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

自由亚洲 | 甘肃玛曲一政治犯生命垂危被释放

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藏人政治犯果秀洛桑因在狱中遭受百般酷刑折磨,以致生命垂危,被当局释放。 居住澳洲的甘肃玛曲籍流亡藏人德窘引述境内消息于星期二告诉本台, 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藏人果秀洛桑自2008年在当地发生示威抗议事件以来,连续两年多一直处于逃难中,2010年被当局拘捕,从此遭受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迫害。 德窘说:“甘南玛曲县阿万仓乡僧俗藏人于2008年发起和平示威活动,抗议当局的高压政策。该乡藏民果秀洛桑被指控为‘示威活动带头人’于2010年5月遭到玛曲县公安人员拘捕,直到同年11月被拘押在玛曲县监狱中。” 德窘表示,果秀洛桑在狱中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酷刑折磨,致皮包骨头,让人惨不忍睹。 他说:“果秀洛桑在玛曲县监狱中遭拘押的五个月期间,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受到残酷毒打,后被转押到甘肃省兰州市一座监狱中,继续受酷刑虐待,人被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身体机能严重衰退。他还被注射一种有毒药物,该药虽有止痛效果,但却使全身疲软,好几天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据说该药在市场任何一家药店都买不到。” 德窘表示,当局见他生还希望不大,怕承担责任,将他释放回家。 “由于果秀洛桑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生还希望极度渺茫,当局怕承担责任,就决定释放他。最终果秀洛桑于2013年农历10月27号(公历11月29日)从狱中获释。” 据介绍,果秀洛桑现年43岁,是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阿万仓乡人。他的妻子名叫达日,现年40岁,两人育有两个孩子,大儿子西热18岁,小女儿卓玛15岁。他于1992年流亡印度,就读于距离达兰萨拉较近的西藏儿童村苏加学校,后返回玛曲家乡。1999年,他来到拉萨试图再度流亡印度,而用尽了家里所有积蓄。 有关果秀洛桑的身体近况方面,德窘说:“目前他在家养病,病情极为严重,完全不能自理。他的家人虽然经济拮据,但到处为他求医治疗,都没有好转迹象。近来他不能进食,大概已有11天了。他现在除了挣着眼睛在呼吸以外,不能开口说话。” (特约记者:丹珍 责编:申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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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西藏墨竹工卡县前政治犯受差别对待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的前政治犯遭受当局的差别对待,身份证均被没收,未经许可不准离开本县;而墨竹工卡县甲玛公安检查站严查进入拉萨的车辆和行人,未持身份证者均被禁止前行。 居住欧洲的藏人前政治犯洛桑桑卓星期二向本台表示,在近期回藏探亲及朝佛时,见证了拉萨墨竹工卡县藏人前政治犯的处境,并亲历了警方睹路盘查的过程。 洛桑桑卓说,在墨竹工卡县境内,获释的藏人政治犯被当局区别对待,每天处于监控中,离县外出必须要获得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那些获释政治犯的身份证均被墨竹工卡县当局以‘保管’的名义没收,如果去拉萨,则要到县有关部门进行请示,获批后才能领取一张各自身份证的复印件,但却没有拥有原证的权利。” 她说:“我本人在那期间,目睹了一些前政治犯因为未被当局发放身份证复印件,而不能前往拉萨显无奈与无助的痛心场面。” 洛桑桑卓表示,很多藏人前政治犯无法享有平等待遇,对自身处境深感绝望。 “如今不管是位于拉萨郊区及所属县城,还是偏远藏区,凡是进入拉萨者,都必须要出示身份证。墨竹工卡县藏人前政治犯的身份证因为被没收,所以不能自由前往拉萨或其它地方。对他们而言,每次离县外出的请示过程非常艰难,要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盘问,要清楚交代外出理由,之后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被告知是否获准外出。由于遭受当局的区别对待,被处处刁难,他们表示对自身处境,除了绝望,还是绝望。” 洛桑桑卓表示,经墨竹工卡县进入拉萨城途中,要通过该县甲玛乡公安检查站的严格盘查。 “地方藏民透露,之前墨竹工卡县甲玛公安检查站只查进入拉萨的汽车和车内的行人,如今不仅汽车,连自行车都要查,凡是朝拉萨方向行驶的所有车辆以及行人,都要接受严格检查,若有未携带身份证者,一律被禁止前行,并在原地被短暂扣留。” 洛桑桑卓说,抵达拉萨城后,则需要办理诸如“暂住证”等相关证件,而担保人则一再嘱咐不可“乱说话、乱做事”。 “即使是拉萨所属县镇的藏人,只要进入拉萨城内,还得需要到三个有关部门进行登记。在办理‘暂住证’时,住家亲戚或友人则必须要做出担保,而所有担保人都感到畏缩,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生怕借住者会惹出什么事端来。他们对借住者千叮万嘱,‘要小心行事,不能谈敏感话题,更不可讲境外的情况’。”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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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甘孜获释政治犯处境堪忧 青海藏民被迫接受爱国教育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四川甘孜州甘孜县境内近来陆续有多名藏人政治犯获释,其中僧尼被禁止返回寺院,普通藏民被限制行动,目前处境极为艰难。此外,青海海南州共和县的僧俗藏民被强制接受“爱国教育”,军人在青海湖境内不定期进行军事演习施加威慑。 四川甘孜州甘孜籍流亡藏人诺布星期四向本台表示,四川甘孜州甘孜县很多藏人政治犯近来陆续被提前获释,他们绝大部分人曾在甘孜县城高呼“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等口号展开示威而被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刑。据地方藏人透露,这些获释政治犯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 诺布说:“在甘孜县境内, 获释的藏人政治犯中,受虐较严重的一些人目前在家里调养身体,部分僧人和尼姑被当局禁止返回原寺,不得不留在家中,普通藏人政治犯的行动自由也受到限制。事实上,所有政治犯虽然获得自由,但他们都处于当局的监控中。他们的境况堪怜,令人忧心。” 诺布表示,自2008年3月在藏区多地爆发抗议事件以来,甘孜县藏人因为目睹过自焚与示威活动,以及很多示威者被毒打、遭拘捕等场面,因此自发性展开促进藏民内部团结与互助的一系列民间活动。 诺布说:“甘孜县城和各乡村藏人自2008年以来以‘增进信念、停止内斗、加强团结与互助’作为出发点,至今为促进藏民间的团结不断作出努力。他们还对自焚与受难同胞举行祈福、哀悼及声援等活动。近来他们对获释的藏人政治犯进行捐款,还以各种方式为他们提供照顾及支援,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同时邀请那些被禁止返回寺院的僧尼举行祈福会并向民众讲解佛法等。” 此外,青海海南州共和籍流亡藏人丹增星期五向本台表示,在藏区多地陆续发生自焚事件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境内包括学生在内于2012年11月接连发起过示威活动,抗议中国当局的高压政策。自此当局以“维稳”为借口在海南州加大展开“爱国教育活动”,近来这一活动在共和县各寺院为主的乡村中展开。 丹增表示:“近来虽然在共和县街上很少看到军警持枪巡逻,但是不管大小事件,当局正针对藏民加大展开严查行动,例如手机微信的聊天记录,包括语音、文字及图片;手机或普通电脑访问的网站,尤其境外网站;与境内和境外藏人的通话记录等。当局还在共和县境内的多座寺院和乡村中,对僧俗藏人展开‘爱国教育活动’,强迫他们热爱‘共产党’。” 丹增表示,共和县藏人的行动自由也被严格限制,根本没有“幸福”可言。 他说:“中国当局在共同县境内大肆开采矿产资源、建立水坝、实施游牧民搬迁政策等,让藏人根本享受不到‘幸福’。相反的,他们没有行动和言论上的自由,无法过上一个安稳的生活。” 丹增表示,中国当局在青海湖境内不定期进行军事演习,用以威慑和恐吓藏人。 丹增说:“上百名军人近期在青海湖境内进行军事演习。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大批军人在此地进行军演,住上几个月后又离开,之后又回来。地方藏民透露,当局是以‘军演’达到威慑藏人的目的。也有藏人说,这批军人计划在青海湖境内建立军营,准备常驻下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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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刘霞的噩运来自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博士吗?

那是她的友人清晰描述的情景﹕2013年10月初的某个下午,当她们在刘霞那门禁森严、便衣警察不时巡逻的(公寓社区)海淀区玉渊潭南路9号院楼下呼唤刘霞时,她或许因听到而打开寓所窗户,站在窗前,遥望。 友人向她招手并大声地问她:晓波怎么样? 她在哭,她回答﹕晓波是我们家情况最好的了。然后,她望着被挡在住宅大门外无法上楼的友人们啜泣。 这简洁却令人心碎的回答, 其中饱含太多的讯息 。作为当今世界最着名的政治犯刘晓波妻子的刘霞,自 2010年5月26日,刘晓波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被移送至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后,每月一次,刘霞再度开始从北京至锦州监狱五百公里的往返之行。每月下旬,刘霞由警车”护送”、偶尔以火车包厢式”看管”,在警方的”陪同”下完成这月复一月的探夫之旅。每次,只能与丈夫相聚半个小时。 就我们所知,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前的近两年囚禁中,刘霞和刘晓波在会面开始时还能相互拥抱,甚至可以隔着桌子拉着手在狱警监视中对话。可在近三年中,刘霞虽仍能每月探监一次,但过程受到警方严密的监控,狱警愈发频繁地中断他们的对话。除了问候及询问刘晓波的身体状况外,夫妻间已不能说更多,多数时间,他们只能彼此凝视对方。 两年多来,刘霞一直无法当面交她写给丈夫的信,之后,她转托律师代交亦遭狱方拒绝。近三个月以来,甚至连律师申请会见刘晓波也遭拦阻。一年前的一次探监中,当刘霞想告知曾是文学批评家的丈夫,莫言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时,她刚说出”莫言”两个字,狱警就切断了他们的谈话。所以,在狱中的刘晓波,既不知道莫言获奖,也不知一直供予刘霞生活开销、并负责传递刘霞及刘晓波有限狱中讯息的妻弟刘晖,已于2013年8月16日,被加之以商业”诈骗罪”,判处了和自己一样长的十一年刑期。 而刘霞被”国家”特许的每週一次由警车接送与父母及兄弟的聚餐,亦因弟弟入狱而变得残缺。近半年来,她除了要面对年迈的父母,还要安慰跟自己一样受到丈夫入狱十一年遽变打击的弟媳。 刘霞患上了冠心病,且心绞痛不断发作,但她不能自由就医,无法得知自己的病况,更谈不上必要的治疗。令人堪忧的是,她失去了进食的愿望,不单是食欲消退,而是厌食,她仅能依靠书籍、香烟和红酒,聊以打发孤独无尽的时光。 2013年6月,北京警方正式通知刘霞,她不能在中国举办任何个人摄影和绘画展览。作为一个艺术家,她画的二十多幅油画,只能秘密地搁置在友人处。她家中的电话及她的手机早已被切断,她也不能上网收发电邮。她目前能做的,或许仅仅是一次次地站在春、夏、秋、冬的寓所窗前,盼着再一次看到朋友在楼下和她招手。 刘晓波博士迄今已三次入狱,另有一次被国家以”监视居住”名义羁押八个月。 最近的一次自2008年12月8日始,他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再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早在1998年,刘霞就曾以痛彻骨髓的诗句隐喻着前往东北大连探望再次入狱的刘晓波的经历: 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 呜咽地辗过我的身体 我却拉不住你的手 2013年4月23日,刘霞因获准旁听她弟弟被起诉的法庭审讯而获数小时短暂的自由,那天,她昭告世人:”如果别人说我自由了,告诉他们,我没有自由。” 自2013年6月迄今,因为被长期软禁在家, 刘霞的精神和身体渐至可承受的极限 ;她正在失去描述自己状况的能力。 我们迄今唯一可以看到的刘霞影像,来自一段她为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而制作的录影讲话。2010年9月29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举办的”为刘晓波自由而呼吁”活动中,这一录影讲话曾向逾千名听众播放。当时,射光灯聚焦在刘霞那面无表情的苍白面容上,她的声音低沉、缓慢,会场上静得令人窒息,与会者缄默。刘霞最后的一段话令人潸然泪下︰ 在1996年10月8日到1999年10月8日晓波被劳教三年期间,我给他写了300多封信,他给我写了二、三百万字,几经抄家,他的文字基本消失。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刘霞的处境令人极度担忧。但她的不幸很容易被只关注着她身陷囹圄丈夫的国际社会所忽略。 而由于患上了重度忧郁症 ,她开始渐失生活下去的意志。这一切,让我们怀疑她能否等到刘晓波出狱的那一天。 她需要这个世界伸出手来搭救她。 我们郑重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还刘霞以自由。这些自由包括:接听电话的自由,接发传真、上网及收发电邮的自由,外出购物的自由,去餐馆吃饭的自由,随时探访父母及会见友人的自由,选择医生就医的自由,与丈夫相互阅读对方信件的自由,以及,在中国及世界各地举办摄影展及画展的自由。 刘霞不是政治犯,她只是政治犯的妻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请不懈地在每一个可能和中国政府会谈、见面、互访的场合,吁请中国政府立刻还给刘霞基本的公民权利。 我们也吁求世人,尽一切可能关注她,为她呼吁,直到她自由! 作者: 贝岭,流亡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彼特·英格隆德(Peter Englund),瑞典文学院院士,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 ( Permanent Secretary of the Swedish Academy) 佩尔·韦斯特伯格(Per Wästberg),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国际笔会荣誉会长(President of the Nobel Committee for Literature,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EN)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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