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

从政当如金大中

从政当如金大中 读《金大中自述》 作者:赵宗彪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5 17:42:02 阅读量:1次   金大中是韩国前总统,是推进韩国民主进程的主要人物。2000年因为促成朝韩两国首脑的首次会谈而获得当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这本回忆录的副标题是《为了民主,我不后悔》。我一口气就读完了这位伟大人物的自传,他的精神让人动容。   人们以后记起这位曾经的韩国的大总统,肯定会记住他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不平凡经历,是他开辟了韩国的宪政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就致力于结束军人统治和独裁政体,他的一生坎坷、传奇,充满了大喜大悲的波折,也建立了令人钦佩的功绩。这位不畏强权的理想主义者,一直是韩国军事独裁政权的死敌。当局曾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死刑、多次入狱、更多次的软禁和被迫流亡国外,但他从不退缩和言败。他是宪政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和捍卫者,如堂吉诃德一样,孤军奋战,与集权与专制当局进行了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斗争,恐吓、逮捕、车祸、绑架、监禁、死刑、流亡,都不能动摇他热爱真理、追求正义与公平的意志,为韩国争取民主的目标坚定不移。他于1971、1987、1992年分别参加总统竞选,均以失败告终。1997年,终于获选,成为韩国自1948年建国以来第一个以在野党候选人身份当选的总统。2009年去世,享年85岁。他是韩国在推进民主化历史上公认的领袖,哪怕他的政敌们,对他也评价甚高。因为他上任后的以德报冤,当年曾经迫害过他的前总统全斗焕说:“金大中在任时,卸任总统们最幸福”。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称他是“勇敢的民主化及人权斗士”。中科院的研究员张蕴岭所说:“民主理念与和平价值观是他的两个最为宝贵的遗产。”这位改写了韩国现代史的人的坚忍不拔精神,让我对韩国人都刮目相看。   也许每一个读者的视角不一样。我读完此书后,除了对金大中这位民主斗士产生敬意之外,感触最多的是金大中人生道路的选择。他说,人生“怎样实现”比“实现什么”更重要。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不择手段地达成目标,而恰恰在于选择手段、方法的过程。他说,“我只是这样一个人,我看中的是仅仅是自己能否竭尽全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堂堂正正、有意义地‘活着’。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四十年来面对独裁政权毫不动摇、屈服,不懈奋斗,坚守自己的信仰。”   他的这个想法,对于东方人,特别有意义。因为儒家文化虽然强调士大夫的修齐治平,但最后,往往变成唯功名利禄是瞻,权力成了最大的追求目标,所以,知识分子中,能够坚持真理、独立独行的人,都是少数,很容易成为权力的附庸,也乐于为虎作伥。对此,金大中深有感触,所以,他在美国访问哈佛大学时,就向校长提出质问:“毕业于美国哈佛或耶鲁这些世界数一数二名校的精英们,回国之后却站在独裁者一边,为独裁和暴力炮制合理化的理论,向社会传播有悖人间正义的愚民思想。对于以美国民主制度襁褓著称的哈佛大学而言,这无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校长先生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佛大学校长认为,这是人类固有的人性问题,是因为人在权力和诱惑面前很脆弱。这个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脆弱,东方人明显比西方人更明显。就是因为我们更多强调目的而不讲究手段。   在政治家中,这种只问结果不择手段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而讲究手段者,往往被嘲笑为妇人之仁,是书呆子气,公然宣称“无毒不丈夫”。在政治斗争中,阴谋阳谋层出不穷,并称之为“智慧”,人们也习以为常。我们当代人奉若神明的“三十六计”和“厚黑学”,不过是突破了人伦道德底线的诡计集锦。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证明,凡是认为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问手段的政治行为,最后无一例外地都容易陷入当初正确目标的反面。通往地狱的道路上,从来都是铺满鲜花的。金大中说:“对于诈术,我有着与生俱来的反感。我坚定地认为,越是志向远大的人,越应该堂堂正正,越应该放眼辽阔,不为眼前利益所迷惑。活着,即使不能达成既定的目标,自己的生命也应该充实、光明。”从他一生的经历看,九死一生,“为了民主,我不后悔”,他确实实践了自己的意愿。这是我最为佩服的——从政当如金大中。   20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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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詹姆斯敦基金会 薄熙来为进入政治局常委造势以及中国政治斗争走势

核心提示:现在评论薄熙来留给重庆的遗产未免操之过急,但他争取常委的竞选将中国的政治活动拉出了小黑屋,放到了聚光灯下。也许,薄熙来的行动展示了在中国,政治也有这样的可能:公开辩论,激烈的竞争,寻求公众支持。 原文: Bo Xilai’s Campaign for the Standing Committee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Politicking 译文:薄熙来为进入政治局常委造势以及中国政治斗争走势 作者:刘亚伟 日期:2011/11/11 译者:奥哥(@zxzh) 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决斗中的省委书记,薄熙来(左)和汪洋(右)】 今年六月下旬,基辛格访问了重庆,并向接待他主人, 63 岁的高调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谈到”作为一个访问重庆的知识分子,我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前景和未来。我被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所震撼。”(重庆在线, 9 月 10 日)。毫无疑问,基辛格被他短暂停留所看到的一切而”震撼”。他会见了外资企业的代表,他们来自微软, E-bay ,百事可乐,惠普,通用电气,思科,宏基以及福特。他在会见中了解到,世界上的每三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是在重庆组装的。中美之间的联系在重庆显得尤其紧密。有 500 家美资企业现在重庆开展业务,每年光是重庆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就高达 11 亿美元。 或许更有趣的是,基辛格被邀请参观了薄熙来主政重庆以来的每一个”创新”亮点。他参观了政府投资修建的廉租房。重庆市长黄奇帆告诉基辛格,市政府每年投入 158 亿美金( 1/3 来自政府预算,其余部分来自国有四大银行的贷款)用于修建保障性住房,提供给刚毕业的大学生,低收入城镇居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一套 50 平米的公寓月租金平均为 500 元,相当于租房人月收入的 1/6. 基辛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 2011 ( 重庆 )中华 红歌 会的 开幕式 。薄书记向基辛格解释了他不断向推广红歌的动机,”城市的发展既需要物质文明,也需要精神文明。如果老百姓下班之后就到酒吧大排档,那么他们就不能真正团结一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当然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重庆并不是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同时面临许多挑战。高昂的士气和团结的斗志是克服这些困难的唯一武器”(重庆在线,9月10日) 基辛格唯一错过的是”打黑”成果展览,而中国国家领导人包括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以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都观看过。薄书记前所未有的打黑战役,惩处了一批腐败官员和黑社会头目,几千名涉案人员被收押,对知名律师(李庄)审判和定罪,罚没了大量现金和商品。中共领导人高度称赞薄熙来在重庆成功实现了”法治”,也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安全。 薄熙来这所谓的四管齐下的”突击”,旨在将重庆打造成”闪耀山城”的系列行动,视乎只是这位前商务部长谋求党内高升的政治手段。薄熙来已经是政治局中央委员,那么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常委。这样暴露自己的政治野心在中共高层中极其罕见。尽管薄从未直接表明过进常委的野心,但他的行动已经说明了一切。也许薄的这些策略可以被视作”中国特色”的竞选。 基辛格同样也告诉薄熙来,他注意到习近平,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他被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后不久就到重庆考察了整整三天。事实上,薄熙来努力吸引中国高层对重庆一系列改革的支持。周永康是九人常委中第一个到访重庆的。他在访问中认真听取了重庆关于打黑,户口改革,廉租房和经济发展的汇报。临走前,周永康表示重庆的改革应该成为中国其他地方的榜样。一个月后,习近平也在访问中称赞薄书记非凡政绩。吴邦国在四月的访问以及李长春向中华红歌会发来的贺信都是值得注意的亮点。(重庆日报,7月1日) 贾庆林的支持则不那么确定,虽然他没有参与薄带领歌舞团进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红歌汇演,但在演出结束后他接见了薄熙来和部分演职人员。九人常委中,李克强从来没有访问重庆或者公开谈到重庆模式。他的保留应该视作一种不满,因为薄熙来的助手曾偶尔公开谈起薄对李克强未来职务的觊觎[注1]。贺国强也保持缄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 1999 到 2002 年也在重庆担任市委书记。更进一步,胡锦涛和温家宝从来不原意和薄熙来以及他的重庆模式扯上一点关系。尽管如此,薄熙来成功地得到九人常委中五人对重庆模式支持,真算得上一个不小的功绩。 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支持薄熙来的政治追求。每当有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当地媒体的报道更为细致和热情洋溢,远胜新华社。除了基辛格和中共的常委们,重庆也不遗余力地邀请海内外知名人士踏足重庆。 很多知名艺术家应邀前来献艺,诸多国际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举行探讨重庆模式论坛和和会议,重庆试图取得公共知识分子和知名学者的支持(例如,光明日报,8月9日)。前麻省理工教授,现任教于清华的崔之元, 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一员。他写过很多文章来支持重庆模式(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11月3日)。记者出身的清华教授李希光,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作者之一,现在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也是薄熙来的团队在公共宣传事务上的有力智囊(例如:�望杂志,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1月17日)。 尽管薄的这些活动取得了很多正面回应,但并非全然如此。在他和 56 岁的汪洋之间在台面下有一场激烈的文字交锋。汪洋是薄之前( 2005-2007 )的重庆市委书记,现在主政广东,广东省的 GDP 增长在 20 多年里一直引领全国。 这场口头上的交锋在这个夏天里多次浮现。 6 月 26 日,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汪洋强调我们党需要提高对潜在危机的警惕,而不是着力于吹嘘现有的成绩,这被视作是对薄熙来的大吹大擂泼冷水(南方日报,6月27日)。 7 月 4 日,在与网民的在线聊天中,汪洋再次提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这个表态亦被解读为对网络聊天室内毁谤重庆领导的网民被拘捕一事的指责(新华社,7月4日)。 在 7 月 12 日省委会上,汪洋说反腐败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去完成 , 似乎对重庆打黑暗有所指。他也进一步谈到,施政者不应该追求短期的回报和集中曝光,而应该在他们能力和资源范围内有长远的规划。 最近,汪洋提对薄熙来的作蛋糕(发展)之前分蛋糕(等同于财富分配)的高论有了回应。汪洋强调把蛋糕做大始终是第一位的。做大蛋糕比分蛋糕更重要,汪洋也提到”(薄的分蛋糕理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强调分蛋糕在现在这个时期倒不失为一个新观点”。(南方网,7月13日) ” 现在这个时期 ” 或许暗示的是薄熙来对广东模式潜在的攻击。 7 月 3 日,在和凤凰董事会主席刘长乐会晤中,薄熙来谈到,与一些地方作蛋糕之后再分蛋糕的做法不同,重庆选择的是先分蛋糕(凤凰网,7月4日)。 7 月 10 日,在一个农业综合产业论坛,薄熙来再次重申重庆不会等到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才来考虑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薄熙来还说如果”三个差距” –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间差距 – 不能尽快弥合,那么共产党只是实现了”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另外”两个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则无从谈起(重庆日报,7月17日)。 [注2] 五天之后,重庆市委表明了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定决心。一系列定量的目标也并不容易实现,包括:将基尼系数从 0.45 降到 0.35 (广东是 0.65 ),创造 330 万个就业岗位,新增 150 万个体经营户,将 500 万农民转为城镇居民,解决 200 万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同时建造 400 万平方米的廉租住房。(重庆日报,7月23日) 尽管两个阵营从夏天以来都沉默了许多, 10 月 9 日汪洋的一次关于提高老百姓福利的讲话,打破了此轮”停火”。汪洋谈到提高人民的福利需要不仅是尽一切可能来满足人民的需求,也要考虑到国情和各省各地的实际情况。他提到,通过运动式的突击发展来提高解决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也很难取得长期和本质的改善。(广州日报,10月10日) 薄熙来前所未有的政治造势和汪洋的公开反击在中国政坛形成了一种新的局势,也是冲突矛盾搬上了台面。现在并不能确定汪洋和薄熙来就代表了两个利益集团或者政治力量得对垒,这样的结论也下得太早了,但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学者和社会评论家已经站好了队。具有自由观念的人都表达对汪洋的支持,而”新左派”和毛主义者的人们则不遗余力地为薄熙来摇旗呐喊。这样公开的分裂反映了社会的不同利益派别的斗争 – 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分裂 – 或许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次良性发展。 中国的观察家们,倒是很乐于见到隐于中南海高墙之后的斗争就这样公开化。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都需要在社会公平的问题上有所权衡,中国也不例外。决策者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激烈的争论,而通过竞选活动中将这样的议题带给民众去了解,在任何一个公开的社会中也都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换届是通过民意测验来完成,薄熙来或许会轻松地赢得选战,他是如此的富有声望,充满魅力也手腕高明。良好的声望,并不总是意味着理性和持续性。对很多人来说,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很难长久持续,其中也暴露了中共的很多阴暗面:对司法的操纵,顽固的意识形态。然而,重庆与毛时代中国的最大不同,是对西方技术、资本和商业模式的向往和追求,但这些又需要法治条件下真正的市场经济和信息的自由流通。薄熙来是否真的醉心于他在重庆的发展策略,同时也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复制 – 如果真的给他这样的平台 – 或者他只是将重庆模式作为实现他野心的跳板,都还留待观察。 基辛格在重庆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他的评论只是简单地重复了 林肯 ・ 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 ) 1919 年对苏联的评论 – “我看到了它的未来,它运转良好” – 引发的疑问是这样的未来能持续多久。现在评论薄熙来留给重庆的遗产未免操之过急,但他争取常委的竞选将中国的政治活动拉出了小黑屋,放到了聚光灯下。也许,薄熙来的行动展示了在中国,政治也有这样的可能:公开辩论,激烈的竞争,寻求公众支持。 原注1:个人采访,2011年8月31日 原注2:”三个代表”是退休前党委书记江泽民对中共理论的贡献,在2002年16次党代会上被正式写入党章。 yc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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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 2011/11/11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 @xiaomi2020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卫报》: 祝福陈光诚的人们越来越多,探望者们不顾殴打到东师古村旅游 中国见红博客: 网民在把中国变得更好 ——网民对于北京空气质量的抱怨导致政府提高检测标准就是一个例子 路透社独家新闻: 政治因素阻止了中国向欧盟伸出援助之手 ——中国提了三个条件:扩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开放欧洲对华武器禁运。欧洲对此表示难以接受 詹姆斯敦基金会: 薄熙来为进入政治局常委造势以及中国政治斗争走势 《纽约时报》: 中国加强对记者报道的管制 ——本周政府发布了更为严厉的关于新闻报道的新规矩,这是当局为了控制谣言传播、限制微博影响的新举措。 《纽约时报》: 普通中国百姓对美国大使骆家辉感觉很亲,但中国的领导人对他却不感冒 《经济学人》: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称王称霸 ——不管国有企业是否上市交易,其控制权都牢牢掌握在幕后的国有资产监管委员会手中 《每日电讯报》: 中国承认低估了污染程度 ——政府保证将修改现有的误导大众的污染检测结果, 《纽约时报》: 为了挽救美国的经济而抛弃台湾 ——中美领导人应该关起门来做个交易,中国免去所持有的所有美国国债,美国则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并终止美台防卫协议。 程致宇博客: 美国应该出卖台湾吗 ?——即使不考虑道义上的得失,只算经济账,《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是“多余的钱”,如果全部花掉,中国的银行就破产了。 《华尔街日报》: 中国向太空发射新的间谍卫星,并暗示今后还会有更多类似发射 ——新发射的两颗卫星之一是难以被地面追踪的小型卫星   【国际外交】 《金融时报》: 巴西与中国:靠得太近也难受 ——巴西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一向表示欢迎,但同时,也对中国在资源方面的大手笔感到不安。 《外交学者》: 中国的上合组织之路前途迷茫 ——中国在力推中亚自由贸易,俄国则希望把印度和伊朗吸纳进来。中俄的目标都是为了削弱对方的影响,上合组织内部因此形成了僵局。 《商业内幕》: 中国在非洲随意索取,却没能兑现它所作出的承诺   【经济金融】 路透社: 十月份中国银行贷款额出现反弹 ,预计贷款政策将进一步放宽松 《卫报》:中国评级机构警告说,因美国的债务及联邦赤字问题没有解决, 有可能进一步降低美国的信用等级   【生活百态】 中国节奏博客: 在中国的 59.4 万外国人 ——近期中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包括这个数字。而纽约一个市居住的外国人就是这数字的几倍。按人口比例来说,中国大概是外国人最少的国家。应该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卫报》: 随着富人移民海外,人民币也随之外流 ——对中国前途的怀疑,以及百姓的仇富心态,使得移民海外成为中国的一个敏感话题 《华尔街日报》: 广东的幸福秘方:少生孩子多做爱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在光棍节发表讲话,把幸福广东的目标对准了床上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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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摇光>红袖章

那些所谓的学生党员,有几个是真正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能有几个能够背诵《共产党宣言》,能有几个能够深入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学生中唯物主义者很少,倒是有很多唯物质主义者,有很多唯心主义者,并且在争权夺势的时候违心得很。混个党员,无非就是考取公务员容易些,考个老师容易些,为自己增添所谓的发光点罢了。     红袖章   文/卞海鹏(重庆三峡学院)     新学期开始,已有一段时间了。各社团招新的大旗早已被扯破,新生入学指导也化为碎屑,全校师生应该说是应该进入教学的状态了。 近来在学校餐厅吃饭,在餐厅的走廊上兀自出现了一些只能在电影中出现的人物形象。也不知道是何处的哪个社团成员带起红袖章,在督查学生吃完饭后把餐具放在固定的位置,以方便餐厅阿姨收拾。吃饭的时候这些“红袖章”就会出现在你的周围,让我产生一种“我吃着,他看着;我坐着,他站着”的权势错觉,但是当我看到那“红袖章”盛气凌人的模样后,这种错觉瞬间也就化为乌有了。在食堂吃饭,看着《步步惊心》,我还以为我真的穿越了! 我所知道的“红袖章”是血迹斑斑充满血腥味儿的东西。在那些年代,全民参与政治,喊声震天,红旗飘飘,动辄“打倒反革命”、“打倒孔家店”……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在今天看来全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物,而那些趾高气昂根正苗红的“红袖章”却不知犯下多少令人发指不寒而栗的血案。     这几天晚饭过后,便有一群人在图书馆前面大唱革命歌曲,毫无生气,死气沉沉,狼哭鬼叫。我至今没有听明白唱的什么。要是国家充满了一帮子这样的人高唱革命歌曲,那国家明天只好革命,否则会有亡国的危险。 秋意阑珊,冬日渐进,自习晚归时竟自觉甚至清冷,沿途经过的实验楼下,一群大姑娘小伙子们伴着不知所云的韩国舞曲,卖力练习着将要在迎新晚会上表演的歌舞。对他们来说,这也算是很好的露脸的机会。而看过几届所谓的迎新晚会,大多恶俗不堪,丑陋不堪,俗不可耐。各个活动的积极分子,浓妆艳抹扭摆腰肢,台上装纯卖骚。台下则欢呼雀跃,呼声阵阵,为之沸腾。除了看出恶俗二字,实在看不出别的什么来。 可能是我太过于保守了吧。大学几年,遵循“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的至圣训导,从未加入如何党派社团,也没想过加入任何党派社团。不参加活动也就罢了,从各社团招新的牌子前走过,虽没有吐口口水,但也心中甚是鄙视。哪怕是我早已具有满足了学校加入共产党的条件的资格,却也未奔向组织,向组织靠拢。 同学一个个去听党课,预备了,宣誓了,然后向组织靠拢了。最初我以为这是神圣无比的事情,像是黑白电影中英雄面对党旗,自豪宣誓,斗志昂扬。但当我帮我同学(替我同学)参加七月一日的入党宣誓后,我豁然开朗,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完全不是我理想中的模样。就像江南水乡,仅仅留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或者文化回忆中而已,江南水乡迅速万丈高楼平地起。 那些所谓的学生党员,有几个是真正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能有几个能够背诵《共产党宣言》,能有几个能够深入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学生中唯物主义者很少,倒是有很多唯物质主义者,有很多唯心主义者,并且在争权夺势的时候违心得很。混个党员,无非就是考取公务员容易些,考个老师容易些,为自己增添所谓的发光点罢了。 团员这个我无法选择的政治身份让我一次次填入各种表格,已经十一年了。但是我连团员的全称都不知道是什么,唯一知道关于共青团员的事就是胡耀邦做过一段时间的共青团员的头。这么多年,我很疑惑,我已经是奔三的人了,有些孩子气的团员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摆脱,免得让一群小孩子看我的笑话。档案上说我是团员,那我只好是团员,而且别无选择。尽管团费交给谁,怎么交,交多少,我都忘记了。 考研刚开始看政治的时候,因看了太多的异己言论,以至差点精神分裂。现在考研政治看了大半也算是有所理解,猛然抬头发现,考研政治是反政治的。 政治哪有选择题四个选项那么简单。像我这些案头摆满政治的考研学子,有几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倒是很多人研究生后出国,奔向“万恶的资本主义”。 政治是硝烟弥漫、杀机四伏的战场,动辄背后捅刀子,动辄落井下石,动辄你死我活……哪是四个选项那么简单。你看那些玩政治的人: 有些人像康有为那般维新失败后远离家国,逃到外邦;有些人像屈原那般无奈地升入天堂;有些人像有点结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那般身陷囹圄,披枷带锁。更有些人像郭沫若那般今天改造明天改造后天改造。 有些知识分子为为政者提出的革命性的建设性意见,那也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而已,完全如同镜中花,水中月。不会引起所谓的革命或者建设,到会被玻璃割伤,被水呛着。     动不动就写某某宪章的那些人,只能会远走他国、身披枷锁;参政议政的那些人意见多了,会被拔掉扩音器,给你一虚职,像个优伶般囚禁起来,让你老实下。 玩政治参与政治的那些人哪有像政治选择题那般容易,选择错了,那可是会掉脑袋的。即使不掉脑袋也会机关枪哒哒哒,坦克车喀喀喀。瞿秋白先生,英年早逝,壮烈牺牲,用个中性词来说: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学校各院系的迎新晚会也已多半结束,那些所谓异己分子的书,因远在香港、台湾,我一时也无法买到。那个用来翻墙的软件,也因多次未更新而翻不出去了。快到考试了,我也只有在图书馆反复背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直到“艰苦朴素美名扬,领导人民的解放”的放学铃声响起。 听设计史的教学视频,视频上老师讲:在美国的一所设计学校中(洛杉矶设计艺术中心),教授设计史的老师有五六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教学风格及方式。其中的一位老师课程的第一节课就要求学生读《共产党宣言》。因为设计史中的现代主义就是以共产主义为精神基础的。 纵观国内高校,领导、教授、学生中共产党员不在少数,有几人能在非政治课上大讲《共产党宣言》呢?                                               于雨后初晴的图书馆自习室中     (采编:佛冉 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开阳>洗不掉的血迹与遗忘的历史 <摇光>你以为是纪念1911,其实人家只是梦回1949 <摇光>愤青,与幸福无关 烂贱的学识 第三期:过年了,全世界的大学生们都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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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我是哪种动物

我是哪种动物 作者:王霄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10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0 13:30:19 阅读量:51次   在英国作家奥威尔享誉世界的小说《动物庄园》里,重点讲述的是“革命”成功后的曼纳庄园(此时更名为动物庄园)的景象:打倒了万恶的人类主人琼斯并击退了人类的两次联合武装镇压后,掌了权的动物们自身却发生了各种变化,开始了另一种专制者与奴隶的命运。   我最近又一次阅读这部小说。我感到,革命胜利后的改变是这样的熟悉与自然。我在思索一个问题:如果我身处其中,我是庄园中的那一种动物?   显然,我不是猪类领袖拿破仑和斯诺鲍中的一个。它们既是旧时代(琼斯庄园时期)动物群体的杰出思想家、一名叫麦哲的公猪的追随者和革命的发动者,也是新时代动物庄园的领导者。在这种变革中,它们的功绩和聪明,使其不但成为全体动物理所当然的英明领袖,而且成为这个庄园中的管理者阶层即猪类的当然代表。客观地说,在新社会一开始的时候,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抵御人类镇压的战斗中,它们的领袖才能都是十分重要和杰出的。但是,在后来的演变中,拿破仑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独裁者,一个新的剥削者,而斯诺鲍则在与拿破仑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几被杀死,落荒而逃,不知所踪,并被一直塑造成为庄园的内奸和叛徒,人类的同谋者。   我也不是那匹名叫本杰明的智慧的驴子。我的年龄和阅历,不足以让我像它那样,沉默寡言,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少不了说一些风凉话。譬如,它会说上帝给了它尾巴是为了驱赶苍蝇,但它却宁愿没有尾巴也没有苍蝇。庄园里的动物中,唯有它从来没有笑过,要问为什么,它会说他没有看见什么值得好笑的。而我,不但在年轻时曾经说过太多充满理想和幼稚的话,做过一些伤害他人包括亲朋的事情,而且,至今,我还在不时地说一些包含着乐观色彩和激情的话,虽然它们的成分在我所有的话中已经下降到很小的比例。的确,我没有本杰明的智慧。当然,我想我和本杰明大叔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在抵御外侵的牛棚大战中,都会奋不顾身。   我也不是母马莫丽。我没有因为几块方糖和几条不同颜色的饰带而背叛动物,叛逃到远方,为一个客栈老板拉单驾马车。当然,世事到了今天的年代,所谓“叛逃”也许不再那么罪愆深重。或许我也曾经有过“移民”人类庄园的想法(人类庄园的情况似乎比演变后的动物庄园还要好),但是,一方面是没有机会和条件;另一方面,我的思想深处,还是根深蒂固地愿意与自己的庄园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哪怕这是一艘正在沉没的船,哪怕这是一个新的曼纳庄园。   我也不是那些鸡类。说句心里话,我对于动物庄园里的鸡类有着崇高的敬意,它们是第一批对专制者进行抗争的动物:当拿破仑决定要把它们孵小鸡的鸡蛋卖给人类时,它们不惜采取自毁鸡蛋的方法来反抗。虽然在狗的镇压下,在付出了9只鸡的生命的代价后,这次反抗失败了,但是,鸡类的行为让我感到自己的懦弱和虚伪。当然,我说我不是鸡类,还有一个原因:带头造反的3只母鸡后来在暴力下“坦白”说斯诺鲍曾在它们的梦中显现,并煽动它们违抗拿破仑的命令。它们也被杀掉了。我不知该怎么评论鸡类的表现,但还好,我没有这种经历和结局。   另外所幸的是,我认定我也不是羊。羊是这样的群体:毫无滞碍地接受了猪类宣传员斯奎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观点,并且在猪类领袖集团的政见发生分歧时,跟在了以暴力而不是思想见长的拿破仑身后,在所有的动物大会上,不管适时不适时,羊都在咩咩地叫着“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并经常借此来捣乱会议。比如,越是有思想的猪类领袖斯诺鲍的讲演讲到关键处,它们就越有可能插进“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咩咩声。在后来的阶级分化和庄园演变中,羊们始终是拿破仑和猪类最忠诚的拥趸,并在猪类进化到两条腿走路时,它们也与时俱进地高唱“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   不过让我深感欣慰并有幸的是,我不是那9条狗中的一员。“他们正是早先被拿破仑从他们的母亲身边带走的那些狗崽子,被拿破仑偷偷地养着。他们尽管还没有完全长大,但个头都不小,看上去凶得象狼。大家都注意到,他们始终紧挨着拿破仑,对他摆着尾巴。那姿势,竟和别的狗过去对琼斯先生的做法一模一样。”正是它们,在领袖集团的政治斗争中,帮助拿破仑以暴力驱逐了对手斯诺鲍,并让后者永远消失在动物庄园。在拿破仑由此建立了新的独裁政治后,这9条狗扮演的是凶狠的打手和保镖。不错,它们正是动物庄园的暴力机构。   但我是哪种动物呢?   我好像是公马鲍克瑟。我不是说我有鲍克瑟那样近两米高的个头,赛过两匹普通马相加的强壮,坚韧不拔的个性和干活时那股十足的劲头,以及它因此获得的普遍的尊敬;我是说,我像它那样,在年轻时多少显得有些戆相,实际上,也一直确实不怎么聪明。比如,我曾经也说过类似它说过的话:“如果这是拿破仑同志说,那就一定没错”,并在很长时期里,用“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这句格言,作为对个人的座右铭“我要更加努力工作”的补充。我也曾经像鲍克瑟甚至所有的动物那样,在第一次修建风车的那一年,“干起活来就像奴隶一样。但他们乐在其中,流血流汗甚至牺牲也心甘情愿,因为他们深深地意识到:他们干的每件事都是为他们自己和未来的同类的利益,而不是为了那帮游手好闲、偷摸成性的人类。”当然,现在在理智上我似乎有了点进步,虽然还不能和本杰明比,但也对拿破仑专制的合法性有了点怀疑。从这点上我能肯定我不同于羊类,也不同于鲍克瑟:它在拿破仑对动物大开杀戮,甚至自己也被4只狗围攻、只是由于它用超常的体力自卫才免于一死后,还把这一切“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某些失误。要解决这个,我想关键就是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从今天起,早上我要提前一个小时起床。”而且,在鲍克瑟为庄园出尽最后一份力气、年老劳累成疾后,它被送到了人类的宰马场,在那里“幸福地死去”,并以它的肉和骨头换回了一箱威士忌。我还不至于像它这样傻。这虽然让我不时聊以自慰,但再一想,在更多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不还是渴望着有一个英明领袖出现,来拯救我们这些被压迫的动物么?于是,我有一种非羊非马的惶惑。   在这点上,我大概是惶惑的母马克拉弗。面对暴政,它模糊地意识到:“现在的情形可不是几年前他们为推翻人类而努力奋斗的目标,这些可怕的情形以及这种杀戮并不是他们在老麦哲第一次鼓动起义的那天晚上所向往的。对于未来,如果说她还曾有过什么构想,那就一定是构想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没有饥饿和鞭子的折磨,一律平等,各尽其能,强者保护弱者,就象是在麦哲讲演的那天晚上,她曾经用前退保护着那是最后才到的一群小鸭子一样。但现在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现在竟处在一个不敢讲真话的世界里。当那些气势汹汹的狗到处咆哮的时候,当眼看着自己的同志在坦白了可怕的罪行后被撕成碎片而无可奈何的时候,她的心里没有反叛或者违命的念头,然而,她仍相信,她和其他的动物曾期望并为之躁劳的,并不是今天这般情景;他们建造风车,勇敢地冒着琼斯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也不是为着这些。这就是她所想的,尽管她还一下说不清。”我正如克拉弗和其他的三匹马,“都是好同志,都很了不起,也都十分温顺,可惜反应都很慢。看起来,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能学会字母表上B以后的字母。”   我还不得不承认,作为体制内的一员,我大概是猪们中的一个。所有的猪,不论地位高低,均享有星期天在尾巴上戴饰带的特权,并多少享受牛奶和苹果,并在后来每天领用一品脱啤酒。当然,猪类也是分等级的,比如除了拿破仑,其他的猪被禁止食用糖,原因是吃糖会使他们发胖。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猪类的边缘分子。如果我还有些许良知,就不得不问自己,我的虽然不多但也超出社会平均收入的所得中,是否有不公平的剥削收入呢?我是否在饮用着用鲍克瑟的肉和骨头换回的威士忌呢?当然,我并不认同猪类优秀宣传家斯奎拉的理论:猪们是根本不喜欢牛奶和苹果的,把它们作为专供食品只是为了保护必要的健康,因为“我们猪是脑力劳动者。庄园的全部管理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当然,由于是猪类的边缘分子,我没有荣幸地加入由优秀的猪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而正是这个委员会在驱逐了斯诺鲍后,在英明领袖拿破仑同志的绝对领导下,决定着动物庄园的所有事项。我甚至可能对专制有些异见,大概是那4个小肉猪之一,它们在拿破仑同志宣布取消每周日的民主大会的做法不满,“不以为然地尖声叫着,当即都跳起来准备发言”,但面对“围坐在拿破仑身旁的那群狗发出一阵陰森恐怖的咆哮”后,“便沉默不语,重新坐了下去。”当然,不是所有的猪都有好的结局:那4只曾经是异见分子的猪,最后的结局也是被当做奸细而处死。而在这点上,我比它们幸运。但是,无论如何,让我惭愧的是,我还是一只比较笨的猪,没有进化到像斯奎拉和我的大多数同类那样,学会只用后腿走路。   身份的混乱确实在困惑着我。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又怎么理智并正确地生活在动物庄园呢?这时我突然想起我的同类中那些一直拒绝普适价值的成员的话,显然,在这些斯奎拉看来,猪类分成了两种:猪和中国猪。适合于猪的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猪。于是,我恍然大悟:我是这样一种动物:中国猪。   不管是那种动物吧,作为它们中普通的一员,我正如动物庄园(后来叫动物共和国了,最后又改回了曼纳庄园)的动物们那样——   仍然没有放弃希望。确切地说,他们身为动物庄园的一员,从来没有失去自己的荣誉感和优越感,哪怕是一瞬间也没有过。他们的庄园依然是整个国家——所有英轮三岛中——唯一的归动物所有、并由动物管理的庄园。他们中间的成员,就连最年轻的,甚至还有那些来自十英里或二十英里以外庄园的新成员,每每想到这一点,都无不感到惊喜交加。当他们听到鸣枪,看到旗杆上的绿旗飘扬,他们内心就充满了不朽的自豪,话题一转,也就时常提起那史诗般的过去,以及驱除琼斯、刻写“七诫”、击退人类来犯者的伟大战斗等等。那些旧日的梦想一个也没有丢弃。想当年麦哲预言过的“动物共和国”,和那个英格兰的绿色田野上不再有人类足迹践踏的时代,至今依然是他们信仰所在。他们依然相信:总有一天,那个时代会到来,也许它不会马上到来,也许它不会在任何现在健在的动物的有生之年到来,但它终究要到来。   ——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已经说过,我不那么聪明,有点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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