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

黄秀辉 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王立军大戏”余热不减，在这次“两会”上又成为“热点话题”。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都是‘拼图式’的……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建议你不要做过多的想象。”尽管赵启正没有回答王立军是否寻求过“政治庇护”，但不需要“拼图”和“做过多的想象”，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作为中共执政以来闯进外国使领馆的最高级别干部（重庆市副市长为副部级），如果不是遇到了很不安全的事，绝不会走“非正常上访渠道”！一个红得发紫的副部级官员，居然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休假式治疗”，这是一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在“文革”中被“打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就有122人，全国被迫害致死的有2000万人（董宝训、丁龙嘉著《沉冤昭雪》），他们宁可选择自杀，也没有一个人跑到美国使领馆。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时，只有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跑到美国大使馆，并获得政治庇护被成功转移到美国。难道王立军也是“忧郁症”？在他的名片上有两个体现“学者型”的职务——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应用心理学二级学科带头人。作为一个心理学专家，比常人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不会得抑郁症或精神失常。那么他为什么要冒着“叛徒”的风险去“美帝”领事馆“上访”呢？笔者分析，只有一个理由可成立。公安局长都知道，有个别进京上访者在走“正常上访渠道”走投无路时，就去闯外国大使馆，虽然闯不进去，但“外交无小事”，把影响造大了，就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只有得到总书记和总理的批示才能解决问题。王立军可能从中得到启示，认为即使美国不给他“政治庇护”，也会把他直接交给北京，这样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王立军走到“休假式治疗”这一步，是偶然中的必然。据民间传说，当年的“打黑英雄”文强“黑打”张军时，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轮到王立军“黒打”文强时，文强临死前对张军说过同样的话。张军与文强之所以敢这样断言，并不是他们会算命，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检验了一条定律——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在一个“官员自杀必定忧郁症，平民上访必定精神病”的国家里，在一个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的制度下，在一个生意人赚钱就必须与权力合谋的时代，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其中，官员的高危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高危来自司法不能独立。党对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党的各级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机关为了“讲政治”可以不讲法律程序，党指到哪里就要打到哪里。2011年4月12日，著名法学家、北大教授贺卫方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中单独对王立军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仅隔了10个月，贺卫方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就在王立军的身上应验了。 官员高危来自“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只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担当社会的裁判者、服务者、监督者，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即使调解社会矛盾也要放权于非营利的民间组织。然而，在中国唯有政府没有社会，所谓的社会民间组织都是带有官方背景的营利组织，政府是“公司化经营”，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当政府与民争利时，当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政府公开干预不利于“维稳”,民间组织又因官方背景而没有公信力，因此使用黑社会这类高效的特殊组织进行暗中操纵成为最佳的选择。强占农民土地时，需要黑社会去谈判压价；强拆居民住宅时，需要黑社会去敲门砸窗；垄断市场时，需要黑社会去赶走老业主；拦截上访人进京时，需要黑社会提供“黑监狱”……如果地方政权在社会管理上不依靠黑社会的力量补充,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必须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但政府又害怕黑社会向政权渗透会危险到自己的“黑老大”地位，担心黑社会垄断市场会侵占自己收“保护费”的地盘，所以要不断“打黑除恶”。作为政府官员，既要通过“打黑除恶”来赢得民心，又要“养鱼执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既要当“打黑英雄”，又有当“保护伞”，红道黑道集一身，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无间道。 官员高危来自“成王败寇”。中国的强权政治带有浓厚的封建特色——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最后你死我活。而这一切盖因“成者王侯败者贼”：成者不仅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本派系也会鸡犬升天，成为“先富起来”的利益集团，即使触犯国法也是“刑不上大夫”；而败者呢，不仅自己被精神病、被处决、被软禁，本派系的人还会深受“连坐”和“族诛”之苦……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红卫兵批斗时，即使手举宪法也无人理会，他与妻子王光美向毛泽东求情“回老家种地”，但这样的最低要求也是非分之想，最后被迫害致死。受到刘少奇牵连的邓小平“三起三落”，而当上“皇帝”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又败于邓小平发动的政变，被“人间蒸发”。 官员高危来自选择性执法。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走了，成为罪孽的帮凶。我们都知道，黑社会吸收新成员时首先就要求他去干一件犯罪的事，否则别人就要把他赶走，甚至还要加害于他。中共明知道自己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坏的，但为了“显示中央反腐决心”，就要选择性地执法，就要抓典型，抓谁呢？当然是抓那些后台不硬、根子不深、平时不听话的干部。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都亭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冉建新（曾任利川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司法局局长），因为多次在市领导面前为被“强拆”的市民说同情话，某市领导怀恨在心，多次扬言“要收拾冉建新”，冉得到信息后，多次向这名市领导“赔礼道歉”，但没有得到原谅。2010年11月13日，冉被“双规”。2011年1月3日，巴东县检察院立案侦查。2011年5月26日，市检察院批准对冉逮捕。9天后，冉突然死亡。冉死后，天涯等多家网站发出尸体图片，发帖人描述“死者七窍流血、全身淤血、多处外伤、背部还有多处被烧烫伤痕，其状惨不忍睹。”冉的妻子游小玲公开了冉写在卫生纸上的“绝笔信”，其中揭露了市领导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的详细过程，求助于中纪委和省纪委还其清白。2012年1月，鹤峰县法院对这起刑讯逼供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刑讯逼供罪分别判处原巴东县检察院反贪局教导员任中海、法警大队教导员谭发明三年和一年的有期徒刑。而对市领导的责任，至今没有追究。 正因为官场险恶，中国的官员们时刻准备移民国外，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官员把儿女和妻子都送到了国外，自己当“裸官”，但其中一些官员仍然不能实现“安全著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往往选择自杀，这样能保护其他官员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王立军没有选择自杀，他想为中国官员探索一条以“叛变”求生的路子，但他不懂得“政治庇护”是专门为那些因反抗专制而受到迫害的政治异见者提供的，而他从来没表示过对专制政治的异见，反而是中共镇压政治异见者的工具，他背叛中共是因为内部权力分赃不均。如果美国给了他政治庇护，就等于用政治庇护这种方式奖励那些贪官污吏们，这是违反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的，在道理和道义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官员到哪里去寻找安全？投资移民门槛太高，投靠儿女申请绿卡的时间太长，潜逃国外很容易被引渡，寻求政治庇护已被王立军证明此路不通，难道只有患抑郁症而自杀这一条路吗？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又有一名中国官员自杀，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苏力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其前任邬学新于2010年10月16日由政府办公楼七楼坠下身亡，警方称邬学新因遭好友实名举报其违纪违法而轻生。谁能拯救中国官员？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对所有人都没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我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作者: 黄秀辉，民主中国

 　 　摘要：从30年改革的经验看，光有“顶层设计”而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用心良苦的改革难免不被扭曲。农村改革之所以获得一致认同，就是因为它是大众参与的改革，较好地体现了公开、公平的原则，也得到了平等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企业改制，工人却是缺席的。没有这样的机制让工人坐在谈判席上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的命运是被决定的。  　　据我所知，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文章和各种活动很多。南方谈话之所以再次引起热议，不只是对一位历史伟人的追思，更重要的背景是，中国改革又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亟需凝聚共识，寻求新的突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中国改革面临的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况。一方面改革遭遇到瓶颈。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近乎于“帕累托改进”，即改革让多数人受益而很少有人受损。这是因为当时进行的是一种增量改革，允许和扶持体制外经济的发展，体制内原有利益格局没有根本触动。这种改革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第一份增长红利。然而到了80年代末，容易改的改了，难题留了下来，改革遭遇到两道难过的坎。一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价格市场化改革受阻；二是国有企业承包制效益递减，国家“让利”的空间已经用完，而企业并没有真正搞活。到90年代初，由于体制外经济的竞争，企业“内部人控制”对资产利润的侵蚀，加上市场疲软的宏观环境，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放权让利改革的功用基本耗尽，改革亟待新的突破，要突破就必然触动产权及原有的利益格局，这就触及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核心。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改革受阻，接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关于改革的争论骤然激烈，改革共识近乎破裂。一些改革者因改革受阻而沮丧，社会上普遍对物价疯涨和“官倒”现象强烈不满，而保守力量对改革方向和性质提出了根本质疑，认为改革开放并不是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抛弃它，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等等。他们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认为是激进改革导致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和平演变”是当前的主要威胁。在决策层召集的座谈会上，两派学者针锋相对，激烈辩论。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了上风，改革一时失去方向和推动力，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焦灼情绪。 　　正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南方谈话有一句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讲这个话，斩钉截铁，显然不只是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出发，而且看到了世界大势，包括对刚刚发生的苏东剧变的思考。早在1978年邓小平思考中国改革时，就清醒地意识到，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体制存在重大弊病，不改革不行。苏联的解体更坚定了邓小平的这个信念。他把社会主义稳固的首要条件归结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发展的唯一之道就是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经验都可以借鉴，不要怕资本主义多了，不要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不要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的思想是要寻找一种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模式，实质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这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异曲同工。那么如何打消这样一种诘难，即如何保证利用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抛弃社会主义？邓小平给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保证党内不出事，使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始终在权力的掌控之中；二是设定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不过，这不是邓小平所担忧的问题，他关注的重点是推进改革，加快发展。 　　南方谈话的巨大反响，大家都看到了，在中国一下子卷起一股改革与发展的热浪。不过，我们不能把这种影响全部归因于邓小平的个人权威。事实上，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改革的共识仍然广泛存在，客观形势并不像高层争论表现出来的那么缺乏方向感。10年的改革开放为它自身造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放权让利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成为受益者，体制外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正旺，加上城镇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三资企业，各种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占“半壁江山”，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必须寻求出路，地方和部门都在等待中央明确表态。改革已经逼近市场经济的门坎，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凝聚共识，越过这道门坎，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们看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及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后，突破了意识形态障碍，把改革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改革从增量转向存量，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 90年代上半期，价格市场化并轨悄无声息地完成；1994年分税制改革奠定了今天中央雄厚财力的基础，并强化了已经形成的地方竞争机制；债券、证券、期货等市场的建立和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建构起较完整的资本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制度上与国际接轨。相比较而言，90年代中期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更是触动传统体制根基的改革，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产权改制和资产重组展开了一个“国退民进”的进程，由此形成了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基础。90年代以来的改革，其深刻程度是80年代不能比的，一种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形成，并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由此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正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两大引擎带动中国近20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持续高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理说，中国的“经济起飞”应当赢得更多的改革共识。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在今天，共识在迅速流失，改革一词再不像80年代那样具有普遍认同的正当性。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相当多数人没有感受到自己分享到了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当然，这种主观感受与实际情形是有距离的。但是不可否认，财富的巨大增长带来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与经济高增长无缘。这种趋势是邓小平当年南方谈话时没有预料到的。邓小平的设想是，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放在一条时间轴上，先把蛋糕做大，再来合理分配蛋糕。他设想，到20世纪末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分配蛋糕的问题。办法就是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帮助落后地区。然而邓小平很快发现，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不只是地区差距，尤其是贫富分化。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其弟弟邓垦有过一次谈话，他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他不无忧虑地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改革的主观设计与改革的具体实施并不是一回事，社会经济的演进轨迹更不是什么人所能完全掌控的。当然，回过头来看，改革本身并非没有反思的余地。改革的必要性并不能决定每一项改革做得都对，目标的正当性也不能自证手段的正当性，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并不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已经到位，更不能说已经建立了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应当是一个法治市场经济，一个政府与市场边界清晰的市场经济。市场化也不是万能的，经济改革不能单兵突进，代替其他领域的一切。当前的突出问题是权力市场化，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资产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房地产泡沫中的利益链条、工程招投标中的暗箱操作、城市建设中的强制拆迁、非法征占农民土地等等，大都有官商勾结的背景。如何遏制权力腐败和资本贪婪，如何解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问题，如何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转型，所有这些都期待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新的突破。 　　中国的发展还遇到另外两类难题。一是粗放型增长模式长期未能转变，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不能没有发展，一切问题都必须围绕经济发展来解决；但是，如果发展主要靠资源投入，靠牺牲环境和生态作代价，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危害当代，而且透支未来。一是出口带动增长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外部环境的限制。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资源争夺加剧，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不断增多，外汇储备激增使中国面临外币贬值的巨大风险和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因此解决当前遇到的难题，既有赖于体制的改革，又有赖于发展模式的转变，二者相辅相成。转变发展模式并不是近期提出来的，已经提了近20年，但始终不见成效，可见决非轻而易举。世界贸易环境趋向恶化，国际压力加大或许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有人期待有第二次南方谈话，凝聚共识。且不说有没有这样权威的人。即使有，再也不可能登高一呼、议论偃息了。因为现在的情形与1992年有很大的不同，关于改革的分歧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社会分化，不同利益群体对改革有着不同的感受和期待。知识界内部也产生了深刻分化，秉持不同信仰和有不同利益背景的知识分子之间相互对立，不可通约。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20年来在改革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既得利益群体希望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许多社会人士乃至高层领导呼吁，要打破利益集团的羁绊，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决策者要有历史承担。这是有见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就是一次“顶层设计”。不过，从30年改革的经验看，光有“顶层设计”而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用心良苦的改革难免不被扭曲。农村改革之所以获得一致认同，就是因为它是大众参与的改革，较好地体现了公开、公平的原则，也得到了平等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企业改制，工人却是缺席的。没有这样的机制让工人坐在谈判席上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的命运是被决定的。所谓大众参与的改革，首先应当有广泛的讨论，其次应当有畅通的利益表达平台和渠道。市场经济不惧怕竞争，不回避利益博弈，但应有平等的权利保障和公正透明的规则，特别是有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机制，而不是崇尚丛林法则和赢者通吃。 　　（《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