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

　　梁小民 　　 　　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央权威的弱化，地方分权的加剧，使清末的这场改革像是一出闹剧。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改革、干部培养的无力，社会矛盾的加剧，还有对外政策的失误，终于把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也难以为继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清帝国外困内忧，连统治者也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改革成为共识。尽管镇压了康梁的激进式改革，但慈禧还是要改革的，并积极筹划以宪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 　　 　　 不幸的是，这种改革尚未有实质性的动作，大清的名义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先后在1909年去世。上台的宣统仅仅是个三岁孩童，权力在摄政王载沣手中。载沣是当年的“八〇后”（出生于1883年），有年轻人的雄心和锐气。他领导了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按传统习惯把清朝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最后一次改革。不过这场改革以失败告终，清王朝灭亡了。澳大利亚籍华人雪珥的《国运1909》描写了这场改革的经历。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场为中外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它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有什么启示？ 　　 　　 鸦片战争前的大清帝国尽管已经矛盾重重，但上下都处于自我陶醉的状态，完全没有危机感。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状态，以后又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二次鸦片战争，统治者这才有了变革的念头。最早的改革应该从洋务运动算起，但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后又有自下而上的戊戌变法，仍以失败告终。慈禧虽镇压了戊戌变法，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她主要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载沣的改革是这一系列改革的继续，但即使没有辛亥革命，这场改革也很难成功。其原因何在？ 　　 　　 改革和革命都是要改变一种制度，而不是改善旧制度。它们的区别在于，改革是用渐进的、改良的方式，革命则是用激烈的、流血的方式。英国的改革和法国的革命都是要摧毁旧的封建制度，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方法不同，一种是改良的，一种是流血的。改革和革命可以同样实现社会进步，但改革付出的社会代价低于革命。所以，历史地看，选择改革的方式更为合适。不过改革要能成功，出发点一定要是从根本上摧毁旧制度，而不是完善旧制度。所以，改革的成功要从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开始。离开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改革就不能成功，革命也只是用一种形式的旧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的旧制度，付出了鲜血，最后却无非是新的统治者取代了旧的统治者，制度的本质并没有变。改革或革命采取的方式同不同并不重要，关键是对旧制度的态度，没有对旧制度的否定，任何改革或革命都不能成功。欧洲许多国家用改革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制度转型，关键就在于启蒙运动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 　　 　　 晚清以来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开始，到载沣的改革为止，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明了这些改革的目的是要维护封建专制体系的“中学”，而学习西学的船坚炮利或宪政，都是为了维护这个体制。因此，没有一场批判这种体制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认识这种体制的根本弊病。应该说，中国从未出现过一场彻底的启蒙运动，即使有五四运动对封建体制的批判，也是感情的发泄远远重于理论的批判。所以，尽管清王朝灭亡后有许多次改革或革命，但封建制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甚至变本加厉。清王朝灭亡一百年了，但思想解放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回到载沣的改革。载沣改革的目的当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而是要改善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从根上就是烂的，改善是不可能的，要做做不到的事，哪会成功？对旧制度不是彻底摧毁而是修修补补，这样的改革失败是迟早的事。载沣所实行的宪政改革，实质上应该是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无非是采取“虚君共和”的缓和方式。但载沣绝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权力，这时宪政就徒有其表了，用宪政的假民主来掩盖封建的真专制。这样的宪政，古今中外有成功的案例吗？ 　　 　　 任何一次不流血而又成功的改革都是由上而下的，不可能采用推翻现有权威的手段。这就要求最高统治者有见解，有胆识，有魄力。清末这一次改革的失败，正在于当时领导改革的实际执政者载沣缺乏这种人格。作者把载沣的软弱解释为宽容，我不这样认为。汪精卫暗杀载沣放在哪一个时代都应该杀头，但载沣予以了宽大处理。这既破坏了法制，又表明了当权者的虚弱。我觉得载沣的胞弟载涛对乃兄的评价–“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是恰如其分的，绝非作者断言的“如不是谬见，就是违心之论”。由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主持改革，不难想象改革的结果会是什么。在改革之初，还是需要权威来推动改革的，没有权威的改革不可能成功。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的成功，正在于有邓小平这样一个权威。伟大人物的作用，就在于在历史转折的时候拨正历史前进的方向。载沣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魄力。 　　 　　 在中央失去权威的情况下，清末的宪政改革先从建立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开始。改革不从经济入手首先解决民生问题，而从政治入手建立西方式议会，这在顺序上就有点急进了。而且，清末中央已无法控制地方政府，地方宪政的改革使地方议会与督抚联手向中央索要更大的地方自主权。这样，议会没能成为民主政治的载体，反变成各色人等捞取政治资本和实现个人及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民主走了样，改革就无法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超前的伪宪政改革实际上成为清朝灭亡后地方独立、军阀混战的起点。 　　 　　 清末宪政改革的结果是，政治体制并没有实现民主化，只是把中央的“大专制”变为地方的“小专制”：权力切开了，而专制的本质没变。其结果已如作者所言，“一方面，政治上不断地分权、放权，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财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很多好的设想难以推行，或推行后果严重走样；另一方面，在日益激进且不需要考虑全局行政问题的地方立宪人士看来，改革的胆子依然不够大，步子依然不够快。”可是，这种方向错误的改革，胆子越大，步子越快，岂不是问题更多？ 　　 　　 李泽厚先生认为，改革的顺序应该是：发展经济，保护人权，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没有经济的发展，其他政治诉求都是空想，而在政治改革中人权与社会正义应该先行。相对其他而言，民主是奢侈品。清末宪政改革的根本弊病，正在于把一些与民生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束之高阁，奢谈宪政民主。这样的改革必然很难推行下去。我想，载沣这个“八〇后”毕竟太嫩了一点，他生长于富贵之家，很难知道老百姓的需要是什么。由这样的人领导改革来挽救大清，当然是缘木求鱼，问道于盲。历来的改革，一靠政策，二靠执行力。正确的决策来自决策者，而执行力则来自各级官员。没有一大批有能力有改革精神的官员，即使政策正确，也不一定能得到好结果。专制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官员，尤其是清王朝这样停滞腐败的专制制度下熏陶出来的官员，有私心，有心计，却缺乏能力。作者认为，“大清国‘官场如赌场’，大家都在试身手，鱼龙混杂。敷衍了事的人，雄心勃勃的人，或钩心斗角，或与世无争，或逆流而上，或就坡下驴，唱高调，唱反调，荒腔跑调的比比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这些国之栋梁、人中之龙忙着拨弄自己的小算盘，而他们掌管着的是大清国‘上令下达’与‘下情上传’的要道，一旦堵塞，颟顸无为，后果可想而知……”。官员队伍素质差，执行力差，是大清末年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高层的人物中，袁世凯还是有能力、有权威的，也属于改革派，但在载沣时代已被放逐了。张之洞也曾是改革中坚，这时已年老力衰，被作为“图腾”供奉起来，很快便去世了。有实权的庆亲王奕劻则是“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这样看来，由载沣领导的这个中央领导集体没有领导改革的能力就不足为奇了。在省一级的官员中，陕甘总督兼陕西巡抚允升尽管锐意改革，但由于“大跃进”式的做法而激起民愤，“被辞职”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曾出国考察各国宪政，也是旗人中坚定地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官员，却由于严重违纪（慈禧葬礼上大不敬）而被“双开”，以后又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带兵入川，为哗变士兵所杀。更多在位的官员贪污腐败成风，至于基层，则是官员“流氓化”。这样的干部队伍，即使再正确的政策也会遭到歪曲或失效，何况“大和尚”念的经本身就歪了。 　　 　　 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央权威的弱化，地方分权的加剧，使清末的这场改革像是一出闹剧。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改革、干部培养的无力，社会矛盾的加剧，还有对外政策的失误，终于把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也难以为继了。 　　 　　 给大清帝国致命一击的，还是经济。政府的指导思想还是要国强的，然而从民办铁路来看，“民营资本不仅先天疲软，而且其腐败与内讧因比国有企业缺少监督和制约而变本加厉。”所以就由政府亲自办铁路。但政府没钱，只好举债，既借外债，又发行债券借内债。爱国公债变为误国公债，股市的投机又给混乱的金融市场火上浇油，开滦煤矿被英国人实际控制，国有的招商局成为“豆腐渣工程”，民营企业家走官商结合之路，纷纷捐官，官办的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成为“腐烂的根基”。这一切与其说是经济改革，不如说是“经济折腾”，其结果是使经济更为混乱和恶化。当一个社会经济混乱到这种程度时，就连上帝也无能为力了。 　　 　　 大清末期的改革是师法日本的，于是赴日留学成为时尚。不过一旦把留日和当官联系在一起，留日也成了一场闹剧。中国不少青年人到日本不是要学习日本的经验，而是要换一个回国可以当官的文凭。这样，日本就出现一大批专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克莱登大学”或“西太平洋大学”，中国去的留学生，只求一张真假不论的文凭。当然，这些留学生中也不乏鲁迅这样的优秀分子，但我们比较一下去西方和日本的留学生就不难发现，留日的学生倾向革命，而留学西方的学生倾向改革。留日的学生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推行这样的留学政策，大清帝国岂不是为自己培养掘墓人？ 　　 　　 这种混乱的改革，无论最高当权者的愿望有多善良，最后总是被大大小小的官员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改革的进展与民怨同比例上升，改革越深化，群体事件越多。仅根据官方的《大清历朝实录》记载，1901年至1910年间，群体事件达到几百起，如果加上各地瞒报的，则高达一千三百多起，而且更多地集中在1909年至1911年间。清政府缺乏权威，也没有财力，对各种改革只能“给政策、开口子”，允许各地自筹自支，这就把改革的成本化为各种苛捐杂税，而各级官员趁机层层加码，群众不堪重负，只好起来闹事。办警政，办教育，人口普查，本来都是好事，但当这些好事要人民出钱办时，人民就不干了。《国运》中举了江西宜春办教育引发的一场动乱，还有鱼米之乡浙江嘉兴因受灾引发的群体事件。当时，类似的事件比比皆是。列宁曾经说过，当上层感到统治不下去，下层也感到生活不下去时，革命就要爆发了。清末正是这样的局面。 　　 　　 给这头即将倒下的“骆驼”加上最后一根“稻草”的是外交。一国外交的成败，不在口舌而在实力。面对日本、俄罗斯和英美等列强在中国瓜分利益的欲望，大清王朝已无可奈何，对内软，对外也硬不起来。国家主权的丧失加剧了政权的垮台。到了这时，正如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说的：“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清朝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从洋务运动以来，一场以挽救大清帝国为目的的改革终于失败了。总结这场改革，对我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回顾历史。《国运》一书总结的是这场改革最后三年的历史，作者雪珥先生用的是报告文学的写法，尽管不是十分严肃，但读起来更有趣，也更轻松。不过轻松笔调背后的历史决不轻松。让我感到沉重的，并不是大清的灭亡，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固。从形式上看，大清灭亡，封建专制也就结束了，但实质上封建制度的亡灵仍然阴魂不散。这是我们在未来的改革中要彻底解决的问题。 　　 　　原载《东方早报》

　　 在外人眼中，“红色后代”是颇为幸福的一群人。但事实上，他们的危机意识比谁都强烈。 　　“重建诚信，得从公务员抓起，因为他们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基础和民族根基将坍塌。”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经验，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训。” 　　两会开幕以来，每当有一位身材微胖、戴着少将肩章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北京国际饭店的时候，记者们总会迅速聚拢过来。毛新宇委员来了。 　　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每年的提案都格外引人注目。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2012年首次将提案视角从他的爷爷身上，转向党所面临的一个严峻命题：反腐倡廉。 　　毛新宇说，他关注这个问题，既因为他是一名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他作为领袖后代的责任：“在与腐败的斗争中，毛泽东的廉洁自律、以身作则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主席的这些后代里，你能找出一个做官的、经商的吗?为什么没有?就是老人家的垂范作用。” 　　在十八大即将到来，中央领导集体即将交棒之际，毛新宇只是众多喜欢把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红色后代”政协委员之一。 　　凌孜，叶剑英元帅的女儿。聊起如何化解贫富差距时，这位全国政协委员说，共产党不能忘记了来时的路。“那时候拿着枪杆去闹革命，为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让他们过上好生活。” 　　全国政协委员、维族政治家包尔汉的女儿伊丽苏娅最痛心的社会现实，是底层民众的上升渠道被堵塞。“改革虽不能操之过急，但我们也不能再等待了。” 　　这些“红色后代”，祖父辈曾经排除万难打下江山，他们自己也亲历过中国最坏的日子和最好的时光。他们身上的共同特征，注定了他们对当下社会矛盾、改革争论的体悟，比普通人来得特别。 　　“这个社会焦虑的，就是我们所焦虑的” 　　在外人眼中，因为有祖父辈们的恩泽，“红色后代”应该算是社会上颇为幸福的一群人：衣食无忧，一般还有个一官半职。但事实却是，他们的危机意识比谁都强烈。 　　全国政协委员、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原政委曾海生，是革命家曾山的女儿。这些年里，她的焦虑源于一系列代表性的社会事件，例如小悦悦事件，温州动车事故，蒙牛、双汇等知名企业食品安全危机。 　　“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发展的速度上去了，但发展的质量又如何?”在2012年提交的一份加强道德和诚信建设的提案中，曾海生如此慨叹。 　　社会道德之所以沦丧，在曾海生看来，责任不在社会而在政府。“主要是收入差距过大，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曾海生回忆，当年她在北大荒插队，一个月22块钱就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一些老职工也不过30来块。但现在一些国企老总年薪却动辄上千万。“同样工作8小时，很多人会问，凭什么你拿那么多?” 　　大多数人没有分到“蛋糕”，这亦是“老知青”伊丽苏娅的观察。“农家子弟的上升渠道正在被堵塞，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就开始蜗居，很多人不结婚，也没房子，而且不敢要孩子。有了孩子，就会教育他，你不好好学习就去扫大街。”她有时会想，这是不是自己所经历的那个《劳动最光荣》的国家? 　　所以，“红色后代”们才有这样一个困惑：如果好日子只给了少数人，这不是跟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吗?我们的改革还算成功吗? 　　“28年的革命战争，祖父辈们哪个不是大浪淘沙活下来的。虽然后来在困难时期，工作上有失误，但老百姓也能理解，他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伊丽苏娅说。 　　但现在，“红色后代”眼中那个虽然穷，但没什么算计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这好比咱们一家人，他可能做得不太好，比较笨，但心是好的。但如果换一个人，是为了把家人的钱弄到自己兜里去。那你是一种什么样情绪?”凌孜说，“那个时候，遍地都是雷锋式的人，今天你打着灯笼满世界找去。不是没有，少之又少。” 　　“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和所有普罗大众的感受一样，“红色后代”们承认，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亲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改革。 　　作为改革开放奠基人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凌孜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79年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顺应了民意。当时老百姓没吃没喝，工农业到了崩溃边缘。 　　有一个细节，至今让凌孜难以忘怀。广东公安厅有次向叶剑英汇报：广东目前出现逃港潮，深圳、珠海这些沿海村里剩的都是老弱病残，能走的都走了。叶剑英听了就流眼泪了。 　　“出来革命几十年，现在一看，老百姓的生活比原来还惨，怎么能不痛心呢?”凌孜回忆，当时父亲没有说要抓这些老百姓，知道他们逃港纯粹为了生存。 　　强人推动，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只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动力，更来自整个社会。“当时感觉我们醒来就是早晨，看到其他国家的发展以后，我们就大有紧迫感。听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我们是发自内心地振奋。”伊丽苏娅说。 　　如今，中国又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对于改革的争论如何处理，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从上一次改革中寻找经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叶剑英提议召开一次预备会议。在这个后来被叶剑英称为“党内民主典范”的大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指名道姓的批评都如实写进了简报。 　　“假如没有那次预备会议统一思想，邓小平也出不来。有问题都需要端出来，讲出来大家就顺了。”凌孜说，另外，执政党有一个传统，就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个整顿巩固提高的阶段，现在最缺的是对过去30年的总结和反思。“哪些问题做得好，哪些地方走了弯路，究竟我们现在要改什么?都可以好好捋一捋。”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全国政协委员、陶铸之女陶斯亮认为，反腐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她又首推从吏治开始。 　　医生出身的陶斯亮，接受媒体采访时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比用干细胞去治疗癌症。“化疗能杀死癌细胞，但也杀灭正常细胞。但给你种植干细胞就不一样，让这个新生的健康的细胞来代替你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细胞，而不是同归于尽。” 　　她提议，把竞争机制引入党内干部选拔，通过差额选举保证每个干部，都像干细胞一样，是优秀的，健康的，逐渐去替代那些“癌细胞”。 　　毛新宇说，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贪腐，就是因为老人家预见到会有糖衣炮弹的进攻。“老人家在七届二中全会时就强调，进京赶考不能学李自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开国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的案子，这说明主席深知腐败问题对党的危害。”毛新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事实上，因为“文革”给“红色后代”们留下了太深的阴影，不愿意看到暴力革命，是他们对改革共同的守望。 　　“不能搞多党制，也不能搞党内的派别。”伊丽苏娅说，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在还没有完成现代化之前搞过一人一票选举的，而且他们把民主的理念用到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不是分裂就是战乱。我们中国乱不得。 　　但她也表示，虽然不能操之过急，可我们也不能再等待。“到底是不是可以成立像香港廉政公署一样的机构，司法审判是不是可以有更大的独立空间，这个可以探讨。” 　　建议向林书豪学习 　　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尚需时日，但有一个问题，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立刻着手解决，那就是重建社会的道德诚信体系。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最好是一把手可以先身体力行。 　　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让每个人都“知耻”。“官员应该比一般老百姓先行。”李小琳说，“你为人之师，你才能够是领导，最起码的德行都做不到，怎么当官呢?” 　　凌孜建议，这一点可以向林书豪学习。作为一名篮球迷，凌孜觉得，这位美国NBA的新天王身上，有着与其他体育明星所没有的气质。“明显是他扭转了局面，他却说这是球队的功劳。连支持别的队的球迷都为他鼓掌，可见他的亲和力有多大。”凌孜说，有一句话叫上行下效，你做出来了，你不用说，下边跟着就做了。 　　她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带领一批中央领导去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此后整个中国都掀起了一场义务劳动的热潮。 　　正是得益于祖父辈们的言传身教，“红色后代”们都认为，这是他们许多人虽已不在高位，却仍对这个国家抱有强烈责任感的原因。 　　曾海生说，自打小，父母就从来不会要求她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退休之后，父亲很喜欢在小院子里种些东西，他喜欢带着小草帽上房顶摘丝瓜。”曾海生说，父亲的纯真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影响了她一生。 　　“1935年，他单独带队突出敌人围剿，后来全打散了。剩下老爷子一个人，从江西一路走到上海找地下党。但当时哪那么容易找啊?你说这个人就那么坚定，在那种情况下他都没有任何想法。” 　　曾海生当了5年全国人大代表，5年全国政协委员。有些提案她反复提了好多年。尽管结果不如预期，但她说，总有人要迈出这一步，“永远没人说，永远得不到重视。” 　　在曾海生看来，重建诚信，得从公务员抓起，因为他们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基础和民族根基将坍塌。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于党内的高干子弟，应更严格要求，“比如我们小时候，不能跟父母一起吃饭，自己吃食堂，父母吃得好一些。当然现在不一样了，但有更严格管理的方式。” 　　如何不失信于民，除了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一些“红色后代”也觉得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 　　据凌孜说，中央党校已经准备将《群书治要》引入课堂。这是一本由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编辑的书，主要回溯了历朝历代执政的共同经验和教训。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经验，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训。这本书是一面镜子。”凌孜说，唐太宗能创造贞观之治，正是因为有魏征这样的大臣讲负面的意见，皇上就是听了难受但是爱听。但崇祯就是被贪腐包围了，看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后国家就坏了。

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中共元老李锐日前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继续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先导，其“文化改革” 站不住脚。有评论认为，李锐指出了中国改革的瓶颈所在。 香港《明报》3月9日以“专讯”形式发表对中共元老李锐的访谈内容。曾任毛泽东秘书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表示，去年中央曾就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展文化的文件咨询过他的意见。他认为，这个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作为先导的文件有两万余字，却空话连篇，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站不住脚”。 报道说，年过96岁高龄的李锐还谈到与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接触，以及当前对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争议，前公安局长王立军被拘押，和流亡美国的北京作家余杰遭警察殴打等“热点时事”的关注。李锐认为，在前苏联共产党倒台后，中国的中央文件中不再提“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就所谓“三个代表”的提法，李锐表示，共产党不能够代表先进文化和先进科学，而只是个人代表。 上世纪八十年代任职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北京学者吴稼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共中央文件抛开政治体制不谈，单独渲染文化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李锐的观点更多是指出了当前中国改革的瓶颈： “政治改革如果不是先导的话，没有什么文化改革。改革就是放开，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和邓小平理论一锅煮。中国目前的感觉是要回到文革去了。关键的事情，中国改革的推动点、改革的时机和改革的迫切性早都具备了，因为邓小平在20多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来。现在缺乏的是改革的意愿，领导层如果没有改革意愿的话，改革再迫切也不会管的。” 吴稼祥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面临权贵利益集团的纠缠，但如何看待民主价值以及遵从本国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则是决定一个政党执政甚至生存命运的关键因素： “不改革的理由有一千种、一万种，只要是不想改革总是有理由的。中国近代以来从清王朝主动退位到国民党主动退位，已经有两次退位了，而这两次每一次都面临着巨大的权贵集团，假如不这样做，后果更加严重。如果是个独裁政党，在当代世界只有葬送前途。如果仇视民主、打击民主，这样的政党大家都知道一定是下场很惨的，像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就算典型的代表。第二种对改革半推半就，对民主也是推散帖敷，然后又加以拒绝。这样的政党可能还能生存下来，继续执政的可能就非常小了，苏联的共产党就属于这种。第三种体会到了世界的潮流、大趋势以及自己本国人民的要求，主动地应运这种变化，推动改革，这样的政党即使有可能暂时地离开政权，也有可能卷土重来。这样的在当代世界做得比较杰出的就是台湾的国民党，还有外蒙古人民党。所以我想就要看他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直接介入经济运作三十年后，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任何连带性的改革措施都势必触及当政者的利益： “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死胡同。当局在十八大前已经拿不出任何像样的改革方案。因为整个中共执政集团已经成为一个自利型的特殊利益集团，任何的改革势必触动权贵集团的利益。政改已经停止多年，经改是国进民退的这么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官富民穷。经济领域任何的改革势必触动权贵集团和垄断企业的利益，又会动摇现在所谓党国的制度这么一个基础，这是一个深层的原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提出来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文化的渗透，既是对党文化和主旋律被边缘化的孤立，同时也是对文化体制改革本身有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的一种防范来收紧对社会的控制。” 2012年被称为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换届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秋季中共“十八大”后，将结束十年任期，预计会由习近平和李克强接班。在胡温执政期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状况，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批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