阶级关系和官民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备受掣肘，发育严重不良，因此无法形成稳健中庸的公民文化来支持建设性的政改讨论。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所有的“主义”都应纳入治理的视野，在保持思想的张力的同时，克服各自相互攻讧表现出来的戾气或局限，为中国的持续的稳健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提供建设性的批评和指引。 　　关键词 政治改革 社会建设 自由主义 民粹主义 国家主义 　　 　　一、引言：政治改革讨论的两个不同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呼声（以政治体制改革的话语为中心）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上世纪 80 年代，一个是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直到现在。80 年代政治改革的特点大概可称为“一极动员，两翼响应，三道合一”，即中央高层发出改革指令，理论界和舆论界积极配合宣传论证，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三方互动共襄盛举，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协商对话体制等方面齐头并进[1]，一时大有“毕其功于一役”之势。80 年代的政治改革是在对记忆犹新的文革的批判反思、国门初开潮水般涌进的新知识和新思潮的强烈刺激、放权让利政策给出的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的背景下发动的，也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出共和国最好的农业形势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搞活”改革尚未触及工人阶级的深层利益的基础上展开的。虽然政改是这个时期报章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但政改其实并未形成一个真正的“全民运动”：“上层建筑”和城市知识精英活跃非常，“民间社会”尤其乡村民众反应淡漠。这种反差悬殊的状况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成长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思维的不成熟。及至政改的动员酿成了一个几乎波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大事件后，人们才发现，在一个社会发育成长的初期阶段，政治改革的高度动员使政治体系的中心骤然承受了过大的压力而无处释放，无疑具有严重的政治风险，但也许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由于社会成长的不足，这种高度的政治动员被限制在“上层建筑”和城市知识精英阶层内部，未能传输到社会基层，从而避免了政治危机的链式发展，给权力中心的政治发展战略调整提供了转圜的余地。众所周知，80 年代以后，政治改革的话语犹存，政治改革的行动却进入了一个相对休眠时期。 　　新世纪以来，政治改革的呼声重起，借助 90 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尤其是过去十年出世的微博平台，关于政改的讨论和意见可谓纷呈迭出，铺天盖地，在理论视野、议题内容、涉及范围和言说深度方面远远超过 80 年代，有些甚至触及到了官方所说的“底线”。和 80 年代相比，当下的政改讨论有四个鲜明的特点。其一，80 年代的政改讨论很大程度是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为参照的，是在共产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对经济与政治关系（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行的反思，但在苏联东欧解体以后，随着中国有选择地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现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反差，激发了政改论者为寻求合理的解释而使用和开发各种理论资源的努力，使得今天的政改讨论较之过去那种理论相对单纯的状况，其理论背景更为复杂多元。其二，80 年代的政改讨论所持的主流观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已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政治似乎成了经济的瓶颈，经改的成败取决于政改的成败。但是中国 30 余年在政治权力结构基本未变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巨大飞跃，大大超越了人们对既存政治体制的逻辑、适应能力与运行机制的批判性想象。“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的争论，表明今天关于政改的讨论较之过去那种认识相对狭窄的状况，其分析视角更为开阔和深刻。其三，80 年代的政改讨论的焦点之一是“党政关系”，人们普遍认为实行“党政分开”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这个思路后来束之高阁，虽然 90 年代后期到第一个十年关于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讨论仍然可以看作是十三大主题的曲折回响，但是重心已经从党政关系转化为党国关系，较之过去那种专注于党政职能划分、建立合理分工的问题，关于党国体制条件下如何推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如何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如何实现宪法的最高权威等探讨，其思路更加大胆开放。其四，80 年代的政改讨论基本没有涉及基层社会的民主自治，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成长刚刚开始起步，82 宪法提供给社会的治理框架刚刚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资源流动尚存很大空间，政治改革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国家的、上层的、理论的、权力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随着权力与资本的日渐结合，改革开放积累的问题日益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由国家沉淀到基层社会便发酵成为基层社会危机，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在第一个十年井喷式地发生[2]，已经成为困扰甚至是危及既存政治体制的巨大隐患。今天的政改讨论和 80 年代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已经不再局限于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参与，在互联网和微博平台上参加进来的民众已经成为政改讨论的重要主体之一，对公民权利的吁求，对合法权益的维护，对公正秩序的追求，对家园和环境的保护，成为影响政治决策的强大民意。较之 80 年代，今天的政改讨论，其问题意识相当程度上是社会的、基层的、民生的、权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利权主张的时代。 　　 　　二、政治改革讨论的“主义”之争 　　 　　80 年代的政改讨论有两个似乎是对立的意见取向，一个是“激进民主主义”，一个是“新权威主义”。撇开《河殇》的政治倾向不论，激进民主主义在执政党内部的诉求是：（1）强调经济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为配套，在战略上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先导；（2）政治改革必须从党政关系入手，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格局；（3）政治改革必须把经济竞争的逻辑引入政治领域，实行有限的竞争性的民主选举[3]。而新权威主义虽然承认经济改革需要以政治改革为配套，但认为政治改革事涉权力的再分配，是改革的硬核，因此（1）在战略上主张政治改革缓进；（2）在理论上强调经济的成功有赖于强大的政治权威予以引导和保障；（3） 把这种经济的性质界定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把这种权威的使命界定为保护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专家治国论式的新权威；（4）由此反对爆炸性的大规模的群众参与，强调专家、理性、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秩序[4]。不过人们只要细心做些比较，就会发现这两种主义所持的历史观是一样的，即现代化理论的世界史观，区别只在于前者钟爱英法模式，后者推崇德日模式；所持的学理资源是一样的，即西方政治学理论，区别只在于前者偏自由主义，后者偏保守主义。它们程度不同地和官方的主流改革理论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但绝对没有达到今天人们所想的那种程度，因为激进民主主义在策论层面呼应了执政党的政改思路和政策过程，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供职于体制内改革研究机构，激进民主主义其实并没有那么激进，后来的对抗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身不由己的结果。而新权威主义在效果上也给予了体制某种支持，虽然采取了一种官方颇觉不安的方式，事实上，新权威主义并非时人以为是为专制张目，新权威并没有那么“权威”。总体来说，它们以一种“新理论”的姿态出现，是主流官方改革理论的“进谏者”，而不是反对派。 　　然而，在 90 年代的市场化过程中逐渐兴起的三种“主义”，实实在在成为挑战官方主流政改理论的思想流派，成为政改共识由脆弱的稳定走向不稳定甚至是破裂的见证。第一种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个学派众多和表述多样的思想体系，但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以个体和个体权利为原点，以财产权为核心，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私人领域的干预，在政治上主张建构维护财产权、市场经济和人权的宪政制度，是它的基本内涵。在 90 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势下，自由主义由于适应了中国摆脱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的需要，成为影响官方政策制定的最强大的理论和思潮。但是，自由主义对市场的极端推崇，对资本逻辑的积极鼓励，进而对资本剥夺普通民众权益的“理性”纵容，使得自由主义始终面临着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新传统的抵御，同时，自由主义相信市场的缺陷可由市场自身得到纠正，而政府的缺陷不可由政府自身得到克服，由此建立了市场逻辑相对政府逻辑的优先性的取向，也使得自由主义和既有的权力体系难以进行深度合作。此外，自由主义的政治民主对直接民主的否定，对间接民主（精英民主）的大力倡导，并将这种间接民主归结为竞争性的选举民主，既和大众的认识和主要关注面向存有距离，也为权力体系的政治价值所不喜。在当下，自由主义的政改方案与官方主流政改方案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第二种主义是民粹主义。在社会运动史上，较之自由主义内部有相对明确的自我认证，民粹主义的主体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边界，这导致了所谓“农民民粹主义”、“农场主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民粹主义”甚至是“政客民粹主义”等主体各异的界定[5]。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民粹主义本来只是代表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浪漫主义主张而受到批判，但在当下中国社会，民粹主义成为人们关于那种诉诸底层多数民众为社会公正采取激进行动的指称。这和民粹主义基本不信任那些充斥于国家官僚机构、大学机构、金融机构中的精英人物，认为他们不仅腐败专横，而且缺乏智慧的思想倾向是联系在一起的。民粹主义以赞美底层人民及其美德、抨击资本对劳动的强制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揭露社会黑暗和不公的道德形象出现于 90 年代以后的中国，在那些失去土地、失去工作岗位、从原有形式上的主人公地位被抛入社会分层体系底层的弱势群体的人中有很大的感召力，事实上，中国的民粹主义是社会急剧分化、贫富悬殊、分配不公、腐败盛行而导致普遍怨愤情绪的产物。民粹主义的政治诉求以社会公正为旗帜，要求打破现有社会经济格局，改变现有权力结构，反对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维护多数人的尊严和生活，兑现宪法关于工农联盟、人民主权和领导阶级的承诺，和自由主义形成尖锐的对立，也和官方的政改构想和官方试图维护的既存的政治结构形成严重的冲突。 　　第三种主义是国家主义。在目前的中国，似乎还没有哪一种政治势力声称自己是“国家主义”，这和民国时期“国家主义者”不同，他们伸张国权，维护传统，发展民族文化，国家主义的名称表达的是民族主义的纲领。当下的国家主义被反对者冠名为“民粹威权式的国家主义”[6]，撇开这些限制修饰词，它其实是强调现代化中国家主导作用、发展国家能力、提高国家自主性的一种现代国家政权制度建设的主张，在这个基本取向主导下，它对社会公正、中央集权的确赋予更多的关注。其中，国家能力是关键词。国家能力包括国家的赋税能力、调控能力、强制能力和合法化能力[7]。国家主义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威基础、行政效能、法律统一若被削弱，绝对不是现代化的福音，而是“封建化”的凶兆。另一个基本判断是，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因为结构和秩序进入了一个时移世易的阶段，中央集权国家面临分权化改革的强大压力，充满着危机和变数。因此，必须在制度上健全完善国家的政治、行政、法律的统一性，在资源配置上保证国家的主导地位，在行动上加强国家的自主性，在价值上维护国家的道义和象征。国家主义无疑和官方主流政改思路有更多的契合性，但是，由于它的西方新左翼的批判理论的立场，它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有相当的差距，而其“亲国家”的政策取向则遇到反对政府“不当干预”的自由主义的尖锐批评和反对权力与资本高度融合的民粹主义的指责。 　　最重要的是，官方主流政改理论和政策已经不能像 80 年代那样在各种“异见”中建立自己的“统于一尊”的地位。它青睐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自由主义却要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打包施加于它，而它拒绝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又面临着形式逻辑上的困境（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功能一致性）。它反对民粹主义的大民主，却无法面对民粹主义从社会主义传统（如毛泽东思想）沿袭过来并加以发挥的“群众路线”，(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专题： 政治改革 社会建设 自由主义 民粹主义 国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